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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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下）　
黄 省 曾　　　　　　　　　　　　曾 雄 生 黄省曾字勉之，号五岳山人。江苏吴县（今苏州）人。生卒年不详，生活于明代中期。农学、地学。　　黄省曾幼年时喜欢古代散文和辞赋，对词书《尔雅》颇有研究。明嘉 靖辛卯（1531）参加乡试，名列榜首，中举人。后因进士不第，便放弃了 科举之路，转攻古代诗词和绘画。当时南都参赞乔白岩坐镇金陵（今南京）， 他聘请黄省曾前往纂写《游诸山记》一书。黄省曾一日游览，一日著撰。 后来黄省曾又转学于会稽王文成（阳明）的门下，著有《会稽问道录》。 最后关门谢客，过起了隐居生活。　　黄省曾是个诗人，但却“好谭经济”。黄省曾的故里吴县是经济发达 的渔米之乡，也是主要的蚕桑生产中心。发达的农业孕育着发达的农学， 相传越国大夫范蠡（陶朱公）曾著有《养鱼法》一书，历来被视为渔业的 经典；唐代陆龟蒙对当时江东一带的耕作农具、耕作技术、捕鱼工具和捕 鱼方法均作过总结；宋代陈■撰著的《农书》，则对江南的稻作技术和蚕 桑生产技术作了完整的阐述。明代江南的农业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有了新 的发展。明初，为了加强明与海外各国的联系，促进海外贸易，从永乐三 年（1405）到宣德八年（1433）的 28 年间，派郑和等率船队先后 7 次下西 洋，收集了大量海外诸国的地理资料，为后来黄省曾从事地学写作奠定了 基础。明中叶以后，丝织业的发展，促进了蚕桑等生产的发展；人口，特 别是非农业人口的增加，对食物的需求，也促进了粮食（如水稻、芋艿等） 和渔业等的发展；城镇化的发展和有闲阶级重返自然的精神需求，又促进 了花卉种植的发展。农业的全面发展促进了农学的全面发展。黄省曾则是 一个在农学的许多方面均有建树的人。黄省曾的农学著作主要有：《稻品》（又称《理生玉镜稻品》）1 卷、《蚕经》（又称《养蚕经》）1 卷、《种鱼经》（又称《养鱼经》、《鱼 经》）1 卷、《艺菊书》（又称《艺菊谱》）1 卷，此四书合称为《农圃四 书》。此外，还有《芋经》（又称《种芋法》）1 卷、《兽经》1 卷。地学 著作则有《西洋朝贡典录》3 卷。　　《稻品》是一本水稻品种志。此书的写作与《姑苏志》的编纂有关。 先是弘治年间（）吴宽、张习、都穆等人发起纂修《姑苏志》， 因未告完成，仅存遗稿。后来王鏊、杜启、祝允明、蔡羽、文征明等人在 此基础上，重新修订，完成了这部方志的写作。黄省曾的《稻品》则是在《姑苏志》“土产”部分的基础上加以增补而成。它是一部脱胎于方志， 而又独立于方志的水稻品种专志。《稻品》先对稻（■、■）、糯（秫）、■（粳）、■等概念作了解释，然后列举了 34 个水稻品种的性状、播种期、 成熟期、经济价值以及别名等等。　　作为《姑苏志》的补充，《稻品》所载品种自然是以苏州地方品种为 主，但书中还记载了周围其他地方的一些品种，其中毗陵（今江苏常州）3 个、太平（今安徽当涂）6 个、闽 2 个、松江（今上海松江）8 个、四明（今 浙江宁波）3 个、湖州 5 个。这些品种大多在苏州一带也有种植，只不过 在不同地区有不同名称而已，《稻品》也一一加以记录。如师姑■，四明 谓之矮白；早白稻松江谓之小白，四明谓之红白；晚白又谓芦花白，松江 谓之大白；胭脂糯，太平谓之朱砂糯；赶陈糯，太平谓之雀不觉，亦谓之■糯；芦黄糯，湖州谓之泥里变、瞒官糯，松江谓之冷粒糯。《稻品》记 载水稻品种性状时注意到籽粒、质地、外形、稃芒、株秆，抗逆性、产量、 品质等因子。还记载了每个品种的播种和成熟月份。据统计，成熟期在 10 月的有 2 个，9 月有 9 个，8 月有 5 个，7 月有 4 个，6 月有 3 个。生育期在 150 天左右的有 5 个，120 天左右的 9 个，100 天左右，80 天左右、60 天左右的各 1 个，90 天左右的 3 个。可以看出《稻品》中的品种以中晚型 为主。从性状和生育期来看，明代苏州等地的品种与宋代基本上是一致的。　　《稻品》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水稻品种专志。中国历史上最早记 载水稻品种的是晋代郭义恭的《广志》（共记载了 12 个品种），但《广志》 早已失传，其所载品种还保留在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之中。《齐民 要术》是最早记载水稻品种的农书，一共是 24 个品种，然而对于品种生育 期和性状等都未作记载，只能算是一个品种名录，不足以称品种志。到宋 代才出现了第一部水稻志，这便是曾安止的《禾谱》，所记为江西泰和县 之水稻品种，尽管其中有些品种也见于江浙一带，但这本书后来失传了， 只有部分内容还保存在曾氏家谱之中。宋代苏湖一带本是中国稻作最发达 的地区，却没有留下一部关于水稻品种的专著，只是在一些地方志，如淳■《玉峰志》、宝■《琴川志》、嘉泰《吴兴志》、淳熙《新安志》等书 中，有水稻品种的记载。此外，范成大在《劳■耕，并序》中也记载了“吴 中米品”8 个。但这些记载都未为赅备。《稻品》乃是独立于方志之外最 早的完整的水稻品种专志。其后，清代李彦章写出了一本《江南催耕课稻 编》，与之相呼应，不过和黄省曾的《稻品》相比，晚了约 300 年。　　《蚕经》是一本关于苏杭一带种桑养蚕的专书。主要包括艺桑、宫宇、 器具、种连、育饲、登蔟、择茧、缲拍、戒宜等九部分。除“艺桑”外， 其余 8 部分多是关于养蚕，故此书名为《蚕经》。“艺桑”部分主要介绍 了地桑、条桑品种，嫁桑、接桑方法，桑园管理，桑牛防治，桑下种蔬， 预测桑叶贵贱等等内容。“宫宇”即蚕室，蚕室的设置要求安静保暖，防 止潮湿。“器具”即有关种桑养蚕的工具，有桑刀、方筐、圆箔、火箱等 项。“种连”即蚕种的繁殖，包括选种、浸种和浴种。“育饲”必须使用 干叶，雨中所采桑叶必须擦干或吹干。“登蔟”即上蔟。“择茧”要求茧　　细丝长而莹白，否则淘汰。“缲拍”即缫丝。“戒宜”即养蚕的注意事项。 黄省曾的《蚕经》是第一本关于江南地区栽桑养蚕的专书。宋代秦观《蚕书》1 卷，所记乃兖（山东）人的养蚕技术，与吴中养蚕有所不同。 宋元时的农书，如《陈■农书》、《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农桑 撮要》等都记载了丰富的种桑养蚕技术。《蚕经》的部分内容即引自这些 农书，但这些书都不是蚕桑专书。《蚕经》之后有关蚕桑的专著很多，据 统计达 180 种，而其中又以江南为盛。虽然《蚕经》所载养蚕技术与其前 后有关农书相比较，并没有特别的贡献。然而，江南地区写作蚕桑专书则 是从《蚕经》开始的。　　《芋经》是一本关于种芋的专著，包括“名”、“食忌”、“艺法”、 “事”等 4 章，大部分是汇录古书中有关芋的记载。如“名”一章就引用 了《说文》、《广雅》、《广志》、《唐本书》等书中有关芋名及其种类 的记载。“食忌”一章，则是有关食芋时的注意事项，以及防止野芋中毒。 “事”一章，引述了食芋救饥的一些历史事实。值得注意的是，“艺法” 一章，除汇录了《■胜之书》、《齐民要术》、《崔■》、《家政法》、《务本新书》、《物类相感志》等书的种芋法以外，还叙述了当时种芋的 方法，主要包括选种藏种、整地育秧、栽种塘土等。这些方法多有发明， 如为了防止芋种冻害，提出了窖藏越冬法；又如塘土，即在芋棵行间挖土 壅在芋根上，使根上土壤保护疏松，以便结出圆而大的芋头。　　芋艿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农作物，许多农书中虽有关于芋的文 字，但黄省曾的《芋经》是第一部，也是惟一的一部种芋专书。　　《鱼经》是一部关于养鱼的专书。全书共分 3 个部分，“一之种”介 绍了几种鱼类的繁殖方法。这几种鱼是鲤鱼、鳟鱼、■鱼、草鱼（鲩鱼）、 白鲢、鲻鱼等。繁殖方法可以归结为两种：产卵孵化和取苗（秧）池养。 使用的饲料有鸡、鸭蛋黄，或大麦之麸，或炒大豆之末。值得注意的是对 鲻鱼的养殖，鲻鱼本是一种海洋鱼类，生活在海水和河水交界处。长江口 的松江人在潮泥地上开挖池子，待春季涨潮的时候，捕捉一寸来长的鲻鱼 鱼秧，放入池中进行人工养殖，至秋季鲻鱼就有一尺长左右。这是海鱼淡 水养殖的最早记载，标志着中国海产养殖的发达。“二之法”介绍了养鱼 的方法，着重于在凿池和喂食两个方面。黄省曾认为，凿鱼池必须要有两 个，这样做的好处有 3 点，可以畜水，卖的时候可以去大而存小，还可以 解泛。鱼池不可以沤麻，不可以投放碱水、石灰，还要避免鸽粪，不宜太 深，深则水寒而鱼难长，但池之正北，应挖得特别深，以便鱼儿集中，三 面有阳光则鱼易长。池中应设置洲岛，让鱼环绕运转，使鱼生长迅速。池 旁种芭蕉，芭蕉上的露水可以解泛；种楝树，楝子落入池中可以喂鱼；搭 上葡葡架，可以免除鸟粪；池岸四周种上芙蓉，可以避免水獭。鱼的食物 有蟋蟀、嫩芽、秆子、鸡、鸭蛋黄，不可用水草。喂鱼要一日两次，定时 定量，鱼小时喂草必须细嫩，冬季可以不喂。这些都是很好的经验。“三　　之江海诸品”介绍了江河湖海中 19 种主要的鱼类，且多属鱼中珍品，有鲟、 鳇、鲈（松江四鳃）、鳓、鲳、石首、白鱼、鳊（鲂鱼）、银鱼、鲥鱼、■、■（刀鱼）、■子、鳜、鲫（鲋鱼）、虾虎、土附之鱼，■鱼、针口 之鱼、河豚（斑鱼）。其中有些本属同一种类，如鳓鱼即■鱼，■鱼也属 石首鱼类之一种。中国较早的《陶朱公养鱼法》和《昭明子钓种生鱼鳖》 等书都已失传，或仅存辑本，后世所谓渔书又多记海错或鱼品，间或记有 捕鱼之法，但对于养鱼之法则很少记载。只有《鱼经》是一本集养鱼和鱼 品为一体的渔书，故为一本较为难得的养鱼专书。　　《艺菊书》是一部种菊专书。全书包括贮土、留种、分秧、登盆、理 缉、护养等六目。本书着重于种艺之法，与以记载花品为主的宋代菊谱不 同，其价值也就在于此。　　《西洋朝贡典录》是一本记载西洋地理的著作。全书分上、中、下 3 卷，始自占城，终于天方，记载了西洋 23 个国家和地区的方域、山川、道 里、土风、物产、朝贡等情况。每国（或地区）后面都附有“论”。黄省 曾写作此书的动机是出于历史的责任感。明代随着国力的增强，自郑和下 西洋后与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联系。黄省曾认为，如果不加以记述，这些事 将湮没无闻。因此，便搜集了一些随郑和下西洋的随员的著作，如《星槎 胜览》、《瀛涯胜览》、《针位》等书，按照典要的体例，使用规范化的 语言，走访前辈父老，核查文献书籍，前后 7 次修改，于明正德庚辰（1520） 前后完成了本书的写作。《西洋朝贡典录》是研究明初远洋交通的重要资 料，书中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有针位的记载，针位又称为针路。明代以后， 为了适应航海的需要，对于各地路程远近、方向、海上的风云气候、海流、 潮汐涨退、各地方的沙线水道、礁岩隐现、停泊处所的水的深浅以及海底 情况都要熟悉，这样就出现了不少相当于现代航海指南一类的书，总名为 针经。据明张燮《东西洋考》称“舶人归有航海针经”。黄省曾书中所载 针位，取材于《针位》一书，此书已失传。据考证很可能就是郑和下西洋 时舟师所用的，或其后整理出来的“针薄”。《西洋朝贡典录》部分地保 留了《针位》中有关航路的记载，是研究明初远洋交通十分重要的资料。　　《西洋朝贡典录》可以考证明代的一些海外地名，并纠正过去记载的 错误。《西洋朝贡典录》还可以用来校正今本《瀛涯》、《星槎》书中不 少的文字错误和脱文。因为《典录》所据的《瀛涯》和《星槎》版本较早， 与现今通行本稍有出入，三书互校可以发现各自的一些错误。然而，《典 录》所采用的多是第二或第三手资料，作者对海外地理并不熟悉，虽然力 求严谨，也难免出现一些张冠李戴的错误。　　《典录》作为一本关于海外各国风土的书，在当时并不多见。就是掌 管全国图书的秘书省也没有这类藏书，掌管外事工作的礼部也不过有些朝 廷聘书、名册、礼品之类。因此，《典录》问世以后，很快受到人们的注 意。黄省曾的同乡，《姑苏志》的作者王鏊，对此就有过很高的评价；黄　　省曾的同乡友人、书法家祝允明曾为《典录》作过“叙”，对此书的内容 及写作方法，以及黄省曾的成就，均作了高度评价。　　除农学和地学以外，黄省曾在医学和生物学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他 曾得到过李空同的医学全集，还为托名汉代高阳人许负的“相法十六篇” 作序，表明他对马的外形学也有一定的了解。他还写过《兽经》1 卷，搜 集了古代辞书、神话传说、博物志、史书等文献中有关动物的名称、掌故 等项内容，并涉及到动物的分类、生态习性、役用价值、肉用价值等方面， 是一本古代的动物学书籍。总之，黄省曾的科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其特点 之一是对“名”学的重视，强调“名”和“品”，这与他从小精通《尔雅》 是分不开的。
文 献 原始文献［1］（明）黄省曾：稻品，《夷门广牍》本，上海涵芬楼影印明万历刊本，1940。［2］（明）黄省曾：种鱼经，版本同上。［3］（明）黄省曾：艺菊书，版本同上。［4］（明）黄省曾：芋经，版本同上。［5］（明）黄省曾：兽经，版本同上。［6］（明）黄省曾：蚕经，《百陵学山》本，上海涵芬楼影印明刻本，1940。［7］（明）黄省曾撰，谢方校：西洋朝贡典录，中华书局，1982。研究文献［8］加藤繁著，吴杰译：中国稻作的发展——特别是品种的发展，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 3 卷，商务印书馆，1973。　　［9］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 史，科学出版社，1984。　　［10］祝允明：西洋朝贡典录叙，见《怀星堂集》，文渊阁《四库全 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　　［11］马欢撰，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校注，中华书局， 1955。［12］ 费信撰，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中华书局，1954。　　李 时 珍蔡 景 峰　　李时珍 字东璧，号濒湖。蕲州（今湖北蕲春）人，明正德十三年（1518 年）生；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卒。中药学、中医学、生物学。　　李时珍祖辈家世已不可考。父亲李言闻，字子郁，号月池，是当地名 医，享有盛誉，不仅精通医道，且有不少医学著述，其中可考者有《四诊 发明》8 卷，《人参传》2 卷、《艾叶传》（或称《蕲艾传》）1 卷，还有《痘疹证治》、《四言举要》等多种。李时珍有一兄一姐。 李时珍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加之他自幼体弱多病，经常由父亲亲自调治，因此对医药很有兴趣。然而，父亲却希望儿子进入仕途，改换门庭。 因而李时珍从 5 岁开始，就学习儒家各种必读的经典，《四书》、《五经》 无所不读。嘉靖十年（1531），李时珍 13 岁，由父亲陪同到黄州府（今湖 北黄冈）参加科举考试，中了秀才。其后，曾三次赴武昌参加乡试，但未 获成功。科举场上失利，使他决心从事医药事业，从此专心致志于医药。 他一边实践，一边研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他高明的医术在当地赢 得很高的信誉，还曾治愈蕲州富顺王、武昌楚王之子的病，因而声名大振。 在他 27 岁左右时，被推荐到京城太医院任职。　　尽管在太医院任职期间的境况不尽如人意，但他却有机会浏览学习一 些在民间难得的珍本善本医药书籍，获得了大量宝贵的资料。通过多年的 临证实践，李时珍发现历史上本草著作中存在着许多错误和混乱的内容， 而治病救人主要依赖药物，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他下定决心重新编纂一 部全面的、内容丰富的本草书。因此，他在太医院任职一年后，即辞职返 归故里，从事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本草学著作。通过 10 年读书钻研兼临证实 践，借助太医院任职期间取得的大量珍贵资料，以及其后遍访全国各地药 材产地的实地调查，还亲自进行各种医药原理的试验，前后花费约 30 年时 间，参考了 800 余种文献材料，三次彻底修订原稿，终于在 1578 年前后写 成不朽的《本草纲目》。李时珍的科学思想、学术成就基本上都体现在这 部巨著中。除了《本草纲目》以外，他生平还著有《奇经八脉考》、《濒 湖脉学》以及《命门考》、《濒湖集简方》、《濒湖医案》等书。　　李时珍生活在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明朝时期，当时社会生产力进一步 发展，农业、手工业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萌芽。中外 的商业贸易、文化医药往来日益频繁，空前发展。郑和作为我国的和平使 者，七次到南洋、南亚、中东直至非洲 30 多个国家，从而输入相当多域外 物产，其中就有众多的药物。这些对于医药学，尤其是药物学的发展，提 出了新的要求，原有的一些药物学著作业已不能满足需要。这些都成为李　　时珍在本草学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客观条件及社会背景。1．在药物学方面的成就　　李时珍在药物学方面的成就，集中体现在《本草纲目》一书中。首先 表现在药物学丰富的内容上。中国古代本草学研究的对象，从一开始就是 自然界现实存在的各种物质，包括动物、植物及矿物，它的博物学性质是 十分明显的。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为现存最早的一部本草学著作，载药367 种；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积累，内容逐渐增加。南北朝时期， 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载药 760 种，增加一倍，唐代苏敬主编的《新修 本草》载药 850 种（一说 844 种），宋代的《开宝本草》载药 1082 种，苏 颂的《图经本草》载药 730 种，而影响最大的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 已增至 1746 种。李时珍汇集其前代各种本草书中所载药物 1518 种，主要 取自《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本草拾遗》、《开宝本草》、《本草图经》及《嘉■本草》，新增 374 种，使总记载药物数达 1892 种， 成为我国古代本草史上记载药物最多的一部著作。《本草纲目》是一部内 容极丰富的博物学著作。王世贞在序中誉之为“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 其编著思想，是受印度耆婆及唐代孙思邈的世间万物无不可以为药思想的 影响，认为本草之书，不厌详尽，虽冷僻的也不能遗漏。　　《本草纲目》的分类学是比较先进合理的。全书分为 16 部，60 类。 传统上，本草学有两大分类系统，一是《神农本草经》的上、中、下三品 分类法，以药物的作用性质进行归纳，这种方法较原始、粗犷。另一种方 法是按药物基原的自然性质来分类。从南北朝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开 始，采用这种方法，其后的本草著作多采用后一种分类法，但大多数仍是 两种方法相结合，即每一类自然药物，再分上、中、下品叙述。如《本草 经集注》共分为 7 大类，各类又分 3 品；《新修本草》分为 9 类，仍各分3 品；《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分为 10 类，也加入 3 品分类法。《本草纲目》 的分类方法是划时代的。全书共分为 16 部，60 类。植物药计有草、谷、 菜、果、木 5 部，下分山草、芳草、隰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苔 类、杂草，麻麦稻，稷粟、菽豆、造酿，荤辛、柔滑、■菜、水菜、芝■ 类，五果、山果、夷果、味果、■、水果类，香木、乔木、灌木、寓木、 苞木、杂木类。动物药计有虫部、鳞部、介部、禽部、兽部、下分卵生、 化生、湿生，龙、蛇、鱼、无麟鱼，龟鳖、蚌蛤，水禽、原禽、林禽、山 禽类，畜、兽、鼠、寓怪类，还有人部。矿物药包括水、火、土、金石等 部，此外，还有服器部。全书以部为纲，以类为目；每一种药则又以正名、 余名为目；同属一种药物基原的基原本体为纲，附属于基原的其他部位， 则称为目。《本草纲目》正是在如此严密的分类原则下，有条不紊地排列 起来的。这个纲目分类法，就生物学而言，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已具有与现代科学双名法相同的性质。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学家鲁桂珍曾把它与欧洲 林奈的分类法相提并论。　　《本草纲目》开拓并厘定了我国古代药物学著作的标准体例和结构。 李时珍把这个体例定为释名、集解、辨疑、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 明与附方等项目。这可以说是我国古代药物学著作中最完备的一种标准格 式。其中，释名一项注明该药物最早的出处，并对这一药物名称的缘由及 意义进行了解释，扭转了一些药物名称上的混乱状态。如寒号虫曾有过十 来种异名，如■■、独舂、城旦等。李时珍认为，此鸟到冬季羽毛皆落， 犹如雏，忍受寒冷而号叫，正名应为寒号虫。书中对各种似是而非的论点， 作了详尽的辨释，尽管这些辨析并非完全正确无误，但其学术价值是肯定 的。李时珍以其渊博的阅历，先引述了历代对某一药物的论述，随后提出 他自己独特的见解，内容涉及多学科、多方位的系统研究。这一部分可以 说是《本草纲目》一书的主要精华所在。对历代医药学家的有关论述，《本 草纲目》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原文，而是有选择性地加以引述，这些内容 有的是与他本人见解相一致的，有些则是与他的观点相左的，也引来作为 商讨的对象。这样，《本草纲目》的这一部分内容就成为对每一种药物的 文献综述，极便于科学研究的进行，这在我国本草学史可以说是一个空前 的创举。尽管比李时珍略早一些的、由刘文泰主编的《本草品汇精要》的 论述体例，包括名、苗、地、时、收、用、质、色、味、性、气、臭、主、 行、助、反、制、治、合治、禁、代、忌、解、赝等这些更为详尽的项目， 但由于这部作品只在宫庭供极少数人观阅，并未曾流通，且其内容的实用 性、资料性也远逊于《本草纲目》，其科学价值与实用价值也就无法相比。 在发明一项之下，李时珍列述了该药的各种医疗功用，主要是他个人用药 的心得而为历代医家所忽视或未曾涉及的内容，也有纠正前人误用的新见 解，对医药学的实际临床应用颇有推动作用。《本草纲目》最后还收集大 量的方剂。全书共罗列 11096 首方剂，其中多数系李时珍亲自实践收集或 以往医药方书所不载者，约有 8 千多首。作者出于实用目的，以方剂的病 证为纲，进行归纳，这就大有利于临床实际工作中的寻检。李时珍对方剂 的筛选，以实际经验为依据，大力删去荒诞不经的古今方剂。如对杏仁一 药，指出它有一定治疗作用，保留其治病之精华内容；同时指出，并非久 服之药，批驳了古代服杏丹方之荒诞说法。李时珍一方面把药物与方剂紧 密结合，提倡实用的观点；另一方面又依药组方，以病附方。这些观点在 本草学史上也是划时代的。2．在医学方面的成就　　李时珍不仅是一位药学家，也是一位医学家。在医学上，从基础理论 到临床，都在前人基础上有新的发展。　　　　脉学在中医学中是极受重视的。自晋代王叔和著《脉经》后，五代高 阳生著成《脉诀》，以其通俗易懂、便于记诵而广为传播，但因其中谬误 也不少。李时珍继承了正统的脉学，博采历代各家之长，对经义大加发挥， 如他指出，切脉独取寸口，是以此候五脏之气，而不是切按五脏六腑经脉 之体，阐发透辟。他在《脉经》24 脉的基础上，又增述了 3 种脉，使中医 脉象增至 27 种，即浮、沉、迟、数、滑、涩、虚、实、长、短、洪、微、 紧、缓、芤、弦、革、牢、濡、弱、散、细、伏、动、促、结、代。他用 朗朗上口、易于记诵的七言诗句写成“体状诗”，对每一种脉象做了形象 的描述，如说浮脉“浮脉唯从肉上行，如循榆荚似毛轻，三秋得命知无恙， 久病逢之却可惊”，短短四句把浮脉的脉位、脉象、临床意义表述得很清 晰。他还用“相类诗”、“主病诗”，把同一类的各种脉加以归纳，对其 在诊断病证方面的意图加以阐发。这就是他的《濒湖脉学》的全部内容， 虽然篇幅不多，但在中医脉学发展史上却有重要地位，已经成为学习脉学 的必读著作。　　李时珍对经络学说也有其独特的贡献。中医经络学说，在最古的《黄 帝内经》中已经具备，但主要是十二正经，而对其他经脉，即冲脉、任脉， 督脉、带脉、阴■、阳■、阴维、阳维等 8 条脉的循行路线、生理及病理 特点，或者语焉不详，或者比较混乱，或不够全面。李时珍对此进行了长 期的研究，重新厘定这 8 条经脉的循行途径，认为其功能是二维调和营卫， 二■调和阴阳，揭示了这 8 条经脉病机辨证的基本情况及规律，并著成《奇 经八脉考》，从而使中医学的经络学说成为系统的、完整的独特理论体系 的组成部分，至今仍在中医学术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李时珍在中医脏象学说方面，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历来，中医对三 焦、命门这些脏象的具体内容一直有所争论，一千多年没有一致的结论。 李时珍通过长期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三焦是人体元气的别使，而 命门则是三焦的本原。一个是物质实体，一个是无形之功用。命门是有形 之物，位于两肾之间，七节之旁，非脂非肉，外有白膜包裹，外形类似胡 桃；而三焦则是一种无形的功用，是为命门行使其生理机能的。他还写成《命门考》、《命门三焦客难》（后佚）。在他的上述学术观点的影响下， 其后对命门的研究形成了高潮，出现肾间命门学说的学术派别，大大繁荣 了临证中医学术的发展。此外，李时珍还对人脑的功能进行了论述。传统 上，中医把人的精神思维活动归于心，认为心为“君主之官”；对脑，从《黄帝内经》以降，尚无人把它与精神活动相联系。李时珍首次提出“脑 为元神之府”，这是近代西洋医学大量输入我国之前，中医首次提出人脑 主宰精神的观点，其后才引起明末清初中医界对脑在人体中重要作用的重 视。　　李时珍在临证实践方面，由于他深谙医理，对中药学的全部内容了如 指掌，因而他的临证疗效相当理想，不仅著《濒湖医案》、《濒湖集简方》　　等方书医案专著，还在《本草纲目》中列入大量治验医案，阐明医药理论， 成为我国早期著名医案专集著作。　　李时珍还是我国若干医疗技术发明的最早记录者。其中有重要意义 的，如用冰块外敷膻中降温的物理疗法，治疗高热病证的辅助疗法；蒸汽 消毒法，即把瘟疫病患者衣物于甑上蒸过以防传染他人；用猪尿泡与翎管 相连及葱管吹盐入尿道的导尿术等等。他还首次记载了铅中毒、汞中毒、 一氧化碳（煤气）中毒、肝吸虫病，烟薰、空气消毒等多种临床方面的医 疗技术。　　李时珍根据辩证论治以指导临证方面，既能遵照传统的理论，又机动 灵活，不拘泥于一些迂腐的教条，在医理方面也有重要的发挥。他强调要 重视病人体质、辨别病因病机，药证要相当，而不能死板套用。他还强调 药物与食物并重，列举大量食疗治病的方剂，充分体现中医重视脾胃功能 的特点。3．生物学方面的贡献　　《本草纲目》一书记载植物药 1181 种，动物药 462 种，共计 1643 种， 占该书全部药物 86．8%。李时珍通过对这些动植物药物基原各方面的研 究，对动物、植物以至于整个生物界的一些客观规律，都有一定的认识， 达到了同时代这一学科的最高水平。李时珍提出了科学的生物学分类方 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有关生物进化论的思想萌芽。他总的思想是“析族 区类，振纲分目”。他的“区类”，也即生物分类方法，已经从本草学原 始的主观的描述阶段进入客观的自然分类阶段。李时珍对各种植物的根、 茎、叶、花、果实、种子进行了十分细致的观察，并做了分析和比较。他 不仅认识植物营养器官上的明显特征，还周密地观察了植物的花和果实等 生殖器官的构造，也注意了同类植物的细致差别，从而抓住了各植物之间 的客观联系。据此将一千多种植物按其自然科属关系进行分类，这种分类 方法基本上符合现代植物学分类的初步要求。他的动物分类方法，比植物 的分类更进一步。他把 400 多种动物分成 5 种 17 类。如禽部中的原禽类， 共列 23 种动物，其中的鸡、雉、■雉、■雉、■鸡、白鹇、鹧鸪、竹鸡、 英鸡、秧鸡、鹑、■等 12 种禽，除秧鸡外，都是属鸡形目雉科的陆禽，十 分接近现代动物学的分类。李时珍把全部动物分成虫、鳞、介、禽、兽， 最后是人。这个分类方法的指导思想是基于动物有一个“从微至巨”、“从 贱至贵”的发展过程，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物进化论思想的雏型，因而 可以说他在当时已经具有进化论思想的萌芽。4．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　　李时珍在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包括矿物、化学、天文、气象、 地学以及物候学等多方面。《本草纲目》中所记载的矿物药，包括金石部、 水部、土部等，共计 265 种，对许多矿物质的品种、地域分布、性状等， 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其中有的已经涉及某些物质的化学构成，如指出胆矾 乃铜的“精液”，石油中有雄硫气，还有丹砂色黄黑，不堪入药，但可以 炼取水银，等等。对于自然界的一些气象变化，他已有较正确的认识，如 雨是“地气升为云，天气降为雨”，对露、霜、冰、雪的成因，都有正确 的描述。在化学方面，书中记有人工制作醋酸铜的方法，从草木灰中提取 碱的方法，用植物蓝制成蓝靛染料的方法，以及利用一些植物提制金属元 素的方法等。在物候学方面，书中记载的植物与动物物候学方面的资料， 都十分丰富，为现代物候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李时珍的代表作《本草纲目》在 16 世纪末梓刻行世以后，在国内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这部 190 万字的巨著先后翻刻印刷达 50 多个版次。在《本 草纲目》的促进和启发下，陆续出现了清代汪昂的《本草备要》，赵学敏 的《本草纲目拾遗》，卢之颐的《本草乘雅半偈》，刘若金的《本草述》， 沈李龙的《食物本草会纂》，张璐的《本草逢源》等等，直至近现代，还 有不少本草学著作如《中药大辞典》等，也都离不开《本草纲目》这一基 本著作的影响。还有直接整理、摘编该书的全部或某一部分的，诸如莫■ 的《本草纲目摘要》，蒋居祉的《本草择要纲目》，林起龙的《本草纲目 必读》，何镇的《本草纲目类纂必读》以及曹菊■的《本草纲目万方类编》 等。《本草纲目》对于植物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重要代表作如吴 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及其《长编》，其分类法可以说完全取材于《本 草纲目》，而刘灏等的《广群芳谱》，也大量引述《本草纲目》的内容。 李时珍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其脉学影响相当大。后世评论家认为他在这 方面超过了前人，大大普及了脉学知识，提高了医学临证学的质量，直至 近现代，他的《濒湖脉学》仍被视为最重要的教科书。在他的影响下，不下 10 种新的脉学著作又开始问世，其中重要的有明末李中梓的《诊家正 眼》，清初李延■的《脉诀汇辨》，沈金鳌的《诸脉主病诗》，周学霆的《三指禅》等。李时珍在脏象中关于“脑为元神之府”的论断，为清朝汪 昂及王清任所继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李时珍的医名燥于一时，被同时 代医家、文化明人吴哲、刘浴德等誉为名医，他们的医药学著作为《仙医 二家入室指南》。李时珍临证用药处方的方法，亦即“脏腑虚实标本用药 式”，被后代著名医家如龚居中、赵术堂等录入自己的著作中作为临证用 药依据；有人认为周学海的《周氏医学丛书》中张元素的“用药式”，也 应是李时珍的原作，周氏误为张氏之作，广为传播，也足见其影响之广。 李时珍重视民间医药经验的思想，对后耒产生一定影响，如赵学敏所著以 民间医术为内容的《串雅》，便保存了大量民间的简便廉验的临证经验和方法。　　李时珍的伟大科学成就，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也有深远的影响。 早在《本草纲目》著成不久，1607 年，该书就传入日本，并为江户幕府德 川家康所得，人称“御手泽本”，这是该书的江西刻本传入日本之始，而 金陵版及其他版本也随后陆续传入，从 18 世纪初开始至 19 世纪中叶，几 乎不少于 10 次。其中，稀世珍本金陵本于 1875 年被呈给明治天皇，成为 “内阁文库藏本”。随着该书的输入，在日本陆续兴起学习、讲授、研究 和翻译《本草纲目》的热潮。据研究，在日本的翻刻本，亦即“和刻本”，从
年，就有八种之多。还出现了不同的研究学术派别。如早期 的曲直濑玄朔（又称曲直濑道三）、林道春、稻生宣义、小野兰山、贝原 笃信等，有的讲授《本草纲目》，讲稿由弟子或后代整理成书；有的结合 个人经验和体会，以及日本的具体情况重新撰著。仅
年这段期 间，就写出新的本草著作共计 30 种，其中较有影响的著作有《大和本草》、《本草纲目启蒙》、《本草图谱》等。除了日本以外，《本草纲目》还流 传到琉球、朝鲜和越南。在越南曾出现过《本草纲目》的摘录本。在朝鲜，从 18 世纪开始，就有《本草纲目》流入。在三部主要朝鲜经典医著《济众 新编》、《乡药集成方》和《东医宝鉴》中，《本草纲目》的内容都有所 反映。李时珍在临证方面的宝贵经验，在 19 世纪后半叶的黄度渊的《附方 便览》中，也有较集中的体现。李时珍在西欧科学界也有重大的影响，其 中，《本草纲目》是主要的。据考证，欧洲的大英博物馆、巴黎的国民图 书馆、德国柏林的旧普鲁士国立图书馆、巴黎的自然史博物馆，都藏有不 同刻版本的《本草纲目》；欧洲最早出现的节译本是 J．B．杜哈德（du Halde） 在《中华帝国全志》（1735）第三卷中所编的“节录《本草纲目》”，这 部分后来还译成英文、德文。19 世纪初期，法国人 J.P．A．勒姆塞（Rémusat） 由于用拉丁文介绍包括《本草纲目》在内的中国本草学而获得巴黎大学博 士学位。自此，李时珍及其《本草纲目》就在欧洲日益受到科学界的注意。 在英国，生物进化论奠基人 C．达尔文（Darwin）在其著作中曾多次直接 或间接引用李时珍关于鸡、金鱼等动物在家养下的变异及人工选择的材 料，还把《本草纲目》包括在古代“中国百科全书”之中。在俄国，包括 A．A．塔塔里诺夫（Татаринов）等人在内，都曾撰文介绍李时 珍及其《本草纲目》，有人称他是中国自然科学界卓越的作家。近代，欧 美仍然对李时珍给予极高的评价。如法国医史学家 P．胡亚（Huard）与黄 明（M.Wong）在 50 年代介绍过李时珍的传记；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 约瑟（J．Needham）称李时珍为“中国博物学家中的‘无冕之王’”；鲁 桂珍（Lu Gwei－Djen）则称他为“中国最伟大的博物学家”。 70 年代美 国出版的《科学家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Scientific BiograPhy）中， 李时珍的传记与世界各国著名科学家并列，这是由美国 N．席文（Sivin） 撰写，他认为李时珍的著作已经被现代科学所利用。　　除了《本草纲目》之外，李时珍的《濒湖脉学》和《奇经八脉考》在 国外也颇有影响。如德国人 Fr．许宝德（H■botter）在 1929 年就用德文 译出《濒湖脉学》，上述和刻本《本草纲目》有些都附有李时珍的这两种 著作。　　李时珍是生活在封建时代的自然科学家。由于他在变革自然的过程 中，采取唯物主义的态度，客观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对待自然界的一 切事物，为后人研究自然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　　李时珍坚持反映自然本来面目的唯物主义原则。在研究自然界时，他 从本草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天下无弃物”，因而广收博采，充分利用自 然之物，为人类健康服务。他既看到自然界事物的多样性，也看到它们的 复杂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自然界的辩证关系。他批判服食成仙的 邪说，同时指出有利健康的物品客观存在，有不少可供药用。对于一般常 识之外的自然现象，他抱客观的态度进行研究，从而得出“理外之事容或 有之，未可便指为谬也”。这就有赖于变革者“得其肯綮，而执其枢机焉”。 他以唯物主义的态度批判了方士的诳言；批判封建统治阶级腐朽的邪说， 认为人总是会死的，人死后一切化为乌有，并无灵魂，也无天堂地狱，那 种死后还要用大量珍宝陪葬，反而招致暴尸盗宝，不如“速朽归虚”更为 合理而自然。有力地批判了唯心主义的腐朽思想。　　他坚持用辩证的观点来对待自然。他观察到自然界的物质（包括药物） 因所处的地域的不同、时间的变化和推移，其治疗性能也随之发生变化， 即他所说的药有“隐于古而显于今者”、“古今药物兴废不同??安知异 时不为要药??乎？”他这种历史地对待药物学的问题，明确地把时空观 念引入药物学的范畴。李时珍十分重视实践的重要性。他不仅向书本、向 有实践经验的人请教，以取得间接经验，更重要的是他常常躬亲实践。他 曾多次批评“贵耳贱目”的错误态度。他亲采各种各类的动、植、矿物标 本，进行比较分析，观其异同，验其效应，以做结论。他还亲自内服、外 用一些药物，以体验其药性，以取得第一性资料，所以他所取得的结论具 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李时珍在工作中，善于采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并运用各种逻辑 思维方法，分析、演绎、归纳、类比、仔细观察，从而在复杂的自然现象 中窥得自然界的奥秘。更可贵的是，他具有人定胜天的积极思想，他不仅 充分地研究、利用自然，还大胆地在本草学范围内改造自然，使药物能依 照人类的需要得到改造，即“达造化之权”，在古代科学道路上达到相当 的高度。文 献原始文献［1］（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人民卫生出版社校点本，1977。［2］（明）李时珍：濒湖脉学，扫叶山房刊本，1879。［3］（明）李时珍：奇经八脉考，锦章书局铅印本，1955。研究文献　　［4］中国药学会药学史学会：李时珍研究论文集，湖北科学技术出版 社，1985。　　［5］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李时珍医学钩玄，广东科 学技术出版社，1988。［6］蔡景峰：试论李时珍及其在科学上的成就，见《科学史集刊》第7 集，科学出版社，1964。　　［7］C．Darwin：Thedescentofman，A．L．BurtCoNewYork，1871．［8］ JosephNeedham：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Vol．v，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9］C．C． Gillispie ed：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biography， Charlesscri-bner’s Sons， 1973．［10］李裕等：李时珍和他的科学贡献，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徐 春 甫万 芳　　徐春甫 字汝元，号东皋（又号思敏、思鹤）。徽州祁门（今安徽祁 门）人。明正德十五年（1520 年）生；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卒。中医 学。　　徐春甫家世代习儒，他少年从太学生叶光山攻举子业，聪颖勤奋，少 通儒学。既而多病，师从邑名医汪宦，以医为业。徐氏酷爱藏书，不惜遍 历坊肆间，访文献大家求之。嗜读医书，日夕揣摩，探索医学之赜隐，一 方一药，必穷其要领而后乃用。且精于诊治，不捷出以为奇，不亟效以为 快。徐春甫曾寓居京师，因其医技高超，求治者甚众，即使显贵亦不能旦 夕致之。后入太医院，授任医官。　　隆庆二年（1568），徐春甫于直隶顺天府（今北京）发起组织了我国 历史上最早的医学组织——一体堂宅仁医会。其所著《医学入门捷要六书》 以相当的篇幅记载了这一医会当时的一些情况：仁乃爱人无私之意，医为 仁术，得友且能辅仁，故宅仁以为会，这即是“一体堂宅仁医会”名称之 原由。“宅仁医会”之会友均为当时游学、肆业或供职京都之名医。徐春 甫为其起草了《一体堂宅仁医会录》申明医会宗旨。该会以穷探《内经》 精义，研究张仲景、刘完素、李东垣、朱震亨诸大家学说为己任，以广智 识，为临床治病服务。希望会友共同学习，提高医术，精益求精。深戒徇 私谋利之弊，克己行仁，为病者解除痛苦。技术公开，不凭一技之长坑人 利己。会友之间善相劝，过相规，患难相济。其组织会款有 22 项：诚意、 明理、格致、审证、规鉴、恒德、力学、讲学、辨脉、处方、存心、体仁、 忘利、自重、法天、医学之大、戒贪鄙、恤贫、自得、知人、医箴、避晦 疾。综其大意有三：一者于治学。徐氏认为学问始于诚意，当以纯一不二 的态度，摒除一切杂念，持之以恒，方能通达古今之书，得其精微。主张 隆师亲友讲习，讨论以广博识，反对有所短则自掩而耻问于人之治学态度。 二者于治病。徐氏指出脉为元气之苗，死生吉凶之先见，故四诊以辨脉为 要。辨证务须详询始病与今病，标病与本病，以及饮食好恶、动履强弱、 表里寒热等。治疗则内伤规李杲，外感规张机，热病规刘完素，杂病规朱 彦修，博取众家之长。三者倡医德。徐氏素以存心济人为务，不计酬利， 于会款中亦着意强调。谓医为人之司命，当视人之疾犹己一体，究其医治 之理，乃尽厥心。与病者计较功利非所学之本体。贫者尤当尽心施剂，急 救其疾苦，富人鄙啬不知重命者，倘若信任医者，亦宜竭仁心以援之。　　徐春甫一生孜孜不倦，著作颇多，据《中国医籍考》载有：《内经要 旨》、《古今医统大全》、《妇科心镜》、《螽斯广育》、《幼幼汇集》、　　《痘疹泄秘》、《医学入门捷要六书》。晚年尚著《医学未然金鉴》。其 中以《古今医统大全》（1556）后世流传广泛，影响甚大。此书系作者数 十载寻求医理，竭尽心力，裒辑而成。书凡 100 卷，采摭书目 280 余种。 远稽古哲，近述名流，兼以阐发己论。合群书而不遗，析诸方而不紊，舍 非取是，类聚条分，内容包括历代医家传略、《内经》要旨、名家医论、 脉候、运气、经穴、针灸、各科疾病诊治、历代医案、验方、本草、制药、 通用诸方、养生等，极其丰富。现将此书之特色略述如下。　　医之精髓奥窍，《内经》一书备之，徐春甫以《内经》为万世医学之 鼻祖。借“操舟必资于■本而射者必以彀”之比喻，说明良医务须研习《内 经》。其书名曰医统，意在明《内经》之旨，正炎黄之统。书中以作者所 注《内经要旨》冠于百卷之首，以此为全书之宏纲大法，指导临床辨证论 治。可见徐氏于《内经》格外重视。在治病方面，他主张医生应兼通针灸 和药物，力求全面掌握医疗技术。《古今医统大全》中列专卷论针灸，阐 发《内经》有关观点，并具体述说针与灸诸种手法及其临症应用。在论述 各科病证中，其治法包括针灸与诸多外治方法。徐春甫处方用药不离于古， 不泥于古，以病为务，应证裁方，根据病情灵活加减调配药物。如在论述 四物汤时他指出，四物唯妇人血病用之，然兼脾胃虚弱者亦难用，方中芍 药味酸性寒伐杀生气；生地甘滞凝膈壅胸，于脾胃虚者益加损弱而血脉不 行。当先用四君子汤培土实脾，待脾胃功能稍健，合用二方为八物汤服之 方为适宜。对于李东垣脾胃观徐氏最为推崇。他认为百病皆脾胃衰而生， 主虚则客邪不退。指出《伤寒论》小柴胡汤人参、甘草寓有固脾胃以充中 气之意，以防脾胃稍虚邪乘而入里。又言凡治病胃气实者攻之则去，胃气 虚者不可攻之，攻则胃气益弱不能行其药力而病必不除。其治病多注意顾 护中洲。如妇科崩漏之证，徐氏制定大补气血、养脾升固之治疗大法，从 脾胃着眼调摄气血。于带下一证认为多由脾胃湿热所致，始拟调胃健脾、 清热渗湿为要则；久至脾胃渐弱者，以人参黄芪汤、补中益气汤培补中气， 兼以升提固摄。痘疹乃幼科之急重病证，徐氏治以解表、攻里、托里、养 胃、调摄五法，其中三法强调充胃气实中洲，且以补中益气汤为托里主方， 取得显著疗效。徐春甫活用东垣之法，左右逢源，有所发挥。妇幼之疾， 复杂多变，徐氏于此二科经验颇为丰富。对于妊妇，他重视气血、血热、 情欲三者与胎元的缜密关系，谓血气清和，无火煎烁，则胎自安，若情志 欲望过之，气血皆燔，脏腑不宁，胎息不安，易致坠胎。又言小儿如水上 波、草头露，脏腑脆嫩，血气未足，肌体不密，精神未备。诊察以面色与 指纹为关键。小儿常病伤于饱，乳哺之法务当谨慎。他告诫人们：四时欲 得小儿安，常要一分饥与寒。提倡小儿“见风日，得土气”，以户外锻炼 强健素质。此外，在养生、老年保养及疾病防治方面书中也有论述，养生 从保元、食欲、起居、护持、怡情、节欲等方面引古发新。老年患病注重 药饵食疗，书中《老老余篇》载药粥 40 余种，甚为完备。　　《古今医统大全》尚存日刻本，它在日本还有一定影响。
文 献 原始文献［1］（明）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明刻本。研究文献　　［2］徐焘：徐春甫与《古今医统大全》，石山医苑，1985，1，第 13 页。　　［3］项长生：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医学组织——宅仁医会，中华医史杂 志，1981，3，第 144 页。　　潘 季 驯郭 涛　　潘季驯 字时良，号印川。浙江乌程（今湖州）人。明正德十六年三 月六日（1521 年 4 月 23 日）生；万历二十三年三月三日（1595 年 4 月 12 日）卒。水利学、治河工程学。　　潘季驯出身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潘氏共四兄弟，季驯排行第四。 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走向衰落的时期，宦官专权，国力衰微，河患 频繁，民不聊生。潘季驯目睹灾难深重的现实，忧国忧民之心渐渐滋长， 渴望自己能干一番报国效民的事业。他 30 岁中进士，先后在江西、河南、 广东等地做地方官。由于为官清廉，他离开广东时，老百姓遮道挽留。　　明代前期，黄河下游河道十分紊乱，主流迁徙不定，或者北冲张秋运 道，或者南夺淮、泗入海。永乐九年（1411），重新疏浚会通河（京杭大 运河山东段）后，朝廷把保证京杭运河畅通作为治理黄河方针，采取了“北 堵南疏”、“分流杀势”的方略。到嘉靖末年，黄河下游在徐州以上向东 南分岔一度达 13 支之多，灾害十分严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嘉靖末年 开始，经隆庆到万历，他奉三朝简命，四次出任总理河道，主持治理黄河、 淮河、运河、前后历时 27 年。潘季驯主持治河后，改变了前期专事分流的 方略，提出并实行了束水攻沙的一系列主张和措施，经治理，黄河发生了 根本的转变，使摆动不定的黄河主槽逐渐固定下来，形成了相对稳定行水达 300 年之久的明清河槽。 嘉靖四十四年（1565）七月，黄河在江苏沛县决口，沛县南北的运河被泥沙淤塞 200 余里。十一月，朝廷任命潘季驯总理河道。他提出“开导 上源，疏浚下流”的治理方案，但朝廷只同意疏浚下流。在他的主持下， 用不到一年的时间，挑挖了南阳至留城的新河 140 余里，疏浚了留城以南 至境山（今徐州北）旧河 53 里。次年十一月，潘季驯因母亲去世，回籍守 制。　　隆庆三年（1569）七月，黄河又在沛县决口，次年七月又决邳州（今 江苏瞧宁古邳镇）。八月，朝廷再次任命潘季驯总理河道。他提出“加修 堤岸”和“塞决开渠”两项方针。并认为，根本之计在于“筑近堤以束河 流，筑遥堤以防溃决”，初步产生了利用双重堤防实现束水攻沙的设想。 限于条件，当时只修筑了徐州至邳州两岸缕堤（近河堤）。隆庆五年十二 月，由于在治河方针上不同意当权者的意见，潘季驯被人借故弹劾罢官。 万历四年（1576）八月，黄河在徐州决口，次年又决崔镇（今属江苏 泗阳）等处。当时张居正在朝廷主事，起用潘季驯。万历六年二月，第三 次任命潘季驯总理河道，兼管漕运，并提督军务。潘季驯在对黄、淮、运　　三河进行实地查勘之后，总结前两次治河的经验教训，并认真研究了历代 治河的积极成果，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两河经略疏》中，系统提出了“束 水攻沙”、“蓄清刷黄”的治河理论及其具体的工程措施：（1）在清口地 区，不准淮河水从洪泽湖东泄，只准尽出清口。这样，既可以蓄淮水之清 以刷黄水之浑，又有助于消除淮南和泗州以上的水患。实现这一目标的工 程措施，是搞好洪泽湖水利枢纽，重点在坚筑高家堰。这是治理黄淮两河 的关键。（2）在徐州至淮安河段，不准黄河决口分流，只许由河堤上的滚 水坝宣泄异常暴涨的洪水。这样，既可以实现束水攻沙的目的，又可以避 免河道决口漫流之患。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工程措施是高筑徐州以下黄河 两岸遥堤，约拦水势；并在崔镇等处适当位置修建减水坝，分杀异常洪水； 修筑归仁大堤，既逼睢水、邸家湖等清水汇入黄河，以助冲刷泥沙，又防 止黄河水南射泗州。（3）在宝应、高邮、邵伯等淮南诸湖地区，严防湖水 泛滥。这样，既可以维持运河畅通，又可以使高、宝、兴、盐诸邑免受涝 灾。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工程措施，是修宝应堤、西土堤，加固邵伯堤等。（4）在南旺一带京杭运河翻越山东地垒的最高点，节制湖、泉之水走泄。 这样，可以集中利用南旺分水岭及运河两边的水量，以利运船通行。实现 这一目标的工程措施，是修坎河大坝、何家坝，拦截汶河水入南旺诸湖； 修南旺东西湖、马踏湖、蜀山湖、马场湖、安山湖等五湖界堤，以便储蓄 汶、泗河水；同时隔一定距离或在关键位置修建斗门、闸坝，控制运河用 水。（5）在黄河与运河交接处的茶城、清口等地，严防黄河洪水倒灌、泥 沙淤运河。实现这一目标的工程措施，是增建或改建船闸，并严格启闭制 度。　　潘季驯按照上述总体规划，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对黄河、运河和淮 河进行了大规模整治，共筑土堤 102268 丈，砌石堤 3375 丈，开挖河道二 条，堵塞决口 139 处，建滚水坝 4 座，挑浚运河淤浅 11564 丈，栽护堤柳832200 株，同时比原计划节省工程经费白银 24 万两。《明史·河渠志》 记载说，经过潘季驯这次治理，黄河、淮河、运河出现了“流连数年，河 道无大患”的局面。由于治河成功，潘季驯声名大振，被升为工部尚书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万历八年（1580）六月，被任命为南京兵部尚书，参 赞军机事务。万历十一年正月，奉调进京任刑部尚书。在此期间，他始终 关注和思考着河道的治理。他积极向吏部推荐称职的治河官员并在信中 说：我以治河为命，虽然离任，但好像还生活在河边，思想总离不开黄河。 张居正死后，政治风云突变。万历十二年，潘季驯因“党庇张居正”罪被 削职为民。　　潘季驯革职后，堤防修守日渐松弛。万历十三年（1585），河患又起。 万历十六年五月，朝廷第四次任命 68 岁高龄的潘季驯出任总理河道大臣。 潘季驯一上任，首先花了两个月时间对黄河、淮河、运河的堤防、闸坝普 遍作了一次详细调查。在实际查勘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整治江苏、山东、　　河南三省河防工程的详细计划。他坚持并发展了三任总河时的主张，更加 重视堤防的建设，并且提出了利用黄河本身冲淤规律实行“淤滩固堤”的 方案，为治理多沙河流又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进一步完善了“束水攻沙” 的理论和措施。在此期间，他加紧对治河经验的理论总结，加紧对堤防修 守制度的建设。万历十六年八月，他上疏朝廷，提出加强堤防修守的八项 措施。次年，提出保证黄河安全渡汛的“四防二守”制度。万历十八年， 他积一生治河心血并融汇了前人治河的丰富经验，写成了极为重要的治河 专著《河防一览》。由于长期积劳成疾，万历十八年以后，潘季驯一直是 抱病巡河，以舟代步。当时他已是 70 高龄，按明朝制度即可退休。但因无 人接替，朝廷始终不准他离任。万历十九年九月，泗州大水，浸及明朝祖 陵。潘季驯仍以病危之躯亲赴泗州巡视水势灾情。翌年正月，潘季驯终于 被解除总理河道职务。离任前，他写了一份题为《条陈熟视河情疏》的重 要报告。他在报告中除了系统阐述束水攻沙等基本理论外，着重提出治河 一定要熟悉河情水势，尊重客观规律，要从地形地势出发，要始终不懈地 加强堤防的修守。他认为在当时条件下，“治河之法别无奇谋秘计，全在 束水归槽。而束水归槽也无奇谋秘计，只有坚筑堤防”。离任第二年，潘 季驯便得了风瘫。万历二十三年（1595），这位在中国河工史上写下光辉 篇章的治河专家悄然谢世。　　潘季驯在长期治河实践中，吸取前人成果，总结新的经验，逐步形成 了“以河治河，以水攻沙”的治理黄河总方略，核心在强调治沙，基本工 程措施则是筑堤固槽，以堤治河，遥堤防洪，缕堤攻沙，减水坝泄洪。这 样，不仅改变了明代前期在治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分流”方略，而且 改变了历代在治黄实践中只重治水、不重治沙的片面倾向。他的主要贡献 是：（1）把治沙提到治黄方略的高度，实现了治黄战略的重要转变；（2） 提出并实践了解决黄河泥沙问题的三条措施，即束水攻沙、蓄清刷黄、淤 滩固堤；（3）系统总结、完善了堤防修守的一整套制度和措施。　　潘季驯的治理黄河思想与实践有几个显著特征。首先，他紧紧抓住黄 河沙多水少、年内分布极不平衡的水文特点，使治理方略与措施建立在对 黄河规律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潘季驯以前，治河方针总是以治水为单一 目标。而潘季驯则认为不能把黄河问题同一般清水河流等同来看，不能完 全采用适于清水河流的方法来治黄。他在《河议辨惑》中答复一些人的责 难时说：黄河自“兰州以下水少沙多”，这是黄河的特殊性。他反复强调： “黄河最浊，以斗计之，沙居其六。”基于这种认识，潘季驯反对黄河分 流，认为“分流诚能杀势，然可行于清水之河，非所行于黄河也。”　　第二，潘季驯主张利用水沙关系的自然规律来刷深河槽，达到治河的 目的。束水攻沙、蓄清刷黄、淤滩固堤的思想都体现了这一点。明代中叶， 黄河泥沙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但是，解决泥沙问题的 途径，见解却极不一致。当时比较普遍的意见，是主张用人力挑浚或用原　　始的疏沙船疏浚。但潘季驯却主张利用自然力。他认为，黄河泥沙“不知 几千万斛，??纵使其能挑而尽之，堤之不筑，水复旁溢，沙复停塞，可 胜挑乎？”如果以水刷沙，则“如汤沃雪”。而要利用水力刷沙，就必须 坚筑堤防。“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于两旁，则必直刷乎河底， 一定之理，必然之势”。这就是著名的“束水攻沙”论。他阐述了利用堤 防约束水流、提高流速从而增大挟沙能力的道理：“黄河斗水，沙居其六。 以四升之水载六升之沙，非极迅溜湍急，则必淤阻。”而“堤固，则水不 泛滥而自然归槽。归槽，则水不上溢而自然下刷。沙之所以涤，渠之所以 深，河之所以导而入海，皆相因而至矣”。潘季驯不仅主张通过筑堤束水 来提高冲刷泥沙的能力，而且提出利用清水注入黄河，稀释浑水，从而提 高水流的挟沙能力。他说，黄河和淮河，一浊一清，“俨若泾渭”。“且 所借以敌黄而刷清口者，全淮也”。如果失去淮河清水的稀释、冲刷作用， 而“止余浊流（黄河）一股，海口必塞”。潘季驯又进一步提出利用黄河 大水挟大沙的特点，淤滩固堤。他建议，在黄河汛期将缕堤适当位置开口 放水入滩地。“水进则沙随而入，沙淤则地随而高”。他设想，“二、三 年间，地高于河，即有涨漫之水，岂能乘高攻实乎？缕堤有无，不足较矣。” 他试图以淤高的滩地来代替原有的缕堤，并保护遥堤。他称这是“与其以 人培堤，孰若用河自培之为易哉！至于人夫桩料，岁省尤为不■诚为上策”。 潘季驯解决泥沙问题的思想虽也有其局限，“束水攻沙”尚未能解决黄河 下游河床的淤积，但这一思想却闪耀着科学的光辉。　　第三，潘季驯强调治河要有整体观念，要有统筹规划。他说：“治河 之法，当观其全。”他面对的是黄河、淮河、运河三者交叉的复杂格局， 因而他的主张和措施总是把三者视为一个整体：既看到三者各自的区别， 更重视彼此的联系和制约。他的这一思想，首先反映在他的《两河经略疏》 中，以后又不断进行阐述和发展。他把治河与治漕、治河与治淮、治河、 淮与治海口、兴利与除害、上游与下游等多种关系联系起来，通盘考虑， 统一规划。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总体规划思想，这就是：“通漕于河，则治 河即以治漕；会河于淮，则治淮即以治河；会河淮而同入于海，则治河淮 即以治海。”这一思想表明，16 世纪时期的中国跨流域规划思想已具有相 当高的水平。　　第四，潘季驯始终强调从河情地势出发，从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和科 学技术水平出发来确定治河方针和方法。他在垂暮之年，即将告别河工之 际，这样阐述了自己治河方略的实践源泉：“臣自嘉靖四十四年以河事君 父者，凡四伍矣。壮于斯，老于斯，朝于斯，暮于斯。或采之舆情，或得 之目击，或稽之以往，或验之将来、水有性，拂之不可；河有防，弛之不 可；地有定形，强之不可；治有正理，凿之不可。”所谓“采之舆情”就 是作调查研究；所谓“得之目击”就是作实地考察；所谓“稽之以往”就 是吸取前人的成果；所谓“验之将来”就是通过实践来检验自己的主张和　　措施。他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治河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客观规律出发， 而不能凭空臆度，穿凿附会。潘季驯的主要著作有《总理河漕奏疏》14 卷，《宸断大工录》10 卷，《河防一览》14 卷等。其他河工著作还有《潘司空奏议》，《河防榷》，《两河经略》，《两河管见》等，但内容大多重复。另有《留余堂尺牍》 等书信集，内容也有不少与治河有关。　　潘季驯关于治河的理论和措施，首先直接反映在他给朝廷的河工奏疏 中。这些奏疏多达 200 余道，是潘季驯四次担任总河、长期治河实践及研 究的呕心沥血的结晶。奏疏内容包罗万象，从堤工技术到治河行政，从总 体规划到一闸、一坝、一条制度的规定，几乎所有重要河工问题的解决过 程，都反映在他的奏疏中。这些奏疏被后人编辑成《总理河漕奏疏》14 卷。 万历八年，潘季驯的僚属曾把部分河工奏疏和别人给潘季驯的赠言汇编成 集共 10 卷，取名《宸断大工录》，这是潘季驯的第一部治河书。后来，他 以《宸断大工录》为基础进行补充删改，辑成《河防一览》14 卷。此书最 集中、最清楚地体现了潘季驯的主要治河思想和措施，它的流传和影响也 最为广泛。清代第一任河道总督杨方兴曾评价说：“司河者略能记诵其《河 防一览》中一二语，其所设施，便出人一头地。（潘）公之功其旷世而难 泯，公之名虽千载亦不灭矣。”《河防一览》约 29 万字，精选了 41 道治 河奏疏，其中首任和二任时期的奏疏一道也未收入。由此可知，潘季驯认 为三任总河以后的奏疏更能代表他的全面主张。《防河一览》全书内容包 括：皇帝给潘季驯的诏书、黄河图说、治水思想、河防工程的关键地点、 修守章程、潘季驯本人奏疏、黄河源与黄河决口、古今治河重要文献辑录等 8 个部分。它既全面继承了前人治河的主要成果，又系统总结了潘季驯 长期治河的新经验。它既是束水攻沙论的主要代表作，又是中国 16 世纪河 工水平、水利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对此后 300 年的河工实践起着指 导性作用。　　潘季驯最常说的名言，就是“未经身历，不敢妄言”。这充分体现了 他尊重实际的作风。这种作风势必与天神观冲突。所以他说，把治河成败 “归天归神误事最大”。他说，所谓“神”，就是“水性”。人掌握了水 性，“天心”也会顺应人意。如果治河想靠上天保佑，神灵相助，人的力 量就无从发挥了。他还反对迷信书本和古人经验。他非常推崇孟子的一句 名言：“尽信书不如无书。”潘季驯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和人定胜天的思 想，是他治河能获得重大成就的思想基础。在潘季驯治河 300 年之后，国 际水利界曾对治理黄河下游的方略进行过一些讨论。但是令人惊讶的是， 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方水利专家所提出的种种治黄方案，并没有超出潘 季驯早已论述过的原则。20 世纪 30 年代，德国著名水利专家 H．恩格斯（Engels）教授对潘季驯的双重堤防作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潘氏分清 遥堤之用为防溃，而缕堤之用为束水，为治导河流的一种方法，此点非常合理。”这说明潘季驯在世界河工史上也是一位杰出人物。
文 献 原始文献［1］（明）潘季驯：总理河漕奏疏，清初抄本。［2］（明）潘季驯：河防一览，水利珍本丛书本，1936。［3］（明）潘季驯：宸断大工录，清初抄本，北京图书馆藏。［4］（明）潘季驯：留余堂尺牍，清初抄本，北京图书馆藏。［5］（明）王锡爵：潘司空墓志铭，见《行水金鉴》，商务印书馆，1936。［6］（清）张廷玉等：明史·河渠志，中华书局，1974。研究文献［7］岑伸勉：黄河变迁史，中华书局，1955。［8］沈怡：潘季驯治河，见《黄河问题讨论集》，台湾，1971。［9］张含英：明清治河概论，水利电力出版社，1984。［10］郭涛：潘季驯，水利电力出版社，1985。杨 济 时　　　　　　　　　　　　朱 建 平 杨济时字继洲。三衢（今浙江衢州）人。约明嘉靖元年（1522 年）生；约泰昌元年（1620 年）卒。中医学、针灸学。　　杨济时出身于医学世家。祖父曾任太医院御医，撰有《集验医方》进 呈，帝命刊行天下。济时幼年习儒，博学能文，但科举屡次挫折，遂弃文 而学医。他认真攻读许多家藏的医学秘籍，积年累月，寒暑不辍，颇有心 得。精于针灸，兼通内、外、妇、幼各科。嘉靖时（），经选 试，至北京太医院任侍御医。隆庆二年（1568）任职于圣济殿太医院。万 历年间（）仍任医官。40 年间，除了太医院，他还遍历福建建 宁（今建瓯）、河北磁州（今磁县）、北京通州（今通县）、江苏扬州、 河南汤阴、山东汉上及山西平阳（今临汾）等地，访贤治病，博采众长。 因医术高超而饮誊朝野。　　鉴于当时古今针灸书籍众说纷纭，杨济时乃参合指归，汇同考异，编 成《玄机秘要》（又称《卫生针灸玄机秘要》）。1580 年，过扬州，治愈 黄缜庵儿子面疾，黄出资将此书刊印。书分天、地、人三卷，分图析类， 述针药调摄之法。万历年间山西监察御史赵文炳患痿痹之疾，屡治无效， 后请杨济时，三针而愈。济时遂出其《玄机秘要》，赵欲以刊行。济时认 为诸家之说欠全，又广求群书，采录《素问》、《难经》、《神应经》、《古今医统》、《乾坤生意》、《医学入门》、《医经小学》、《针灸经》、《针灸聚英》、《针灸捷要》、《小儿按摩》等 32 部明以前有关针灸的著 述，并按太医院针灸铜人像，绘制穴位图。晋阳人靳贤受赵文炳之托，帮 他选集校正，撰成《针灸大成》（又称《琼瑶神书》，《四库全书》作《针 灸大全》，乾隆二年会稽章延圭刊本作《针灸集成》），赵文炳作序，于 万历二十九年（1601）刊行。　　《针灸大成》共 10 卷：卷一首载仰、伏人周身总穴图，次述针道源流， 再集录并诠释《内经》、《难经》关于针灸的经文；卷二、三为针灸歌赋， 其中有流传甚广的《标幽赋》、《金针赋》、《通玄指要赋》、《马丹阳 天星十二穴治杂病歌》以及杨氏家传经验《胜玉歌》等；卷四是历代各家 补泻手法，有《内经》、《难经》、《神应经》、南丰李氏、四明高氏以 及三衢杨氏等补泻，杨氏补泻书中记载的“烧山火”、“透天凉”、“苍 龙摆尾”、“赤凤摇头”等，为临床广泛采用，还记录了针灸禁歌等；卷 五为井荥俞原经合、子午流注、灵龟八法等；卷六、七详论脏腑、经络和 俞穴，共录 359 个穴位，其中单穴 51 个，双穴 308 个，比宋代《铜人俞穴 针灸图经》、元代《十四经发挥》增加了 5 个穴位，并对许多穴位的名称、　　体表定位、取穴方法、进针深浅、主治功能等详加考订；卷八论述了诸风、 伤寒、痰喘咳嗽等 23 门，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科疾病的针灸治疗； 卷九首载治症总要，次述东垣针治、名医治法和各家灸法，后附杨氏医案31 则；卷十录陈氏《小儿按摩经》。 杨济时认为，治学“不溯其源，则无以得古人立法之意；不穷其流，则何以知后世变法之弊”，从基础理论，到辨证施治，无不本自《内经》、《难经》。在《针灸大成》中，杨氏《玄机秘要》的内容，如《兰江赋》、《胜玉歌》、《治症总要》、《医案》、《策》以及《标幽赋》、《通玄 指要赋》的详尽注释，反映了杨济时源自岐黄而又有创新的学术思想及其 成就。杨氏讲究辨证施治，他认为：“治法因乎人，不因乎数；变通随乎 证，不随乎法；定穴主乎心，不主乎奇正之陈迹”，“用针之法，要在识 其通变，捷而能明”，如他治两例肩臂痛不举，一例为痰在经络，针药结 合治之；一例痰火炽盛，针灸相配治之。临床治病，立方严谨，选穴精练， 如《胜玉歌》就以 60 多个穴位治疗 50 多种病症。《医案》中，选穴多在2—6 个，如许鸿宇患两腿风，日夜痛不能止，卧床经月，针环跳、绝骨穴， 随针而愈。《治症总要》例举 151 种证治选穴，常有两组处方，一为主方， 一为备用方，“前穴未效，复刺后穴”。还提出针刺先后次序：“先刺主 症之穴，随病左右上下所在，取诸应穴”，“以不病者为主，病者为应。” 十分重视针刺手法，他在前人基础上，复加悉心研究，总结出“十二字诀”， 即爪切、持针、口温、进针、指循、爪摄、退针、搓针、捻针、留针、摇 针、拔针等 12 种手法。后来又进一步归纳成揣、爪、搓、弹、摇、扪、循、捻 8 法，更为切合实用。清《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认为，“十二字诀” 简明切要，易诵易学，予以收载。透穴针法首见于金元窦汉卿《玉龙歌》， 但仅二则，杨济时则大大加以发展，计有印堂透左右攒竹、地仓透颊车等14 法。并首创大补大泻手法，用来治疗阴阳俱虚或俱实的病证。第一次详 细论述了“烧山火”、“透天凉”手法的具体操作。此外，还阐明《马丹 阳天星十二穴治杂病歌》中“截”法和“担”法的含义，分属补法和泻法。 济时强调“用针之法，候气为先”，首先提出”宁失其穴，勿失其经；宁 失其时，勿失其气”等学术主张，对针灸临床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当时，由于“业针法之不精，传授之不得其诀”等原因，致使“诸家 之术惟以药，而于针灸则并而弃之”。赵文炳作《针灸大成·序》亦说： “迩来针法绝传，殊为可惜。”于是，杨济时发愤编摩，集明以前针灸学 之精华，对针灸学作了一次较大的总结。虽然该书资料庞杂，编次欠当， 但其中阐述并广泛搜集过去有关针灸文献，材料颇为丰富，对穴位考证较 详，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针灸学者所必读。《针灸大成》自刊行以 来，已有 50 多种版本。其翻刻次数之多，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声誊之高， 都是罕见的。其书不但对针灸学的整理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而且还保存 了许多古代针灸家的学术精髓；不仅在国内流传很广，而且还译成德、日、　　法等文，传到国外，对推动国际针灸学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 杨济时作为一代针灸大家，并不排斥其他疗法。他认为“其致病也，既有不同，而其治之，亦不容一律，故药与针灸不可缺一者也”，视病情 需要，或针或灸，或针灸同施，或针药按摩结合。他也不贬低同道，凡遇 奇证痼疾，常与同僚徐东皋、何鹤松相推荐。其医德与医术一样受人称颂。文 献　　［1］（明）杨济时撰，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校释：针灸大成校释， 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　　［2］（明）王国光：卫生针灸玄机秘要·序，见《针灸大成校释》， 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　　喻 仁 喻 杰易 华　　喻仁 字本元，别号曲川。喻杰字本亨，别号月川。庐州府六安州（今 安徽六安）人。喻氏兄弟大约生活在明代嘉靖（ 年）到万历（1573—1620 年）年间。兽医学、畜牧学。　　关于喻氏兄弟生平和事迹的资料很有限。1988 年为纪念《元亨疗马 集》付梓 380 周年，在安徽六安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纪念会，与会学 者对《元亨疗马集》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都遗憾地表示喻氏兄弟的生 平待考。关于喻仁、喻杰的生平，我们只能根据他们的传世之作《元亨疗 马集》作些推测。《元亨疗马集》大量引用了古典文献，并常用诗、歌和 赋的形式来表现。由此可见作者熟读古书，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其次，《元 亨疗马集》收集了大量民间兽医经验，以及不少的发挥和创见，可以推断 喻氏兄弟是民间兽医。他们在“上进铜马表”中也提到“近世有西河子舆， 亦明相法。子舆传西河仪长孺??臣援尝师事子阿，受相马骨法，考之于 行事，辄有验效。臣愚，以为传闻不如亲见，视影不如察形”。本元、本 亨是亲兄弟，长期合作，“究师皇、歧伯之经，泄伯乐、宁戚之秘，针砭 治疗，应手而愈”。他们继承先辈之业，收集民间的经验，并且和自己的 实践紧密地结合，将中国传统兽医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中国传统科学发展到明代，出现了一种总结的潮流。明万历年间是商 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时代，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 了条件。《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相继完成，它们分 别是集药物学、农学、手工业技术大成之作。《元亨疗马集》也具有类似 的特点。　　畜牧兽医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甲骨文中就包含了不少这方面的知 识。古代相畜医兽专书一般著录在“子部·农家”项下，可是失传的多， 保存的少。兽医书籍一般在民间流传，传抄的人随抄随改，后刻印的兽医 书，比以前的著作大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或改进，因此，新书一出，旧书 就可能随时失传，直到《元亨疗马集》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局面。《元亨 疗马集》收录了明以前的农书和主要畜牧兽医著作，包括《齐民要求》、《四时纂要》、《痊骥通玄论》、《司牧安骥集》的主要内容。这部总结 性的兽医经典著作，奠定了传统中国兽医学的基础。明清以后，它被多次 翻刻，广为传播。　　喻氏兄弟写作《元亨疗马集》的有利历史背景是当时安徽的养马业特 别发达。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于安徽凤阳，非常重视养马事业。据《滁州志》 卷五记载：“明在内地养马计有十四监所，其中在安徽境内有五监三十三　　群。”随着畜牧业的繁荣，畜牧兽医专业书籍也就不断涌现。《元亨疗马 集》只不过是其中最优秀的一部。　　《元亨疗马集》原名《疗马集》，题为“直隶庐州府六安州喻仁、喻 杰合著”。万历戊申年（1608）丁宾为之作序，题名《元亨疗马集》，正 式梓行。后来又加进了《疗牛集》和《驼经》，称之为《元亨疗马牛驼经 集》或《元亨马牛驼经大全》。《元亨疗马集》丁序本分春夏秋冬 4 卷， 有图 112 幅，赋 3 篇，歌 150 首，药方 300 余个。乾隆元年（1736）由许 锵作序的许序本，由马经 6 卷，牛经上下卷，驼经 1 卷组成。随后不久， 六安州著名兽医郭怀西对《元亨疗马集》进行了全面的改编和注解。经安 徽省畜牧兽医研究所发现并收集成套出版，名为《新刻注释马牛驼经大全 集》。郭怀西“细检先贤故籍，要语秘诀，奇针治法，奥义良方，一一注 明。其间有未备者详之，颠倒者顺之，残缺者补之，讹谬者正之，失次者 序之”（郭自序）。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主编 校正出版了《元亨疗马牛驼经全集》，现已重印 10 多次，20 多万册，是 最流行的版本。　　《元亨疗马集》是中国传统兽医学成熟的标志。中兽医与中医是相伴 发展的。《周礼》中就将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相提并论。但是，中医 在汉代就有了严谨的理论体系和一整套的诊治方法，而中兽医一直处于零 乱状态，直到《元亨疗马集》才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体系。此书“内容广 泛详尽，尤以马经部分，首论畜牧各章，次论脏腑生理、病理以及诊断之 学，其中如脉色论、八证论、疮黄论、起卧入手论等篇，医理精深，独成 学派；复考伯乐明堂针灸火烙之术，总汇药性、经验良方之篇，皆实践之 精华；而七十二症更据经按典，指出病原、病状、论断生死转归与阐述调 适之法、戒忌之点，理明义精，更为生产之所需要”。《元亨疗马集》理、 法、方、药俱全，不仅奠定了中兽医学的基础，也体现了中兽医学发展的 最高水平。　　中兽医的理论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中医中借用过来的。“阴阳寒热表里 虚实”为“八纲”，在《内经》和《伤寒论》中已被确立为中医的理论基 础。八纲辨证是中医的核心内容。喻氏兄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八证论”。 寒热虚实表里与中医基本相同，不同处在于他们大胆地用“正邪”取代“阴 阳”。阴阳学被视为中医的总纲，喻氏兄弟用“正邪”来取代“阴阳”， 不仅是他们有独到的勇气，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金元四大家已对阴阳学 说有所怀疑和突破，明清温病学派的兴起，突破了阴阳学说的束缚。喻氏 兄弟用八证论来代替八纲辨证，反映了他们的理论造诣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元亨疗马集》的另一特点是通俗易懂。为了便于群众学习和应用， 他们创作了许多歌诀并配有精美的插图。例如“寒证论”歌曰：“寒气多 因冷气侵，为缘阳不胜其阴。系拴詹苍因风袭，牧放郊荒被雨淋。腥酸邪　　物凝于胃，天寒冷水脏中停。回头觑腹蹄跑地，伸腰摆尾颤伶竞。鼻寒耳 冷蹇唇笑，肠中虚气响雷鸣。除湿健脾三圣散，乾姜木朴酒盐葱；同煎三 沸温和灌，自然痛可得安宁。”病因、病理、诊断、治疗都说得很清楚， 让人易懂易记。　　据目前已知，《元亨疗马集》的版本已达 60 多种。现全国高等、中等 农业院校的中兽医教材基本上沿用了该书的理法方药体系。日本、朝鲜等 国早就有该书的选译本刊行。《元亨疗马集》是不朽的古代中国科技名著 之一，其作者喻本元、喻本亨因此名垂青史。
文 献 原始文献［1］（明）喻仁、喻杰：元亨疗马集，手抄丁宾题序本，南京农业遗产宝藏。［2］郭怀西编注：新刻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3。［3］中兽医研究所重编校正：元亨疗马牛驼经全集，农业出版社，1963。研究文献［4］金重冶：《元亨疗马疗牛集》出版的时代背景，农业考古，1988，1，第 335-336 页［5］王铭农：《元亨疗马集》的成就及明代的牧政，农业考古，1988，1，第 340—346 页。［6］石声汉：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　　［7］西北农学院农史室：中国古代农业科学家小传，陕西科学技术出 版社，1984。　　程 大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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