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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宗桂在现场发言
　　编者按：日，“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了主题为“大国文明与教育的 使命”的2015年会。此次年会藉中华再崛起之机，从大国的高度反思教育对中华文明发展的作用。搜狐教育作为独家网络媒体进行了全程报道！以下为中山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宗桂在《文明蜕变与教育创新》分论坛中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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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会议我一个发言的机会，来探讨和教育有关的一些问题。这次这个会议的主题是“大国文明与教育使命”，我根据这样一个主题，结合我的观察和体会，想了“《大学》之道与大学精神》这样一个题目。
　　这些年，我们这个社会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扩展迅猛，但高等教育究竟是要做什么?解决什么问题?好象有点迷惘了。学术界对教育的本质、功能有很多争议，社会上对教育的批评很多。我觉得这个可以讨论。但如果说我们的教育一无是处，那我们就要问，30多年的改革开放、大国崛起、中华民族空前强盛、中华民族从物质层面来看空前繁荣富裕，凭什么呢？包括我们正在构建的新人文精神，正在大力弘扬的中国精神，是怎么来的？难道没有教育的功劳吗？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世界上崛起，我们虽不能说教育居功至伟，但至少教育的功劳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确实教育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又感到非常痛心，甚至很沮丧、很郁闷，所以我们觉得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权前两年，有的教授跟学生说，你毕业多少年之后没有4000万不要来见我，也不要说是我的学生，这是什么教授？这个太奇怪了，这就把我们教育的宗旨、教育的使命搞得很混乱。根据这些认识，我从几个方面谈谈对与《大学》之道和大学精神的理解。
　　第一，什么是《大学》之道。《大学》是古代经典《四书》之一。《大学》之道，就是《大学》的原则、方法以及精神价值取向。《大学》开篇就讲了，大学之道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大学的原则和方法，大学的价值取向，是弘扬实践美好的品德，亲近人民，启发人民，教育人民，引导人民，达到最好的善，达到最高的境界。什么是《大学》呢？就是大人之学，是成就大德大业的学问。不是我们今天的中学、大学，而是成就大德大业的那样的学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国家层面，是化民成俗；在学者层面，是修己治人。
　　第二，什么是大学精神呢？有很多研究，教育学界包括非教育学界的很多领导、专家、朋友，包括在座的很多专家都写过相关的文章，包括我们学校的前任书记李延保教授写过很多关于大学文化大学精神的文章，我觉得很好。我们今天讲大学精神，就是成就“大人”“大业”的这样一种精神，就是气派宏大，境界崇高，眼光长远。这个大是指业务专精，志向高远，有家国情怀，有仁爱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能够践行传播现代精神，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一己之力。这就是我们的大学精神，而不是简单的功利性、工具性的东西。
　　第三，我们大学的使命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培养高素质的公民。我们大学要干什么，教育要干什么，过去有很多讲法，培养生产劳动者等等。我想我们今天站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回望过去发展的历史，省思当今社会现实，我想我们今天的大学是要培养高素质的公民。这几天闹得很厉害的成都一位女司机被打的事情，网上对女司机一片喊打喊杀，甚至说打得太轻了，应该打重一点，直接把她打死。这个女司机随便变道肯定是违法，应当罚款、扣分甚至训诫等等，但是因为她变道，我就要追上去，我甚至跟踪她进入辅道道，最后把她逼停，拉下来打个半死，非常残暴，这是对的吗？太奇怪了。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导向明显错误。前几天一个小孩被暴打，打了以后证实这个人有精神病，很多人说应该就地正法，但是也有人说你们怎么这样呢？没有理由怎么会无端端地打他呢？所以真的太奇怪了。我们一些人连基本的道德良知基本的法律常识都没有!可见我们怎么培养公民、提高公民素质非常重要。还有屡见不鲜的报道，不文明的游客行为，还有网络上低级庸俗甚至恶俗的东西，网络暴民，包括大学的一些老师乃至教授把学术当生意做，都值得我们从公民培育的层面认真反省。我们作为一个公民，对人不友善，动辄喊打喊杀，因为小事就大打出手，这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吗？我们今天要造就新时代的君子群体，这个君子不是传统意义的修身养性，而是具有科学精神、民主精神、法治精神、公民意识、人格健全、心理健康的、坦坦荡荡的大丈夫。
　　第四，我们今天要弘扬传统的大学之道，构建当代大学精神，培育高素质公民。今天我们要正确创造性地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大学之道应该弘扬，要做有美好品德、崇高境界的公民，能够引领社会、引领人民进步。
　　当然，应当看到，传统大学之道有它内在缺陷，缺乏科学精神、民主法治精神。我们今天要构建现代大学精神，一方面弘扬传统大学之道，又要避免它的一些弊端，弘扬当代中国精神。我们讲中国精神是什么呢？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简单来说，我们今天要把科学、民主、法治、公民意识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样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公民。这正是弘扬《大学》之道和构建大学精神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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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什么是“大学精神”--陶东风的博客--凤凰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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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大学精神”
什么是“大学精神”&大学新学期开始了，新生入学了。这本来应该是一个高兴甚至欢心鼓舞的时刻，但我的心情却异常沉重和复杂：因为今天是一个价值观、包括大学的价值观、大学生的价值观乃至教授的价值观空前混乱的时代，也是大学精神陷入空前危机的时代。唯权是图，唯利是图，实用主义，投机犬儒等等现象，不但肆虐于社会，而且肆虐于大学校园。就在前年，某大学的一位教授在微薄上就对自己的学生扬言：“到40岁还没有挣到四千万就别来见我”。这样的导师能带出有文化的学生吗？我想，在这样的时刻讲别的可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谈谈一个老话题：到底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大学精神？&大学精神是一种普世主义文化大学，英文为university，和它相关的两个词分别为universe和universal，前者意为宇宙，后者意为普遍的、普世的。这三个相互关联的词为我们理解大学精神提供了线索。大学精神是普世的，首先是因为大学秉持的是普世价值而不是特殊价值，它追求的是全人类的普遍利益而不是特定群体（不管它是民族、阶级，还是其他团体））的特殊利益，它为全社会服务而不是为特定人群服务；大学精神是普世的，还因为它超越了不同专业和学科，它是不同的专业和学科都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和共同的治学态度，它传授的是普遍知识，它培养的是有教养的公民，是具有明达理性，言谈优雅、举止得体的“绅士”，而不是目光短浅、惟利是图的功利主义者和投机分子。因此，大学教育应该特别重视通识教育、自由教育。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在《什么是自由教育？》中认为，自由教育是“朝向文化的教育”，“它的成品是一个有教养的人（educatedhumanbeing）。”（《什么是自由教育？》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220页）是通过阅读“伟大的书”来接近“最伟大的心灵”，“使我们从庸俗中解放出来。”（第227页）“自由教育就是倾听最伟大心灵之间的交谈”。（《什么是自由教育？》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226页）。大学之“大”就体现在这个普遍性的追求上。大学文化是普世主义的文化。&大学的独立性为了实现大学的这种普遍主义情怀，大学必须秉持独立、自由的立场。借用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写的碑文上的两句话，大学精神就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说大学是一个自由思想、自由探索的地方。思想无禁区，我们不能在思想的领域画出一个圈子，写上“只允许在此地思考”；“独立之精神”是说大学必须具有独立品格，有独立于权力和金钱的自主性。在真正的大学，你能感受到学术的高贵、学者的尊严，感受到这是具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与外面世界相对隔离的自主世界。权力和金钱被大学的尊严拒之门外。德国现代大学之父洪堡创办了著名的柏林大学，他认为大学必须研究纯粹之学术，必须独立于政府：“谓高等学术机构，无非是具有闲暇或有志于学术和研究之辈的精神生活，与任何政府机构无关”（《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31页）“政府不可把大学视为文科中学，或是专门学院，也不能把科学院当成国家所属的技术或科学机构来对待。就总体而言，决不能要求大学直接地和完全地为国家服务，而应当坚信，只要大学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的，它也就实现了、而且在更高的层次实现了政府的目标，大学由此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政府的范围。”（《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33页）要想让大学更好地发挥服务国家和社会的目的，就应该限制政府的权力。为民族国家利益服务不等于一切都听政府的，有时候甚至必须对抗政府才能更好地为国家和民族服务，为人民服务。英国著名教育家、剑桥大学副校长埃里克阿什比《大学的理想》：“英国教授能够、也确实享受批评政府政策的自由，政府官员肯定是得不到这种自由的。”因为英国的大学是自治组织而不是政府机构。他说英国大学的经费80%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但是大学的开支不受国会或地方政府的监督。（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33页277）英国剑桥大学曾经两次拒绝为两位首相颁发博士学位证书。英国著名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在《论自由教育》中坚决反对把知识用于经济利益或廉价的道德教育，他指出：“自由教育造就的不是基督徒，也不失天主教徒，而是绅士。成为绅士是件好事，具备有教养的才智，有灵魂的鉴赏力，有率直、公正、冷静的头脑，待人接物有高贵、谦恭的风度是好事——这些都是广博知识天生具有的本领。”（《论自由教育》，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42页）当然，拒绝廉价的道德教育并不意味着大学教育没有道德和价值维度，而只是意味着拒绝偏狭的、意识形态化的党派教育。大学里的道德教育应该是普世主义的公民道德教育。在蔡元培先生著名的“五育并举”说中，公民道德教育占有突出的位置。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仅有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远远不够，必须“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价值观教育，使人明辨是非，站在全人类的公正立场批判一切非正义，包括自己国家的非正义。大学不是培养狭隘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地方。有用和无用大学的普遍主义立场与它服务社会、服务公众、造福民族国家的功能并不矛盾。大学精神拒绝狭隘的功利主义，但大学因其无用而有大用。比如，用狭隘的功利眼光看，想象力似乎是无用的，但是想象力是一切有用之物的灵魂。美国著名哲学家怀特海说：“大学教育在为脑力教育的职业做准备时应起这样的作用：促进对构成职业基础的各种专业原则作富于想象力的思考，这样，受过大学教育的学生在进入专业的学徒训练期时，他们已经锻炼了那种富于想象力的思维能力，即把具体事实与普遍原理相结合。”“一所大学是充满想象力的，否则它便什么也不是。”“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辈用代代相传的火炬象征知识，那个光明的火炬就是我所说的想象力。组织建设一所大学的全部艺术就是拥有这样一支教师队伍，他们的学术知识为想象之光所照亮。”（怀特海《大学及其作用》，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105页）这种想象力不仅需要自由而且需要闲暇，需要摆脱杂念和功利心的束缚，想象力不是一件可以出售的商品，正因为这样，怀特海强调：不能用管理普通商业公司的条例和政策来管理大学，即使是大学中的商学院也是如此。想象力的敌人就是急功近利。所以我一再呼吁大学里的生活应该是一种优雅的，应该有很多人在那里发呆：发呆不是什么都不想而是在想一些永恒的根本的问题。这种状态类似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的做梦：他说他经常“眺望风景，仰望天空，观察云彩，常常做着或者躺着，什么事也不做”“在我看来，谁若是每天不给自己一点做梦的机会，那颗引导他工作和生活的明星黯淡下来。”（《大学的任务》，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147页）现在我们讲“中国梦”，讲中国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如果每个中国人的梦就是发财梦、做官梦、明星梦，那么，每个中国人的梦加在一起的那个中国梦肯定不是美梦而是噩梦。&英国哲学家、分析哲学的创始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兰伯特.罗素虽然主张民主政治和工业革命，反对贵族政治和贵族教育，但他也反对工业时代的那种功利主义教育，心仪文艺复兴时代的贵族绅士教育，特别是其非功利的纯学术传统，认为这个传统应该在民主社会得到延续，也就是说，原先“局限于悠闲绅士”的那种高雅乐趣，应该被大众分享。他提出了“有文化的民主政体”的目标：民主国家的大众不应该是没有文化的群氓，而应该是有文化的绅士。罗素说：“如果所有的知识都是功利主义的，人类的进步将不会持久，功利主义的知识需要通过无私的研究来充实，这种研究的目的仅仅在于更好地认识世界。一切伟大的进步起初都是纯理论的，只是后来才发现能够实际应用。即使有些辉煌的理论永无实用的可能，它们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因为认识世界就是最大的用处”（《技术教育与学术研究》，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117页），“我不希望诗人、画家、作曲家或数学家一心想着他们的活动在应用领域的间接影响。他们不如去追求一种幻象，去努力捉住和永久地留住他们起初曾在瞬间隐约看见的东西，这种东西使他们爱得如痴如狂，相比之下，人世间的一切快乐都变得黯然失色。所有伟大的艺术和所有伟大的科学都源于这样一种热情，即人们要具体地表现出那种起初虚无缥缈的幻象，那种诱使人们舍弃安全和舒适而去光荣献身的奇美。凡怀有这种情感的人绝不会受功利主义哲学的束缚，因为人若变得伟大，全凭这种热情。”（《技术教育与学术研究》，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117页）罗素有一篇文章就叫《“无用的”知识》。他认为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说法“并不是对一切知识都是正确的”，因为托马斯.布朗爵士曾想弄清楚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神的海妖究竟唱的什么歌，然而即使他确实搞清楚了，那也不能帮助他从一个地方长官提升为国家的高级行政长官”。（《“无用的”知识》，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118页）学习也好研究也好，都应该是生活乐趣的一部分。在罗素看来，现代大学精神的危机就是实用主义，“无论在哪里，知识渐渐不被人们看做是自身有益的东西，或是开拓人生的一种博大仁慈胸怀的工具，而是被看做只是工艺技巧的一个要素而已。”（《“无用的”知识》，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121页）关于人文通识教育的无用之用，爱因斯坦也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大学不大可能因为社会生活的五花八门的要求而忙于搞各种专业训练，也不应该跟着这种需求亦步亦趋地追时髦。爱因斯坦说：“如果青年通过体操和走路训练了他的肌肉和体力的耐劳性，那么，他就会适合任何体力劳动。”（《要使科学造福人类，而不成为祸害》，杨东平《大学二十讲》136）。思想的训练也是一样的道理。“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即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该把获得职业知识放在首位”（《要使科学造福人类，而不成为祸害》，杨东平《大学二十讲》136）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说出这样的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普世主义和人类和平大学的普世主义是维持世界和平和人类团结的重要力量。目睹了二十世纪人类的相互仇恨的暴力历史，目睹了高科技被用于屠杀同胞的残酷事实，强调这点尤其重要。罗素更谈到了普遍主义的人文教育在当今世界的特殊意义：“现今的世界充满着以自我为中心的愤怒的集团，其中没有一个具有全人类的眼光，每个团体都宁可文明毁灭，而不愿做一点让步。对于这种狭隘的思想，任何专门教育也不能提供有效的解毒良方”。“需要的不是这样那样的特殊的、片段的知识，而是足以激发整个人生概念的知识，艺术和历史。”（（《“无用的”知识》，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126页）可见，人文学院肩负着艰巨而光荣的使命。目睹了二次大战悲剧的爱因斯坦也看到了在一个缺少人文关怀的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危险性。他问道：现代科学技术节约了劳动、使得生活更加舒适，可是“为什么带给我们的幸福却那么少呢？”他的回答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正确地去使用它们”，“正确地”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合乎人道地”。“在战争时期应用科学带给人们相互毒害和相互残杀的手段。在和平时期，科学使我们生活匆忙和不安定。它没有使我们从必须完成的单调劳动中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放，反而使我们成为机器的奴隶，人们绝大部分的时间一天到晚厌倦地工作着，他们在劳动中毫无乐趣，而且经常提心吊胆，唯恐失去他们一点点可怜的收入。”（《要使科学造福人类，而不成为祸害》，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231页）爱因斯坦因此呼吁科学技术要具有价值维度：“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标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要使科学造福人类，而不成为祸害》，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131页）上面我们介绍了很多西方思想家关于普遍主义的大学人文教育的重要性，下面我们还可以参照德国的例子，看看一旦背叛这种教育原则，一旦大学被党派利益和党派意识形态绑架，后果会是多么可怕。我们知道，洪堡创立的现代德国大学是人文主义的大学，突出强调自由和独立，但是在纳粹德国时期，这个传统被破坏，德国的大学变成了“政治性的大学”。大学成为军营，学生和教师不但要参加军事训练，而且被灌输纳粹的世界观和极权主义、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鼓吹德意志的利益高于一切，鼓吹暴力和仇恨。教授的政治可靠性是由党的官员确认的，教授的资格是教育部授予的，大学教师因为政治和种族原因被解雇的在当时达到15-20%之多。（赫尔曼.文外尔：《德国的大学和科学》，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184-185页）结果是大量的优秀学者流亡美国，也有一些堕落为纳粹分子（最著名的就是打哲学家海德格尔），教训极为深刻。中国“文革”时期的大学也遭遇了类似的劫难：鼓吹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几乎全中国都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学生打老师事件，不但造成一代人学业的荒废，更使得人性和人际关系被严重扭曲，流毒至今也还没有彻底消除。我们的教训同样深刻。&共同人性与永恒课程立足于普遍主义价值观的人文教育，通常被称为“通识教育”“普通教育”或“博雅教育”“自由教育”。80年代中期，中文“通识教育”一词由台湾学者根据generaleducation，liberal education的思想翻译转换而来。在此之前，有人把generaleducation译为“普通教育”“通才教育”，将liberal education译作“自由教育”“博雅教育”等。其实这些术语的基本意思是一样的：“博”就是“通”的意思，强调这种教育的普遍性、超专业性：通过普遍性的知识，来培养普遍人性、普遍修养，使人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绅士。美国教育家、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在他的《通识教育》（又译作“普通教育”）中对通识教育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他认为“通识教育是对每一个人的教育，不论他是上大学还是不上大学，如果他永远不上大学，它同样是有用的。”因为在他看来，通识教育培养人的“理智的美德”，这种美德具有“更深刻、更广泛的效用”：“如果理智是我们那样卓越的一部分，对它的培养又那样卓越，那么不仅它本身是美丽的，完美的，令人赞赏的以及高贵的，而且从真实的和高度的意义来说，对拥有这种理智的人们以及他周围的人，必定是有用的，不是在任何低下的、机械的、牟利的意义上显得有用，而是作为传播美好的事情，或者作为一次祝福，或一件礼物，一种权力，一宗财富，首先对拥有的人有用，然后通过他对这个世界有用。”（（《通识教育》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233页）“理智的培养对于一切社会的一切人都是同样的好事。”（《通识教育》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234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赫钦斯认为这种“通识教育”是不变的、持久的：虽然世界瞬息万变，现实生活瞬息万变，社会对知识和人才的需求瞬息万变，但这种教育是不变的，它是“远离变化不定的现实”的，因为普世价值是有永恒性的，人性中有永恒的东西，人类对于真善美的基本标准是不变的，“教育的一个目的是要引出人类天性中共同的要素。这些要素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通识教育》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234页）教育和社会现实的关系不是绝对无条件地赶潮流和追时髦，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知识是真理，真理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因此，教育在任何地方应该是相同的。”“如果教育被正确理解的话，任何为全体人民设计的课程的核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在任何政治、经济或社会条件下，都是相同的。”（《通识教育》，杨东平《大学二十讲》，第234页）真理和正义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如果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真理，人类如何能够对话？能够和平共处？因此之故，普通教育就应该有不变的“永恒课程”：是所有有教养的人都必须接受的那种教育。它不是可以赚钱立刻换来钱的技术知识，不是可以在职场竞争中立竿见影的那种知识，但是没有它你就只能是一个有技术的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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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1959年7月生于浙江。现居北京，从事文艺学与文化研究，有著作和论文若干。业余爱好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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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大学精神
进入大学已一年有余，从刚入学时的迷茫到现在的似有所悟，我想我经历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当然，对于大学精神，我想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明德”，我认为应是第一个大学精神的组成部分。“明德”出自《大学》，其全句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我想我们学校把“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作为校训也是出于此吧。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大学教人的道理，在于彰显人人本有，自身所具有的光明德性，再推之于人，使人人都能去除污染而自新，而且精益求精，做到完善的地步并且保持不变。同时，把“明德”作为一个第一个大学精神的组成，也是基于其对于我们大学生的重要性而言的。
其次，我认为大学是“君子之学，大人之学”。
大人和小人相对，小人和君子有别。而大人之学就是君子之学。君子有切磋琢磨的修养，君子有不忧不惧的坦荡，君子有忧乐天下的坦荡，君子有任重道远的担当。放看眼下，当爱恨情仇在校园随意抛洒，当抄袭炒作成家常便饭，当为了所谓学生会的某一个部长亦或其他职位公开互相倾轧，当游戏‘肥皂剧成必不可少·····我不知道“大人之学君子之学”还存不存在？
你用与不用，时间都在那里；你在不在意，时间都会故去···大学是美好的，因为你可以自由支配你的时间。大学是短暂的，因为四年转瞬即逝。“泰而不骄，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也应是大学的一部分。而在那些认为“60分万岁”的同学看来，这还是否是大学精神的一部分？有人说，现在的大学有太多不合理，学的和考试的相差甚远···是的，但这是否能成为你不勤奋的理由？图书馆，讲座，等等，你有权学习更多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不是吗？
所以，这不能成为你不勤奋的理由！
同时，大学精神还应包含一种“知耻之心”，不要因为物质迷住自己的双眼放弃自己的操守，放弃自己的原则。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对别人的生活方式我们无权横加评论，我们只要做好自己就行了。
写到这里，我想，我所认同的大学精神已囊括大部。大学，很快，已过去了一年。大学的结束还有三年，我想，我会更加用心去体会，去找到我想要的一些东西。
虽然我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也虽然我融入这里相对较慢，但是，我相信，我不会让这里成为我的遗憾。而这些我谈过的大学精神，我想我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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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与大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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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学必有其自己的文化，一个有较长历史的大学，必有其传统和精神。一个大学在其历史上曾提出或出现的学术理念，是这个大学重要的精神资源，注意开发这些资源，诠释、宣传这些理念，对大学精神和文化的建设来说是一件具有根本性的工作。
早在清华学堂建立的前几年，王国维就在其《人间词》中发出了“殷勤唤起，大地清华”的召唤，预示了清华的诞生。在清华建立发展的过程中，老清华国学院的导师对大学的文化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梁启超在清华学校时期，化用《周易》乾坤两卦的象辞，为学校提出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一直以来得到了清华从上至下的共同认同，对清华大学的大学精神建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样，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时期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它所代表的学术精神和理念，在清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今天，也越来越得到大家的重视。
1929年6月3日，在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两年之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立纪念碑予以纪念，碑上刻有国学研究院导师陈寅恪所撰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全文如下：
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
共三光而永光。
碑文的铭词一开始就说，“士之读书治学”，这就开宗明义地指明，碑铭通篇的思想是针对“读书治学”而言的。“士”在这里即指大学师生。而全篇的思想，就是强调，大学师生在学习和研究上，要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认为这种精神、思想具有永恒的价值。可见，碑铭文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提出的一种大学的学术精神，而不是指社会的、政治的或其他的追求。一切离开学术精神而对这八个字的解说，都是出于不同的需要所做的各种不同发挥，并不是陈寅恪的本来意旨。这是必须要说明的。
“俗谛“即世俗的、既有的、流行的成见，这些在碑文作者看来，是妨碍真理的探求的，而大学师生的天职就是自由探求和发扬真理。在作者看来，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需要一种意志，这种持守独立自由的意志，对于寻求真理、发扬真理是最重要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陈寅恪所说的“俗谛”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舆论的偏见”。马克思所强调的，正是一种科学研究上的独立精神和意志。
1953年中国科学院准备调时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到北京任职，委派其学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汪篯南下带去邀请。12月1日，为了表达自己的学术主张并回复中国科学院的邀请，陈寅恪以口述的方式，对汪篯详细地说明了王国维纪念碑铭的思想。他说：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就谈话中的事实部分来说，王国维死于1927年6月2日，罗家伦来主清华在1928年9月，王国维纪念碑立于1929年6月3日。王国维的自沉，就其直接原因而言，本来是出于他对北伐和湖南农民运动中某些激进行为的担忧，所谓“义无再辱”，梁启超在王国维死时就指出了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说，陈寅恪认为王国维之死因只在于坚持学术自由，这种理解有过度诠释之嫌。事实上，他的所说，已经超出了对王国维之死的具体诠释，而独立地具有其自己思想主张的意义。换言之，这更多地反映了陈寅恪自己对国民革命军北伐之成功对于大学学术独立自由可能带来的影响的一种担忧，具体地说就是对国民党用三民主义统一学术的担忧，故提倡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应该说，当时在政治上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这个谈话的记录中，陈寅恪自己对他的王国维纪念碑文作了清楚的、明确的说明：“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亦即，他在碑文中所说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指“研究学术”而言。他认为“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他的这些主张是用来昭示“研究学问的人”。可见陈寅恪这里所说的独立自由不是就社会、政治而言，乃是强调学术研究的独立自主，其所主张的是学术的独立和自由。因此，我们今天重温这个碑文的核心命题，可以忽略其特殊的语境和具体的背景如王国维之死等，而提炼、抓住其具有普遍意义的大学的学术精神，集中从这个角度对“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加以诠释和发扬。事实上，不仅在清华早期提出了这样的大学精神，北大亦然。蔡元培先生五四时期为北大奠定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今天仍然是北大推崇的大学精神与学术传统；蔡元培1919年提出的大学应独立于教育管理部门的官僚体制的思想，今天也仍然有其价值。
在当代社会文化的语言使用中，也有不少把独立自由作为人格操守的特征予以弘扬，其中将“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联结一起，是最常见的。以党报和中央媒体为例，如：“当更多的个体以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真正走进社会践行公共责任，追求真诚善良与公平正义，就可以为这个时代书写出更加美好的内心史。也只有积极生活，才能让这个社会更自由。”（《人民日报》2012年1月5日议言广场）“作为有知识、有骨气、有责任感的文人，无论世事怎样变迁，应始终以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清醒、良知、理性和人文操守来对待，不随波逐流，不患得患失，始终保持起码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批判精神。”（《报社总编受贿获刑给文化人的警示》，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1年11月25日）这些是就个人而言提倡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同时，个体意义上的独立自由是要和公共责任、真诚善良相结合起来的。
另外，把大学作为自由思想的园地，把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作为大学精神，近年来也渐渐成为社会文化的共识，如“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新教育改革发起人朱永新说，什么样的大学造就什么样的大学学生会。大学本来应该是一个相对民主、自由、宽松、自治的机构，这样一个机构才能保证大学成为一个自由思想的发源地，应该淡化大学的行政色彩。”（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1年11月4日转载的工人日报文章《步步精心争干部&
是是非非学生会》）“公众向往的高校应该充满着自由思想、人文情怀”（人民网， 2011年12月5日转载广州日报评论文章《大学门不必武装成衙门》）“大学正是在对求学者的教育和训练中完成知识与文化的传承,知识与文化又在师生间的“教学相长”中得到提升。大学所具有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确保大学的教师和学生能够潜心地研究高深学问、不断地追求和认识客观真理,并在这个基础上传承和创新文化,这正是大学的生机和活力所在。”（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在2011级新生开学典礼的讲话，2011年9月19日《光明日报》）顾秉林校长近年来更是多次提出，要大力发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品格，这代表和体现了清华大学对于总结百年大学文化和精神的高度重视。
独立自由也是马克思终生坚持的价值。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马克思主张的“自由个性”“自由发展”“从宗教解放出来的自由”是相通的。就连与蔡元培、陈寅恪同时的非马克思主义者胡适也说过：“这种人根本就不懂得维多利亚时代是多么光华灿烂的一个伟大时代。马克斯(马克思)、恩格尔(恩格斯)，都生死在这个时代里，都是这个时代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产儿。他们都是终身为自由奋斗的人。”（《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可见，在这一点上，把“独立”、“自由”当成话语的禁区，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即使在当代政治层面，我们也必须承认自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之一，党报说得好：“公民对公共事务充分、自由地表达意见，是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不但是国家政治文明的体现，也是社会包容的标志。十七大对“表达权”的强调，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社会的政治进步和政治文明。”（2011年11月16日
《政府应尊重公民说话的权利》）当然，这些“独立”、“自由”的语词使用，都不是陈寅恪撰王国维纪念碑文的本来意思，而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在现代社会作为一个普遍的思想命题在多种意义上被具体运用的例子。
2009年11月13日温家宝总理在北京中南海与部分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馆馆员座谈，发表了《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政府咨询机构》的讲话，其中说：“要提倡独立思考、敢讲真话的精神。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的陈陈寅恪先生说过，学术研究的精髓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要提倡独立思考、敢讲真话，反对人云亦云、照抄照转。”
2011年4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会，在听完文史学者的发言后，他又说： “上次座谈会我讲话时，引用了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我一生都崇尚的格言。”（《讲真话
察实情——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新华网2011年4月17日电。）显示出在教育、学术之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深入人心，在现代文化中获得了更广大的影响和运用空间。
回到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碑文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认为，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就人生的道德态度而言；“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就大学的学术精神而言。前者指示了大学育人的方向，后者倡扬了学术研究的精神，这两者都是今天我们创办世界一流大学所要大力发扬的。应当说，在中国各大学中，清华前辈学人提出的这两句话，是最好的校训、最好的大学精神的表达。在现代中国，还没有任何其他一所大学的校训或大学精神表述语能与这两句话相比。因此，对于清华来说，这两句话具特别重要的意义，也具有永久的价值，我们要加倍珍惜。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建校百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充分肯定了“鼓励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教育追求，为我们在教育、学术领域发扬清华传统的学术精神指明了方向。清华人应该理直气壮地在学术追求上发扬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学术研究和科学探索上大胆创新、追求卓越，为国家的发展壮大、社会的公正和谐、人民的生活幸福，奋力做出自己的积极贡献。
写于201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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