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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困惑　
警惕名家随笔　　随笔如潮，时代使然。名家随笔启人心智、净化灵魂，可读性极强，这 都是不争之事实。然而今日突然提出“警惕名家随笔”又绝非耸人听闻。仅 于随笔中知识性错误之多，就令读者齿寒心寒，遑论其他。　　近读汪曾祺先生《塔上随笔》，我突然发现这位饮誉文坛的小说家、戏 曲家、散文家，经常出语武断，甚或屡屡出现常识性知识性错误。今举一二 小例请读者鉴察：　　比如，他说：“自从布莱希特以后，世界戏剧分做两大类：一类是戏剧 的戏剧，一类是叙事诗式的戏剧。”（第 160 页）这个论断显然有悖于世界 戏剧发展史的演进轨迹。且不说，今日戏剧的态势乃多元共存，异彩纷呈， 不断创新，仅就“布莱希特以后”如何云云，就忽视了众多著名戏剧家对戏 剧大厦之建构所赋予的灵性与智性。布莱希特最多只是一种戏剧观念的创制 者，戏剧史，特别是世界戏剧史包容了他的戏剧观念，却未因他的戏剧观念 而在“以后”把戏剧截然划分为两大类或两大块，这不能不说是过分草率的 论断。如从学术眼光来看，它的分类多少有些危险。　　好，如果这个论点尚可以尊之为“一家言”的话，那么下面的例子就属 于无可争辩的知识性错误了。作者在言及中国戏剧结构形式及称谓时，断然 说：“元杂剧的分‘出’，和十九世纪西方的戏剧的分‘幕’不尽相同，但 有暗合之处。”我初读以为可能是先生行文之需要或难以避免的笔误，可是 再往下读，不对了，这不是作者的一时之闪失，而是就这么认识的，且看下 段文字：“传奇的作者意识到生活的连续性、流动性，不能人为地切做四块， 于是，由大段落改为小段落，由‘出’改为‘折’。”既然言之凿凿，我辈 就不好再为之辩解了。作者急于做出的判断，使他犯了一位戏曲作家、小说 家不应犯的最基本的常识性错误。他竟然把传奇结构中的“出”说成了“折”； 又把元杂剧结构形式中的“折”说成了“出”。一字之差，不免谬之千里。 事实上，元杂剧只有“折”之称，而绝无“出”之名，而传奇虽个别剧本尚 沿袭用“折”，但甚寥寥。绝大多数传奇剧本，如《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十五贯》都是几十“出”的大戏，可没有几“折”的称谓。　　目前，人们似都在关注民族戏曲的振兴问题，窃以为，要振兴，当然有 各种手段，但普及戏曲基础知识乃当务之急。而时下的随笔多有卖弄知识的 篇什存在，但却无前辈先生们的功底了。而有些名家，虽曾在艺术某一领域 干过，且当属行家里手。可是，不加思索，率意为之，随笔随到连原始材料 都不查一查的地步，也够让人遗憾的。文人一但为文，就要考虑给读者些什 么，对知识性的东西不加注意，必形成误导，所以名家要自爱，而读者也要 对名家警惕一点。　　读解罗兰　　认识罗兰女士的书是我五六年前的事了。那时我给天津大学一对研究生 结婚作证婚人，为要说几句祝福的话和必要的提醒，我征引了《罗兰小语》 中的几句话，没想到引来了在场的朋友的热烈掌声。也许这应了海天出版社 “编者的话”中说的，《罗兰小语》被称颂为“青年人心中的一部‘福音’”， 从此我开始知道了罗兰在青年心目中的地位。也许是因为在南大教书的关 系，我和同学不时提到了罗兰女士的“小语”和散文。我当时就发现我的众 多学生是喜爱罗兰的书的。印证这一点的是：有一次我们讨论主持人的话语 时，我突然顺嘴引用了一句罗曼·罗兰的名言：“应该为自己创造一颗真诚 的灵魂，然后去爱人，并被人们所爱。”没想到大师的话使同学联想到了罗 兰女士和她的“小语”。一位快毕业的大学生就说：“罗兰作主持人的话语 是真诚的，她是主爱的，所以她不像有些人说的，她还欠深刻，我们喜爱看 她的小语已足够说明她的小语的魅力。”当时的情景和对话在我准备这次发 言时，似又重现在眼前了。　　几年匆匆过去了，我竟然发现我对罗兰的“第一次印象”是 如此的鲜明、 清晰、乃至于深信有我自己对她的特殊的把握方式和体验。我认为，罗兰女士有一种稳定的文化精神。人们不难看到：在她的书中，儒、道、佛思想的相互包含、交叉的特异现象；道家的、佛家的主爱精神和 儒家的匡时济世的思想闪光。这种文化精神的渗入，就使她的作品既有对传 统美质的歌颂，又有对民族创伤造成的扭曲以及人性弱点的审视和批判。所 以解读罗兰，不能不首先看到佛、道两家的主爱精神以及儒家的匡时济世思 想铸就了的罗兰女士的人生态度和艺术精神。倘若看不到传统的文化精神对 作家创作的这些影响，就不会真正把握罗兰的作品，也不会充分理解其人。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散文，不仅植根于情感的土壤，而且高耸于思想的峰 巅。那种属于整个进步人类的优秀思想，那种能成为后世几代人享用不尽的 思维之果，那种充满智慧与文明营养之海，既是滋养罗兰作品的生命之母， 也应是未来散文的希望之光。正如柯勒律治所说：“心灵里没有音乐，决不 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我相信这话的真理性。以上算是我拜读罗兰作品 的第一点体会。其次，在我看来，罗兰的作品，隶属于作家自身的生活经历与人生体验，并较为完整地保留了生活素材的原生色彩。本身具有亲历性和体验性特征。 我读罗兰作品，总觉得她能从种种现实的人事纷扰中摆脱出来，由“外自然” 返归“内自然”，亲切然而又是冷静的心态，使她运用自如地把握过去、现 在的人和事，既免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重累，又于散 文和小品中的内蕴上突破了作品浅表地表现人生、社会主题的拘囿，得以深 入到历史、现实、人生、社会替嬗过程中人的生活深层，在不动太大声色的 叙述背后，呈示她个性创造价值以及灼人的艺术风采。这一点体现在她不时 巧妙地将“叙述人”暗转为思想者和感悟者，因此人们读来亲切，易生共鸣。 第三，我读罗兰的书，觉得从中时时流淌着情味、诗味和哲味。我读罗 兰，从不一页页地挨着看，然而只要翻到一页，就有一页的启悟。这启悟首 先可能是作品中的情感因子在起着极大的作用。如果说瞬间的审美体验的 话，罗兰的相当一部分作品中一丝丝，一缕缕具有哲味和思辨力量的诗情总 是敲击着你的心灵。她往往以诗人和哲人的眼光观察事物，思考人生。无人问津的客观世界，她能写出别具风采的新意和深意；有人涉猎的客观世界， 她同样能写出别具风采的新意和深意。她笔下的审美客体，只属于她自己的 独特发现，只属于她这审美主体的“这一个”。　　罗兰绝不是一个小家子气的、忸怩作态、追求时髦的作家。严肃的人生 态度，使她在观察和感受生活时常常冲出狭隘的视野，而将自己的目光和思 考投向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一大片土地，乃至整个宇宙；一个时代， 乃至整个历史过程。我说这些，不是一个穷极无聊的文人在捧角儿，我确实 是在看了她的绝大部分书之后才这样说的。当然毋庸否认，如果你忽视了电 台、电视台主持人的话语特点或称文体，你就会觉得以上的话有些不应有的 谀词，然而当你回归到麦克风前，面对形形色色的听友，你会觉得在娓娓絮 语中，罗兰的小语内涵有着现实与历史的交叉，此土与彼土的交叉，现代文 明与古旧文化的交织。事实是，她的代表作往往闪耀着时代的色彩和波光， 无不印记着现实的侧影和投影，她的情思、她的理趣、她的诗意，就是通过 自己笔下的某些“载体’而迅速传给读者，从而给人以激情、理智、良知和 力量。　　有一种通常的说法，它可能有一定道理，而又绝不可能概括全体：即作 家早期创作主要奔腾于诗的王国；人到中年和老年则拨转马头驰骋于散文世 界。诗人而作散文，不管是记事写人，也往往流露一种诗情。罗兰在她的作 品中闪烁着如许诗情和哲理之光的嘉言隽语，来源于她的气质、灵感和智性， 更来源于作家的品格和作家的本色。我可以这样解读罗兰：她力求在自己的 趋向上找到自己心灵之美的归宿，确证自己的价值！所以我读罗兰，我感受到的是一个立体的灵魂世界，一个以逼真的心灵轨迹和感情流程构筑的灵魂世界，一步一个脚印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最后一点是试着说几句罗兰作品的技巧。庄子曰：“真在内者，神动于外。”　　庄子这话不是谈风格，也非谈技巧。我用来只是要说明，即使艺术技巧， 它的根也需要心灵的真。艺术技巧的操作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心理运作过程。 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其实就是技巧操作的一种极境。技巧操 作的这种“妙处难与君说”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技巧效应的意会性。 所以散文之内容需要以心会心，其实散文之技巧又何尝不需要以心会心呢？ 所谓妙悟、顿悟、彻悟，出神入化云云都是意会性。罗兰的艺术技巧，表现为自由酣畅。然而我说，此自由酣畅是易为而难工。它是痴情闺秀，它是山秀林岚，它是风涛潮汐，它是切切絮语，是山水 彩墨。但归根结底，她有一部分作品称得上气韵生动。罗兰颇善于观察人生， 观察人的心态、观察深隐层次的社会内涵，正因为她首先有了真实描写对象 的基本功，所以才进一步地追求传神的境界。这似乎是难以捉摸，但实际上 是和作家自身的知识积累、艺术修养、个性、气质、审美追求有关。就如画 中国画，在写生、设色、布局等等基本功功力渐深之后才有可能达到气韵生 动的境界一样。而这一切又只有通过心灵流泻出来，才是充满生气的、活泼 的、动情的。灵和气不可分。灵气所钟，方具气韵和神韵。关于这一点，罗 兰的作品中的精心之作具有这种品味。　　仅举一点可以说明，罗兰的散文之动人，我认为不在煽情，而是情理糅 合。或情稍重于理，或理稍重于情，但都是她审美取向的表现。写到这儿， 我又想起了波特莱尔的一句名言：“我的美的定义，那是一种热烈而痛苦的　　东西，又是多少有些朦胧，可以自由猜想的东西。”我不想拿罗兰的作品与 波特莱尔的话一一对号，我想说的，表达得如此明晰的罗兰作品，仍然留给 我们那样多“可以自由猜想的东西”！文学节目大有可为①　　作为广播文艺专业的圈外人，我有幸参与了这次第三届中国广播文艺（政 府奖）的总评会，获益匪浅。连续几天对各台文学节目的欣赏，不仅大开眼 界，而且引来了不尽的思绪。在聆听节目的间歇时，我曾情不自禁地对几位 评委说：“文学节目大有可为！”是的，文学节目在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时期， 确实大有可为！　　然而，我也从很多评委的介绍中了解到，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在各 色各样原因左右下，那么辉煌过的文学节目，在不少电台几乎处于前所未有 的低谷。有的惨淡经营苦苦地支撑着这方绿洲；有的则不得不合并于综艺节 目中，成为它的附庸，失去了应有的独立地位；而有的台竟索性取消了文艺 节目的灵魂——“文学节目”！可是当我潜心聆听各地送来的二十二个文学 节目后，我竟突发奇想，我的理想主义告诉我，目前文学节目的暂时“失宠”， 这是不是它在再创辉煌前夕的寂静？是不是它在酝酿新的突破？　　这种理想、这种信念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这次总评会上各地送来的佳 作，从质地上来说，实令人鼓舞，关于这一方面的收获我将在下面结合具体 节目谈我的意见。而第二点，我不揣浅陋，愿意先谈谈作为文学传播媒介的 广播的优长，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文学节目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巨大作用。只要关注一下文学传播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它首先由口头语言流传，再到文字语言的手抄书写，又到印刷。传播手段和工具的每一次转换和更新， 都会带来文学传播的新发展，也就是文学的新发展。报刊、杂志特别是广播 这些传播工具的创生和启用，不仅大大地推动了文学的生产发展和传播消费 发展，而且给文学的整体发展带来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因此绝不是新的传 播工具排挤了文学，降低了社会对文学的需求，而是赋予文学生命以新的契 机。事实证明，新的传播工具的发明，文学一旦和它相契合，即派生出新的 文学艺术样式，广播文艺中的“文学节目”是为明证。进一步说，正是广播 文化使得以抽象书写符号为存在形态的语言艺术，现在变成了以听觉为特色 的声的具象展示，是一次思维空间的拓展。读者无需再通过一次由阅读书写 符号为起点的阅读想象来为自己复制形象世界。而现在的广播文化正为它提 供了这个形象世界的可能和广大空间。所以我们把广播看作是一个现代的文 学“阅读”方式，而这个新的“阅读”方式对听众来说，具有前所未有的艺 术感染力和魅力以及吸引力。所以它是文学消费方式的一次革命。这是从文 学角度说的。
而从广播文化的角度来说，文学无疑是广播最丰富的信息资源。广播自 产生以来，就很快认识到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丰硕成果积累和至今拥 有庞大的创造力量及其精神产品的文学，是广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是广播文化信息资源。从直接影响上来看，广播真的从文学中“抢走”了大 量的人物、形象、故事、题材、体裁乃至文学的艺术技巧。毋须夸张文学对 广播的影响，从最起码的程度上来说，文学也是广播文化的基础。任何节目 都具备最低限度的文学成份：科教节目、新闻节目、综艺节目、乃至广告节 目，都需要最起码的文学性的脚本和解说。文学成了广播无法脱离的基础性 的创造手段和辅助手段。所以，从最深层的影响力来说，文学从内容到形式，①
本文是作者 1996 年 12 月 12 日在中国广播文艺政府奖评奖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都在根本上影响广播文化的深广度和艺术性。当然，文学对广播文化的影响 不是冲击式的，也不是突入式的，而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以上我试着从 另一角度谈谈文学与广播文化的辩证关系，以便为这次就文学节目进行对话 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并就文学节目中的成功或某些不足求得一个共识。　　应当承认，这次参评的二十二个文学节目就题材的文化内涵和选材的广 度来说，其涵盖面既广且深：有时代的投影，有历史的回声，有内心的独白， 有灵魂的写真，有民情，有乡情，有亲情，有友情，有爱情，有史情，有旅 情，有风情，有哲情，也有艺情，其中蕴藏着歌颂、自勉和勉人的丰富文化、 心灵内涵。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个性、血性的诗人，追求理想之 光的艺术家以及可以称之为战士中的战士，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社会良知、 文化良知和心灵良知的跃动。与此同时，最可宝贵的是，从参评的二十二个 节目中，绝大多数都律动着民族文化性格的脉搏和心音，唱着时代的正气歌。 从具体节目来看，有如下的特色：
一、真正的文学精品是最“耐欣赏”的精神消费品 精神产品的消费不同于物质产品的消费。物质产品的消费一旦实现，便表现为物质产品自身存在的丧失或逐渐损耗。而艺术文学是最耐欣赏的精神消费品。文学精品令你百听不厌。福建台在世纪老人冰心生日之际，特意制 作了《世纪的爱心》这套高品位的文学节目。这是二十二个节目中最富学者 型味道的上乘之作。冰心的《寄小读者》具有超越时空的性质。真是“比如 日月，终古常见，光景常新”。我们在欣赏中对于冰心这位母性的伟大胸襟 像体验深邃浩渺的天空一样，如“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我们既沉 潜在审美的享受中，又在精神上得到一次人格的操守的纯净如水的洗礼。而 王光明先生的评述又把我们的精神升华到一个新的理性高度，其中介恰恰是 借助冰心的篇篇美文，即她崇高心灵的写照，得以实现的。正如席勒所说： “如果要把感性的人变为理性的人，唯一的途径就是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 是的，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大的系统工程中，像这样的审美教 育和审美感染的作品自然是不容忽视的，是它把我们变成审美的人，是它净 化了我们的心灵。中国的古典文学是一座大宝库，岁月流逝，光辉不灭，像甘泉一样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要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无疑是一个不 可或缺的源泉。山西台的《依依惜别的深情》谈古典诗歌中离别意绪，北京 文艺台的《华夏神韵》对李清照前后期词作的介绍，虽出新略嫌不足，但制 作的精致和在二度创作中的体悟都是准确和富有情致的。这说明古典诗词遗 产仍使我们感到一种非凡的穿透力，它能浸入到每一个听众的心灵，在那里 荡起共振的涟漪。??由此我联想到中国古典美文学、近现代美文佳作值得 我们反复地再阐释。它们反映的生活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然而古典名作以 及近现代的优秀作品也包括外国经典名作却依然渗入于今天人们的心灵深 处，成为慰藉现代人灵魂的不可缺少的精神滋补品。
二、文学欣赏中的情感运动形式 广播文化中的文学节目，作用于听众的欣赏心理的，我认为有四个过程：
一、文学欣赏中的音响感知；二、文学欣赏中的感情体验；三、文学欣赏中 的想象联想；四、文学欣赏中的理性认识。所以文学节目给予听者的是多种 心理要素的综合运动过程。我认为辽宁台的《石评梅与高君宇》最能体现听 众的这种心理过程。其他佳作还有山东台写重残军人朱彦夫的作品，陕西台 的《无韵信天游》、江苏台的《狂雪》等。在对这些作品的聆听过程中，我 们常常产生情感的对流和宣泄，看到悲苦，你会泪湿青衫，畅怀时而笑入彩 云。正如老托尔斯泰所说：“人们用语言互相传达自己的思想，而人们用艺 术互相转达自己的感情。”（《艺术论》）最值得称道的是《石评梅与高君 宇》这个节目的艺术感染力。在你听着这情思絮语时，很快就进入了情感的 交流，开始如涓涓溪流，吸引你进入角色。你会随主人公的各种际遇而辛酸、 抑郁、感喟、激动、赞叹，从而一步一步地达到情感体验的高峰。山东台的《一位战士和他的“极限人生”》，则在通过这位英雄战士与重残疾的搏斗， 我们又领悟了这位战士的永不退缩的生命精神，他的情，他的力，如同溪流 逐步汇合成了波涛澎湃的江河与大海。于是我们为石评梅、高君宇、朱彦夫 等人的情感与行为深深地震撼了。心灵的感知使我们把自己融进到高尚的情 操中。鄂伦春族的女作家空特乐的抒情形象同样令我们动容。内蒙台的这个 节目在整个艺术效果上极为成功，其色、香、味体现了民族风情和一位女性 的心灵震颤。《狂雪》中诗人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仇恨以及对那腥风血雨的 日子的描绘更令我们动容。我们深知，文学欣赏虽然不排除理智的认知因素的参与，但欣赏主体和欣赏对象之间主要是结成一种审美的情感体验和评价关系，它是人们用心灵 和情感来感知客观对象的典型形式。总之，作为听众，我们借助于音响的感 知、想象和联想、情感体验以及理性把握与观照，一步步地接受了欣赏对象 的情感，从而在心灵深处产生对假丑恶的憎恶与摒弃，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 求。当我们沉潜于情感交流之中时，我们击节赞叹，拍案叫绝。我们真像大 师们所讲的那样：“觉得那个艺术品不是其他什么人所创造的，而且觉得这 个作品所表达的一切正是他很早就已经想表达的。”（《艺术论》）正是由 于文学节目（即欣赏对象）所蕴含的情感信息同欣赏者审美心理结构贮存的 情感信息相互适应、相互契合，主客体才自然而然地结合成审美关系，进而 神形交会，物我合一，产生了令人神骇目夺的奇异的美感效应。
三、美的创造和再创造 我们常说，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自然是他观照人生的结果；而听众的听，如同读一样，也是对人生的观照，不同的只是由于主创人员的二度创作，经过了他们的生命体验后，让我们这些听者观照作家观照过的人生。广东台 的《高仓健期待着您的夸奖》和上海台的《箫剑平生意，长沙落日圆》都是 可听性极强、意境深邃、文化底蕴厚实的好作品。高仓健的随笔我们还没有 来得及拜读，但通过这个融形与神、情与景、语与境的演播，我们走进了这 位日本影人侠骨柔情的内心世界。主创人员通过高仓健的随笔片段、朗诵、 音响配置和效果的层层烘托，以及灵活多变的穿插，把高仓健的性格作了多 侧面多层次的展示。至于寒波先生的历史小说我们也许还需要仔细研究，但 是这个节目通过大笔勾勒和工笔细描相结合的手法，使我们走进了寒波的艺 术世界和精神世界。寒波老道的历史感，他的反思力度，我们这些听者是受惠于演播者、采编者而逐步认知的。黑龙江台的《生命之恋》以精炼的话语 描述了梁南这位老诗人的坎坷一生，听后催人泪下。梁南的诗人形象是演播 者采用了在平淡自然中寻求一种艺术合力，使有限的诗美空间变得深远博 达。同样空特乐的诗情也是内蒙台的主创人员在感受女作家的哲思深度后， 才显示出节目的感情浓度和艺术力度。无论是《世纪的爱心》、《石评梅与 高君宇》，还是《一位战士和他的“极限人生”》，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节 目的独特风格。这风格就是真朴、清隽、天然、大气。它们的作品意向，是 从他们的心海里流出来的一股生命活水，自然流畅，鲜活晶明，不着粉黛， 不见浓抹。另外，湖北台的《人民公仆的赞歌》相当坚实地表现了理想、信 念乃是人民公仆的最强大的精神支柱；新疆台的《三套马车的故事》，民族 美学风格的把握和地域文化的浓郁色彩，都令人神往。听者在诗意的氛围中， 看到了诗人对大地的爱。《无韵信天游》的大笔勾勒体现出的壮美，引起听 者审美鉴赏中的崇高感、雄伟感，并进一步引发出多维多向度的联想。　　这些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节目，体现了广播文艺中文学节目的一个规律 性的特点，即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具有了双重性质：它一方面体现了作家 对社会人生的体验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情感和思维活动，从而构成了 作家认识、感受生活的结晶，也是创作过程的终点；另一方面，在广播艺术 工作者的二度创作中，经过主创人员的提炼和淘洗，特别是他们的体验和联 想，创制出既源于原作又有别于原作的节目后，成了激发听众联想和想象的 诱导物，使听众通过这一个再创性的节目认识人生，洞察社会，从而成为进 行审美创造的起点。这终点与起点的中介，正是由节目的创制来完成的。因 此，这一中介作用就绝非能够等闲视之的了。文学节目这种特殊的创作与欣赏的关系虽与形象思维的特点有关，但它更像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即双方是互为对象的，也是互相创造的。这就是为 什么文学节目在根本点上说是广播文化中与听众进行心灵对话、心灵交流的 最重要的形式和手段的缘故吧！以上所论，大部分是评委们的共识。但这只是一个轮廓式的概括，难免有遗珠之憾。 最后我们还想就今后文学节目的制作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想法。第一，关于“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问题。文学节目在新形势下，面临许多新问题。诸如文学节目如何为建立社会共同理想、提高民族文化素质、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努力制作反映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的问题；又 如文学节目如何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伟大实践中，实施精品战略，制作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把最好的精神 食粮贡献给人民等问题。为此，在选材上，一定要下功夫。比如那种用生命 铸造的以崇高和悲壮灌注于血脉的文学，那些倾注了作家整个心灵和全部人 格的力作，理应成为首选作品。另外，我们无须回避崇高，相反，崇高既是 一种艺术的审美，更是一种文学精神，文学不能没有理想，更不能没有崇高 精神之光的照耀。否则文学就会变得浅鄙，时代精神就会萎缩。我们应当呼 唤“文学的血性”的回归。因此我们企盼着在各地广播电台中有崇高、激情、 厚重的声音回旋。我们也相信，电台能不断制作出描绘生命的伟大、生活的 美好和人类精神的光辉的作品。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常照人间，永存于人 类精神的殿堂中。第二，大力提高主创集体的整体文化素质的问题。文学节目创制的关键无疑是二度创作的水平与质量的问题。因此创作集体的文学素养和文化底蕴 以及自身的人格精神乃至气节操守都是不能不考虑的。广播事业是伟大的神 圣的事业。因此，一是人格，二是学识。而文化素质又是关键。电影演员李 保田认为，在文化战线工作的人，“拼到最后就是拼文化”。我是非常同意 他的意见的。必须看到，我们文化工作者在理论上的素养还十分欠缺。理论 上的贫困，实际上是思想上的贫困，而思想上的贫困正是由于哲学意识的贫 困。我们所说的哲学意识，不是哲学教科书，而是如庄子所说的“判天地之 美，析万物之理”的大哲学，有了这大哲学的意识，我们才能高屋建瓴，势 若破竹，创制出无愧于我们时代和人民的伟大作品和大家所说的精品。　　第三，对待艺术问题，必须严格、严格、再严格。我们需要有一种“为 了一个准确的字，为了一个准确生动的表达，应当有夜不成寐、食不下咽的 精神”（李保田语）。从事文学节目制作的朋友，你们应当看到这本身就是 一种苦行。你们给别人带去的是欢乐和安慰，而自己正就在做苦行的实践。 因为严格地要求自己，就是永恒地不满足于自己。在艺术上不能做享乐主义 者，享乐主义者必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而积极的悲观主义者才对自己永不满 足。只有如此，你的制作才能精益求精。毋庸讳言，在送评的二十二个文学 节目中，几乎有三分之一都有这样和那样的硬伤，其中包括误读、错读。至 于表述含混、语言悖谬、配乐不和谐等等，这都需要注意把关，以便使我们 的节目少些硬伤少些纰漏，最后达到我们心目中的完美。对于我们文学节目的制作人，我认为还有一个更新观念的问题。我们再不能像过去那样满足于“文学即人学”的理解了。严格地说，文学实质上是 心灵的折射，因此，文学乃是人的精神主体学、人的灵魂学和人的性格学。 我们的节目应当是来自美好的心灵，又把真善美的心灵之水流入人的心灵中 去，这是祖国和人民与广大听友的企盼。我们要再一次呼唤文学节目早日出现更大的辉煌，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说，广播文化中的文学节目大有可为！渴望真诚——请读《果戈里是怎样写作的》　　早在 1935 年，鲁迅先生就建议把《果戈里是怎样写作的》（魏列萨耶夫 著）这本小书译成中文。然而，时隔四十五年的 1980 年，这本小册子的中文 译本才得以与读者见面。在我看来，鲁迅和译者介绍这本小书的重点几乎都 是放在了果戈里的写作经验上：“应该这么写”和“不应该那么写”。也许 是由于着眼点不同，这本小册子给我的却是另一种启示：关于文学研究者（评 论者）的真诚和作家的真诚的问题。　　一位文学研究者面对一位世界性的著名作家，完全做到不虚美不隐恶， 并非易事，这需要一种理论勇气，或者说，有了这理论勇气，才能真正显现 其真诚。你只要抽空翻翻这薄薄的小书，你立即会感到惊讶。魏列萨耶夫， 这位苏联卓越的果戈里研究专家，对他的研究对象却如此“大不敬”。请看： “果戈里在生活中的表现常常既像赫列斯塔科夫，又像乞乞科夫，又像罗士 特来夫，又像玛尼洛夫。”“在他身上汇集了各种龌龊的东西，应有尽有， 并且种类如此繁多。”他列举几项说，果戈里永远是个食客，从来分文不付， 并公开向他的朋友们宣告这一点。不仅如此，据说果戈里还是个眼睛只朝上 看的势利小人，结交达官显贵对他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吸引力，而对于他曾经 要好的穷朋友季姆钦科却“冷若冰霜”。乍一看，作者似乎在有意揭果戈里 的老底。如果不通观全书，人们真的会从这些文字中感到曾经给过我们那么 美好印象的俄罗斯文学大师竟然是一个无赖。不过，稍一沉思，我们就会发现，这位著名的果戈里研究专家始终没有在这位文学巨擘、自己民族的骄傲的果戈里面前失去理性，他没有去神化这 位小说大家。在魏氏看来，这位文学巨人毕竟有着凡夫俗子的一面，而这一 面正是魏氏要全面描述果戈里的心灵辩证法的重要一面。由此，让我想起了 宋代两位大家对唐朝“一代宗师”韩愈的批评。苏轼和朱熹对韩愈都很尊重， 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掩盖自己的观点，苏轼曾坦率地说：“韩愈之于圣人之道， 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而朱熹更不客气地揭穿韩愈“只是要作 文章，令人观赏而已”。事实也正如此，这位古文大师确实有极庸俗的一面。 他口头上高喊周孔道统，一本正经地强调仁义道德，而他自己的生活、爱好 却非如此，贪名位、好资财，耽声色、谀权势??一句话，干的是另外一套， 这使当时和后世的真诚的卫道者们（从王安石到王船山）颇为不满。这些都 可以说明，如果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严肃的评论家，他是不会把一位伟大 的作家廉价地当作偶像崇拜的。他们都有一种可贵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们 总是能出之于赤诚，衡之以客观，无加罪语，无溢美辞。这种研究或评论的 态度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的精神。正是有了这种精神，魏列萨耶夫也没有轻率 地附合别林斯基那封具有高度权威性的《给果戈里的信》中的一些过激言词。 仅在“果戈里主观上的诚意”方面，魏氏就公开表示，别林斯基的指责是绝 对不公正的，因为“他若想从上司那儿得到好处，又何必要在《死魂灵》的 续篇上如此煞费苦心，痛苦熬煎呢”？魏氏这种敢于向权威挑战的真诚率直的精神是可敬的。 说到这里，我认为还有更重要的一面，即研究和评论者之真诚，特别需要作家为他们提供使其真诚地进行研究的材料。果戈里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那言之凿凿的坦白，所以魏氏才能那样有根有据而又无情地解剖果戈里的 全灵魂。果戈里就是这样昭告世人的：“坦率地说出一切，所有我最近的著 作，都是我的心史，??对我的这些人物，我除了赋予他们以自身的龌龊行 径外，还把我本人的丑陋行径也赋予他们了。”果戈里把自己的作品统称之 为“心史”，说得极其确切。因为构成作家本人精神文化的基础的感情、情 绪、伦理模式和思维习惯等等都为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的研究材料。而且他 的坦率更在于明白无误地说出了他笔下的人物的龌龊行径就包含着作家本人 的丑陋行径。在这里，果戈里的惊人的坦率决不是要来一次“灵魂深处爆发 革命”，而是对自己不洁灵魂的无情解剖。当然，这更是一种伟大的心灵告 白。这不能不使我联想到我国当今的文坛景观。说句心里话，我并不认为我 们当代的每位作家的心灵世界都像他们所写的作品那样圣洁！不客气地说， 迄今我还很少看到我们当代的哪位作家敢于承认他笔下的“反面人物”就有 他不洁灵魂的影子在，我也很少看到哪位作家在创作经验谈中能那样无情地 解剖自己的灵魂。　　果戈里的坦率告白，不是要在作品中展览自己的丑行，恰恰相反，他是 “要同它们战斗，一定要把它们清除掉”。果戈里之所以不朽，正在于他对 他自身和他看到的卑劣所采取的决裂精神。这种决裂精神同那种无情地解剖 自己灵魂的真诚态度是来源于果戈里作为一个作家的使命感。在他还很年轻 的时候，就曾把他辛苦写成的长篇小说《执政》付之一炬，其原因就是他感 到这部小说没有很好的履行作为一个作家应有的使命；继而，他还烧毁了喜 剧《三级符拉基米尔勋章》；《死魂灵》的第二卷大约也烧过两次（不算他 死前烧的第三次）。这对于解开果戈里灵魂之谜是最有说服力的根据——文 字的和精神的。果戈里在离开人世前，以“焚稿断痴情”，深深地打动了法国的杰出诗人皮埃尔·让·贝朗瑞（）。他在自传中说：“再没有什么东西 能比勇敢地投入壁炉中的手稿的火焰更能启发一个作家的了。”是的，果戈 里的全部创作生涯都被这种崇高的火焰所照亮。我想，这火光何尝不能照亮 我们当代作家的创作心灵呢？性格即命运①——面对人生与学术的自白　　　　　　　　　　　　　　一 在一个不算短的时间里，我也没能弄清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急匆匆地想编一本自选集！因为既没有哪家出版社的热情约稿；也没有亲朋至好的极力敦 促；既不存在学界的好意嘘拂；更不是自己觉得有什么可以自鸣得意的力作， 想再度公之于众。??我几乎只是在检点文稿、拉出细目，想写一篇编后记 时，才静坐窗前，凝神沉思，想回答自己略带点荒唐意味的“举措”。好像 想了一大阵子，自己才恍有所悟：人寿几何？现在华发频添，已皤然一老矣！ 所以自然地想到了那不久的将来！　　虽然我一直在努力克服那自作多情的痼疾，可是每想到在我困顿时给我 以帮助，在我绝望时给我以慰藉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朋友们，我总认为， 我无以报答他们给我的情意于一二。一介书生，一个名实相副的“教书匠”， 又能给他们留下什么“念想”呢？环顾斗室，除了必要时可分赠给他们一些 我的并不值钱的藏书以外，又还能有什么呢？编本自己的书送给朋友是不是 一种方式？坦诚地说，我也想过，在我的四十一年大学教书生涯中，其冷清、苦寂和单调，又非专操此业者所能全然了解。我当然并不排除有很多优秀的杰出 的教师为能自己执教一生而感到幸福和骄傲，但教书生涯之于我，我得承认， 我确实缺乏那亮色的一面。因为这也许不是唱高调能说得清楚的。所以在我 即将结束教师生活时，我是想到过用某一种形式给自己漫长的也是极端清贫 的生活画上一个句号。极而言之，在我内心深处，不乏一种对我那苦涩一生 的“自祭”，为自己当一辈子教师，在心灵上留下一点点抚慰。　　　　　　　　　　　　　　二 现在有一个时髦的话，叫做“寻找自己的位置”。这话端的不错。在人生的坐标上，每个人都有一个点，即自己的位置。有的占天时地利人和，不费吹灰之力就到了自己的那个点；有的徘徊不定，不知往何处去；有的充满 幻想，总以为等待他的会是鲜花簇拥的芳草地；有的历尽艰难困苦，走了很 多弯路，付出很大的代价，最后也未必能如愿以偿。但不管怎么说，寻寻觅 觅的过程会给人丰富宝贵的经验，在以后的寻求中不断校正方向，从而找到 自己的立身之地。　　在“寻找自己的位置”上，我也不能例外，尽管那“寻找”是极模糊的。 虽然我有自己政治生活的经验（当然不是做过官），社会生活的经验，私生 活的经验，可是我早就有一种精神准备，我一生都不会成为一个特别有造就的人，那也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刻．意．追求过什么。在进入“知天命”的年龄时，我就较为清晰地感到了自己诸多的困惑、迷茫和无奈。我也曾有过梦醒后的①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为《宁宗一小说戏剧研究自选集》所写的自序。该书 1994 年 9 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振作、憧憬和追求。我似乎较少沉湎于梦幻之中。因为从表面上看，我似乎 过分感性，其实在我寻找人生位置上，却始终理性地摆脱各种虚幻的干扰与 束缚，因为过去了的生活告之我，它从来就不实际。不过我又从不颓唐，我 信奉普希金的箴言：“厄运的姊妹是希望。”　　这一切可能和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际遇有关。自打上大学那一天，我就 开始了“风雨人生”。几多洗礼，几多磨难，使我既看准了人生的方向，但 不时地又缺乏必要的信念，尽管我也懂：信念是人的灵魂。　　不过，我很快发生了一个大转变。我突然觉得我的人生道路和我的性格 有着太多关系，由此千百倍地欣赏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伐利斯的名言：“性 格就是命运。”尽管后来我知道他的话只是哲人赫拉克利特说的“一个人的 性格就是他的命运”的缩写，但我仍喜欢老诺说得明快。真的，我终于发现， 我的个性，注定了我的悲剧性的命运。我真应了梵高的“痛苦便是人生”的 偈语。　　我自认为我真诚，少面具，然而我常不为人所理解，且得罪了人而无所 知，这是不是就是所谓言辞无锋亦伤人？我办事不算不认真，但常因判断不 清而误陷泥淖；我不时拍案而起，但又常常自责：充什么英雄好汉？我一旦 胆大妄为，即刻受到无情的棒喝；我热爱自己的事业，想有所奉献，但“个 人主义”的判词，往往使我无地自容；我缺乏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希望能不 时得到些微的精神慰藉；但我的潦倒使我曾有过难于糊口的岁月，而不得不 为生存而卖掉部分灵魂；我不乏幽默，也常为人们带来欢笑，但独处一室时， 悲凉之雾立即遍被于心；我热爱质朴与自然，追求本色，而得来的是花花哨 哨的訾议；我自知才识平平，心虚得很，但往往无端招来嫉恨；我不乏宽容， 但常不懂制怒，而埋下了不和谐的种子；我常为情爱而不能自拔，而美丽的 光环常使我毁于一旦??。这矛盾的性格，这尴尬的人生，几乎贯穿于我的 大半辈子。我对自己的这番鉴评，目的在于说明：我的一颗不安定的灵魂， 我的永难成熟的禀性，使我很难安下心来，进行孜孜昇昇地学习和对学术的 韧性的探索。仅就读书一道来说，时贤有所谓三境界一说，即吞、啃、品。 我的读书一般只是在有限的书籍中生吞活剥，囫囵吞枣一番，既不可能咀嚼 消化，更不能完成将死的知识化为活的血肉过程。至于焚香沐浴，如饮醍醐 的品味，就全然不能做到了。因此，有人批评我做学问不扎实，我总能恝然 置之，因为这大半是事实。我本不懂“沉默是金”的真谛，但隽思妙语和议论风生又与我绝缘。然而今日所谓的“侃”，却对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一经“侃”起，即往往忘 倦，为此也曾引来稍有洁癖的人不愿复述的秽词恶语的诅咒。然而，我不敢 对朋友隐瞒，“侃大山”也好，“聊闲天”也好，它无疑是对我学习上的不 足给予了必要的营养补充。它不仅扩大了我的人生视野，还激活了我的艺术 心灵。所以侃友之于我不啻为导师，是生活教科书。以上说的是自己内在人文素质的欠缺，算是内因吧！再说外因： 我想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谁能摆脱得了时代和政治的影响。法国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家罗兰·巴特一篇《法兰西学院符号学讲座就职演讲》，就把高等 院校看作世外桃源，他认为“在这里除了研究和谈话别无他务”，“在这里 干脆是权势的消除，是权势鞭长莫及之处”。可是在中国“四人帮”粉碎之 前，大学里的教师可没那样潇洒又轻松，即使在今天，学校“是权势鞭长莫 及之处”也大半是一种不太容易实现的“梦想”。　　这里，我突然想到一则历史的故实。有一次拿破仑跟歌德谈到悲剧的问 题，他说，古代“命运”这一概念，现在要由“政治”来代替了。他的意思 不外是说现代支配人们命运的东西，主要就是政治。我认为拿破仑的话讲得 很深刻。当然不能由此就说人的命运，完全是政治来决定的，文艺或学术就 完全从属于政治。这里的问题是怎样看待政治。　　“文革”的后遗症之一，是使为数不少的人厌倦政治，有人甚至服膺那 种笼统地把政治说成是“肮脏的手”的说法。其实这是未能分清好的政治和 坏的政治。我想较为准确的说法应当是：政治从来有好有坏，坏的政治是最 大的恶，而好的政治则是最大的善。前者当然是最不道德的，所以它最龌龊； 后者是最道德的，所以光明正大。坏的政治可以谋杀千百万人；而好的政治， 却足以使千家万户安居乐业，丰衣足食。　　回想一下，在“文革”之前和“文革”之中，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一 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学人一言一行动辄得咎，在“舆论一律”的 管制下，学术界难得提出真正的问题。本来鲁迅痛感唤醒民众之要义在于启 发国人的自觉，而在当时的环境，却往往强行灌输这意识那观念，不仅不尊 重群众的自觉性，而且有意消弭自觉性。所以在那个时代的我们，几乎没有 哲学意义上的怀疑与批判，而文学研究一旦丧失了对研究的根本意义的追 求，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几千年来我们一直生存在文化中心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可是在那个时代的文化人，特别是教师不仅失去了万人景仰的辉煌，他们创造的价值也不再 是社会至高无上的价值。所以绝大多数的教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也面临着 内心的焦虑和精神的失调。而在“文革”期间，可以说，作为整个知识分子 群体是没有人文精神可言的。人文知识分子没有人文精神的悲剧还在于人文 学科的研究必须服从于变换不定的政治路线的斗争。这就如时贤所言了：一 旦学术成为一种技术性而不是人文性的研究活动时，必然导致客观上的人格 萎缩，表现为精神侏儒化和动物化。我想走过这条路的人都能记忆一二：在“文革”期间和“文革”前的一段时间内，很难在社会文化诸问题上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清理、甄别、预 测、建构和整合的作用，从而体现其真正的社会良知、文化良知和心灵良知。 其实学人的使命，正就是要通过自由、平等的对话，争取心的理解、同情和 升华。而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也是需要时间的！普希金说过：“谁在生活 中没有忧郁和愤怒，谁也就不会热爱自己的祖国。”我上边的文字，只为了 说明这一点。　　历史中荒谬错乱的一页已经翻过，缓和的曙光初露人间。对于一个教师 来说确有劫波度尽、梦回酒醒的感觉。我默祷着：往者不谏，来者可追。相 信改革开放的社会总有一天会比今天和过去更强有力地要求文化，渴望文 化，创造文化，现代社会必定会掌握在有理想有道德的知识分子手里，人文 精神必定得到重建。　　　　　　　　　　　　　　三 文字生涯伴随教书生涯，冷暖酸甜自知。我清楚了解自己的大部分文章，多是信口吹来，随风逝去，因此从不珍惜。个别文章偶有知音，肯加倾听，自然也会高兴一大阵子，但那不过是满足一时的虚荣心，以后很快忘却。至于像《说不尽的金瓶梅》那本小册子所挨的批评，它使我感到和对手没有对 话的起码基础。我只在为小说的研究上的僵化感到万分悲凉和无奈时，浏览 一过，就把它束之高阁了。　　然而今日把有些文字掇拾排比、编成目录以后，却真的有点爽然若失了。 我发现自己认为可以凑合入选的文字，几乎都是近十六七年写就的。也就是说 1978 年以前写的，今日一见，立即汗颜耳赤。这说明，我的真正的文字生 涯实际上是和我的教龄不成比例。按一般情况来说，在大学任教，多半兼搞 科研，科研有了些许成绩，就会促使教学质量的提高。我在教师中是属于手 勤的一个，偶有所得，必定命笔，有时为了糊口，还尽快把它推向社会。可 是用现在的眼光一加审视，才发现可以称之为学术性的文章真是寥寥无几。 即使发表在学术刊物和所谓国家级报纸上的文章，当时似乎还产生过一点点 影响，今天一看，大半充满了教条和僵化的气味。这次索性全部删去，无一 篇入选。这倒也好，它可以用文字证明，我的严肃的科研工作不过只有十几 年的历史。因此，我只能属于学术研究的新手，我的不成熟也是必然的，它 们都缺乏我这个年龄应具备的水平。　　一般来说，从事古典文学教学的人，大多对诗词曲文小说戏剧都应有所 研究。我也因教学的需要写过一些解读古典诗词曲和散文的所谓赏析之作。 但由于工作的需要，当时南开大学中文系成立了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室，我就 开始专门从事小说戏曲同步发展的研究，而很少涉足诗词曲文的学习、讲授 和研究了。另外，我也不否认我对中国小说戏曲的独有所钟。因为作为叙事 文类的小说戏曲多是人的内心潜层的风景线，是灵魂的地理学，我乐意探索 小说家和戏曲家们的“心史”，所以我在对自己的科研工作画上一个小小的 句号时，我只想把自己对小说戏曲的体悟奉献给关心我的朋友和读者。过去曾有种误传，说我写文章极快，言下之意，我似乎才思还挺敏捷。其实不确。学术研究或曰写文章之于我，是非常痛苦的劳作。由于浅陋，一 稿之微，别人一挥而就，倚马可待，我却需消费许多已经极有限的时间和精 力。如果“快”之误传还有一点根据，那可能是因为我脾气急躁，办事、写 作都想一气呵成，所以点灯熬蜡，连续作战，马不停蹄是经常的事。所以要 说写得快，只是自家的习惯和毛病使然。而副作用也就显露出来，比如我的 文字几乎都是急就章，写得极其粗糙，经不起推敲，有些文章仅凭一时感兴， 顺手拈来，所以现在呈献于朋友面前的这本小书，能否博读者一顾，我是毫 无把握的。至于我的研究方法，在《说不尽的金瓶梅》一文的后记中已作了较为充分的说明，这里无须赘述。如果现在要我说还有什么学术追求和对人文学科 研究的期待的话，我只有一句可以奉告朋友：不．求．共．同．理．解．，但．求．各．有．体．验．。　　这本小书很快就要敬呈于朋友面前了，我真有点思绪万千。我陡然想起 了我读席勒在《强盗》第一版序言里的一段对他的读者所说的话：“谁要是 肯这样公正地对待我，为了我，为了了解我，而把这部书读下去，那末，找 就可以如此地要求他，他不必把我作为一个诗人来赞赏，而是把我作为一个 正直的人来尊重。”在这里我想移来用以请求我的朋友，您是不是能了解我？ 当然这段文字用之于我，其中称谓和某些用语定要改变一下，即把“诗人” 先改成“学人”，再把“赞赏”和“尊重”改成“理解”，这就是我的衷心 愿望。　　斯汤达在给自己写的墓志铭上说： 写过、爱过、活过。我想我们都是这样的。“随笔热”中试随笔——《走进困惑》跋　　出版社邀我加盟，也来自选一本文史随笔集，这使我有些惶遽。因为我 已度过六十六个寒暑，除在学校学习外，我一直没离开过教书这一行，实在 没有用心写过随笔。我虽然喜爱随物赋形的散文佳作，而且还曾研究过随笔 体的历史沿革和在当下之态势，但是却没写过像样的、“规范化”的随笔。 近年又发现，随着随笔热潮的涌动，舆论界颇多微词。仅就视界所及，就有 两篇态度率直的文字让我动容。一篇径直题为《世无大家遂使小品流行》， 一篇则是借用名家论文中的话，题为《说了四十年的散文》。两篇杂感，虽 有偏激之词，但语多深中肯綮，即使后一篇还引用了我们熟悉的而又有“深 刻的片面”意味的名言“散文是一种糟糕的必需品①”用来调侃。我认为也属 清醒剂一类，极有利于明智的随笔作者增强自审意识。至于“世无大家”云 云，也无须多作议论，历朝历代辉煌史册上又有几多“大家”？其实，在当 时可称为作家的也许上百乃至上千，然而一经历史的淘洗，就变得屈指可数 了，而载入文艺史著者，就只是那凤毛麟角的几位，这也算是不争之事实。 话又说回来，红花也须绿叶扶，凡能衬托“大家”者其功亦不可没。从微观 上说，历史上每一位真正的作家都是文学史的一部分。即使影响很小的作家 也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的比喻，是属于“一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的齐 声合唱。更何况，不经过几轮比较，“大家”者也还真的难以拈出来。像我 这样不在作家圈中人，虽偶尔通过杂感一类倾吐一丝心绪，一缕情愫，却绝 不认为随笔易写，更遑论写好了。所以宁肯花费大量时间且明知稿酬菲薄而 去写长文厚书以藏拙。窃以为真正值得探究的，应是随笔为何如此热起来。仅从表面看，也许随笔比之于文学中的其它文体似更可以明快地直抒胸臆，而状物叙事也更显 便当。举凡记人生旅迹之坎坷，游思之断想，描山绣水以记异域之风光，品 艺衡文和序跋书简等等，几乎无一不可入随笔之中，所谓腕底波澜，纸上烟 云也。如果把话再说白一点，随笔只须从一点一面切入，无须建构庞大之学 理体系，而读者正是从吉光片羽中见真情见精神见韵致。当然，随笔之佳处 与败笔也最易显露，且掺不得水分，更掺不得假。作为随笔的爱好者，我的 感觉就是，诸多写家常常成于斯亦败于斯。如果把“随笔热”再往更现实性方面推想，就会发现又一个普通的道理，即你写任何形式的作品，只要想面世，并进一步想同他人对话，就得需要一 个“载体”或是一个“媒体”。而恰恰于今日，虽报刊杂志如林，令人目不 暇接，不管是雅的俗的，严肃的流行的，精英的大众的各类刊物，只要想销 路好，几乎都拒绝长文（专门的学术性刊物除外），成本大套的再也不吃香。 而刊物几乎都是旗帜鲜明地表态，文章越短越好，比如一张报纸的副刊绝不 允许被两三篇作品占据，而必须在四五篇以上才算合格。这当然是为了版面 的活泼、增多信息量和适应读者的各种口味以及快捷的阅读方式而考虑的。 所以，仅从需．要．两字就可看出，随笔小品就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于此也恰好为随笔的写作者提供了广阔驰骋的空间。事实正是如此，若把写与读两个①
1987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夫·布罗茨基在《诗歌是历经坎坷的女性》中说的。角度综合起来看，仅文学中的随笔一角，作家写、学者写，连文学爱好者也 愿在这个领域试笔。至于随笔所拥有的读者群更是大矣哉，切不可低估。　　我对随笔还处在学习与观察的阶段，事情却又如此蹊跷，由来公新夏先 生积极推荐，我这个绝非专攻写作的教书匠，竟也被忝列文史随笔丛书的作 者之一，在惶恐之余，却也被调动起了儿许热情，并忙不迭地搜检历年积存 和部分新作，抽取尚有可读性者七十余篇，共得二十余万字。它可算作随笔 热中，一个圈外人对随笔进行试笔的汇报，更准确地说，它是我企望敲开随 笔写作大门之砖。尽管我深知随笔极讲究文笔的风韵和诗意，然而要达到这 一境界又岂是一朝一夕就能练就的呢？而来公新夏先生为扶植晚生，特为拙 稿赐序一篇，这才为我平淡的卷帙凭添了几许厚度和亮色，我的感与愧绝非 一两句话能说尽的。　　至于现在的书名，那确实是我在面对人生与学术的一种真切感受。我早 发现，“四十而不惑”乃虚妄之语也。人生与学术并非和年龄同步，更往往 不成正比。事情的另一面是，年龄一旦趋于老化，思维定势、思维惰性几乎 是不可避免的。远的不说，仅就我十几年来对《金瓶梅词话》、《儒林外史》 的研读，就觉得越来越困惑了，特别是想深一层次地把握它的文化底蕴和叙 事模式的转变，就几乎难以命笔了。扩而大之，在文学艺术研究领域，我的 困惑多于明晰和洞观。在心态上，我既不安于自己的研究现状，而又不善于 变革更新；既想追求开拓，又深感惰力的沉重。总之，矛盾的文艺世界，矛 盾的我，以至使我深切地体味到客体的无奈与自身的无奈??至于面对复杂的人生，现今不存在困惑的人，可能不太多了，尤其是富有良知的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是到了我们这把年岁的人，困惑几乎是命定的 必然。所以，“走进困惑”既然是我一个相当时间里的心态，那么把书名径 自题为《走进困惑》，也算是真诚地向读我这本小册子的朋友袒露自己的一 种心绪吧！宁宗一 1997 年 3 月 6 日于南开东方艺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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