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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农民种地”写四个同样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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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问题：什么“农民”什么“问题”？
作者： 文章来源： 点击数： 更新时间：
思想境界　秦晖
&&&&一本世纪中国的两次剧变：1949年的革命和七八十年代之交开始
的改革，都是从农村发起的。乡土中国发生的事屡屡让众多中外饱学
之士始料不及：1949年前，包括“苏联同志”在内的许多人都怀疑中
共的“农民革命”能否成功；集体化时，许多人又断言俄国农民有米
尔（公社）传统，集体化尚且遇到强烈反抗，中国农民几千年“小私
有”，岂能轻易认可“一大二公”？然而，1949年“农民解放了无产
阶级”的一幕震惊了世界，数年后的集体化虽非农民所愿，但“一小
二私”的中国农民毕竟比公社传统悠长的俄国农民更顺从地接受了
“归大堆”的命运。而当终于习惯了集体农庄的俄国农民成为反对私
有化改革的“保守土壤”时，中国农民却以“18个血手印”式的决心
冒死冲垮了人民公社，并以家庭农业、“乡镇企业”及“民工潮”连
续创造了惊世之变，每次都是农民自发冲击在先，而后上面才予以认
可。如果说家庭农业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视为“传统”小农的延续，
那“从无到有”、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占有“半壁江山”的乡镇
企业，就更是任何“精英”都未能预料于前。亦难解释于后的现象。
而当一些事后诸葛亮宣称从中了“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后都市
文明”、“新集体主义”时，农民们又以拥抱都市的民工潮与急速私
有化的“乡企转制”嘲弄了这些“”……
&&&&显然，中国变革之谜不能从中西诸家“圣贤书”（从我们古代的
儒家经典直到当代前沿的西方“后学”）中求解，只能从对中国社会
深层的再认识去把握。这个“社会深层”在古代无疑是指传统乡村，
而在现代也仍然以中国80％人口所居、另外20％人口祖籍所系的乡村
社会为核心。于是便有了“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一悠久的
&&&&于是很久以来，人们对“农民问题”不可谓不重视。面对“农民”
这样一个庞大而又神秘的“客体”，人们不是自以为比它高明，而以
“改造农民”为已任，就是自以为比它渺小，而以“向农民学习”为
志。大至“救星”毛泽东，他昨天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今天又号召城里人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小至我们这些前“知
青”，在今天的回忆文学中总不离两个调子：或是诉苦怨旧型的，把
农村说得很不堪；或是抒情怀旧型的，仿佛人间真情全在乡村，而市
井只有人欲横流。
&&&&城里人还有这么一种思维习惯：假如他们在不那么偏僻与闭塞的
乡村中了某种被认为不同于“城里”的东西，就会想当然地以为
这是发掘出来的“传统”，并认定在更偏僻更封闭的“原生形态”乡
村中这种“传统”会更浓厚。《被告山杠爷》这部颇为思想界重视的
电影就反映了这种城里人的农村观：它把“杠爷”设计在深“山”之
中，似乎越是深山更深处，越能产生那种不知“王法”、惟知宗法伦
理秩序的道德权威与长老自治。
&&&&然而究其实，无论传统时代还是今天，农村中宗法伦理自治都是
集中存在于平原的、东南沿海的、较发达的、商品经济较活跃的、开
放并受“西化”影响较大的乃至城郊型的地区，而不是深山里、内地、
贫困、封闭并属于古老中国文明发祥地的、自然经济的乃至远离城镇
的地区。以宗族公产而论，旧中国农村宗族公产最多的是粤闽浙等沿
海地带，长江流域次之，黄河流域最少。广东各县旧时族田多占田地
总量的30％～40％，其中广州府属各县更达50％～80％，浙江各县常
在1/3&左右。而两湖的长沙、汉阳等府辖县只有15％，边远各县更少。
至于北方各地就更不用提了：陕西关中各县均不到1&％，河北定县更
只有万分之几，殆近于无。我国许多贫困不发达农村的社会特征并不
是什么“杠爷”自治，许多最“传统”的古文明地带恰恰是少宗族乃
至近乎无宗族地区。而专制朝廷及其下延组织控制着一盘散沙般缺少
自发社会组织的“编户齐民”，才是“传统社会”的典型景观。陶渊
明设想过某位有德之“杠爷”“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形成“不知
有汉，无论魏晋”的道德自治体。但老百姓的民谣却是：“天高皇帝
远，民少相公多”。到底是这类民谣，还是士大夫的《桃花源记》更
代表真实的“本土文化资源”？
&&&&山村百姓“颇知王法”，法制（指中国传统法家的法制，而非公
民社会之法治）森然，反而是城郊与开放地带家规族法乡约祖训较有
生命力。清末广东“资产阶级”立宪派曾发动“家族自治”而引起顽
固派官僚的斥责。无独有偶，最近浙江爆出新闻：许多地方民主选举
的村民委员会被官方取缔，其理由并非指选举为“自由化”，而是指
责民选之制助长了“宗族势力”。倒是取代民选村委的官派“村管会”，
在一些地方却是由一位私企大老板（所谓“首富”）领头的！
&&&&这些事例显然既不能支持那种简单地指斥宗族为“封建传统”之
说，也不能支持那种把宗族捧为“民族传统”、“本土文化”之说。
也许我们真正难以摆脱的“传统”并非家庭主义，而是那种“天大地
大不如皇恩大，爹亲娘亲不如陛下亲”的大共同体一元化――“大一
统”主义。而宗族之类小共同体的自治倾向反倒是国人个性发展与个
人权利形成过程中的现象，甚至是与“西化”有关的现象呢？！无论
如何，当年高唱“爹亲娘亲不如领袖亲”的那些城里人并不比孝敬爹
娘的农民更像“市民”（citizen&，即近代都市文明中的公民），至
于他们与乡下人谁更“传统”，那就难说了。
&&&&二在《农民学丛书?总序》中我曾说：“我们常以世界耕地的7%，
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1%&为自豪，却很少提及它的另一面：以世界上40%
的农民仅仅‘养活’世界上7%‘农民’。”这句话后来被许多人广为
转引。其实当时我就在正文中讲到“这个数据因中外‘农民’定义的
不同而并不准确”。如果仅就“种田人”而言，我国的种田人大概不
会占到世界种田人的40%&，但我国在户口上被规定为“农民”身份的
人在联合国统计口径下的乡村人口中的确占有如此大的比例。而如果
把“农民”看作与“市民”相对的一种社会类型，则中国在1956年以
前“市民”的数量就比“城里人”要少得多，而在这以后作为一种社
会类型的市民已被消灭。我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元老陈翰笙先生在20
年代末就说过：“吾人所谓之都市，其性质不似city.&”其实在当时
中国的都市中虽然很少，但毕竟还是有点city成分的。到1956年以后，
陈老的这句话才在绝对意义上成立了。没有city也就不会有citizen&，
而在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市民被消灭后，我国又在“文革”中发动了
对作为一种观念的“市民权利”（当时误译为“资产阶级法权”）的
批判。于是吾人所谓之都市不仅其性质不似city，而且变得比乡村更
加排斥city.&因此，就中国没有citizen&这个意义而言，实际上我们
都是农民（即peasantry&，以农业文明时代人的依附性为本质的共同
体成员），尽管我们并不都是种田人（即farmer，作为一种自由公民
的职业，它完全可以存在于市民社会）。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严格地讲
并没有peasantry&与citizen&的区别，而只有peasantry&社会中的不
同等级身份阶梯之别。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着有权的农民与无权的农民、
城居的农民与乡居的农民、种田的农民与务工的农民、有文化的农民
与无文化的农民、有完善的共同体保障并受严格的共同体束缚的农民
与没有多少保障而束缚也不太严格的农民。正如在现代发达国家的市
民社会中有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市民（公民），也有从事农业的市民
（公民）（a&citizen&as&a&farmer&）、有住在城里的公民也有住在
乡间的公民一样。
&&&&只是在改革时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萌芽与发展，我国才又出现了
citizen&的成分。然而有趣的是它不是首先出现在城里，而是首先出
现在乡间。5&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讲过，就社会发展史本来意义上
的city而言，大陆中国严格地讲只有一座“城市”，它就是浙南的龙
港。这个由前“乡下人”的民间行为创生的新城，是中国惟一由既摆
脱了共同体的束缚、又失去了共同体的庇护、具有独立人格并自己对
自己负责的人们建立的“市民社会”，就象当年西欧那些脱离了采邑、
村社的羁绊而取得“两种意义上的自由”（即摆脱束缚的自由和失去保
护的自由）的人们建立的city一样。“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而城
市的空气也带来了机遇与风险、带来市民的权利与责任，带来了由身
份到契约、由统治―服从关系到交换关系、由习俗―指令经济到市场
经济、由臣民到公民的社会转型。虽然龙港由于其所处的大背景与深
层土壤，还不可能100%地成为这种意义上的城市，但毕竟它的这种
“空气”是在体制的束缚与保护下的北京、上海乃至由“特许的自由”
造成的深圳都无法比拟的。由此看来，说龙港是中国惟一的“城市”、
而包括北京在内的通都大邑都不过是由“城居农民”组成的“特大村
庄”，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滑稽的是：拥有18万人口的龙港不仅在建制上一直不被承认
为“市”，而且包括龙港人自己在内，社会上都把它称之为“农民城”。
而那些“特大村庄”中的人们倒是自认为、也被公认为是“市民”！
这无疑是对几十年来人们所关注的“农民问题”的一种讽刺：几十年
来从“大村庄”中不断发动“改造农民”的运动，近年来人们，
这种改造“过急”、“过快”了，“超越阶段”了。然而问题仅仅在
于“过急过快”吗？过去的那种“改造”，究竟是谁改造了谁呢？
&&&&无怪乎在中国“农民问题”的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尴尬：人们越
是“重农”，农民越是倒霉。
&&&&主导秦王朝国策的法家统治者焚书坑儒而唯“耕战”是务，把
“上农除末”的调子唱得最高，但把农民逼得走投无路群起造反、以
致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的也是秦。
&&&&靠农民起义上台的朱元璋张口“朕本农民”，闭口“享我农师”，
不仅“立法多右贫抑富”，还下令“农夫衣绸、纱、绢、布，商贾止
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农夫戴斗笠、
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亲农业者不许。”然而蒙他如此推重的农民
们却发出了“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呼声，并使洪武
一朝成为历代王朝创建第一代农民起义最频繁的一朝。
&&&&五六十年代我国颂扬农民的调子越唱越高，从“同盟者”到“主
力军”，从“民主革命的动力”到“蕴藏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从“亚洲的农民比欧洲的工人更先进”到“贫下中农上管改”。然而
在这同时对农民的政策越来越咄咄逼人，农民的手脚越捆越死，农民
的日子越过越穷。倒是改革以后，“主力军”的调子不唱了，“上管
改”的荣耀没有了，农民的处境反而大大改善。当我们大吹“贫下中
农觉悟高”的时候，农民们暮气沉沉，“出工像条虫，收工像条龙，
下田一窝蜂，干活磨洋工”。而当“农民革命颂”曲终人散、“农民
平均主义”大受斥责之时，农民却作为改革的先锋而突然成为中国最
有活力的阶层，并与国企职工在改革中的被动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这一切显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农民观，而不仅仅是在褒扬农民
或贬低农民、“改造农民”快些还是慢些上兜圈子。当我们谈论“农
民问题”时首先要明白：我们讲的是什么“农民”、什么“问题”？
&&&&传统社会是个农民社会，而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的改造。然而何
谓“传统”，何谓“现代化”，人们的理解可能截然相反。按过去的
意识形态定义，传统农民是“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而“现代化”
意味着工厂式的“社会化大生产”。于是以一大二公来消灭“小生产”
便可视为“现代化”过程，而闹“单干”便是“反现代化”的“传统
复辟”了。但按当今影响很大的诺贝尔奖得主J.&&希克斯的定义，现
代经济就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传统经济则是“习俗-&指令经济”，
其中存在着“典型官僚政治中”“由上层指导的专门化”分工。据此，
则以“指令经济”的公社取代自由的农民农场就是一种“反现代化”
过程，而不是什么现代化“太急太快”或者“代价”太大的问题了。
&&&&在国际农民学中曾出现延续几十年的农民定义讨论。传统农民
（peasants）与现代农业者（farmers&）的区别是讨论的中心。E.R.&
沃尔夫的意见具有代表性：“农民的主要追求在于维护生计，并在一
个社会关系的狭隘等级系列中维持其社会身份。因此农民不像那些专
门为满足市场而生产、并在广泛的社会网络中置身于竞争之中的耕作
者。”农民必须“固守传统的安排”，“相反，农业者（farmers&）
则充分地进入市场，使自己的土地与劳动从属于开放的竞争，利用一
切可能的选择使报酬极大化，并倾向于在更小风险的基础上进行可获
更大利润的生产。”
&&&&在总结农民定义讨论的基础上，新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
定义传统农民（peasantry&）的：它指出“诸如自给自足或小规模生
产等特征”都不是这一定义的根本，传统农民的本质特征在于它“要
受外部权势的支配”，这种“使其整合于更大社会的方式”才是传统
农民与“其他农业生产者”的根本区别：“在农民社会，生产品及劳
务不是由生产者直接交换，而是被提供给一些中心来重新分配。剩余
的东西要转移到统治者和其他非农业者手里。这种分配权力往往集中
于一个城市中心，尽管并非如此。”
&&&&显然，这里有两种完全相反的“传统－现代化”划分：按一种看
法，用斯大林式的集体农庄消灭“小生产”就是完成了“农民的改造”
（快慢与代价另当别论）；而按另一种看法，这种强化“外部权势的
支配”和设立“城市权力中心”来分配农村产品与劳务的做法所“改
造”掉了的正是现代农业者，而它所强化的不正是传统“农民社会”
吗？相反，改革后家庭农场经济的兴起按第一种看法就是“乡土中国
的重建”，而按第二种看法，这种不再受“外部权势的支配”的经济
不正意味着“传统农民的终结”吗？
&&&&马克思早就讲过：“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表现为
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而现代化则意味着“个人向完成
的个人之发展”。如今人们已经公认，现代化无论姓社姓资，都意味
着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完善的民主政治，而这两者的共同基础就是个人
不再“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而取得独立人格、自由个性与公民权
利，从而成为“完成的个人”。
&&&&无论中、西，传统农业社会都以个人依附于身份性共同体为特征，
而现代公民社会则要消灭这种依附性并代之以“人的独立性”。区别
在于西方中世纪是小共同体本位的社会，人的个性受到采邑、村社、
教区、行会等“整体”的压抑，因此许多西方国家在公民权利弱小时，
曾经历过一个“公民与王权的联盟”、借助大共同体的力量打破小共
同体的束缚之过程，在公民权利成长起来后才摆脱王权而建立公民国
家。而中国具有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人的个性直接受到专制国家与
皇权的压抑。历史上那么多的“农民战争”都是人们受不了专制朝廷
的压迫而“官逼民反”的，这与西方农民和领主冲突时往往向国王请
愿以求公道，形成了鲜明对比。
&&&&因此如果说西方近代化之初曾出现过“公民与王权的联盟”这一
阶段，那么中国则相反，她可能会有一个“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
以首先冲破大共同体束缚的阶段。清末立宪派的“家族自治”，我国
改革时期许多乡镇企业的“庄主经济”色彩，也许就具有这种意义。
但这并不意味着由于特殊的“文化”中国人就离不开家长制。正如西
方的公民最终要与王权决裂一样，中国人在改革与现代化进程中最终
也要摆脱家长制，消除“庄主”现象的。只是中国人必须用公民权
（而不是用复归的王权）来取消家长权，正如西欧人用公民权（而不
是用复归的领主权）来取消王权一样。
&&&&温铁军先生曾写过一篇好文章叫《粮食有问题，但不是粮食问题》，
其实同样可以说，土地有问题但不是土地问题，民工潮有问题但不是
民工问题，……中国历史上农业社会的大共同体本位传统加上改革前
大共同体一元化体制对人的个性与公民权利的压抑使现代化受阻，在
这个意义上的确可以说“中国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但“农民问
题”的实质并非种田人的问题。“农民”作为一个职业概念是与工人、
渔民、教师等并列的种田人，但“农民社会”与“市民（公民）社会”
的相对并不是职业的相对，而是身份性共同体与个人本位的相对。而
这个意义上的“市民”，在改革前的中国作为一个阶层并不存在，因
此可以说我们全都是“农民”，尽管我们并不都种田。不仅如此，由
于旧体制下的城里人比种田人更“农民”，以至于在改革时期他们反
而要向后者学习怎样做“市民”了。
&&&&但这当然不意味着在人格上城里人与乡下人有什么优劣之分。应
当说，现代化的本质并不是城里人“改造”乡下人，也不是乡下人
“改造”城里人，而是城乡公民都成为“完成的个人”。而过去的那
种“改造论”恰恰是一种压抑个性并使人依附于共同体的理论，所谓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实际上是“教育”那些有创业个性的农
业者以泯灭其个性，所谓知识分子“接受农民再教育”，也是要他们
接受消灭思想个性的再教育，其后果都是把人（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
下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变成“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当然是与
现代化背道而驰的。
&&&&如今的农村改革深化后面临一系列问题：农民流动、地权整理、
乡企转制、村政改革、减轻负担……。但正如民工潮与乱占耕地这两
件事突出地显示的：现在的许多“农村问题”根子实际上在城市，改
革到如今，“就农言农”已经很难再改下去。“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
民问题”这句话如今应该反过来说了：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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