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版: 市场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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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价格四起四落
明年玉米价格有望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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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分析师徐晓苗介绍，今年玉米价格波动可以按季度来划分，每一季度都有一次涨跌，呈现W型的波动。期货市场分析师吴清泉认为，明年玉米价格的涨幅肯定超过今年的幅度。　　笔者发现，北方地区大部分的农民都有惜售心理，都想把玉米留到明年春天，等到价格高了再卖。那么，今年玉米的价格真如农民说的那么不景气吗？笔者通过卓创统计的全国玉米价格数据中看到，今年1~12月份，全国玉米均价是每斤1.152元，去年为每斤1.163元，今年比去年每斤便宜了1分多。　　徐晓苗说：“2013年一季度，东北玉米主产区农户卖粮不积极，市场主靠华北玉米供应市场，供不应求导致粮价在高位区间。到了二季度，因为禽流感在四月份出现了，很多鸡鸭禽类被屠宰，饲料玉米销路受到阻碍，市场需求出现较大问题，加上东北大批的农户玉米这时候不能继续自己留存，粮价承受巨大供应压力后跌到年内最低点。到了三季度，市场需求开始理性恢复，饲料玉米问题没有了，市场可用粮源因为需求增加，供应减少变成供小于求，粮价合理回升。但反弹到三季度中期时，深加工玉米消费量是比较意外的回落，开工率比往年低了20%，玉米价格提前触顶回落。到了第四季度，新粮开始季节性上市，粮价受到的利好利空因素正反作用，目前稳定在1.142/斤。”　　徐晓苗认为“2013年全年我国进口量估计是300万吨上下，这个相当于过去五年的均值水平。近五年，美国玉米的价格低，对国内的玉米很有竞争力，会形成明显的影响。”　　据市场预测的数据显示，年中国玉米消费量将再度提升，其中饲料消费增长700万吨至1.185亿吨，工业消费增长100万吨至4100万吨，其他消费增长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反观产量，预计有500万吨程度下滑，令国内本已紧俏的供求状况进一步吃紧。　　既然明年玉米市场预计将供不应求，那么明年玉米的价格会不会有起色呢？弘业期货的市场分析师吴清泉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吴清泉说：“明年的涨幅肯定超过今年的幅度。短期来看，未来几个月是新粮大规模采购的时候；长远来看，国内饲料需求还是有持续增长的态势；另外深加工企业经过一年的压抑，后期有一个复出的阶段。长期来看，玉米的行情会持续看好。”　　就在一个月前，11月18号，国家粮食局发布补贴政策，对收购2013年东北产玉米给予一次性费用补贴每吨140元。弘业期货的市场分析师吴清泉分析，国家对于农业产业扶持的力度稳增不减，这对于未来的玉米来讲将是一项持续、稳定的支持，也会推动明年玉米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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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2013年玉米价格四起四落 2014年价格看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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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创资的玉米分析师徐晓苗告诉记者，今年玉米价格波动可以按季度来划分，每一季度都有一次涨跌，呈现W型的波动。弘业期货的市场分析师吴清泉认为，明年玉米价格的涨幅肯定超过今年的幅度。
　　河北廊坊固安县阳泉村的农民李秀华，一家只有七亩地的玉米，今年玉米收成不好，一亩地最多是产七八百斤，而且价格也不高。李秀华琢磨着，从全年走势来看，还不如等到明年开春再卖。
　　李秀华：价格才九毛钱一斤，我们准备过了年春天再卖，那个时候价格是一块一二。太大的波动有不了，四五月份的时候才是一块多，到六七月份雨季的时候就没有了。八九月份刚一下来是一块二三。&
　　记者发现，北方地区大部分的农民都有惜售心理，都想把玉米留到明年春天，等到价格高了再卖。那么，今年玉米的价格真如农民说的那么不景气吗？记者通过卓创统计的全国玉米价格数据中看到，今年1-12月份，全国玉米均价是每斤1.152元，去年为每斤1.163元，今年比去年每斤便宜了1分多。
　　卓创资的玉米分析师徐晓苗告诉记者，今年玉米价格波动可以按季度来划分，每一季度都有一次涨跌，呈现W型的波动。
　　徐晓苗：&2013年一季度，东北玉米主产区农户卖粮不积极，市场主靠华北玉米供应市场，供不应求导致粮价在高位区间。到了二季度，因为禽流感在四月份出现了，很多鸡鸭禽类被屠宰，饲料玉米销路受到阻碍，市场需求出现较大问题，加上东北大批的农户玉米这时候不能继续自己留存，粮价承受巨大供应压力后跌到年内最低点。到了三季度，市场需求开始理性恢复，饲料玉米问题没有了，市场可用粮源因为需求增加，供应减少变成供小于求，粮价合理回升。但反弹到三季度中期时，深加工玉米消费量是比较意外的回落，开工率比往年低了20%，玉米价格提前触顶回落。到了第四季度，新粮开始季节性上市，粮价受到的利好利空因素正反作用，目前稳定在1.142/斤。&
　　市场供需像一只乒乓球拍，把玉米价格这只球，拍得跌宕起伏。不仅如此，进口玉米，也在为国产玉米价格走低变动推波助澜。卓创资讯的玉米分析师徐晓苗。
　　徐晓苗：&2013年全年我国进口量估计是300万吨上下，这个相当于过去五年的均值水平。近五年，美国玉米的价格低，对国内的玉米很有竞争力，会形成明显的影响。&
　　据市场预测的数据显示，年中国玉米消费量将再度提升，其中饲料消费增长700万吨至1.185亿吨，工业消费增长100万吨至4100万吨，其他消费增长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反观产量，预计有500万吨程度下滑，令国内本已紧俏的供求状况进一步吃紧。
　　既然明年玉米市场预计将供不应求，那么明年玉米的价格会不会有起色呢？弘业期货的市场分析师吴清泉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吴清泉：&明年的涨幅肯定超过今年的幅度。短期来看，未来几个月是新粮大规模采购的时候；长远来看，国内饲料需求还是有持续增长的态势；另外深加工企业经过一年的压抑，后期有一个复出的阶段。长期来看，玉米的行情会持续看好。&
　　就在一个月前，11月18号，国家粮食局发布补贴政策，对收购2013年东北产玉米给予一次性费用补贴每吨140元。弘业期货的市场分析师吴清泉分析，国家对于农业产业扶持的力度稳增不减，这对于未来的玉米来讲将是一项持续、稳定的支持，也会推动明年玉米的价格。
　　吴清泉：&明年对于谷物，无论是优化农村产业结构还是对于玉米的补贴啊，还是有一个持续利好的支持，从政策上来看的话，国家对于玉米这一块，鼓动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长期性的政策对于玉米还是利好的。&
责任编辑：王钧　信息来源：中国广播网柯 针 寨 村 的 往 事（六）-聊城文化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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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 针 寨 村 的 往 事（六）
18:57:43　编辑：文化部落 阅读：1342
十二、村内几次较大的社会变革
& 镇压恶霸&& 本村镇压的是刘云具父子。他父祖给他留下的财产并不少，而他游手好闲，陆续变卖了祖业，随着政治形式变化勾结不同派别的军警人员，不时借某官的名义，说村里有人通敌，要袭这村，须他托人去讲情，叫按地亩敛粮食或钱往城里某处送礼。有时送粮送钱找不到地方还挨日本人的打。后来干脆叫往柳园街他外甥的家里送。用敲榨勒索村内群众的钱财拉拢官场，作福作威。刚解放，他假装积极，妄图钻进农会掌控群众未成；他的次子刘洪喜身强力壮，先后向各种势力卖过几次兵。那时的兵没有政治方向，只要给钱得利就行，十分狡勇，什么坏事都干。他自报参加民兵组织，他指挥民兵班干这事、干那事，民兵班长刘云贞没法领导。刚解放，人民政府给村里要一个兵，人们对八路军还不了解，同时长期流传的口语“好铁不打钉，好孩子不当兵”也约束着人们思想，没人愿去。为顶任务，村里计划按旧例买一个兵顶名额。正好家在城里的刘金芳外甥杨五辈家境十分困难，愿以十五石麦子去顶名。村人欢送杨入伍，实际上他不够革命军人的条件，便分配到闫寺区公所工作。杨多次来村讨要麦子，刘云具扣住不给。杨本来生在城里商业大户，像是养在怡红院里但无宝玉之才公子哥，家庭败落既无独立生活能力，又无争斗本领，以表亲辈分一口一个大哥苦苦哀求刘云具，向他下跪，说“俺这是卖身的钱……”。刘云具羞恼成怒，在当街、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煽了新政权工作人员的耳光。杨双手抱头蹲在地上呜呜痛哭。后经其舅说情，杨请了客，才将大部分麦子运走。刘如此霸道，对村里将要开展的支前、土改是个干扰，不解决他的问题不行了。那天只计划办刘云具，农会带领群众去他家，他爷俩笑眯眯的从家里走出，跟大家来到李以顺被烧的北屋碴前开会。刘云洪等控诉给他种地剥削……即将他捆起来。带他走时，他们没看起八路军，刘洪喜非要跟着去，临时决定也将他捆起来，羁押范永和北屋联系往哪解。他们见势不妙，暗示他儿子逃跑。刘洪喜以小解为名，挣脱越墙逃窜，民兵翁平阳等追至冯庄从地窖里将他抓获，送往河洼刘临时设的狱所，后解往聊城。不久有八个在押人犯越狱逃跑，击毙和在护城河里淹死七个，村里领导人去验尸，唯跑掉了刘洪喜。大家估计他去了还未解放的济南。几个月后，在王世隆屯村开公诉刘云具的大会，据在会上控诉，无儿无女的绝户刘金池两口，在二十年代末将祖宅卖给闯天津发财的刘云海，得现洋一百块，当夜刘云具即勾结匪徒进了他家，关门向他逼要，他不给，即在屋内生火烧烙铁烙他两肋，他坚持不住，全部拿了出去。刘金池当场脱掉衣服叫大家看，他老伴手拿剪刀要锥刺报仇；另一个是刘洪义控诉：解放前，他在集上卖了头牛，刘云具当场向他借钱（实际是勒索），牛是半个家业，哪能轻易出手？没“借”给他，回家的路上即被匪徒截拦押到某地，吃尽了苦头，他家人花钱请刘云具赎出。刘洪义用皮带劈头盖脸地打；还有李以顺卖了牛他借钱没给，夜里即将李新盖的还没住人的三间北屋点燃，烧了个净，都说是他放的火。类似的着火，还有多次。当场将刘云具枪决，村人拍手称快。他家的土地、房产等全部斗出分掉。
济南解放，刘洪喜在齐河被查获，通知村里去押解，刘洪义磨了大砍刀，自报奋勇前往。次日用铁丝串着刘洪喜的双手解回来，羁押在刘云海东屋。据去人说，用刺刀穿其腕部，一声没叫，眼瞪着看刀尖穿出来。晚上刘云洪隔窗讯问，他说“看来完了”。云洪说只要坦白可讲讲情。虽云洪在大会上控诉他爹，他还期望能在租种他家十几年地的情分上替他讲情。他坦白了在西南公路上劫路等罪行。特别是他爹被处决后，他曾回村欲杀人报复，被人多冲散：那是一天夜里，笔者和村里几个能写字的人在村东南角梁凤禹北屋写新土地证，近半夜，邵景祥出去小解，见一人向他走来，他高声问“谁？谁？”屋内出来几人，那人立即躲至一棵大榆树身后。屋里人都出来了，还有拿枪的，往树的方向走去，那人开腿往南跑了。当时曾怀疑是他，现弄清果然是他。次日处决，不叫儿童团去，由妇女、民兵带了棍、红缨枪、大刀、打坷垃的榔头等去将他乱棍打死。大家先打了一阵子，最后刘洪明举榔头往他胸部、头部砸了两榔头，即近死亡，拖至剜好的坑边推了下去，也算活埋吧！参打者谈，他没叫一声。对他父子的死，村人没一个心痛的。
他家财产全部斗出，扫地出门。刘云具的房产分给刘玉安，其长子的房产分给王福贵，刘洪喜的分给了庞青山。
&解放妇女&& 刚解放，党组织还未公开，先组织群众成立农会，农会组织民兵、儿童团、妇女会。但成立妇女会阻力较大，召开妇女会，多去些老太太。受封建思想束缚，青年妇女有的自己不好意思去，有的老人不叫去，挨家喊也喊不去。后来叫儿童团集体去喊，一是喊不开门，一是进家找不到人。又改为敲锣打鼓去喊，人不去开会就紧在他家敲。到了翁庄，翁继申忍耐不住，从家里往外推儿童团，一下把侯春山推倒了，也有说是打倒的。打了儿童团还得了，农会、妇女会的大人出面了，要制裁翁继申，结果令他游了半天街，罚毛巾八打。从此，青年媳妇谁也不敢不去，谁也不敢阻挡了。尽管她们有的抱着孩子，有的带着针线活，总能参加识字班见识世面了。儿童团全是男孩子，大一点闺女还不敢“抛头露面”，大多还在家缠脚，在此形势下，也就不裹了。辛亥革命倡导的提高女权、妇女放脚，三十多年后在此村才真正实现。妇女解放了，都来学认字，学唱歌，一同参加土改等社会活动。
&土改、换发土地证&& 土地改革、斗争地主富农，按当时划成分的标准，本村是没有地主富农的，就找到刘金峰、翁德茂。他们没雇过工、没有出租过土地，只是靠自己勤劳、刻苦过得好一些，但东西抓的死，对财物吝啬，人们对他们没好感，就拿他们当了对象。在刘金峰大门前开大会，刘云洪发言说：刘金峰，“这是我的亲叔叔，我家不够吃，给他借粮食他不借给我……”就将刘金峰和翁德茂的长子翁兆玉捆了起来。去刘金峰家拾掇东西，除百十斤粮食外什么东西也没有，大家都怀疑他把东西转移了。从翁德茂家弄出很多粮食，大约得有五六千斤，不少谷子、大豆都发霉结块。还清出二三十斤制钱，也都碱锈成绿色。刨了他家四行大杨树，大约有百十棵，以及一些农具。经斗争他两家，村里的一些富裕户有些恐慌。紧接就是宣布1942年大歉年时买卖的土地无效，一律归还原主。因当时地价太低，为了活命，一亩地只卖一斗（15市斤）、二斗粮食。这是才过去四、五年的事，对贫农的心灵的伤害未泯，土地回老家后，大家情绪高涨。当时村里人均三亩地，按此标准乘以各家人口，自有的土地超过此数，就是富裕中农，就得把多的土地“献”出来；不足的就是贫农，就分给差额的土地；不该献地和分地的，就是中农。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凭证是土地文书，有的珍藏一二百年，家里什么东西都可以丢，唯文书不能丢，是家里的至宝。贫农分了土地但无凭证，心里哪能踏实？政府顺应民心，一律重发土地证。分得的地，由献地户立契约，文略曰：
立献契人某某，因地多无人耕种，愿将自有某处土地，东至……长某丈某尺，宽……计地某亩……献出。经村中研究决定，分给某某永远为业。恐口无凭，立此存证。
由献地人、分地人、村长等画押、摁手印。为了更具法律效力，前面贴上县政府印制的统一格式的土地证，并已加盖了县政府大印，就成了过去人们所称的“红契文书”。自有自留的土地，也要办理新土地证，将原有的文书附上并加盖骑缝章。原有文书都是民国、清朝时期税契的红契，不论在哪个时期，红契都是最具效力的法定文书；不税契、不办红契，白纸写的文书称白头卷，有的年限很久，当事人都去世，容易伪造，或引起争议，诉讼到官府也不作主要凭据。民主革命先驱倡导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目标，此时才实现。
重新颁发土地证，家家都得办，一块地一张，大多地块还得丈量土地的长宽，计算亩数，工作量很大，笔者也参加抄写不少。这些土地证到了合作化土地入社时，连土地证一并交出，集于村中付之一炬。
斗争复查、大参军&& 献地，按后来的说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但对地主土豪劣绅这个敌我矛盾还没解决彻底。首先在各自的行政村开群众大会，本村参加在孟阎庄召开的董付李大行政村群众大会，妇女、儿童团都参加，复查土改已斗的地富是否彻底？这天孟庄大场边大榆树的树股上捆了滑勾，栓了拉绳，时谓“望蒋杆”，七八个村的地富坐在底下。大会宣讲他们隐藏了财产，不交出隐藏财产就是盼望老蒋来，先拉到杆上叫他望望老蒋还来不来？第一个追查的是阎庄姓王的老妇女，她惧怕，交代在厕所的夹层墙里藏有衣服，农会立即派人去扒了出来；再叫交代，不交代就上杆，她又交代西屋南间埋有麦子，挖出了四五千斤。再叫交代，说没有了，即捆上胳膊拉到杆顶，再问也不说话了……再问别的地富，大概他们眼见交代了也脱不了上杆，就论堆什么也不说了，又拉了董庄一个老妇女，其他人布置回村继续追查。本村认为刘金峰家不彻底，追问也不说，就捆上他老伴的两脚，套上牛围村拉了一圈，斗出她家三间南屋、两间东屋公用。之后，在梁庄召开全区民众大会，会标为“控诉大会”，“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发动大家对过去所受的压迫进行控诉，当场逮扑对被控诉的人。犯罪人逃匿的逮他的家人，各村都逮了不少。民愤大的，立时拉出场外处决。也有的恶人先告状，恶人告恶人，引诱、胁迫部分人一起呼口号，要求政府“搬掉石头人民彻底翻身”，见人民呼声大，即拉出去枪决。还喊“除恶务尽，斩草除根，不留后患”，一家有杀三四口的；恶人先告状的，人们特别是被镇压人的族人感到不公平，压制不住内心怒火，次日反控诉，又处决原来控诉人的人。不少村都有被杀的，仅本村东邻绳张庄两三天就杀了七八人。一批压迫、剥削人民的土豪劣绅被处决。是不是被杀的人都该杀？群众议论不一，或许也有“群众发动起来了有些失控”的情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大会转入动员参军，会标改为“保田保命参军大会”。干部向大家讲，“我们分了土地，搬掉了石头，翻了身，但他们的后台――国民党军就近在咫尺的黄河南岸，一旦他们打过来，我们分的地还有吗？我们的命还有吗？只有我们参军彻底消灭了敌人，才能永远保住胜利果实、保住我们的性命……”村内各组、村与村挑战、摆擂台竞争参军，提出“凡弟兄两个以上的去一人”等口号。本村当时报名三四十人，淘汰年老体弱的，选择十一人入伍，编入二野刘邓大军。在渡黄河南下时，有些人开了小差，当时称“弯腰”，只剩翁平阳一人；随抓逃亡的二次归队的有李梦海，走后“失踪，1964年追认为烈士”（《聊城市志》1版第694页，齐鲁书社1999）。
取缔一贯道 &年间一贯道曾在此村一度泛滥，1950年取缔该道时公安部门去摸底，当时家在本村的党员、大行政村村长王富贵说：“从东头隔一户数一户数到西头，再从西头隔一户数一户数到东头，都是。”也就是家家、户户都是。这话虽有些绝对，但这村的人小至婴儿大到七八十岁的老翁老妇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入了道。开始有何官屯大概叫赵方正的“引保师”去讲道，以“不打人、不骂人行善、修行，死后上天堂”引诱，后来以“人类有大灾大难，将刮七七四十九天黑风，对脸看不见物，都要渴死、饿死……”相威胁。信奉他们的“明明上帝”，可免灾、避难保平安。先发展了单身住的刘乔氏及刘王氏两个老妇女入道，并在刘乔氏家北屋设立“佛坛”，每隔半月二十天的来讲道，一些本村的，外村的道徒和动员对象来听讲。老妇女劝其他老妇女，老妇女劝儿女入道，如果家人不入，老人一是生气，再是说“你们都死了我还活着干嘛？”发出悲哀……人们不懂科学知识，为求平安，成全孝道，就勉强入道。待动员对象成熟一批，即举行入道仪式。入道时，先交道费，然后跪在印有“明明上帝”等字的牌位前，由点传师领诵誓言，如违纪、叛道“天打五雷轰身”。点传师再默念“咒语”，用其中指在入道人的眉头处转几圈，点一下，算是入道。随焚烧名单向“明明上帝报备”。又因有“引保师”也就是入道的介绍人和保证人，也不愿株连他们，所以，入道后，没退的，上当受骗蒙在鼓里。后来好像又有一层组织，动员道徒吃斋，就是不吃腥荤、不吃葱蒜，说不“净口”只是名义上入道，真身还没入，难以避灾、上不了天堂……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愿舍去口味，从这很少。道徒作揖与佛教、道教不同，不是合掌或合拳，是左手握右手，谓“坏事多是右手做，把它握住免做坏事”。道徒多了之后，老妇女的组织工作就不胜任了，道首就在青壮男道徒中物色新的组织者，王氏次子刘洪胜，和张义录被定为提升对象。经表扬、鼓励，坛堂改设在刘的南屋，并逐步升其为点传师。他们做了多少违法的事群众不得而知，广大群众道徒忙于生计，大多很消极，他们没支配干过什么。据政府说，他们的顶层人物被汉奸特务机构收买，干破坏抗日和革命的勾当。解放后，反动政权覆灭，该道在此村似乎烂散，道首活动有点隐蔽。1950年政府取缔该道、令道徒登记悔过自新，大家觉得没做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有些人去登记，有些觉得虽行过入道程序，没参加过一次道徒的活动，不承认自己是道徒没去登记，政府也未加追究，在群众大会上进行了宣传教育。刘、张是村里的头子，害怕不敢去登记，不相信政府的宽严政策，匿逃。越逃政府越追拿，结果在这年春节将刘抓获。张不敢再逃，在他父亲的引领下、扛着被子去公安局投案自首，公安局没收留他，令他回家听候处理。后来刘被判十五年徒刑，张免予处理。人们耻笑他们“劝别人避难，大难却落到自己身上。”至此这个村的一贯道即烟消云散。
农村初步繁荣、粮食统购统销&& 土改后，缺地农民分得土地，又没有兵匪骚扰造成的惊恐，社会安定，种地的积极性很高，献地户地少了，更促使他们把地种好。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本性没有因地富富了被斗而改变；也没被“人家的肉割下来安到自己身上能长住？”的流言所动摇，都不遗余力地发展生产。增加牲口十余头，还不断繁育或购买。淘出三口淤没数十年的水井，扩展了片片菜园，有几户建了猪圈喂猪……粮食大幅度增产，农民粮食多了，就有了提高生活的要求。刘云昌、范自山，刘云友先后办起了豆腐坊，刘云生建起了旋粉皮的粉坊，绳张村馍馍房每天早晨背着箢子来村卖热馍馍，刘洪文从白庄发来烧饼、R子，张连科提篮卖糖果、花生，刘洪宾开了卖烟酒、菜肴、酱油、醋的小卖部……呈一片繁荣景象。据说由于社会消费粮食增加过快，国家掌握的粮食减少，1953年上半年开始粮食统购统销。上级派干部来村，天天开会，动员各家卖粮食。方法是先计算上年秋季各户多少地，种的什么？单产多少？总产多少？饲料、种子应用多少？几口人口粮应吃多少？多的就是余粮。先自报公议评定卖粮任务，而时间已过去半年多，收的粮食也没过秤，消费的也没准数，只能是粗略匡算，经组里评定通过了，汇总后村里认为行了，但还完不成乡里掌握的任务。再给各户增加卖粮任务，乡里通过了，乡里还完不成区掌握任务，再给各户加，并边评边卖。会开了一两个月，大多数户下了决心，只要留的粮食够吃到下来麦子，多余的全卖了。这一关刚过，又从粮所转来些买粮食的条子，原来粮食没控制这么紧时，有的户缺粮，村长写信粮所就卖。因控制不严，村长王福贵有求必应，有的真缺，有的不甚缺，是有备无患；还有的贪得无厌多次买。怕一家买这么多粮所发现不卖给，就谁没买过写谁的名。村长不识字，拿来条子就盖章，他不在家，别人也拿他的手章盖，这样没买粮食的户成了套购粮食的户。在驻村干部面前村长又不敢承认这种混乱情况，这就造成一些人的难堪。卖余粮是义务，不缺粮开信买粮是套购，是犯罪性质。先时卖余粮似乎是动员，这次倒回套购粮就是勒令。那些真买的为难还应得，被冒名的本来家里粮食就打得很紧，只能吃下麦来，再卖这些就得挨饿了。不卖立即受到严厉批评和训斥，甚至动武。你说没买，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冤也得忍受，过一关是一关，先不挨憋嘟再说，就狠心卖了。当时农民的经济基础还很脆弱，所说的农民富裕是与贫困相比的表面富裕。卖过了粮，缺的粮就得去市场买高价粮，需要付多倍的钱，没有来钱的路，唯一办法是倒卖牲口、大的换小的，强的换弱的，再不行，换买半个与别人合伙喂一头，甚至帮牛腿，喂四分之一，腾出钱来买粮食吃。一些户一旦动了牛款，很难再筹够一个牛钱，因而破产。新兴起的加工粮食副食品的副业也都关闭了。
从此，每年夏秋各村都组织评产委员会，按照上述计算方法得出各户应卖多少。逐户相加，为全村应卖的余粮。评产从始至终都在驻村干部和乡党与政府的领导下进行，评产的高低再与邻村平衡，搞几个反复，评出的产量基本符合实际。但评产确定后，县、区从上到下又下达统购任务，任务与评出的卖粮数差额很大，没办法，村里不得不挨户加任务，有的组（如刘云会组）把口粮压到每天二两也完不成。对此群众很为难：卖粮没有，不卖天天开会催，一直搞到除夕。最后，积极的压缩口粮卖一部分，不积极的没卖也不了了之。
农业合作化、公社化&&
农业合作化的失败，历史实践已作定论。它经过了人们追求向往热情操办到困难重重和无奈的过程，它给这个村带来不小的变化。
由向往追求到动摇无奈
农业互助组、农业合作社的成立，是农村空前未有的大革命，经报刊杂志大量刊载合作化优越性的宣传，认为它能统一利用土地，根据土质适合种什么作物就种什么，能地尽其力；农民技术各有所长，适合做什么作业就分配他做什么，能人尽其才；土地连片便于使用机械，便于统一规划挖沟渠搞水利，可抵御自然灾害；农民各户贫富不均，劳力、生产资料统一使用，能充分得到互补利用；人多财大可建造菜园，果行，饲养场，图书阅览室，幼儿园……给人的想象是改善农村面貌指日可待。这些锦绣前景使很多人对它产生极大的美好憧憬。笔者中师退学其中很大程度就有这方面的吸引。1954年回乡后，先在信用社任会计、后在乡政府任秘书，没有任何谋取社队权益的动机，只求早日处在那美好理想的境地。昼夜盼着成社，迫不及待。在家庭的支持下，动员已卸任多年的原大行政村指导员刘玉安领头，请求乡支委、副乡长乔玉英支持并加入，动员高小毕业生王金玉管账当会计。又登门串户动员群众参加，在长我两辈的刘金池家碰了钉子，怒斥我教训他，说我不知天高地厚，被骂了出来，也没灰心。父亲也劝导：“‘能领千军不带一夫’嘛，农村的事就是不好办，得有忍耐心”。多数户认为合作化能为自己带来幸福，有的户也为了摆脱粮食统购的羁绊干脆入社。劝通１1户后，起草社的章程，年底申请建社。总觉得在上级挂上号，得到具体指导才办得踏实。当时领导好像压着步伐，不让发展过快，指示先建互助组。我们不通，又说暂叫合作社筹备社吧。于是建起村里第一个“光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筹备社”，各户的人力、牲畜统一为各户的土地干活，一切生产资料仍归自己所有。到了１９５５年8月，上级批判合作化组建中的爬行主义……各级领导大动员，全村不几天就成了大小不等的六七个这样的社。还没稳定下来，全村各社就合在一起，成立一村一社的高级社。还没就绪，于这年年底，全乡十一个自然村合建的七个行政村组建了一乡一社的高级社。原来村的小高级社成了大队。1958年，区改乡，原来九个乡的高级社成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建社的原则本来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要说自愿，建11户小社时经过宣传动员，基本都是自愿的。各级领导大动员入社后，把入社不入社提高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阶级斗争高度，入不入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属敌我矛盾。并明确宣布地主、富农等阶级敌人不许入社，谁敢不入社甘愿与阶级敌人为伍！相当一部分人的态度是“不管上龙宫、下苦海，跟着下不害怕”，“天塌砸众人”，大哄大拥入社的。
这年下半年，发动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前景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在上级的发动下，大家苦干，搞深翻，地挖一米多深；把坷垃垒起来用柴草烧了当炕肥；密植，一亩地下几百斤种子，说是一棵结俩粒，还能多收一半……有人背后讥笑：“这种做法如可行，我们老祖宗种地种了几千年这点小伎俩还发现不了？”被人告密，被批为“右倾分子”、“白旗”，被拔掉。结果苗出来如牛毛一个粒也不结，大家说这种做法不对，又被批为“秋后算账派”！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一切财产归公，各家的房产就都成了公产。队里建食堂，缸盆等用具收缴到食堂使用，锅等铁器砸了给城里炼铁，锅盖悬到公路边树上写标语。但还有零星东西在家，仍有家庭的形式，房屋有好有次，光住好的或光住次的不平均，就下令几天轮换一次。人连家都没有了，什么东西也没人贪图，院墙也成了多余物，学外地经验全推倒，谓之“四通八达”。屋里没私物，门也不需要了，摘下来拉到公路边栽上张贴大跃进标语。生产劳动根据年龄组织不同的兵团、突击队等劳动形式，兵团、突击队集体住宿，在食堂里吃饭，一起吃、住、干活，一家人分到多处。规定每星期团聚一次―-“过星期六”。老太太们叹息：“俺一辈子没听说过，也过过星期六！”人没固定的住处，原来积存的点粮食被搜去交食堂，反正敞开肚皮吃饱饭，也没什么怜惜。养的鸡狗是认家的，家里人老是变换，它们不知何去何从，真成了“丧家之犬”到处乱跑，主人都在兵团顾不及它们，有的饿死，有的因乱跑被人打死，都没了。大队书记次子这时生人，没出满月换三次房，人们给他送了个乳名叫“搬家”，直到壮年还有人呼唤此名。
这番折腾造成了1960年前后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们的饥饿、困难程度与全国大部分地区相同。撤销公共食堂后，最大的问题是各户没锅，幸而村东生建机械厂改产锅，得此地利有了锅，恢复了家庭形式。之后，虽经过多次整社、社教、学大寨，并连续派干部驻村指导等多种措施，又经过几次反复改制，社队形式一直延续了二十四年。
这期间，上级和民众付出极大的努力改善自然环境，为了防淹、治碱，曾将土地修筑成台田、条田；在上级支农贷款的的扶持下，为防旱，增打了几眼砖井，下了泉，后改为机井；先是增置手摇水车、牲口拉的水车，后在机井上安装水泵、电机浇地；为防虫害，使用了农药，先后增购了手提喷雾器和背负式喷雾器灭虫；为提高耕地质量，先购置了七寸步犁，后买了双轮双铧犁。后来县拖拉机站的拖拉机下放到公社，在牲口缺乏的情况下，部分土地用了机耕……
二十四年中，以小队为核算单位的形式维持时间较长。全村218户，1090人，开始分为五个小队，翁庄为一队，柯针寨由东头往西分为二三四五队，各队人口户数、地亩差不多。第五队人口增长慢，且女孩子多，大了出嫁，慢慢变得人少显得地多了。这队老实、憨厚的人多，干活比较实在，收入多点，按规定的低口粮标准分配后，剩余的粮食买余粮，有时百十斤，有时几百斤，虽离任务很远，总是有粮卖，其他队很少卖过粮。
有几年实在没粮棉卖，驻村干部也为难，就再部署社员搞小秋收，拾丢的穗粒，秸秆溜二遍，或得个十几斤；复收棉花起了个很形象的名字，叫“择眼毛，挖眼屎”和“砸核桃”。“择眼毛”是把棉壳比着眼，重择一次以前拾棉时挂到棉壳上的棉绒毛；“挖眼屎”是抠一次以前拾棉时壳里薅不出来的不孕籽和僵瓣；“砸核桃”就是把没成熟被冻僵剥不开的棉桃里的僵瓣砸出来，社员为省事，摊到场里用石磙轧，扬出些绒状纤维，凑几斤上交，可见当时物质的贫乏。
后来大队指派的五队长与书记是同学关系，能担沉重，有时不按大队定的种植计划种植，自行改种优质低产的大豆，因不论粮食品种质量优劣，分配都是一斤顶一斤。一斤大豆到河东可换6斤地瓜干，3斤大豆可换一斤油，每斤大豆到小市场上可卖二三元，在那物质十分缺乏的年代，这是使人眼馋的数字。不久，柯针寨将四个队合并为两个队，水平基本拉平了。自然情况虽有时好有时差，社员的积极性总难调动起来，粮棉产量是一降再降。人们不认真学习生产技术，干活选轻避重偷懒磨滑、躲避艰苦以及不爱护公物的倾向一直没得到扭转。建社前，全村一年卖两三万斤余粮，后来除麦后买些麦子，秋后再吃返销粗粮外，多数队年年都要或多或少的吃国家供应粮。
综合当时情况，大致在以下六方面发生一些没法阻止的变化：
一、劳动质量的变化――价值降低
开始时队领导是选举，群众带着各种思想急切的合在一起，一些矛盾时而出现，口角不断甚至打架。队长有的对乡亲本家抹不开管理；有的社员不服管理，顶撞小队长，闹僵了谁也没法谁。选的一些认真负责老实能干的队长赌气辞职不干。后来动员老好人当小队长，他们或对大家百依百顺，或左右逢源，表面虽免除了一些矛盾，但对农活领不上去。到了后期，队长、会计由大队指定，他们的任务就是把小队带上去，在大队说话有一定信用。小队是一独立核算单位，社员有事要求于队长的时候，队长在队里有一定权威可解决，因而万不得己一般不敢得罪。但是，他如与社员一块干活，大家都能顺顺当当的干。他如分配完工就离开，特别是去办私事，那干活就花样百出了。
工分是社员收入的根本，虽是分粮食按人七劳三，但最后的余缺款项还是以工分计，它直接关系每户的利益。所以不管这工分能否为队里创造效益，总是想把尽量多的工分记在自已名下。如果干活是按量计分，一天能干出几天的工作量，就能混几天的工分，活干的糊弄、了草不像样；如果是日工，队长敲几遍钟还不出门，早出来的坐在崖头等着，都等齐了，慢慢腾腾的下地，到地头坐下来“吸地头烟”。吸完开始干，干到地中间休息，捱到收工，赶快往自留地里跑，一天干不了一小时的工作量。到自留地里精工细作把应干的都干好，人们编了个顺口溜：“包工毛糙日工磨，自留地里出好活”。见大家都追求工分，队长就以工分为诱饵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除干活、看场、挖河、修路等记分外，喂的猪、积的肥、割的草、纺的线、使用社员的地排车等自有工具，开会、民兵训练、学习，以致村中红白事派去帮忙，凡是队里派的都记工分。工分多，工值就低了，一个劳动日（十分工）有时只合六七分钱。这些工值且不说市场价值，就是按当时社员无资格享受的国家计划供应牌价，才只能买一盒多火柴、三两面粉、一个鸡蛋。而且分粮食工分只占百分之三十，合的粮食很少，人口是分粮大头。劳力多的就发牢骚，说“年挣七千分、八千分，不如生个黄毛妮儿！”甚至谩骂“累死累活，白给老王八扛活！”
农活本来难以实行按劳付酬，干的多点少点、好点次点，工种又多，就很难评。没入社时，妇女多半不下地，入社后为了凸显出功率，开始强制妇女下地；男女同工同酬，分配靠工分吃饭，妇女后来都争着干活。有的户孩子没人看，就带着孩子，家里喂养的羊也牵着，一会管孩子，一会管羊，大家认为应少给她记分，她觉得下地无奈，已经尽了力；干不同工种、不同环境的活，各自觉得自己多下了力，应多记分。如此攀比，按劳取酬的原则根本没法实行。
二、土地的变化――面积变少，土质变贫瘠
土地减少，除挖沟修路占地外，因土地归队，队“财大气粗”，那些边角地、树行，收获不多又难耕种的地，就慢慢地放弃了；人们用土，原来都挖坑土或拉囟焉系姆贤粒刈约荷岵坏猛冢膊桓彝诒鹑说模卮用挥衅苹怠Ｍ恋厥艄校蝗颂郯睦锏镁⒃谀抢锿凇Ｅ┮┏韬焱磷鞲稀⒔掷锝ǚ康嬖鹤勇蛲粒蠡锿低得酱ν凇８跽呤墙ㄒこВ母锖笃冢诒敬迓浠У纳ㄒこ跏樵鲁Сぜ苹阂运募际醢镏謇锝ㄗ罱谑∪剂系淖┩叱В栌盟囊滴窆叵涤虢ㄖ棵徘┒┕┗鹾贤は戎Э罱饩鲎式鸩蛔悖昵爰苹ひ涤妹喝繁Ｈ剂霞鄣秃凸┯Γ昵胨棵排荚诙汕ㄕ⒑咄谕帘叻庞僖约跎偻诰蚋亍庋杀镜褪找娲螅Ｖつ苣昴攴指缭辈糠窒纸穑隙ū戎值厥找娲蟆３Ыǔ珊螅蠖痈刹柯至鞯背Сぃü芤荒辏莆癜档夭僮鳌Ｍ跏樵掠攵涌级ǖ募苹貌坏绞迪郑钩Ｔ舛コ澹叨顺觥：罄炊酝獬邪ど系幕罟ぶ趾芏啵敌胁悴愠邪Ｅ┟衿笠涤治藜喽交疲扛龀邪俗约嚎谕分贫ㄉ头Ｖ贫龋⒂腥ㄋ媸毙薷摹１纠丛苹ど嫌霉び杀径映觯蚬诳量蹋蠖喽季芫ジ桑チ说拇蠖纪顺隼础Ｓ谑蔷偷椒断亍⑽⑸健⒘僖誓且淮泄ぃ幸桓鋈死唇奔赴僭Ｕ庑┩饫垂じ梢桓黾窘谀貌坏角簧偈强拮抛叩摹＝ǖ恼⒑缓芎玫乩茫诘乃陌俣嗄读继锩环ǖ嫫健＜由显ǖ挠猛恋刈试春木。蚬芾矸椒霾渭庸芾淼娜嗽苯蟹趾欤胀ㄈ褐谑改昝环止淮吻煌庠偻诟兀至魉鸲０臁Ｉ樟耸改甑囊ぃ匀褐诘暮么κ牵合乩锛舜逵猩兆┩叩挠欣跫龆ㄔ诖舜褰薪ㄐ屡┐灞曜挤康氖缘悖骰Ы璐颂焓钡昧艘环莞俏寮渫叻康钠郊圩┩摺：罄次謇锝耸浯蠖硬俊⑿⊙Ш痛逯兴嗦贰Ｒ皇钡牡美恋厝闯ぴ恫荒芨至耍械牡绷搜闾痢６改晔奔洌恋丶跎傥辶倌叮颊甲芰康娜种弧
刚建社的前几年，粮食产量减少不多，一个重要因素是土地还有原来的底劲。地归各户时，都特别重视上肥，那时肥料主要是家中的牛粪、人粪、灰土，不少人春冬两闲起早贪黑的背着粪筐拾粪，这些肥都按时运进粪坑，打上水沤制，沤不熟或沤过了都影响肥效。大家都适时出粪坑，砸碎晒干储存备用。或撒到地里犁地翻到底下做底，或掺上种子“下粪耧”，肥地块多，哪块先上哪块后上，有计划的轮施。觉得肥不足时，想法增施饼肥。除铺底肥、掺种下肥外，见禾苗不旺，就挖茅坑、粪坑筹肥逐棵“抓棵”、或用耧穿苗追肥。经济条件好的，加施点棉饼、豆饼。成社后，这些优势没有了。社员家里积的人粪，都偷偷上到自留地里去了。那时没有化肥，后来县化肥厂产氨水，说不定多久分给二三百斤，但不会用，还常把庄稼熏死。牲口粪由饲养员“出圈”推到场里算完成任务，任其风干，即是上到地里肥效也有限。以工分收社员的肥更荒唐：社员为了混工分挣饲料粮而喂猪，没粮食喂，以极少的粗劣饲料辅以青草（可能因饥饿，那时的猪大量吃草），粪少也不肥。虽不肥一立方也计几十分、几百分，人们就很往猪圈填土，担上水，赶猪下去淌，挖粪坑时还有点灰色，一干与土没大区别。谁不这样搞谁没分，都争着这样办。社员边运“肥”边嘟囔是给“黄土搬家”。运肥按方记分，拉运求快，反正都是队里的地，哪里靠路近、路好走往哪里运，大多进地就卸，谁往地中间或那头拉就被视为是憨种。因此长期存在只上路边和地头的现象。大量的远地，从成社就没上过肥，人称“卫生地”。地越来越薄，庄稼长得越来越差，每到春天一层白盐碱覆盖，耩上种子连苗都不出。对庄稼浇水也糊弄，地整的粗，高低不平，很不好浇水，看水人员不下力截堵积水浇高处，控制水浇低处，而是用省力的做法，大水漫灌，低处庄稼淹死，高处旱死。
&三、生产力的变化――牲口减少、人力衰弱
入社前差不多户户有牲畜，这些养殖户对牲畜好似对人一样关怀，每顿饭后的泔水、剩饭都饮了牲畜。冬天喂麦秸掺以高粱叶、地瓜秧、干青草，不但铡的碎，还加水拌料；最后再喂一槽轧碎的豆壳、豆叶保暖。晚春至秋，都抽出专人拔青草掺入，牲口爱吃，喂的饱，大都膘肥体壮。刚入社时，一个小队都有大小不等的牛骡驴四五十头，没统一的大圈，分三四处集中喂养，原来各户喂养的优势条件没有了。再加饲养员的责任心和能力不同，喂养的差别很快就在牲口身上显现出来。喂的好的也不多给分，就觉得吃亏，攀比着省工省料就也喂的瘦下来。瘦牲口使役价值不大，白养着无用，就陆续卖掉。牲口少了就一队归并一个圈，选择负责的社员喂养，但到了生活困难时期，家家挨饿，人吃牛料成了普遍现象，牲口连维持生命的条件也难保了，越来越瘦弱，直至连毛都保不住。那毛不是单根零星掉，而是像毡片样往下卷着掉，剩下光滑的皮。人们戏谑：“看我们的牛多卖力，还没干活就脱了光脊梁”。再后，牛趴下就起不来，每天都喊人抬牛。再往后，抬起来也站不住了，有人提议“留也没用，干脆杀了吧！”当时私宰耕牛是犯罪，就到兽医站写个“不能使役，可杀”的证明信，大家就动手“合理合法”地杀掉。杀牛很少有人心疼，大多都很高兴，因为每人都能分份牛肉，解解馋。最后，一个队只剩一两头，有的队一头也没有了，犁地不得不改用人力锨掘，用人拉着耢、耙、耩等，当人们把套搭在肩上时，有人自嘲“咱先过上社会主义上了楼（套拉耧）了”！磨面自然是各自去石磨上推。
小农经济种地，牲口顶大项，用绲亍业亍Ⅰ斓亍Ⅰ鸬亍㈨坏兀朔省⒃耸崭畹淖冢　⒛ッ妗⒛朊祝灼堇档鹊龋加缮谕瓿伞Ｉ诿挥辛耍坏貌挥扇肆Υ妫嗣怯殖な奔溆患茫毡樘逯氏陆翟缢ィ闹扇砦蘖Γ豢估邸Ｔ偌悠渌蛩兀啬哪苤趾茫
&四、劳动果实与个人利益的变化――距离太远
农民种地本来是自种自得，种什么得什么，收多少得多少，当然种地上心用力。成社以后，一般年份每到夏秋上级都派工作组或有驻队干部领导“三夏”、“三秋”，即夏收、夏种、夏购，秋收、秋种、秋购。其实庄稼人种了多少辈子地，岂不知适时下种、熟了收割？真实的任务是督促生产队按上级定的作物品种、面积种植，防止生产队按自己的意愿种植。曾多次发生过犁了麦子改种棉花，拔了玉米改种地瓜的事。再是，监督生产队防止瞒产私分，保证完成征购任务。驻村干部身份、能力、水平有高低，地位、政治背景有不同，遇上敢于实事求是、大胆负责，确保国家、社员双方利益，顺利分配、社员的心情舒畅些；如遇上前顾后怕，不敢证实产量，该分的不敢叫分，怕分了被怀疑纵容“瞒产私分”，说不清担责任；也不敢叫卖，卖了怕估产达不到，落个购过头粮。一拖就是几个月，可把社员拖苦了。如在秋季，庄稼种类品种不同，成熟期不一，陆续收打，打了不能分没处放；麦季收打集中，量大，队里没袋子、没容器。大家把粮食打轧扬净，堆在场里，社员支着架子分，但上级没给口粮定额，干部谁也不敢开口叫分，也不敢叫卖，等啊等啊，等到黑天，等不来指示，再把扬出的糠土掺进去，夜间派十几人看守，每人一夜记两天的工分。人少了怕监守自盗，掺糠土是防止个别人趁大家熟睡挺而走险作盗，掺上糠可以少丢点粮食。遇上连阴雨天，常有漏湿沤烂的情况。天晴了再晒干扬净，不知如此反复几次。到了分的时候，有不少粮食发了霉。
分配前，队长以留种子、留饲料、留备用粮等各种名义留出一批粮食入队里仓库，这就成了队长、会计、保管的私产，全权动用。特别从仓库不明不白的往外起粮食时，社员很生气，也不愿为大家的事得罪人去质询，解决不了，以后倒受刁难，只有消极怠工甚至用捣乱暗自对抗。
这样增收或损失好像与自己无关。开始时有不少人痛惜种不好地、收不好影响产量，减少分配，细心爱护禾苗、牲畜、农具等公物，对有损公物的现象勇于干预，却时而受到一些人（并非常说的阶级敌人）的讽刺、挖苦也得不到支持，弄得里外不落人，慢慢就谁也不讨这没趣了。
五、社员收入的变化――收入日趋减少，生活日趋困难
初入社时一般口粮400斤左右，加上自留地产的吃饭基本没问题。所说自留地，即是自己未交到社里耕种留下自己继续耕种的土地，大多是自己选好地留一块，产量较高。成立高级社、公社，自留地没有了。紧接大跃进、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就普遍挨饿了。有时每人每天只合二三两，群众吃野菜，地里菜挖光了；采树叶，连枝带叶伐下来，树也没有了。护城河水里的z草还没捞净，就捞了剁碎，面少掺不着，就攥成菜团在面上滚，算是菜团子，虽像食品样，腥味却难以入口。z草捞没了，上级分给酒厂产酒的副产品酒糟指标，从酒厂挨号用水桶担来，用水淘了当面食。以往可以借贷、甚至变卖家产买粮度荒，现今家家如此，借贷卖物都无门。有些人按历史惯例有灾害下东北逃荒，但走到禹城就被以“盲流”押解回来，他们哀叹“过去说天无绝人之路，现今这天怎么不给一点路呢？”……当时有梁天德、张守庆、刘金芳、张保康夫妇和梁凤山、范自山等十七八人因饥饿非正常死亡，更多人得了浮肿、肝炎、肺结核、肝硬化等疾病死亡。
1962年春，分给社员部分偏远不易种的边角贫瘠盐碱地，并允许社员开垦小片荒，社员粮食收入增加，生活有所好转，不久又将大部分土地收了回去。以后的年月里，队里的地没养分，庄稼不长。原来割麦子要捆成捆往场里运，这时有些地块矮到没法割，只有用手拔，秸秆短的捆不着，得用地排车圈上芭装散车。玉米秸不少长得筷儿样粗，穗结的如核桃、鸡蛋，社员形容是“趴到杆上的麻雀”。棉花棵大多只有一尺左右高，结两三个桃。粮棉陆续减产，自留地产的粮补充不上，分配平均270斤就算粮食自给队。这个270斤，有时还有虚数，比如地瓜，上级规定5斤鲜地瓜折一斤粮，干部为了提高产量数、夸大成绩，不准分地瓜，给社员记分切地瓜片，三斤地瓜可晒一斤瓜干，瓜干一斤就顶一斤粮。这一变通，社员少得了五分之二。而在秋后晒瓜片，地潮湿，连阴天多，两天没太阳就发霉变黑，苦得没法吃，就等于没分。社员们强烈要求宁可三斤地瓜顶一斤粮也愿分鲜地瓜，就三斤折一斤粮。&
实物分配按人七劳三，一些青壮年多的户饭量大吃得多，工分虽多但占分配的比重小，口粮严重不足，该分的“余分”款，队里没粮棉卖没有钱兑现。缺钱户大半是孩子多老人多的没劳力户，也无钱兑现。没办法，只能余缺户兑账，就是余十几元、几十元也没法分到手。工分“没用”也得去挣，队里定工定任务，完不成要挨罚。当时春节也不过，口号是“干活干到二十九，吃了饺子就动手”。越干活吃得越多，为了吃上饭有些人不得不顶别人的河工号替人去挖河。挖河是苦活，有“挖河打墙活见阎王”，“挑河拉大锯，认死也不去”之谚，可见艰难之大。挖河大多在春冬，一年两次，或清淤或加宽，都是从下往上运泥土，有时在水里泥里作业，非常劳累和艰苦。身强力壮的人还可担当，体弱或有点毛病的人就很难吃消。有个李小奎，劳累忍受不了，曾趴到地上撞头；有个张大痣，曾跪在地上巴巴打自己的脸；有个百顺，轮到他认死也不去。去挖河，自己带应分的口粮，如果是经国家批准立项的河工，国家补一部分粮食；如果是地方安排的项目，没有补助粮食。不论补不补，吃饭不限量管饱，不足部分队里补。刘振刚、刘振明等一些大肚子汉家庭，宁愿受此劳苦，替因各种缘故不能或不愿去挖河的人上河顶工。上河不为挣双工分（河工一天记两天的工），只为被替的河工号给拿口粮，这期间又不用吃家里的饭，可弥补口粮的不足。振刚爷仨，三条光棍汉，一件棉袄穿好几年，常没有褂子，夏秋光脊梁。早春挖河穿棉袄上工，一干活就热，脱了棉袄没褂子，疼乎棉袄溻湿了再穿冷，就脱光脊梁。正好工地宣传员到此受到感动，问了姓名，随打竹板唱了起来：“柯针寨刘振刚，早晨脱了光脊梁，冲天干劲实可表，是大家的好榜样……”众人哈哈大笑，振刚哭笑不得。
社员一年到头没钱花，瘪的眼婪，想尽办法挣点钱。城里有个制线社，用从棉籽上剥下来的短绒纺成线，每斤加工费四毛钱。城里人不干也不会干这活，而农村社员却受到吸引，因争纺的人多，妇女们下午下了工就去挨号，等一夜早晨领来三、五斤短绒，再下地干活，晚上五六个妇女围坐在一盏柴油灯下，支上纺车纺。短绒一纺飞暴，一会就被短绒和柴油灯的烟灰塞得喘不上气来，就得抠抠鼻子。纺至近明天，打个盹，再下地干活。一夜约纺一斤线，纺完再去挨号交线领短绒。纺了不多天，被队里知道了，干部找到制线社，说“不应挖农村劳力，不能支持私人发展资本主义，如纺也得通过队里安排社员纺”。这样队里统一领短绒，统一送线，每纺一斤，给一毛钱，记十分工。大家知道一个劳动日的工值才七分钱，干一夜一毛七不值，就都不纺了，这点钱门也被堵死。
油少得可怜。社员没有食油供应，根据队里卖棉花应产的棉籽由棉厂拨给油厂，产的油按规定扣留几成后，剩余的到春节返给生产队。生产队凭单去油厂提油，有时一人合二两，有时合一两几钱，一年就只有这些棉油吃。
烧的也难。煤炭城里凭票，农村没有。产烧柴多的高粱因产量低不种了。玉米、麦子秸做饲料留给牲口。棉花柴留出给牛棚饲养员烧炕和给牛温饮水，所剩就只有小麦、棉花、玉米的根楂，按垅分给社员刨了归己。社员不够烧，原来坑壕、路边、田埂长的树、树墩刨了烧，刨不净的根新芽一露头就再刨。塌陷的旧屋，也拆了压草、椽、檩烧……社员们描述寻找烧柴的l境时说，“家里转三遭，除去锅盖都能烧”！
住的也难。合作化开始时，居民住宅房舍没多大变化，到了大跃进，经轮流换房住，四通八达摘门窗等折腾，这些陈年老屋，再加那些年连阴大且雨多，这是村里人们的灾难，房子到处漏雨，外面不下屋里还下。因压屋子的草都被烟熏黑，滴下来的水全是黑红色，滴到哪里污染到哪里。人们揭下炕席、苫子盖面缸，盖衣裳柜，顾了这顾不了那。夜里没法睡觉，就在小凳上坐一夜。屋里是土地面，处处浓泥酱。做饭没有干烧柴，点不着火，人被逼的没法过，有的到当院下跪祈求上天停止下雨，有的高声大骂天爷爷。这些房多年得不到维护和抢修，不少顶塌漏、墙坍圮成了废墟。本来就紧张的住房，就更加紧了。
六、劳动果实无偿转移――为城市供应作出牺牲
按低标准全年虽没应卖的余粮，麦后也要卖麦子，次春再返销给地瓜干，换出细粮供应城市；应返还的油不管社员能分多少，一律按比例扣出供城市；发动喂猪，喂一头猪给三分饲料地，喂一天给记十分工，长一斤猪给一斤粮，都出在队里，侵占不喂猪社员的利益，猪平价卖给食品站，社员没资格买肉，供应城市；社员没粮喂鸡，放养，因吃不饱下蛋很少，隔两三天下一个，舍不得吃，攒一两个月想换点钱，但必须平价卖给食品站。穷极了的社员想尽量多卖点钱，就想偷到黑市卖个市价。而每逢集日供销社不知是奉命还是没鸡蛋执行上调任务自己的决定，在路口设检查点，翻着鸡蛋拍卖、平价收购，供应城市。时有母亲给生孩子的闺女送汤米拿的鸡蛋被查收，老妇女哭闹的事情发生。
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个新生不久即夭折永不复生的事物，当事人有很多回忆录记述，这里仅记社员对这个事物的态度。社员们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按上级部署弄房子、床桌凳、炊具等生活必需的东西迎接这些情不自愿来这里的青年人。社员们理解他们不会干农活，同情他们承受与自己一样的艰苦。对他们干活少、差不嫌弃，对压缩自己的自给粮标准供给他们口粮没怨言，对他们随时去菜园取菜不攀比。社员们的看法是：城市安排不下这些人，供不起他们口粮，被撵到他们这里来的，是叫他们付出物资牺牲为上级分忧。
政府应该负担的军烈属等优抚对象和城里工作的非农业干部职工在农村的家属，上级规定不管他们有没有工分，分粮食一律吃平均数。把政府的负担都转给了农民。
社员分不到钱，没可卖的东西，城里有不少苦脏累活每天报酬一元多找不到人干，社员七毛、八毛也认干。但城里不准用农村劳力，如强用有可能落个挖公社的墙角、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罪名；或经请示有找人干活的，队里还不允许，社员偷去干，队里就要追回，工钱由队里领。
1971年，王长水、刘玉习拉车去街里为队里卖脆瓜，行至板桥北，在生资站施工的师傅要买瓜，他们拉下公路卖。一辆济南废品站的车操控失灵下路轧了王刘两人，王的腿骨折，刘的脚趾骨折，那位工人师傅撞伤了肌肉皮肤。结果那位师傅补给730元，王刘各补给了170多元，除去赔偿轧坏的车子、秤、衣服外，三四个月不能下床，半年多没法干活，只合补偿给50余元。理由是城里工值高、补养消费大，农民这些都低；同时他们是给队里卖瓜，误工应由队里补工分，这样的问题也克扣社员。如此处理的不公平，连济南站来料理此事的领导都不理解，说“这是当地的意见，我们没办法！”
上级安排的与本队无直接利益关系派出的挖河工、修路工，民兵训练等，实际是由社员自己出工分、出补助粮雇自己去完成政府的任务，队里和出工的社员得不到受益人的报酬，对社员来说是无偿的劳动和付出。
尽管社员为城市付出如此代价，仍受着社会的轻视和鄙视，谁也看不起农业人口。人们说“农业人口是奴隶阶层，非农业人口是贵族阶层。”要想跨出奴隶地位得到平等的公民地位，那似逾越万里长城般的艰难！一般老农也不敢想这美事，就是高中毕业成绩优秀的青年也是难做到的。想升大学，不考试由组织推荐，没一定的官场关系是不可能被推荐的；想升中专技校，只收非农业人口，农业人口没资格报名；想到企业当个工人，工人是老职工退休由子女接班顶替，已成为没法律条文的“世袭制”。即是各方面都很好的女青年想挣脱“奴隶地位”，愿嫁给城里非农业人口也没人要；既是屈身嫁给城里非农业人口的弱智、残疾人，她也不能改变农业人口的身份，生的孩子仍是农业人口，像是农业人口“血统”永远成不了非农业。
群众生活困难到了极点，男青年找个媳妇太不易了，村内有五个用姐妹换媳妇的，有十二个到老未娶的光棍汉。
有的驻队干部眼看着社员困难，克服这些困难又有那么多的限制，还给他们增加额外负担，自己又无能为力，叹息说“苏联有列宁格勒，我们有农民搁勒！”
&传统伦理的崩溃&
& 过去青年人不论与自己关系远近甚至路人，有不务正业或不学无术的现象，老人遇见就规训。有两个口传的清朝末年故事：一是，刘廷d，他是村里有名的干活能手，其次子人送绰号“二把式”。传说他摇耧耩玉米，下的每颗种子正好都是定苗应在的位置，他后跟着的脚正好踩到种子之上，能代替砘地，出来苗不稠不稀正好。一次耩麦子，一个家里地少的青年范永和背着粪筐跟耧拾粪，刘廷d即令范放下粪筐摇耧，他在后面跟着指挥往这扭腰，往那调胯，把地耩直耩匀。说几次不会，上去就是一脚，耩到中午，并叫下午再来。范虽不是本家也不敢还言，下午照旧来学。后来范成了出名的种地能手，给人当长工，担任长工之首，谓“扛大活”，多挣一码钱，人们送号“范老活”。再是，刘廷献在地里巡视庄稼，见一人多天来都在家西林里跑来跑去，还不断的投点什么。他即进入林内，原是一青年用木棒投打树上的干枯树枝，是“砸干棒”的，砸下树枝卖钱混饭吃。刘见此人衣服虽破，但仪表不凡。问其来历，是河南人，因家遭灾破产流浪到此。刘当即训斥：“人穷不能志短，家破应谋复立！能砸一辈子干棒？那多没出息！”说完气愤的走了。回首远望那青年，见他在原地愣站多时，拾起木棒背着低头走了。数年后，村边大路过兵，一个军官骑着马带着七八个随扈下路往村里来，见人下马打听那个训斥他的人，村人一听描述的模样，像是刘廷献，人们以为他闯下祸了，也不得不去他家喊他。他毫无怯色，自信自己做得对，从容面对。谁知那军官见了他，向前紧走几步，深深打躬问安，感谢老人给了他上进的力量，帮他长了志气。那时他去了天津投军，进入小站训练新军，因刻苦训练，得到上司赏识，已擢升协统。他从随扈手里接过礼物献上致谢。
& 对家人要求更严格，自己的孩子在外作孽、该干的活不干或活干不好等，常遭受严厉斥责，有时按倒在地，脱下鞋用鞋底狠打屁股，叫挨鞋底。再甚者，不准吃饭，赶出家门，饿两顿。
&&对某些品质低下的人和事，几代人予以谴责，警诫后人不要做无理缺德的事，不要身后留骂名。常说到的是翁庄的翁四，他虽已死多年，人们还常以他的地痞无赖当谈话资料进行抨击以规教后人。翁四家很穷，不勤劳创业而是专琢磨着寻找理由、捏造情节讹诈那些老实可欺的人。其中有：前村有个孤儿叫冬至，被翁四看中可利用，即将他引至自己掰过玉米穗的玉米地，诬赖冬至偷了他家的玉米。并说“你小不懂事，一定是刘金铠叫你偷的。你只要承认是他叫你偷的，没你的事；如不承认是他叫你偷的，那你就是盗窃贼，立即送你到衙门……”小孩子哪懂世道常理，即害怕承认。但翁四仍不叫他回家，留做“证见”，管他吃饱。翁四立即找到刘金铠家，说“有人证物证你唆使人偷了我的二亩玉米给了你，咱如好说赔我两石粮食拉倒；如不好说，咱就去衙门打官司！”刘找人讨教，大家说，人们都知道历来官场不治穷痞，可对有点家产、有点油水可轧的人有理也不会放过！再说他控制着冬至，“好汉死在证见手里”，打官司后果难料，不如吃个哑巴亏，即将粮食给了他。再是，前村的武术迷常到各处习武练功，家里土地怠管，片片荒芜，收不了粮食生活困难，就把与翁四搭邻的一块土地卖给了子修。这块地靠徒骇河外河堤，堤下是一条大路，地中间还有一条下河堤路的岔路成为丁字形，地荒无庄稼，路越走越宽，地也越荒越多。卖地不能卖荒地，丈量时只计耕地。子修买后兴致高，即开垦了荒地，培筑了路边，地多了一亩多。搭邻的翁四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待子修耩完了地，翁四找上来，说子修把地耩到他地里了，侵占了他家的地，如不把地给他的，豁出命去也不能受此欺负！子修与他辩理，他说“你刚买的地，有土地文书在，文书上是多少你种多少，我不讹你！”子修叫他拿文书，他说“我那地是祖业产，文书早已丢失……”一些好心人劝子修“好鞋不踏臭屎，惹不起还怕不起！给这种人打架，他打了你白打，你如粘着他，他装伤装病，装疯赖邪，躺到你家炕头上与你纠缠没完，更难办，不是有过这种例子吗？你不就是出了几天力开荒吗，让他算了。”子修就从靠他地的一边把自己买的地划给了他一亩多。这些讲述无赖作为的人边讲边讽嘲，骂名延续几代人。
& 村里每有人与串村卖东西的商贩发生争讲价钱、争讲斤两、算账捐零抹零等争吵，老年人总是训斥自己人：“合适就买，不合适别要，吵嚷什么！”将自己的人驱开。一方面教育自己人不要小气奸诈，一方面也含有“别落个咱村欺负外来人的坏村风”！
过去村人基本都敬奉老人，孝顺父母。一般父母都住上房，吃梯己饭。比方吃窝头，给老人卷包皮，大家吃包皮，给老人吃细粮；大家吃咸菜，给老人椎闶觳耍舛俪圆涣肆舻较露俪浴９跋雀先瞬鹣疵抟隆⒚薇唬凭傻睦锉怼⑿趺薷恍碌模炖涓先嗫弧渤鱿止霰鸩恍⒌娜耍艿窖铣汀Ｄ鞘窃谏鲜兰统酰桓觥吧侔淄贰蓖夂沤小鞍淄啡钡睦先耍诤油萘跄秤头坏蓖庹乒瘢绻庖皇保笠蚬时淮恰；丶液笏稚ヅ迹巫尤ヌ旖虼蚬ぃ栏叫∶小暗胤健钡某ぷ釉诩叶热眨暗胤健币采ヅ迹那榉吃杲嚼先松砩希６岳先舜蚵睢⑴贝５搅死先宋薹ㄈ棠偷牡夭剑慌氯ス俑嫫渥印扳枘妗薄９俑裳靡劢暗胤健蔽寤ù蟀笸度爰嘤喾柑凳桥贝改福财缡硬怀荨⒓⌒呷琛Ｃ砍杂梗倭钕茸源蜃彀投祝缂约翰皇咕倭罘溉酥卮颉！暗胤健毕蛳毓倏耐纷驳兀嗫嗲笕模沤欣锍ご涓溉チ臁５笔薄暗胤健钡牧持椎孟裰碜欤剿⒓垂虻梗豢谝桓銮椎笕摹７潘丶沂保匙潘⒓茏潘耸抡反辏牒笕恕
还有一种迷信也畏惧着人们的作恶行为。那就是庙里、打醮供奉的十殿阎君，认为人死是阎王爷派差鬼把魂抓走，作恶人的魂是被戴拷、枷押送阴曹地府的；行善人的魂是由牛头马面吹打乐器、司鬼用轿抬着迎进地府的。做恶人的鬼魂到地府，根据他在阳间的作恶情节判挖眼、割舌、扒心、锯解、磨研、下油锅、过刀山、火海、扒皮抽筋、过恶狗村由狗乱撕等种种酷刑。行善人的鬼魂则殿殿礼遇。待过完九殿，十殿是转轮王，依照善恶分类转生来世：一类是人，依次是王侯将相士农工商乞丐瘸瞎……二类是兽类，依次是狮虎狼牛羊兔鼠……三类是虫，依次是龙蛇龟鱼虫虾……四类是飞禽，依次是凤凰孔雀鹰鹞鹊鸦鸡雀蝇蚊……在科学不发达的年代，人们看了长时间心存恐惧，约束自己和家人不做坏事，多做好事，积阴德。
那时除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外，财产所有权这个经济基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般家庭都是下代继承上代财产，是吃父母的饭，或说“世食祖禄”。脱离这个基础，独自购置土地、牲畜，辟宅建院，除去发意外财，似乎是不可能的。再是处于小农经济体制下，家有土地、妻儿，除非万般无奈是很难拔脚背井离乡外出创业的。自己发展的空间很小，就必须依赖父母、孝顺父母，不少人家三世同堂、四世同堂不分家。即使分家，老人也留相当多的养老地，儿孙给种，收了粮食吃饭、花钱。一家人，男人在外劳动搞收入，女人依靠男人的劳动成果在家纺织、做饭，所以事事从夫，无当家的权。年轻妇女须听从婆母，有活抢着干，婆母不顺心就遭训斥，受气是常事，俗语说“千年的水沟流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一代压一代。当土地牲畜归集体、每人都靠挣工分吃饭，人人都一样，老人既失去生产资料、又失去劳动能力，自己一无所有时，便成了别人供养的累赘、负担；男青年找对象没有房子女方不答应，老人竭尽经济全力、直至求亲告友借取、为其拆旧盖新或把房子盖好给儿子结婚，但婚后即分家，老人只得住小房、偏房甚至无房可住。加之把传统伦理道德视为邪恶，屡遭鞑伐，厌弃父母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不感羞耻。进入盛世，青年人靠劳动发了家，蔑视老年人愚笨无能，一辈子没给他们积攒下家产；老年人养老地、即队里分的口粮田，老少一样多，老人无力种不好收的难糊口。把地分给儿子叫他们供给粮食吃吃，讨要几次都要不到手。老人吃、穿没人管，儿子有房也不愿让去住。尊老敬老的社会公德，不少户还远远做不到。
由于长时间贫困、饥寒，在集体财产就是生活资源的情况下，有些人对传统伦理道德由顾不得，到放弃，集体的粮棉钱款不论是偷摸、多占，或溜须拍马骗得，只要到手就当饿抵寒，就是有能耐。对维护公德正义，制止这种行为的人，反而被挖苦讽刺；对洁身自爱，正派古板坚持传统道德的人，开始不但自己不为，也制止子女的不道德行为，但在长时间德与饿的较量中，受到的是被饿、被冻和被讥笑为迂腐无能的难堪，慢慢也放任家人随大流。一些人见到原来并没雇工、放贷，是靠勤劳、节俭积下的点家产挨斗，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形势下，一家人长期受着压抑，转而对辛勤节俭鄙视而穷吃滥喝。这种歪风邪气长时间得不到遏制，反而日益滋长。进入盛世，在商品经济环境下，不少人唯利是图，这种状况一时还难以改变。重建伦理道德任重道远。
解放思想，包产、分田到户，打破枷锁，走向小康路&&
由于多年来狠批“包产到户”，这个词已成了言论禁区。1977年开始，有的社员想借靠公路之便挣脱束缚，见到当时机动车极少，油极缺，运输活好找的机会，运动通队长默许去拉运输。队长“明批暗纵”实际不管，别人也跟随去拉。别队社员见这队去也去，很快在全村形成小潮流，上级没强硬指示制止，大队也不干涉。搞运输收益一天虽合三、五元，比起队里的每天七分钱多多了，家庭经济就开始好转。
1979年，干部们心有余悸地不明说叫包产到户，而是告诉大家某某地方社员自发的承包了土地的生产任务，交上任务，剩得多多了……半明半暗地推行包产。不久把地块许给社员自己管理，社员也半信半疑地接受，生怕哪一天收回，白出力。绝大部分社员是勤劳的，眼看着自己地里应干的农活不干坐不住，渐渐趁早趁晚偷偷摸摸的在没有牲口的情况下人力完成一切应做的活。随着化肥、农药、良种、农机产品从少到多、到充足，都充分利用，不误农时的管理，碱地不碱了，边角、沟壕、路旁的荒地开垦成好地了。虽然户数增到300户，人口达1320人，土地减少五六百亩，粮棉却都超额完成承包任务，取得集体耕种从未有过的高产量。下个季度提高了包产任务指标，仍能大大超产，二十多年来头一次家里有了余粮。再后，陆续就把土地分给农户，各家都增置条编或水泥制的粮囤，一户返还的油近乎顶上以前一个队的多。粮油多了，柴草也多了，大垛小垛堆积的村里村外到处都是。余粮、公粮和各种提留款折粮，由各户交。往粮所、棉站送粮棉排队挨号竟白天黑夜等两三天才能交上。大队总结工作编了个顺口溜：“粮满仓、油满缸，柴草垛满庄，兜里票子鼓囊囊”。这几句形容词连续说了好几年，社员都认可。强加在社员身上的枷锁彻底打破。
这种形式也不是都愿意接受，那些在队里终日无所用心，执一执动一动，不执就不动，“二流子懒汉，队里管饭”，这些长期清吃大锅饭的人，面对自己的责任田畏难发愁，怨天尤人；再是某些队干部，原来劳动很少，但坐享收获果实掌控权。包产到户，粮、棉、款队里都得不到了，大有失落感。对责任田超产归己那点物资引诱不肖一顾，但还必须去耕种，感到困难压头又无奈。他们牢骚不断，甚至跺脚大骂。
分田到户虽精工细作，由于劳动效率提高，仍腾出大量劳力。那些跑禹城给有关单位拉货的，逐渐转为自己运贩木材，人力改畜力，进而购买拖拉机拉运，村里堆积的红松梁材、檩材大大超过木材公司货场。村南鲁西化肥厂扩产，一些人包销其副产品炉渣、炭灰，大小路边堆积不下，把部分耕地当了储存场。又有一部分人替这些人外销炉渣、炭灰，或给化肥厂外销的化肥，还有一些人为他们送货，先后都买了大型拖拉机、货车。还有部分人压制水泥花砖、机制煤球，在路边开饭店，收购废品、养鸡、经营化工、种子化肥等等，收入大增，一处处新房拔地而起，三成以上的户买了摩托车。
再后，化肥厂扩建占了村里大片耕地，每亩地带一人入厂当工人，先后进厂三百多人，每人一年按最低收入一万元匡算，一年就是三百多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除老弱病残外，一般家庭家用电器都普及，约半数以上的户有了轿车，村内开了张义柱弟兄两处饭店，其中有大型餐厅，村人筵请亲朋等大都到这里来。村内还有副食百货小卖部六、七处，一般购物不出村。
随后，停扣了多年来的二、三十项各种名目的提留，取销延续几千年的农业税，又给农户种粮补贴、购买农机补贴，又推行农村医保，交少量的钱看病可大部分报销。更可喜的是满六十岁发养老金，不交医疗基金也可报些药费，解决了老年人许多困难。农民们惊喜的说：“这事连想也不敢想啊！”“做梦也没想到过有这样的好事！”然而在欣喜之余也有人深沉的领悟到一种安慰：“这大概是对农民以往三十年为国家付出的补偿吧！”……面对丰衣足食，个个喜笑颜开，异口同声的一句朴实赞赏话是：“好！现在就是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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