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英国人结婚后怎样申请孩子出国
我在外旅游时与英国人结婚了（手续齐备，官方批准的），准备回来国内搞正式出国签证，要等多久才拿到？还想申请未满18岁的女儿去英国，该怎样办理？
09-08-03 &匿名提问
凡中国公民与外国人（包括常驻我国和临时来华的外国人、外籍华人、定居我国的外国侨民），港、澳、台同胞、华侨及出国人员自愿结婚、复婚和港、澳、台同胞、华侨及出国人员协议离婚的，男女双方必须同时到各地民政局涉外婚姻登记处申请婚姻登记。申请时，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 一、结婚登记 申请结婚的中国公民和外国人、港、澳、台同胞、华侨及出国人员，男年龄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须分别持有下列证件： (一)中国公民 1.本人户籍证明（户口簿、身份证）； 2.本人所在工作单位或城市街道办事处，农村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 (二)外国人、外籍华人 1.本人护照或其他身份、国籍证件； 2.我公安机关签发的《外国人居留证件》或外事部门颁发的身份证件，或临时来华的入境、居留证件； 3.经本国外交部（或外交部授权机关）和我驻该国使、领馆认证的由本国公证机关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或该国驻华使、领馆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 4.外国留学生中的中专、大专和本科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一般不得结婚。其他学生（进修生、研究生等）要求与中国公民结婚的，除持有上述证明外，还须持有所在院校的学业证明； 5.再婚者的离婚证件或配偶死亡证明（离婚证件需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由该国使领馆直接认证）。 (三)香港同胞 1.香港居民身份证、回乡证或海员证； 2.我司法机关委托的香港律师辨认的香港婚姻注册处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和经该律师证明的由申请人做出的在其他任何地方从未登记结婚的声明书； 3.再婚的离婚证件或配偶死亡证明。 (四)澳门同胞 1.澳门居民身份证、回乡证或海员证； 2.澳门婚姻及死亡登记局出具的结婚资格证明书或无结婚登记证明书； 3.再婚者的离婚证件或配偶死亡证明。 (五)台湾同胞 1.台湾同胞旅行证或我驻外使领馆签发的加注有“台湾同胞”字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 2.台湾公证机关出具的无配偶证明或公证的本人户籍登记簿底册复印件； 3.离婚或丧偶的台湾同胞还需提供经过公证机关公证的离婚证件或配偶死亡证明，无法提供上述证明，可以提供经公证的台湾或港澳报纸刊登的当事人离婚的声明书或公告，未经公证的不具有法律效力。 (六)华侨 1.我驻该国使、领馆颁发的本人护照； 2.经我驻该国使、领馆认证的居住国公证机构出具的本人无配偶证明或我驻该国使、领馆出具的本人无配偶证明； 3.再婚者的离婚证件或配偶死亡证明，并经本国外交部和我驻外使领馆认证。 (七)出国人员 出国人员是指依法出境，在国外合法居留6个月以上未定居的中国公民。出国人员办理结婚登记需要： 1.本人护照； 2.所在单位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 3.我驻外使领馆出具或经我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居住国公证机构出具的在国外期间的《婚姻状况证明》； 4.申请结婚登记的男女双方，有过婚姻关系已离婚的，须持有离婚证件；丧偶的须持有配偶死亡证明； 除此之外，申请结婚登记的男女双方还要到婚姻登记机关指定的医院进行婚前健康检查；提交男女双方半身免冠合影照片（2寸）三张，须婚姻登记机关审查，符合条件的，准予登记，发给结婚证。 二、离婚登记 中国公民和外国人在华要求离婚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向该管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要求复婚的，按结婚办理。华侨、港、澳台同胞以及出国人员与我国公民之间双方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抚养和财产作了妥善处理的，可共同到当地涉外婚姻登记处申请离婚登记。一方要求离婚或一方不能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的，可直接向国内（大陆）一方户口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离婚后，男女双方自愿恢复夫妻关系的，按照申请结婚登记办理。 回答者： elvia_rain - 魔法师 四级  
10:36美国是移民国家，我国不是，要拿中国绿卡比较难，去年才开始有的，但不好办，去公安局问下，（每个地方有小小不同），结婚后各自还是有各自的国籍，没有变化 回答者：   smallyam - 经理 五级  
17:21别的国家不知道但是澳大利亚也有些难8过不管怎么样`结婚移民都是一条最快捷的路！！！先给你1个移民公司网址当你和别人结婚后要向政府证明你们在什么地方认识的怎么认识的为什么会认识这些最好都有证据  比如照片什么的 接下来如果政府相信了你`给了你永久居民的身份你也会经常接受检查~比如说半夜来人敲房门看看你们2个人有没有真的睡在一起或者单独问你们两个人对方穿的内裤是什么颜色或者 你们床头上有没有摆设之类的变态问题`据我所知`有1个男人` 已经拿到了澳洲国际很多很多年当他和1个在中国 的女的结婚 甚至连孩子都生下来了以后政府还是没有批下来 让女方带着孩子来澳州`总而言之`就是因为以前太多骗子了所以现在这个结婚签证很难办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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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自己可能好办点，至于你女儿会麻烦些，你先咨询出国签证处了解英国方面要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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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申请签证通常会很快。你的女儿也应当申请护照和签证才能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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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长了见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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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这很麻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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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登录后再发表评论!怎么给在中国出生的宝宝办英国护照
本文作者：马丽婷
李女士，中国国籍，她的爱人是英国人，两人在中国相识然后结婚，并且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这次他们一家人想去英国，但是由于孩子刚刚出生4个月，李女士和爱人想给孩子直接申请英国护照，方便孩子今后。
首先什么样的宝宝可以直接申请英国护照呢？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
宝宝的父亲或者母亲其中一方或者双方是英籍 2.
宝宝是在父亲或者母亲其中一方拥有英籍身份后出生的
给在中国出生的宝宝申请第一本英国护照，可以直接去申请中心递交相关材料，而且也不用宝宝本人去，由父母代交也是可以的。父母需要事先填写好UK passport
application form
和一份支付宝宝办理护照相关费用的信用卡或者储蓄卡的信息表格（护照费用53镑和邮寄费用23.01镑）；宝宝的有英藉身份的父母的一方的出生证彩色复印件；宝宝的有英籍身份的父母的一方的护照（全部页面包括空白页面）的彩色复印件；宝宝父母的结婚证翻译件和彩色复印件；宝宝的出生证彩色复印件。这些材料不需要递交原件，而是提供彩色复印件，但是去申请中心递交材料的时候却是需要带着原件的，因为申请中心的工作人员需要把原件和彩色复印件做一个对照，对照完毕原件是直接退回来的。
材料准备完毕以后，宝宝的爸爸妈妈需要直接给申请中心发邮件，向申请中心说明此次申请并且提供3个合适的时间，等待申请中心的回复，邮件里面会通知申请人哪天哪个时间去递交材料。邮箱地址：
以上邮箱是位于北京的申请中心的邮箱地址，在中国还有重庆，上海，广州，只需要把邮箱中的beijing替换为其它城市的名字全拼即可。相关信息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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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为什么从不炫富？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反思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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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人在天涯 [我要发帖]
这是[一个嫁到英国的中国女人的自述,介绍英国普通人的生活,很好看，慢慢看.是个真实的故事.
　　文明的差距
　　作者：高安华
　　自从2000年我的回忆录《天边》在英国出版以来，很多中国朋友都希望我再写一本续集，讲讲我到达“天边”英国以后的生活。可是，我在英国的生活虽然幸福美好，但却安逸平淡，没发生过什么跌宕起伏曲折动人的故事，所以觉得写不出一本吸引人的书来。如果要写，恐怕也只会是一本琐碎小事的流水账。因此，迟迟没有动笔。
　　今年秋天我的中国之行，朋友们又劝我写写英国的生活。谈话之中我猛然醒悟到：从前我在中国所憧憬所梦想的种种社会主义优越性，我在中国时没有享受到，但我在英国却完全享受到了！而这种优越性正是体现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的小事情中的。英国人民的一切衣食住行无不体现了英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和人文关怀的先进性，就像朝阳照射下的颗颗晶莹剔透的露珠在闪闪发光。
　　英伦三岛，四面环海，冬暖夏凉，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没有污染，秩序良好，文明礼貌，平等自由、、、我在英国生活得越久，就越热爱这片土地，英国已然成为我的第二祖国。我手持英国护照，自由自在地去加拿大、美国、欧洲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无需签证。可是每年回访生我养我的故土—中国，却要申请和办理中国入境签证，签证费用已从十几年前的25英镑上升到现在的300英镑了，而且还受到入境后在中国逗留的时间限制，似乎中国反倒成了我的第二祖国了。英国政府是承认双重国籍的，凡是原本的英国公民，移民他国取得他国国籍后，也永远都是大英帝国的子民，依然被视为英国公民而不受来去限制。可是，取得他国国籍的我等中国移民，已不再被自己的祖国视为中国人了，因为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在英国这个小小的岛国上，人人安居乐业，每一个人的明天和未来都在他们自己的期待和向往中，政府是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绝对不会侵犯人民的私人利益，公民的人权受到法律绝对的保护，绝不会因所谓的政府“宏伟规划”而受到强行征地或强拆，更不会因为反对政府规划而被迫害和关押，百姓也绝对不会因官员的腐败和霸道受到欺负甚至小命难保。
　　我常常感恩上苍对我的眷顾，让我晚年生活在天堂般的英国。这个纬度很高，被大西洋暖流环抱着的小小的国家，是上天赐予地球的一块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这儿没有贫穷，没有饥饿，没有恐惧，社会公平，言论自由，民主开放，人人安居乐业，应该是地球人的最好的样板了。这个样板，也就是人类所追求所向往的一种幸福生活。而中国与之相比，确实存在很大差距。所以，我把把这些生活点滴写出来，供中国人民借鉴参考，也算是我为祖国人民作出的一件小小的功德吧。
　　终于，在北京，好友罗立为和李鸣生说服了我，决定写出这本小书，算是我的回忆录《天边》的续集。
　　高安华 日 于 英国小镇Folkestone
　　一、 天赐良缘　　我嫁给英国人Harry， 恐怕是天意。　　1993年岁末，圣诞节前夕，我收到了英国朋友杰拉德（Gerald）的一封信，信上说，像我这么讨喜的女人不应该老是守寡，找个有钱的英国丈夫完全不成问题。因此他自掏腰包，为我登载了一个“征友启事”，作为他送给我的圣诞节礼物。我读了他的来信一笑了之，回信谢谢他，并没有真的当回事。　　哪知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了杰拉德转来的十几位应征者的回信。杰拉德在给我的信上说，这些应征者都是经过他拣选的“可能成功者”，不靠谱的许多回信他已经淘汰掉了，我可以从他转来的这些人中自行挑选合适的人。我一时犯了难，这么多应征者，我该给谁回信啊？总不可能每封都回复吧。　　于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我挑了一封自认为是最有诚意的来信，决定与其交往。这位应征者，写了满满两页纸，而且字迹工整，文字极其流畅，字里行间透着真诚和友好，所附照片也是最大的一张，有七英寸。照片上的他，相貌英俊，绅士派头，像极了英国影片《简爱》里面的那男主人公罗切斯特。其余应征者写的信都是字迹潦草，简短，而且附寄的照片也都是护照使用的那么小的。我挑出来的这位写信人，就是后来成为我老公的Harry。　　我之所以给他回信，是基于这么一个想法：我若想走出国门，既无亲戚在国外为我担保或者让我继承财产，又不可能靠自己的经济实力自费留学，只有嫁给老外是最可靠的捷径。杰拉德的本意是帮我找一个有钱人做老公，当时我俩所不知的是，我实际上挑了一位应征者中最穷困的英国人开始通信。其余应征者大多数都是大公司经理，或者珠宝店店主之类的人，他们都很有钱但都很忙，所以回信很匆忙潦草。而那时的Harry正失业在家，有的是时间慢慢写信，而且，遣词造句正是他从孩提时起的一个最强项，他小时候曾经获得过英国全国少儿作文大赛最高奖，他写的信当然很好。　　虽然我选的Harry很穷，靠吃政府福利生活，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是独具慧眼的，我选择的是一位富有爱心的最棒的老公。Harry虽然没有钱，可是他的英文水平极高，知识面极广，对我撰写英文版回忆录帮助极大，我的初稿经过他的文字修改和润色，出版社几乎不加考虑就接受了。若是我选择了其他人当老公，我的英文版《天边》是断不可能顺利出版的。　　由于Harry的名字发音很像中国明代清官海瑞，所以就给他起了个中国名字海瑞。为了不让他有太大的英国人的优越感，我写信给他时，半开玩笑地说，英国不仅是美帝国主义的老祖宗，而且是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从鸦片战争起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英国都是我们的敌人。没想到，在1994年2月情人节那天，我收到了海瑞寄来的情人节贺卡，卡上的署名竟然是：“你的忠实走狗”！　　海瑞那年59岁，年长我14岁。那时他已离婚12年了，一直单身。对英国妇女的极度失望，使他原本已不打算再婚。但是自从看了我的照片以后，便改变了主意，认定我这个黑头发的中国妇女超过任何一个西方的金发碧眼女郎。　　海瑞对我很诚实，他在给我的第三封信中已经如实告诉了我说：“我不能给你钱和财产，但是我能给你全部的心。”他的话令我感动，因为一个人的心是金钱买不来的。从通信中，我了解到，他出身贫苦。他的母亲在十八岁那年，给一个富人当女佣时被主人玩弄而怀上了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社会还相当保守，尤其是白人家庭，未婚先孕的女孩被视为伤风败俗，被人看不起，连她的父母都不肯让她进家门。海瑞与狄更斯笔下所描绘的“雾都孤儿”奥利佛一样，是在济贫院里出生的。他是个私生子，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海瑞小时候因家境贫寒，只读了四年小学就外出打工，自食其力。后来他在皇家空军服役十二年，靠自学读了很多书，并通过了英语A级考试，奠定了现在的文学基础。由于他说一口漂亮的标准英语，服役期间还被BBC广播公司聘为军事节目的播音员，一干就是四年。他说他之所以去应聘当播音员，是为了逃避早上起早出操！　　海瑞曾经有过两次不幸的婚姻。她的第一任妻子贝蒂（Betty）是他在皇家空军认识的，当时十九岁的贝蒂是皇家空军话务员，平时是个挺不错的姑娘，但她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酗酒。一喝醉了，她就胡言乱语，不能自控，行为也就不检点，在军营中造成不好的影响。而她又任性，不思改悔。不得已，海瑞在结婚的第十二年与她离婚。鉴于她的不良表现，法院判决贝蒂对三个孩子不得享有监护权，孩子们全都判给了海瑞，海瑞也因贝蒂的不良影响而退役。　　海瑞的第二任妻子是位金发美女，而且很会做家务，海瑞很爱她。可是她也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贪图钱财，有太强的物质欲。无论海瑞如何努力挣钱，买房买车，都不能满足她的欲望。终于有一天，她背叛了海瑞，投入另一个更有钱的男人的怀抱，导致了与海瑞的离婚。这次离婚对海瑞的打击非常大，陷入深深的痛苦难以自拔。他对英国女人彻底失望了，不打算再婚，想一个人寂寞终老。　　我的出现，使海瑞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在他眼里，我是“东方美人”，而且坚定地认为具有传统美德的中国妇女最可信赖，但此时的海瑞已经一贫如洗。他告诉我，他除了能给我一颗完整的心以外，什么都不能给我。　　我从内心同情他，也被他的诚实和爱心感动了。我告诉他，钱是可以挣的，但是世界上唯一不能用金钱买到的东西就是一个人的心。我倾我所有积蓄为他买了来回机票，让他来华访问。　　在我俩通信半年之后，1994年6月，海瑞从伦敦飞来中国与我见面，当即告诉我他要娶我为妻，并说这是我的父母的在天之意。于是我，一个中国共产党老干部的女儿嫁给了英国的无产阶级“红五类”海瑞。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面临很多选择。选择的对错，将会极大地影响其后半生。我在45岁那年，选择了背井离乡，远嫁英伦，无疑是我这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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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初到英伦　　日，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我在北京首都机场登上播音747飞机，于英国时间当日下午四点，在伦敦西斯罗机场走下飞机。空中飞行了十二个小时，还没有进入第二天。两地的时差，使我那一天拥有32了个小时。到达伦敦时，虽说是下午，室外已经完全是一片夜色了，到处灯火通明。原来，英国纬度很高，靠近北极圈，冬天的白昼很短，夜晚很长。冬天下午三点半天就黑了，早晨八点天才亮。而夏天呢，早晨三点天就蒙蒙亮了，白昼很长，而到晚上十点，夕阳的余晖还赖在天际不肯落下。夏季的英国，晚上八九点天色都是大亮的。　　我入关时，机场工作人员看我是第一次入境英国，和蔼地问我是否有人来接我，我说出了海瑞的英文名字。于是，机场的广播喇叭把在大厅等候的海瑞叫到入境处来接我。我就这样顺利入关。海瑞推着我的行李带我去停车场，然后开车离开。只见他将一张卡塞入一个机器，横着的栅栏就自动打开了。我在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一切都很新奇。车开上高速公路，两边的路灯明亮辉煌，公路上的汽车排成长龙，有条不紊地前进，没有喇叭声，所有的车灯都开着，几股车流被公路两边的民宅灯光和路灯静静地夹在中间，像几条相对爬行的灯的长蛇。晴朗的夜空繁星点点，与地面的灯光交相辉映，好看极了，也安静极了。最让我惊奇的是，那么多车辆开过，竟然看不到灰尘！而那时南京郊区的公路，一到晚上就漆黑一片，只能靠行驶的车辆来照明，汽车开过就扬起冲天的尘雾。英国可真干净啊！　　海瑞车开得快，不到一小时就到家了。海瑞住在三楼，我们竟然是乘电梯上去的！而我们南京的房子，那个时候已经盖到八层楼了，也没有电梯呀。走进海瑞的小屋，我惊喜地看到花盆里两朵艳红的海棠花昂首怒放。海瑞激动地留下了热泪，他说，这株海棠他已经养了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开过花，而在我到达的这天却开花了，不是开一朵而是两朵，这不是天意又是什么呢？一切都像是命中注定的啊。　　那时海瑞在开出租车挣钱养家，他每天一大早就要出门，只剩我一人在家。虽然人生地不熟，但由于我在中国就学好了英语，上街购物去超市买菜与人交流都不成问题。海瑞虽说是英国穷人，可是住宿条件真的比咱中国人好多了，屋内全地毯，洗衣机烘干机一应俱全，从临街的扇形大窗户看出去景色宜人，房屋建筑都很漂亮，大多数都是两层的花园洋房，看不到钢筋混凝土的摩天大楼，街道非常干净，四周非常安静，很少看到步行者，街边停满了小汽车。据海瑞说这一带住的都是英国的“无产阶级”，小汽车不算财产，在这儿，小汽车与中国满大街的自行车一样，只是代步的工具，售价便宜，就连海瑞这个英国穷人也开着私家车呢。　　在我眼里，海瑞的厨房和卫生间都很高级，特别干净，比我以前在江苏省委书记柳林家里看到过的厨房和使用过卫生间都要好得多。英国的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而中国的不行。记得海瑞刚来来南京时，口渴了直接开自来水龙头喝水，被我吃惊地拦住，告诉他我们五楼水箱里的水不干净，必须煮开了才可以喝。他听了也很吃惊，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地方，自来水是不可以直接喝的。　　我到伦敦时正值冬季，英国虽然纬度很高，与中国的哈尔滨平齐，可是由于有大西洋暖流环抱着英伦三岛，气温却不很低，一点也不觉得冷，屋内暖气很足，屋外白天也大都在零上的气温，绝对不会出现哈尔滨那样的零下三十度冰天雪地的情景。我从中国带来的毛裤根本用不上，就连我穿的棉毛内裤海瑞看到都觉得很惊奇，因为他们英国人从来不穿棉毛裤的，冬天也只穿一条单裤就行了。到处都是暖气，家里，汽车里，商店里，都是一年四季恒温，保持在22-24摄氏度。而南京的冬天冷得要死还没有暖气，冬天我在家坐着看电视都冻得直打哆嗦，手上成天抱着个热水袋才行。看到海瑞那么好的生活条件，觉得英国的“红五类”可真比中国的“红五类”生活强多了，他们的舒适程度超过中国的资产阶级！在英国当个穷人咋这么好过呢？英国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制度呢？　　以前我在南京时，冬天洗澡特别难，要去挤外面的大澡堂，好几个人挤在一个莲蓬头下面洗淋浴，洗澡时稍不留神就被人偷去肥皂毛巾。可是在海瑞的小屋里，一天二十四小时热水供应，随时都能很舒服地洗澡，再也不用去挤什么公共澡堂了，再说了，英国根本就没有像中国那样多人挤在一间大房里洗澡的公共浴室。英国的住房质量特别好，非常隔音，都是双层玻璃，外面汽车开过时我们在屋内基本上听不到声音。海瑞还说他是英国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呢。我惊叹了，哇！这么好的住房条件，还是社会最底层！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让我在到达伦敦的第一天就初步领略了。当然，如今的中国，也在进步，城市居民也已基本解决了冬季洗澡难的问题。可是，在二十年前，对于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讲，冬天能在自己家里洗澡的毕竟还只是极少数。　　初到伦敦的第一个月， 我每天在家搞搞卫生，做做饭，看看电视，织织毛衣。一天，我看到一条电视新闻，说伦敦有个小区的电缆维修不好造成停电事故。电视画面上出现了裹着棉被的老人，说家里暖气因停电而没有了，热水也没有了，喊着冷啊冷啊。这个镜头反复出现，然后是主持人对政府的激烈批评。他说，虽然这是过去的五十年来第一次发生的停电事故，但是给这个小区的人民生活带来很多困难，是不能容忍的。再然后是伦敦市长出现在电视镜头之前，向伦敦市全体公民道歉，检讨自己工作的失误，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故，若再发生便引咎辞职。我感到惊奇：这么点小事也值得这么大惊小怪？竟然能逼得市长出面道歉？　　后来在英国时间长了，终于明白了，任何一点小事只要关乎民众利益，就绝不是小事！如果当官的不端正态度，得不到民众的谅解，就极有可能被赶下台。这是因为英国政府是民选的，所以，只要当官的惹老百姓不高兴，老百姓就可以要你下台。布莱尔执政时，他的内政部长因为秘书帮助他的保姆办签证时，没有排队，移民局优先给他办理了，结果被媒体大肆炒作。内政部长上电视做了解释，说自己事先并不知晓，老百姓就是不答应，回应说，你的秘书不排队，是你没有教育好，也是你的责任。今天你纵容包庇他，明天就会纵容包庇其他人！你这样的部长我们信不过！无奈，内政部长只有宣布辞职。为不排队加塞这点小事就辞职，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领导人一切优先是理所当然的，发生大火时让领导人先走，烧死的都是些孩子。而这在英国就是大逆不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国当官的去和留，是要由六千万英国人民来决定的，而不是由任何政党或机构来决定的。　　这次停电事故只发生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我和海瑞的住处没有停电，所以我们不受影响。要不是电视报道，我们是不知道的。那段损坏的供电线路在两个小时内就修复了，那个小区的供电供暖很快就恢复了。但是这个电视画面仍然在不断播放，不断地警告政府部门要把人民的生活琐事放在议事日程上来，不得有误！　　我又惊叹了！在中国，城市小区停电事故算个啥！我们南京，一到夏天，说是郊县农忙期间要用电，几乎天天拉闸，南京各个区轮流停电，而我住的峨眉路几乎天天停电停水，白天停水，夜晚停电。我和周围的居民家里都备有蜡烛，随时准备着停电时用来照明。而且，我得每天深更半夜爬起来，强睁开睡眼惺忪的两眼，用铅桶和脸盆接水，留到第二天停水时使用。海瑞第一次到我家时，就是天天停电停水的。那时他对我说，感觉中国很落后，还问我为什么政府不管管，我还不以为然，说中国那么大，政府哪管得了那么多，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了。海瑞很不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不尽快地帮助老百姓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像这样经常性地停水停电，在英国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我告诉他，这样的停水停电，年年夏天都要发生至少两个月，可受罪了。他惊讶地张大嘴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摇头。　　其实，最让他惊讶和不理解的的是中国人的逆来顺受，他看到我和邻居们每天忍受着停电停水的困难，却没有人去政府或媒体投诉，非常震惊！觉得我们是不是思维不正常，其实是他不了解，那时中国的老百姓无处投诉，即使投诉了也没有用。后来他得出结论：在中国看到不能理解的事情时，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因为这里是中国！”我不想让他对中国印象不好，就对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比从前好多了，至少我还有一小套住房呢。可是海瑞说我的住房很原始，我不明白他说的原始是什么意思。到了伦敦我才知道，像我在南京那样的火柴盒式的水泥楼房中的一小套，曾被很多无房住的中国人羡慕的住房，在英国是看不到的，因为英国的猫狗屋都比我在中国的住房漂亮和高档。用中国的标准来衡量，可以说，整个英国根本就没有一个穷人！海瑞这样的英国穷人真是太舒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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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印象里，英国人比美国人绅士。看看海瑞，还真是的。我在广交会上见过很多美国人，他们若有不满会立即表现出来，甚至大嚷大叫挥挥拳头什么的，从不会顾及中国人的面子。而英国人若对你有什么不满，不会当面批评你，而是彬彬有礼，给你面子，绝不给你难堪。但是他们会转弯抹角不知不觉地挖苦你，还让你听着舒服。海瑞在南京的时候，为了让我和我的朋友们开心，经常很谦虚地吹捧中国的古老文明，经常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英国不可望其项背。两千五百年前，当中国已经有了世界顶级的封建文明，有了老子和孔子等大师时，英国人还住在山洞里呢。我们听了确实很开心。到了英国以后，目睹了英国先进的社会文明，我为中国的所谓“五千年文明史”感到惭愧不已。在英国的现代文明面前，中国的古代文明显得那么不堪一击。海瑞说两千五百年前，英国人还是原始人时，中国已是发达的封建社会了，真正的意思是说看看现在吧，当中国人还住在很原始的房子里以为很不错时，英国的普通贫民都已住上了中国的富人都羡慕的好房子，英国早已超越中国了！可他从不直说，让你自己慢慢明白。哎，“英国绅士”这个词与“虚伪”两个字简直就是同义词，可是就是让你听着不讨厌。　　初到英伦最让我惊叹的是英国的电视可以肆无忌惮地批评政府，政府官员还必须出面答复！海瑞说，只要政府官员不为百姓着想，随时都会被弹劾下台！我第一次听说这些，感觉英国与中国太不一样了！不像中国那样，官员都是是领导百姓的，而英国正好相反，他们的官员是受英国人民领导和管制的，他们必须夹着尾巴做人！因为他们是公仆，就必须为人民服务。而且是真正地服务！　　在刚到伦敦的几天里，我每天都听到新鲜事，那几天我学到了在中国几十年都没有学到的东西，那就是：英国没有党报党刊，没有中央电视台！也就是说，英国从首都到地方，有很多报纸和电视台，但是没有一家是官方办的！英国所有的媒体都是由民间私人办的，著名的BBC广播公司也是民办的！英国媒体的主要职责是用来监督政府的。在中国，媒体最拿手的是对政府歌功颂德，而在英国，媒体最拿手的是挑剔和揭露政府的错误之处。在英国的电视新闻里面是听不到政府一件好事的，可是，但凡有一点点丑闻就会反复播放。可见，在英国当官是多么不容易，没有点胆量的人是当不成官的。因为若想在英国当官，就要每天准备好挨骂，而英国人所做的最安全的事情，也是最爱国的事情，就是骂政府，骂首相。随便你怎么骂。即使骂错了，也不会有人来找你麻烦的。这种情况对于我这个在中国被领导管制教育了几十年的人来说，几乎惊呆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大解放！因为我在英国可以毫无顾忌地想说啥就说啥，我自由了！不仅思想自由，而且言论自由，再也不可能被什么人扣上什么大帽子挨整了！　　我到英国的第十天就是圣诞节，海瑞早已帮我订好了圣诞大餐，与十二位朋友在一家餐厅聚餐，三道菜，主盘是火鸡，我只尝了一口就吐了出来。我的妈呀，这么难吃，还圣诞大餐呢！每个人的餐费是十二英镑，按照当时的汇率，相当于人民币156元！我的老天，那时我在江苏外贸的每月基本工资才64元啊！海瑞还说每人十二英镑是打了八折的呢。这么贵的晚餐，还这么难吃！于是我放下刀叉，再也没有动过我面前的那盘圣诞大餐。我在英国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就这样是饿着肚子度过的。从此我拒绝西餐，自己在家做饭吃。　　那时我满脑子都是中国带来的观念，虽然我知道英国人是不靠子女养老的，但我那时还不知道英国老人全由国家照顾，我以为英国人养老也要靠自己攒钱来养老，所以我需要一份工作，需要挣钱存起来为我自己养老，便积极地与我从前在中国外贸认识的英国商人联系，希望他们能雇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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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当上白领　　怀特（White）先生是我在南京做外贸时认识的英国商人，是个赛马运动爱好者。英国和欧洲都有传统的赛马项目，每年各种比赛繁多。十几年前，怀特和他的表哥看准了商机，创办了这家赛马用品公司，专门做赛马用品，比如赛马运动员从头到脚的服装鞋帽、马鞭，还有马匹使用的马鞍、嚼头等，他们的产品95%的订单下给江苏外贸各公司，供应对象是英国和整个欧洲大陆，生意规模相当可观。怀特以前每年要去南京两次，与江苏外贸谈生意下订单，基本上都是我为他当翻译，是老熟人了。所以，他接到我的电话后，立即从英格兰中部的Herefordshire开车来伦敦看我，并说可以让我去他的公司工作。　　我听了当然高兴，可我还要求他同时雇佣海瑞，他也同意了。我非常高兴地下厨房做饭炒菜，请他吃饭，他还送我一瓶高档威士忌洋酒。我工作的事情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说妥了。为了上班方便，我们就把家搬到Herefordshire的一个名叫Bromyard的风景秀丽的小村庄。当我们把伦敦小屋里属于我们的东西搬上租来的集装箱货柜车，开往我们新的住地时，沿途美丽的田园风光让我着迷。我看不到工厂，看不出英国的工业高度发达，只看见清澈的蓝天白云，悠哉悠哉的牛马羊群在绿草地上吃草歇息，草地上零星站立着英国特有的橡树，真像是一幅幅美丽的油画，呼吸着像原始社会那样没有污染的洁净空气，神清气爽。只见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显示了现代化的气息。可是英国人“很不懂经济”，高速公路上竟然没有收费站！全国公路都不收养路费！　　1995年1月中旬，在到达英国一个月后，我在英国上班了，成为坐办公室的白领。每天早晨我和海瑞一起开车15分钟，去怀特的公司上班，中午在公司休息，下午五点下班后回家。回家的路上在超市买些蔬菜食品，然后回家做饭、吃饭、看电视。周末就开车到周围的城镇玩耍。看到英国处处风景如画，空气清新，一眼可以看清几十里以外，很是惬意。　　我是老板的助理，主要是负责把老板的订单下给中国厂家，并打国际长途向工厂技术人员说明和解释各项产品的要求，这比英国人自己与他们联系要省事多了。英国人讲话中国厂家听不懂，经常出现些麻烦。现在，怀特的公司来了我这么个中国人，还是老外贸，可谓得心应手，中国厂家再也不会把英国人的意图搞错了。我刚上班不久，就在怀特的公司接待了来自天津外贸和上海外贸的两批出国小组。我成了主人，他们成了客人。想想我当年在江苏外贸的时候，虽然也是主力外销员，但是出国都没有我的份，全都是经理科长的名额，顶多再带一名他们喜欢的听话的业务员。他们出国不谈业务，主要是玩。业务都放在广交会上谈。那时在江苏外贸，无论我的业务有多好，英语有多棒，因为不会拍领导马屁，所以不被领导当个人。而现在，我成了英国外贸公司的主力了，一上班就受到了尊重。公司进口部经常找我帮助他们给中国大陆或者台湾的商家打电话，询价各种产品，作对比后挑选一家价格最低的下单。在英国，我感觉我是个人！一个在公司里举足轻重的人！他们让我知道怎样发挥自己的长处，并且给了我充分的自由。我可以任意给中国方面打电话和发传真，没有人会来检查我是否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或者发了私信。海瑞分在销售部英国国内业务组。我们的生活很快就稳定下来，有两个人的工资，渐渐地也有了些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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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英国后的第二个月，能这样顺利地成为英国白领中的一员，关键还是因为我没有语言障碍。我后来在伦敦认识了一些中国留学生，好多人有硕士甚至博士学位，可是就是找不到好工作，还要去中餐馆打工，干苦力。原因就是他们的英语口语太差了，与英国人交流有障碍。所以，如果不在中国学好英文就跑到国外来，即使其他方面再优秀，也是很吃亏的。　　我对英国的生活很快就适应了，觉得很不错。可是还是发现有些事情办起来不太方便。比如，英国的商店和邮局和我们上班族一样，我们上班他们上班，我们下班他们也是下午五点打烊，周末和节假日，绝大多数商店关门休息，只有超市开门几小时。圣诞节期间，连超市也关门休息了，如果你临时想买什么东西招待客人，连门儿也没有。圣诞节是英国最安静的时刻，大街上静悄悄的难得见到一个人影，连汽车也很少开过，所有的人都在家里与家人团聚。哪像中国，春节长假国庆长假是最吵杂繁忙的时刻，大街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商店里面人挤人，热闹非凡，节假日销售额都会飙升。而在英国，不要说节假日商店都关门，就是平时上街也时不时会看到一些商店关门，门上贴张纸说：“我们全家外出度假，关门两星期。在此期间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之类，我经常感觉买东西不方便。不像在中国，平时商店每天要营业至晚上九、十点钟，越是节假日，商店开门时间越长。英国人真的比中国人脑残，放着能赚钱的时间段不愿多赚钱，却愿意多玩多休息。有一次，周一我下班回家收到一封挂号信通知，叫我去邮局领取。可是从周一至周五，我上班时邮局还未开门，我下班邮局也下班了，整整一星期也领不到邮件。幸亏邮局周六上午开门半天，我才拿回了邮件。现在我已习惯了英国的生活方式，平时就把日用品食品菜蔬全买好，周末和节假日就是玩。　　我初到英国时，非常节俭，总是想着要多存点钱，留着以后养老。所以我平时上班自己带一顿中饭，身上不放一分钱零花钱。中午休息时，我在办公室里打开自己的饭盒，在公司的开水箱接一杯开水，就是午餐了。英国是个有着传统酒吧文化的国家，英国的大街小巷里，形形色色的酒吧数不胜数。我的英国同事们一到午餐时间就都成群结队地涌进酒吧，在那里喝上几杯啤酒，吃块三明治，总是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办公室里。开始他们都拉我一起去酒吧，可是我婉言谢绝。几次下来，他们就不拉我去了。海瑞说，我应该加入他们，否则会显得离群，这样不好。我觉得应该入乡随俗，就答应和大家一起去酒吧。海瑞坚持要我带上零用钱，因为在酒吧里，大家是互相买酒的，进了酒吧就必须买酒，哪怕买点软饮料也行，如果只坐在那儿看，啥也不买，别人会把你当成怪物的。不过，英国人喝酒，主要是喝啤酒，基本上没有烈酒，更没有中国那样的白酒，所以极少有人会喝醉。为了与英国的同事们打成一片，我违心地跟着他们一次次地进了酒吧，每日都要掏钱买酒给同事们，同事们给我买饮料。一次要花十英镑（相当于当时的人民币一百三十多元），我很心疼。　　海瑞对我舍不得花钱，总是存钱的做法很不理解。他老是说，存什么钱啊，你今天不享受，明天说不定会发生什么意外呢，一旦有三长两短，所有存的钱都白存了，今生的钱不花光，带不进来世的。而我老是争辩说，我要留着养老的。他更加奇怪，养老要你担什么心那？他以为英国的国家养老制度我是知道的，其实在他没有说明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在英国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于我来说，都是新闻，而且是闻所未闻！海瑞说，在英国生活是不需要存钱的，你挣的钱就是要你用来享受生活的，你若是失业了，国家给你救济金可吃饭穿衣，你若是生病了，去医院看病享受免费医疗，你若是老了，国家会给你钱养你老，存什么钱嘛？渐渐地，我接受了海瑞的做法，不存钱，只要留下吃饭钱，其余都花光，但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不借钱。后来的经历更使我明白了，我们的银行存款越低，享受的福利越高，拿到的政府福利越多。这样，就养成了我在英国乱花钱的习惯。现在每年回中国探亲访友，我也是把随身带去的零花钱都花得精光，买衣服买鞋子，做足疗，聚会请客，等等，不用担心钱花光了会碰到急事要用钱而自己拿不出钱的情况。因为在英国，碰到任何急事，政府都会帮你解决的，不要自己出钱，就连你死了，政府还会给你丧葬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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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海瑞在怀特的公司上班三个月以后，怀特借口海瑞在电脑上的打字速度太慢，将他辞退了。怀特找我谈话，说给我加薪一千英镑，而且说我在他公司的工作位置是永久保证的，永远不会辞退我的。原来他从一开始就不打算聘用海瑞，只愿意聘用我一人，又要面子不好意思说，所以给了三个月的所谓“试用期”，让海瑞的试用“不合格”，海瑞就这样又失业了，但是每周政府发给他五十英镑救济金，直接打入我们的共同账户，我们的生活并不受影响。可是我对怀特辞掉海瑞，很不高兴，不过我什么也没说，等待机会向他辞职另谋高就。　　海瑞年纪大了，一时找不到工作，我早出晚归工作挣钱，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了。每天我一大早就出门，搭公司同事的车去上班，海瑞留守在家。每晚我回到家中，海瑞都会立即送上一杯热茶，接着便炒菜做饭。由于我拒绝西餐，海瑞不仅学会了跟我吃中餐，而且还学着做中餐。虽说他的手艺不咋地，但那份爱心是难能可贵的啊！海瑞对我体贴入微，他对我的关爱是我在中国所不曾有过的。　　我向怀特辞职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我利用一个周末休息，将我和海瑞的故事用英文写了出来，海瑞读了热泪盈眶。这时候，他的特长便发挥出来了：他厚实的英文功底使他对于别人的文字要求也很高，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用心修改了我的文章，然后投稿Saga杂志。我的稿子很快被发表在该杂志1995年9月期上，我的大照片成为那一期封面，令无数读者感动。海瑞高兴地逢人便说：“我可太幸运了，娶了一位封面女郎哦！”我们不仅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还被Saga公司邀请去了Saga总部所在地----美丽的英吉利海峡海边的福克斯通（Folkestone）小镇旅游三天。他们不仅给了我四百英镑稿费，还为我们付了头等座火车票以及我们住在福克斯通三天的旅店钱。　　我和海瑞的故事，不久就被英国最大的报纸《星期日邮报》转载，我又得了转载费。我的那篇两千字的短文，为我和海瑞带来了好运。我不仅提前拿到了在英国的永久居留权，而且使海瑞在60岁的时候被Saga公司聘用，又有了一份固定工资。那次我们应邀参观Saga总部时，受到Saga公司董事会主席罗杰（Roger）的接见，还设宴招待我们。当他听说海瑞没有工作，便表示愿意接受我们二人一起加盟他的公司。回到Herefordshire后，我立即向怀特提出了辞职，他很惊愕，他觉得他对我不薄啊。可是我对他辞退海瑞有意见，就用辞职回敬了他。　　在怀特的公司工作一年后，1996年1月底，我们搬到了美丽的福克斯通，从此再也不愿意离开，今后也永远是我的定居地。我和海瑞双双进入Saga公司，我成为这个有1500名职工的大公司的第一位被聘用的中国人，也是唯一的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Saga公司的有着明亮宽阔的大玻璃窗的办公大楼，比怀特的公司气派得多，也高档得多，我在英国的白领生涯又上了一层楼。伦敦有线电视台听说后，为我和海瑞制作了一个10分钟的访谈节目，我们的故事随着电波传向全世界。海瑞的子女和前妻贝蒂看了电视转播都打来电话祝福我们，并约我们见面。　　日，海瑞的儿子戴维为我们订下了曼切斯特的希尔顿饭店，我们驱车前往，与贝蒂和孩子们见面。贝蒂与海瑞离婚后便与表哥Ron结了婚，生了儿子名叫安德鲁，也来参加聚会。我见到的贝蒂已不再是照片上的年轻姑娘，她那年已经58岁，满头银丝。贝蒂和我----海瑞的两任妻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种情景在中国真是难以想象的啊。在中国，离婚即仇人，很多人不仅离婚时大打出手，离婚后也是老死不相往来。而在英国，离婚却使贝蒂对海瑞的友谊更深。贝蒂对我说起海瑞年轻时是多么帅的小伙子时，两眼饱含热泪，无限怀念旧日的时光。她情不自禁地搂抱着海瑞，在海瑞的脸上亲了又亲。看着她搂着海瑞的样子，我不仅没有一丝妒意，反而为贝蒂失去海瑞生出些惋惜来。此时的贝蒂，拿着酒杯的手微微颤抖，她为海瑞和我买了酒，我们碰了杯，并在一起合影留念。海瑞对贝蒂说：“正因为我们曾夫妻一场，才使我们成为终生的朋友。”在英国，亲人们之间虽然也会偶有争吵，可是并不记仇，很快翻篇，只剩下爱而没有恨。后来我多次去曼切斯特都是住在贝蒂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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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新工作单位Saga公司是个集团公司，主要有三大业务：Saga旅游公司，Saga保险公司和Saga杂志社。我和海瑞都被分在Saga旅游公司，我分在远东部参与中国旅游业务，海瑞分在机票组销售飞机票。可是这次我的工作却很不顺利，负责远东业务的小组长凯罗琳（Caroline）从我报到那天起，就对我十分排挤。因为当时英国正掀起中国大陆旅游热，作为英国旅游业十大支柱之一的Saga旅游公司，当然也正以飞快的速度扩大中国旅游业务。而我这个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加盟中国旅游业务，理所当然地被凯罗琳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她认为一旦让我业务上手，很快就会超过她的，她目前手上的这块中国蛋糕会被我抢走，谁让我是天生的中国通呢！其实，我只想当好她的助手，只想帮助她扩大业务量，从来不想抢她的业务。可是她不这么想，总是深感恐惧，于是对我处处刁难。　　凯罗琳从一开始就绝不让我接触有关中国旅游的一切业务，每天都让我为她打杂，给我一大堆资料叫我去复印机那儿复印，然后归档。有很多都是重复劳动，复印了再复印，对于公司的复印纸也是极大的浪费。或者开出一大堆文具清单，指使我去后勤部门领取，还经常支我外出去商店购买打印机墨盒等等琐事。然后再对我进行训斥，说我归档归得不好，领取东西太慢，还说我是不是身体不适走不动路啦？若是有不适回家休息吧，等等，等等。　　我对于凯罗琳的刁难，采取忍气吞声，尽量做好的态度，以为过一阵会好的。我想，只要我心诚，使她感到我不是她的对手而是助手，就会好的。可是海瑞说，不会好的，英国女人嫉妒起人来也是很顽固的。海瑞对凯罗琳这么欺负我感到很愤怒，可是Saga公司对我们有知遇之恩，我们不能不给罗杰董事长面子，不能在公司里面与凯罗琳公开吵架。海瑞便对我说，算了，我一个人的工资也能养活咱俩，你不要干了，辞职！咱不受她那份气。说实话，我也不想在凯罗琳手底下干了，便在刚刚进入Saga公司两星期时就跑去人事部递交了辞呈。人事部经理很吃惊，因为他知道我是董事长罗杰打过招呼必须聘用的人，怎么这么快就想走啦？我对他说明了凯罗琳对我的打压，他说非常sorry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叫我先回家休息，他们研究后再给我答复。　　第二天，Saga杂志社主编保罗（Paul）请我和海瑞吃午饭，他对我们说，进公司仅两星期就提出辞职的，我是第一人，罗杰董事长很感不安，叫他来劝说我继续留在公司工作，但是可以换个地方，不要待在远东部了，让我去给旅游公司总经理当助手，另外负责旅游公司信件的收发。我和海瑞觉得盛情难却，便答应了。当天我的桌子就搬到总经理办公室门口了，我也安下心来了。　　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走上了正轨，我很快熟悉了我的工作程序，除了帮助总经理发传真，给公司各部下达指令，发开会通知以外，就是把外部送进来的邮件分类，然后送到公司各部门，有时候还需要送上八楼给罗杰董事长。一次我从八楼电梯走出来，在走廊里正好碰到罗杰，他笑着对我说：“I am very glad you are with us!”（我非常高兴你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说着他拉开他办公室的门，进去之前又回头对我笑着眨眼说：“Please be with us！”（和我们在一起吧！）碰到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领导，即使有些委屈，不能做中国旅游了，但还真的不好意思马上就辞职离开公司。　　我们每天工作七小时，上班时间在公司里面各司其职，董事长、部门经理、副经理、组长、副组长、老业务员等等，分得很清楚，下级对上级非常尊重听话服从，同级之间平等礼貌友好，相安无事。由于我的工作性质就是与各部门联络，所以认识了很多人，大家都很喜欢我，我很开心。最让我开心的是，下班时间，什么董事长、经理的，再无上下级之分，和我们底层职员全都平起平坐了。不论上下班，只要我在电梯口碰到董事长罗杰，他必定要让我先进电梯的，绝不肯在我前面进去。罗杰是个亿万富翁，可在超市里，他与普通职员一样推着手推车购物，排队付款，在他前面排队的下属们，谁也不会让他排在自己前面的，更不会有人为他拎包！平时在外面碰到自己的上司，只是礼貌地打声招呼而已，上司绝对不会要自己的下属为自己干私活，如果要请人帮助干点额外的活儿，必须事先谈好工钱。下属也绝对不会给上司送礼，人人平等，人人按规矩办事。全公司的人都不会称呼上级的职务，像在中国那样，什么李总，赵总，王局长，张科长什么的，在这儿就直喊名字！喊董事长罗杰，喊部门总经理伯纳德，全喊名字，不带姓，更不带职务，大家的称呼平等。上班时，老板不能对员工摆架子，员工也不会对老板恭维拍马。七小时之外更是如此。　　Saga公司还有一个传统，公司人事部门会给每一位职员过生日。我们进公司时都会填写一张表，写清楚生辰年月日，所以人事部知道所有职工的生日。偌大个公司，差不多每天都有人过生日，有时好几人同时过生日。每人都会得到公司赠送的鲜花和小礼物，然后同一小组的同事们唱起“祝你生日快乐”的歌曲。这样的人文关怀，我在中国的时候是没有见过的。我过生日的时候，得到的是鲜花、生日卡和巧克力。这就是公司的凝聚力。所以Saga公司有很多老职员都在这儿工作了十五年甚至二十年以上了，当然也经常有人因结婚或者搬家等各种原因而离开Saga公司，在他们辞职离开公司时，同样会得到公司的一份礼物和祝福卡。英国的公司，就是这样努力使在此工作过的人都留下美好的记忆，愉快地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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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时已经开始写作我的回忆录了。由于我是上班族，写作的事情就放在晚上和周末，时间很有限，所以进展缓慢。有时候写作时思绪不断停不下来，会写到深更半夜，第二天上班会打瞌睡。海瑞看我又上班又要写书很疲劳，再次劝我辞职，回家专门写书。于是，在Saga工作了一年半以后，我终于下定决心辞职了。这一次我用的是要回家写书的正当理由，所以罗杰不再挽留我，而是给了我一个友好的祝福。离开公司后我就去政府报到，加入失业者的行列。没有想到的是，政府官员告诉我，由于我失业了，家庭收入降低，因此我可以享受房租补贴的福利，每个月可从政府得到两百英镑补助。我太高兴了，不工作了还有钱拿，这种感觉真好！后来听一位在伦敦的中国朋友对我说，能在英国大公司工作的大陆中国人，实属凤毛鳞角，全英国都找不出几个来，我还这么不珍惜，动不动就辞职。我开心地笑了，这说明我在英国有生存能力！　　说到我写书，还真得感谢辞退了海瑞的怀特先生呢。由于怀特让海瑞成为失业者，才使海瑞有时间在家全身心投入修改我最初的英文书稿。我产生写书的念头，是因为读了旅英女作家张戎写的家族传记。日，是我在英国过的第一个生日，海瑞买了一本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那是一本居住在英国的中国人写的英文书，书名是：“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作者张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她用四年时间，写了她的外婆、她的妈妈和她自己一家人的故事，当然也包括她父亲和其他亲友的故事。她通过自己的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首次向全世界系统地披露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她写的内容对于西方读者完全是前所未闻的，所以引起了世界性轰动。　　虽然张戎的书1991年就出版了，而且获得好几项国际大奖，可是因为被中国列为禁书，所以我在中国时根本不曾听说过。拿到书以后，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就读几页，我看得很仔细也看得很慢，花了大半年时间才很仔细地读完了一遍，有些地方还重复读了好几遍，书中观点引起我的强烈共鸣。张戎的父亲也是共产党老干部，她与我家庭背景相同。所不同的是，我的父母很早离世，而她的父母文革时还活着，当然受到严重冲击，精神和肉体都受到迫害和摧残。张戎用家族传记的形式，鞭挞了中国自1949年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给与了详细的叙述和批判。她的经历和家庭遭遇与我的不同，但是我与她都得出了共同的结论，即：文革后打倒的所谓“四人帮”，其实漏掉了罪魁祸首，中国的十年动乱和灾难不是什么“四人帮”造成的，而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在祸国殃民。　　我觉得我的经历也可以写一本书，作为张戎的“鸿”一书的姐妹篇，互相支持。我给张戎写信表达了我的想法，并给她寄去了登载在Saga杂志上的我那篇短文。张戎很快给我回信，说她读了我和海瑞的故事很感动，并鼓励我写出更多的东西来。于是，我决定写我的回忆录。因为针对的读者是西方人，所以我用英文写作，写作工具是海瑞的一台袖珍英文打字机。我从我的父亲流落南京写起，第一页英文稿敲打完毕后就递给海瑞阅读。海瑞读后一拍桌子：“Very good！Go on！”（很好，继续写！）　　我的书定名为《天边》，是因为英国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远在天边的国家，我从小一直想踏上这片远在天边的土地，经过很多生活的磨难后，我终于踏上了《天边》的土地。由于书稿需不断修改，使用打字机修改起来很不方便。于是我们就买了一台二手电脑，那是我和海瑞的第一台电脑：Windows 95。有了这台电脑，修改起书稿来就方便多了。开始我是利用业余写书，断断续续写了两年多，还没写到一半。后来干脆从Saga辞职，在家专门写书，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就于1999年初全写完了，然后就交给海瑞帮我修改和润色。在书稿完成之后不久，我的入籍申请也得到英国移民局的批准。1999年11月，我在律师事务所交了五英镑，手摸圣经，由律师领着，对英女王宣誓效忠，成为英国公民。而我的书稿此时也由文学经纪人交给英国资深企鹅出版社，很顺利地在2000年5月正式出版，发行至全世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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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看完了。后面还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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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新旧社会的对比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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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知若水
14:41:00　　终于看完了。后面还有吗　　—————————————————　　期待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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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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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只谈三次恋爱最好，一次懵懂，一次刻骨，一次一生。谈的太多会比较，无法确定；经历太多会麻木，不再相信爱情，行尸走肉，最后与不爱的人结婚，无法发自内心的爱对方，日常表现的应付，对方则抱怨你不够关心和不顾家，最后这失败的爱情，让你在遗憾和凑合中走完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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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高安华《天边》中文版后的随想与反思　　戴相陵　　　　（1） 写在前面　　早在几个月前，我就与学姐高安华在南师附中老三届网站上公开的交流过。我声称是她二十七万字中文版《天边》的一位认真的读者。　　下面是当时交流的一些要点，外加上一些今天的说明。　　我为什么是《天边》的读者，而且自以为是认真的？　　这是因为我总是在心底里觉得，我歉该书作者一个书评，尽管我自己都不能保证这篇书评的质量。　　那么附中网站人才济济、个个能写，我算老几，凭什么要写这个书评？　　这是因为，我大概可以被指责是附中网站上“高安华风波”的挑起人，可以说是点导火线的“罪魁祸首”。　　我对风波起因的粗略回忆如下。　　年前，在附中网站转载了《天边》中的“解剖课”一节后，时任网管之一的黄健，署名难忘，他根据一些网站的报道，对作者高安华做了正面的引荐，与其他知名的“反和谐”旅外作家齐名。　　黄健虽然不是附中校友，但他是初三丙的铁杆好友、“名誉成员”。他把引荐也带到了初三丙网站上。　　正当我尊敬地对你刮目相看的时候，初三丙网站出现了下面的反对贴，而且是署了实名的。　　“高安华在小说里显然把自己写成一个受压制被迫害者,其不知在同学的记忆中完全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同班同学.她是烈士子弟,文革前在我校就有很高的地位,不用说文革中了,是站在高处狠整同学的一位.文革后她从高处跌了下来心理不平衡,找了个老外嫁了出去.知道的人都认为她小说有很多篡改事实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同学对她的小说很不看好,尤其是同班的.”　　接着，又有了一个跟贴来支持，署了不同的实名。　　“没有兴趣看她的东西！”　　我读了后，心里直倒胃口。于是想纠正黄健，就把二贴引到了附中网站上，而且没加任何核实，还跟贴上了自己的想法。　　“反思难，难于上青天。　　明明是当年的迫害者，却在传记小说里把自己写成一个受压制被迫害者。这种艺术夸张，有颠倒黑白之嫌。　　这里并不是只针对某位作者。自己写作时，也在注意抑制这种“夸张”。　　力挺王虹：还是先把史实搞清楚吧。”　　我认为就是这初三丙的三贴，点燃了“高安华风波”的导火线。　　首先，对你的抨击来自你的高二乙班的匿名同窗，他们是从文革前柯庆施时代的“上海市三好生”、附中阶级路线”中“阶级感情最深”的“革命后代”、“红卫兵运动”中“响当当”的“自来红”、68年“内部参军”开始数落的。　　第二方面的抨击是在你的“伦敦市长邀你与胡锦涛共宴”的文章出台以后，主要来曾小渤，涉及扬毛还是贬毛的政治，还有传统道德观和你的个人涉外婚姻等。　　接着就是轩然大波式的大辩论，对你褒贬都有。为你辩护的，以匿名的“北美小老李”为代表。　　因为根本不是什么知情人，我在指责自己，没经调查就轻率地发言，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于是，我就只好龟缩起来，对此就不敢再说三道四了。只是心里总觉得歉了你一点什么。　　因为阶级路线、血统论和红卫兵运动，在附中曾经给包括我在内的一大批同学造成过重大的伤害，我对此的研究就多了一点。主要是当年的史实、当事人当年的心理及行为、还有当事人今天的忏悔和认识。就我这一点点“不识相的”的研究，也遭到过道貌岸然的指责以及和稀泥们的劝退。　　在得知“天边”的中文版要问世后，我一本正经地询问了在美国的两位高二乙学长。他们虽然都是血统论的受害者，可是都回忆不出对你在文革初期“站在高处整同学”一说有什么具体行为。这与你在《天边》和这里的表白是一致的。　　我接着又打电话给初三丙第一贴的同学去求证，问可有整人证据？答曰：自己也是听说的。　　我明确地对他们说，如果没有根据，所谓高安华的整人一说就不能成立。而作为风波的怂恿者，我要在适当的时候澄清这件事，于是萌生了写书评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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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你素不相识，可是我想提请你注意我在谈话中听出来，你在高二乙同班同学中似乎口碑不佳。　　你知道自己在班上的口碑，或者想知道为什么如此吗？　　可以想象，对当年阶级路线、血统论和红卫兵的感受，我们和以你为代表的红五类，实在是谈不到一块去。可是毕竟四十多年过去，地球早就转入二十一世纪了。难道你们和我们，今天就不能针对利用血统论搞迫害、谋私利，在人性和人权的层面上，达到一定程度的共识吗？　　这需要红五类和受益者在思想境界上有一个很大的升华才行，也需要我们这群人有很大的宽容才行。　　还是拿你说事。你即使没有整人，但要想得到同学们的接受，不是一句简单的同情话就可以办到的。当然，做为一位海外知名作家，你完全没有必要来追求这种接受。我是说，如果你在乎的话。　　换位思考，我可以帮你想一下。　　在“高二乙团支部政变”前后，你虽然不是策划者，但可能是受益者。你在受伤害的同学面前显摆过吗？　　在附中的阶级路线年代，你是受宠者。你在失宠者面前张扬过吗，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　　在血统论肆虐的1966年呢？尽管你没有直接整人，可是有没有同学见到你的时候产生过恐惧感，尤其是你身穿军装、腰束武装带、戴着红卫兵袖章、“里里外外红透了”的时候？　　对出身非红五类的同学来说，以上对他们的伤害，虽是无声无息无形的，但却是心灵心理上的重创。如果没有真诚的反思，受害者是不容易释怀的。　　还有你们姊妹三人的那张大字报。表面上是攻击校领导对烈士子女专政，可是有没有在影射学校对出身不好的宠爱庇护，把矛头引向和对准了这部分同学？　　这里我只是猜测一下而已。所有这一切，你审查过自己、做过换位思考吗？　　对这些提问，高安华都一一回帖、做了回答，也一一做了否认。　　否认当然没有问题，我也没有异议。问题是她还质疑了提问人的心态。意思好像是在指责人家念念不忘、至今还走不出当年的阴影。　　这是当年的受益者或者迫害者们，又一次在轻言受害者今天仍然想不开、放不下的心态。前者这样做，在道义上是否妥当，是值得商榷的。　　似乎为了证明大多数人的心态已经恢复正常，她说在上次同学聚会时，人人都对她热情友好。　　我看了回帖后想，学姐大概没有认真地把自己放在受害者角度的去认识血统论。如果我是红五类，大概会对念念不忘者表示理解和同情，安慰着说，我们真没想到当年对你们的伤害竟会造成这么深远的影响。　　不过，我仍然决定继续闭口，因为没人有权利要求她换位思考。我只是得出了一个暂时的结论：在此问题上，我与她迄今为止，没有共同语言。　　四十几年前，由于阶级路线、血统论和红卫兵的灾难而人为地制造出的两大派同学，今天人都还健在，而且有些人对对立和迫害记忆犹新。　　心结打得开、打不开，是因人的心理素质而异的，是人家自己的事。活到这把年龄，大多数人已经淡忘、想开了。可是想不开的人毕竟还是有的。　　历史上的雷锋叔叔就是一个。他念念不忘腿上的伤疤。传说中，那是解放前讨饭时，被地主的狗咬的。他在后来的忆苦思甜中念念不忘。他不仅提醒自己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还要下一代的小朋友们永远记住这血泪仇。　　我只是想提醒两点。　　一是雷锋的念念不忘，被那些别有用心的当权者利用了。他们热衷于煽动阶级仇恨、展开阶级斗争。　　而血统论的受害者，他们不想、没有、也不可能达到这一步。　　二是要是真的轮到有人来劝雷锋想开一点，那他们应该是白毛女、刘文学、黄继光、董存瑞、还有贫下中农；而绝不应该是黄世仁、刘文采、周扒皮、南霸天、那个地主、还有他们的狗腿子、他们的子女。　　而我们这里，却不断听说，血统论的施害者和受益者在讽刺、指责和规劝受害者。　　我想再次请当年的受益和施害群体三思。不要老指责受害群体仍然在念念不忘。也请不要指责人家想不开、心胸狭窄。　　还是那句话，没有受益者的思想境界的升华，受害者的也难以得到升华。　　如果没有双方的共同升华，就谈不上真正的释怀与和解。那么，发生在当今同学聚会时的下列现象，就可能不完全是出自真心的。　　见面时的热情拥抱，席上的碰杯畅饮，离别时的紧紧握手。　　觉得不理解、甚至可怕吗？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但愿我说错了。　　还是言归正传谈书评吧。　　今天我喜欢读《天边》，是因为写的是真实的你，高安华。而且前提是，对重大和敏感史实的描述，中文版和英文版是一致的。　　请不要指望我的书评能有什么作为。不过有一点我要做的，可能是反思毛泽东领导的那场农民战争、农民政权和农民运动。它的动机、过程、后果、灾难，以及卷进去为之献身、牺牲、遇难和丧生的人们，还有他们的后代。我的出发点，与《天边》不同。　　以上是我提笔写书评前的状况。　　可是直到提笔时，才知道不是好写的，因为书评毕竟不同与市井上不负责任的评头论足。在读完二十七万字中文版《天边》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是自不量力。　　一是资格浅。　　怕是轮不上我一平头百姓、无名小卒，对知名作品评头论足，尽管我对众多的“知名作家”，从来就是持谨慎态度的。　　二是水平低。　　人家洋洋二十七万字，涉及了上个世纪的四分之三。从1926年老子年轻时投身革命，写到1999年本人远渡天边外嫁英国。虽然是流水账，但却是很有系统描述。我怕是没这个系统性，即使扑上大量的时间精力也无济于事。　　无奈早就放话应诺写书评了，作为折中，随看、随想、随笔是个办法，再加一点自己个人对一些敏感话题的反思。　　抛砖引玉，希望能引出作者和同窗们的共鸣、反弹和批评，是我的主要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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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高安华有个被称为是革命烈士的好爸爸。与她比童年，我是自愧不如。　　文革前，在党的阳光下，当她戴上团徽时，我已经应感到了党的阶级路线的困惑和威慑。　　在她被内定包送大学时，我在苦苦思索和表现，试图逃避黄桂玉走的那条与家庭决裂、上山下乡的道路。　　文革初，当她身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学校晃了一下就回家谈恋爱时，我却在被喝令要脱胎换骨、彻底改造、去农村挖烙印。　　1968年，当她内部当兵时，我去了苏北农村、插队落户。　　即使两年后，她从部队复员到714厂去“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候，我在农村暗无天日的日子，似乎还远远没有熬到头。　　大家都是过来之人，知道当年老三届出身红和出身黑，当兵和插队之间的巨大反差。　　由于自认为自己在个人素质、尤其是在智力上，并非差人一等，我只好在字典里找到了一个贬义词，来形容自己的心态：嫉妒。在现代词汇里，用个中性词，叫心理不平衡。　　不平衡之余，想起了换位思考。　　高安华从小就失去了双亲，七岁丧父，十二岁丧母。可以想象，她在最需要得到父母呵护的时候，这种不幸是多么沉重的打击。这样的儿童，在今后个人的成长发展上，会有不可摆脱的心理阴影的。　　我们童年时期有父母的人，应该要体量和同情作者的感受。　　“就是死，全家都要死在一起。”　　这是在1969年秋天，许多为人父母所作的抉择。他们面对着全家下放农村的灾难。　　他们义无反顾地把身边的子女全带了下去，还把在其他地方插队的孩子也弄到了一起。父母想的，就是保护自己的子女；孩子要的，就是父母的呵护。哪怕再艰难，孩子下工回来，母亲的怀抱总是热的；逢年过节时，父亲扯的二尺红头绳，还是有的。　　我有贴身体会。那时，我们全家团在茅草房里。两个妹妹，一个九岁，一个十五。城镇户口被剥夺了，可是她们仍然有父母的关爱和呵护。　　而作者却没有这种温暖。　　尤其值得同情的，是她们姐弟在寄人篱下时遭到的白眼、冷落、甚至是虐待。还有后来住校时，过年过节，都只能在空荡荡的学校里，无家可归。　　什么都不如小小年纪失去父母失去家更为痛苦。这话我理解、也认同。　　可是，上面毕竟在各方面照顾着烈士的遗孤，政治上和生活上。当时更苦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他们有父母，然而，他们也在恨着父母，希望自己没有这样的父母。　　听说有这么一家，住在南京大方巷的西桥一带。为父的很早就被关了进去。这个反革命家庭里，常年就母亲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生活。收入，全靠手工给人家缝地毯，按件计酬。　　这家当年的一景，就是小孩放学后，不准出去玩，只能在家帮母亲缝地毯。只有这样，全家才能活下去。　　那么我们这些有父母的、还有那些烈士子女，可不可以再换位体谅一下，这姐弟五人的心理发育成长呢。　　可以理解，这家人人都有理由恨她们的爸爸。尤其是最小的弟弟。他从生下来起，就记不得有过有爸爸，于是也谈不上父爱和感情。政治上极端歧视，生活上一贫如洗。在最饥饿的时候，小弟弟曾经在饭馆后面的猪食缸里，偷偷捞出一块漂起来的肥肉，放进嘴里大嚼。他家的故事，就像传说中的旧社会。　　难怪熬到八十年代，父亲平反释放回家时，就是这个小弟弟，守在家门口，坚决不给爸爸进来。他死活不认这个没有给他带来过任何欢乐的爸爸。结果为父的硬是没进家门。他回到了老家后，不久就死了。　　在那个世道，有多少人在希望自己没有政治上累赘的父母啊。包括在文革期间，不能排除一些烈士子女，甚至在庆幸父母的英年早逝。否则，一夜之间，他们不就成了走资派了吗。我本人也不能确定，当流亡海外的生父此时出现时，我自己能有理智的反应。　　所以，那个年头，孩子有父母，不全是好事；父母不在，也不全是坏事。　　心理不平衡的良药，就是换位思考。对她，对我，对你，都一样。　　理想中的好爸爸是不存在的。可是接近理想的，还是有的。就看你理想中的选择了，是要做反革命子女、还是革命烈士子女。　　可是俗话说，“家庭出身是不可选择的”。从文革前后一路走过来的人都清楚，前者弄不好很难生存；而后者顺当的话，很容易飞黄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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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如果当年让高安华一直顺当下去的话　　可是她没有想到，在个人发展的金光大道上，竟有不测风云。1969年底，她在部队遭人告发后，先后失去了当五好战士、提干的机会。在1970年初，竟然是不很体面地复员了。　　从此以后，她就一蹶不振，从顶峰跌落下来，个人生涯开始走下坡路。　　可不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年没有被告发而复员一说，她人生一直顺当下去的话，今天该是个什么样子？　　我想她大概被顺利地评为五好战士，入了党，从护理提干为护士。不久，在时兴工农兵学员时，又被哪位“父亲的老战友”弄进了军医大，毕业后成了军医。　　今天，她是我军某医院的院长或者政委，主任医师。　　或许她选择了读军外院，以发挥自己的外语天分。如今是我军某外语学院的院长或者政委，职称教授。　　而且婚姻生活美满。因为在这期间，她嫁给了一位年轻的军官。他也是高干子弟，于是如今也官运亨通，身处高位。　　也许夫妻俩其中一位早就下海经商，形成了一人做官、一人经商的最优家庭组合。　　可是，这个假设的家庭，鉴于当今的上下官商腐败，最终可能逃脱不了上帝的惩罚。因为我曾听有一民间传说称，如果把当今高官排起队来，当成贪官一个一个地枪毙的话，里面肯定有冤枉的；可是如果是一个隔一个地枪毙的话，里面则肯定有漏网的了。　　我的意思是，如果当年让高安华一直顺当下去的话，她得到的，是今天富足和地位。可是这是她想要的吗？她的心灵能平静吗？　　她失去的，是她下半生的五彩人生、当今蓝天白云下的无污染的环境，当然还有无污染的心境。　　我要是她，我是不会后悔所谓的那次人生走的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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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那场农民战争、农民政权和农民运动（姑且也称之为“三农”）　　耳顺之年谈家史和个人史，就一定得在中国现代史的框架内说事，就一定要谈伟大领袖领导的那场农民战争，战争胜利后建立的农民政权，还有那个政权设计的、强加给老百姓的、一场场无休止的、形形色色的农民运动。在近代史的九十年里，三农政治已经导致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党文化”。　　如果我当年不是搞语言学，而是学历史的话，我的博士论文和研究课题，大概可能是把这个当代的农民政权，与历史上的其他农民政权做个比较。从陈胜吴广、朱元璋、李自成，到太平天国，列出它们的相似之处。我大概可以论证，当代的这个，与历史上的农民政权基本上是一样的。最起码在主要方面：揭竿而起、造反起义、打江山是为了坐江山、皇帝丞相和朝廷命官、江山还要传给下一代、为当权者和利益集团谋取更大和最大的利益。　　这就是我为什么想说，既然他们也是农民思维，那么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农民战争、农民政权和农民运动的翻版而已。　　不过与历代不同的是，当代的的三农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残酷性。他们从西方和俄国引进了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于是就有了一场接一场的内部整人的运动。　　更有甚者，当我读完了《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后，还非常吃惊地发现，他们的有些做法，竟和希特勒法西斯非常雷同。　　我不是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所以不想对这个政权妄加评估。可是我相信，在他们掌权的前27年里，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至少高达四千万。这个数字，比民国政府执政时多，比历届农民政权多，比历届封建王朝多。　　这时，有人会说，这四千万大部分死于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困难时期，又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联系在一起。据官方报道：1959年到1961年的连续三年里，我国九亿亩耕地中，有六亿亩受灾。三年自然灾害，据说是导致1960年到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当然，这些都是官方的新闻导向。而非官方的说法，却有很大的差异。首先是农学家和气象学家，他们对连续三年有全国范围的自然灾害说法，提出质疑。而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三年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归罪于1958年大炼钢铁、大跃进和三面红旗的政治和群众运动。　　至少，我是不会认同一个有四千万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农民政权的。对于它的统治，即使不用“罪孽”一词，大概“人祸”还是可以用上的。请千万别跟我提那些成就，因为没有前三十年的折腾，我国的发展水平应该与日本的成就差不多。也千万别提我国的人口多，因为我们也地大物博。而日本国，人口密度比我们高得多，而且资源贫乏，人均占有的资源要比我们少得多。　　看来就凭四千万屈死的冤魂，就可以彻定否定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三农了。可是，这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彻定否定是个很痛苦的连锁反应过程。　　微加思考，就可以发现，否定三农，意味着也要否定我们父辈们的一生，尤其是那些“革命前辈”们。他们为着理想抛头颅、撒热血、干了一辈子“革命”。　　更痛苦的是，也意味着要否定我们自己的大半辈子。因为我们在党文化的熏陶下，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过几十年，至少是在青少年时期。　　我们的痛苦，还远远没有中止，因为人们脑海中被三农和党文化强加的许多“深入人心”概念，现在需要重新独立的评估和反思。　　比如，什么是“革命烈士”、“革命干部”；什么又是“地主”、“资本家”、“反革命”；还有那些在三农中失去生命的人，从“壮烈牺牲”的到“拉出去枪毙”的，难道我们迄今仍然要按照党文化和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民族传统，坚持三农下的定义和结论吗？　　否定别人容易、否定自己痛苦，而且还要找出种种理由为自己开脱。可以理解，这是人的本性决定的，包括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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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从光荣牺牲的“革命烈士”到死有余辜的“地主分子”　　有一点，现在已经不重要了。这就是，即使在党文化中，作者的父亲该不该追认为烈士，还值得商榷。从广义上说，烈士是牺牲在疆场或刑场上的，比如堵枪眼的黄继光。如果雷锋在执行公务中不幸殉职，也还可以称为烈士的话，那么那些病逝的呢？比如开国元帅罗荣桓，他是不是烈士呢？还有本人的父亲，他兢兢业业地教了五十几年书后病逝的，可谓桃李满天下。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是不是烈士呢？　　我认为天边，至少是她的前半部，没有摆脱三农和党文化的阴影和思维模式。作者在谈“革命烈士”和“革命干部”时，语气是津津乐道的，口气是理所当然的。　　在她的心目中，革命烈士是至高无上的，大概证书是毛泽东（皇上）亲笔签发、安葬是彭冲、许家屯（朝廷命官）操办的吧？　　作者开口闭口革命烈士，还引自为豪。以至于在天边以后，其父的陵墓被迫迁移、墓碑被迫销毁，她“哭泣的灵魂”在指责当局的无情无义。　　大概是我们已经长大，甚至在变老，经历得太多的原因，当今天再次满目地读到“革命烈士”的时候，我们已经找不回中小学时代对烈士的那个感觉和那份感情了。　　当然在这里，我非常理解和赞同父亲在女儿心目中的伟大和神圣，但是不要老用为三农“积劳成疾而去世”的“革命烈士”来说事。　　这位前辈，三农已经对他很不错了，毕竟让他在陵寝里安息长眠了四十多年了，而且对他的子女也倍加关照。相比之下，天边中那位被拉出去枪毙的“现行反革命”就悲惨了。他其实倒是应该与张志新烈士齐名的。唯一的罪状，就是质疑了正在进行的文革。临刑前，不能为老母尽孝的话还没讲完，下巴就被刽子手弄脱了臼。更可怜的是，他的尸体，竟在掩埋的当夜，就被作者所在部队的人民子弟兵偷偷盗出，下锅煮烂后将肉剔除。目的，就是要取这位壮士的一付完整的骨架，继续为三农的军事医疗事业服务。这使我想起了，宣传中被残酷的西藏农奴主剥下的那张农奴的完整人皮。　　所以，革命烈士和反革命分子，他们子女之间的换位思考就显得重要起来。　　其实，为三农献身和丧生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三农把为数不多的一头定为烈士的话，那么另一头，则是大批的地富反坏右资黑。他们中的很多在走后，竟是死不见尸。这里只举两个例子。其中一位，是本人的外祖母，她是自溺身亡的。　　我从记事起，就记得外婆从上海迁来。她与我们同住，由父母供养，零用钱由两个外地的舅舅寄来。那是1954年的事了。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在外婆的呵护下长大的，与她的感情之深，丝毫不亚于作者与她的父亲。至今我还记得外婆给我洗脸洗脚，给我补袜子，给我讲往事，给我唱虫虫虫虫飞飞。　　在家乡解放和土改的时候，外婆不在场，于是也从来没有给划过成分。可是母亲一贯对党忠诚老实，每次政审填表时，都说外婆本人是“地主分子”。地主归地主，不过也阴错阳差，外婆倒是一直有选举权。每次选举人民代表，居委会一定要通知她到场投票的。　　平时外婆从来不下楼外出。有时一定被喊出去开会，她的一口上海土话，没有人能听懂。后来连居委会都懒得搭理她了。　　当年闹文革，就这么一位与世无争的老人，我也怕她在劫难逃，而且果然不幸言中。　　那是1969年10月的事了，我在苏北插队还不到一年。　　有一天下工回知青屋，收到妹妹从南京的一纸来信。就冰冷的短短几句，足使我彻底地心寒。她说，外婆在居委会的清队中，畏罪投河自杀，死有余辜，要我站稳立场，与外婆划清界限。　　我大惊失色，但很快又回到那个年头的见怪不怪中去了。　　我在回忆外婆与我的最后一次交流。那是上次过完春节离家返乡上路时的最后一瞬间。我背着挎包咚咚地下了楼。外婆不放心地紧追出来，大声叮嘱我在乡下要好好的。我回头挥手，看了最后一眼，她慈祥满面、白发苍苍。　　表面上的站稳立场压制住了我内心的悲痛，我立刻把信让同屋的两个知青看了。可以理解，他们的态度是介于官方和同情之间。接着，我马上把此事报告给生产队和大队干部，以示我无意向组织上隐瞒。　　事后不到一个月，我家被通知下放。下放原因是否与外婆有关，只有去等今后的档案解密了。　　在后来很长的日子里，由于种种原因，我都不便仔细地询问外婆殉难的详情。只是听说，是上海电机厂牛棚里劳改的高工舅舅，扯出了个家庭出身问题。于是专案组伙同家乡的贫下中农，追杀到了南京。他们与居委会的工宣队一起，把外婆“揪了出来”。　　事情前后没有几天。　　天天满院子的大字报、大标语。天天居委会、工宣队都要上门。天天有外婆的批斗会。天天外婆都要交待、要劳改。天天爸爸、妈妈、妹妹在学校都要表示划清界限。天天我家都是鸡犬不宁，没有正常日子过。　　直到我全家下放农村多年后的一个黑暗的阴雨天，我才就外婆的殉难采访了母亲。　　外婆当年已经76岁。虽然她表面上不闻窗外事，可是外面的文革她还是知道的。舅舅在上海被揪出来，我在乡下插队，父亲母亲在单位清队中迟迟不能归家，妹妹在学校红卫兵当不上。所有这一切，她都隐隐感到与自己多少有点关系。果然终于有一天，她被揪到了批斗会上。　　出事的那天早上，妈妈起床后发现她不在了。外婆没有留下遗言。她穿了一套干净的中式布衫、小脚布鞋，不辞而别。为了不引起猜疑，她把自己的钥匙留在了枕头旁，床铺理得整整齐齐。　　没多久，我家窗前不远的池塘里，飘起了一具老奶奶的尸体。围观的民众，人山人海、人声鼎沸。外婆之死，惊动了楼子巷、三牌楼一带的大街小巷。他们说，一个地主婆投河死了。　　我问母亲，你有没有去看外婆一眼？她无奈地答曰：没有。　　母亲告诉我，那天居委会、工宣队的人上楼来问：要不要去看看？要不要去收尸？我都坚决地说了不。　　还好，隔壁的唐世中老师去看了。她为了安抚母亲，后来特地悄悄在背后对她说：我代你看过了。老人临走还算安静，眼睛是闭着的。　　这就是我得到的有关外婆的最后信息。　　这就是外婆之死，我们家人是死不见尸。这也是三农中千百万死不见尸的冤魂之一。　　如果这时有人会指责我把自家的事扯到书评里来，显得有点牵强，那么我仍然可以拿作者的家庭来继续说事。　　那第二个死不见尸的例子，就是烈士的亲父亲、作者的亲爷爷。据说他也是“地主分子”，也是走投无路后，投江自溺身亡的。　　对我来说，作者的爸爸和我的外婆，他们都是人。如果作者有意识无意识地在三农思维中用烈士把前者拔高，还要恕本人不能苟同。　　作为人，我们都要尊重人权人格；作为长辈，我们都要尊敬热爱；作为逝者，我们都要安葬立碑。这里，没有什么烈士和地主之分，当然也包括作者谢世的父亲和祖父，还有我的父亲和外祖母。　　可是，那都是三农的鼎盛时期啊。只是传到了涛哥这一代，统治集团权衡利益的侧重点已经与当年很不同了。当年，定为烈士而厚葬，或者定为地主而死不见尸，是利益集团的需要。而当今，通知烈士的陵寝搬家，或者对冤死的亡灵继续遮遮掩掩，也是利益集团的需要。只是这代统治者老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不知何时能对平头百姓兑现。那句话就是：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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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广大国人，只要谈起腐败现象，就咬牙切齿，谴责那国体上下似乎已经不可救药的腐败。即使是很多对三农至今还放不下的人，也认为，要再这样腐败下去，亡党亡国，那是迟早的事情。　　在这里，我无意对腐败进行分析研究。可是作为过来人之一，我怎么总是觉得，腐败的初始阶段，应该追溯到四十几年前的走后门呢。而且，在初级阶段，走后门是依仗着血统论、家庭出身和阶级路线，在幕后悄然进行的。　　听说过“留苏预备生”一说吗。早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在南师附中当老师的母亲就提及过。那几个身价类似金枝玉叶的高干子弟，在高中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内定”，毕业后直接保送苏联读大学。　　作者倒不是留苏预备生，因为她赶上了中苏交恶的年代。可是她也不怎么逊色，被内定毕业后直接保送北京外国语学院。这是1966年5月的事，由南京市副市长王彬和江靖宇定下来，通知了南师附中。而且讲得很清楚，不要感谢两位市长伯伯，而是要感谢她当了烈士的爸爸。　　回顾一下，那是个什么年代呀。政治形势急剧左转、文革即将爆发。　　那年5月，我们初三的同学，在江宁县的陆朗劳动。高二高三的更艰苦，在苏北盱眙县马垻公社开门办学。　　前两届“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牺牲品，历历在目。黄桂玉她们，1964年去了盱眙当农民；1965年的那批更加残烈，他们远赴新疆阿克苏的丰收农场。　　我们，尤其是非红五类，在升学和下乡的浑水中，都要淹得窒息了。而作者在此时，已经高枕无忧，在展望未来步入外交部门的美好前景了。还给她说对了，如果不是文革的爆发，那还真不是一场黄粱美梦。　　有人可能要出来为作者说话了：她毕竟成绩好、外语好。　　可是，我敢打赌，与她同等水平的，在同校同届里，至少能找到好几个，而且不乏干部子弟。那么为什么偏偏要内定她？　　有人还是要打抱不平，说这毕竟是内定、而不是作者要求的。　　那么，就请看看作者自己要求的吧。这里只谈几件决定人生轨迹、走了上层路线的大后门，都是顶着烈士子女的光环干的。　　作者的弟弟高卫国当兵，日，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走的后门。　　作者本人高安华当兵，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走的后门。　　这两宗可都是在文革中老三届离校下乡前的故事。这里大概不需要我重温一遍，当年当兵和插队之间的巨大差异：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和前途上的。　　在那发内部当兵的走后，我还在天真地苦思而不得其解：那些人中的近视眼是显然不符合当兵条件的啊。殊不知，在统治集团利用手中权力来实现切身利益时，那些条条框框只是针对老百姓的。　　作者的姐姐高安东和夫婿，1981年3月从内蒙古调回南京。走的是江苏省省长惠浴宇的后门，因为他的亲弟弟周惠，是内蒙古自治区的第一把手。　　这里大概也不需要我再来重温一遍，当年调动工作的难度。　　且不谈内蒙古太苦确实可以理解，就是人生最大的痛苦之一的夫妻分居二地，想调到一起，又谈何容易。　　我的一位朋友在山西，因苦于常年调不回福州与妻子团聚，结果不得不离开祖国、移民香港，才把太太给弄到了一起。　　如前所述，走后门的初始阶段的特点之一，是以血统论为前提的。家庭出身不好，想都不要想。广大工农子女也不要想，因为他们的父母不是有权有势的干部，也就少了一群能帮得上忙的叔叔阿姨。　　笔者以前的拙作里，就对走后门和血统论就有所讨论。不足之处，是可能也没逃出三农思维。这里摘抄一二。　　-------------------　　按照学校的旨意，干部子弟是努力学习的，在政治上是要革命的。头上戴着家庭出身好的光环，他们应该清楚，在对未来进行竞争、本应该是公平的起跑线上，他们的起跑点被他们的父辈，人为地提前了许多。有多少优秀青年，甚至被取消了竞争资格。干部子弟的起跑，比他人要轻松得多。这是因为，我们的祖国，在决定年轻人前途时，把家庭出身看得越来越重、对党的阶级路线，执行得越来越左。　　我从来就没有听过中央文件里正式传达过如此党的阶级路线，可是当时却是全社会的共识。这就是那臭名昭著的、欺骗了一代人的三句话：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　　（摘自《祖国的花朵》）　　试评走后门　　只有在物资贫乏的世界,走后门才会有市场.这点,我们国家具备了.　　那些年,我们不仅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且雪上加霜,连报纸都不得不承认:国民经济已在走向崩溃的边缘. 广大人民的温饱都难以维持,所以可供分配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是极其有限的.　　什么是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 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无非就是升学,当兵,招工,提干,入党之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