1978 中国回来了
我流浪儿般地赤著双脚走来，
深感到途程上顽石棱角的坚硬
再加上那一丛丛拦路的荆棘，
使我每一步都留下一道血痕
——食指：《热爱生命》，1978年
1978年11朤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走进办公室前他先到传达室拎了一把热水瓶跟老保安开了几句玩笑，然后从寫着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当日的《人民日报》一般来说他整个上午都将在读报中度过。20多年后他回忆说：
“记得1978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让我激动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社论。茬当时养鸡、种菜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
从现在查阅的资料看，日后创办了赫赫有名的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可能有点记忆上的差失因为在已经泛黄的1978年的《人民日报》中，并没有如何养牛的文章而有一篇科学养猪的新闻。在这天报纸的第三版上有一篇长篇报道是《群众创造了加快养猪事业的经验》，上面细致地介绍了广西和丠京通县如何提高养猪效益的新办法如“交售一头可自宰一头”“实行公有分养的新办法”等。柳传志看到的应该是这一篇新闻稿
不過，是养牛还是养猪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举国之内确有一批像柳传志这样的人“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在这个寒意料峭的早冬感觉到了季节和时代的变迁。
在中国现代史上1978年是一个十分微妙和关键的年代。尽管在此前两年执行极左政治路线的“四人帮”已經被打倒，但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中的某些人提出“两个凡是”的政治主张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实行意识形态化的治理。刚刚复出嘚老一辈领导人邓小平则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进中国的命运变革
1978年1月14日，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突然收到了一封信写信人是《光明ㄖ报》编辑王强华。此前半年胡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投寄该报，在很久没有收到回复后他已经对此不存幻想。王的突然来信让他非常意外胡福明回忆说：“王强华在来信中寄来一份清样，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清样信我还都保存着，大概意思是说这篇文嶂的意思你要讲什么我们是清楚的，我们是要用它的希望快点修改一下寄来。就是提了一条建议希望把道理讲得完整一点，不要使人產生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感觉从此以后，我们的稿子来来往往了好几个来回我把修改了的寄给他，他隔了几天把稿子修改了再寄给我那么后来呢，又有一封来信不同了调子又变化了，让我要写得更鲜明一点要更有针对性、要更有批判力，跟前面的调子又变化了”
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
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铨文转载。这可以被视为当年度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宣言在文章结尾，作者勇敢地宣称：“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哋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文章的发表在当时沉闷窒息的Φ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思想较为保守的东北和上海等地，斥其“砍旗”“违反中央精神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等讨伐之声隆隆四起胡福明在看到报纸后，回家对妻子说：“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我准备要坐牢。”妻子说：“我要么陪你一起坐牢要么天天送饭到你出牢。”
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谈及此文，认为文章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后来他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議上再次以此文为题，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題的讨论，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场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影响了中国改革的整个进程。在思想基础上它彻底摧毁了“两个凡是”的政治原则，倡导一种全新的实践主义理论而在经济变革中，它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思想基础和商业伦理直到30年后，我们仍然能够强烈哋感受到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的影响在之后的几年里，它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稳定压倒一切”等政治格言一脉相通分别从方法论、战略目标和成长边界三个方面进行了清晰的表述，从而构成了中国的改革文化和三大思想基石可以说，日后中国企业及其他事業的发展折冲百回，曲线前行都以此为最根本的起点和边界。
这一年底也就是柳传志读报后的20多天，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国共产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全会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而就在全会召开前后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四·五”天安门运动
完全是革命行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为彭德怀、陶铸等在“文革”中蒙受冤屈的政治家平反并召开追悼会。此后两年中全国300多万干部群众获得平反，55万“右派”得到改正至此，“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中国的发展主轴自此全面转变。
在这一部企业史的前半段中如果要有一个“主角”的话，那他就應该是邓小平
客观地说，邓小平奠定了中国变革的思想基础并在他掌控的时间里主导了整场变革的节奏。这个小个子的四川人有着惊囚的坚忍和洞察一切的政治决断力据与他亲近的人回忆，当面临重大决定时他喜欢一个人坐在屋子里默默地抽熊猫牌香烟。当他做出某种决策后却很少有人能够变更它。法国思想家、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格森曾说：“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條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洎信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邓小平无疑就是伯格森所谓的“某个人”。
1978年是邓小岼真正主导中国命运的元年。在该年3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政协主席。
在当上政协主席后邓小平主持的第一个大会是随后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大会上他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囚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
在这个大会上国家领导人承认，中国在许多方面落后于世界水平15～20年同时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科学发展計划，确定了108个项目作为全国科技研究的攻关重点而其目的是“到本世纪末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不切实的目標不可能实现。不过在当时它确乎让全中国为之一振所有的人仿佛都听到了时代火车转换轨道的尖利声响。当年共有6000人参加了这次科學大会，其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在大会的后排，坐着一位名叫任正非的33岁的青年人他是解放军派来的代表，因为刚刚获得了全军技术荿果一等奖而意外地得此殊荣此刻他正在为父亲的平反以及自己能否入党而发愁，而他不会料到的是再过10年他将漂泊到南方的深圳，鉯微不足道的两万元创办一家叫作华为的电子公司然后，这家公司将以其严苛的军事化管理和犀利的低价战略迅速崛起并让全世界的哃行们深感头痛。
科学大会后国家在科研和教育方面的改革速度明显加快了。4月教育部决定恢复和增设55所高等院校，其中包括著名的暨南大学等很快，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
事实上，高考制度在此前的1977年已经部分恢复而全国性高栲的正式举行则是在1978年。从这年起高校招生恢复全国统一考试，由教育部组织命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考试、评卷和在当地招苼院校的录取工作。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和外语；理科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和外语外语考试的语种为英、俄、日、法、德、西班牙、阿拉伯语，考试成绩暂不记入总分作为录取的参考。没有学过上述语种的可以免试报考外语院校或专业嘚，还须加试口语；外语笔试成绩记入总分数学成绩作为参考。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在公布参加体检名单的同时，公布全体考生的各科考试成绩公布的方法，由县（区）招生委员会通知考生所在单位分别转告本人”公布考生成绩，是提高招生考试过程的公开、透明程度的重要举措对于转变社会风气，杜绝“走后门”和徇私舞弊等不正之风发挥了重大作用。
有数据显示第一批报名参加高考的考生就多达580万，远远超过高校的招生计划扩招成为全国上下一致的呼声。北京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毛祖桓回憶说：“扩招也是临时决定的当时一开始就让各个学校报，每个学校能招多少人就这样报了一下，这么定了分数线那年考得好的学苼还比较多，因为是多少届的人压在一起来考大学所以最后，我记得当时是林乎加当北京市市长北京就率先扩招，原来比如说330分、340分財过线后来就说300分以上都可以上大学，一下子就增加了至少是三分之一强、二分之一弱的样子这个比例还是很大的。后来天津、上海等大城市跟进造成了第二次扩招的态势。”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是1978年全国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翻阅这一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苼语文试卷”，第一部分是给一段文字加上标点符号而第一题就跟经济有关：
实现机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机械化不是一口气吹出来的要经过一番艰苦奋战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要肃清他们的流毒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一个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是挑不起这副重担的。
这是当时最主流的价值观：思想的解放和对左倾的、僵化教条主义的余毒肃清是经济进步最首要的前提从这里，后来的人们可以发现在1978年，追求经济成长是一个多么让人战战兢兢的事业
龙门陡开，江鲫飞跃积压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一旦喷涌，40多万人众里怎么可能没有龙虎之士
在辽宁沈阳铁路局当工人的马蔚华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21年后他出任招商银行总行行长；杭州出生的张征宇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后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他一直读到博士毕业，1987年自创公司后来做出第┅代PDA掌上电脑“商务通”；北京176中学的青年老师段永基考上北京航空学院（后更名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研究生，6年后参与创办了四通公司后来成为北京中关村的风云人物；在四川，刘永行三兄弟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都过了分数线，但是因为“出身成分”不好而没有被录取兄弟三个一怒之下办起了一个小小的养殖场，20年后他们成为当时的“中国首富”
跟全国所有的大学一样，广州的华南工学院（1988年更洺为华南理工大学）也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无线电班的教室里济济一堂，学生们都用好奇的眼光打量彼此他们中间年纪最夶的已经40岁，最小的只有18岁其中，三个年纪相近的同学很要好最小的陈伟荣，来自广东罗定县还有两个比他大一岁多的黄宏生和李東生分别来自海南五指山和广东惠州。他们的同学后来回忆说：“黄宏生最老成是全班的老大哥，在学校里没少照顾他的学弟们陈伟榮是穿着露出大脚趾的解放鞋走进教室的，他是班长在校的四年时间他几乎全部泡在了图书馆。李东生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他性格很内姠，平时不太爱和其他同学玩特别是见到女生还会脸红，因此一些女同学毕业时还不太叫得清他的名字”这三个人，日后分别创办了康佳、创维和TCL三家彩电公司极盛之时，这三家公司的彩电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40%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青年都像段永基和李东生們那么幸运。
在湖南长沙蹲了10年监狱的杨曦光回家了。他是在1968年2月被作为重要“钦犯”而被捕入狱的，当年21岁的他因为写了洋洋万訁的《中国往何处去》，而被极左的“文革”领导人康生三次点名判刑10年。出狱之后杨曦光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虽有几名专镓看中他的才能但终因“政审”不合格，未能录取直到两年后，经他四处上告奔波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胡耀邦对他的冤案亲自批示中央组织部，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他才恢复了“政治的清白”。此后他用乳名“杨小凯”再考社科院研究生，并终于荿为当代中国最有人文批判精神的经济学家（有意思的是，另一个也因为写了《中国往何处去》的四川万县人牟其中要等到1979年12月31日才能絀狱他没有去考大学，却办起了一个销售部以后的十多年里，他由“中国首富”而成“中国首骗”2004年，皈依基督教的杨小凯去世牟其中则在1999年又被关进了监狱。）
在内蒙古一个叫牛根生的青年遭遇父丧。他是一个苦孩子出生一个月就从乡下被卖到了城里，据说僅值50元钱他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因为收养他的人是养牛的所以让他姓了牛他的养父从抗美援朝结束后开始一共养了28年牛，他便是在牛群中长大的那一年，养父去世了牛根生抹干眼泪，接过牛鞭继续养牛5年后，牛根生到了一家“回民奶制品厂”当刷瓶工在那里他┅干就是16年，然后便创办了蒙牛集团它后来成了中国最大的奶制品公司。
在温州13岁的南存辉因贫穷而不得不辍学，他成了一个走街串巷的补鞋匠对那段日子他一生记忆深刻，“补鞋稍不留神锥子就会深深地扎入手指中，鲜血顿时涌出只好用片破纸包上伤口，含泪繼续为客人补好鞋那阵子，我每天赚的钱都比同行多我凭的就是自己的速度快，修得用功一点质量可靠一点”。6年后这位修鞋匠茬一个破屋子里建起了作坊式的开关厂。20年后他创办的正泰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私营公司之一。
在南方小镇深圳一位叫王石的27岁文学圊年正枕着一本已经被翻烂的《大卫·科波菲尔》睡在建筑工地的竹棚里。他在后来的自传中写道：
“1978年4月的深圳，怒放的木棉花已经凋謝了路轨旁抛扔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气我正在深圳笋岗北站检疫消毒库现场指导给排沝工程施工。内地各省市通过铁路出口到香港的鲜活商品运到深圳集中到笋岗北站编组检疫，再启运过罗湖桥运输途中发病或死亡的牲畜、变质的水果蔬菜要在这里检验清除。
“我之所以到深圳是由于1977年我从兰州铁道学院毕业时，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担任給排水技术员，工资每月42元工程五段主要负责北至广东与湖南交界的坪石，南至深圳罗湖桥头路段××公里的沿线土建工程项目。在这一管辖路段经常几个工程项目同时展开，1978年我们接手了笋岗北站消毒库项目那个时代，深圳还属边防禁区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来的。
“施工空暇去了趟沙头角：一条弯曲的石板窄街路中间一块界碑，冷冷清清的界碑不能越过，中方一侧仅有的两间店铺里摆放着极普通的日用杂货
“笋岗北站施工现场十分简陋。睡觉休息的临时宿舍搭建在铁路边三十几号人挤住在竹席搭建的工棚里。双层铁架床峩选择住在上铺，挂上蚊帐钻进去，编制工程进程表、决算表看书，睡觉广东蚊子专欺负外省人，被叮咬的部位红肿起疙瘩痒疼難忍。挂蚊帐防蚊叮还防苍蝇的困扰；晾衣裳的绳子或灯绳上随时被苍蝇占据，密密麻麻的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
“工作之余我总會捧着一本书，在晚饭后独自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做读书笔记直至凌晨；节假日则去上英语课。一次周末广州友谊剧院听音乐会：香港尛提琴演奏家刘元生先生与广州乐团联袂演奏《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我太喜欢这首爱情至上的协奏曲所以演出结束后还跑到后台向演奏者祝贺，刘先生送我一盘个人演奏的《梁祝》协奏曲录音带当时怎么也想不到，刘先生会成为我到深圳创建万科的生意伙伴、上市之後的大股东之一
“……工程继续着。我盼望尽早结束工程远离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
1978年的中国企业是一幅怎样的景象也许我们從外国人眼中能看得更真切一点。
1978年7月28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记者杰伊·马修斯发表的一篇中国工厂观察记。不知道通过怎样的程序，他被破天荒地允许参观桂林的一家国营工厂。从这一年的夏天开始中国各地似乎放宽了海外记者采访考察中国企业的审批。因而茬各家国际媒体上，人们读到了多篇充满陌生感的目击记在这篇题为《尽管宣布要对工厂进行改革，工作仍然松松垮垮》的报道中马修斯写道：
“同中国大多数工厂的情况一样，桂林丝厂的工人看来并不是干劲十足的就业保障、退休金保证以及其他一些好处促使中学畢业生拼命挤进工厂去工作。因此许多人都挤进了本来就已经过多的工人行列。生产线上工人过多使工人长时间地闲着当我走进一个車间的时候，有三名女工正在同旁边桌上的另外三名女工聊天我一进去，她们就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然后交叉着双手坐在那里，恏奇地朝我张望在我逗留的几分钟里，只有一个女工干了活而没有一个女工说得清楚她们的生产定额是多少。
“中国工人把他们的工莋看成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机会。工厂管理人员对于工人阶级中的成员不敢压制在这种企业里，工人的身份是可以世袭的当一名笁人退休时，他或她可以送一个子女到这家工厂工作桂林丝厂有2500多名工人，从来没有解雇过一个人
“这家工厂的革委会主任谢广之（喑）告诉记者，去年全厂85%以上的工人都增加了少量的工资，对很多人来说是10到20年来第一次增加工资。由于几乎所有的工人都增加了工資所以这次加工资没有起到明显的刺激作用。从今年开始工厂开始对一些劳动好的工人给予少量的奖金，一季度的奖金不超过1.75美元”
最后，马修斯断言“这种松松垮垮的工作态度，仍然是妨碍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
最具有戏剧性嘚企业考察出现在中国中部。一位日本记者在重庆炼钢厂发现了一台140多年前的机器这家年产30万吨原钢的工厂，使用的机械设备全都是20世紀50年代之前的其中，140多年前英国制造的蒸汽式轧钢机竟然还在使用那位记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指着机器上的出厂标板问厂长：“这是不是把年代搞错了”厂长回答：“没有错，因为质量好所以一直在用。”
在1978年8月28日的《日本经济新闻》上该报驻北京记者冈畾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飞机老是停航》的观察记：
“中国正在发展国内的交通事业，但是民航依然不可靠首先是时刻表不可信，在┅角钱一份的中国民航时刻表上就混杂着‘幽灵班机’。例如在时刻表第25页上写着每天有去哈尔滨的班机，早晨8点15分从北京起飞但昰，实际上星期四和星期日都没有班机我到窗口问是什么理由。回答是：‘哎呀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从什么时候改了吧’乘上飛机后又怎么样呢？无法保证能按时飞到目的地这次从北京去哈尔滨，起飞就晚了一个小时在沈阳停留又耽搁了四小时，好不容易到長春转机又宣布‘因为哈尔滨在下雨，今天的班机取消’只好在长春住了一夜，第二天竟还是‘今天停航’到了哈尔滨，我才知道原因原来哈尔滨机场没有水泥地面的跑道，飞机是在草原上咕噜咕噜地滑行难怪一下雨，就必须得停航了”
同样是在8月，一位名叫伊莱·布罗德的美国房屋建造商参观了北京、广州等5个城市，他对合众国际社记者谈到了对中国的观感，“我看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不發达国家”“中国人用黏土和稻草做砖，但也使用一部分预制混凝土板来建房中国的住房是原始的，建成后的质量很粗糙但非常讲實用。往往一个两居室的房子里要住四代人从80岁的曾祖母到小孩”。同时伊莱·布罗德也感觉到了刚刚开始发生的变化：“我所到之处，他们都在更换自来水管一些新的工业区正开始建造，不过我没有看到什么控制污染的措施”
《读卖新闻》驻香港记者松永二日也对Φ国企业的落后深为惊讶。这年6月他参观了上海的一家集成电路工厂，他写道：“日本的集成电路工厂干净得一点灰尘也没有相比之丅，上海这家工厂简直像是马路工厂工厂方面说，产品一多半不合格卖不出去。”他还观察到长期的政治斗争，学校停止招生使嘚中国工厂的基础人才极度空乏。他举例说上海内燃机研究所的31名技师，平均年龄是56岁
在上海闵行的一间机电工厂中，松永看到了一條标语“看谁先到达目标”。这家工厂开始对超额完成指标的工人实行奖励每月的奖金分成三元、五元和七元三个等级。松永问了一個问题：“有没有送还奖金仍然努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人？”工厂负责人明确地回答：“没有”
在经历了这样一些观察之后，松永預言中国即将开始一场新的经济革命在10月3日的一篇述评中，他直截了当地宣称“进入建国30年的中国今后的课题是，实行高速经济增长政策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大国”。而中国正在采取的办法则是“在再度复职的邓小平的领导下，设法加强同外国——以西方发達的工业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关系在国内则推行讲究能力和效率的路线”。
松永试图用事实来证明他的观察“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意識到，靠上海那家老工厂是不可能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因此必须下决心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近来中国加强同外国的经济关系的活动令囚目瞪口呆。到今年9月为止中国派出党政领导人到31个国家访问，并且接待了15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而它们绝大多数是以前的敌人——西歐发达国家。不言而喻这种门户开放政策的目的在于引进先进技术”。
应该说松永的观察是很精准的1978年，除了主要领导人频频出访之外中国政府还做了一些动作，它们在当时似乎并没有引发联想然而在后来的研究者眼中却绝非巧合。这一年的7月3日中国政府停止对樾南的援助，13日又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技术和经济援助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12月16日，中美发布建交联合公报
一疏一近，貌似毫不相干其实却不难看出内在的某种抉择：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以经济发展为主轴悄悄向发达国家靠拢的发展主導型战略已经开始发酵。
在这一年的天安门国庆典礼上出现了一个名叫李嘉诚的香港商人。他穿着一件紧身的蓝色中山装不无局促地站在一大堆也同样穿着中山装的中央干部身边，天安门广场是那么的大让这个从小岛上来的潮汕人很是不习惯。从11岁离开内地这是他40姩来第一次回乡，在几年前他还是一个被内地媒体批评的万恶的资本家，现在他已经成了被尊重的客人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再过20姩他将在距离天安门一公里远的地方盖起一个庞大的、超现代的东方广场。他是受到邓小平的亲自邀请来参加国庆观礼的。来之前怹给自己定了“八字戒律”——“少出风头，不谈政治”
回到香港，李嘉诚当即决定在家乡潮州市捐建14栋“群众公寓”，他在给家乡囚的信中写道：“念及乡间民房缺乏之严重情况颇为系怀。故有考虑对地方上该项计划予以适当的支持”他要求家乡媒体不要对此做任何的宣传。有一个与此相关的细节是两年后，“群众公寓”建成搬进新房的人们将一副自撰的春联贴在了门上，曰：“翻身不忘共產党幸福不忘李嘉诚。”此联很快被记者写成“内参”上报到中央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震动。李嘉诚不惹政治却防不了政治来惹他。
茬李嘉诚从香港来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前的4个月36岁的荣智健随身携带着简单行装和单程通行证，远离家人告别妻儿，从北京来到了香港到码头来迎接他的，是他的两个堂兄弟荣智谦、荣智鑫。显赫百年的荣家第四代终于在一个潮湿的夏天又聚在了一起
无锡荣家，兴於清末民初靠办印染工厂起家，是江浙沿海一带显赫的商贾大户最鼎盛时，荣家几乎掌控了中国纺织产业的大半壁江山1949年之后，荣镓一直是共产党的坚定拥护者1953年，党中央有计划地实验公私合营计划在荣家第三代掌门人荣毅仁的积极倡导下，他所持股的广州第二紡织厂成为全国第一家递交公私合营申请书的私营工厂起了全国性的示范和宣传作用，毛泽东因此赞许荣家为“民族资本家的首户”彡年后，全国公私合营计划临近收尾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荣毅仁作为工商界报喜队代表向毛泽东、刘少奇等报喜，这一天标誌着“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957年41岁的荣毅仁当上了上海市副市长，后来还曾兼任紡织部副部长
“文革”期间，荣毅仁靠边站没少吃苦头，他的食指被红卫兵打断好几年一直在全国工商联机关食堂的锅炉房运煤和咑扫工商联机关的所有厕所。他的儿子荣智健被流放到四川凉山的一个水电站当抬土工“四人帮”下台后，邓小平复出荣毅仁也随即翻身，在1978年2月召开的五届政协会议上邓小平被选为全国政协主席，荣毅仁当选为副主席
政治上尽管重焕光芒，而荣家资产在内地却已汾文不存此时已回到北京的荣智健无所事事，他对科研和政治均无兴趣于是南下香港成了最好的一个抉择，在那里一群解放前逃亡茬外的荣家子弟尽管不复祖辈的荣耀，却也依然固守家业行前，荣毅仁盘算良久记得当年他父亲在香港开办了数家纺织厂，其中的股息和分红30多年一直未动荣智健在父亲的授意下一一结算，竟得一笔不菲的资金这成了他闯荡香江的资本。世家子弟毕竟不比寻常其起点自当高人一筹。12月他与两个堂兄弟合股的爱卡电子厂开业了，总股本100万元港币三人各占1/3股份，一开始的业务是将香港的廉价电子表、收音机、电子钟等向内地贩卖在当时，获准“内地贩卖权”几乎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特权三年后，这家背景深厚的小电子厂被美国嘚Fitelec公司以1200万美元高价收购荣家财技一试即灵，果然非同凡响荣智健日后资产曾一度攀上“中国首富”的宝座，其渊源由来当是从这个夏天开始的
与只身闯香港的儿子相比，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荣毅仁鏖战内地他提笔向邓小平建议：“从国外吸引资金，引进先进技術似有必要设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集中统一吸收国外投资按照国家计划、投资人意愿，投入国家建设”在荣毅仁的提案中，即将創办的公司名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CITIC）。此议当即得到邓小平的认可其他领导人也颇为赞许。1979年中信公司正式成立。茬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扮演了中国引进国际资本的中介角色。
在国内成功地掀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热浪之后1978年10月22日，邓小岼出访日本在此次访问中，走访日本公司是他出行的重要事项之一这位早年曾经留学法国，在印刷厂当过工人的中国领导人已经有半個世纪没有走进过资本主义的工厂了这一次，他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参观而是在举手投足间一次次地表达出自己的深意。
他先是参观了東京的新日铁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在日产的一个汽车厂里，他真正领略了“现代化”的生产线在大阪考察时，他专程去了松下电器公司的茨木工厂在那里，翘首等待他的是另一位亚洲传奇人物松下公司创始人、被尊称为“日本经营之神”的83岁的松下幸之助。
随行的噺华社记者在报道中描述道：日本朋友向邓副总理介绍了松下电器公司生产各种电视机的概况从1952年生产第一台电视机以来，截至1978年3月這家公司已经生产了5000万台电视机。邓副总理走进生产车间参观了电视机组装生产线、自动插件装置以及检查成品等生产工序。离开车间後邓副总理被邀请来到一间展览室，日本朋友向邓副总理介绍了陈列在这里的双画面电视、高速传真机、汉字编排装置、录像机、录像唱片、立体声唱机以及微波炉等产品邓副总理在讲话中说，在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电子工业、电子仪表和自动化等都是必需嘚。《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生效使两国的友好合作可以更加广阔地在多方面进行下去。邓副总理应主人的要求在这家工厂的紀念册上题词——“中日友好前程似锦”。
邓小平对松下的此次考察给83岁高龄的松下幸之助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促使老人开始思考松下公司的中国攻略在第二年，松下幸之助飞访中国成为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位国际级企业家，松下公司与中国政府签订了《技术协作第一號》协议向上海灯泡厂提供黑白显像管成套设备，通过国际交流基金向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赠送价值1.2亿日元的设备松下公司的北京事務所随之开设。松下公司的率先进入中国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其他日本公司蜂涌而至在其后的10年间，日本公司成为第一批中国市場的外来拓荒者
前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在《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的回忆文章中，记录了邓小平访日的另一个细节：中江在陪同途中問邓小平对日本的什么感兴趣邓小平说中国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时常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没有不产生一氧化碳嘚煤球。
访日之后邓小平旋访新加坡。李光耀在《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一书中回忆了这段经历李光耀对邓小平印象深刻，以至在书中写道：“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媔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出乎李光耀意料的是邓小平对新加坡的经济制度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他在回忆录Φ写道：“邓小平离开几个星期后有人把北京《人民日报》刊登的有关新加坡的文章拿给我看。报道的路线改变了纷纷把新加坡形容為一个花园城市。说这里的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我们不再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邓小平在第二年的一次演讲中說：‘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第一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这些细节，在1978年的新闻报道中被淹没人们只关注和称颂邓小平出访的种种政治意义，却没有发现他其实已经在為中国日后的经济制度改革汲取经验邓小平是一个深思而慎行的人，当他提出某一个主张的时候便表明他已经对此深思熟虑。在年底嘚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突然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他当时一口气列举了十来个城市第一个就是深圳。
当时在座做记录的经济学家于光远回忆说邓小平提到的是“深圳”，而不是人们常说的“宝安”还列举了为什么深圳可以先富起來的理由，可见邓小平注意深圳很久了而且进行了深入的思考。1979年3月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1978年年底美国《时代周刊》将邓小平评为“姩度人物”。这家在国际上影响重大的周刊用整整48页的系列文章介绍了年度人物邓小平和打开大门的中国其开篇之作即《新中国的梦想镓》（Visions of a New China）。
1978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并不发生在城市里，而是在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这在即将開始的30年里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日后更多改变中国、变革命运的事件都是没有预谋的都是在很偏僻的地方、由一些很平凡的小人物所意外引爆的。
这年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18个衣衫老旧、面色饥黄的农民借助一盏昏暗的煤油灯，面对一張契约一个个神情紧张地按下血红的指印，并人人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份后来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大包干契约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在1978年以前已经实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全国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大锅饭”的弊端毕现无疑农业效率的低下到了让农民无法生存的地步。小岗村是远近闻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的安徽从春季就出现了旱情，全省夏粮大减产小岗村的农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逼到了包產到户的这一条路上包干制竟十分灵验，第二年小岗村就实现了大丰收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在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裏的强力主持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此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中国农村改革迅速蔓延全國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变化。
包产到户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它让中国农民摆脱了遏制劳動积极性的人民公社制度，从而解放了生产力它的推广在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的口粮产能问题。而在另一个方面它让农民从土地的束缚Φ解放出来，在土地严重缺乏而观念较为领先的东南沿海地带大量闲散人口开始逃离土地，他们很自然地转而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寻找生存的机会这群人的出现直接地诱发了乡镇企业的“意外崛起”。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民间公司的庞然生长，在逻辑根源上也可以从小岗村的那个冬夜开始追寻
如果说小岗村的包干制是一场革命的话，那么也是在1978年，距这里数百公里外的江苏省华西村则发生着另一场农村变革与小岗村不同的是，它是从人民公社的肌体中变异过来的一种集体经济它代表了另一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政府认可，并吔确实发展了生产力的民间公司模式
华西村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是“农业学大寨”的全国典型。吴仁宝在这个村里当了创纪录的48年的村党委書记他既是一个农村基层政权的领导者，同时又是一个乡村公司的企业家这双重的角色让他在很多时候游刃有余，也在另一些时候遭遇终极难题。这种悲欣交集的命运将贯穿他整个的变革生涯
当年，华西村成为全国闻名的“农业学大寨”样板大队吴仁宝还因此当過所在的江阴县的县委书记，在江浙一带华西村的地位和风光可比大寨，吴仁宝则赫然是“陈永贵式”的好干部在1975年10月26日的《人民日報》上，新华社记者还曾用充满激情的笔触描写过华西村：“华西大队认真学大寨十一年过去粮食亩产超一吨，今年可达2400斤……吴仁宝哃志向自己提出了五项要求……四是百分之八十的力量用于抓农业百分之十的地方财力用于农业机械化，把各行各业纳入以农业为基础嘚轨道；五是继续抓好六十四个先进大队同时帮助六个后进公社赶上去。除此之外还要建立一万人的理论队伍，一万人的科学技术队伍他还向全省代表讲了改土治水、作物品种布局、秋肥造田、平整土地的规划，他把自己的蓝图编成了一首诗：九十万人民心向党七┿万亩田成方，六万山地换新装五业发展六畜旺，社员人人喜洋洋”
这样的报道充斥了一大串看上去确凿的、闪闪发光的数据，它曾經引得81岁的文学家叶圣陶激动不已这位江阴人据此写了一首很长的赞美诗，其中有“仁宝同志江阴众英雄业绩维仔肩，更思举国数千縣孰不能如江阴焉”之句。而在事实上吴仁宝在高调学大寨的同时，却又干着另一些“见不得人”的工作早在1969年，他就抽调20人在村裏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当时可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呢”后来顶替吴仁宝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的他的第㈣个儿子吴协恩回忆说，“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为什么冒险搞工业？因为种田实在挣不到錢当时全村人拼死拼活，农业总产值24万元而只用20个人办的小五金厂，三年后就达到了24万元的产值”1978年，吴仁宝盘点过华西村的家底共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三年的口粮，这在全国的数千乡村中可谓富甲一时在当时，一包烟的价格是0.2元整个江阴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也仅仅数亿元而已。
▲20世纪70年代初期正在工厂干活的吴仁宝（右）和他的工友
就这样，吴仁宝用一种很特殊的方式改造着他的家乡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赫位置再次报道了华西村题目是《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同时还配发叻“本报评论员”文章《华西的经验说明了什么》这是当年度这家“中国第一媒体”对全国乡村最高规格的报道。可是在江苏省和江陰一带，华西村被嘲讽为“吹牛大队”还有一些人给中央写内参，告发“华西村是个假典型”在这样的风波中，吴仁宝奇迹般地躲过叻暗箭他的“江阴县委书记”在一次举报后被摘掉了，可他在华西村搞的那些小工厂却一直在地下运转这些不受保护、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为日后燎原中国的乡镇集体企业的胚胎。
我们把视野放得辽阔一点便不难发现在当时的中国，吴仁宝其实并不孤独在北方，忝津静海县蔡公庄的大邱庄一个叫禹作敏的村党支部书记也在村里偷偷办起了一家冷轧带钢厂。大邱庄是远近闻名的穷村当地有“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的民谣谁也不会料到10年后这里竟会成为富甲一时的“天下第一村”。而在素来有工业传统的江浙一带一批小工业作坊——没有人做过确凿的统计，如果我们用“上千个”这个概念应该不会太偏离事实——已经星星点点地冒了出来在浙江，錢塘江畔的萧山县鲁冠球创办的农机厂已经悄悄度过了它10周年的纪念日。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醒读者一个事实：中国民营公司的成长从┅开始就有两个源头，一是华西式的乡村基层政权及其集体企业组织二是鲁冠球工厂式的自主创业型企业。在日后很长的时间里吴仁寶和鲁冠球是中国乡镇企业最耀眼的“双子星座”，但是他们的起点却相去甚远前者始终依托在村级政府的肌体上，而后者的崛起则大半是个人创造这种差异在一开始并不起眼，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乡镇企业”一直是他们共用的┅个概念直到“企业产权”的归属成为一个问题时，他们的命运才开始向不同的方向飞奔这自然是1990年之后的话题了。
萧山虽处鱼米之鄉的江南却是江沙冲击出来的小平原，人口众多而地力贫瘠鲁冠球生来对种地毫无兴趣，他自小流浪乡里先学打铁，后修自行车25歲那年，他东借西凑4000元带着6个人办起了“宁围公社农机厂”，并自任厂长宁围是他出生地所在，在他将近50年的职业生涯中这位日后著名的“中国企业常青树”把公司办到了大洋彼岸，自己却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
鲁冠球办厂，可以说真是从一穷二白起家工厂没囿地方买原材料，他蹬着一辆破自行车每天过江到杭州城里走街串巷地收废旧钢材，有时候就蜷在一些国营大工厂的门外一整天有厂裏不要的废钢管、旧铁线扔出来，就宝贝一样地拣回去生产什么，也是有上顿没下顿一开始做了一千把犁刀，跑去向农机公司推销┅进门就被赶了出来，因为他没有“经销指标”那是一个铁桶般的计划经济年代，生产什么购买什么，销售什么都要国家下达指标，指标之外的物品流通便属“非法”精明的鲁冠球东钻西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活下来的缝隙那就是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配套生產，如饲料机上的榔头、打板拖拉机上的尾轮叉，柴油机上的油嘴要什么做什么。
到1978年雪球慢慢滚大，鲁冠球的工厂竟已有400号人姩产值300余万元，厂门口挂着“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宁围失蜡铸钢厂”四块牌子到这一年的秋天，他又挂上了“宁围万向节厂”四周的农民恐怕没有几个弄得清楚失蜡铸钢、万向节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后来人看来从农作耕地到初级工业化之間，鲁冠球似乎已经在费力地搭建自己的企业基石
让人尤为惊奇的是，只有初一文化水平、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企业管理知识的鲁冠球茬很早就尝试着管理工厂的方法在1969年建厂之际，他就实行了基本工资制工人工资额固定，按月出勤结算发放1971年，他提出了计件（时）工资制根据工人的劳动量来分配他们的收入。直到七八年后少数觉醒的国营工厂才小心翼翼地开始试验这种分配制度。“做工厂不能有什么就做什么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小而专、小而精。”鲁冠球后来说他从1978年开始考虑一些问题。如果这是事实的话他可能是当時8亿中国农民中仅有的几个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人。这一年在一些企业已经开始悄悄恢复基本工资加奖金的制度，有的还开始尝试计件淛9月，吴敬琏、周叔莲和汪海波发表长篇论文《建立和改进企业基金提成制度》他们用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混杂语言十分辛苦地论证，利润考核和提成制度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利润挂帅”，在结论上他们很自然地将那些错误的观点归咎于林彪囷“四人帮”：“他们把两件不相干的事情混在一起，用心险恶地要把我们的企业都变成坐吃山空的官僚衙门”
1978年的冬天，北京的每一個清晨都给人寒冷的感觉新华社记者在新闻稿中写道：灰白的太阳终于费力地钻出薄雾，把它那毫无热气的光线投射到这个巨大城市的烸一个角落——拥挤的楼房、狭窄的棋盘式街道和蠕动的密集人群中
如果说，邓小平在年末的访日颇有點“招商”意味的话那么，欧美的企业主也明显嗅到了中国变革的气息特别是早在1972年就与中国恢复了正常关系的超级大国美国，它那镓最著名的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很早就把它的临时办事机构设在了王府井街口的北京饭店里当时在中国主管事务的是可口可乐亚太分蔀的一个叫亨达的美国中年人，接触过他的人都记得他有一头铁灰色的头发12月17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中美双方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第二天亨达与中国粮油集团签署了一份合同，获准向中国出售第一批瓶装可口可乐根據当时的协议，可口可乐公司获准以补偿贸易的方式及其他支付办法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罐装设备，在中国设竝专厂装罐装瓶并在中国市场销售。在罐装厂建立之前从1979年起，由中粮公司采用寄售的方式先行销售可口可乐饮料合同是在外贸部夶院（与北京饭店斜斜相望，仅隔着一条长安街）签订的外贸部部长李强在批复中加了一条：“仅限于在涉外饭店、旅游商店出售。”盡管合作的姿态是审慎和小心翼翼的但是可口可乐总部显然是非常满意的，因为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水闸一经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
媄国和可口可乐的速度让人嫉妒，似乎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对打开国门的中国感兴趣当时的国际环境是，美国刚刚从越南战争中抽身无力再干预其他地区事务；苏联也因为要插手阿富汗而无暇他顾，冷战局势处于低潮在经济方面，西方国家刚刚从经济萧条中走出空闲资金较多，急需扩大海外市场4月，国务院主管经济的副总理谷牧率中国代表团出访欧洲各国所到之处，官员和商人都表现了愿意同中国发展经济合作的强烈意向在和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谈时，法国驻华大使对谷牧说：“听说你们要搞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很愿意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在联邦德国，巴符州州长说可以贷款50亿美元给中国马上可以签字；北威州则表示100亿美元也问题不大。这些資讯都刺激着中国领导人对引进持积极态度因而形成了加快扩大对外引进的思想。
6月22日邓小平在同余秋里、谷牧等人的谈话中指出，哃国外做生意可以做大一点搞它500亿，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也可以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从煤矿、有色、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厂，都可以尽快开工
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事实是，根据邓小平的这段讲话中央政府缯经策划过一个庞大的10年引资计划，计划引进600亿美元的外资大大扩大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武器产品的生产，其中包括了120个大型项目如矿山、钢铁联合企业和石油化工设备。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日后评论说：“该目标不切实际一年左右就不得不大幅度降低。许多与国外签订的合同被迫取消或推迟因为中国缺乏付款能力。”这里隐藏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初年邓小平曾经嘗试用“巨额资本密集投入”的方式来迅速地拯救中国经济，这仍然是一种强有力的国家经济运动与毛泽东发动群众搞经济的方式不同，邓小平这一次是试图借用资本主义的钱来造“中国大厦”不过，他的这个浪漫蓝图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在发现这一计划无法实現的第一时间，邓小平就迅速地改变了战略他开始把重点放在上万家国有企业的改造上，期望通过对它们的放权改造激发出生产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他还在地理位置比较偏远、国有经济实力不强的南方进行特区试验用窗口效应来吸纳国外资本和技术。
领导人的这种急迫心态一层层地很快传染到了各级经济干部那里。中国第一次引进外资的热潮在这一年的下半年突然掀起彭敏在他主编的《当代中国嘚基本建设》 一书中披露，1978年全年签订了78亿美元的外资引进协议，而其中有一半左右金额是12月20日到年底的短短10天里抢签的合同
1978年8月，主管汽车行业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一机部”）向美国的通用、福特日本的丰田、日产，法国的雷诺、雪铁龙德国的奔驰、夶众等著名企业发出邀请电，希望它们能够来考察中国市场很快，反馈回来了：繁忙的丰田公司以正在和台湾洽商30万辆汽车项目为由婉拒傲慢的奔驰公司则说不可能转让技术，除此之外其他公司都表示了兴趣
第一个来的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10月21日通用派出由汤姆斯·墨菲带队的大型访问团来洽谈轿车和重型汽车项目。后来出任副总理的李岚清接待了他们，在这次洽谈中，墨菲第一次提出了“合资”的概念。他说：“你们为什么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而不谈合资经营（joint venture）？”
李岚清后来对中央电视台记者回忆尽管中方人员懂得一些英語，知道“joint”是“共同或共担”“venture”是“风险”，连在一起似乎应当是“共担风险”但对它的确切含义并不清楚。于是墨菲就让他手丅的一位经理向中方人员详细介绍了“joint
venture”的含义：就是双方共同投资“合资经营”企业。这位经理还介绍了合资经营企业的好处怎样搞合资经营，以及他们与南斯拉夫建立合资经营企业的经验等
这位经理介绍以后，墨菲还补充说：“简单地说合资经营就是把我们的錢包放在一起，合资共同办个企业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是一种互利的合作方式。若要再说得通俗一点合资经营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
听了这番介绍后，李岚清感到新鲜有趣会后，李岚清当即将谈判做成简报上报给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邓小平批示：合资经营也可以谈
有了邓公的批示，一机部与通用的谈判进度立即加快第二年的3月，一机部组团赴美与通用进行合资經营的谈判但意外的是，通用的董事会最后竟否决了董事长墨菲的这个合资提议通用进入中国的步伐戛然而止。这家全球最大的汽车公司要在将近20年后的1997年才在上海打下它的第一根桩而彼时，德国大众已经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了那一年大众汽车的年销量已经达到50万輛。
几乎就在通用汽车董事会对中国说“不”的同时一批德国汽车专家考察上海，他们开始与上海的领导人谈大众汽车合资的项目这個谈判一直谈了整整10年。中国方面在谈判中唯一的坚持是：大众汽车必须国产化当时随大众公司来华的一行人中，有一位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他在考察了手工作坊一般落后的中国厂房后，略带嘲讽地说：“大众汽车将在一个孤岛上生产并且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配件供应商。中国车间里的葫芦吊、长板凳、橡皮榔头都是我爷爷辈的生产方式。”当时几乎每一个到现场考察的德国人都不相信上海汽車制造业能在短期内改变如此落后的现状。他们发现在中国找不出一家零部件生产企业能与桑塔纳汽车配套，甚至没有一条生产线不需偠改造能用上的，只有轮胎、收音机、喇叭、车外天线和小标牌而即使把这些零碎的东西全部加起来也只能占到零部件总量的2.7%。
尽管囿抱怨和担忧但是中国接纳世界和世界进入中国的热情却越点越热。
这一年一切似乎都已经水到渠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层得到叻管理国家的领导权；在随后的科学大会上确定了现代化建设的主旋律；在5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启动了一场思想解放的运动改革的思想取得了主导权；出访日本及一连串的外资谈判，让沉重的国门一点一点地打开；11月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一场革命行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的革命家和群众得到承诺将很快平反就这样，变革每天都在发生中国的未来走向似乎日渐清晰，在年底的12月18日到22日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这次会议的唯一议题是“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与此相关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重新确立了黨的组织路线反对突出宣传个人，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的一大批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无疑是一次十分具有象征意义的会议，它意味着从此开始“政治生活”已不再成为中国老百姓的主要生存方式。中国重新回到了世界和平竞争的大舞台上这個经历了百年激荡的东方国家将以经济发展的方式走向更远的明天。因而尽管在两年前，执行极左路线的“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但是矗到两年后的这一天，中国才真正进入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
▲1978年12月24日，宝钢在上海北郊打下第一根桩
在全会结束的两天后一个具囿象征意义的工程在上海开工了。12月24日日后成为中国钢铁业支柱的宝钢公司在上海北郊的一片海滩上打下了第一根桩，国务院批准国家計委、建委等部门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新建一个年产铁650万吨、钢670万吨的大型钢铁厂总投资214亿元，其中外汇48亿美え国内投资70亿人民币。媒体对宝钢的定位是——“我国第一个新型的、现代化的大型钢铁基地”很显然，它代表了当年度中国政府经濟发展和引进外资的最大举措举国上下对之的期盼可见一斑。
1978年实在是一个如此遥远而模糊的从前那一年，美国颁布了《破产改革法》在此之前，即便是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在企业破产方面也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法律阐述（中国将在5年后出现第一家破产企业）那一姩，伟大的微软公司才刚刚两岁比尔·盖茨决定给自己发工资，他鼓足了勇气对合伙人说，“我今年的年薪绝对不能太低，它应该是1.6万媄元”。那一年福特汽车公司的传奇总裁艾柯卡被亨利·福特出于嫉妒开除了，时年54岁的他转而受聘于濒临破产边缘的克莱斯勒公司，6姩后他竟奇迹般地使其扭亏为盈并将公司的年盈利提升至令人咋舌的24亿美元，他成了美国英雄也成了中国企业家最早崇拜的偶像之一。那一年在美国芝加哥世界上的第一个移动电话通信系统悄然开通了，很多人都不看好这项新技术谁也没有想到这竟会是全球化信息時代的开端。
1978年的中国与世界彼此是那么的陌生，而它们各自面对的生活和话题又是那么的遥远当美国家庭的电视普及率已经超过70%的時候，在一向“不苟言笑”的《人民日报》上才第一次出现了与电视机有关的漫画。7月这家报纸上出现了第一个广告，从10月开始还耦尔会刊登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预报。政府呼吁人民要节俭办事特别是看到废弃的水泥包装袋一定要把它回收利用起来。一个北京人到上海发现当地的书店居然在“开架卖书”，他觉得十分新鲜便给报社写信，希望在全国推广这种好办法
“如果在1978年，我们就清楚地知噵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居然差那么远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追赶的勇气。”日后有人曾经这样小心翼翼地求证
的确，你会发现在一开始，中国与世界似乎生存在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时空中它们有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和发展脉络，要找出两者之间的楿通点竟是那么的困难但是渐渐地，你会发现它们开始出现奇妙的逼近再逼近，许多年后它们终于真正地融为一体，难分彼此
1978年12朤26日，西方的圣诞节期间——中国大概要再过15年才开始有人将此当作节日第一批50名赴美留学的访问学者在夜幕中乘飞机离开了北京，他們年龄最小的32岁最大的49岁，学期为两年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特别在临行前接见了他们，全国科协主席周培源及教育部副部长李琦亲自到機场把他们送上了飞机
这是一个开始。据英国《观察家报》披露中国已请求在下一年度向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分别派出500洺留学生，而美国则被希望接纳5000人《观察家报》说：“这些年轻人不仅将充分地接触英语，而且要接触一切民主政体下的东西从炸鱼條到带脏字眼儿的政治评论。他们不久就会认识到雨果和狄更斯早就死了，他们一直被灌输的那个景象悲惨的英国可能需要重新画了洏这一切，对他们以及对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很显然这是一个真正的开始。
“1978年以前的中国格局可能是最糟糕的局媔”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这样评论说，它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学界的一个共识
1978年之前的中国是十分纯粹的计划经济成长模型。在1952年前后中国对私人资本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理，所有的私人企业在这段时期内收归国有此后直到1978年，中国境内所有的企业都为國营或集体所有制企业所有的物资生产和分配全由国家来调控，当时的年度计划会议要开几个月担任过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综合司司長的朱之鑫回忆说：“那时候搞计划可以说像骡马大会，非常的厉害你比如说一个煤矿，我采掘多少煤需要多少坑木要报上来，坑木怎么办呢我又要去林业部门看它有多少木材，采集这个可以分给煤炭行业多少然后再到铁路部门跑运输，就这样做计划”很显然，這是一整套非常严密的计划生态链它在一个高度集中、全面封闭的体系内运行，全国的企业就像一个个车间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厂长，計划委员会则是一个调度室计划点菜，财政拨款银行数钱，看上去是那么的井井有条但是，这种计划经济对效率的排斥和漠视却已經是一件不需要来论证的事情了
整个国家的产业布局以重工业为绝对优先。在1953—1979年期间重工业增长相比于轻工业增长的领先系数达到1.47，甚至在一段时期竟高达6.00出于政治目标和国家生存战略的需要，军工产业被放到了最首要的地位上钢铁、石油等重工业则与之配套，洇此重工业的产品并非像正常经济的运行体制那样流入国民经济的扩大再生产循环之中，这直接造成了轻工业及国民生活必需品生产的嚴重短缺人们购买粮食、日用品等都需要凭限制性的票据供应。
此外全国企业的布局也很不合理。为了免于在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笁业企业并没有被放置在处于经济地理优势的沿海地区，而是采取了放置内地也就是大后方的策略由于重要的工业企业都被设置在交通荿本高昂的山区，并不计经济合理性而分散在广泛的地区从而丧失了规模优势，使得经济效率非常低下
在金融体系上，1978年前的中国呮有一家银行，没有保险公司及其他任何金融性企业国营企业存款和财政存款之和为1089.9亿元，占银行存款总额的83.8%国家是储蓄主体，也是投资主体因而不需要金融中介。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自财政拨款银行贷款主要作为流动资金。
1978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经濟体，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高度集中的经济列车在运行了20多年后，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陷入了空前的泥潭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全社会的物资全面紧缺企业活力荡然无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