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北京。下午两点，井柏然从家里出来，横穿小区，往自己的工作室走。他端着咖啡，头上扣了一顶棒球帽，步态悠闲。进了屋，他把棒球帽一摘，一头乱发支棱起来，一屋子人都笑。

一个下午，团队告诉他拿到一个好剧本，「对你来讲是个挑战。」得知导演是娄烨，井柏然先开心，看完剧本又吓一跳：他从未拿到过「这么深」的角色。那是 2016 年，他早已完成歌手到演员的身份更替，凭借电影《捉妖记》成为 2015 年内地单片票房最高的男主角。但找他的电影商业片居多，准确地说，爱情和喜剧为主。

这部还没有名字的电影，定位是「娄烨的第一部商业片」。所有人都希望他接，井柏然有些退缩：他还无法将自己视作成熟演员，更觉得「演不好会砸饭碗」。那时候，他刚从低谷爬出来一年，给自己裹了一层保护膜，怕挑战，也怕破坏自己的来之不易。

刚开机，他每拍一条都等着和导演沟通，但娄烨从不找演员聊。摸不透导演的心思，井柏然慌了，但他自己也「刚」，「导演不找我，我也没找他」。绷不住了，他就去问制片人，得到答复：「相信自己，导演没找你，那是娄烨的习惯，慢慢你就会很享受」。渐渐，他开始主动问，「这条怎么样」或者「还有一个想法，可不可以这样……」导演说，「可以啊，为什么不呢？」享受之旅开始了。

娄烨对于演员的保护，是井柏然没有感受过的：「导演把镜头前面的角色、空间都给我了，任由你发挥。如果你没有东西，那是自己的问题。那会儿就觉得我得有东西，我不能输。」他第一次觉得一个角色完全属于自己，随之而来的是对角色的占有欲和保护欲。

「我知道这个题材的敏感，这个作品的不容易。哪怕它上映不了，我也觉得很满足。这是我觉得最值得的挑战，作为演员来讲最大的收获。娄烨导演的这部戏，打开了我世界里的一大扇窗。」出演这部电影 3 年之后，井柏然这样对我说。

「让你真正进入演员身份的作品是什么？」我问。

井柏然说 ：「『风中云』、《后来的我们》这两部。」

「对，那是一种模式。这两部是一种投入。」

「选秀节目的导演发现了你，这是特别重要的事吗？」

2007 年，井柏然以《加油！好男儿》全国总冠军出道，一跃成为万人空巷的偶像。他的第一个艺人身份是组合歌手，然后经历了一条生长函数曲线，最终成为今天的演员井柏然。我试图从他的经历中找出命运给予的和自我驱使的节点。

井柏然说 ：「当时不觉得，现在回过头想非常重要。」我们都笑了，他伸手去抓头发。现在，他的发型是一个糟乱的中分了。

「那时候觉得是比赛，去参加一下，也不知道自己能得第几，就是年轻有梦想。如果不参加比赛，当时是学乐器的，萨克斯管，人生终极目标就是当一个老师，铁饭碗嘛。」

「拿冠军算是梦想实现吗？」我问。

「那个不是我的梦想，那是我的幸运。前十的时候已经有公司签了我。（但）我真的因为这个冠军得到了什么资源吗？也还好。当时我认为重要的东西其实现在都没那么重要。」

「我该说《全城热恋》和《捉妖记》是你比较重要的机会吗？我不确定。」我问。

「《全城热恋》绝对是。《捉妖记》也绝对是。你们看到的是一个结果，对我更重要的是过程。每一个面对的选择都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决定）未来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说《捉妖记》重要，还不如说《黄飞鸿之英雄有梦》对我来讲是一个关键。没有『黄飞鸿』，江老板不会知道井柏然是谁，就不会有《捉妖记》。」

一年后，主演《全城热恋》时，他还一心一意想当歌手。每次公司排了戏，他都觉得痛苦，又不敢多言：「好吧，去吧，反抗老大不行的。」他被安排着演电视剧，也拍电影。到了剧组也难受，导演说井柏然笑一下，就笑；导演说生气就生气。现在回看，那是小朋友的心态：初出茅庐，没有话语权，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工作只分喜欢跟不喜欢，没有未来心可言。

直到《捉妖记》。靠敬业得来的赏识与机会，他加倍珍惜。为宣传电影，上了自己抵触的真人秀。电影上映，从票房数据、声望和影响力上推了他一把。但这还不能算苦尽甘来。这是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井柏然真正走到了业内的面前，以演员的身份。在团队分发给媒体的通稿里，那一年被称作「井喷年」。

电影《后来的我们》豆瓣评分 5.9，分类是剧情、爱情。井柏然这样描述它和自己的关系：「对于角色来讲，或者对于我来讲，我很有成就感，不管别人对影片的观感是什么样子。」他18岁出道，读剧本的时候刚好 28 岁，过了为爱情冲动、牺牲，爱别人比爱自己还要多的年纪：「我很可惜自己没有那样的爱。这个角色满足了性格上的那一部分。那个戏也让我感觉到什么叫家。」

父母离婚，井柏然从小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2017 年，拍摄这部电影前，他半年没工作，往返北京沈阳照顾生命末期的奶奶。这是他休息后的第一部戏，也是送走奶奶的一部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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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柏然坐在窗边的转椅上，下午 3 点的阳光照进来。他把椅子往后滑动，靠墙，腿蜷到椅子上，用手臂圈住，然后讲了一场戏：父亲去世之后，他重回家里的菜馆，什么都没变，只是爸爸不在了。他从化妆间开始哭，看到「邻家菜馆」那几个字，扭脖子走了，跟导演说，「我拍不了了，不拍了。」刘若英哄他「没事，没事」。

那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对自己而言，奶奶爷爷在的地方就是家。剧情里，爸爸没了，一个家不存在了。

这场戏有太多映射。电影拍摄时，奶奶还在病中。杀青之前奶奶走了。家人没有把病情告诉老人，他每天都很难受，还要装作没事。

早些年，爷爷辞世，他全程都很冷静。收拾遗物的时候，他把爷爷一直戴着的鸭舌帽带回了家。很久之后，井柏然在衣帽间又看到它 —— 他原本只是为了找一顶帽子出门 —— 顿时号啕：「那会才反应到这个人已经没了。」而这一次，电影的情节让他提前意识到奶奶走了意味着什么。

「你怎么理解家在自己身上的投射？」我问。

井柏然保持着环抱的姿势。他说：「这一直都是很讽刺的选择题。我刚来北京的时候觉得我要好好工作，赚钱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那个阶段（钱）是必需品。有了这个能力之后，我每天都在忙，甚至一年只能回一两次家，一味地给他们钱，吃喝。直到奶奶生病的那一刻我才想，他们需要的就是一场陪伴。」

他也有幸运之处：18 岁工作，成为负担家庭经济的人。井柏然小时候一直住平房，他日记里的梦想就是可以早点赚钱，给「我爷爷奶奶买楼房」。工作前三年，他用积蓄给奶奶和妈妈一人买了一套房子：这是一个被实现的梦想。从 18 岁开始，他自己知道多么爱家人，也让家人知道自己有多爱他们。在奶奶人生的最后阶段，他尽心陪伴，没有遗憾。

「我家到处都是爷爷奶奶的照片，我随时都能看到他们。内心是没有什么遗憾和愧疚的，你就会很坦然，也会思念。一个人离开了，只要你还爱他，你心里有他，他就没离开。」井柏然说。

奶奶刚走的一阵子，他几乎每天都会梦到她，梦到小时候在平房的生活。那是井柏然的童年弧光：我们住在四合院里，有邻居。房顶就是自己的娱乐场。跟邻居家只隔一道红砖墙，墙边都是我们家养的花。夏天的时候大家吃晚饭，两家人一起吃，聊家常，特别有人情味。

「沈阳是我从小的家，我现在住北京，可能未来会搬去上海。我觉得我现在是没有家的，我之前的家在有奶奶有爷爷的地方。或许以后我结了婚，生了孩子，那才是我第二个家。」

2019 年春天，北京。这一天，井柏然的工作包括配合《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的宣传，和拍摄新作《攀登者》。没有其他确定的计划了，因为还没遇到看中的剧本。「我不是一个没有作品的人，」他说，「我不想做那个被选择的人，因为太累了。我们这个行业本来就很被动。我就觉得无论做什么、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有多难或者有多好，尽量给自己选择。」

他相对不忙，相对放松，相对撬动了一点什么。

井柏然 30 岁了。跟 18 岁不同，现在，自我和生活比工作重要：「出道才 18 岁，你总是希望自己可以（爬得）越来越高，把这份工作视为全部，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名字上，经营好自己这个品牌。过了几年，你突然间觉得好像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难道我这一辈子都要活在自己这个角色里吗？作为演员也好，作为歌手也好，作为一个艺人也好，这并不是我人生的全部，我总有一天会结束它，或者被别人结束。」他也承认欲望，「做我们这个行业的人都会有不红的时候，你总有被市场、被这个行业淘汰的一天，必然的。但是我们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让自己不留遗憾，为了能更好地生活，这是很现实的。我的欲望只是我和我爱的人过上好的生活。但是我不能折在名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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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摆脱偶像身份，是为了自由 ：「我不想活在别人的眼中，但是我尊重，这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部分工作，而且我曾经也做过，我也很努力地想成为别人眼中的完美形象。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不具备这个。」而努力成为演员，是因为「它可以让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待得更久，更长远」。

井柏然似乎已经想好了。

总体来说，在这个年龄成为这样的人，他很满意：「首先我永远不用担心我四五十岁的生活，现在可以把后面的人生都安排得很好，在经济层面。工作的状态不是最好，但舒服。」以及：「这么多年安分守己，这个年纪我没有什么可警告自己的。我也很感谢我自己，比如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仍然可以说自己很干净。我觉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发型 & 化妆：张哲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