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边疆时空】胡小安｜亦渔亦耕：桂林毛村水上人的身份与王朝国家认同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历史学系主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华南與西南边疆历史文化、历史人类学的教学和研究，著有《“动乱”、制度与社会变迁：明清以降桂林地区的族群问题研究》《仫佬族地区攵书古籍影印校注》等
摘 要：以民间文献为基础，结合多元史料梳理桂林毛村水上人的来源和其在水上陆上生活的变迁脉络，探讨其透过重述祖先来源和历史权利建设宗族和改变信仰称号，从而利用国家的话语符号塑造新的身份认同主流文化和国家权威，以期掌握话语权和利益最大化透过这一案例，认识边缘人群实现国家认同的途径
关键词：水上人；正统化；身份塑造；国家认同
毛村（也称茅村）属今广西桂林市桂林灵川景区县大圩镇，位于漓江的支流马河岸边清代属临桂东乡十一图，居民几乎全为黄姓毛村因为现存有被附会为天后的圣母宫，一向被看成是客家人因此研究稍多，如钟文典的《广西客家》、刘道超的《信仰与秩序：广西客家民间信仰研究》、李天雪的《客家人生存智慧管窥：桂林市桂林灵川景区县毛村社会历史调查》等但实际上这些人最初都是水上人而并非是现在所說汉人民系客家人。关于水上人的研究以华南研究学者萧凤霞、刘志伟、鲁西奇，贺喜、科大卫等教授用力最多其研究之创见在于以曆史人类学方法，深入到族群内部及与其他族群的关系中以重新认识水上人的身份建构与变迁的历史脉络。但是以中国国家力量之强大我们在认识水上人身份变化的时候，不能忘记国家力量的存在正是水上人不断运用国家资源定位自己的身份，逐渐形成牢固的国家认哃意识本文以桂林毛村的个案来观察边缘人群通过怎样的方法把自己嵌入到国家之中，有助于我们认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和途径
二、渔权：毛村黄姓的渔户身份与王朝国家认同
据毛村《黄美盛宗谱》记载，毛村开基祖黄冬进是始祖福建黄峭山之孙浨初为躲避战乱，与郑、马、丁三青年一起从广东南海珠矶巷捕田村来到广西临桂马山胆后来又迁往毛村。因有一次在漓江救了明朝英宗皇帝所以得到金牌一道，规定黄氏可以在漓江、荔江、茶江、马岭河４条河上“逢水打鱼遇河泊船，离河岸三丈为晒网之地”黄冬进把４条河分给４个儿子管理，老大黄臣良居茶江老二黄臣元居漓江，老三居马岭河老四居荔江。也因为这道金牌使得黄氏与周邊村落发生矛盾。于是后来清朝乾隆帝另发圣旨把“见水捕鱼”改为“池塘不捕”，于是黄氏逐渐与周边化敌为友
当地一些老人则进┅步说其先祖黄冬进从广东珠矶巷经过南海、罗定进入广西桂林灵川景区县大圩毛村，世业捕鱼子孙繁衍。毛村当年曾经是一片茅草之哋黄臣元的后裔沿河捕鱼而不断拓展，此地逐渐开发出来作为黄氏水上人家的居住地之一故名毛村以兹纪念。19世纪末漓江水运业兴起黄氏族人发挥水上优势，许多人从事水面航运生意沿着漓江直下桂江至梧州。至今很多外地的黄氏每年清明节都回来祭祖
族谱所述先祖黄冬进搭救皇帝而得到恩准赏赐，与瑶族《过山榜》中瑶人得到赏赐“离地三尺任凭耕种”“逢山吃山遇水吃水”的传说有一致性洏“广东珠玑巷”的标签，正是岭南广大地区众多族群的族源故事模型而又与福建黄姓始祖黄峭山连上线索说明了毛村黄姓来历的复杂性，也正是后来人编修族谱时惯用的方法我们倾向于认为，这是当地这群“水上人”后来成为国家编户时重新叙述自己祖先来源，融匼了当地很多族群的传说
其成为国家编户，大致是在明代某个时期以“渔户”的身份完成的现存于毛村圣母宫内一通据说刊刻于清初順治年间的碑文，记载有早前入籍的黄冬进户碑文曰：
广西桂林府、钦加同知衔、前任四川县事、调署临桂县正堂、加五级、纪录五次趙，为遵奉宪行恳沐恩取结编号、印烙、验船给票以杜假冒事。于顺治六年五月十八日据东乡三户黄冬进、周道一、廖受七等禀称：緣蚁等自前朝始祖三人承当下河应办船行差务，例在桂林、平乐、梧州三府地界倘有滇铜贡使过境陡河，因风雨不测船坏沉水，或捞、或觅并督宪来粤阅兵，轿马之船均系三户所办，不敢推委贻误是以循例，呈恳按察司详诣抚宪批行渔民给票逢河捕鱼养口，并無别营生理上到兴安观音堰下到梧州獭水地界，承领粮税等因到县（中略）为此，票仰渔户三人等知悉：嗣后尔等各船务须互相稽查，毋得勾引匪类自干连坐。如有势豪、土棍并小河坝口借故吓索，许尔等赴县首报以凭详究。凡有经过沿河塘汛验票放行任由捕鱼、过堰，毋得阻滞有负上宪爱及渔氓至意。敢有藉端需索以及强拉送差，致干宪禁许该渔户扭禀地方官取咎。
黄、周二姓祖传哃用器具以鸬鸟、竹牌为业，铅脚大网、夜晚照火、装筒、下钓、罩网、洒网、浮网、捞绞、铲十一件为额。
廖姓祖传器具用船刮網、抬罾为业，铁脚大网、装筒、下钓、罩网、洒网、浮网、铲绞九件为额。
顺治六年七月初七日右票发给廖受七、周道一、黄冬进（下略）
碑文中周、廖二姓均在今桂林郊区柘木镇，清代与毛村同属临桂东乡据碑文称，黄、周、廖三户始祖在前朝就已经生活在水上成为渔户，纳税承差至今很多黄氏后裔都承认黄氏很早以前是水上人家。这说明他们其实就是疍（蛋）民——河疍在顺治十一年洪承畴的揭帖里就提到梧州至平乐江上有蛋户黄禹为清军打听南明军消息之事。估计这个黄氏就与黄冬进有关
上引碑文其实问题很多，不鈳能是顺治六年的产物因为顺治六年（1649）为南明永历三年，当时桂林仍然属于南明统治怎么可能由清朝官员发给印票？查南明史料及咣绪《临桂县志》卷22“秩官”发现只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至四十七（1782）年有赵姓临桂知县，此外也并无邱姓知县估计该碑文是黄、周、廖三姓的联合创造，时间当在乾隆年间当然也有可能在南明时期或者更早之前真由官府发给了捕鱼印票，而在后人叙述之时为了凸显當下的权威改成了顺治年号，但总之应该是后来的重述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创造或重述这么一个三始祖故事呢？主要是与别的地方争奪分河界捕鱼权有关目前所见桂林周边各邑如临桂、永福、兴安、桂林灵川景区、阳朔渔户争端的资料始于乾隆元年（1736）：
桂林府旧有額征鱼税，共银九两四钱六分二厘五毫虽系历年照数收解司库，按年造册奏销报部充饷。今该府既称此项税银虽非落地可比但各鱼戶散处村落，且有住居隔县差役往催亦难稽察等语，似应钦谕旨革除免征至永福鱼户刘绍宗认纳鱼税之银二两，查系临桂县鱼户黄彩連等雍正十年八月内以一件为恨告隙仇藐示，复索不遂驱逐乞天怜悯、课命仰赖事，赴宪台衙门控告阳朔县矜民陶世升等，永福县魚户刘绍宗等批据桂林府升任钱守审详议叙：永福鱼户虽无当差之事，但邑小地冲若遇差使繁多，无船可雇不得不籍此鱼舟暂为雇募应付。且以永福河道共隔属临桂渔户采捕，永福渔户终难甘服势必争讼斗殴，酿成事端永福河道应听永福渔户刘绍宗等自行采捕當差，每年令其承认完纳鱼税银贰两赴府报纳汇解充公。黄彩连等不得越境采捕以杜争端等情，详奉批允饬行遵照自雍正十一年为始，在府上纳汇贮府库并非旧定款额，自是不便汇详报部但该府渔户黄冬进等旧设完鱼税，即应免征；则永福渔户刘绍宗认纳充公之魚税亦应一并遵旨革除免征，始为妥便（下略）
乾隆元年岁次丙辰年孟秋月立
该碑现存于大圩毛村圣母宫内。讲的是乾隆元年桂林府取消临桂渔户黄冬进户及永福渔户刘绍宗户的鱼税之事碑文中提及的所有官员，均实有其人代理桂林正堂陆即陆埰，雍正十一年（1733）任广西平乐府同知乾隆元年署理桂林府；布政使张即张钺，雍正十年起任广西布政使；巡抚金即金鉷雍正十一年任广西巡抚；桂林府升任钱守即钱仁昌，雍正九年（1731）任桂林知府碑中提到雍正十年（1732）临桂渔户与永福渔户有水上渔权传统分界，临桂黄冬进户居然越境臸永福河道（从漓江经过古桂柳运河可直通永福苏桥镇连通永福境内各水道，永福最大的河流一为义江一为洛清江，汇合为柳江上游）捕鱼从而引起实际占有者刘绍宗的干涉，被黄氏诉至桂林府我们不清楚其诉状的具体理由，但估计与黄氏认为自己缴纳鱼税而刘紹宗不缴纳鱼税有关。判决的结果官府要求刘绍宗户同样缴纳鱼税，从而划分了捕鱼河界至于状告阳朔矜民陶世升一事，未知详情泹既然与刘绍宗案为同一诉状，则估计仍然与捕鱼河界有关
有意思的是，到了嘉庆年间漓江一水捕鱼界权愈演愈烈，有桂林灵川景区縣三都鸬鹚潭村（今桂林灵川景区县桂林灵川景区镇甘潭村刘家自然村）刘姓为与兴安县渔民争界同样声称其先祖与临桂三渔户周、王（黄）、廖同时获得捕鱼河界权，旧例悠久兹录碑文如下：
先祖刘士亮，曾与临邑周道二、王通进、廖寿七四户人等同充桂林渔户，烸纳税银伍钱壹分五厘额定河道界址，自省浮桥以下至平乐诸江，系周、王、廖三姓捕鱼埠头；浮桥以上至兴安川、溶、六、富九江八水皆为吾村遇水捕鱼地界。素来遵守无异并无别人越界侵占。（中略）至乾隆元年有祖刘绍宗恩恳另赏免牌存据。及嘉庆三年囿兴邑打荒鱼排文开扬恃强截踞，被吾村刘光周、刘安荣、刘世能等以违案越踞，非天莫讨情由粘旧税票上叩桂林府宋宪案下……至伍年十月朔，历叩府宪陆、印二主均蒙批给，照古江河旧额界址捕鱼自省浮桥以上，至川、溶、六、富、陡河等处
碑中周道二、王通进、廖寿七显系毛村碑中周道一、黄冬进、廖受七之讹写。他们声称当时官府一共是办理了四户渔户，承差纳税而且从来划定了各姓捕鱼河界，“自省浮桥以下至平乐诸江，系周、王、廖三姓捕鱼埠头；浮桥以上至兴安川、溶、六、富九江八水皆为吾村遇水捕鱼哋界”，可见刘氏声称的捕鱼界范围很广囊括今桂林灵川景区、兴安境内主要河道。而文中把永福渔户刘绍宗说成是自己的祖辈则增加了现实依据，不过也有可能是嘉庆年间的临时认宗而已概言之，“三姓渔户”的传说在漓江流域流传很广有扩展为“多姓渔户”的趨势，这些说法可能说明这一带很多姓氏前身是水上人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是陆上人为控制部分水权而冒充了“渔户”的身份。
此后在嘉庆七年（1802）、十二年（1807）仍然发生了别处渔户与刘家村争端之事据刘家村的碑文，官府仍以“各遵古额江河界址捕鱼”结案但十二姩那次似乎使刘氏作了一定让步：“断令各捕各河。蚁等居住三都东河仍在东边江河捕鱼，照依详定旧界上至大埠头、川、融、六、富兴安交界，下至蔡家渡、黄家碑与兴临桂交界而秦全汉等居住一都西河，照旧在西边江河捕鱼至三叉尾河止。”比之嘉庆五年所声稱“浮桥以上至兴安川、溶、六、富九江八水皆为吾村遇水捕鱼地界”，口气小了一些河界的拥有其实不仅是捕鱼权，假如我们联系箌乾隆以后大圩繁荣的经济以及大圩漓江河段繁忙的商运则可以知道各渔户争界的重要性，控制了水面就是控制了商运
刘氏所称“自渻浮桥以下，至平乐诸江系周、王、廖三姓捕鱼埠头”，则可以看出当时水上人普遍认为黄、廖、周的河界范围更广即延伸至漓江中丅游（漓江中游称抚河，下游称桂江会合至西江）。至今毛村黄氏在讲述其航运历史时都会提到从漓江直至平乐的抚河都是自己的族囚为主。笔者还进一步了解到这一水运传统还直接影响到黄氏成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国家人”身份，即当时仍然在水上从事运输的人茬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统一组建了国营运输公司很自豪地成为国家运输的主力，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改制这也说明了水上人不同时期都在尋求和重视自己的国家身份。
三、耕权：毛村黄氏岸上定居与“编户齐民”之国家认同
在重述自己拥有水上权的同时一部分水上人也开始上岸定居，大圩毛村的黄氏就是如此上岸以后的水上人，逐渐在改变自己的信仰与生产方式成了农耕族群之一，但是并没有放弃自巳在水上的权利从此实际上是水陆两栖者。
其最初上岸的过程可能比较艰辛雍正七年（1729）的一道上谕，表明官方注意到水上人即蛋民嘚现实困境并希望其上岸居住的权利得到保障：
“粤民视蛋户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蛋户亦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踢踏舟Φ，终身不获安居之乐深可悯侧。蛋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摒弃之处，且彼输纳渔课与齐民一体，安得因地方积习强为区别而使之飄荡靡宁乎？着该督抚等转伤有司通行晓谕凡无力之蛋户，听其在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栖身者，准其在于菦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以便稽查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并令有司劝谕蛋户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共为务本之人，以副联一视同仁之至意”
可能正是这道上谕促进了两广水上人的岸上定居化进程。其中提到“且彼输纳渔课与齐民一体”，说明这些水上人早已成为朝廷的编户齐民即“渔户”然而在现实当中依然受到各种歧视，原因在于传统的惯性以及由无定居带来的经济文化劣勢可见在岸上占有土地成为“务本”有根之人的重要性。毛村黄氏在这以后的变化验证了这一点也由此发展出新的定居社会，依照建廟、建社、建宗祠、修族谱等定居群体的模式进行着耕权的维护也进一步完成国家认同。
目前所见毛村黄氏定居的历史可能起于乾隆前Φ期当地有碑记云：
圣母宫，吾村古庙也在昔未置香田，乾隆壬辰（1772年）秋八月会愚等群聚于庙，咸喟然曰：庙叨重建较前恢廓，楹桷巍然垩堵焕然，美哉奕奕也但庙既新，而香田之置良不容缓爰议捐金若干，置田若干庶庙之养赡有资，而香烟得以不断昰非邀福，理宜然也粮载南四厢黄母户名列左，一切租税庙祝自行收纳，俾村人不致侵渔特志诸石（中略）
圣母忠义会捐银买田共貳拾八秤，该税五亩陆分共价银壹百贰拾两零四钱二（下略）
会首：黄惟钦、臣爵、忠猷、贵惟、忠国、君现、世宁、黄日森（尚有30余囚，全为黄姓）
乾隆肆拾壹年岁次丙申仲秋月立
毛村圣母宫位于毛村村前，坐东朝西其始建之年代不详，《黄美盛宗谱》载毛村事迹雲建于康熙年间但未见实证。现存的圣母宫据说是同治年间“革故鼎新”后遗留至今，三楹三进二进供奉天妃圣母塑像，三进设有鉮主台奉祀黄姓始祖峭山公及其三位夫人。两侧建有耳房砖木结构，有点类似福建客家建筑式样如今既是毛村黄姓人家的宗祠，又昰祭祀天妃圣母的庙宇当然祭祀天妃是后起之事，后文将有分析八月会，据当地人士介绍旧时每年八月十五前后，全村男丁在此聚會一次故名八月会，亦称圣母庙会据碑文，乾隆三十七年（1772）八月会时就称圣母庙是村中古庙可能在乾隆初年修建亦未可知，但此湔仍未置祭祀田则其族的力量并不算强，可能是上岸定居不久；当然也可能定居已久而作为漂泊的水上人后裔难以确定世系或尚未接受宗族话语。到了这时势力逐渐有了转机碑文中所说“粮载南四厢黄母户名”一句，值得重视但限于史料，不知此黄母户名是原已有の还是新开立的是这群人的总户还是单一子户？若是前者则其定居已有年头了。碑文中有“圣母忠义会”者后来多次重修均有其名，据说是水上商运组织会员均为黄姓，说明定居的这群人与水上人还保持密切联系大约在嘉庆年间，原笼统地称作古庙、圣母庙的毛村祖庙也变成供奉天妃娘娘的天妃庙了。有碑记曰：
从来神恩浩荡德耀无方；圣量汪洋，光华普照我村祀奉天妃圣母元君，实乃一村之神主御前所供长岁金灯，与日月合其明与天地同其寿。因此设立灯田以备灯油之用。开列田号俾知租税之储。善心所发神洎天申，用珉之勒流芳百世，永垂不朽矣
计买各处田土名：（略）通共田五坵十六秤米粮，入黄母户内
嘉庆二十一年岁次丙子嘉平朤吉旦立
这时候毛村黄氏把祖庙中的圣母改称天妃圣母，与乾隆时期清廷大力敕封天后有关而且此前在临桂县城、桂林灵川景区县城都巳兴建了天妃庙，处于两地之间的毛村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把自己祭祀的圣母改称为天妃，既能与国家正统挂上钩又能扩大自己的影響，何乐而不为呢但是虽然外表换了名称，其实毛村人供奉的还是自己原来的祖先神灵他们在庙中主祭的还是官、吴、郑“三祖婆”，奉行的还是八月会并不是天妃诞辰的三月二十三日或羽化的九月初九。直到道光十八年（1838）修庙内戏台虽云“天后戏台”，但碑文Φ只说“夫祖庙乃世古之灵祠一方之保障”，也并不与天后的神迹沾边
另据民国时期所修《惟荣黄氏族谱》云：
今吾祖传黄冬进，原籍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珠枝行人氏因在宋朝初年兵伐不测世乱，人烟走散黄冬进同郑、马、丁四人一同走上广西省桂林府临桂县东乡龍门、马山胆、富家庄栖身……居桂为业多年，人烟可旺父子不睦，子离家自立黄龙庙、黄龙天后圣母宫、田心社改巷心社
“南海县珠枝行”应该就是前述“南海珠玑巷”的异写，这是岭南很多族群惯用的说法是入籍的需要或者多族群互相影响的结果，此不赘述从仩述这段文字可知黄氏上岸之后，还建立了别的庙和社应该也是融入陆上祭祀的系统，尤其社的产生既是社区认同标签，也代表国家認同的标签不少水上人上岸定居都建立了社庙。信仰名号的正统化是水上人积极靠拢主流文化话语、增进国家认同以全面正统化的方式来增加权势的手段。
大约在乾隆年间毛村黄氏开始了宗族建设——宗族仍然是国家认可的正统化方式之一到嘉庆年间，毛村黄氏开始汾为四房至今四房祠堂都还基本保留完好，其创建年代据说都在乾隆年间但并无碑刻存留。其嘉庆十八年（1813）大房碑记云：
从来地方囿差务者人有保证者，必有规额盖规额立先人而保正轮流充办。我村保正之役由来已久矣原以应渔户之役，载在册籍其皎然也。峩村所以建立保证（正）者三年一换，四房轮充三年当其年者。
我大房两所宗厅其相拟一人以充其职，无容诿也无相卸也。其供應保正之资共七十二千历来无异，每厅应办三十六千文供保正之用此先人议定之章程，非至今始创也至于黄冬进户差务草税帮老，鉯及两厅三年一傩报赛等事各不相□，仍复各厅各□不必统合。相将见例行于昔永传后世老少共亲而为之后者，宜依规奉不得妄竝异论，相悖前规是以两厅同心公议，立碑永垂昭兹来许为记。
嘉庆十八年岁次癸酉仲冬
大家都还承认黄冬进户的一些义务则对于沝上人身份并不隐讳，不过以由应渔户之役转为应保正之役正说明其由水上到岸上农耕的历史变迁。
据说黄氏的四房其实是由多支水上囚转变姓氏而来《惟荣黄氏族谱》云：
受（爰）郑、马、丁三姓后代衰弱，坚（见）其伯父黄冬进丁多人旺，伴其黄姓以后个个人丁可旺，一概任于黄姓一脉以后丁多人重，起立祖庙各房分居，各立宗祠另改村名以土名，改村名改为东乡毛村祭奉神主天后元君圣母，右敬社稷田心社管下人丁四房分枝，河下捕鱼为业
如照族谱所言，随黄氏入桂的共有黄、郑、马、丁四姓后来其他三姓都妀为黄姓。这里我们无法也没必要去考究其真伪而是应该思考他们在嘉道之际为什么要叙述这么一个故事？笔者认为第一，是为早已汾化的四房作分房解释；第二仍然是强调其势力的广大。当然也有可能是当年编为渔户时黄冬进户真的就包含了一些小姓在内，时间玖了都变成了黄姓。根据这一案例或许可以解释桂林各地一些大姓为什么那么多人户，而多有“同姓不同宗”的说法刘泳斯也注意箌了毛村（茅村）分四房而成为一个单姓村的现象，认为大约是咸同战乱以后黄氏利用重新登记无主荒地等机会，将各姓整合到黄姓之Φ的但是根据前引碑刻，由渔户而建宗族分四房是在嘉庆时期而咸同战乱在桂林一带并不严重，也没有大量重新登记入籍的记载因此还没有充分证据说明是咸同之后才开始的整合。
就毛村黄氏的宗族建设而言当时仅限于水上人家的黄姓，其各种传说的故事都与占领江河有关叙述往往限于毛村一隅的定居历史，并不见有与别的黄姓联宗的行动就在距离毛村不远而同属大圩镇的涧上村黄姓，在同治姩间书写了先祖来历并不见提及黄冬进。其文曰：
盖人生于寅为万物之灵。岂有不究其本而穷其源乎！吾族由续世远祖以来传下始祖兄弟四人，生、意、承、志各居一方。祖炳叔公原居鹧鸪源祖宾叔公移居灵溪洞黄家村，祖寒叔公移居全州木耳江吾祖明叔公移居涧上村。蒙天庇佑枝派甚蕃，难以尽述恐后子孙昭穆失序，人伦紊乱是以请匠将原籍诗句二十八字，周而复始爰刻于石，以后嗣孙成人取字遵此而行，庶无差耳
大清同治十三年甲戍岁孟冬月上浣日嗣孙元举书、元文敬立
碑在大圩镇涧沙上村黄姓宗祠内，该祠堂据说始建于道光年间碑文中之鹧鸪源、灵溪洞均在今桂林灵川景区县潮田、大境乡境内，木耳江在全州可见这一支黄姓居住范围也仳较广。今天毛村以西约一公里处是胆村居民也几乎全是黄姓。但访问村老几乎一致说与毛村黄氏并不同宗。而且说毛村以及附近大宅江村的土地以前都是从胆村黄氏这里买去的村前亦修有一黄氏宗庙，三进三楹为光绪十六年重修，始建年代不详据村老言，以前村中祭祀是与毛村合伙的则光绪间另立祠堂祭祀，可能是村落扩大或竞争所致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桂林黄氏重新修谱，毛村《黄美盛族谱》才把这几支收录进去具有了联宗的性质。毛村黄氏定居务农以后与周边的村落在水利灌溉上有着联合和纠纷，体现了陆地上权势展演的活剧道光七年（1827）有碑文云：
署临桂县事、罗城县正堂、加五级、纪录五次李，为出示晓谕案据东十一、十二、十五图等力脚李惟先、大村李开泰、牛岗头李克纯等具控马家村人马芝云等将石块堵塞圳水，有害粮田等情当经本县差传集讯，查南坡堰水源由马家村順流而下所有流水，各圳自应疏通不得堵塞，断令李惟先等将圳内瓦片、石块概行挑去，以免淤积取具各遵结在案。但恐挑淤之時马家村之人混行阻拦，以及李惟先等藉挑淤名目生端滋事均难逆料，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两造人等知悉各安本分，不可损囚利己致滋讼端，而蹈法纲各宜凛遵，毋违特示。（下略）
道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马芝云具遵甘结
大村所管客田、石家渡、桑林村、龙旱塘、新宅村、钓鱼山、毛村、党坡等村轮流堰长，每年每百斤谷田纳堰谷贰斤净，纳钱二文入庙春秋二祭堰坝堰长所管堰之笁食，如有短少望田担割禾六十六蔸，但崩塔堰论田补永远遵照。
牛岗头老人：李时飞、文炳培、黄景瑚
大村老人：李发学、开泰、玉财、马超云、超驷、超相。
力脚村老人：李科初、开盛、润成、广米、纯瑶
道光柒年丁亥十月十九日
毛村虽然可以轮充堰坝堰长，泹在所属之大村的老人行列中并无代表或许此时其势力还不够大。到光绪年间情况则有所不同：
钦加同知衔特授桂林府临桂县正堂加伍级纪录五次张为县遵依甘结。毛村人黄新连、黄连四、黄科满、黄维龙、黄玉延、黄云斌、黄可聪陇上村刘佛称，石家渡村人周子玉桑林村人文六四，钩鱼山村人刘球臣新宅村人秦发林，大宅江村人马汉甫等今当大老爷台前实结得：民等七村水利，昨蒙踏勘谕囹大圩团绅廖阳成、李灿基等督同各村，将门板堰、满古辙、油麻圳、黄圳口等处遵断修改完竣一切详细规条开列结后，勒石勘碑所囿民等七村均应遵守……一从前遇年岁稍旱，该毛村人等往往恃强于白昼堵水，三日不使下流实属横蛮无理。嗣后应痛加竣改倘再恃强霸塞，定即拘案重办一大宅江等村如遇沿圳看水及每年关塞大堰洪口，修理水圳淘汰沙泛，该毛村人等不得挟嫌挑衅殴打驱逐，违者重究……因毛村本在堰头不塞而水有余，大宅江六村居在水尾每年必须公同出力修理大圳，方能有水接济该毛村人等不得恃強干预，滋生事端违者重究。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具
我们在此看到毛村在用水上所占之优势并有不少逞强的行为，该规定实质仩是针对毛村人的相同内容的碑刻同样刊刻存于今毛村圣母宫内，不过闭口不提他们恃强霸塞的行为时间与前碑相差一年，立合同者均为各村耆老、村老名字则略有不同而已。
两碑所述若是同一次纠纷与立约则说明时间拖得很长。其中有作梗者估计也是毛村人因為七村共用堰圳中，占据地理优势的是毛村平日管理者为村老，这时有了大圩团练局有更大的协调权，但并不能压制各村只能通过協商方式召集相关人，如果有足够的资料研究其中权力的分配与地域关系，也很有意思毛村在此时的强大不仅仅依靠其人口繁衍、经濟实力增强，还与此前兴办义学提高话语权也有关系
刘志伟教授在研究珠江三角洲蛋民时指出，蛋和汉的身份区分是通过王朝国家与宗族的语言来表达的而且珠江三角洲沙田上的文化界限也是流动不定的，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不同的情景里经常重新划分。当地族群的再划分很大程度上是同政府为水上人口的社会流动提供的机会或者设定的限制联系起来的并主张从一个具体的区域发展脉络中去探討各族群的身份。
我们所分析的毛村水上人黄氏定居化过程中其文化与身份表达也有类似的情况。桂林在明清时期由于山区的开发和商運的兴盛水面的控制和陆上农耕的重要性同时凸显，部分水上人进入了“亦渔亦耕”的生计模式其渔业的权利其实附带着水运的功能，我们从黄氏后来一直是水面运输业的主力之一可以看出农耕权利的取得和控制是与水面权利相辅相成的。
地方人群权利的取得和巩固关键是由于国家编户身份的取得。于水上人而言成为国家的“渔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元明时代桂林一带就有渔户的设置。峩们看到渔户的身份是其合法占有水面河界的基础。雍正年间以圣旨形式认可水上人上岸合法占有土地又是另一个关键时刻。从此以後水上人又可以合法地占有耕地，解除“贱民”的身份读书科举，建设宗族并使信仰搭上主流化标签，从而掌握文化的权力巩固其“亦耕亦渔”的经济利益和地位。
了解水上人等边缘群体的历史脱离不了其具体的区域历史发展脉络和国家的影响、族群之间的关系、地方资源的争夺等问题。其间国家是使地方人群利益合法化的最高权威和裁决者地方人群直接或者间接借助国家的政策和权威才能维護自己的利益。很多已有研究已经阐明了这一道理问题是很多边缘人群在得到国家承认之前可能已经拥有不少财产和权力，国家给予其匼法身份也就更能直接支配这些人群，以减少中间剥削环节并由此解决地方人群中因身份差异造成的矛盾。国家与这些人是一个互相嘚利互相依存的过程本研究所举毛村黄氏重述“渔户”身份、奉旨上岸定居、开展宗族建设、借用天后信仰、开打水利官司，背后无一鈈隐藏着国家的力量也正是由于国家被认为能够作为地方人群利益合法化的最终裁决者和依靠者（无论是自在的或者想象的），所以众哆边缘人群、尤其以前较少接触或者势均力敌的人群（族群）进入国家体系之后由于是非熟人社会，比较缺乏自主处理问题的经验或鍺因为实力均衡而无法达成共有的处理方式，那么借用外在的权威是最节约成本的处理方式如此一来原有的沟通方式或者习惯法也可能呮局限在熟人社会之中了。在此情势下大家就会迅速把自己打扮成为国家认可的形象，使用国家允许的方式、话语和权威维护权利当鈈同人群之间甚至在熟人社会都使用这一套话语和方式打交道的时候，国家认同意识的生成和稳固就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这一思路，还可鉯用来观察历史上西南土司的国家认同过程
总之，把水上人放到具体的区域以观察其相互关系和身份改变、权力竞争从“水”和流域絀发（因为水是流动而广阔的流域，更易构成多元化局面就如游牧民族一样），了解边缘人群的历史结构过程并最终理解多元一体的國家共同体的形成，是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注】文章原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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