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还会回来吗？如果没了，早一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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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问，小说什么时候有。快两个月没有打开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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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没有就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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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没来，找不到小说了！小说去哪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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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1会回来的
还得等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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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9
举报邮箱：历史上有哪些有趣的案件？历史上有哪些有趣的案件？倾听请你百家号广东还是哪，一个女孩夜行包被一个抢劫犯抢了，旁边有个摩的看着了。先告诉女孩原地等他，然后骑摩的上去问抢劫犯走不走？抢劫犯就上了摩的说了个地方。摩的开着开着就冲进了派出所，然后大喊这个人是抢劫犯！抢劫犯一看不好立刻跳车，那迈开腿的姿势别提多扯蛋了！派出所马上关大门，抢劫犯想跑让出来的警察这顿踹！然后摩的开走又把女孩接了回来。视频找不到了，你们脑补画面。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倾听请你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多一点真诚，少一点套路。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努力加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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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商广告爱卡汽车_中国领先的汽车主题社区、汽车资讯、汽车论坛中心谈谈我印象中广东人和北方人的区别&&&*****
最大的区别，广东人把香港当首都，每天看电视是看翡翠台，新闻看本港台。只有极其个别的傻看CCTV
第一篇广东人，为什么你如此沉默
　广东人爱看香港电视台,只不过是因为大家都是讲同一种语言,一种习惯而已.我是八零后,从小学开始学普通话,所以看普通话的电视台没问题,我父母的普通话虽然不标准,但能沟通.但我爷爷奶奶这一代基本上不会讲普通话,他们看电视只挑讲白话的来看,就看不看香港台,也会看珠江台这些白话电视.我们从小跟着大人看,也形成了这个习惯.和什么崇拜香港之类的根本没关系.而且80.90年代的香港电视电影真的很经典啊,很多不会白话的人也会看普通话版的香港电视电影吧?&
　我生活在广东，感觉广东男人很会算计，斤斤计较。只认钱无人情。做朋友是没什么意思的
看来你在广东呆的地方是属于某个区域的，而且离发达地区甚远，即使在发达区域也是在某一地方人聚集的地方打工，谁告诉你广东女人都是在家没地位了，谁告诉你女人生了女孩都是会被夫家欺负了，他们也要欺负得起才行。广东有句话叫生仔好听，生女好命，听说过吗？你以为这句话是可以在满脑子儿子才是人的地方可以流行起来的吗！
　　 俺一直呆在广州，请问算“发达地区”吗？而且本人属于事业单位在编人员，请问是“某一地方聚集的地方打工”吗？什么叫“自以为是”，小姐你懂吗？真是不明白了，就自己看到的事情说个事儿，没挖谁家祖坟也没掀谁的遮羞布，怎么就有人喜欢对号入座呢？
&看来你在广东呆的地方是属于某个区域的，而且离发达地区甚远，即使在发达区域也是在某一地方人聚集的地方打工，谁告诉你广东女人都是在家没地位了，谁告诉你女人生了女孩都是会被夫家欺负了，他们也要欺负得起才行。广东有句话叫生仔好听，生女好命，听说过吗？你以为这句话是可以在满脑子儿子才是人的地方可以流行起来的吗！
这位大妈，估计您是更年期到了内分泌失调影响视力，脑子也不好使了。我从来没有说过广东女人在家没地位是“谁”告诉我的，也没说过女人生了女孩“都”会被欺负是“谁”告诉我的，而且你还自以为是的加上了一个“都”。如果您什么都是靠别人“告诉”你才知道，那您就活在CCTV里好了。“生仔好听，生女好命。”是句话，生完1胎是女孩、2胎男孩的比比皆是。如果您不爱听到别人“有果句讲果句”就洗洗睡吧！明天早点起床把眼睛擦亮脑子理顺了再和人说话，记得别又自己加个“都”字哦~祝您在广东找到比我所在的广州更发达的地区（别说深圳），找个比事业单位更不算“打工”的工作，成就您的家庭地位！
　我觉得广东人是很务实的，我在广东生活过1年多。他们都是比较低调的，家里开工厂的有钱人很多，但是他们都穿得普普通通，不是特别盲目追求名牌。有时候赶墟(就是赶集）碰到了什么又好又便宜的衣服也会穿得很起劲还会到处跟人家炫耀说“我衣服又便宜又好哦~真是赚到了！”...对于烟这些东西他们真的不是很看重。吃饭打包是好习惯，他们都没有觉得什么不好意思。还有，大部分的广东人还是挺客气的，对谁都比较平等。可是现.....
　　广东人叫广东以北的人为北方人，那很正常啊。只不过大家通常认为长江以北才叫北方而已啦，地域文化不一样，呵呵。
　真不觉得北方人大方，读大学一宿舍的，女孩子从来不打水，都用别人的，如果她们打水你用了，她们会觉得你没教养，吃的东西放那，她们吃起来很自然，如果你这样对她们，她们会教育你的。北方人理论一套套的，但是都是规定别人的，自己做不到。相比住过的南方女孩子是比较好相处的，她们一般是你们怎么对她，她也怎么对你，不会越矩、不会让人...........
　　北方人是内地人，难道你广东人就是外地人？天呢，真的是自我感觉良好，我在广东生活了4年，南方人是有钱但是超级小气，出去吃饭还要AA制，就差点小数点循环了。这叫什么，内子要了，面子没了，反正也对，南方本地人不需要什么面子，有政府养着，不干活，没朋友也可以潇洒的活着。北方人呢，吃完饭大家抢着埋单，为什么吖，因为我有钱我就买单，那个朋友没有点手里紧张的时候呢？这叫什么，这叫义气！~因为北方人从小就要吃苦耐劳，养成了一种传统美德，穿衣吃饭靠自己，出门在外靠朋友！~钱没了，可以再挣！~据统计，在广东真正有钱的老板都是北方人！~
扶摇小语：南下广东来到台山有多久，广东人和广东话与“北方人”和普通话的差异这个话题就被周围的人提及并讨论了有多久。因为本身对这个话题并不感兴趣，所以没有深入思考过，更没有系统阐述过。今天偶尔看到一文，虽错字连篇，言语诸多冒犯，但貌似作者动了脑筋，下了功夫。虽然我并不完全认同文中观点，但还是原汁原味贴过来，博大家一笑。
&一、为什么广东人不爱说普通话？
　　1、广东地区对语言承载的价值观很看重，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你让他们改说普通话，跟让北方人改姓氏差不多，挺不情愿的。香港被殖民了150年中英文是官方语言，结果怎么样呢，还是说粤语。
2、任何人都愿意向强势文化学习，因为人类有追求进步的基本欲望，而长期以来广东人认为外省是相对落后的地方，而港澳海外华人大多说粤语，所以广东人自然不愿学习落后地方的语言。这里多少带点地方优越感和地方自满的因素。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以粤语为荣不丢祖宗言的的广东人学习英文时就毫无“不情愿”，反而热情很高，香港地区就是个典型，甚至大部分港人的名字都是半英半中的，以说流利英语为荣，成龙不是叫jacky
陈么，刘德华不是叫 andy
刘么。但港人的英文带有浓重的口音，所谓港式英文，经常被西方人诟病。说话时动不动夹两个英文单词如“Jesica，给我一张paper，我要记个note”常常让大陆人觉得别扭，觉得他们是故意装b，其实他们被殖民了150年，出现这种习性应该可以理解。
&　3、很多老广认为粤语是正宗汉语，普通话是胡化汉语不够正宗。其实这个理由比较牵强，有点自欺欺人的意思，但很多老广却深信不疑。如果这个逻辑的话，那老广应该拒绝写简体中文，因为只有繁体中文才是正宗汉字，港澳人士和海外华人都写繁体字，却不见老广写繁体字，相反他们倒喜欢用自创的文字表达，如喱个系我女朋友（这个是我的女朋友）。搞得中央政府到处贴标语宣传“使用正规汉字，做文明人”，呵呵。很多粤语字都带口字旁，口语文字体系。其实普通话，江浙方言，闽南方言，甚至日语韩语中保留的古汉语元素不比粤语少，说粤语是古根红苗正的汉语却是很牵强。说粤语和普通话哪个更纯种，好比双胞胎之间争论谁是杂
一样，结果还是骂自己。
　4、粤语有很多独特的俚语表达，歇后语甚至成语，普通话里确实表达不了。
　5、很多人说普通话没有说粤语自如，或觉得自己普通话不够好，不愿意献丑。其实据我观察大部分老广的普通话水平相当好，说起来特别好听，比来自其他方言地区的人说得要好得多，说得时候温和礼貌甚至比说普通话的地区要来的入耳，而且流利程度和语速也完全达标。像相声小品中丑化的那种拉着长声发音不准的广东普通话已经很少听到。在广州说不好普通话的人基本都是那种没受过教育或者生活很闭塞的人。
二、为什么北方人一定要广东人说普通话？
现澄清一个概念.广东人心中“北方人”指一切外省人，一切说普通话的人。而一般人的“北方人”概念指长江以北，所以湖南湖北四川等南方人在广东人眼里就是北方人。所以海南人就让广东人很难办，从地理上讲比他们还南方，但还得叫他们北方人，呵呵。
1、北方人（这里指长江以北）虽不以普通话为荣，但比较鄙视说方言的（在家乡除外），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各地人混居的大城市说土语或带有浓重口音的普通话会被直接贴上“没素质，没文化，土老冒，下等人”的标签。公共场合说方言基本上和公共场合喧哗吐痰大小便一样属于不文明行为。而粤语在北方人（这里指长江以北）眼里被归为方言，所以北方人（这里指长江以北）来到到处说粤语的广州，就非常不爽，觉得这个城市到处是土老冒下等人，老广也因此被戴上了“素质低，没文化”的帽子。
　2、北方人有本位思想，缺少处理语言障碍的经验，导致矛盾进一步升级。举例说明，比如几个会说英语的北方人和几个外国人是朋友在一起吃饭，在对外国人说话的时候自然用英语，虽然这种语言用起来没母语方便，但对自己人说话的时候自然就用汉语了，这时候作为外国人就有点不爽，因为他听不懂，但北方人不会觉得自己有失敬的地方。同样说粤语的人和说普通话的人在一起吃饭时也是如此处理。可这时说普通话的人就受不了了，怀疑老广故意用语言壁垒排外，觉得自己受到了不恭敬待遇心声怨气。
&3、上边提到本位主义思维，北方人都有这个观念，是中国人就说中国话，普通话是官方语言，这是原则问题，你们不是外国人为什么就不说中国官方语言，你们为什么要搞特殊，你们为什么要跟主流对着干？北方人喜欢上纲上线加上火气大，矛盾就升级了。其实老广不像北方人那么注重“思想”，他们压根就没想什么搞特殊对着干，他们仅仅是因为说粤语更方便自如，他们想的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实际。而北方人就一定要捍卫原则捍卫中国话，认为老广这种行为是对中华主流文化的一种否定和轻视，一定要被纠正。
&&总结一下，说到底，普通话和粤语之争更多是由误解造成的，而非什么本质上的矛盾。其实事务发展是有本身的规律的。岭南地区本来有很多种语言，开平话，潮汕话等等有很多，相互之间都无法交流，后来因为经济交往社会生活日益密切，大家自然而然的选择了粤语作为交流平台，粤语可以说是广东省内的普通话，被称为白话，而潮汕人开平人说粤语时也并不觉得自己背叛了什么放弃了什么。我想随着广东省和全国各地的经济交往以及社会交往日益广泛和深入，普通话自然也就会被选择作为默认语言。现在老广说粤语实际上是开放不足，与外界交流程度不足的表现，这个问题会随着社会发展自然消失。如同粤语的普及解决了岭南地区的交流问题一样，推广普通话是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事情，能解决全国人民的交流问题。而且并不会将方言置于死地，那些成功推普的地方并没有丧失方言，好比潮汕人都说白话，潮汕话也没绝种一样。刻意保护方言也没必要，因为语言本来就有顽强的生命力，有存在价值的东西自然会存在，没价值的时候保护也是徒劳。统一语言和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一样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广东的兄弟不要太抵触，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统一这些东西，你去外省旅游要更换当地钱币，你买点特产要用当地的称量标准，而你无法阅读当地文字，跟出了国一样。那将是多么的不方便。而北方的朋友也不要太着急，十年前很多广东人都不能听说普通话，现在连香港人都能听说啦，任何事情都需要时间的。
　&粤语真的难听么，普通话就好听么？顺便讨论一下这个话题。&语言呢确实有悦耳和难听之分，比如意大利语就非常悦耳，被称为情人的语言，在完全听不懂的情况下听起来也非常美。欧洲歌剧的创作者大都是德国或奥地利籍，这两个地方都是说德语的，但他们创作的歌剧都是用意大利语写成，莫扎特等人都试图用德语创作歌剧，但后来发现德语太过难听，所以现今只有《德意志安魂曲》等几部少数以德语写成的歌剧。有人可能会问，是不是我的个人喜好导致了对语言的偏爱，其实不是，比如，德国和日本队比，我更喜欢德国厌恶日本，但并不妨碍我承认日语比德语好听。那普通话和粤语比哪个好听呢？很多说普通话的人（除了特别喜欢香港歌星的人）都觉得粤语难听，我本来也觉得粤语很难听。但要注意到大部分粤语发音都能用普通话注音，比如粤语的“谢谢”发音类似普通话的“母乖”，“我不知道”发音类似“饿母鸡”，“身高”发“森勾”等等等等。能相互注音说明粤语和普通话的音素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普通话和粤语大部分声母韵母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重新组合了而已，比如普通话里的“推”发音是tui，你觉得难听么？不觉得吧，那粤语里的“妹”不发mei而发mui，你把tui的第一个音换成m就可以读出粤语的“妹”了。如果你不觉得tui难听，那凭什么觉得mui就难听呢？普通话和粤语好比双胞胎，骂对方丑实际上等于骂自己。其实如果你是西方人，你会觉得中文不论普通话还是粤语比泰语和日语要难听得多，只是我们从小说不觉得了而已。
　三、有些老广为什么看不起外省人？　不论广州，香港，东南亚还是欧美地区唐人街的华人，其实大都是祖籍广东，而广东人喜欢聚居，他们就喜欢挤在一起住，不太喜欢向外界扩展和探索。所以老广只愿意，似乎也只能在粤语圈里生活，老广就是移民到香港东南亚美国，也还是住在说粤语的环境。这是一种不太开放也不太实用的心态，导致他们比较被动。海外华人总说白人社会不接纳他们，印尼排华之类的事件一再发生其实是有根源的，这个根源和大陆地区误解岭南地区的缘由是一样的。想想老广都无法被大陆其他地区了解，更何况种族语言完全不同的外国人。长期同族聚居就难免视野不太开阔，对外界的认知渠道比较单一，主要是通过观察外来人的言行来了解外界。
以广州为例，当地人是通过这些外来民工来认知外界的，久而久之自然就会觉得外省都是穷且不文明的地方，要不然外省来的人为啥都是穷人和低素质的人呢。这种观念形成后，歧视外省人就很难避免了。其实广州并不富裕，他们对富余的定义很低，典型的小富即安，在大量赤贫的农民打工人员的反衬下广州人坚信自己比外省富裕文明得多，。殊不知不是外省穷而是广州吸引的大多是外省的穷人，那为什么广州就无法把外省的富人文明人吸引来呢？这里产业结构的原因，在过去的20多年中，珠三角的主要产业是轻纺，也就是服装鞋帽箱包的加工制造，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所以省内和周边省份的农民就被吸纳过来组成了民工大军。一到春运，广州火车站最吃紧就是个证明。珠三角的人口结构随之改变，以低文化低素质的人为主，社会治安也随之恶化。你搞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的事廉价劳动力，自然无法吸引高精尖人才，只能吸引赤贫的没底文化的农民，人口结构以低素质的人为主，社会环境自然会恶化，自然会男盗女娼。加之广东人聚居的习惯，很少人去外省读书工作，甚至不去外省旅游，丧失了真正了解外界的机会，对外省人的误解逐渐根深蒂固。
四、为什么有些外地人看不起老广。
上边说到珠三角因为产业结构的原因导致社会环境恶化。社会环境恶化之后，外省的高端人士来考察或旅游的时候自然会印象很差，“脏乱差，没文化”的帽子就此扣上。以广州为例，因为高端人士是掌握着社会话语权的。一百万个民工从广州回乡之后只会说广州好赚钱，并劝说同乡去广州打工。而一个外地记者或学者从广州离开后会写上一篇广州如何脏乱差没文化的报道。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民工涌入广州，越来越多的高端人士诟病广州。媒体倾向性的报道和描述，加上上边说的语言方面的误解，导致全国人民都看不起老广（除了赤贫阶层）。我本人在来广州之前，一直以为广州是个满街两抢，到处是坎手党，天一黑大家都把门反锁躲在家里看电视的城市，一直以为在广州到处都是骗子，握手容易得乙肝非典，不小心就得爱滋的地方。我相信很多没来过广州的北方人和我有一样的感觉。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不是这样的，我06年到广州，我没发现广州在治安和卫生方面比其他城市差，绿化明显好，城市建设规划差一些，觉得媒体上渲染的广州印象真不客观。
五、广州和北京上海相比，差距与优势。
&　和北京上海相比，广州经常被斥责为没文化，保守土气的化外之地，南蛮之地。我以前也认同这种看法，但理性思考一下，觉得这种说法有失公平，你凭什么拿一个城市的缺点去和另一个城市的有点比呢。北京是文化中心，搞文化输出的，自然吸引了全国的才艺人士，上海，十里洋场西化程度最深，现代时尚，这些都是广州没法比的，但广州的包容，广州的质朴，广州的注重民生，广州商家的服务态度和诚信度全国哪个城市敢过来比上一比？何况北京上海是直辖市，广州只是个省会城市，本来就不应该放一起比。来广州混职场的人注定是要不爽的，你会发现这里的同事奴性十足而上司水平不怎么样，是的，广州就不是个开展职业生涯的地方，这地方就是有点本事就能折腾成老板，当老板门槛低，适合自己创业单干。这地方就是这么简单，当老板或当马仔。职业人士，专业人士或时尚人士还是去上海吧，环境好着呢，艺术家伪艺术家，艺术青年伪艺术青年们去北京混吧，不然枉活，如果你觉得当一大俗人也没啥不好，广州欢迎您，就想赚钱过好日子本无可厚非，实实在在活着挨着谁了。
　总之，岭南地区在文化价值观审美等方面都比较特别。北方人不接受不稀罕也就罢了，没必要攻击，要尊重当地人。比起动不动就要打人的某省人，动不动就看不起人的某市人，老广算很厚道了。
其实以地域来划分人的层次是最愚昧的做法。比较客观的划分方法是按阶级划分，虽然阶级这两个字比较刺耳，可人类目前就是阶级社会，人就是分三六九等的，任何地方都有下层人士，而下层人的素质就是那么低。非要对比，应该把各地的上中下三个阶层横向对比.
在中国，也许很难再找一个地方像广东这样，受到那么多的争议，对她的好恶如此悬殊。喜爱她的人与厌恶她的人，各自用尽最强烈的措辞去赞美她，或贬损她。广东集无数的羡慕、妒忌、赞美、咒骂于一身。你随便问一个人：“你觉得宁夏人怎么样？”或者“你觉得贵州人怎么样？”他们也许会惊讶地回答：我对这些地方不太了解，无可奉告。但如果你问“你觉得广东人怎么样？”几乎所有人都能口若悬河，说出一套一套的看法，并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不管他是否在广东生活过，是否认识广东人，都无碍他深信自己是一个客观公正、铁面无私的批评家。　
&&热爱广东的人，赞誉她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发源地，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和排头兵;广东人是海洋的族群，纯朴、强悍、充满朝气与活力，富于冒险性、开创性，敢为天下先。
讨厌广东的人，则把她斥为南蛮、文化沙漠，既不识孔孟，又不懂黑格尔，满脑子只有钱，认钱不认人;是惟利是图、投机取巧、寡廉鲜耻、冷酷无情的金钱动物。
究竟哪一种广东人，才是真实的广东人呢？　南北之间的种种隔阂，有人认为，缘于历史上交通与资讯的落后。中国“百代都行秦政法”，连一个小小知县的任免，都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那时的交通通讯又十分落后，在发明电报之前，一道圣谕从京师六百里加急传到广州，不知要跑死多少匹快马。
　不仅如此，广东背枕五岭，面朝大海，是一个对于内陆相对封闭，而对于海洋则完全敞开的地理格局。这种格局本身，就足以引起历代王朝统治者的猜疑和忧虑了。“那些狡黠的南蛮子，在五岭之外的海边捣鼓些什么？”皇帝们不安地猜测着。对自己鞭长莫及的东西，他们总会疑心生暗鬼。
在中原人眼里，四夷都是化外之民，介乎人与禽兽之间。《山海经》里描述南方人，“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这种说法，不仅盛传于坊间，甚至见之于官史。《魏书》就形容广东人“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在我记忆中，直到1960年代初，还有不少北方人以为海南岛的广东人长有尾巴，千方百计想掀开他们的衣服瞧瞧呢。
&历代王朝都在有意无意地提示人们，远在关山万重之外的岭南，是未经王道教化的黑暗之邦，是对礼乐道德的一种潜在威胁。从秦汉开始，就一直是朝廷流放罪臣的地方，不仅犯罪的官吏会被流放到南方，而且还有所谓“七科谪”，凡是逃犯、赘婿和商人(包括三代以内经过商的)，都要充军到南方。
南方成了贱民、罪民的渊薮。偶然从那个遥远而陌生之地传来的，不外乎是断发文身、住在树上的草屋、出门就坐独木舟、吃蛇虫鼠蚁之类的怪异轶闻，以致许多北方官吏一听要去岭南，便如五雷轰顶，眼泪鼻涕都下来了。
　人们对岭南的恐惧与抗拒，并不仅仅是因为消息不通，而是“自古圣贤，不臣异俗”的王道正统心理在作祟，惟我独尊，不肯承认文化是多元的，互补的，不肯放弃“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此辈人物，香灯不绝，至今还大有人在。不管世界如何变化，兀自做着“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春秋大梦，天下皆醒我独醉，整天拿“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之类的梦话来自我膨胀，岂不可笑？
无论是赞是弹，都不乏街谈巷议的率尔之言，情绪化的判断充斥其中。中国人喜欢攀比。人与人攀比，村与村攀比，镇与镇攀比，县与县攀比，然后是城市与城市攀比。如果赢不了对手，就唱衰对手，是常用的一种招数。人们在谈论中国的龙头城市时，喜欢把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城市相提并论，互相比较。这三个城市也俨然把其他两个城市视为对手。然而，在这三个城市中，广州的位置似乎比较尴尬。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做过燕都，做过元都，做过明都、清都。自1421年以来，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巍峨雄伟的紫禁城，气象万千的天坛，已足以使北京人把天下看得轻如鸿毛，根本不在乎别人的褒贬;而上海在近代的西方殖民史上，已经奠定了作为中国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近年凭着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倾力支持，发展更加神速。
因此，当别人批评北京、上海时，他们可以拿文化古都来说事，拿GDP来说事，北京有多少价值连城的国宝，有多少文化大师，上海有多少跨国公司总部，有多少外资银行，你不服气也没用，他照样雄视天下，气逾霄汉。
　而广州则一向被人挖苦像个大集市。珠三角的工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组装加工业啦;靠剥削廉价劳工发家啦;广东没文化啦;广东人是暴发户，没有高学历人才，没有高素质人才啦。各种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似是而非的嘲笑与谩骂，此起彼伏，从1980年代到今天，就一直没平息过。
现在，资讯和交通都非常发达了，人类进入太空时代，通讯卫星有了，电视卫星有了，互联网也有了。但这种文化心理的痼疾，并未完全根除，一有风吹草动，还会旧疾复发。甚至可以说，恰恰是资讯的发达，有时反成了这种痼疾的发酵剂。真理传播得快，谬误也传播得快。
　　2003年初爆发的一场SARS，广东人在一夜之间，几乎成了万恶不赦的罪魁祸首。不仅广东人的饮食习惯，备受责难，而且迅速提升到种族、血统、历史传统、道德文化等层面。“南蛮”一词，再度流行于高度文明的21世纪，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观。甚至有人在互联网上喊出“广东人忏悔吧”、“广东人，你到底要把中国折腾到什么时候”、“杀尽广东人”一类的口号。
　我觉得很奇怪，英国出现疯牛症，没听见欧洲人说要杀尽英国人;香港出现禽流感，也没听见人们说要杀尽香港人;上海爆发过大规模的甲型肝炎，波及人数多达几十万，比SARS不知要大多少倍，也没见谁口口声声要上海人忏悔啊，广东人就这么招人恨？
广东人的典型性格，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没有喊冤连天，没有作气急败坏的争辩，而是在一片责骂声中，一方面默默地与SARS病毒奋力斗争，积极与其他疫区分享“抗炎”经验;大家并不怨天尤人，工照开，学照上，街照逛，生活如常，井然有序;另一方面，由广东省人大迅速通过立法，要求“公民应当养成文明、卫生的饮食习惯，不滥吃野生动物，预防动物传播疾病”。这就是广东给全国人民的一份答卷。
　互相埋怨并不能解决问题，与其把臭氧层骂出一个大洞来，还不如做一点有用的实事。广东人深明这个道理。
　　然而，尽管如此，针对广东人的谩骂并没有停止，反而惹来更多气势汹汹的质问：这条立法为什么不是“禁吃野生动物”，而只是“不滥吃”？“不滥吃”并非严谨的法律术语，说了等于没说。是不是广东人在SARS之后，仍然死不悔改，还要继续吃野生动物？有一位网友在网上愤怒地叫嚷：“都是因为广东人的滥吃才给我们带来了这场泼天大祸，他们现在还不思悔改。自己找死死了活该，不要连累全国人民呀。”一时巨炮冷枪，弹如雨下，广东人满身都是窟窿矣。
广东人以“不滥吃”代替“不吃”，恰恰是务实态度的体现。说从此不吃野生动物，纯属自欺欺人，海洋鱼类也是野生动物，你能说从此不吃吗？从立法的角度看，如果“不准吃”与“不滥吃”都是难以操作的话，那么，宁愿采用防御性的“不滥吃”，好过采用进攻性的“不准吃”。这样更符合立法的精神，也更能维护人们既有的权益和秩序。
2003年的SARS事件，不仅在医学上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而且在研究社会文化时，也可以成为一个经典案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南北文化的种种差异，看到广东人特殊的族群性格，看到他们的心理素质和精神状态。
老广为何要死守着自己的方言？　中原人在岭南定居后，他们带来的文化，便一如水银泻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处于弱势地位的土著语言——古百越语，很快被逐入深山老林、穷崖绝谷之中。客家人有一警句：“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祖宗的语言，是他们在远离故乡，不得不挣扎求存于“瘴疠之地”时，仍然抱着庙宫未改，城社尚存的心态，坚守强势文化优越感的精神支柱，成为维系一个族群世代相传的重要纽带。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位广东人，在广东出生，吃广东米，饮广东水长大，从小到大你填写简历时，籍贯一栏都是填广东。但有一天，冷不防有人问你：“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广东人呢？”你脱口而出的回答是什么？因为我在广东出生？因为我父母是广东人？还是因为我的户口在广东？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广府、潮汕和客家三大民系中作过一个调查，到底广东人是根据什么认定自己是广东人的？结果，在被访对象中，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根据方言，其次是血缘关系，第三才是地缘关系。也就是说，人们是根据乡音，从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的同乡的。就算你生活在梅州，但不会说客家话，你也不算客家人;就算你的户籍是潮州，但你不会说潮州话，走到街上也不会有人当你是潮州人。在广东人心目中，方言的位置就是这么高。方言的功用，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传递工具，而且是重要的感情交流工具。
&以前，北方人把广东话一律称之为“禽声鸟语”。大清皇帝召见广东地方官员时，被他们一口一个“我、”搞得头大如斗，一怒之下，诏令闽粤两地都要设立正音蒙馆、正音书院，以驻防旗人为正音教师，全力推广普及官话。可惜驻防旗人本来就懒，又碰上广东这样的方言死硬派，推广了半天，广东人的舌头没有卷起来，正音书院却荒废倒闭了不少。
五岭之外，依然是一片鸟语花香。今天，“推广普通话，迈向现代化”这个口号，喊得震天响。似乎方言成了现代化的障碍。其实，欧盟15个国家，统一了货币，统一了经济政策，也没统一语言，不是一样可以现代化吗？香港人在回归前也没有推广普通话，大家都说粤语，并不妨碍她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事实上，广东话与现代化并不矛盾，说到底，普通话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无须提升到道德与素质的高度，甚至与国家前途、民族兴衰挂上钩。
&广东人都是很讲实际的，只要生活确实有讲普通话的需要，根本不用政府采取行政手段，他自然会去学、去讲。只要有助于他“食”，别说是普通话，就是非洲土话他也肯学。学普通话就等于学英语一样，多掌握一种交流工具，绝对有赚不赔，但不能为了鼓励学习普通话，就去践踏自己的母语。广东人并不拒绝学习普通话，而且他们的“推普”是不遗余力的，“煲冬瓜”的水平，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中青年一辈基本上都能听能说了。只要尊重事实，就不会否认这个巨大的进步。
今天北方人到广州的商店购物，大部分售货员都会主动和他说普通话;公务员也都会讲普通话了;城市的大部分学校都用普通话教学了。据调查，银行、邮局、公园、商店、的士等行业的普通话也都全部过关。这还不够吗？难道非要广东人在家里也说普通话不可？非要粤剧也用普通话来演唱不可吗？
在全国七大方言中，粤方言是最古色古香的，大量原汁原味的古汉语词汇和用法，像“企”（站）、“食”（吃）、“行”（走）、“颈”（脖子）、“渠”（他、她）、“晏”（晚）、“悭”（节省）、“无”（没有）、“银子”（钱币）、“卒之”（最后）、“姑勿论”（且不说）、“于是乎”（于是）等等，读起来儒雅之至，白话文早就没人这样用了，可在粤方言里，还大行其道，成为市井坊间的日常口语，甚至连“嗟”、“噫”这些古汉语中的感叹词，广州的小孩子也常冲口而出——“嗟，怕乜？”（“嗟”白话读作“车”，含否定之意，“怕乜”即“怕什么”。）“噫，好肉酸！”（人们通常误把“噫”写作“咦”，其实在粤语中，两个字是不同的。“肉酸”意即“难看”。）使人不禁拍案惊奇。
老广为何要死守着自己的方言？
　广东人里有不少中原世家，古风余韵，虽废犹存。在台山人的家庭里，媳妇把家婆称作“安人”。安人，从宋代开始就是正从六品官诰命夫人的封号。除了台山，据说在花都、从化一带，也有称家婆为安人的。听起来颇有点官宦人家的派头，也许，这就是“祖上也曾风光过”的遗痕吧。
　有人认为，粤语形成于晋代，所谓“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西晋时发生“八王之乱”，继而出现“五胡乱华”的局面，这是一个北人南迁的高潮。故广东人“至今能晋语”，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但清代广东著名学者陈沣认为，广州音最切合隋唐音，最方便阅读古文。他写过一本《广州音说》，专门解释其原因，“盖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中，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
人们所说的“粤语”，主要是指广府话，尤其是指以广州西关（上下九、第十甫一带）口音为本的白话。如果你想验证自己的粤语说得准不准，有一个办法，念念这首歌谣吧：“阿四阿四，条锁匙，开个夹万，两毫子，买斤荔枝，唔爱黑叶，要爱槐枝。”这首歌谣取衣韵，必须上下齿咬合，舌面向上，才发得出衣音。如果你能咬字清晰准确，就算会说正宗的白话了。
在粤语词汇中，据说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方言。广州人日常口语中，方言出现的频率，竟高达五六成。最令北方人头痛的，也许是广州话中大量的倒装句。北方人说“你先走”，广州人说“你行先”;北方人说“很感谢”，广州人说“多谢晒”;北方人说“太饱了”，广州人说“饱得滞”;北方人说“给你一块钱”，广州人说“畀一文过你”;北方人说“找不到你”，广州人说“你唔到”。如此等等，真是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啊。
在粤语文化圈里，常听到人们谈论起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掌故。当年，帝制倾覆，共和初肇，在中华民国国会里，要求奉粤语为中国“国语”的呼声很高，支持的票数，已然过半。但孙中山逐一去说服粤籍议员，劝他们放弃粤语，改投北京话一票。最后，凭着孙中山的人望，粤语仅以3票之差，败给了北京话。
　　揣测孙中山的用意，当时南北双方仍处于对立状态，既然清朝把北京话作为官话已经两百多年了，继续沿用下去，可以避免节外生枝，减少南北统一的障碍。这恰恰表现了南方人胸襟开阔，相让为国的精神。南腔北调，乃地理自然形成，本无所谓优劣，既然我可以奉你的语言为国语，你又何必非把我的语言斥为“鸟语”不可呢。
　广东人始终坚持认为，白话是广府人的母语，福佬话是潮汕人的母语，客家话是客家人的母语。方言是一个族群的身份认同，是一种凝聚力。方言蕴含了丰富的地方人文内涵，一种方言的消失，势必会使它所传达的那种地方文化也随之萎缩和贫乏化。正如美国一位语言学家所说：“一种语言从地球上消失，就等于失去一座卢浮宫。”所以从文化的角度看，普通话固然应该推广，但方言也不应听凭它消亡。
　在广东这个移民大省里，各种方言错综复杂，四乡八镇，各有不同，甚至村头村尾亦相迥异。没有哪一种方言，能够把三州六府的乡音统一起来。即使人们力图从语言学上把它们分类，也往往予人绠短汲深的感觉。广东真是一座语言的大宝库。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调查显示，有82.86%的广府人、39.18%的客家人和38.18%的潮汕人认为自己的方言比其他方言好听。同时也有37.06%的客家人和37.27%的潮汕人认为广府白话比其他方言好听，而广府人对潮汕话和客家话的“好听度”，评分却很低。由此可见，在广东地区，白话占了绝对的优势。
　　广东人的兼容并蓄，同样反映在语言上。近20年，大量华洋杂陈的港式粤语长驱直入，对粤方言所作的深耕改土，是历史上两百年都难以达到的。其结果，粤方言在最古色古香的美名之外，又增添了一个最多创新词汇的特点。“炒更”、“食”、“搞掂”、“无厘头”、“士多”、“T恤”、“的士”、“擦鞋”、“人气”、“案底”、“做骚”、“草根阶层”、“夹心阶层”、“人间蒸发”等等新词，以及“他很阳光的样子”、“她苍白着脸”这些词法乱用的港式粤语，复畅行内地　
　老广为何要死守着自己的方言？
　半个多世纪以来，广东还经历了两次移民高潮。一次是年间，解放大军南下，土改大军南下，大批北方干部浩浩荡荡开入广东。另一次是1980年代以后，广东改革开放，在“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口号激励下，千百万北方人怀着创业梦想，奔赴广东这片热土，形成风起云从，百川赴海之势。粤语一度成为人们热衷学习的语言，许多地方都竞相开办了粤语速成班，报学者十分踊跃。我们从电视新闻上看到南下列车上的汹涌人潮，亦不禁瞠目结舌，叹为百年难见的奇景。
移民潮对广东政治、经济、文化所带来的影响，是互动互补的。尤其是第二次的移民潮，还在持续高涨。不管我们乐意与否，南北文化都在不断洗牌，民风民俗的丕革，已深入到每条街巷、每家店铺、每个公司、每户家庭、每个人的起居、饮食、衣着、娱乐、求职、婚姻等等庸常生活，却是不争的事实。
像深圳这个新兴城市，年间，就有164.25万人口，从外地迁入，占了当地人口增长的96.62%，普通话在这里已差不多成为主要的交际媒介。如果还按传统的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族群标准来划分它，未免有牵强之感。
有人认为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显示了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但我却认为，正因为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才显示了保护粤语的刻不容缓。我在报纸上看到，杭州市一位政协委员在向政协会议递交的《关于保护杭州方言，防止历史文化名城内涵缺失》提案中大声疾呼：“当你来到四川茶楼里，发现摆龙门阵的人操的不是四川话;当你在对外电视节目上，再也听不到闽南话;当你来到了非洲的某个部落，发现土著人全说一口流利的English（英语），你会不会觉得很失望？当所有的城市都说同一种语言时，那么每个城市独有的吸引力就减弱了。所以，我呼吁要保护杭州方言。”
我不禁为这位委员拍案叫好。什么时候，我们广东也有人能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为保护广东方言而奋臂大呼，我一定为他呐喊助威。
&　任仲夷这个名字，广东人都很熟悉。他是河北人，1980年代曾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的改革开放，就是在他任内正式启动的。广东人对他一直念念不忘。多年后，任仲夷在谈到广东人是否排外时说：“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能说广东人有排外思想，更不能笼统地说是‘地方主义’。比如，过去隶属广东的海南岛，有个五公祠，五公祠里的‘五公’都不是广东人，但是当地人给这‘五公’修了庙。”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说：“我没有感觉到广东人排挤我。”
　这一类的例子，举不胜举，足证广东人并不排外。凡对社会有功德的人，自然可得到人们的崇敬，不管他是来自北方，还是西方。
&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看一看历史，受到最多歧视和排斥的，到底是广东人，还是北方人？如果说广东人确有排外行为，那么，是出于他们夜郎自大，目中无人，还是受到压迫后的反弹？广东被称为“南蛮”，历代王朝对她进行了种种妖魔化，史书上有盈千累万的记载。即使到了现代，在革命风暴的荡涤下，许多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或剥落蜕化，或一扫而空，但广东人两千多年来所遭受的误解，却没有多少改观。任仲夷所提到的“地方主义”，就是一个痛苦的例子。
一位革命老人向我追述往事。1949年，解放军渡过长江，长驱南下，快要打到广州了。当时担任两广战役的主力军，绝大部分是东北战士，这位老人就是其中一分子。他很坦率地对我说，当时他们的确有一种观念，觉得广东人都是些“有待解放”的小商贩和小土地出租者。南下行军途中，各种有关广东人排外的传言，已经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说“广东麻风病人很多，一旦染上，无法医治，全身霉烂而死”;有人说“广东天气炎热，煎饼不用火烤，放在太阳
熟”;也有人说“北方人到广东语言不通，工作难做”。飞短流长，谈虎色变，有人干脆要求在赣州掉头回北方。
被人排斥，还要担着排外的恶名——　广东人排外。
这是北方人对广东人一个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误解。以至许多根本没踏足过广东，甚至连一个广东人都不认识，一句广东话都不会听的人，也如矮子看戏一般跟着嚷嚷：“广东人排外啊！广东人排外啊！”让人在无奈之余，也恍然明白，为什么曾参杀人、三人市虎的故事会在中国流传千年，有时以讹传讹的杀伤力，真是大得惊人啊。
广东人是否排外，我们不妨到广州的南海神庙看看。相传唐代从印度来了一批朝贡使者，在南海神庙这里登岸，其中有一个叫达奚司空的使者，在神庙两侧各种了一棵波罗树。后来这个达奚司空因贪看日出风景，竟误了上船，他的同伴都走光了，他却孤身一人流落异乡，不久郁郁而死。他的遭遇令当地乡人深为感动，于是封他为南海神手下六侯之一的助利侯。从此南海神庙也称“波罗庙”。
　达奚司空居然可以成为中国人的神灵，受人间香火供奉，是一件极具象征意味的事情，令我不禁想起广州华林寺中的马可·波罗，不也成了五百罗汉之一吗？还有唐代被贬到广东的韩愈，虽然在潮州只逗留了不及一年时间，但当地人不仅建起韩文公祠纪念他，甚至连潮州山水也改称“韩江”、“韩山”、“韩木”，其崇拜程度，高于孔子，简直超佛越祖;海丰的方饭亭，是纪念文天祥的;虎门也有纪念林则徐的博物馆和纪念碑。他们都不是广东人。
　　为了让东北战士更多地了解广东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赣州召开一次扩大会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第三书记方方都在会上作了报告，详细解释广东人的历史和生活习俗。他们当年所说的话，在今天看来，仍是非常中肯与客观的。方方是广东普宁人，他在会上说：
“关于民情民风俗，广东人是著名强悍好斗。流行的一句广东话叫‘唔做衰仔’，就是不要跟别人不上，以落后为可耻。因此，广东人有一股傻劲。在广东常常发生械斗，乡与乡之间，或姓族与姓族之间常因争风水、争水利，械斗数年不止，甚至历代成为世仇。”
&被人排斥，还要担着排外的恶名
“广东人一般是豪爽、热情、喜交朋友，富于冒险精神，敢拼、敢干的。如明末清初许多华侨是坐了木船漂洋出海的，这便是拼与干的精神的表现。因此广东人做事一般是大胆的，勇敢的，参加革命很积极。但广东部分城市居民，受坏影响较久，有骄傲、自大毛病，自以为开化较早，见得事情多，弄小聪明，不只轻视外省人，也轻视山县及乡村人。”
为了消除北方人的误解，方方把广东人的衣着、礼节、饮食习惯，也一一加以解释。“
广东人好吃，那也是广东人的一个特点。广东人对于吃的讲究那是很出名的。穿着倒也随便。广州的点心各色各样，蛇、老鼠、狗、猫、禾花雀、禾虫……很多别省人不敢吃或没见过的东西，在这里都有人敢吃，外省人会觉得惊异。”
在风俗方面，“广东因与外洋接触较早，礼节不大讲究。特别是受了年来战争的影响，封建礼节已大受破坏。如潮汕妇女过去喜欢搽粉的，后来在战争中生活艰苦，要外出挑担糊口，就再也不讲究天天搽粉了。”
& 甚至连他们的洗澡方法，方方也作了详细讲解。“民众一般爱好清洁，天天都要洗澡，这与北方人不同。广东人洗澡只用一个盆或一个桶，因为他们常常洗，只周身一淋便算了。北方人因不常洗，一洗便要一二个钟头，这与广东人不同。”南北的生活习俗、社会风气、文化传统，在许多方面，的确迥然不同。
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绘形绘色地介绍一个地方民众搽粉与洗澡的习惯，在中共历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方方横说竖说，无非是要告诉在座的北方干部：“有人以为广东人有特别排外倾向，我以为那是不确实的。从大革命到目前，广东的领导干部和许多工作同志，都是外来干部……他们都领导得很好，他们的领导都没有碰到什么反对。因此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团结问题，只不过是全国的一般问题而已。”
　老家在广东梅州的叶剑英，也以客家人的身份告诉大家，其实广东人和中原人，五百年前是一家，“现在定居在广东的人，很多都不是广东原来的本地人，是由中原地区迁移过去的汉人。一般史籍的记载，都说南北朝时期汉人被迫南迁，逐步被压至海岸，再无地方可退了，就在广东定居下来。南迁汉人在和异族与当地土人的双方面斗争中，逐步加强了内部的团结和组织，这就是广东人之多数聚族而居，封建姓氏的团结比较坚强的缘故。”
叶剑英和方方的话，句句都说得很实在，但却未能消弭南北之间的隔膜，也无法阻止悲剧的上演。现在，许多70岁以上的广东老人，谈起1950年代那两次大规模的“反地方主义”运动，仍然唏嘘不已。
　当年叶剑英、方方领导广东土改，由于天下已经大定，他们根据广东的实际情况，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结果却被斥为“和平土改”。中央认为其根源在于广东人的“地方主义”、“封建宗族观念”，于是，在1952年和1957年，两次反地方主义运动，便像巨灵之掌打到广东人头上一样。
为了把广东的“地方主义势力”连根拔起，大批北方干部浩浩荡荡调入广东掺沙子，从粤北山区到粤东平原，遍布广东各地。广州市属各区的区委书记、区长，大部分是南下的。本地干部被批的批，斗的斗，撤职的撤职，开除的开除。经过大规模调整，全省县以上主要领导，80%是北方人。多数地委的主要领导都换成南下与大军干部，两个区党委主要领导全是南下与大军干部。原来担任正职的广东干部纷纷降职，给北方人让位。
在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时，7000多名广东干部受到处分。　在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时，受处分的广东干部仅厅局级至副省级的便有近90人，地县级和普通干部多达1万多人。
　叶剑英在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时，亦受到牵连，被调离广东。临行前，他说了一句很沉痛的话：“主帅无能，累及三军。”叶帅为自己无法保护广东干部不受无辜伤害而痛心。不知多少广东人因他这句话而泪流满面。在反地方主义运动中被戴上“反党联盟”帽子，受到严厉处分的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冯白驹和被戴上“右倾、官僚主义、分散主义”帽子的方方，直到1983年和1994年才分别获得平反。
被人排斥，还要担着排外的恶名　本来，广东人承受了如此深创巨痛的伤害，有点怨气也在情理之中。但广东人并没有这样做，试看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对北方的门户是更加敞开了，还是更加封闭了？
　据2004年的统计，广东全省有7000万户籍人口，有2800多万流动人口。也就是说，在总人口中，几乎有三成是外省人。别忘了，在拥有广东户籍的人口中，还有相当数量是外省籍贯的。从1994年至2004年，在广东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以每年100多万的速度增长，而2003年更创下新纪录，达到320多万。全国有1/3的流动人口都在广东。就凭这一点，也不能昧着良心说广东人排外了。试问，如果你是一个排外的主人，你家里会天天宾客盈门吗？
可惜，事实并不能稍稍触动某些人的良知，也不能使他们的成见有丝毫改变。总之广东人就是排外，你打死我也不会改口的了。广东人把北方人叫做“捞松”，还不是歧视？殊不知，“捞松”一词，并非广东人发明的，而恰恰是北方人自己叫开来的。以前北方人见面，喜欢互称“老兄”，广东人听多了，也把北方人叫做“老兄”，发音不准，变成了“捞松”。这和广东人叫潮州人做“冷”，叫日本人做“架佬”，叫西方人做“鬼佬”一样，虽然含有戏谑成分，但要把它提升到地域歧视的范畴，则未免小题大做了。
　　四川人口里的下江人，东北人口里的关里人，北方人口里的老广，都不是歧视，惟广东人一叫“捞松”（老兄）就是歧视。这恐怕讲不通吧？现在，甚至已经敏感到连“外地人”、“外来工”这些词，似乎都含有歧视成分了。如果一个广东人说：“你们外地人……”那他很有可能会被指为歧视外省人。
在广州街头还有一种现象，常令外省人怒发冲冠，就是当他们向广州人问路时，对方一听他的外省口音，往往立即闪开，不愿搭理。遇上这种事情，简直就是当街受辱，谁都会觉得十分难堪与气愤。不过，广州人并非天生冷漠，而是他们遭遇了太多这样的例子：一个外省人上前问路，问完以后就说：“请别误会，我是北方某某大学的学生，来广州实习，跟老师走散了，钱包又被人偷了，你能借个手机给我打电话和学校联系吗？”如果你真的糊里糊涂把手机借给他，那么十之八九是肉包子打狗，一去没回头。
　这种街头骗子实在太多，以至广州人一听外省口音问路，便心生戒意。这是上了无数次当，交了无数学费之后，买回来的教训，你能怪他们吗？
一位到上海出差的朋友告诉我，在上海还见过有报摊竖一牌子写着“问路先买报”呢;在河南、安徽农村，有的村民放几块石头在公路上，就敢做收养路费的营生，说起理由他们也很振振有词，因为公路从他们村的地面上经过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但可以肯定，绝对只是少数，如果据此便引出“上海人如何……河南人如何……安徽人如何”一类耸人听闻的结论，那才真是侮辱天下人的智慧呢。
今天，到广州天河北路、环市东路等高级写字楼区转一转，便会发现，出入于摩天大楼的粉领、白领、灰领、金领，北方人成群结队，本地人反而相形失色;从事保险业、饮食业、服务业、广告业、传媒业的北方人多如过江之鲫。从祈福新村、碧桂园、雅居乐等高尚住宅区的新业主，到石牌村、冼村、杨箕村、三元里村的出租屋租客，北方人占了半壁江山。不会广州话，不熟悉广州道路，居然也堂而皇之地在广州开的士。试问，中国还有第二个城市能够如此吗？如果这样还叫排外，真不知如何才叫不排外了。
我在海丰县遇见几位年轻的湖南籍教师。海丰并不是什么繁华闹市，这里位于屏风九迭的莲花山脉，生活条件、工作条件都相对简陋。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到汕头或广州找工作？他们微笑着回答，这里的人待他们很好，他们对海丰已经产生感情了，不想离开了。
　我这么说，肯定会受到一些人的质疑。难道广东人就这么高尚？就一点都没有歧视外省人？一点排外思想都没有？当然也不是。亲不亲，故乡人。这是中国人的通性。有人举出外省籍劳工在广东受到剥削的例子，举出孙志刚事件的例子。这些都是实情，但决不能以偏概全。我认为，劳工受到不公平待遇，还有孙志刚事件，这些都是中国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广东的问题;是体现国家能力的问题，是法制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排外的问题。说它是排外问题，实在是降低了它的意义！
　从历史上看，广东人本身就是来自五湖四海，容纳百川是她的文化特点之一。虽然，清代在江南许多地方都发生过相当激烈的“土客械斗”，广东也不例外。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语言不同，习俗相异，另一方面也在于互争土地，引发冲突。双方付出的代价，固极惨重，但如果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这种冲突，未尝不是土客文化互相磨合的一个过程。不同文化体系的迎头碰撞，要达至融合相存，恒须经历血与火的洗礼，从秦皇开边，到鸦片战争，莫不如是。
然这一切，随着农耕时代的逝去，早已成了历史的追忆。今天，在广府地区讲白话，在潮汕地区讲潮汕话，在客家地区讲客家话，大家和睦相处，谁也不排斥谁，谁也不歧视谁的方言。广东人与文明同步成长，所以我们极少从广东的影视作品中看到对外省人的丑化，倒是经常看到一些对广东人毫不了解的作品，热衷于把广东人描写为“个子瘦小，满身金饰，见利忘义，庸俗低级，色迷迷和一口珠江牌普通话”的形象。我们也从未听过哪个广东人说北方是文化沙漠，但说广东是文化沙漠的言论，却不绝于耳。让人心生疑惑，到底是谁在排斥谁呢？
“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大的政治”
广东人有“讷于言而敏于行”的特点，早已是名声在外，人人皆知。你和广东人谈论做生意的心得，他是满腹经纶，但如果你和他讲什么“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讲什么“政府财政政策与凯恩斯主义的关系”，说不定他们会呵欠连天，并不耐烦地讽刺所有的理论之争都是“三斤猪头得把嘴”。
　在广东的书店里，传授延年益寿、防病治病、营销技巧、职场竞争、升学指南一类实用型图书，比其他图书要畅销得多。重实际，轻理论;重行动，轻议论;信奉“千虚不如一实”的哲学。最看不起那些“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的人。这是广东人的长处，但也是他的短处。
北京八旗子弟遗风盛行，人人都有代圣人立言的本事，满口春秋大义。但说得多，做得少，典型的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而广东人则做得多，说得少，还没等大家争出个高低来，他已经把做好的东西端到桌面上了。人们常说“做学问上北京，做事业下广州”。广东人会生小孩，但不会起名字;瞧人家北方的小孩，还没生下来，已经敲锣打鼓，天下闻名了。
　2003年春，SARS在各地大规模爆发，在广东人看来，这是一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死了那么多人，对人命造成那么严重的伤害，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大悲剧。广东人最关心的是如何预防，如何治疗，如何减低死亡率，但北方学者却浮想连翩，把它与反通胀扯上关系，大谈消费与投资的反向变动，大谈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大谈如何“把SARS危害转化为机遇”，还发明了“SARS宏观调控”、“良性危机”之类的概念，视其为经济软着陆的天赐减速器。说得头头是道，你还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头脑这么灵光。
　　高谈阔论，建构学说，从来不是广东人的专长。他们的性格是务实、不张扬，喜欢用“事实胜于雄辩”来避开争论。在坊间，“讲多无谓，食多会滞”是一句使用率很高的俗语，反映了一种实干精神。
在研究广东人的性格特征时，我常常会想起一个希腊神话故事，我相信广东人会很认同故事所包含的哲理。
在希腊神话中，代达罗斯是一位能工巧匠，他和儿子伊卡罗斯被国王囚禁在一个海岛上。为了逃跑，他们用蜡制成翅膀，黏在身上，打算像鸟儿一样飞越大海。不料，伊卡罗斯对第一次飞行兴奋过度，不理会父亲的再三警告，飞得太高，蜡制的双翼被太阳融化，最后一头栽到海里淹死了。而父亲代达罗斯因为飞得低，所以成功地逃出了生天。
从这个寓言中，我闻到了老庄的气息。老子教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长期以来，广东人把“少说话，多做事”奉为金科玉律。这是一种高超的生存哲学，不过，其代价是广东人的许多亮点都被自己埋没了，大量价值连城的文化资源被白白浪费了。不仅广东海上丝路的品牌，在包装和宣传上，远不及北方的丝绸之路响亮，而且对粤商的研究工作，也很零散片面。广东人确实不太会宣传自己。在这个讲究包装的年代，你不出声，别人还真当你是死的。因为广东人讷于言，所以当别人讥笑他是暴发户时，他期期艾艾，不知所对——尽管两汉时广州已十分繁荣，至唐宋时代，更成为天子南库，人们用“金山珠海”来形容。
&　因为广东人讷于言，所以当别人讥笑他是文化沙漠时，他气噎喉堵，无话可说——尽管广东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闳深，足可以在文化史上自立门户而有余。
这种现象引起一些专家学者的忧虑，甚至要在报纸上，正儿八经地讨论起广东年轻人“敏于思而讷于言”的原因来了。
为什么广东人都不太善于用言辞表达自己呢？有人归咎于传统教育，广东人从小就接受要少说话，多做事的教育;有人说是性格原因，广东人有文化的自卑感;有人担心是港台漫画“八卦”杂志种下的恶果;也有人批评另类网络语言弱化了广东人的语言能力。其实这些都不是真正原因，真正原因是，在两千年历史中，谁也不愿意听广东人说话，谁也不会把广东人说的话当回事。广东人，不就是一群没文化的南蛮吗？
&“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大的政治”
　　广东人的沉默，就是在这种漫长的歧视和压抑中，渐渐养成的。
孩子们从小就被父母反复告诫：“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做人做事都不可太高调，太高调容易节外生枝，招惹是非。一个人如果因为到处吹嘘自己很有钱，而招来强盗小偷，大家会嘲笑这人是“捉虫入屎忽”（自己给自己添麻烦）。广东人的性格是宁伪作不知不为，不伪作假知妄为，对国家大事尤其如此。
　广东人真的患有“政治冷感症”吗？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用“是”与“不是”来回答的问题。无论说“是”或“不是”，都可以立即找出一大堆相反的证据，引致无穷的质疑、设臆、反诘、论辩。争论本来就不是广
东人的强项。
&挑剔今&事实上，如果回答“是”，我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近代中国的一系列政治变革，都与广东有密切关系？为什么广东会出现太平天国这样的运动？为什么广东会成为辛亥革命的发源地？为什么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中心会在广东？为什么会有数十万广东工人参加震惊世界的省港大罢工？历史的是非功过，固可以从长计议，慢慢评说，但总不能把广东人的政治热情与献身精神，一笔勾销吧。
但如果回答“不是”，也同样遇到麻烦。因为不仅外省人这样看广东人，就连广府人与潮汕人，也都承认自己对政治的态度，颇为疏远。这就不得不触及到问题的深层核心了：什么是政治？
广东人对政治有更深一层的理解。政治并不仅仅是在庙堂之上参政议政，也不是非要出将入相，治国平天下不可，更不是在茶余饭后胡诌些所谓的政治秘闻，就叫做忧国忧民。在广东人心目中，创造利润、积累财富也是政治，计算效益成本也是政治，提高效率也是政治，公平的商业竞争也是政治，建立健康的市场秩序也是政治。凡涉及社会公众事务的，无一不是政治。钟南山院士说：“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大的政治。”这是广东人最典型的政治观。
　回想当年，改革开放刚刚启动，人们还在为市场经济姓“社”姓“资”争论不休;甚至对开办经济特区，也有人端出一副“爱国”嘴脸，对广东怒目而视，严词质问“旧中国租界的由来”，意思是广东一搞特区，就是搞新租界，搞卖国！
在一片沸反盈天的争论声中，广东人依旧默默地做着自己认准的事情。他们并不是完全无视争论，而是抱着实用主义的心态去留意聆听，“遇着红灯绕路走”、“水路不通走陆路”。就这样，一个一个禁区被冲破了。在无尽的顺流逆流中，广东人的心境，用一段粤语流行歌的歌词来形容：“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
& 有人说广东是“穿堂风”，近代史上许多新思想是从广东兴起的，许多革命是从广东出发的，但虽然尽得风气之先，最后却都是穿堂而过。在广东播的种子，开花结果却在别处。这种情况并不是谁抛弃了广东，而是中国的地理决定的，也是广东人的性格造成的。平心而论，这也没什么不好，无论做播种的人，还是做收成的人，都不要紧，各施所长而已，最要紧是粮食收回来了，大家有饭吃。
不要小觑我们每天从事的具体事务和日常生活，虽然庸庸碌碌，琐碎无奇，但点点滴滴，日积月累，就是一股移山填海的力量，就能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就能影响制度。广东人推崇一种“认认真真做事，忙忙碌碌赚钱，潇潇洒洒享受”的生活态度，好像与政治绝缘，其实，这三条已经把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都概括进去了。
从近代史看，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源头都在广东，难道与广东对外开放时间最长、接触西方文化最多、经济实力雄厚、绅商力量强盛毫无关系吗？从25年的改革开放历史看，深圳经济特区先行一步，探索经济改革的道路、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经济的高速发展、财富的积累、综合实力的提高、中产阶层的形成……这一切，对社会价值观的冲击与刷新，对国家制定政策的影响、对法制建设的推进，一句话，对政治的巨大影响，已经够彰明昭著的了。
&　第二篇广东没文化，谁有文化
你有你的中原文化，我有我的岭南文化　广东到底是不是文化沙漠？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从什么是文化说起。
关于文化的定义，几百年来众说纷纭，各路大师的专著也汗牛充栋。有人认为，文化是一个族群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伦理道德、风俗等等的总和;有人认为，文化是一个族群所生活的社会遗传结构的总和;有人认为，文化是某个社会或部落所遵循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所遵循的共同信仰和传统行为;也有人认为，文化是指人类生产或创造的，并传给其他人，特别是传给下一代人的每一件物品、习惯、观念、制度、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然而，无论哪个说法，都不可能导出某个地区、某个族群“没有文化”这个结论。
一个庞大的人群是不可能生活在文化沙漠上的，那是一种不可想象的状态。文化不是你想不想要的问题，而是它必然存在，是与人类共存的，是人类的一个属性，一个标志，是人类活动的另外一个叫法而已。盎格鲁撒克逊有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新几内亚食人族也有新几内亚食人族的文化。它们不以你的赞赏而生，亦不以你的嘲笑而亡。
　谁也没有什么资格说自己的才是文化，别人的就不算文化。说一个族群没文化，等于否定了他们的人类属性。好比你跑到别人家里，指着人家的孩子说：我家的儿子是圣人，你家儿子是白痴。人家不一扫帚把你打到大街上去才怪呢，你还好意思哭爹喊娘地埋怨“他们排外”吗？
　余秋雨先生在谈论广州文化时说，如果时光倒流30年，陈寅恪还在世，就没人敢说广州是文化沙漠了。“一位老先生在此地的活动决定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小觑广州。”言下之意，似乎没有这样的大师，就可以小觑广州了;没有这样的大师，广州就有沦为文化沙漠的危险了。说到底，还是那种精英文化、偶像文化心理。
无可否认，陈寅恪是一位文化大师，而广州的文化亦因为大师的存在增辉不少。但文化是一个庞大复杂、多种多类的体系。陈寅恪只是某一方面的代表，他是某一方面的大师。不能说他端坐在广州，广州就有了文化;他离开广州，广州就没文化了。
文化这东西，天生在那儿，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捏着鼻子厌之恶之也罢，紧闭眼睛假装看不见也罢，给别人扣上一顶“文化沙漠”的帽子也罢，全没有用。总之你避也避不开，绕也绕不过去。日前欧洲经济咨询和研究机构Robert
Huggins公布《世界知识竞争力指数》研究报告显示，在全球125个领先地区中，珠江三角洲排在第85位，甚至高于香港（香港排在第102位），是除日本之外最具知识经济竞争力的亚太地区。如果这也叫文化沙漠，那真是无话可说了！
北方之所以觉得广东缺乏文化底蕴，是因为南北文化的底蕴不尽相同。北方文化发祥于黄土高原，奉太昊伏羲、轩辕黄帝为人文始祖;而南方文化则受孕于浩瀚大海。广州古称番禺，番禺是一位海神的名字。广东的文化就是海洋的文化。
　对中原文化，广东人一向尊重有加，因为那是祖先的文化。然而，中原文化虽是中华文化的主要源头，却绝不是唯一的源头，更不是用来衡量天下文化的唯一标尺。四合院可以住人，西关大屋一样可以住人;吃高粱可以饱肚，吃稻米也一样可以饱肚。大家头上都是一片天，并不是只有你一家名门正派，别人都是邪魔外道。
　被誉为“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曾说：“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不能先及者也。”梁启超也早就提出，中国文化有南北之分，有海洋与内陆之分，“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而经史大师蒙文通则把中国文化细分为齐鲁、秦晋、荆楚三支。中原文化移植到海边，也要发生变种的。
不同时代的学者，不约而同地都把天候地理，作为文化的重要条件，足以令人幡然醒悟。南方既有自己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当然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死抱着四夷宾服的心态，以北方文化作为衡量和评价一切文化的唯一标准，等于抹杀了黄土高原与冲积平原的区别，抹杀了高原气候与海洋气候的区别，抹杀了吃大米和吃高粱的区别。可以说一开始就错，结果是一步错，步步错。
&你有你的中原文化，我有我的岭南文化
这在某些人看来，广东人都是土包子，土包子一夜发了大财，还是土子。一个地方要让别人觉得你有文化，不是靠有多少茶楼食肆、多少烧腊店、多少人在炒股、多少人在买彩票，而是靠高等学府、图书馆、博物馆、歌剧院、科学技术、卫生设施等等。
　一位北方朋友很轻蔑地对我说，你说广州人有文化，无非就是什么茶文化、酒文化、虾饺文化、及第粥文化、食蛇文化、喝汤文化、逛街文化、彩票文化、拜神文化。因为广州没有文化底蕴，所以什么都可以称为文化。你们每年举办多少场高雅音乐会？有多少大师级人物出场？你们有多少名牌大学？有多少院士、博士？真是三天可以出一个暴发户，三年出不了一个贵族。莎翁这句话，说的就是你们广州人呢！
　我没有与他争论，拉着他往外走。来到广州起义路，我对他说：这条马路是1930年代广州的中轴线，从越秀山中山纪念碑至起义路广州教育学院一段，都是笔直顺畅的，但就这里却突然拐了个弯，变得斗折蛇行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摇摇头说不知道。　我告诉他，清代在广州起义路与北京路之间，是一片密集的书院群。广州教育学院的前身是千顷书院，名气虽不算很大，并不在广州最有名的七大书院——粤秀、应元、学海堂、广雅、越华、羊城和菊坡精舍之列，但在修筑马路时，为了避开千顷书院，市政府却宁愿让马路绕了一个弯。
什么是文化？一条马路能为一间学校让路，这个城市就是有文化的。　我又和他说了另一个故事。1920年代，海丰县修公路，刚好要从广东省长陈炯明母亲的房子前经过，为了避开这座房子，公路要拐一个小弯。陈炯明知道后，立即派人把母亲的房子削去一角，使公路能够拉直。这幢缺了一角的奇特楼房，至今还在海丰县城里呢。
为了一间学校，马路可以由直变弯;为了让马路由弯变直，省长可以把自己母亲的房子削去一角。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一种文化。如果你觉得非要穿礼服坐在国家大歌剧院听帕瓦罗蒂唱《托斯卡》才叫文化，那悉听尊便。你吃你的猪肉炖粉条，我吃我的生猛海鲜，大家各吃各的好了。
我辈书生一直很困惑，为什么广东人可以坦然承认深受北方文化的影响，但北方人却往往不愿意承认南方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呢？即使有影响，也是坏影响：贪婪、自私、庸俗、市侩、爱钱如命、包二奶、色情泛滥等等……
事实上，文化就像地球上的水，名义上有五湖四海之分，其实是一个大的循环系统，一部分水沿地面流动，一部分渗入地下流动，互相融会，互相渗透，千回百转，经过江河汇集，终归大海作波涛，然后再蒸发成为水蒸气，聚而成云，一场大雨又回到地面。如此这般，运转不息。你能说只有黄河、长江流的才是哗啦啦的水，珠江流的全是泥沙石灰？
&广东的文化有一种很强的俗化倾向，经常会运用通俗易懂的市井语言，把深奥的哲学“庸俗化”。广东人不喜欢谈论过于抽象的东西，纯逻辑的、形而上的、玄虚的话题，勾不起他们的兴致。他们关心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生活。新鲜的鸡肉，与冰鲜鸡、急冻鸡的肉，他们一吃到嘴里就能分辨出来，但他们却分辨不出什么是美学的历史主义与理智主义。因此，“宏大叙事”的学者们，对广东难免鄙夷，认为这是一个物质至上，物欲横流的地方。
广东是不是真的只有吃喝玩乐的文化？当然不是。
以报纸出版业为例，早在清代末年和民国年间，广东报业在全国就享有盛名。从1884年广东创办第一份报纸《述报》开始，到今天广东公开发行的报纸有110多种，并承印国内200多种报刊，日均发行约700万份报纸。虽然还说不上很繁荣，但绝对不是“沙漠”。1987年，《广州日报》在全国地方报纸中率先实行扩版，从原来的对开4版，扩为对开8版。这一举动，对当年的中国报界，轰动一时，触发了全国报纸的扩版潮。今天的《广州日报》，平均每天出报对开40大版，周末对开48版，号称有160万份的印数。
你有你的中原文化，我有我的岭南文化
　　《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等报纸在全国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是有目共睹的。据说从《南方周末》出来的一位普通记者，到内地随便一家报纸，起码都是个中层的业务骨干。也许有人会不服气地说，《南方周末》的编辑记者大多数是北方人。不管是不是大多数，广东人从来没有否认过外省人对广东文化的贡献。如果真是大多数，也恰恰证明了广东人并不排外，而是乐于与全国人民“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有这些来自北方的年轻编辑记者们的努力打拼，《南方周末》固然没有今天，但如果没有广东这块平台，他们也绝对打造不出一份今天的《南方周末》来。这是相辅相成的。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人们在研究《南方周末》时，都只会把它作为一个“广东文化现象”来研究，而不会单单作为“北方人在广东”来研究的。
　让我们再看看图书馆的情况。&据史书记载，广东历史上第一间图书馆是北宋景德年间（年）由英德郡守王仲达所创建的涵晖书院。估计有人听了心理又会不平衡了，觉得广东人不可能有这种修为。广东历史上有很多书院，并不是每间都有能力刊刻收藏书籍，即使有也往往不肯轻易示人。而涵晖书院的藏书阁是对外开放，供人阅览的，与今天的学校图书馆类似。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广东的起步与发展，与全国文教发达地区亦基本同步。全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于1904年的湖北省图书馆;3年后，江苏省创办江南图书馆;1912年，具有国家图书馆地位的北京京师图书馆正式开放。而广东在1910年创办第一家公共图书馆——廉州图书馆。1912年广东省图书馆正式对读者开放。到1930年代，全省已经建立了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65间。到2002年，广东全省县以上公共图书馆有131所，馆舍面积44.3万平方米、藏书2300.3万册。
广州市博物馆
　清末民初成立的岭南大学文物馆和1928年成立的广州市博物馆，是广东省最早的博物馆。至1993年，全省博物馆、纪念馆已达108座。1993年后，又陆续新建了32座、扩建了19座博物馆。广东现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6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6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68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近2000处;古文化遗址2000多处;博物馆、纪念馆140座，馆藏文物54万多件。
但偏偏有些人，你要他承认广东有文化，比登天还难。你列举再多数字也没用，他撇撇嘴说：广东人除了赚钱，什么都不懂，你兴建再多博物馆，但终日门可罗雀，没人光顾，也是白搭。
　　这话又说错了。许多广州人都记得，2003年11月18日，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博物馆免费开放日。这天，人们空城而出，扶老携幼，争相到各大博物馆参观。仅仅一个陈家祠民间工艺博物馆，便一下涌进了4万多名游客，到处人声鼎沸，热气腾腾。一间几十平方米的广州刺绣展厅，竟密密麻麻挤着上百名参观者。这种蔚为壮观的盛况，在国内任何一家博物馆，都是难得一见的。
陈家祠工作人员说：“免费开放日，我们简直在打仗！”这里既不是购物中心，又没有游乐设施，又没有即刮即中的彩票出售，广州人争先恐后跑来干吗？你以为他们真的是闲得发慌，把陈家祠当成欢乐嘉年华吗？
如果这样想，就太看低广州人了。2004年的博物馆日，陈家祠又涌进了两万多观众。你可以嘲笑他们过于精明，为了省十几块钱门票，非得等到免费日才来;但你不能说他们不是来参观，纯粹是为了乱挤一气。
自1996年以来，广州市先后投资约20亿元，建成了星海音乐厅、广东美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馆等一批文化基础设施。2003年至2007年，广州将继续投入107亿多元，建设包括广东省博物馆新馆、广东科学中心、广州图书馆新馆和广州大剧院在内的26个文化设施项目。希望这些数字能让某些人放下偏见。
　你有你的中原文化，我有我的岭南文化我们在谈论人类文化时，往往会说，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文化，不能以西方文化作为人类唯一终极文化和普世原则，不能奉行一元文化论。但在谈论中国文化时，许多人却又情不自禁地以中原文化为正统，陷入一元文化论中。
敢为天下先，就不要怕变成刺猬
“敢为天下先”，是广东人鲜明的性格特征之一。
　　广东人胆大包天，他不但敢吃第一只螃蟹，还敢吃蛇吃猫吃龙虱，所以天底下没有什么是广东人不敢吃的;广东人敢踏浪扬帆，闯荡四海，所以广东华侨最多;广东人敢做改革的排头兵，敢杀出一条血路，所以办经济特区，先行一步，非他莫属。不仅在衣食住行方面，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工艺等各个方面，广东人都敢于探索，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敢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历史书上说，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什么促使他开眼看世界的呢？是广东这片土地。广东人有一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英锐之气，鸦片战争之后，他们开始热衷于学习西方的制炮、造船、铁路、电报、电灯、电话、望远镜、钟表等工艺技术，同时有一批先觉的广东人已敏锐地意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不仅仅因为他们拥有这些“淫巧奇技”，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政治、经济、教育、舆论、立法、司法等方面，都比中国优胜。
今天，我们阅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仍能强烈地感受到当年那批忧患之士的思想脉动。郑观应是中山人，曾在上海英商宝顺洋行任职。1878年以后，受直隶总督李鸿章重用，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并正式委派为织布局总办，后来又担任上海电报局总办。1882年，接受李鸿章之聘，出任轮船招商局帮办。晚年退隐澳门，埋头著述。1894年，写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是一部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它毫不讳言中国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从而提出了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的方案，在经济上开展“商战”，军事上练兵造械，政治上设立议院，文化上推广西学。康有为、孙中山都深受该书影响，毛泽东年轻时也经常阅读《盛世危言》。后人甚至评价郑观应这些思想家，是第一批从树上下到地面站起来走路的猴子。
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我们看到了广东人性格中的另一面，当他们投身政治时，同样迸发出惊人的热情。
&1891年，南海举人康有为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康有为在礼山草堂读书时，已表现出“大胆创新，勇于尝试”的精神了。有一回学生们到西江参观苏东坡南贬时遇风泊舟处的古迹，康有为不愿同往。有人问他原因，他慨然回答：“逆流之舟，何用瞻仰？我要看的是王荆公的改制台！”
日前《南方都市报》发表一位大学老教授的访谈录。在谈及近代岭南精英的思想渊源时，老教授说：“康、梁生于广东，但广东的维新变法最为落后;而康有为是25岁时赴京师参加顺天乡试，回粤‘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思想的源头活水也是黄浦江。值得追问的倒是为什么广东的文化环境不适应维新变法？”
　我非常敬重这位老教授，但对他的这种说法却不敢苟同。　首先我不认为广东的维新变法“最为落后”。也许比起京津、两湖、两江这些地方是落后一点，但与中国大部分省份相比，她还是要活跃得多。其次，我不认为康有为是25岁经过上海时，才开始萌发维新变法思想。仅以这么一段文字来证明康有为的思想源于上海，未免轻率。如果要抠字眼的话，我亦可以从文中“益知”二字，断定康有为早就留意西学，有变革思想，上海之行只是进一步加强了他的信念而已。
广东没有在戊戌变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文化传统与环境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另一个原因亦应注意，这场变法乃由朝廷官僚为主导，而广东远离京师，一向是官僚势力较为薄弱的地方。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主持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的分纂和校勘，为托古改制作好了舆论准备。1898年，鉴于外患日深，人心激昂，光绪皇帝被康有为的改革主张所打动，封他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推行新政。
　敢为天下先，就不要怕变成刺猬
　不出百日之内，康有为及其追随者在朝野刮起了一场改革风暴，所触及的范围包括：经济方面，鼓励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修筑铁路，开采矿产，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允准创立报馆、学会;政治方面，删改则例，裁汰冗员，裁撤闲散重叠的机构，允许大小臣民上书言事;军事方面，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旧军，督练新军。
　许多改革举措，已扣住了国家体制的命门，而不仅仅是流于形式的皮相之谈。虽然他们的做法，近乎蛮干，最后的失败，乃势在必然，广东人亦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这场维新运动，起到了千年暗室，一灯即明的作用，“开中国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却是悬诸日月的不刊之论。历史将永远记下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张荫桓、黄遵宪、容闳这些广东人的名字。
翻开史册，敢为天下先的广东人，比比皆是。
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是广东人。他在学成归国后，历任留美学生监督，驻美副公使。1872年，他又亲自带领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到美国求学;1898年参与戊戌变法活动，著有《西学东渐记》。他被形容为是第一个“打开窗口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制定出第一部先进的治国纲领《资政新编》的洪仁是广东人。《资政新编》吸收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某些精华，对中国现实有很强的针对性。比起《**田亩制度》，脱离中国现实，空谈“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乌托邦世界，无论在思想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上，都要先进得多。
甲午战争后，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中国人冯镜如是广东人。他在日本横滨办了一家印刷店，积极支持兴中会的革命活动。孙中山也是受到他的感染，第二年在他家里把辫子剪掉的。剪辫不仅意味着对大清臣民身份的否定，而且象征着精神上和意志上获得自由与解放。
　孙中山在广东发动反清革命时，被天下视为大逆不道，骂革命党是“反贼乱”。1900年，革命党发动三洲田暴动，民间几乎没有支持者。孙中山自己也承认，“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但在滔滔者天下皆非的处境下，孙中山独能坚守其宏愿孤怀，以担当世运的精神与魄力，一往直前。就凭着他所经历的艰难、奋斗与牺牲，称他做“敢为天下先”的革命先驱，也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杰出的光学专家、摄影师邹伯奇是广东人。他精于天文历算，26岁那年就写了《格术补》一书，运用数学方法解释平面镜、透镜、透镜组等成像的规律。他的《摄影之器记》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全面的摄影专著。邹伯奇还亲自制造摄影绘图仪器。他有两项成就最为人所称道：一是他在1844年最先设计出以摄影术测绘地图的方法，与欧洲基本同步;二是他最先以玻板摄影术成功拍摄人物肖像。
　　中国近代机器缫丝业的开山鼻祖陈启沅是广东人。1854年他在南洋经商时，遍历南洋各埠，考察机器生产。1873年，他在家乡南海西樵开办继昌隆缫丝厂，这是中国第一家蒸汽缫丝厂。他也是中国第一位采用机器缫丝新法，使中国缫丝业从手工作坊走向企业规模化管理、机械化生产、系统化经营的实业家。陈启沅还是一位学者，他的《蚕桑谱》、《周易理数会通》、《陈启沅算学》等学术著作，对广东实业和对改良蚕桑贡献良多。
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和飞行家冯如是广东人。1906年，他从纽约到旧金山，倡议华侨集资创办广东飞行器公司，誓言“成一绝技，以归飨祖国”。1909年，他终于试制成功第一架飞机。随后他把两架自制飞机带回祖国，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航空之父”。
　　后来，陈炯明在福建漳州建设“闽南护法区”，广东华侨杨仙逸从美国回来，孙中山鼓励他到漳州筹建中国第一支空军飞机队。1923年，杨仙逸又在广州大沙头创办了中国第一间飞机厂。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成功生产出第一架真正由中国人设计、在中国本土生产的国产飞机。
敢为天下先，就不要怕变成刺猬
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和建造的铁路——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詹天佑是广东人。1872年他考取幼童出洋预备班，在容闳的带领下，到美国念完小学、中学，再考入耶鲁大学木土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1905年，中国修筑京张铁路，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筑路工程。
中国第一个电影导演郑正秋是广东人，1913年，他和张石川合作导演的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就是以潮州地区的包办婚姻习俗为题材，描写一对素未谋面的少男少女被父母逼成夫妻的故事。
写到这里，准有人提出疑问：这些精英虽然是广东人，但像郑观应、容闳、詹天佑他们的事业，都不是建立在广东。老教授在访谈录中也提出类似的质疑：“既然谈地区文化就要严肃坚持地区原则，以便吸取地区文化发展和挫折中的经验教训;而人们津津乐道的好些近代岭南精英其思想渊源和主要活动场所，都不在岭南。”他以郑观应为例，“虽然在香山出生和长大，但哺育他的是上海的西学，事业也主要以上海为基地。”
然而，我以为无论他们在哪里学习，在哪里创业，哪怕已经移居到天涯海角，我们都不应忽略他们最原始的地缘、血缘、部族文化背景——恰恰是这种建立在土地与族群之间的“原始缔结”（社会文化心理学者把它叫做“Primary
ties”;在中国也有人称它为“神秘的人格传递”），最能潜移默化，影响人的一生。
&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活动场所，也不在湖南，但能够把他与湖南的文化历史割裂开来吗？陈寅恪虽然在广东生活了20年，但如果因为他的活动场所在广东就把他的思想归入“岭南文化”，就算大家都举手通过，毫无异议，我也觉得脸上有点发烧呢。
　对于“先行一步”，广东人有一种天生的勇气与执着。他们不仅敢为天下先，也乐为天下先。也许在历史上广东地处蛮荒之地，受名教影响最浅，人们喜欢冒险，喜欢闯荡，喜欢我行我素，身上透着一股“我是南蛮我怕谁”的气概。
&改革开放以后，广东是最先在农村实行联产责任制、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地区之一;广东还有许许多多的第一：第一个在国营宾馆中试行经营管理责任制;第一家商业银行向外发行股票;开办中国第一家超级商场;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旅游酒店;第一家合资医院;中国第一盒立体声录音带是在广东生产的;第一台模拟移动电话是在广东开通的;在中国实行了50多年的专业作家体制首先在广东被打破……
“个体户”、“万元户”这些一度在中国人心中魅力无穷的名词，也都是从广东这个新世界的摇篮里诞生的。曾几何时，“创新”几乎成了深圳的同义词，成了特区的同义词，成了广东的同义词。市场观念、法制观念、竞争观念、人才观念、效益观念，都在这里得到全面更新。
一位大企业的CEO在谈到美国公司与英国公司的区别时说，在美国公司，如果有人提出一个新构思，大家会很兴奋地你一言我一语加以补充，使它变得更加精彩。但在英国公司，人们则会首先慎重考虑它有什么潜在危险，会不会产生负面效果，然后制定十几个危机处理方案，以求万无一失。
　这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很难说谁更好一点。但我觉得，广东人的性格，比较接近美国公司的作风。而北方人的性格，则接近英国公司的作风。
《道德经》有云：“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但现在观念变了，不敢为天下先者，不再被视为具有领袖风范，相反，只有敢为天下先，才能站在时代的尖端。湖南人说敢为天下先是湖南精神，浙江人说敢为天下先是浙江精神，甚至宁夏人也说敢为天下先是宁夏人的精神。好像“敢为天下先”成了一顶桂冠，人人都想往自己头上戴。
然而，这顶桂冠却不是那么好戴的，很多人其实十分讨厌这种性格，你要跑到天下人前面去，走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有些人就巴不得你摔几个嘴啃泥，碰掉几颗门牙才好，他们就有热闹可瞧了。康有为、梁启超敢为天下先，所以要逃亡海外;孙中山敢为天下先，所以被清政府驱逐出洋，有国归不得;冯如敢为天下先，所以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中国的航空事业奠基;改革开放敢为天下先，所以广东人要用他的铁肩，扛起漫天的风雨。
　　敢为天下先，就不要怕变成刺猬中国人喜欢枪打出头鸟，从来都是“誉见即毁随之，善见即恶从之”。因此，敢为天下先是一种高风险行为。在大多数时候，它并不代表荣誉，而只是万谤集于一身的箭靶。你要有变成一只刺猬的充分心理准备，才好说出“敢为天下先”这句话。
　这是广东人的经验之谈。
就算你听不懂粤剧，也请鼓鼓掌　有人说粤剧是老年人的艺术，是乡下人的艺术。我认为不尽然。粤剧是广东人的艺术。正如京剧是北京的艺术，越剧是上海的艺术，川剧是四川的艺术，粤剧当然是广东的艺术了。
　粤剧之所以在老年人、乡下人中更受欢迎，并不是因为这些人落伍、老土、文化层次低，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广东人身份，具有比许多城市年轻人更强烈的认同;他们拥有比年轻人更深厚的广东传统文化的积累。据我观察发现，对广东人身份的“认同度”，与对粤剧的“喜爱度”，往往是成正比的。
虽然我也不太会欣赏粤剧，但我从心底里尊重她。当我在西关寂静的麻石巷中行走时，蓦地听见从褪了色的满洲窗里传出一段粤曲时，我内心会涌起深深的暖流。我觉得那旋律和唱腔很亲切，亲切得就像听见母亲唱过的儿歌一样。
　近年来粤剧之所以式微，有人说是因为她用粤语演唱，出了五岭之外，谁听得懂你的“鸟语”？没人听懂，自然就无法普及。这种说法有两个很大的问题。首先，粤剧根本不应该把五岭之外视作普及的目标，粤剧就是粤语地区的剧种，你孜孜不倦地向陕西、山东、青海推广粤剧干吗？就算精力过剩，也没必要这样浪费。
　其次，持这种观点的人，根本不了解粤剧的历史。粤剧原来并不用粤语，而是说“桂林中州话”的，即所谓北方中州口音的“戏棚官话”。真正用粤语来做舞台语言，是从清同治年间才开始，迄至1920年代，“戏棚官话”才完全被粤语取代。这一改变，对粤剧的发展来说，是上了至关重要的一个台阶。
　粤剧就是粤语地区的剧种，是唱给广东人听的。这一点切不可忘。不要总是抱着“让全中国都来听粤剧，让全世界都来听粤剧”的空想。有些人一听洋人在晚会上用英语唱京剧，就沾沾自喜，以为连外国人都加入了保护国粹的行列了。殊不知那些只是噱头而已，对真正的京剧发展并无裨益。
无论物换星移几度秋，粤剧在广东始终有一批忠实拥趸。广东人把粤剧叫做“大戏”。推敲起来，粤剧属于皮黄系统，但并没有明显的师承，博采众家之长，血缘十分庞杂。昆、戈、汉、徽、秦、湘等剧种的唱腔，在粤剧里都能找到一点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