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夏洛蒂·勃朗特（）小说《简·爱》出版，在文坛引发轰动，甚至引起维多利亚女王的关注。女王将这部小说称为“多愁善感但引人入胜”之作，并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阅读过程中的体验。著名文学批评家乔治·亨利·刘易斯对书中人物的心理刻画赞叹不已，声称“阅读《简·爱》就像阅读我自己的生活”。女诗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从遥远的佛罗伦萨给国内友人写信，要求提供作者确切信息，因为坊间谣传本书作者是当世某位名人的“女家庭教师”。维多利亚时代最富盛名的小说家之一、《名利场》作者萨克雷（）据说“一整天都陶醉在阅读《简·爱》的喜悦之中”，以至印刷商不得不推迟《贝基·夏普的冒险》（《名利场》续篇）在报刊的连载。夜晚，当仆人端着炭火走进房间时，发现自家主人被书中炽热的情感描写“打动得潸然泪下”。

1848年，《简·爱》再版。夏洛蒂投桃报李，在卷首题词赞誉萨克雷是“当世菲尔丁”：“在如今这个时代，有这样一位男性，他的作品从不为取悦上流社会……我在此提及萨克雷先生，因为我想以再版《简·爱》向他致敬——如果他愿意接受我这样一位陌生人对他的献辞。”

夏洛蒂日后说，正因她当时与萨克雷“毫无交情”，这段献辞才显得“尤为诚挚”。同样，收到出版商威廉·史密斯赠书后，萨克雷在复信中也将夏洛蒂献辞称为“我一生中所收到的最大的赞美”（并回赠《名利场》一册）——两位作家都未曾料到，这一种“文人相亲”的礼赞方式会闹出一桩沸沸扬扬的文坛“绯闻”。

据传记作家爆料，绯闻的炮制者是同时代的女作家伊丽莎白·里格比（Elizabeth Rigby）。她是伦敦文艺圈名媛：既是《评论季刊》记者，又是专栏作家。不过，同行一致认为她对“八卦新闻的兴趣远过于文学创作”。苏格兰作家洛克哈特（J. G. Lockhart）是著名小说家司各特的女婿，曾任《评论季刊》编辑，谙熟文坛掌故。在致里格比信中，洛克哈特谈及当地流传的一则谣言：《简·爱》作者（初版署名贝尔三兄弟：柯勒、埃利斯和阿尔顿·贝尔）是兰开夏郡某个小镇的纺织工人。对此，里格比断然予以否认，并宣称，“从情感历程看，《简·爱》显然出自萨克雷先生的女家庭教师之手。”不久，更有好事者言之凿凿，声称《简·爱》作者“要么是萨克雷的女仆，要么是他的情人！”他们的推断很简单，一个世纪前菲尔丁在妻子病逝后，迎娶的恰好是家中的一名女仆——因此，夏洛蒂在献辞中无疑采用了“曲笔”。

问题是，维多利亚时代那么多文人作家，为什么躺枪的偏偏是被誉为“绅士小说家”的萨克雷？

萨克雷出生于印度，其父为东印度公司高管，去世后给他留下1.7万英镑的巨额遗产（当时勃朗特姐妹做家教一年收入约25-30英镑），但很快被挥霍一空，从此开始“卖文为生”。自1830年代起，毕业于剑桥的萨克雷开始在文坛打拼，转战于各家报纸杂志，直至1846年《势利者脸谱》（The Book of Snobs）发表，才一举成名。然而，相比于他坎坷的文学道路，他的婚姻道路更为艰难曲折，令人感慨不已。

1836年，萨克雷不顾家庭反对，与伊莎贝拉·肖结婚。她是一名爱尔兰军官之女，性情温婉，二人婚后育有三女，家庭生活极为幸福。长女安妮日后成为父亲的衣钵传人，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文坛的核心人物，后嫁里奇爵士（Sir Ritchie），以里奇夫人（Lady Ritchie）知名当世。三女哈丽雅特本人也是一位小说家，后来成为传记作家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的第二任妻子——斯蒂芬之女伍尔夫在《夜与昼》（Night and Day）中刻画的希尔伯里夫人（Mrs Hilbery）便以哈丽雅特为原型。不幸的是，生下哈丽雅特不久，伊莎贝拉·肖患上产后抑郁症，并逐步发展为精神病。她先是在巴黎附近的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后来病情加重，萨克雷只好将她接回伦敦。在归国途中，她疯病发作，企图掐死女儿，然后跳海自杀，幸而获救，后被送入一家私人疗养院，其疾病终身未能痊愈。

Man，1980）一书中的说法，萨克雷的不幸婚姻其实“早有前兆”：订婚之日，萨克雷得意洋洋地向友人展示昂贵的钻戒——一颗闪亮的钻石镶嵌于两颗黑色的猫眼石之间。朋友大惊失色，因为这是一枚哀悼戒指，是“恶兆的象征”。尽管如此，萨克雷却无怨无悔——若干年后，他对另一位年轻友人说，“虽然我的婚姻是一场灾难，但时光重来，我依然会如此选择。因为，爱是王冠，它成就世间一切美好。”

《简·爱》中罗切斯特先生与“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的故事与萨克雷的生活经历极为相似，夏绿蒂·勃朗特将小说副标题定名为“一部自传”，益发引起人们的猜测。在女作家献辞后，似乎一切都真相大白：现实中女家庭教师未能美梦成真（根据当时的婚姻法，在萨克雷夫人离世之前，萨克雷绝无可能再婚），只好在文学作品中完成“白日梦的升华”。对于这一桩“巧合”所带来的麻烦，女作家感到极为“震惊和尴尬”。后来她曾向萨克雷当面道歉，并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可以说，现实比小说还要离奇。”

或许是为了粉碎谣言，同时也为维护出版社的利益，1849年底，在出版商乔治·史密斯精心安排之下，两位作家终于“不期而然”会面。事实证明，二人此前的确是“素未谋面”，而非传言中的“老相识”。据目击者描述，出于礼貌，身材高大的萨克雷弯下腰，张开双臂，想要给勃朗特小姐一个拥抱，可惜“这位才华横溢的天才却连她的胳膊肘也没碰到”。

萨克雷本人对于初次见面便破坏自己在女作家心目中的形象感到“非常抱歉”。据梅尔维尔（Lewis Melville）《萨克雷传》描述：“经安排，晚餐时，夏洛蒂落坐在他对面。萨克雷说道：‘我发现她眼中的我不再那么完美，这让我感到难受又羞辱，有口却说不出，不过，最后，在我就要将第五个土豆塞进嘴里时，她探过身来，双手紧握，眼里含泪，轻声哀求道：‘天呐，萨克雷先生，别这样！’”

女作家对食量惊人的“大胃王”总体印象良好。在写给父亲勃朗特牧师的信中，她形容萨克雷“表情严肃但和蔼可亲，讲话简洁明了但一针见血”，并详细描绘了当天会面的情形：“一开始气氛较为拘谨”，后来，“我们起身下楼吃晚饭的时候，他悄悄地走近，对我说：‘握个手吧’，我就和他握了个手。他总共没跟我说几句话，但是他走开的时候，再次很礼貌地和我握了手。”

其实会面伊始，她对萨克雷颇有些“气恼”，因为大作家不顾她的抗议，坚持称呼她为“简·爱”小姐——而夏洛蒂像另一位女作家乔治·艾略特一样，更愿以男性笔名示人。但与此同时，她也注意到萨克雷吸雪茄的动作表情与“某人”颇为相似——不是小说中的罗切斯特，而是现实中布鲁塞尔学校的埃热先生（Mr Heger）。

夏洛蒂被迫中断学业返回英国，乃是因为某次埃热先生“友好”地轻吻她之时，恰好被埃热夫人撞见。返回英国后，夏洛蒂给埃热先生寄出无数封热烈而忧伤的书信，倾吐满腔爱意——事实上，根据传记作家的看法，埃热先生才是罗切斯特真正的“原型”：小说中若干词句原封不动摘自这些“情书”，可为明证。然而埃热先生似乎不为所动——夏洛蒂只收到几封字数寥寥的“客套”回信。于是，她在小说中将埃热先生化身为阴晴不定、暴躁易怒、同样爱抽雪茄的罗切斯特，将可恶的埃热夫人变形为阁楼上的疯女人。这是女作家心底永生难忘的一段惨痛记忆。

正如她向父亲报告的那样，萨克雷对她的好感显而易见——然而在致友人书信中，夏绿蒂却难掩失望之情。据友人转述，“她本希望找到一位热情的先知，而萨克雷只是一位文静、有教养的绅士，外表上并没有任何区别于其他男人的地方。”这次会面粉碎了外界的流言，但同时也粉碎了长期以来她心目中的一尊文学偶像。从此以后，在二人的交往中，更多平等对话和相互尊重。即便偶有争论，也从未破坏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与融洽。

在初次会面后，夏洛蒂购买了一幅萨克雷肖像作为纪念，同时对他的文学创作也更为关注。令她尤为欣喜的是，针对英国人对爱尔兰人的偏见，萨克雷在杂志《笨拙》（Punch）上刊登一系列文章予以抨击。夏洛蒂是爱尔兰人后裔（友人形容她讲话带有“爱尔兰口音”），她后来的蜜月之旅也安排在爱尔兰（以示不忘故土），因此她对于萨克雷的仗义执言大为激赏。当然，在赞赏之余，她有时也会对大作家提出批评意见。比如她认为萨克雷在小说《亨利·艾斯蒙德》中“像往常一样，对待女性有失公正，甚至可以说很不公正。他笔下的贵妇卡斯尔伍德夫人（Lady Castlewood）从钥匙孔里偷看、在门口偷听、妒忌一个大男孩和一名挤奶女工相爱……”在夏洛蒂看来，萨克雷“理应为此受到谴责”（乔治·艾略特也宣称此部分内容令人“极为反感”）。

像狄更斯一样，为了缓解经济压力，萨克雷在伦敦举办系列演讲，大受欢迎。作为萨克雷的好友兼粉丝，夏洛蒂有时也前去捧场。在写给闺蜜埃伦·纳西（Ellen Nussey）的信中，她报告自己“为了赶周四下午萨克雷的第二次演讲，我周三就来到这里（伦敦）”，因为，“你想啊，这是一大乐事，我很开心没有错过它。”

1850年6月，夏洛蒂再次到访伦敦。与之前一次精心策划的“邂逅”不同，这一次她是受到萨克雷的正式邀请，作为贵宾出席大作家特意为她举办的晚宴。为了表示隆重，萨克雷请来诸多名流作陪，据里奇夫人（时年13岁）在《回忆录节选》（Chapters from Some Memoirs，1894）中记载，晚宴到场的嘉宾有文化名人卡莱尔夫妇（the Carlyles）、小说家克罗夫人（Mrs. Crowe）、名画家米莱（John Everett Millais），以及萨克雷的蓝颜知己（也是他的绯闻女友）、沙龙女主布鲁克菲尔德夫人（Jane Brookfield）等，可谓高朋满座。

“在场的每个人都翘首以盼，希望能和勃朗特小姐交谈，但事实并非如此。勃朗特小姐躲进书房的沙发，时不时与女家庭教师特鲁洛克小姐低声耳语。屋内灯光摇曳，但气氛不佳。我父亲面对此情此景，显得焦虑不安，却又无能为力。”后来，还是社交经验丰富的布鲁克菲尔德夫人打破僵局：她走进书房，靠近角落里的勃朗特小姐，弯下腰，以略显老套的开场白问道：“勃朗特小姐，你是否喜欢伦敦？”一阵沉寂过后，勃朗特小姐顿了顿，很严肃地回答：“喜欢又不喜欢。”最后，“我父亲实在无法忍受这般情景，选择悄然离开房间，溜出家门，一头扎进了加里克俱乐部。”——里奇夫人笔下的俱乐部，日后以狄更斯-萨克雷交恶事件（The

一场事先张扬的文坛盛会以男主逃离现场而告终，尽管最终打破了广为流传的桃色绯闻，但宾主双方内心皆深感失落。对夏洛蒂而言，她欣然接受邀请，可能更希望与大作家进行深入交谈（平时她在哈沃斯村的对外联络主要依靠书信）。她在日记中曾坦承“虽然自己可能已经失去享受社交的能力，但有时确实渴望社交，渴望换个环境”。与此同时，出版商也鼓励她前往伦敦，与文坛名家交往会谈——不仅有助于提高她的文学声望，而且有助于她的身心健康。令她始料不及的是，外表粗犷的萨克雷内心极其“柔弱”：在伦敦各种社交场合，一有风吹草动（或“自感不适”），他立马落荒而逃。传闻与狄更斯公开闹翻后，在文学俱乐部，凡是后者可能出没之处，他必定提前绕道而走。

与萨克雷相比，夏洛蒂的“社恐”表现得益发明显。她与小妹安妮首次前往伦敦会见出版商史密斯，事先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直到走进办公室，才敢以真面目示人。在史密斯盛情邀请下，勃朗特姐妹来到伦敦市中心考文特花园，观赏意大利皇家歌剧团排演的博马舍名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贵宾席四周是德萨特伯爵夫妇（the Earl and Countess of Desart），拉塞尔斯子爵（Viscount Lascelles），以及女作家摩根夫人（Lady Morgan）等名流，但不幸的是，当晚夏洛蒂却因“着装不适”（第二天成为小报的头条新闻）留下深深的遗憾。在此之后，尽管史密斯为夏洛蒂量身定制了一份“访客”计划——包括以书信体小说《爱尔兰野姑娘》（The Wild Irish Girl）而蜚声文坛的摩根夫人、“银叉”（silver fork）小说代表作家凯瑟琳·戈尔（Catherine Gore）以及特罗洛普、狄更斯等，但受到“惊吓”的夏洛蒂却再也不敢贸然登门。

“我渴望会见一些真正伟大的文学家，如萨克雷、狄更斯、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我希望有一个比哈沃斯更广阔的世界，”她在书信中说，并且承认这一想法对于她具有极强的吸引力（“我偶尔会由此产生思想斗争”）。然而转念一想，“还是不行，我不能打破我隐姓埋名的状态——让我安于隐居吧，这自有它的好处。”

伦敦之旅结束不久——在遍览“名利场”各种繁华（皇家大教堂、伦敦动物园以及1851年在“水晶宫”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之后，夏洛蒂作出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抉择：她决定与父亲的助手尼克尔斯牧师结婚，一边继续从事写作，一边享受家庭生活。无疑，这正是维多利亚女王倡导的“家居生活”（Domesticity）至上理念：归根结底，家庭才是女性的独立王国（kingdom）。“简·爱返回被烈火焚毁的家中，照顾双目失明的罗切斯特……这一结局令人十分感动，”女王在日记中写道。从这个意义上看，与惯于针砭时弊的萨克雷相比，同样一度“绯闻”缠身的夏洛蒂·勃朗特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主流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