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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风月二十八年──记启蒙我与提升我的张爱玲先生朱西宁　　被多少写作的朋友公认为民国以来最杰出的一位文学大家──张爱玲先生，我是十分的相信在此间的绝大多数小说作家们当中，太可能我是最早的一个，那么有缘的「结识」了她。　　不久前听邢光祖教授讲演，把「万古常空，一朝风月」推为人生的最高境界，由而意会到中国人所杰作的，这个神秘的「缘分」；人生多少着似全不相干，而竟万流归宗的齐向一个焦点汇聚，终而一个「偶然」迸现了；那是甚么一种相干呢？我曾笑过中国人的慵懒，把那样不可解的变生，轻轻便用一个「缘分」搪塞过去。等到年事日长，阅历日深，才得渐渐的体会出老祖宗们的妙用之神。　　说来已是二十八年前，我那时正在隶属于扬子江下游游击总指挥部的中学读书。生活是苦得要命；能够发狠买一块大炉烧饼嚼嚼，便不知有多解馋，有多营养。但是因为很有风头，又跟同班唯一的一个女生要好得极热，那个春天真是浓浓的很是个春天的样子。所以好端端的，半夜里紧急集合，校方宣布新四军倾巢来犯，学校不得不暂告解散，真是叫人心碎欲死。　　在日军占领的县城里，叫做「新中央」的第二方面军总司令部，受命游击总指挥部，接待和保护我们疏散的学生。生活好得很，但是住闲，不敢出营门一步，日军整天向李长江要人。宿舍一侧有棵蔽地半亩的老槐，时令已是初夏，我们每日就从早到晚盘桓在树荫里，有一搭没一搭的念念「国民英语」，大部份时间是看「新闻报」，「中报」、「平报」副刊，对路易斯（今之纪弦先生）的诗很有好感，还有「歇浦新潮」连载小说。那个诸处都在学着总指挥的李长江，也留着大胡子，传说一个字不识，但却交待他的副官处，我们要读甚么书，就买甚么书，城里买不到的就拍电报到上海去订购。　　那时上海正流行着一种二十开本的方型文艺刊物，「万象」、「春秋」……等等，厚度、形式，连风格、执笔的作家，都几乎相同。女作家好像很猖獗，苏青、柳黛、白玉薇、华北的梅娘等：有些表现得很大胆，让我们初中学生像读性书一样的不好意思，手指夹在另几页的后面隔着，准备随时被好事的同学注意到，好能赶紧翻过去灭迹。　　而就在这时，我结识了令人一下子就着魔起来的张爱玲。　　一个新的世界，全然的新的世界；困在那个军营里近月，如果说惟一的企求是能出去走走，能再回到永远那么春天的水乡，那末，张爱玲的世界够我不再去纪念那片天地。即使这个不算小的，而且比起在乡下的苦生活简直可以说是在享受的军营，会坏到像残酷的纳粹集中营那样，我仍会因为得到张爱玲的世界，而不计一切。　　从来我都不敢为我的记忆力自负过，但我深信我记得第一次是从她的「鸿鸾禧」走进她的世界──当然我也不敢说定，是否应该说她是以「鸿鸾禧」走进我的世界。而且我更不敢说定，世界不世界的，有没有沾到一点边界，也都叫我自己怀疑。在英语的字汇里，压根儿没有「境界」这个名词，要就用world来译它；这样的话，越发不好说了。　　乡下一直在糜烂的打着仗，日军乘势下去夹击游击队，李长江的部队则抄到背后去侧击新四军。在那片河流比道路还多还密的水乡，真不知打成甚么样的滥仗。学校复课无望了，暑假已经开始，李派人到乡下总指挥部去请示回来，任我们要去哪里，就把「少尉排长」的差假证开到哪里，发给差旅费不算少的「储备券」四百元。　　投奔到南京城里的六姐家里，被取笑做「有名无实的小汉好」。来不及叙甚么旧，就有点少不更事，把拐带的好几本「万象」等杂志刊载的张爱玲小说，一本本翻给她。恨不能灌药一样的一下子统统给她灌进去。　　在战前，六姐用笔名「吉子」写过一些诗和散文。她说「张爱玲」这个名子好使她倒胃。　　真叫人扫兴。当然不止是扫兴，彷佛还被侮辱了。瞧着六姐只顾问长问短，只当作每一堆话间歇时的过门儿一样，闲闲的扫一眼手里的杂志，重又不知有多好问的絮叨下去。然而她的眼睛亮了亮。那双只在看电影才需戴镜子的近视眼，似乎从不曾那样的晶莹过。她忙着垂下头去，从那一刻起，恰与先前的情形反过来，轮到我问这问那，而她再也没有功夫理会我了。　　一直二十多年来，我都记得好清楚，「娄太太和亲家太太和媳妇并坐在沙发上，平静地伸出两腿，看着自己的雪青袜子，卷到膝盖底下。」六姐用指尖划着那二行，叫我看，不住的嚷着，「怎么这么绝！怎么这么绝！......」一面不住的我，好像那是我写的，惹她那样啼笑皆非的抱怨起我来。而我也竟莫名其妙的感到一些满足和不好意思，像真的就是我写的甚么，受到她那样激赏，欢喜得有些无地自容。　　打那以后，我们姐弟俩成了一对彻底的「张fan」。整一个夏季，不断的到处去搜集张爱玲的作品。想起在那棵老槐树荫底下，跟一个一个同学去推销张爱玲，不用说没有谁欣赏、就连一个能够看得下去的都没有，叫人丧气至极。对于爱憎那么强烈的六姐，简直更是不可想象的一种荒诞。「会有那种人！不如瞎了算了。」　　秋后，负笈皖东地区的小后方。黄山余脉的北麓，一片广大的自由天地，军队是正规军，学校是正规学校，而且不止一所；不过还是让我大胆的凭着「相当程度」，（那时不叫做「同等学力」）考试，跳级跳到七联中的高中部，开心要命。但是低年级生不敢出风头，一双白球鞋打在包袱里不敢穿，因为有人曾被认为穿了那样的鞋子使得女生老要看他，而竟接受过高年级学生的警告，生活依然很苦，整个一学期，一日三餐的副食完全是盐水煮黄豆，吃过一次炒韭菜简直是打了一次好阔的牙祭，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不忘那种在今天的现实里再也品尝不出了的鲜美。不过惟一比游击区令人满意的，三餐倒有两餐是干饭了。　　生活苦和不得出风头的平庸，却因拥有了张爱玲的世界而活得很有情趣。那时除了共区，全国邮信畅行无阻，在南京的六姐，只要有张爱玲的新作品发表，不论小说还是散文，总是剪下寄来。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六姐写信来说，日本东京举行「亚洲文学者大会」，菲律宾、印度、暹逻、安南、缅甸、上海和北平，都参加了大批的作家，但是上海的作家只有张爱玲拒绝出席。这件事使我在作品之外，认识了张爱玲的人格，在全国那样子气候的时期里，民族至上的意识几乎成了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不用说，大义凛然的张爱玲造像，高高的矗立起来，我是那样的仰视着她，用文学和爱国主义两种惹眼的彩石为她砌起一座大碑。　　然而如今想来，恐也未必罢，在她所有的作品里，即使对共产党作那样严正而尖锐批评的「秧歌」和「赤地之恋」里，也并寻找不出一般的习惯概念所期待的那种所谓的爱国情操。当然，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小说，谁也没有她的作品那样纯纯粹粹的中国。用民族气节之类来丈量她的境界，显然是以小乘去界缩她的大乘。那种不着痕迹的表现着她的民族爱心，实在使她已经凌驾于绝对了。　　文学艺术的欣赏和创作，固然要赖一个人的禀赋。不过毕竟学养的程度总还是有些触媒作用罢。在这个时期，以张爱玲的作品，我是交结了一些朋友──不是那种泛泛的中学生式的友谊；能够相共「金锁记」「倾城之恋」那样深刻的世界，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投契，自然是不消说的。想起在那棵老槐树荫底下得不到分享这样的世界的那种况味，我是发现教育程度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关系的。　　然而两年之后，我又不得不推翻这浅薄的发现，而产生了新的认知：抗战胜利了，复员的复员，在北方被共党驱赶再度流亡的流亡，在京沪一带，我们的家族居然那样鼎盛一时的大团圆了一阵子。而张爱玲便成了我们整个家族所爱的一个密友，即使尚在小学读书的侄辈甥辈们，也都把张爱玲在战后再版的「传奇」和「流言」两本专集争来夺去。那两本书已成为孩子们磨牙吵嘴的巴尔干半岛。也许主要的是没有谁会看过一遍就可以放下，才以至于显得这两本书的读者是那样的拥挤。　　这会跟教育程度有关系么？我也不能置信我的家族在文学艺术这一方面，如此之有可夸的慧根。不过是同一个血缘的同一个爱好罢了。然而这么个根底上的问题，并不是轻易便可打发过去的。存疑吗？我只不过还是个很无知的大孩子，需要去寻求的、去懂得的，都还太多。但总是放心不下。也就在这个时侯，努力理解的一种欲望，终至使我发现生命中奥秘的「感性」，特别是对于艺术的爱好者和创作者，何等珍贵的「感性」。这个发现，对我跃跃欲试的创作欲，实在是给了我伟大的自信和鼓励，我开始战栗如一个初临战场的新兵，拿起了我的笔。　　「传奇」的封面，棕红的调子，工笔国画但又有西洋透视的画法，老派的中国室内陈设，五千年的古藏都凝聚在这个室内，而无表情的重压下来，不留空白；彷佛装作重压下来的，不是它们的本意。就在这么一幅无题的画里，极其唐突的从窗外探进一个不成比例的女头，说是幽灵但无幽灵的阴森。白脸，没有五官，印刷术上所谓的「挖空」。她探进头来看甚么？听甚么？嗅一点什么？或者发表一点甚么意见？但都是不可说得，去感觉罢；不如说，那张空白的鹅蛋脸，非常的禅。　　记不得是否她那位锡兰籍的腻友炎樱为她设计的。　　「流言」的封面就另是一种调子了，全部纯中国黄的底子，一个女人，分明是现代的女人，却穿着清末民初中产阶级的服式，过膝的半袄子压着五指宽云头滚边，滚边外另有一道伴随着可配成「文武线」的窄滚边。也是一张空无一物但并非「挖空」的脸子，微俯着，有沉吟状。黄底子由于太给人实感，蓝版套印的女人压不住杏黄而成为翠鸟绿，就使人觉得这女人极力在靠紧黄色的后墙，说不肯定是怕甚么溅到身上来，还是实逼处此，再退就没有后路了的光景。「流言」的本子很大，廿四开罢，里面不时的插上与文字无关的作者的即兴画，捕捉不知哪儿来的那些人物的瞬间的神情，笔触虽不至如「摩西祖母」的那么未凿的元真，但未经过正式绘画训练是可断言的。然而异常可爱处，就在那种不要刻意如何的信笔。当我们听不下去某位老师的讲课时，我们也会在教科书的楣空上随笔一下。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她懂得画，从她这些部兴的画里；而并非因为在这个集子里有两篇作品谈论了高更、赛尚、梵谷、林风眠、马蒂斯和毕加索，以及欧洲文艺复兴的宗教画、超现实派、「岁朝清供」、日本的「青楼十二时」和现代画夸张扭曲的线条。　　谈到画，我不得不说，张爱玲给了我小说的启蒙，而也在我学画之前，给了我许多跃越的观念，那么早就认识了毕加索，那是在民国三十四年的时候。而在那时她也帮助我许多对于现代诗的欣赏。她也谈过路易斯的诗，虽然她把路易斯看做「幼稚恶劣的做作」的人，但因「傍晚的家」这首诗，「觉得不但『散步的鱼』可原谅，就连这人一切幼稚恶劣的做作也应当被容忍了。」并且推崇他「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样的洁净、凄清，用色吝惜，有如墨竹。眼界小，然而没有时间性、地方性，所以是世界的、永久的。」她也推崇了倪弘毅的诗。张爱玲确是给了我大多的新锐，使我获致不易得到的信赖，而开始弃张资平、章衣萍、叶灵凤、茅盾、巴金他们如敝屣。至于后期的提升着我，又岂止景启蒙而已。　　属于张爱玲的一些趣味的轶事，也在我们一度大团圆的家族中被神话一样的传说着，和二叔家合在一起，雁行排到七弟、十一妹，加上繁衍的第二代，够编成一个加强排。把这么些张fan派出去做搜索兵，所有张爱玲的轶事敢情是漏不掉一桩的。当然，避免不了间或会有一些失实和可怀疑的琐闻，譬如传说她是张之洞的孙女，传说她就是电影的喜剧作家桑弧。关于后者，如果我的记忆不错，当时的上乘喜剧「太太万岁」和刘琼、陈燕燕主演的「不了情」，该都是明明的署名张爱玲编剧。那末，她就没有必要同时又用另一个名字。　　这时京沪一带流行着「西装裤子小绵袄」的女装，传说创始人便是张爱玲，似乎可信，她是很有那种情趣和风范的。比较可靠的倒是她经常穿着「流言」封面的那种半古装，旁若无人的逛街，上小菜场。我所以觉得它比较可靠，是因为看过她穿那种衣着的全身照片，在一本甚么刊物上──甚至就是在她的「流言」里。但因制版很坏，网线粗糙模糊，留下的印象是她生得很黑（证诸后来于梨华所谈的，适巧相反），不过她是无法使我产生女性感的那种纤细而且容长脸型的女人，是可确定的。这时我读过胡兰成先生一篇大的两三万字的「论张爱玲」，只觉得这人的才情令人生妒，多少年后方知他是汪精卫幕下那一撮清客中的第一号才子，且和张爱玲的关系至为密切。又多少年后我读过他从日本寄给此间某人的一封长得离谱的亲笔函。这人想必是才气得一无节制，一下笔就收不住。他的字有郑板桥的那么樨散，文句的组织古怪到令人无法接受的地步。信中仍念念不忘于推崇张爱玲为「民国第一才女」。　　三十七八年，各大专院校的职业学生那种把一个月的公费伙食大鱼大肉在三天内吃掉的「吃光运动」、喊着「反饥饿、反独裁」的口号，整天搞游行示威，使得哪个学校都被闹得底子朝天了。备尝过抗战期间流亡学校苦日子的人，最能一眼就看出那种令人忧伤的作恶。而向着路人痛哭流泪诉说公费被克扣去充做内战军费，以致使他们长期饥饿的种种悲惨，人真不能相信会把虚伪表演得那么真切。然而那已是不可抵挡的一股邪祟的逆流，无人能够遏止。当了兵在台湾屏东阿猴寮训练的大哥的儿子，写给我的信上抄了一句军歌「为甚么当兵的只有庄稼汉」，用这个质问我，真是使我感动欲泪。虽然明知他是用这个来掩饰逃学逃家的他那点儿羞耻。　　张爱玲所有的作品中，到那时为止，从未有人世的飞扬的一面，她是追寻人世安稳的一面。然而我却飞扬了；不可置信的，穿上军装，背起背包，做起上等兵。最艰苦的捱饿的日子都已受过，除了战死，已经没有甚么可以使我中止受苦的好运。决心是这样的。入营前夜，哭着写着日记，隔壁卧室里是年逾花甲的两老，窗外隔着丛竹的天井对面，尚有一笔的「不了情」，更还有那个年龄所贪恋的学问、学位，要割舍的实在太多，烟头把木棉枕烧掉半个，一屋子的烟而不自知。确实的够痛苦，也够浪漫的一番滋味。用慧剑斩掉许多许多，但最后的一个小小据点──几乎连对自己都在瞒着，仅仅的带了一本书，「传奇」，不能够再失守，而且，当作守护神的塞在背包里，到东到西，从遍地战火中走过来。　　当然不会有谁笑我，如果我说出来，便会认为我是舍不得这是用我半工半读所得月薪三分之一强的去买来的这本书。　　不知甚么缘故，靠近的事反而有些模糊，只记得似乎是四十一二年，「今日世界」前身的「今日美国」，突然连载起张爱玲的「秧歌」。「秧歌」而配上张英超的插绘，两者都是令人叫绝的。我所说「突然」，是因为读香港的报纸不曾断过，从无张爱玲的半点消息，「今日美国」对作者也未作若何介绍。同时，想起战后上海曾另有一位张爱玲，据说学张爱玲的小说学得很像，可惜我不曾看过这个没有出息的人写的是甚么样的膺品；难道这是另一位张爱玲么？这真假李逵让我来分辨，是没有甚么可资根据的。我只有如是想：设若「秧歌」确是其张爱玲所写，那末显然她已在这部作品中表现了她惊人的超越，从繁华向升华跃进，她是把她华丽冷艳的「传奇」时代，断然的入祀了她个人艺术生命的宗庙，而那么自信和成功的进入了最难的平凡和自然。　　似乎不多久，增订本的「传奇」，改了书名，「张爱玲短篇小说集」在香港出版了。由是我才敢大致肯定「秧歌」的确是她的新作了。　　对于张爱玲之能逃出铁幕，我是想也不曾想过，盼望也不曾盼望过、实在的，那太非分了。然而继续的思索这件事，倒使我发现，如果我认为这是梦想不到的事，那可不很妥当，至少那显得我连张爱玲世界的边儿还不曾沾到。　　她曾容忍过异族的统治。却无法接受原是自己同胞的共党的暴政，而不惜离开自己的国土，并且一部「秧歌」不够，复以「赤地之恋」连连的两部作品批判了邪恶的共党。她的生命的根底的超然，使她成为二十多年来惟一的一位从铁幕里逃脱出来的中国小说作家，且是民国以来最为杰出的一位大家，我是实实在在的感动得要哭。　　没有一部反共作品能如「秧歌」和「赤地之恋」那样的成功；而且不仅比不上，实际相去太远。这两部书的成功，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与其它的反共作品最显著的界别，乃是她的反共，远远的超越了单纯的政冶态度、仇恨态度，她挖进了共产党徒的心髓，不惟爱着那些受苦的善良的农民，更给予那些一样被迫害的共党干部们的悲剧命运以崇高的怜悯。惟其如此，她才使这两部书的读者从理智的或情感的反共跨进了智慧的反共──严格的说来，「反共」毋宁是局限了她的境界；她向我们展现了、使我们领受了、并且产生了一种胸襟──即使那些被驱迫的鹰犬、愚昧的罪人，一样的需要我们的救赎。因此，不如说这才是拯救大陆同胞的根本之道。这使我们想到基督的人格，他为那些把他钉上十字架的犹太人和罗马兵丁大声呼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在做甚么。　　「除元凶首恶外，一概不究。」「不是敌人，便是同志。」这些原则，也正是出于这种大爱心的胸襟。然而怎样去策定实践的方法和获致力量？我们实在需要像张爱玲那样深入到共党心髓里去了解它、怜悯它，把我们的意识形态凌驾起来，提升到智慧的境界里。　　「秧歌」和「赤地之恋」的另一突出而杰出之点，也正是表现技巧上最难驾御之处，乃是张爱玲这两部书，虽然取材于人世飞扬的一面，却表现而为人世安稳的一面。如此，遂使我们能从这里立即和她的世界拍合，这也就是足使我们完全接受她的，她所独有的那种神奇魔力──张爱玲的魔力。而也正因为这样，这两部作品所呈现的是「菩萨低眉」的面貌，而非一般不成熟的反共作品的那种「金刚怒目」。柔之克刚，最具中国人的生存精神和生存哲学。但又何尝不是宇宙生生不息的「道」。　　就我所知道的张爱玲，我不能想象以她那样一无事务能力的弱质女子如何冲得出重重铁幕；但是我坚信她的超然足可使她成为强者；她的欲为中国人站到世界上代言的使命感，足可使她不计生死的勇行成为一种断然，一种必然。她之欲为中国人向世界代言、可以求证于她原是以英文写她的「秧歌」，然后始以中文重写现在我们读到的这个本子。　　在她旅居香港的一段日子里，似乎有几部香港制作的影片，在广告上署名为张爱玲编剧。鉴于战后那几部令人叫绝的影片，以及如我这样的着魔的张fan，实在应该抢着去欣赏一番的。可是从制片、而导演、而演员，都是那样庸俗得叫人不能忍受的港片，那种从战后中国电影黄金时代往回退化到默片时代还不如的幼稚、低劣，而且纯粹的商品化作风，真的，我是毫无信心，并且害怕把张爱玲的编剧糟踢成不知甚么样子，我是绝不敢去看那种庸才残杀天才的罪行的。　　读完了「秧歌」，我已不能克制自己不写信给她。用一封简短的信，为她的两部新作品和她的重获自由，我浓缩了千言万语的慕情和祝贺，寄去「今日美国」转交给她。因为一直不曾得回音，也不曾存过那样的希望，我不能确定她是否收到。其时她已远赴美国。这要到我第一部小说集「铁浆」托请聂华苓带去美国给她：从她的来信上，才知道她还居然一直留存着一个很深的印象，并且时与别人提起：在台湾，有一个小兵，从军时的背包里只装着仅仅的一本书，她的「传奇」。后来在她赠我的「张爱玲短篇小说集」的扉页上，依然不忘掉题着：「……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沈从文『最好的故事』的小兵......」。　　那是一颗高不可及的大星，我不曾有过非分之想，会有一天，她的辐射的光耀里，有一道光芒，她竟是有意的照射了我。　　记得那年◎弦回国，他曾跟我说，在爱奥华世界作家工作室，有一位日本作家，许多爱兴华大学的日本留学生，如同侍奉亲长一样的侍奉这位作家，甚至为他洗衣、洒扫、料理饮食。◎弦曾为这事感慨系之，为了这种尊崇先进的美德，在我们礼仪之邦的中国已经不复存在。诚然，至少在我们的现实里，确已寻找不出类似的事例。然而细加思量，在文学家的伦理来说，固然我不认为──起码小说家是如此──有谁可以做谁的师长；小说家之间，没有长幼、老少，师生种种这些关系：这些关系在小说家之间不能发生甚么意义。但是凭着作品而受敬仰，则足可构成文学家唯一的伦理。那末，实在的说，在现实里，有谁能以他的作品值得我出于肺腑的甘愿如侍奉亲长一样的去侍奉他呢？从◎弦的感慨，我知道我们有相同的情境。侍奉一个我所敬服的作家，我是要的，并且不如说是一种渴望。而我知道，只有张爱玲；不独是我，且有更多的小说家朋友，会是心悦意识的尊崇她，倾慕她。为她的作品，对她，那是十分值得献出的一种侍奉。　　而这种情境，特别是当于梨华跟我们谈起张爱玲生活在纽的时的情况之后，我之渴望能够侍奉这样的一位亲长，越发的强烈起来。　　从于梨华的口里听到的是，张爱玲早在初去美国，便已与一位画家Reyher结婚。这位画家老衰多病，经济情况不佳，想来也是苏东坡所自嘲的「一肚子的不合时宜」。然而以张爱玲那样的境界来说，我总觉得那一定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她不会是仅仅为着「生计」而委屈自己一丝一毫的性情的。事实上，画家的景况已不足以供养妻室。画家有个矫情的女儿，时不时把老爸爸藏起来。张爱玲根本就是自己养活自己，只是没有学位的人要在美国吃一碗知识分子的饭，实在很难。所以她在大学只是一个职员，而非教授。直到三年前受聘加州大学陈世骧先生主持的中国语文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工作，才算是把生活稳定下来。　　在纽约的时候，于梨华去看她，她景景况至为恶劣。公寓的一所斗室，她就是那么孤独的临窗俯瞰着她和那个大城互不相属的一片渺茫。我想，孤独对她不会是一种痛苦；上界与红尘，一个谪仙的孤独，那正是她的世界。然而那时她的健康极坏，煎一个蛋便打发了一餐，经济情况也非常窘困。那真是需要一个人为她照料生活之时，所以已不仅仅是孤独了。不过在于梨华去探望她的那个时候，她已接受了加里福尼亚大学的聘请，那是仅有的令人宽心的一点。　　那以后，便是适巧和她同在那个中心工作的叶珊的夫人少聪，给了我们一些关于她的近况报导。她们的工作室在一起，不过振爱玲在里间，上班时经过少聪那里从不与任何人招呼。进到里间之后便一个人埋头工作，甚么动静也没有。少聪从不敢去接近她，跟她招呼。一副太阳镜，皮肤白得透明。有时一个人在校园里走走，能为一个工人修理电线，专注的仰视一个半天。似乎她来台湾住在花莲的时候，也是那样，常在街头上为一桩不打眼儿的事物，凝注着把四周的甚么都忘掉。她就是那样的一个极易专注而完全活在自我世界里的人。　　不多久以前，水晶曾在时报海外专栏写他造访张爱玲不得一见的事。我想，和水晶同样被拒在门外的访客一定还多得是，去年回国的秋凤就是其一。她是专程跑去伯克莱看望张爱玲的，并且拜托了少聪，「就说我是朱西宁的学生......」，当然，就算我够得上那么大的面子，却可惜张爱玲之不欲被打扰，以及她自己所说的「不惯与人相处」，想也不曾想到还会有甚么理由，充分到使她看得那么严重而必须不再是张爱玲的地步。　　我所能记下的张爱玲，也就是这些了。最近这大半年来，几乎只字未写，一直在和几位朋友编选「中国现代文学大系」。在所选揖的九十八位小说家、一百二十多万言小说作品中，我们选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五四遗事」，并且把她排为第一位。我想，这样做，必会获致中国现代小说家们的赞同。说她是中国现代小说家的第一人，她是当得起的。而我何幸，得与这位大家「一朝风月」二十八年。然而所谓口缘分者，不过如此。从作品和书信中去结识一个作家，可能会更较真切。然而不曾涉及实生活的相处，总归是一项欠缺罢。关于这方面，曾在张爱玲旅台期间接待过她的王桢和，曾在纽约公寓亲访过她的于梨华，以及与她同在一起工作如是之久的叶珊夫人，必定都会比我真切而生动的为这位杰出的中国现代小说家，描绘出更为我们所需要的写真，留下更珍贵的流传的。　　六○、五、卅　　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附注〕：本文刊出后，张爱玲先生来信，对文中多处不实，有所解释和更正，　　特将此信附录于后，给读者朋友参考。　　西宁：　　那次你的学生来，我没见着，那天不大舒服，因为住得近，还是到Office去了一趟，听见叶珊太太说，我心里想「西宁的学生遍天下，都见起来还行？」但是当然应当写信去解释，又老是接连的感冒发得很厉害，好的时候就忙、赶，所以信也没写成。水晶寄来「一朝风月二十八年」，那时候游击队与学校的关系，我完全不知道，很复杂。提到我的地方，我一方面感激，有些地方需要解释。向来读到无论什摩关于我的话，尽管诧笑，也随它去，不过因为是你写的，不得不噜苏点向你说明。我跟于梨华匆匆几面，任何话题她都像蜻蜓点水一样，一语带过，也许容易误解。上次在纽约是住旅馆，公寓式的房间，有灶，便于整天烧咖啡。从来没吃过一只煎蛋当饭。如果吃，也只能吃一只（现在已经不许吃）；但是不会不吃素菜甜点心。我最不会撑场面，不过另有一套疙瘩。虽然没有钱，因为怕瘦，吃上不肯马虎。倒是来加州后，尤其是去年十一月起，接连病了大半年，更瘦成一副骨骼。FERDINAND REYHER不是画家，是文人，也有人认为他好，譬如美国出版「秧歌」的那家公司，给我预支一千元版税，同一时期给他一部未完的小说预支三千。我不看他写的东西。他总是说：“I'M IN GOOD COMPANY”，因为JOYCE等我也不看。他是粗线条的人，爱交朋友，不像我，但是我们很接近，一句话还没说完，已经觉得多余。以后有空找到照片会寄张给你。他离过婚，只有个女儿，女婿是个海军史学家，在SMITHONIAN INSTITUTE做事。那年我到香港，他到华盛顿去看她，患脑充血入院，她照应了他几个月。我回来以后一直在一起，除了那次到纽约，那时候他们俩也在两个城市，隔着几百里，她怎么会把他「藏来藏去」？──我月底离加大，秋天搬到旧金山，以后会保持联系。匆匆祝　　近好；慕沙也好。着见◎弦请代谢他寄「幼狮文艺」给我。　　爱玲　　六月十二日
原载：朱西宁《微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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