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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六十年来中国的计划与市场　内容提要：建国6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围绕计划与市场这个基本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艰辛的探索。从新民主主义经济转变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再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完善，呈现出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坚持，把这个更高层次的综合做好，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在市场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全面保持和凸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和特征，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候。综合得好，社会主义能够坚持，我国经济能够继续发展，的道路光明灿烂，中国的未来将更加辉煌。　　建国6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围绕计划与市场这个基本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艰辛的探索。这是一个朝着既定的目标，探索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模式和体制的过程。这种探索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是客观条件、客观要求和主观认识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旧中国是一个经济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命脉和主要生产资料掌握在外国资本、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手中，整个经济是各种形式的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市场经济，以及农村中广泛存在的自然经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通过没收国民党政府系统的官僚资本企业，变为新的国营经济。连同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构成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所经营的、以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代表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合作社经济是私有制为基础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以资本家生产资料个人所有为基础、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私营经济，它具有两重性，对它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个体经济是指分散的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经济，占国民经济总量的80%以上；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国家经济同私人资本合作的，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经济成分。这种经济的发展前途是向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展。　　1952年国家计委成立时，面对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国家计委实施了多种形式的计划管理制度，但由于存在五种经济成分，整体上仍然属于市场经济，但这时的市场经济已经具有了新的特征，形成了有计划调节的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协调发展；资源配置的基础环节是国家调控下的市场体系，并与多种经济管理方式相结合，实施“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经济政策，以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充分发挥广大农民发展个体经济与互助合作两种积极性，使私营经济获得正常利润，能够继续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这些构成了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由于理论准备比较充分，通过这种符合国情的社会经济体制，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在极其困难的经济环境下，赢得了财政平衡、市场稳定、生产恢复，出现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发展、社会昌明的历史盛况。1952年下半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全国即将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共中央在讨论如何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中国的经济建设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就成为迫切需要明确的问题。经过1952年7月到1953年底一年半的经济建设实践和理论探索，在当时国际环境和历史背景下，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拒绝和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的榜样，决定了苏联道路和苏联模式是必然的选择；迅速实现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这个国民经济恢复后中国经济面临的紧迫任务，是促使我国加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现实动因；统购统销和加速农业合作化步伐就成为工业化的制度保障。这几个方面的契合，使我们党选择了以“一化三改”为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　　我国在由新民主主义的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时，并没有重复苏联最初几年走过的弯路，没有消灭商品货币关系。毛泽东较早觉察了苏联经济模式的某些过分集中的弊端，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了适合于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张。陈云同志在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生产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生产的计划性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这种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决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陈云同志的讲话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会议采纳了这些成果，做出了相应的决策，反映在经大会批准的周总理所作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的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改变了原来估计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发展15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再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设想，提前实现了从带有一定程度的计划调节的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过渡。总的来看，这是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历史趋势的，而且从当时的现实来看，也有其客观的要求，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从反思的角度来看，这种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历史性大转变，特别是后来逐步发展为高度集中的以单一公有制和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显示出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理论准备不足，造成了行动上的偏急，形式上的简单，出现了脱离生产力发展实际状况、过急过猛的问题。应该承认，“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包括如何认识和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这个问题，对于经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讲，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因而在这场大变革中的初期出现偏差和失误，是难以避免的，当然也有其需要认真总结和反思的地方。&在实践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　　经济学的任务是揭示客观经济规律，进而指导实践。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近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年，为我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新中国建设的近60年、改革开放的30年，在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都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然而我国却走过了西方大约100年至150年的现代化历程，社会主义中国由一个极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跃上世界第三经济体的位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成就和丰富经验，是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罕见的，在人类发展史上空前的，很值得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科学的总结，进而丰富和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正是在前29年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总结改革开放30 年宝贵经验，需要认真领会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阐发的“十个结合”，这就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这“十个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瑰宝。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伟大成就之际，美国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正在向实体经济扩张，变成了经济衰退，损失仅次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得许多国家蒙受灾难。此次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实体经济的衰退，乃是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尖锐化的表现，值得从深层次上研究。　　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有见识的政治家和学者将眼光转向中国：30年经济年均增长9.86%，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的奇迹再一次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国的学者更应当认真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科学地总结自己的经验，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第一，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凸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为我所用。遵循这一正确的指导思想，方能全面深入地论述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科学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同时，还要对每一个重大理论都进行辩证的分析，与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　　第二，构建新的理论体系，不再照抄照搬以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框子，更不能模仿西方经济学的范式。要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关系，从整体上揭示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内在联系。　　第三，力争全面系统地梳理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的发展脉络和演进历程，辩证地理清坚持、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如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关系、科学发展观等等问题，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直到中国共产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相关思想和发展变化及其实践基础，要进行系统梳理，对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学理出一条线索，达到正本清源的要求。同时，要回答以西方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国际资产阶级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同时又汲取西方经济学有益的东西。　　第四，在理论建树上不断提出新论点、为中国经济学提供新鲜血液，而不要有教条气息。要以生产社会化规律为主线揭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相结合、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耦合的内生机理，澄清私有制是市场经济唯一社会基础、市场经济没有属性之分和市场万能论之类的误解；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升华为“科技主导经济发展规律”，揭示科技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机制，深化对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认识，很好地体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互动。　　第五，把意识形态与分析工具有效地统一起来，既鲜明地强化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又精巧地运用各种分析工具，将二者紧密地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宗旨定位于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这就需要运用一些科学的研究方法。使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结合，运用丰富的资料和数据，把理论逻辑建立在扎实的根基上。面对多种矛盾复杂交错的世界和各种思潮互相冲撞的环境，我们应当倡导运用科学分析工具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服务的学术导向。　　构建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必然会遇到许多理论与意识上的障碍，其中“西化”的影响不可低估。新自由主义是近二三十年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复活，它是在凯恩斯国家干涉主义不能应付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滞胀问题的背景下而崛起的，它在英美等发达国家一时兴盛，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其主要观点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战略政策方面则极力鼓吹、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它对市场经济运作具有一定的说明作用，可以批判地借鉴吸收；但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核心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则必须坚决地反对和抵制。　　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这些年里，经济增长放慢，贫困增加，经济和金融危机成为流行病。20世纪90年代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来了个“华盛顿共识”，让拉美各国搞自由化、私有化、放松国际金融管制等，出现了10年倒退，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大问题，政治上出现了大动乱。后来，拉美国家纷纷抛弃“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苏联的和平演变与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分不开，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是向新自由主义急转弯。俄罗斯听信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的药方，结果造成近10年的大灾难，其损失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大。还有一些“转型”国家实际上变成了西方的附庸国。　　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格格不入的。　　第一，我国经济改革以市场为取向，需要借鉴学习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市场机制一般运行机理的理论，但不能照抄西方模式。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主要依据中国的国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而决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第二，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是不能改变的。党的十四大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有的内涵。这与新自由主义反对公有制、主张私有化的观点是不相容的。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不仅在所有制关系上而且在分配关系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原则。　　第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些是写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的。党的十七大强调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是十分必要的，是对新自由主义影响的一个矫正。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对稳定经济所采取的种种重大措施，许多都是计划手段，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宏观调控的。国民经济许多重要领域都不能完全交给“看不见的手”―――市场去管理，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去调节。　　因此，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清除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实行多样化，包容各种思潮存在的同时，一定要强调“主旋律”。要切实地而不是形式主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主旋律教育人民，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实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　特邀顾问、学部主席团成员、原副院长刘国光获奖文章《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总结三十年》，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6期。该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对改革开放30年作一个总体性的思考，可以看到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都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正、反、合过程，只有不断地对一些新矛盾进行新的反正，才能在更高层次上转向新的综合。辩证地看待改革开放30年，我们既要充分肯定3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和潜在的风险，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内部的矛盾、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的关系等等问题。关于经济运行机制，在继续坚持市场改革的同时，要重新强调国家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关于所有制结构，在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同时，要重新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关于分配关系,要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更加重视社会公平”。　　“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简介　　“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由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设立，并于2009年5月在法国巴黎首次颁发。其宗旨是通过奖励2001年以来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上具有重要创新的世界各国经济学者，以促进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繁荣和发展。其评奖委员会由美、英、法、德、日、中等六国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组成，获奖作品经过个人申报或他人推荐，由评奖委员会初评，学会理事会终评产生，并在当年度学会论坛开幕式上公布。　　今天在这里非常荣幸地接受“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对此我深表感谢。　　我今年已经87周岁高龄了，经历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曲折过程，参与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许多重大经济理论探讨，和一些决定改革开放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中央文件和中长期规划的起草工作。我在这篇获奖论文《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作了全方位地思考，力求在总结实践经验中创新。我尝试从十一个方面将改革开放经验得失方方面面的问题涵盖进来，力求全面客观、言简意赅、说理透彻。　　我在该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各项政策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正、反、合过程，只有不断地对一些新矛盾进行新的反正，才能在更高层次上转向新的综合。辩证地看待改革开放30年，我们既要充分肯定3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也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和潜在风险，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内部的矛盾、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的关系等等。概括起来，就是要实现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着眼于强调生产关系，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着眼于发展生产力，二者有机统一，不可偏废。改革的成败要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终是巩固了没有，所谓改革的失败，不是指生产力的失败，而是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丧失了，两极分化，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小平同志说这是改革的失败。不是什么都讲姓“社”姓“资”，如生产力就不能讲姓“社”姓“资”，生产关系中一些共性的东西，也不必去问什么姓“社”姓“资”。但是，生产关系中非共性的东西，就不能不讲姓“社”姓“资”，一定要具体分析，辨明是非。　　我在该文中依照“否定之否定”规律和历史唯物论推进“改革在更高层次上综合”，从新形势出发针对深化改革提出一系列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见解：　　比如，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论。我始终坚持两点论而不是偏执于其中的一点，根据具体实际辩证地摆正二者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些人将市场视作洪水猛兽，我是比较早地倡导市场取向改革的；而当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面对市场体系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则更加关注市场缺陷，坚持合理而有效的政府干预。我始终坚持计划与市场的结合论，认为尽管不同阶段侧重点不同，但目标都是指向让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相得益彰，各自发挥应有作用。单纯靠计划或者市场调节都是不完善的。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是历史的必然，但市场经济也有许多缺陷，不能迷信市场。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政府必须实施合理而有效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在继续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需要加强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指导作用。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也要加强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不能把“计划性”排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含义之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其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七大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新概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实践经验和借鉴国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识的提高和理论的升华。它关系发展理念的转变、发展道路的选择、发展模式的创新，实质上是解决如何使发展又好又快的问题。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新概念　　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区别于过去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虽然只改了一个词，但是内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概念。过去我们经常使用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也是经济学常用的概念。一般来说，经济增长方式是指通过要素结构变化包括生产要素数量增加和质量改善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方法和模式。通常把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追求产品数量扩张的增长方式，称为粗放型增长方式或外延型的增长方式；把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通过加强管理改善效益的增长方式，称为集约型增长方式或内涵型的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指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转变，关键是提高要素投入产出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但不论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内容在于单纯地追求和实现国民经济更快的增长速度和总量的扩张。 “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新概念，目前还不像经济增长方式那样有公认的规范的定义。但就提出这个概念的要求看，它应当比经济增长方式涉及面更广，含义更深刻。“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包括单纯的经济增长，而且包括结构的优化，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也包括降低消耗、改善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状况以及经济社会自然发展的协调与和谐等各方面。其实质在于全面地追求和实现经济社会更好的发展质量和整体的协调。也就是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要求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意义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从低水平起步，基础差、底子薄，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受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及整体技术水平的限制，我国经济增长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和物质消耗，靠简单劳动支撑推动。在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扩张、轻内涵提高，重铺新摊子、轻原有企业技术改造，重产品数量增长、轻产品质量提高的现象，由此使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高投入、高增长、低效益的状况，带有明显的粗放特征。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必须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努力实现经济社会自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与此相适应，十七大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方针。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认识进一步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又是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实现了两步历史性跨越，即从贫困到温饱、又从温饱到小康。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对改善人居环境和生活质量提出了新要求。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将带动基础产业、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等领域的投资显著增加。但应当清醒地看到还存在不少问题，突出地表现在：　　第一，重化工业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土地、淡水、矿产和能源等战略资源的保障和生态环境产生持续压力；第二，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和低消耗、低排放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滞后，现代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经济结构性矛盾凸显；第三，农业基础仍很脆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没有得到遏制，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仍然突出；第四，区域经济差距继续拉大，区域产业特色不突出，区域协调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第五，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对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新的压力。这些问题和矛盾反映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一个突出弱点，就是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还没有整体性突破，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还没有实质性提高。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资金投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大幅度增加。这种发展方式与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的要求不相适应，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相适应。因此，必须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实现三个转变　　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三个转变”，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等方面，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任务和基本途径。　　（一）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关键是提高人民收入，突出消费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消费、投资与出口，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和投资即内需应当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中消费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最稳定、最持久的动力。对一个大国来说尤其如此。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开放度高的国家，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洲的几个大国，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都是消费。但目前我国需求结构中却出现了投资率偏高、消费率较低的情况。由于消费率低，居民生活没有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导致国内市场规模受限，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使得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结果拉动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而扩大出口带来的外贸顺差过大和国际收支盈余过多，还会造成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银行手里有着大量资金需要贷出，反过来又助长了投资的高增长。不管从中长期趋势看，还是从年度水平看，我国的消费率均明显偏低。国际上大体在80%左右，我国在1952年到2000年的49年中，平均消费率为65％，从2002年到2006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的趋势，从2002年的62.1%下降到2006年的57.1%，成为历史上的最低点。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在经济起飞时期，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因为需要加速发展，增加财力，投资与出口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特别是作为一个大国，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滞后，这就不能不成为需要认真注意的问题。无论是着眼于改善民生，还是着眼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收支平衡，都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鼓励合理消费，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只有实现这种转变，才能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才能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更稳定的基础。导致我国消费率偏低的原因，一是因为收入增加速度明显低于GDP增长速度。二是因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提高消费率，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除了在分配方面要注意解决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外，还要完善收入分配政策，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特别需要解决下面三个问题：一是重视“三农”，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大力开拓农村市场特别是农村消费市场；二是扩大就业，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三是理顺分配关系，缩小收入差距。　　（二）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其关键是转变产业结构，巩固第一产业，做大第三产业，提升第二产业，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经济结构不合理是当前我国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不高、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诸多矛盾的重要原因。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产业结构是工业大而不强，农业基础薄弱，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工业即第二产业带动的。在工业化发展的起始阶段，第二产业一马当先有其必然性，它为上亿人口摆脱贫困创造了物质基础。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不仅给社会带来了诸如资源的极度浪费、环境的严重污染等问题，而且也导致一二三产业比例不协调，重工业比重较大、农业相对落后、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等一些不能不予以注意的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都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三次产业间的不协调，已经到了不仅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也影响第二产业本身持续发展的地步。因此三次产业间的协调发展，已经迫在眉睫。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巩固第一产业，做大第三产业，提升第二产业，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巩固第一产业特别是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扎扎实实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逐步做到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做大第三产业就是要大力发展服务业。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现代产业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加快发展服务业，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是有效缓解能源资源短缺的瓶颈制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迫切需要。因此，我们要着力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既要大力发展主要面向生产者的服务业，也要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趋势，继续发展主要面向消费者的服务业，要扩大短缺服务产品供给，满足多样化的服务需求，尽快使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特别要大力发展金融、保险、物流、信息和法律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积极发展文化、旅游、社区服务等需求潜力大的产业，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尽快把服务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提升第二产业要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重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现代能源、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环保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第二，振兴装备制造业，广泛应用先进技术来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第三，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发展能源产业，如煤炭、水电、核电、石油天然气和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展交通运输，形成便捷、通畅、高效、安全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与此同时，要加快淘汰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煤炭、电力等行业的落后生产能力，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工业由大变强。　　（三）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靠拼原材料消耗和消耗大批廉价劳动力。在基础薄弱、科学技术水平低、劳动者文化水平不高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化，最初只能依靠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来实现增长。经过近30年的发展，现在提出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转变为主要依靠科技进步、依靠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与管理创新，这是发展方式的一种巨大转变与提高。之所以必须提出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是因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过去那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已经难以为继。实现这一转变，关键是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创新取得明显成效。但从总体上看，自主创新不足，转化水平不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不论是从国际科技竞争加剧的趋势看，还是从国内低成本竞争优势减弱的现实看，都到了必须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还要求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总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推进“三个转变”，逐步形成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以及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发展相协调的新格局，将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与途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三个转变”，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等方面，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任务和基本途径。　　关键是提高人民收入，突出消费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地位　　消费、投资与出口，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最稳定、最持久的动力，对一个大国来说尤其如此。但目前我国需求结构中却出现了投资率偏高、消费率较低的情况。由于消费率低，居民生活没有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导致国内市场规模受限，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使得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结果拉动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而扩大出口带来的外贸顺差过大和国际收支盈余过多，还会造成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银行手里有着大量资金需要贷出，反过来又助长了投资的高增长。　　不管从中长期趋势看，还是从年度水平看，我国的消费率均明显偏低。国际上大体在80％左右，我国在1952年到2000年的49年中，平均消费率为65％，从2002年到2006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的趋势，从2002年的62.1％下降到2006年的57.1％，成为历史上的最低点。在经济起飞时期，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因为需要加速发展，投资与出口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滞后，这就不能不成为需要认真注意的问题。　　导致我国消费率偏低的原因，一是因为收入增加速度明显低于GDP增长速度，二是因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提高消费率，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除了在分配方面要注意解决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外，还要完善收入分配政策，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特别需要解决下面三个问题:一是重视“三农”，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大力开拓农村市场特别是农村消费市场；二是扩大就业，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三是理顺分配关系，缩小收入差距。　　三大产业间的协调发展，已经迫在眉睫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工业即第二产业带动的。在工业化发展的起始阶段，第二产业一马当先为上亿人口摆脱贫困创造了物质基础。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不仅给社会带来了诸如资源的极度浪费、环境的严重污染等问题，而且也导致一二三产业比例不协调，重工业比重较大、农业相对落后、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等问题。三大产业间的不协调，不仅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也影响第二产业本身的持续发展。因此三大产业间的协调发展，已经迫在眉睫。　　转变产业结构，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巩固第一产业，做大第三产业，提升第二产业，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靠拼原材料消耗和消耗大批廉价劳动力。在基础薄弱、科学技术水平低、劳动者文化水平不高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化，最初只能依靠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来实现增长。经过近30年的发展，现在提出要转变这种增长方式。实现这一转变，关键是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此外，还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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