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去如东高级中学中学复读,学校收学生是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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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如东县双甸高级中学高考复读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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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某复读学校早已上课,该校7月21日开学,已开课一个多月。( 封宇 徐媛 摄)
  湖南一高考考生家长近日发出一条令人唏嘘的微信,一名大学生在一所985大学读到大二,因不满意所学专业,毅然退学选择复读,今年再战高考,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在该生的复读班里,同样一个选择复读的学生,去年上了一本线,今年却只过二本线。有人戏言,复读一年为&高四生&,复读两年为&高五生&,可复读后,考生面临&冰火两重天&。今年,一些考生在我省高招刚刚进入二本录取时就已顶着烈日走进复读学校。据统计,今年我省高考生中大约每7个就有一个是复读生。面对庞大的复读大军和复读带来的高风险,什么样的特质最容易成功?什么样的人才适合复读?
  现象 &名校情结&&热门专业&是复读催化剂
  今年全省共有考生约37.3万人,其中,应届生32万人,往届生5.3万人。以此推算今年大致每7个高考生中就有1个是复读生,而去年则是5个高考生中有1个复读生。虽然目前复读生开始呈现略微下降的趋势,但所占的比例依旧很庞大。
  经记者调查发现,除达不到本科分数的学生选择复读之外,也有大批刚掠过二本线的学子前来复读,这部分复读生中大部分因为&不甘心&。同时,&名校情结&、&热门专业&是复读的催化剂。今年,&回炉生&大量涌现,一些考生中止大学学业争相为名校、为专业、为发展前途而再次挑战高考,这群特殊的复读生成为了高考复读大军中的&特种兵&。
  在长沙芙蓉区一所复读学校里,记者遇到了来自衡阳八中的理科生周洋(化名),他今年高考成绩523分,比一本线高出了二十多分,但这个分数在周洋看来并不满意。&发挥得并不是很好,语文成绩很低,分数也不尴不尬的,很难填非常好的一本院校。&谈话中可以看出周洋的抑郁和低沉。
  &我查完分数后就在犹豫要不要复读,因为复读还是有极大风险,虽然这次是发挥不好,但是也难保下次成绩一定提高。&周洋说自己当初也很纠结,但想到名校与普通学校在教学资源、学生视野及以后就业上的大差别时,就痛下决心来复读了。
  分析 同样的一年复读却有着不同的结果
  长沙某复读学校任教的林老师告诉记者,该校文科上了二本线还来复读的学生占所有复读生的10%左右。同样的一年复读却有着不同的结果,&文科复读平均可以提高60-80分,也有10%左右的学生存在不升反降的情况。&
  今年的湖北文科第一名李卓雅就是一名复读生。她和地理老师近日一同参加了湖南卫视《天天向上》节目。她的地理老师描述复读时说:&对于中国的学生来说,参加高考就好比上战场挨了一枪。如果说你考上了大学,这一枪就挺过去了。如果你想再考,也就意味着你准备再挨一枪。&每一枪带来的&疼痛&和心理重负可想而知,复读投入资金、精力和青春年华的同时,还得以强大的内心承担&落败&的风险后果。
  建议 选择要理性,高分考生分数提高并不普遍
  长沙一所复读学校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复读生成效比较明显的其实是那些比较接近分数线的学生。这样的成绩复读是因为基础本就比较好,再复读的话经验丰富、心理承受等能力就更强,也会更加懂得如何安排自己的学习和制定突击计划,考个好学校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总的来说,高分考生来年分数提高很大的情况并不普遍,相反由于心理压力增大,还有可能造成最终成绩不升反降。&该校负责人说,高考复读风险巨大,许多复读考生只是一味想追求更高分数、更好的学校,却未曾考虑过自己的上升空间有无大幅度提升的可能性。复读这条路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一些复读学校开学比较早而大学开学往往在9月份,如果选择复读,不妨先去尝试一个月感觉自己适不适合,再做选择。
  &&&&特种兵&故事
  内心的强大让他最终走向了胜利
  来自常德21岁的罗天(化名)今年高考成功被清华大学工程物理专业录取,可令人未想到的是罗天之前已在名校读了2年的大学。
  早在2009年,17岁的罗天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最后被华中科技大学录取,但专业是被学校调剂的。他认为自己并没有发挥正常水平,就回到原来的学校复读。在2010年高考中,罗天以总分649分的高分被南京大学软件专业录取。但在大学读了两年后,罗天发现自己对软件专业实在不感兴趣,两年内差不多每学期都挂了一门专业课,研究湖南高考形势后,罗天毅然决定复读。
  罗天说,做出这样的决定内心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在我看来勇气分两种,一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还有一种是明知道前面的路是多么的艰难还是毅然选择前进的勇气,我觉得后者这种理性的勇气是更值得称赞的。&
  【成功秘诀】复读的日子其实也是一个长久坚持的过程,要耐得住孤苦寂寞。让自己内心趋于平静、淡然,不要太计较得失。强大的内心是复读这条崎岖道路上制胜的法宝。
  巨大压力是他复读路上的绊脚石
  黄伟(化名)说自己就是在心态上栽了个大跟头。来自湖南常德的黄伟今年高考理科461分,比一本线低了34分,这个成绩让他十分苦恼。
  由于体质不是特别好,黄伟说自己复读期间常生病,特别是临近高考的一段时间,生病就要请假回家,&我心理素质很差,有时看着别人考好了,就着急。有时自己的分数很低时,老觉得自己很差劲,没一点信心,最后越来越差。&黄伟说,&我家里条件不是很好,本来家里就并不是十分支持我复读,况且这复读的钱还是家里出了一部分,贷款了一部分凑齐的,看着自己如今的成绩更加心慌,觉得责任重大。&
  2011年黄伟就考上了湖南商学院北津学院,读完大一后放弃学业,在学校附近开了个DIY饰品店,但好景不长店子亏损厉害,不久就关闭了。
  在社会上闯荡近一年的黄伟干过很多苦活、累活,在铁路上做过促销、卖过电话卡、发过传单&&谈及以往的经历黄伟现在还是心有余悸,&我决定再来复读一次,期望这次自己能够好好调整心态,考个好学校&。
  【失败总结】如果不是学霸,就不要勉强自己变成学霸。据说有很多人在复读路上都是刚开始铆足了劲不玩游戏不打球,专心学习。而这种学霸状态一般顶多维持一学期。如果身体心理素质不佳,就无法应对高强度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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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七类考生适合复读
  专家指出,以下七类考生适合复读:
  1 在高考期间由于健康、心态或状态等原因,导致发挥失常,高考成绩低于平时模拟成绩很多的学生
  2 填报志愿失误,导致落榜的考生
  3 距理想的名牌大学35分以内的学生
  4 不懂高三复习方法,学习无策略无计划无体系,没有充分利用好高三这一年的考生
  5 有强烈的学习愿望,有恒心,心理承受力较强,能够克服复读艰苦的考生
  6 无奈考入不理想的大学或极不喜欢的专业,进大学后长时间难以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
  7 高分低录或高分不录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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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企业家日 10:12
在江鸿老师的记忆里,10多年前的丁磊学业平平,入学时在班内的排名只有四、五十位,跟当下“首富”名号很不对称。“可喜的是,每次考试,他的排名总有进步。不过最好也只在第十至二十位之间,从来没有杀进班级前十名,更别提在年级内的排名了。”  3年后的高考,丁磊交出的成绩同样貌不惊人:他以高出重点分数线1分的成绩有幸被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录取。只不过,这是丁磊喜欢的大学,他很早就被西部这所藏着大量电子类书籍的高等学府迷住了。  “教育界现在正热衷探讨‘第十名现象’,说的是,在一个班级里,学习成绩排在第十位上下的那几个,有望成为日后最出人头地的一个。我现在想想,丁磊这个个例也是符合‘第十名现象’的。”江鸿老师这么评价他的老同学。  李彦宏:从戏曲少年到高考状元生于山西阳泉的李彦宏并不觉得自己小时候有多么大志向,像所有心都玩野了的孩子一样,每天看上去也都是忙忙碌碌的,但都不过是在“随大流”罢了。李彦宏的父母在晋东化工厂工作,家境很普通,李彦宏有3个姐姐1个妹妹,他的腼腆温和或许与姐姐们的宠爱有关。  父亲常常带李彦宏去看戏曲电影,为此他还一度迷上了戏曲。他的舞台很小,只是家里的那张床。他常常把床单围在腰里做战裙,拿一根棍子当枪耍,一个人不断亮相。山西阳泉晋剧团招收学员时,他去了,剧院老师从一招一式中看到了一种灵气,决定录取他。  但李彦宏对戏曲的兴趣很快就淡了。李彦宏的大姐在刚刚恢复高考的那年就考上了大学,引得四邻艳羡。相比于学戏,上学因为正统而更具有吸引力。对于李彦宏学戏曲,还可以做一种解读,他其实真正喜欢的不是戏曲,而是那个舞台。只有在舞台上,才能一招一式展示自己的才华,感染更多的人。这与现在百度坚持的“用技术改变生活”的理念一脉相承。  19岁的李彦宏考取了山西阳泉市的高考状元。在填报高考志愿时,高中时参加全国青少年程序设计大赛的他,毫无疑问地喜爱计算机,但是第一志愿却不是北大计算机系,而是信息管理系,因为他考虑到:将来,计算机肯定应用广泛,单纯地学计算机恐怕不如把计算机和某项应用结合起来有前途。  读北大,学会独立思考。面临毕业,正是沉闷的1991年,决定“走出去看世界”的李彦宏如期接到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的入学通知。  留学读研期间。偶然间,导师一句话,“搜索引擎技术是互联网一项最基本的功能,应当有未来”,这时候,1992年,互联网在美国还没开始普及,但李彦宏已经开始行动——从专攻计算机转回来,开始钻研信息检索技术。并从此,认准了搜索。(新华网)  张亚勤:12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距离考试还有两个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天,正在家里看书的张亚勤突然右上腹部剧烈疼痛,冷汗直流。到医院一查,诊断是劳累过度引起的急性肝炎,必须进行住院治疗。住院就意味着要放弃当年的高考。母亲安慰他,说他的年纪还小,可以迟一年再考。但张亚勤生平第一次反对母亲说:“不行,不考就等于彻底失败,一定要考。”母亲拗不过他,只好一边照顾他,一边帮他把复习资料拿到病房里来。就这样,在医院的病床上,伴着消毒水的味道,张亚勤一边输液一边学习,准备高考。  有惊无险。1978年7月,12岁的张亚勤和全国的600万考生一起走进了高考考场。那是“文革”后正式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十年上山下乡,无数学子在田间地头、牛棚猪舍旁刻苦学习,只为等待这一时刻的来临。从影像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考场上考生年龄参差不齐,三四十岁的考生也很常见,甚至有些考生的子女的年龄都比张亚勤大。尽管年纪小,在与成年人同场竞技的考场上,张亚勤的表现丝毫不逊色,他的信心不输给任何一个成年人。  一个月后,高考成绩公布,尽管张亚勤的成绩十分出色,但比当年中国科技大学在山西省的录取线还是低了十分。就在他以为自己要和中科大失之交臂的时候,三位华裔科学家的一个创举改变了他的命运1978年3月,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联合倡导在中科大创建首期少年班。少年班有一个独立于高考之外的招生考试。这时距离少年班考试只有差不多两个星期了,考试报名已经接近尾声。那时候的少年班不像现在是统一报名,而是推荐报名,由老师推荐到学校,到市里,再到省里,一级一级上报。到真正报名时家人才知道报名程序,而这时候老师已经将考生名单上报了。离考试只有几天时间,报不上名,就意味着之前的所有努力都功亏一篑了。张亚勤没有放弃,他和母亲直接找到了省招生办。由于时间仓促,他连考试科目都不知道,只能借来一些很老的习题集翻看。  张亚勤当时已经闻名山西全省,如果他能成为少年大学生,也将是山西省的一大荣誉,所以当母亲带着他向招生办主任说明情况后,对方马上爽快地答应将张亚勤的名字加进考生名单。  “皇天不负苦心人”。7月的一天,张亚勤领到了梦寐以求的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录取通知书。人们争相传颂着这个奇迹“12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比宁铂还小的大学生”……一时间,张亚勤成了整个山西省的骄傲,《太原报》、《山西广播电视报》、《山西教育报》……省内的各大报刊纷纷报道了他的“事迹”。(齐鲁晚报)  李开复:哥伦比亚大学更符合自己性格1978年年底到1979年年初,我已经是一个十一年级的美国高中生。这意味着,我将迈出人生至关重要的一步,申请大学。SAT成绩出来了,虽然数学考了满分800分,但是英文我考得非常不理想,只有550分,这离哈佛的平均录取分数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我并没有死心,在那段时间里,我全心全意地准备自己的申请材料。因为在美国,入学申请中包括SAT成绩和社会履历等综合考量因素。相对台湾的单纯看重分数,这种评判标准还是要有弹性得多。因此,我依然存有一线希望,我非常真诚地写了一篇我认为很好的作文,谈到未来中美关系的展望,和作为一个在美国的中国人,我希望为此努力的梦想。另外,我在其他申请栏目里说明了SAT分数不够高的原因,我告诉老师,我是一名外国学生,因此外语成绩多少会打一些折扣,希望学校能够看在我杰出的社会活动方面,给予我肯定。哈佛是我最大的梦想,我盼望着奇迹发生。    与此同时,我也在积极地准备其他大学的申请表格。整整一个月,我准备了12份申请表格,全身心地投入这场战斗中。而橡树岭高中的老师们,那个时候肯定“烦死我了”,“哪有人申请那么多学校,准备那么多推荐信的?”那个时代没有电脑,每打印一封信,都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通过打字机打出来,一有错字,就要撕掉重打,需要花费不少工夫。    虽然心存侥幸,但1979年4月的一天,我还是收到了哈佛的拒绝信。对于还没有什么挫败经验的我来说,这虽然算不上致命一击,但是也足以让我心灰意冷。随后,我收到了斯坦福、耶鲁和普林斯顿的“waiting list”。所谓waiting list,叫做“候补人名单”,最终,这三家候补的大学也没有向我敞开怀抱。    不过,在收到这些拒绝信的同时,哥伦比亚大学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又过了几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给了我offer。 我后来的经历证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活泼、新锐、自由的学风使我一生受益,而正是哥伦比亚大学比较自由的转系制度,让我迅速找到了自己一生的钟爱——计算机。(新东方问吧)  郭去疾:从“电脑娃娃”到“计算机神童”日,邓小平在首次南行的时候,一路上没有对深圳特区做任何“裁决”,只是在中航技进出口公司工贸中心与电脑下棋时叮嘱了一句:“学电脑要从中学生,从娃娃抓起。”  郭去疾表示,自己就是首批被“抓”到的电脑娃娃。小学4年级第一次在学校机房接触计算机,郭就深深入迷。小学期间多次参加中学的计算机编程比赛,得过各种大小二三等奖。  后来郭去疾终于“修成正果”,以“省计算机编程大赛一等奖”的身份被保送到颇具传奇色彩的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1978年,中科大创办的少年班开了我国超常儿童高等教育之先河。由于七八十年代曾经出过几个“神童”,其中包括如今已任微软全球副总裁的张亚勤,科大少年班也因此被人们叫做“神童集中营”。  据悉,由于少年班学生年龄普遍偏小,曾引发过一些心理以及生活能力方面的问题。后来发展了一批正常高考录取的学生,郭去疾恰好又赶上了这一波。  准确来说,郭去疾当时被保送到的不是“少年班”,而是“零零班”。据悉,这是由几十个“尖子”新生组成的班级,与“少年班”共同接受强化培养。  实际上,郭去疾不仅是一个“计算机神童”,还是一个“学习狂人”。记者在网上搜索“郭去疾”发现:当年成都市石室中学有个叫郭去疾的学生,从读小学至高中毕业先后参加了多个学科的竞赛三十余次,几乎次次获奖,被评为“蓉城十佳未来建设者之星”。  电视台对他作过专访,当被问及是如何能取得这样优异的成绩时,这位“获奖专业户”还曾与伙伴们分享过制订复习计划的重要性。  也可能是在学习上游刃有余,这位对计算机痴迷的少年在大学没有选择计算机专业,而是学习了电子工程。在郭去疾看来,电子工程专业更有挑战性,“计算机这块已经钻的差不多了”。  张朝阳:在自学成材的故事激励下考上清华“我出生在‘文革’时代,那个时代带给社会很多创伤,但我们这些小孩子因为没人管,就有了一个自由、快乐的童年。我到了上中学的年龄才开始刻苦念书,正因为有了小学无忧无虑的玩和充分的智力开发,我到了中学才能坚持长期的艰苦学习,直到大学,都没有产生厌学情绪。”张朝阳说,他从小生活在西安东郊田王一个工厂的家属院,父母都是医生,他家在工厂边上,生活环境很随意。父母对他很宽松,给了他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这对他有很大影响。  1976年张朝阳上中学时,正好恢复高考,他开始像大多数孩子一样埋头学习。他属于同龄人里较早有念书意识的一批人,很小就懂得,要出人头地,学习特重要。他对任何事物的感知都很强烈,爱走极端。他常看《中国青年报》,上面很多自学成材的故事深深吸引了他。他成绩一直非常好,经过5年苦读,从西安的一所厂矿子弟中学转到了西安中学,1981年顺利地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提起往事,张朝阳对高考那段岁月依然难忘。“我高考的时候没住校,每天早上七八点的时候,和一大帮同学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去自习室温习功课。”张朝阳回忆,“那时候父母给的压力并不是很大,只是自己喜欢学习,特别是喜欢学物理。我觉得学习是件快乐的事情。”  清华岁月是他密集攫取知识的时代,也是他心理成长比较艰难的一段时间。当时整个社会都有一种很偏激的观念,说念书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念书好的学生就是最好的学生,才可以去拿诺贝尔奖,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清华的5年就是这样的非常艰苦的、压力非常大的5年,他学会了如何在极端压力下去生存。为了缓解这种压力,他练习冬泳,并得到了一种自我肯定。1986年,他考取李政道奖学金,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深造。  王石:因为父亲关系上了工农兵大学王石,原籍安徽,1951年出生于广西柳州。在新疆做了5年汽车兵,转业后在兰州做了1年的工人。由于其父在柳州铁路局当领导,王石得以进入兰州铁道学院当了工农兵大学生,读给排水专业。毕业后进入广东省经贸委做经济情报研究工作。1984年左右他下海创业,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1988年更名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冯仑:中央党校最年轻的研究生西北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最初只有商学学科,就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西北大学恢复了经济学专业和经济学系,1985年正式成立了经济管理学院。这与冯仑求学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不得不说这正是奠定冯仑成功的基础。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魏杰和张维迎也与冯仑在同一院系学习。  在中央党校,冯仑不仅潜心攻读马列原著,而且还弄懂了德文版、英文版,更重要的是,冯仑常常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冯仑学经济学、学法学,先后进入社科院、国家体改委、中共中央宣传部。冯仑与马鸿模几次交往之后就非常熟了。在冯仑的身上,很多地方都可以折射出“教父”马鸿模的影子。比如他虽然是法学博士,算得上高级知识分子,但是言谈间常有世俗的语言,完全没有人们常说的高等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种清高。然而,他的表述却非常富有逻辑性,或者说,他身上既有着江湖的气息,又有着知识分子的理性气息,两者成功地混合在一起,成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冯仑。  20岁时,冯仑就已经成为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据冯仑自述,他在学校中一直担任学生干部,是个好学生、好党员。1984年,作为中共中央党校最年轻的研究生,冯仑被学校调到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办公室下属的专题研讨小组,从事“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导体制改革”的研究,1988年又被借调到中宣部。1988年年底,他被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任命为比较制度研究室副主任,同时被派往海南省筹建改革发展研究所,并担任常务副所长。  恢复高考之后,冯仑参加了第二届高考,成功考上了西北大学,之后又顺利考上了中央党校。冯仑是当时最年轻的研究生,他的语言风格、思维方式、决策习惯,自觉不自觉地就会露出那个时代的痕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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