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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nginx/nginx.conf.本文转自《中国民族报》日 09版普查小组征集到的上世纪80年代，远在新疆的东乡人用“小经”文字给亲戚写的家信，内容是索要户口本。资料图片一般认为，东乡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但甘肃省东乡族文化研究会组织的东乡族语言文字资源普查小组，经过约一年时间的田野调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东乡族文字是存在的，而且使用比例还不低。在日前举办的第二届中国东乡族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员陈元龙提出“小经”文字就是东乡族文字的观点，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那么，东乡族到底有没有文字？“小经”文字又是不是东乡族的文字呢？↑何谓“小经”文字？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陈元龙是研究“小经”文字的著名学者。他介绍，“小经”俗称“消经”、“小儿锦”，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东乡语的一种拼音文字。因穆斯林称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伊斯兰教经籍为大经，故将此种拼记文字称为“小经”。 “小经”文字产生于17世纪之前，主要用于记录民间文学、札记、通信等，是一种社会应用的文字，现今仍在流传，距今至少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东乡族的“小经”文字共有35个字母、9个附加符号和3个标点符号。
“小经”作为一种拼写文字形成之后，在经堂中曾出现过“阿文小经文字对照表”，不仅经堂学员用“小经”来注释经文或作笔记，一些阿訇也以之翻译某些经文或进行著述。在部分回族穆斯林中，它也曾被用作写书信、记日记或记事的应用文字。因有些汉语语词极难拼准，故行文中常夹杂一些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的原词，也有夹杂个别汉字。
“小经”文字发展到近代，出现了正式的出版物，如1935年在上海出版的《清真教条切实问答》，上面是汉字，下面即逐字用“小经”加以对照。1954年甘肃临夏印行的《信仰问答》，上面印有阿拉伯文，下面则是整段的“小经”译文。↑“小经”文字与东乡族的渊源“小经”文字与东乡族又有何渊源呢？甘肃省东乡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马福荣认为，东乡族与回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相互间在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交流十分频繁。东乡族曾一直被认为是回族的一部分，称为“东乡回”，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被认定为单一民族。从东乡族“小经”与回族“小经”之间存在的诸多共同点来看，东乡族“小经”文字有可能是在回族“小经”文字的影响和启发下产生的。 17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是东乡族“小经”文字发展的鼎盛时期。现存的大量用“小经”文字记载的东乡族民间叙事诗、劝善言、札记、宗教知识等，都是这个时期产生的。 但因为“小经”是一种社会应用的文字，在经堂教育中很少使用。精通阿拉伯文的东乡族阿訇，不一定精通东乡族“小经”，使用它的主要是掌握了阿拉伯文拼读法的一般群众。新中国成立后，东乡族人学会汉语、汉字者日渐增多，东乡族“小经”文字的用途逐渐缩小，现主要运用于记录、传抄、吟诵带有宗教色彩的东乡族诗歌，以及在通信和记账时使用。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有关部门和科研单位就对东乡族进行了社会历史调查和语言调查，其中包括语言文字领域。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等科研机构也曾对东乡族的语言文字有过研究，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上世纪90年代末，东乡族学者马国忠、陈元龙编纂了《东乡语汉语词典》，并以汉语拼音为基础，拟订了东乡语实用记音符号等。↑东乡族使用“小经”文字调查结果出人意料去年10月，根据《甘肃省文化资源普查和分类分级评估工作实施方案》，甘肃省民委在全省组织开展藏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语言文字普查和分级分类评估工作。甘肃省东乡族文化研究会承接了临夏回族自治州民委委托的东乡族语言文字普查和分级分类评估工作，组建了东乡族语言文字资源普查小组，并于今年年初开始深入东乡族的主要聚居区——甘肃东乡、临夏、广河、和政，以及河西走廊地区的7个东乡族乡镇，针对东乡族语言文字进行田野调查。 据悉，这是甘肃第一次对东乡族语言文字进行系统、大规模的普查，重点突出人物访谈、音响记录、“小经”文字和记音符号的使用，以及双语教学等，实地拍摄了东乡族母语诗歌、民谣、谚语等。
“截至今年7月底，普查小组共计完成40.5小时的视频资料，50.5小时的音频资料，2280张图片资料。”普查小组组长、西北民族大学教师马兆熙介绍，普查小组一项重要的工作便是对“小经”文字现状及使用情况进行调查，搞清“小经”文字在东乡族民众中的使用场合、熟练程度、学习方式等情况。
“调查之前，我们只是对‘小经’文字有所耳闻，以为懂‘小经’文字的东乡族群众非常少，调查的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马兆熙说。比如在临夏，普查小组发放了近400份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有53名调查对象懂“小经”文字。其中，16名调查对象能够熟练地使用“小经”文字，37人能一般使用“小经”文字。而在东乡族自治县，普查小组发放了300多份调查问卷，也有38名调查对象懂“小经”文字。其中，11名调查对象能够熟练地使用“小经”文字，27人能一般使用“小经”文字。 调查对象之一的马虎成，是东乡族“非遗”项目《米拉尕黑》的国家级传承人。《米拉尕黑》是东乡族著名的民间叙事诗，其最早的文字记载保存于清真寺或拱北的“小经”文碑和古籍中（被称为“拜提”）。今年50多岁的马虎成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在清真寺里工作学习的几年，让他学会了“小经”文字。马虎成从前都是在特殊的宗教场所，按照从他爷爷和父亲那里所学的内容吟诵“拜提”。被确认为《米拉尕黑》的“非遗”传承人后，他就仿照先辈留下的“拜提”本子，努力用所学的“小经”文记录演唱东乡族“拜提”，如《米拉尕黑》、《哈三侯赛尼》等。 “除了记录传统的东乡族诗歌外，现在还有一些东乡族群众用‘小经’文字来记账，因为东乡族从商的人不少。”马兆熙说。但从整体情况来看，懂“小经”文字的调查对象基本集中在30岁到60岁之间，20岁以下的年轻一代基本已经不懂“小经”文字，而且“小经”文字的使用范围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已经越来越窄。总的来说，东乡族语言文字的挖掘、保护、记录和传承迫在眉睫。《中国民族报》日 09版青春东乡(dxgqt712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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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回顾了近年来东乡族族源研究状况，对各种观点进行述评，重点分析、探讨了近年较为盛行的撒尔塔人为主说，从三方面指出此说立论不足；同时从东乡族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形成过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指出东乡族早期的形成过程和临夏部分回族是一致的，她们是同源异流群体。
东乡族，自明以来世代居住于河州东乡地区，其宗教同于回族，语言相近于蒙古，文化上自具特色。清代、民国时人们多称其为“东乡回”、“东乡回民”等。东乡族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本民族的成熟文字，同时他们的汉语程度也比较低，再加历史上东乡族属于回回民族的一部分，很多文献中并没有严格地区分今天的东乡族和回族，而有关东乡族的史料也多湮没在回族文献当中，因此族源和民族形成的研究一直是东乡族研究的一个难点。1950年代进行的大规模民族识别工作中以她们世代居住的“东乡”作为民族名称，正式确定了其单一民族地位。并由此开始了东乡族族源的深入研究，先后提出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但直到今天分歧仍在。本文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以求教于大方。&
一、研究历史　　关于东乡族的族源，民国时期就有人提出过一些看法，但真正研究的开始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先后出现了东乡族族源的蒙古人为主说［1］、吐谷浑为主说［2］、沙陀突厥为主说［3］、回回色目人为主说［4］。随后又提出了撒尔塔人为主说［5］，并成为今天的主流观点，但这一观点也并不具有绝对的说服力。此外还有人认为还存在多族融合说［6］，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包括在以上各观点当中的，因为以上几种观点都不否认东乡族是以某一群体为主体，融合其他民族成分形成的。下面对以上几种观点及其主要论据作一说明。
（一）蒙古人为主说，民国时候就有学者如马鹤天、李安宅、顾颉刚、马兹廓等人在他们的文章中提到东乡族的来源，都认为东乡族是蒙古人改信伊斯兰教后形成的［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蒙古人为主的看法一直占主流。其主要论据有三：1.东乡族语言属于蒙古语族，并且从《蒙古秘史》看来，东乡语与13世纪、14世纪的蒙古语语音非常接近。由此说明蒙古人在东乡族中占有主导地位；2.认为直到1949年东乡族还保留了许多与蒙古族相同的风俗习惯，放鹰、赛马、吸鼻烟、举办那达慕以及某些服饰等。3.在文字资料中也有一些关于元代蒙古族在东乡附近活动的记载，因此，相当数量的蒙古人留在这里也是可能的。这些论据虽然很能说明蒙古人对东乡族的巨大影响，但如果以此来说明东乡族主要来源于蒙古人就稍显勉强了。
（二）吐谷浑为主说这一观点认为东乡族在1949年前被称为“东乡土人”，东乡语也被称为“土话”，东乡语也与土语相近，而且认为东乡地区出土的一些陶器，可能是从吐谷浑人坟墓中挖掘出来的，由此将东乡族与吐谷浑联系起来。但这一观点过于牵强，很快便销声匿迹了。
（三）沙陀突厥为主说这种观点主要依据语言学上的音变现象得出结论，认为东乡族的自称Sangta是由Saltu（沙陀、沙尔秃）或Salto（沙尔陀）演变而来，同语族其他语言中音节末尾的舌边音/ l /，在东乡语中都变成鼻音/ n / 或/ ng /，而salto变读为sangta就是受了这个音变规律的支配。由此得出了东乡族是以沙陀突厥为主体形成的结论［8］（47）。这一观点有一些自我矛盾的地方。近来，这一观点的提出者也不再提倡［9］（297）。
（四）中亚回回色目人说这一观点在1949年前便有人提出过，1980年代得到了发展，马通的《浅谈东乡族族源与伊斯兰教》，马国忠、马自祥的《关于东乡族的族源问题》以及《东乡族简史》、《东乡族自治县概况》等都比较明确地支持这一说法。其主要的证据是13世纪成吉思汗西征中亚，在当地征拔了大量壮丁、工匠，后来随蒙古大军到达甘肃地区，逐渐屯垦为民，其中部分屯垦地就在河州、东乡一带，他们成为东乡族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次是东乡地区今天还保留着许多以手工业者的行业性质命名的村庄和表示屯垦、牧养活动的村庄名；再次是东乡地区有很多奇僻的、在东乡语中没有具体意义的地名，有人认为这些地名和中亚的某些地名相同或相似；从东乡族文化、民间传说等也可以看到东乡族与中亚的某些联系；另外，从生物遗传学的角度来说，东乡族保留了很多中亚人的外貌特征。这种观点的很多论据也被用来说明撒尔塔人为主的观点。
（五）撒尔塔人为主说这一观点目前较为盛行，主要由东乡族学者提出，他们将东乡族的自称Sangta与历史记载中的撒尔塔人联系在一起，并对历史上撒尔塔的概念进行了考辨，指出撒尔塔人是居住在中亚地区的、以商业为主要经济生活方式、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马虎成《撒尔塔：一个曾经被忽略的民族名称》一文比较全面地论证了这一观点，2004年马志勇《东乡族源》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这一观点达到鼎盛。撒尔塔人说和回回色目人说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撒尔塔人中间不仅包括几种色目人，还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比单纯的回回色目人说法更确切一些，因此这两种说法所引用的资料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撒尔塔人说的主要论据有：　　1.东乡族自称Sarta，这个词来源于梵语，其本意为商人，商队。以后意义多有变更，公元11世纪后，那些被称为sarta的群体逐渐形成撒尔塔民族。
2.十三世纪蒙古人西征时在中亚征拔了大量回回签军、工匠及服劳役者，数量庞大。如攻下撒马尔罕，3万手艺人被征拔；攻下玉龙杰赤，10万工匠被迁到东方。而这些人中就包含了大量的撒尔塔人。
3.1225年成吉思汗结束西征，不久又征西夏，占领临洮、河州等地，其部队1227年前后曾三次经过临洮，说明临洮在当时是一个军事用兵重地，这对东乡地区的影响必然不小。
4.在东乡族居住区，有很多地名与手工业有关，如银匠、碗匠、编制匠、铁匠等，可见当地可能是蒙古人安排撒尔塔人工匠的地方。此外还有一些地名和镇戍、屯垦、牧养有关，如巴素池、郭尼光等。
5.东乡族中有大量独特的姓氏，如牙、买、吃、瓦、巴等，这些都可以被认为是中亚一带穆斯林到中国后逐渐使用的汉姓。
6.与传教士在东乡地区传播伊斯兰教有关。东乡族有哈木则和阿里阿答到临夏东乡地区传教的传说，并认为他们很可能都是撒尔塔人。
7.从东乡族语言来说。东乡语总体上虽然属于蒙古语族，但其中有很多突厥语词汇，而这些词汇是蒙古语所没有的，这说明东乡族的先民和突厥人有过比较密切的联系，而从东乡的很多地名来说，东乡的一些地名在东乡语中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与中亚的一些地名有相近或相似之处，如考勒、赤孜拉伍、胡拉松（呼罗珊）等。
8.遗传特征的研究近年来也成为一个有力的证据。根据几个少数民族ABO血型分布和基因频率的研究，东乡族与维吾尔族和保安族遗传距离较近，从东乡族DNA遗传线索也可以看出东乡族中相当的白种人混杂基因。
9.从东乡族的手工技术、饮食文化等方面也都可以说明东乡族的撒尔塔人渊源。［11］今天，学术界和各种介绍中多采用撒尔塔人为主的说法，但是仔细考察这一观点，会发现其中有很多不足之处。
二、“撒尔塔”说商榷　　（一）通过综合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撒尔塔人为主说认为东乡族主要来源于撒尔塔人，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假设：第一，Sarta就是东乡语中的Sangta；第二，撒尔塔（Sarta）是东乡族的民族自称；第三，“撒尔塔人”比“回回色目人”更确切。　　1.对于第一点，虽然东乡族所说的Sangta确实可能源于sarta，但是大多相关的论述并没有说明sarta如何演变为sangta的，只是简单地说“sangta是sarta的异写”
、“桑塔即撒尔塔”等，并未对此进行任何有力的论证、说明，不能不说这是这一假说很大的缺憾。　　2.第二点主要是在对Sarta一词研究后，在承认第一点的基础上作出的一个假设（我们在这里暂且认为它成立）。学术界对Sarta一词的研究比较多，一般认为，它最初表示商主、商人，11世纪至13世纪，它是确指一个单独的民族［11］（110）。东乡族自认为是Sarta人，有人就认为这是东乡族的民族自称。实际上，东乡族不仅把自己称为Sarta，而且把回族、保安族、撒拉族等都包含在这个概念之中，对新疆的操突厥语各穆斯林民族，虽然不直接称为Sarta人，但也并不认为他们不是Sarta人，这在人们的日常话语中反映得很明确，东乡族今天还把穆斯林国家称为Sarta国家，穆斯林聚居区称为“sarta oron”。
而且，今天民和三川一带的土族还把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回族等穆斯林都称为撒尔图昆；另外，在新疆伊犁昭苏草原上生活着一个自称为萨尔特卡勒玛克的群体，今天他们被归入哈萨克族，但历史上属于厄鲁特蒙古人，据萨尔特卡勒玛克人讲，他们虽然被融合于突厥语族的不同民族群体中，但多少个世纪以来，他们从未忘祖，从纵向上来讲，还属于一个统一的厄鲁特部族［12］，但信仰了伊斯兰教，他们在自己名称前加了一个萨尔特，以此表示自己的穆斯林身份。这些都表明Sarta一词，不论是否曾经是一个民族的名称，在蒙古人兴起后蒙古语中它所表示的就是穆斯林的概念，从其意义上来说，它和回回一词是同意的，而不是撒尔塔人为主说倡导者所说的东乡族在民族意义上的自称。
从词语的使用上来说，sarta、sarta'ul等词语主要用于蒙古语，是蒙古人对穆斯林的早期称呼之一，所以在汉文史料中极少见到，而在《蒙古秘史》、《蒙古源流》等蒙古史著中却相当常见。而回回一词主要使用于汉文著作，指称穆斯林。即使今天，在民间，汉语中这个词仍然是“穆斯林”一词的等价词，而非专指回族。对此，著名元史专
家杨志玖先生也有所论述：“回回一词，是元代汉语、汉人对中亚、西亚信奉伊斯兰教各族的称呼……在当时的蒙古语中则另有称呼。他们一般称　　撒尔塔兀勒’、‘撒尔塔黑台’、‘撒尔塔黑臣’。”［13］（67）
撒尔塔人为主说还以东乡族在重大问题上发誓时总以“撒尔塔”起誓来说明这个词是东乡族的族称，这是站不住脚的。从方方面面来说，东乡族一直是一个宗教性强于民族性的民族，伊斯兰教在东乡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东乡族极其看重他们的信仰，而撒尔塔一词代表的是他们的穆斯林身份，代表着他们的信仰。因此，以自己的信仰（而非其民族自称）来起誓对他们来说才是最认真和正式的。再退一步讲，如果“撒尔塔”是作为东乡族对遥远族名的有意保留和深刻记忆，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东乡族在历史上（甚至今天还有很多人）自认为与回族一样。
此外，东乡族中还有一部分成员今天还能明确地将自己的来源记忆为汉族，但他们并不因此而否认自己是Sarta，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东乡族源于撒尔塔人的说法的第二个假设是不可靠的。我们可以明确得出结论，撒尔塔不是东乡族独有的民族自称，而是东乡族以其语言对自己穆斯林身份的阐释，其含义相近于汉语的“回回”、“穆斯林”等词语。
3.第三点假设是他们认为“撒尔塔人”能比“回回色目人”更确切地说明东乡族的族源，认为撒尔塔人中不仅包括几种色目人，还有阿拉伯人、波斯人［11］（3）。这实际上就是否定回回色目人中也有阿拉伯人、波斯人，那么是不是这样呢？蒙古人西征时，中亚的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受阿巴斯王朝统治五百多年了，为了便于统治，阿巴斯王朝将大量的阿拉伯人、波斯人迁移到中亚一带。此外，阿拉伯、波斯的商人、传教士也大量来到中亚，这些都使得中亚的民族成分复杂化。因此，到蒙古西征时，活跃在中亚的各民族中除了中亚突厥人外，还有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民族，在汉语中他们都被统称为回回，对这一点，白寿彝认为，那时候，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到中国来得相当多，他们被称为回回，属于色目人的一种，成为构成回族的一部分来源［14］（292）。杨志玖也指出：元代的回回人主要指元代中国境内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中亚的突厥各民族［13］（7）。可见，回回色目人中本身就包含着阿拉伯人、波斯人。因此，这一立论也不成立。
（二）近年来现代科学技术在东乡族族源的研究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应用。东乡族源撒尔塔人为主说里更是运用大量这方面的资料来论证其观点。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在实际运用中却存在很多问题。社会学研究中作为研究对象而选取的样本必须要具有代表性，在选择样本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研究对象的特点。现代群体遗传学给东乡族族源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从ABO血型的研究到HLA抗原频率、基因频率的调查再到DNA遗传线索都为东乡族的族源提供了某些线索。但是，这些研究所选取的样本和用于对比的样本在说明问题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如谢小东等人从群体遗传动态的角度探讨东乡族的族源，他们的样本是取自东乡族自治县龙泉乡纳隆沟村的129份血样，通过分析，他们得出结论：东乡族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历史上中亚色目人的迁入有关［15］。当然他们的这一结果是有效的，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东乡族历来宗族聚居，一般来说某村主体居民为同姓同源。他们在这个村选取的样本只能代表这一个村东乡族的遗传关系，而不能简单地将此结论由此推及整个东乡族；又如刘桂枝在研究西北7个民族的血型分布时指出东乡族和维吾尔族的血型分布都是B&A&O，具有比较近的遗传距离，而蒙古族的血型分布是O&B&A，与东乡族的遗传距离也较远［16］。他用于比较的1017份维吾尔族的血样取自新疆伊犁地区某农场［17］，蒙古族的血样取自来自甘、青、新、内蒙等省的156名蒙古族学生［16］。恰与此相反的是，此后对库尔勒地区的调查却显示维吾尔族的血型分布是O&B&A［18］，不同于东乡族；而1980年代王广结等人所做的调查表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蒙古族的血型分布却与东乡族完全一致［19］；更能说明问题的是1990年代王刚等人在这两个盟所作的调查却得到:蒙古族ABO血型分布是B&O&A的结论［20］。10年的时间差就可以改变这一调查的结论，更何况东乡族数百年的历史。因此没有全面的科学调查，这方面的资料只能做一个参考。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用“撒尔塔”说来解释东乡族的族源是不能立足的，那么东乡族的族源是怎样的呢？下文中我们从东乡族形成历史的角度来初步探讨这个问题。
三、对东乡族形成历史的看法　　（一）东乡族形成背景　　1.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阿拉伯伍麦叶王朝呼罗珊总督屈底波不断进行征服中亚的战争，705年攻克巴尔黑，706—709年征服布哈拉及其周边地区，710—712年征服撒马尔罕和花剌子模，713—715年深入到锡尔河和费尔干那地区，他成为伊斯兰在中亚传播的奠基人，使得伊斯兰教最终在整个中亚扎根。阿巴斯王朝时期，为了弱化突厥人在中亚的影响，曾大批的迁移阿拉伯人、波斯人，把他们安置在河中地区的村镇和城市，成为当地的定居民。同时，阿拉伯波斯的商人、传教士也活跃在中亚，使得中亚成为一个文化、民族和种族的熔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出现了tajik、sart等词的内涵的多次变迁，甚至影响了我们的正确理解。　　2.元朝前河湟地区的民族格局。河湟地区在历史上属于羌戎之地，宋朝时虽然河州的西番王木征归附，宋朝从名义上收复了河州，实际吐蕃人在这一带仍然占统治地位；明朝邓愈克河州，宣慰司何锁南率众归附。一般认为，何锁南是吐蕃人。由此可见，此时吐蕃人在河州一带仍然有很大势力；甚至到了清前期，还是“河州剌麻最盛，寺庙最多，族大之家，必有佛庙”［21］，可见吐蕃的影响还是很大。虽然也有穆斯林自唐代就已经在这里生活的说法，但这样的史料并不多见，至少说明其数量不大；汉族的数量也不是很多。　　3.蒙古西征及回回色目人东来。12世纪末13世纪初，蒙古人在北方草原兴起，先后统一了草原各部落，实力逐渐强大。1219年，成吉思汗因其商队被杀于花剌子模而发动了历时7年的西征，先后征服数十城池；征服中，因其战争消耗比较大，兵力不足，多编当地青年作为“签军”，为其征战；同时还征集工匠和拥有某种技术的人随军服务或发送东方诸国，其数目常以万计。这样大批的中亚穆斯林就到了中国，再加上此后前来经商、传教或者由于其他原因来中国的人也应当不在少数，如赛典赤归附时就带有千余骑。　　（二）东乡族民族形成过程　　1.河湟地区民族格局的变化。元代大量的中亚回回人、蒙古人进入甘肃，出现了“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局面，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束后，他们大多被安置屯田，虽然回回人在甘肃的屯田主要分布在河西地区，但在其他地方也有不少，如河州等地。西征结束后，成吉思汗曾南下攻西夏，占据洮、河、西宁等州，战事结束，其随军征战之签军多镇戍征服之地，逐渐由兵转民，而众多工匠、手工艺者也随地定居下来。于是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因此在河湟地区屯田也是必然的。另外根据元初用兵征讨，遇坚城必屯田以守的特点，这些地方作为屯戍之地也是不成问题的，作为蒙古宗王南忽里屯田之地的白城子就在民和官亭地区，土族中也有这样的传说。而文宗时候，也下诏“命陕西行省赈河州蒙古屯田卫士粮两月”［22］，这些屯田的人中间除了蒙古人，中亚回回人肯定也不少。这样河湟地区回回人的数量在无形中逐渐滋长。而蒙古人作为统治民族，以为官、屯田、屯戍等原因，在这一地区的数量也开始增多。　　2.语言实体的形成。元代蒙古人是统治民族，社会地位高，因此蒙古语成为一门热门语言，并逐渐成为一些地区，特别是北方地区的通行语言，这在元代诗文、戏曲中反映最为明显，甚至在一段时间内“除江浙、福建等南方省份外，朝廷降诏均用蒙古字书写”［23］，以至于学会蒙古语的契丹人、汉人冒充蒙古人的事件发生，朝廷在一段时间不得不下令非蒙古人不得学习蒙古语；而与此同时，从中亚地区来的回回色目人由于来自不同地区，语言存在着一定差别。波斯语虽比较流行，但并非普遍通用。因此，他们到中国后为了共同生活和交流的方便，逐渐借用了作为统治民族语言的蒙古语，蒙古语至少成为河西到河湟一带的通行语言。虽然元朝统治时间不足百年，但这近百年的时间足以改变一个外来群体的语言。这样，生活在河湟一带的各个民族逐渐形成了一个语言的共同体，这个实体中就包含了今天的一部分蒙古族、回族、东乡族、保安族、土族和部分裕固族等民族的先民。学者们对蒙古语族语言进行研究后也指出蒙古语族与9种现代语言是亲属语言，有同源关系，还列图示说明东乡语、保安语、土族语源于共同的近古蒙古尔语，而近古蒙古尔语出自中古西支蒙古语［24］（67-71）。但同时，这个语言共同体中也包含有伊斯兰教、萨满教和佛教等不同的宗教信仰体系。伊斯兰教信仰者主要是回回色目人和改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最有名的就是安西王阿难答使他的十多万部下改信伊斯兰教的事；这个语言统一体中其他宗教的信仰者主要是蒙古人和一些当地土著民族。这种宗教上的差异就为这个语言共同体的分化保留了思想文化基础。　　3.语言实体的分化。元朝蒙古人、回回人的社会地位比较高，但元朝很快就灭亡了，明朝建立后禁胡风、胡俗、胡语，还规定，凡蒙古人、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与此同时明初实行“移民实边”，从江淮湘蜀、冀晋秦陇等地大批向河湟移民，多数是举族而迁，也有谪垦罪囚，从而使大量的汉族进入河湟地区，汉文化的影响也不断增强。在这种强大的政治、文化压力下，大部分留居河湟地区的蒙古人、回回色目人逐渐改用了汉语，改穿汉服。但是大部分回回色目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继续保留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并在以后的演变中发展成为今天这一带的回族。而那些留居当地信仰萨满教或其他宗教的蒙古人大部分演变为汉族，也有一部分屯留湟水一带的蒙古人和当地土著融合，形成了今天的土族；但还有部分回回色目人、蒙古人为了保持其文化而进入了高山险阻的东乡地区，保留了他们通用的语言：蒙古语。通过相互融合，发展成为今天的东乡族。　　这样，语言上的分化和宗教信仰的差异使这个语言实体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不同群体的语言在分化中受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和自身的变异而形成了东乡、保安、土族等民族语言。而改用汉语的那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体就成为今天这一地区部分回族的来源。由此我们甚至可以说部分临夏地区的回族和今天的东乡族是同源异流的民族。　　（三）几点补充说明　　对上文的论述我们还可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加以说明：第一，从这几个民族的分布格局来说，他们都分布在藏文化圈和汉文化圈的边缘地带，如果我们从地图上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这几个看似孤立的民族实际上组成了汉藏两大文化圈的一个缓冲地带。这是一个不规则的带状分布区，中心就在河湟地区。而且蒙古语言得以保留的东乡、保安、土族、东部裕固等民族都生活在这一缓冲地带比较偏僻的山区，这几个民族的语言相互间仍然能够进行一定的交流，这是能够说明一定问题的；第二，今天临夏方言独特的语言结构、词汇的重音等都与东乡语非常接近，有人认为这是受东乡族在内的少数民族语的影响而形成的，是语言接触的结果［25］。实际上不论从人口数量、生活环境还是文化水平上来说，东乡族等少数民族都不足以影响临夏地区回族的语言，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曾使用过和东乡语相近的语言，并且影响到了他们后来所使用的汉语。第三，从东乡族的民族意识来看，直到1949年，东乡族并没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也自认为是回民，他们把东乡语叫做“土话”，意思相当于方言，并没有因语言的不同而自认为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这种认同不能不说是对他们共同渊源的认同。此后，经过民族识别，当民族和具体的利益结合起来时，这种民族意识才产生和高涨起来。这些都支持了我们在上面提出的看法，至少东乡族和部分临夏地区的回族在早期有着共同的历史形成过程。　　（四）小结　　首先，从中亚地区的背景上来说，蒙古人西征以前中亚地区已经是一个民族、文化交融的活跃地区；其次，蒙古人的西征使大量的中亚回回色目人进入中国并定居下来；再次，蒙古人的兴起和南征，使得吐蕃人势力在河湟地区渐渐衰弱，给了回回人在汉藏文化圈边缘地带发展的空间；第四，通用的蒙古语言使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人、蒙古人和当地一些土著逐渐成为一个语言实体；第五，明代国家同化政策力度的加强，使得这一实体又不得不产生分化，形成了山区和川区、信仰和不信仰伊斯兰教等差别，为后来这几个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第六，在东乡山区特殊的环境中，那些先后进入的回回色目人、蒙古人和当地的汉族人、藏人逐渐融合形成了今天的东乡族；第七，东乡族和部分临夏地区的回族在早期有着共同的历史形成过程。
&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学术界在早期提出的东乡族族源的“回回色目人”说是合理的，想为了达到“确切化”而提出的撒尔塔说难以立足。至于东乡族族源中各种成分的主体性问题，是一个复杂而不易把握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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