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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独立评论》的抗日主张
作者：叶剑平
指导老师：郑素燕安庆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2011级，安徽安庆， [摘要]《独立评论》是从“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北平地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行的主要政论刊物，从1932年5月创刊到1937年7月停刊的六年间，《独立评论》在抗日问题的主张上经历了一个由“和”到“战”的演变过程。《独立评论》撰稿人在不同时期面对时局变化提出了不同的抗日主张，从针对日本侵占东北的既成事实坚持主张和谈妥协到热河、长城抗战时期以战促和再到面对日本的全面侵华选择果断抵抗到底，这些观点的变化使我们得以勾勒出这一代爱国知识分子在民族生存与国际政治等问题上的思想动态。[关键词]《独立评论》；知识分子；抗日主张；政治理想 Shallowtheory of &independent review& advocating anti-JapaneseAUTHOR: YE Jian-ping
ADVISOR: ZHENG Su-yanGrade 2011.School of the Humanities andSociology.Anqing Normal College.Anqing.China. Abstract: &Independent review& is from&the 918 incident& to &comprehensive liberalism intellectualswho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Peiping area distribution ofthe main political journal, founded in May 1932 to July 1937 closed sixyears,& independent review &on the anti-japanese problem claim hasexperienced a&peace &to& war&the evolution of the process.From the& independent review &writers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face of changes in a series of reaction, we see the hu shi and other liberalintellectuals in foreign country and the rational construction of pragmaticattitude and they caused widespread influence in the society of the republic ofChina.& independent review &writer based on national interests,advocate scientific attitude to analyz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yopposed to war, due to countries vulnerable and outrage in the invaders greedand advocated resistance, from the point of change in the us to draw theoutline of this generation of patriotic intellectuals on the national survival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roblems such as the idea of dynamic.Key Words: &Independent review&; T T Social and cultural
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 来自北平地区各大院校与研究机构的知识分子于1932年5月合力创办的同仁刊物《独立评论》，可以说就是北平知识界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直接反应，正如胡适所说：“《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1]]P143从1932年5月创刊到1937年7月停刊的六年间，《独立评论》撰稿人在不同时期面对时局变化提出了不同的抗日主张，经历了一个由“和”到“战”的演变过程。作者简介：叶剑平（1993-），男，安徽安庆人，安庆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人文教育专业2015届毕业生。
一、主“和”时期从1932年5月创刊直到当年年底这段时间里，《独立评论》在对日问题上多数主张以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九一八”事变后的冲突局面，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尚无力量与日本作正面抗衡，另一方面是处于对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上普遍流行的以国际合作的形式，共同处理纠纷的和平外交理念的迷信。“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的广博学识与国际背景使得他们在看待中日关系问题上倾向于通过政府间的外交渠道解决争端，并以此出发对中日两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作出分析批判，同时也对国际联盟对东北问题的处理方案给出了基本接受的态度。虽然这种通过以和谈手段来达到与日本对抗之目的的主张未必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也不具备广泛的民意基础，甚至不能在《独立评论》内部获得完全的认同。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中，时任日本首相犬养毅被军部指使的青年军官所暗杀，《独立评论》创刊号随即发表了丁文江的《犬养被刺与日本政局的前途》，文章指出：“日本政党内阁与立宪政治要根本动摇了”，“军人的法西斯蒂运动不久一定要成功的”[2]P3，同时也准确地预测到了日本独霸东亚和对中国更加强硬的野心。但丁文江也没有或者不可能深入地分析日本国家天皇独裁与军政二元化体制造成的长远恶果，错将昭和时代经济衰退、民权不彰的社会现实，参谋军官、右翼政客共同煽动下所形成的舆论民粹化理解为日本社会对军人专政和法西斯主义的同情。同时，刘叔雅在《日本侵略政策的历史背景》一文中也分析了日本民族几十年来对外扩张的长久欲望与谋划，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人一直以来所讲的“大陆政策”、“大亚细亚主义”等理论已经成为了整个日本国家传统的“国策”是无论如何不会轻易改变的。也就是说，此刻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然明白日本侵华的积势难返，不可避免，并且从此以后他们对这一严峻事实的清醒认识上也基本上没有反复。那么，面对这样强寇犯边、国家孱弱的局面，“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们又有着怎么样的认识和见地呢？蒋廷黻对此的回忆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初，他的态度是“也和其他人一样感到震惊”，也就是说并无应对突发巨变的心理准备，“当时我对调整中日冲突关系还没有详细的腹案，我仍在摸索，想找出一个双方均能获益的办法。”[3]P142同时基于其一贯的谨慎态度，蒋廷黻提出：“就中日两国而言，中国弱、日本强不过是暂时现象。我晓得日本有装备精良的陆海空军，有训练有素的士兵和有效率的官员。军队的后面，他们有最爱国、最勤奋、最俭朴、最守纪律的国民。尽管日本有上述的优点，我却不认为她会对我国构成永久的威胁。我相信时间是对中国有利的。没有强国的基本根据地，任何人都不能建立、保持一个伟大帝国。因此我对于九一八事变的主要想法是争取时间。”在这一点上，独立评论派内部基本保持一致，没有人主张立即对日作战，转而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保存国家领土和行政的完整这是丝毫不可减少的最低限度。与日本和而能达此目的当然是和；不能呢，当然是战。”[4]P10换而言之，在能够维持独立国家存在的前提下，他们决不支持开战，而是要努力以此为出发点去求得和平。
日至23日蒋介石通过上海的《时事新报》发表了由他本人授意，邵元冲执笔的文章《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阐释了日本侵占东北后的对日政策方针，也就是后来总结的“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四不”方针。显然，此时主张对日积极交涉的胡适等人是不能满意这种看起来几乎是含糊其辞，推脱敷衍的态度的。在《独立评论》筹办之时，胡适也与欧美外交人员探讨过东北问题的外交解决的可能性，“英代使Ingram【英格拉姆】与美使都很悲观，他们都以为满洲是丢定的了。我却不能这样悲观。难道是感情蒙蔽了我的理智吗？我到今日还以为直接交涉可以挽救不少。”[5]P169事变发生后的一个多月内，中国政府不断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在国际联盟理事会和行政院常会上提出申诉，请求国联制止日本侵略，主持正义，国联内部虽然总体上对中国抱同情态度，但列强内部亦有分歧，且国联本身并无能力强制执行其要求日本撤军的决议，在这种放纵容忍的外部环境下，日本非但不撤兵，反而扩大侵略。对于当时国民政府在外交斗争中的失利，胡适表示极为不满，“去年九月以后，衮衮诸公无人敢负外交的责任，事事推诿，日日拖延，就把整个东三省送在日本人手里。民众高呼‘不撤兵，不交涉’，政府也就乐得躲在这个喊声里，束手不做外交上的策划。……屡次的国联决议中无一次不暗示两国直接交涉的途径。然而中国的政客，不明世界的形势，又没有肯负外交责任的决心，所以始终只利用国联来做延宕的工具，从不会运用国联的组织和国联的同情来做外交上的奋斗。”[6]P2-5显然此时胡适仍从他作为一个文人的角度对多边外交和国际干涉的作用抱有理想主义的积极评价。独立评论派内部对于开战也并非毫无思想准备，导致这种思想动态出现的直接原因就是日本军队贪得无厌的侵略行径，使得平津地区日渐处于被军事占领的压力之下。蒋廷黻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说：“日本的侵略立即影响到当时平津的大学学生。我们晓得：欲想获得和平，保持和平，必须要中日双方努力才有效，但现在日本方面要侵略，因此，我们也只有渐渐转而主张备战了。”[3]P144周炳琳也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不同于胡适等人力主和平的见解：“日本军阀一味蛮强，根本不讲理性，即令吾国外交当局依大公报社与胡先生指出之途径，为必定有把握能使日本军阀踏入同一平面以解决中日间整个纠纷”，“在此严重情势之下，我们惟有突击始得保关内，惟有突进始得救东北。非如此不能成相持之势，为时间一要素留地步；非如此不能稍抑日本之野心。”[7]P8在此他甚至主张开始主动对日本采取反击措施，以攻为守，以为如此方能自保，方能求得更多的机会。但当时这种声音在《独立评论》内部无法成为主流，多数人仍期待着能够通过国际外交形成对日本的制约，从而达成有效的“和平”局面。1931年12月，国联决定筹备赴远东调查团，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研究中、日纠纷的背景，并向国联提出报告。调查团于日出发，而不久后的3月1日，在日本军部和政府策划下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随即成立，日本方面妄图以此造就既成事实来迫使国际社会承认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李顿调查团通过在日本，中国上海、东北等地的充分调查活动后，于日在东京、南京和日内瓦同时发表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对“九一八事变”问题的解决方案上，报告书给出的观点是，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和伪满洲国的成立都属于侵略行为，因而中日两国都应从中国东北撤出武装力量，中国东北接受西方列强各国共管。相比较于当时国内对《报告书》多持严厉批评的舆论态度，胡适再次表达了他“独立”的，即不苟同于大众的观点：他虽然对报告书的结论也不甚满意，但认为这毕竟是“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国内的舆论对于这些原则必定有很不同的见解。依我个人的愚见来看，在今日的现状下，在承认国际调处的原则之下，这些条件如果都能做到，也未尝不是一种解决的途径。……如果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条约上的利益，和承认满洲的自治权，可以取消‘满洲国’，可以使中国的主权与行政权重新行使于东三省，我认为这种条件使我们可以考虑的。”[8]P2-6与之相类似的是蒋廷黻的观点：“我们对于调查团的方案是佩服的……在我国方面呢，我主张不问日本接受与否，我们除一点应保留，一点待考虑外，应完全接受调查团所拟的方案。……无论我们对国联调查团所指的路是如何悲观，我们不能不竭力竭诚一试。因为失败的责任，无论如何，我们的身上。……现在门户开放主义与中国领土及行政的完整是分不开的。为中国计，此主义应竭力拥护，不应由中国破坏。”[9]P5-10
但与他们略有不同的傅斯年则认为：“中国政府既不可抹煞此报告以分日本之谤，也不便绝无说明不附条件的欣然承认，以陷自己之地位，只好加之以严重之保留，副之以详尽之宣言，而接受之。好在此路反正是不通的，无非做一种应有尽有的外交姿态而已。……李顿诸君，齐心可佩，其劳可感，徘徊于没有办法之中是可谅的。我们不应该责备！责备自己，另求出路罢！”[10]P2-5由此可见傅斯年的态度更为踏实诚简，反对盲目相信外力，并开始呼吁人们“另求出路”，为挽救国家做出更实际的准备行动。同样，在外界也有人批评胡适的《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认为这是“因一人而盖全体，因一时而要概千古之谬见”[11]P136，是“学究的官话” [11]P139，甚至激烈直言道：“美国人发此言，则为正义，日本人信此言，则为明见，吾国人恃此言，则党国之所以为党国也。大贤持论，动为今之从政者张目。”[11]P144同样，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蒋廷黻在他晚年的回忆中提到，“虽然我们都支持国联，但在一九三二年间我们却没有人真正寄望国联能采取什么有效措施”，“《独立评论》的同寅从未有人梦想中国可以从外国得到援助以对抗日本的侵略”[3]P150。也就是说，独立评论派学者都认识到了国联的作用仅仅表现在道义上，而不会有实际的帮助，同时有感于国际政坛上弥漫的绥靖主义风气，他们也不认为英美苏等国会卷入中日之间的战争。日，日军炮击山海关，激战至1月3日，山海关沦陷。2月24日，日军开始大规模进犯热河，驻守的东北军屡战屡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弃职逃跑，热河抗战在举国上下的热切关注下竟不到十天就彻底失败，东北全境落入敌手。直至此时，独立评论派学者中主张“当战则战”之声日多，但热河的迅速失守又暴露了国民政府与东北军的战争能力的低下，独立评论派内部人员面对这样的矛盾局面越是取舍不定，在对日态度问题上的分歧也就明越发明显。热河抗战的失败引起了观察者们对于中日力量差距悬殊的广泛反思。任鸿隽认为战事失利是因为“我们的军制不良，不能与近代的新战术争胜。”[12]P5胡适提出更为深刻的批判：“我们应该深刻的反省我们为什么这样的不中用？为什么只是这样做劲风里的枯叶，利斧下的朽木，做人刀俎上的鱼肉？是不是因为这个国家上上下下整个的没有现代化。整个的没有走上科学工业的路？”胡适认为，为使国家摆脱这种落后与时代的困境，就不能只在意当下的对日战争，“要养成虚怀愿学的雅量，要准备使这个民族低头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学生。”并且还就具体事项指名道姓地批判当局：“张学良应负绝大的责任”，“中央政府也应负绝大的责任”[13]P2-8。与之相似的蒋廷黻近乎绝望地言道：“日本将占中国多少的省份专看日本军人的意志和国际形势，不是看我们抵抗与否。时至今日，我们还靠大刀队来对飞机与大炮，这不是中古迷信吗？时至今日，我们还靠几百个宣传员所能造的民气来对付一个经过五六十年的训练和组织的民族，这不是国粹八股，党八股，洋八股合而为一吗？我们要面子要到这等程度至于不承认羊不能抗豺狼虎豹。”[14]P6翁文灏也沮丧地认为：“试想即使我们用尽全力来抵抗，最后结果如何？第一等弱国便真能抵得过第一等强国吗？”[15]P2-3此时在独立评论派学者的观点中，中日两国的实力差距已经大到了“第一等弱国”和“第一等强国”的天壤之别。基于对这种在现实对抗中表露无疑的实力差距的认识，独立评论派中人也就越发坚定通过外交手段缓和中日关系从而赢得时间去进行战争准备的主张，“中国欲维持政治独立，亦只有运用国际均衡之一法。……救中国的危亡，非有外力不可，而这种外力——国际均衡！一定要由我们自己运用。……运用国际均衡的力量，也许是中国保持政治独立的一线希望。”[16]P13-14翁文灏在对热河失陷的“反省”中指出：“绝对的战——武力战争收回失地——或绝对的和——签字承认屈服——这二条路都是不可能的。”“中国前几年对外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其结果是中国几乎被帝国主义完全打倒。……没有能力只有决心是不够的。现在对日抵抗只是等他们攻进来了，我们抵抗他几时，结果还是他进我们退抵抗不住。如此抵抗下去，究竟不是出路。……遇有交涉必须尽情尽理的讨论，充分利用国际和平的工具，务将国际关系纳之轨道之中。”[15]P2-3在他们看来，国联作为国际进步性力量的代表，对于帮助中国实现国家现代化从而获得抵抗日本的国力，还是有必不可少的作用：“我深信现在唯一促进国联和国际帮助我们收复失地的方法在于速图内政的改革——或国家的现代化。……在长期抵抗中，利用国联和国际来图中国的富强，比利用国联和国际来制裁日本，是更容易举行的，更有实效的更无流弊的。”[17]P2-5“这十八个月中国联应付远东局面的经过，至少应该可以使我们相信它宁愿得罪一个跋扈的强国而不肯失去世界公论的同情。……这些国家的利益可以说和中国的利益相同的，因为他们知道一个富强的中国必定是他们的更大又更有益的市场。……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国联可以给我们最可靠又最少危险的援助。我们必须充分了解这种形势，然后能放手放胆去利用欧美资本与技术的合作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18]P6-8同时他们也提出了对“局部的和”的追求，即通过国际外交手段制止日本的进一步侵略，形成暂时的缓和，等待更有利于全面解决的时机，如蒋廷黻所言：“目前的国际形势不能容国联和任何国家对远东问题定下步的办法。我们只能观望。局部的妥协是不能不有的；全部的解决此非其时。”[19]P9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傅斯年，熊十力等人却因反对胡适过于谨慎的态度而与之产生冲突，傅斯年甚至声称要脱离“独立评论”。“自称独立评论社“准社员”的徐炳昶激动地说：“我个人对于此次国难是一个彻始彻终的主战派……中国国民现在最要紧的急务，就是要极坚决地表示出来，命是应该有我们自己拼。这样的拼，牺牲一定异常巨大，全国优秀的青年，大约死伤到一半多，那自然毋庸讳言。可是牺牲愈壮烈，所得的同情愈深挚。……久战必胜！胜则一世纪被压榨的局面必可完全冲破！”[20]P19-27相比较而言，外界对胡适的主和观点也表示强烈的不满，称他们为“废话阶级”，责问“今日已举世无生人之气，何待以不抵抗教之耶？”[21]P26-29但《独立评论》的主流声音并未因这些气血之辞而改变，仍然主张追求中日双方有条件的和解。在这之后，《独立评论》在社会舆论上不断扩大的影响力终于引起了国民政府高层的关注，胡适、翁文灏等主要撰稿人也开始了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最高层的直接接触。随着他们中间很多人步入政坛，《独立评论》在抗日问题上先前对国民政府头痛医头式的批评也开始转向更具建设性的实际建议。他们从残酷的现实中认识到，面对日本的侵略一味求和完全没有作用，唯有在有效抵抗的基础上才能迫使日本坐到谈判桌上来，尽可能争取有利于中国的结果，而对日本全面开战似乎仍是不可取的。再者，关于达成“和平”的先决条件，《独立评论》内部也仍是莫衷一是。
1934年3月，伪满洲国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溥仪也登基称帝，改元“康德”。国民政府对此的反应令傅斯年极为不满：“所最可怪者，是我们的政府对此事竟如此胆怯，发一个无益而有损的谈话便算完事！……因为害怕到微妙的境界，于是日本二字于庙讳通避，而一切可以触犯日本忌讳的字句，例如不承认之法律案等，都是去之唯恐不尽的！……谈话到这步田地，还说我们对东北事件的态度没有大软而特软下去，可不可以信喻国人及别人呢？”[22]P2-4因为此文，《独立评论》第91号被南京邮电检查员扣留了139包。4月，日本政府外务省以情报部长天羽英二的名义发表声明，公开鼓吹其“亚洲门罗主义”。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和平”谎言，胡适气愤地指出：“这些都是官话，都是外交官的口头禅。美国不会相信，英国也不会相信，我们中国人更不能相信。九国公约是早已被九一八晚上的一炮轰碎的了。我们东北四省是早已被日本的带甲拳头划出九国公约之外的了。”[23]P2而国民政府却渐渐对日本的“和平”烟幕表示出委婉的响应。傅斯年愤怒地称其为“历史上最残酷的幽默”[24]P2。1935年5月日本向关内增兵，以武力为威胁，与月间与国民党政权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为日本吞并中国华北大开方便之门。对此，胡适悲愤而无奈地说：“今日国家所以不能不忍辱，只是因为我们太不争气，太无力量。……能在这种空气里支持一种沉默，一种镇静，一种秩序，这是力量的开始。”[25]P2-3陈衡哲则指出中国的两条出路：一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拼命的路”，一是“忍辱含垢以求三年之艾的路”[26]P2-3。此时正在苏联考察访问的丁文江寄来《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一文，暗示着一种为谋求长期和平而大胆退让的策略，甚至放弃对“华北特殊化”的抗争以赢得发展国家的时机。然而胡适一反常态，表示不认同这种观点，他立即写了《苏俄革命外交史的又一页及其教训》，共同发表在《独立评论》第162号上，明确提出了在有效抵抗的基础上以战求和。总而言之，在这一时期《独立评论》的和平主张已经到了无可退让的地步，虽然他们一再降低条件去争取“和”，但实现这种理想的现实希望却越来越渺茫。
二、主“战”时期《独立评论》在对日关系上由主张“和”到坚决主张“战”的转折点出现在1935年年底。此时日本侵略者对华北五省的图谋日趋明显，位于北平的《独立评论》越来越靠近中日交锋的第一线，与此同时《独立评论》在社会舆论上的影响力达到顶峰，他们所面临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胡适等人所提出的一再降低的和谈底线不断被日本侵略者的蛮横行径所打破，遂不再对和平抱有更多期望；然而华北地方实力派又立足于自己的利益而不愿和日本做正面对抗，也让《独立评论》的主战声音受到压制。《独立评论》在内外两方面都面临着的重压之下，要求抗战的主张也就更加坚定，此间形势使他们认识到在这毫无退路的绝境中只有坚决抵抗，积极有为，争取主动才是唯一的希望，“主战”成为了压倒一切的声音。全面抗战爆发后，《独立评论》最终停刊，并将“抗战到底”作为他们最后的结论。《何梅协定》所带来的短暂妥协不可能真正满足日本侵略者的野心。1935年11月，面对日本特务机关在华北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的愈演愈烈之势，宋哲元召集教育界人士集会，胡适和傅斯年公开地明确声明“坚决留在北平”。他认识到“在今日的形势下，一切委曲求全的计划都是空谈，决不能‘枉尺而直寻’，只有我退一寸，人进一丈。屈辱是永无止境的，求全是决不可能的。只有我们能守御的力量是屈辱的止境。”[27]P2-3此后，《独立评论》也不再刊登主张对日妥协的稿件，显然他们已经认识到在这种危急存亡之时，对日本的任何妥协“合作”都绝无积极作用，只会加深局面危机的程度。而在这一时期胡适的文章中直接提到了“忍无可忍”的底线，更表明他的态度已然转向主“战”。1936年1月，中国外交部公开了1935年10月时任日本首相广田弘毅提出的关于中日关系的三原则，要求中国停止抗日活动，将中国的依赖对象由英美转与日本，承认伪满洲国，并与日本合作，“防俄”、“防共”。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昭然野心，胡适明确表示反对，他“从中国国民的立场”提出了他所主张的先决条件：“ （1）废止塘沽停战协定，取消非战区域。 （2）宣告所谓‘何应钦梅津协定’的无效。（3）日本政府自动的放弃辛丑条约及其附带文件所规定的平津铁路地带驻兵的权利；日本大使馆迁往南京之后，所以日本驻屯关内的军队一律撤退回国，以为辛丑合约其他签字国之首倡。（4）宣告去年六月的察东协定无效，撤退察哈尔境内的‘满洲国’军队。 （5）禁止华北各省以及福建境内一切运动伪自治活动（6）日本政府自动的取消中国境内的领事裁判权，以为欧美各国的首倡。 （7）统一外交，由日本政府宣告一切凡非两国正式外交全权代表所签定的文件完全无效。”[28]P2-5显然，胡适尽管在表面上对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华北问题仍抱有一线希望，但他所提出的条件却是越来越低直至到达底线，即便如此他的让步也远远不能令日本方面的企图得到满足，那么这种彰明较著的冲突也就构成了他从“和”到“战”的重要转折点。与此同时独立评论派中绝大多数人的态度则是不再对日本做丝毫让步，“和，只有在日本撤回一切要求之下可行。换句话说，只有日本单独让步，才可以和。”[29]P5而《独立评论》的文章与日方观点既然产生直接矛盾，那么处在舆论界的风口浪尖的胡适也自然要受到来自日本方面“激烈的驳论”，天津一家汉奸报公然要“驱逐胡适出华北”，面对这种明火执仗的野蛮威胁，《独立评论》坚持了其独立理性之原则：“听者藐藐，言者不可不谆谆，‘对牛弹琴’，也许有百兽率舞的一天。”[30]在研究《独立评论》的抗日主张的同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他们这种可贵的处事精神，甚至可以从中看出部分影响其观念走向的内在因素。
在《独立评论》创刊四周年之际，胡适感慨：三年来，《独立评论》的读者增加了一万，“证明这个刊物真能逐渐变成全国人的公共刊物了。四年之中，社外的朋友供给了600篇文字，——600篇不取稿费的文字——这是世界舆论机关绝对没有的奇事，这是我们最足以自豪的一件事。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祝贺的一件事。”[31]据蒋廷黻回忆，《独立评论》的读者“大部分都是大学生。其次是公务员，再次是开明商人”，甚至也有一些开明军官[3]P146。不仅如此，从其发行范围和稿件来源来看，《独立评论》显然“已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32]P128。从这种广泛的影响力中我们看到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民国社会中经历的一次“权势转移”，即凭借强大的舆论力量，从社会的边缘力量逐渐回归国家现代化的表面性主导地位。但作为自持公论，“独立客观”的狷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的观点往往会令中央或地方当权者恚碍，使得这一过程中同样伴随着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此后的一系列事件充分说明，伴随着中日形式的不断恶化，《独立评论》的抗日主张所带来的社会反响也越来越激烈。1936年11月，张奚若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一文，因其对华北当局的批评太过直接，触怒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导致《独立评论》被停刊四个多月。在第230号上张佛泉的文章“亦非冀察当局所愿听闻，宋哲元派出警察要查封《独立评论》杂志社，胡适在事后主动承担责任，致电北平市长秦德纯，但也强调《独立评论》要出下去。胡适在上海向记者表示：他在创刊时即预备封门或被勒停，此为光荣而非耻辱。亦不拟南迁发行，决不托庇租界[33]。本拟12月6日出版的第230号全数为当局扣留在印刷所，直至12月9日监视独立社的警察撤出，胡适方于次日返回北京。但旋即发生的西安事变打乱了计划，《独立评论》停刊长达4个月。章希吕对此评论说：“有人说《独立》文章太平和，有些人视为眼中钉，办报要满足人人意是很难的。《独立》之停邮，当然有一部分人很高兴。”[34]在这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主政平津的宋哲元和觊觎华北的日本侵略者都与《独立评论》的抗日主张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而处处为国家为民族计的《独立评论》并不轻易屈服，也正是在这内外交困之中《独立评论》的抗日主张更加坚决，更加不满足于苟安的现状，更加渴望在当战之时全力一战以求得民族生存。进入1937年，胡适的主张就不仅更加强硬，而且要求国民政府对日采取主动措施，“我们应该责成我们的政府在这一年中完成这几件第一阶段必须做到的事：第一，政府应该宣布所谓‘何梅协定’，‘察东协定’一律无效。第二，政府应该责成绥远冀察当局协力克期肃清察北六县的匪伪势力。第三，政府应该用国家力量协助冀察当局克期肃清冀东的匪伪盘踞。”[35]P2-3在这里胡适很明显是把华北地区当做了最后的底线，在此范围内他要求国家肃清伪军，也就是要紧紧把握这一地区的主权领土完整，而且不再受束于1935年夏以来达成的妥协，这是他从未有过的激进态度。7月7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大举进攻宛平县城，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由此开始。7月18日出版的243号《编集后记》写到：“此时开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得而知。在此际我们只愿表明我们的态度与决心：我们必须抵抗，如地方当局所表示，敌方在不速停射击，我们唯有准备大牺牲！”[36]P197月25日出版的最后一期《独立评论》上，张佛泉写到：“无论如何，我们却只有一条路，即，小来自然抵抗，大来亦自然只得抵抗！决没有不战而退，以大好河山拱手送人的道理！东四省的丢，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做亚比西尼亚是一件悲惨但却壮烈的事！……我们决没有第二条路，只有抵抗！”[37]P2-3该期《编辑后记》中也写道：“卢沟桥事件很少可以无条件的当为地方事情解决的可能我们须有大规模的准备。这次我们不能有所割让，如此则又回到两年前的局面了，那还了得？”[38]]P17这说明在日本侵略者的全面进攻之下，面对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作为一种政论刊物的《独立评论》坚定的选择了抗战到底这条唯一的路。
三、结语作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之一，中日关系问题始终是《独立评论》最为关注的焦点。在《独立评论》存在的六年间，撰稿人们所提出的抗日主张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局的变化因时而动。在日本局部侵华之初，他们反对立即开战，并反复讨论多边外交的积极作用和加快国家建设的必要性；在日本军国主义加快了侵略步伐后，他们也认识到必须通过积极抵抗的手段才能促成对中国比较有利的妥协；但当他们发现预设的和谈之底线完全不能满足日本的侵略野心时，这种理念与现实的巨大差异就构成了《独立评论》在舆论上由主“和”倒向主“战”的转折点，从此坚决主张对日作战直到全面抗战爆发。自“问题与主义之争”以来形成的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秉承实用主义的哲学观点，在对日问题上坚持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大胆倡言，谨慎思考，力求找到一条使国家尽可能少受损失的路径。当来自日本的军事压力更大时，他们的抵抗态度就更坚决，而当日本放缓侵略步伐时，他们又更多主张和谈。为这个贫弱落后的中国争取建设时间成为了这一系列主张的核心目标，并且《独立评论》撰稿人们也积极参与了国家建设的种种工作。不同于欧美外交界流行的绥靖主义风气，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始终坚持着作为理性爱国者的务实与冷静，也让他们的抗日主张在纷繁的民国社会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相比较于同时期欧美国家“知识界战前在绥靖主义的道德装扮中的自我放纵，极力反对军事战争的做法，到了战时的代价就是：让国家承受了生命和财富的双重损失”[39]P281，以《独立评论》撰稿人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追求上实现了比较好的统一。虽然他们的主张多带有种种文人的纸上谈兵、理想空泛，但毕竟在知识界范围内营造起了有利于抗日救亡的舆论思潮。他们凭借作为专业型人才的理性思维为中国进行战争准备与国家建设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也为他们进入政界施展抱负打开了通路，作为真诚的爱国者，他们也为实现通过支持国民党政权领导下的抗日战争来建立民族国家的理想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这六年中《独立评论》演变的抗日主张里，我们看到了北方学者们面对“国之大事”时亦步亦趋而又坚持独立自主，无力改变时局而希望保持并展现客观理性的态度，也看到了他们不断追求“再造文明之梦”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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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论文写的不错嘛，发表没？我是指的在国家期刊上发表没！
不过你参考的好像太多了。摘录的东西多。自己的东西少。
而且因为老师对主题结构的要求，，删掉了很多自己原创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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