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环之歌》怎么成“北京市歌”
《五环之歌》用无聊解构意义，用看似无厘头的废话来对抗主流话语体系，这种无风险和低姿态的方式，迎合了人们潜意识里的对抗情绪。
魔性的《五环之歌》火了。唱过《张世超你把我的钥匙放哪里了》的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这次又把《五环之歌》唱到了音乐厅。网上流传的视频里，更是一本正经地标上这是北京市市歌。
一位青年相声演员的嘴皮子里，磨出了网上网下红得发紫的神曲，相比之下，《广州之歌》、《在海一方》等等大量城市精心制作、正儿八经的市歌，却乏人知晓，传唱度很低。
其实何止是市歌。每年各地举办的重大活动、各大晚会，都会诞生一批题材重大、旋律恢弘、充斥主旋律词汇和宣教意味的歌曲。舞美越来越炫丽，歌星越来越大牌，承载的意义越来越沉重，老百姓忘得越来越快，甚至干脆成了看电视时的尿点，好尴尬啊。
有人说，这样比较不公平。《五环之歌》能火是因为歌词简单无厘头，而市歌肯定不能这么肤浅庸俗，必须传递正能量和城市形象。但这只说了问题的一个侧面，更深层的原因是，老百姓离那些高大上的歌曲很远，却活在实实在在的《五环之歌》里。
据说《五环之歌》最早是在2011年4月民族宫岳云鹏专场里唱火的，这是个有点黑色幽默的巧合。就在2011年，北京房屋成交均价首次突破2万元，常住人口首次突破2000万，自此，尽管频频出台政策来和控制人口总量，这两个数字却再也没有回到1字头。
以政治中心为中心，北京这个巨无霸城市，以同心同轴的方式向四周持续扩张。环，不仅是城市规划上的概念，也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一栋建筑距离紫禁城的远近，可以断定它的重要性和价值，住在几环成为衡量生活水准与阶层的分界线。四环以内坐拥最佳的医疗、教育、交通资源。“比四环多一环”的五环，以及更远的六环，则成为被房价拦在核心区外的城市新移民的无奈选择。据2015年5月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联合发布北京人口调查报告披露，五环外常住人口达1097.9万人，占全市的51%，65%的外来常住人口住在四环至六环间。
一首废话式的《五环之歌》，唱的是北漂一族和城市新移民的生活。在北京15条地铁线的一百多个站点间，每个早晨有1000万人，挤在这密闭的空间里奔向目的地；在地面上，无数人在公交车或私家车里，忍受拥堵，祈祷能按时上班。
身体正在被挤压。人们无力阻止城市扩张，无法改变不甚合理的城市规划，无法突破愈加固化的社会阶层。相反，这些弊病带来的附加问题，却需要普通人承担。
所以，《五环之歌》是一曲弱者的解构与反抗。美国学者斯科特通过观察马来西亚农民的抗争形式，在《弱者的武器》写到，由于缺乏常规的公平博弈规则，心怀不满的弱势群体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进行低姿态的反抗，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从这种角度来看，无论是书中农民的小偷小摸、散布谣言，还是古代民间传唱的政治民谣和现代的手机段子，都可以视作“弱者的武器”。
《五环之歌》也是如此，用无聊解构意义，用看似无厘头的废话来对抗主流话语体系，这种无风险和低姿态的方式，迎合了人们潜意识里的对抗情绪。就像歌词的最后一句“修到七环怎么办”，也只能回答“你比五环多两环”，这种表达正是对社会现实的无能无力。
《五环之歌》成不了北京市市歌，但我们应该从中看到文艺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规律。宣传正能量并没有错，但这并不等于漠视现实问题，一味唱高调，只能让人反感。
当“家是香港”运动启动礼上，我们能听到“一家亲亲到有时矛盾，不必以敌人自居”、“少不免会疑虑，亦挥笔写下去”这样有味道的歌词时，一些地方的市歌却还是“团结友爱求实进取，你为中华闪耀光芒”。这些不接地气、脱离生活、满眼政治语言的歌曲，和群众喜闻乐见之间隔着100首《五环之歌》。
“早培班”能否回应“钱学森之问”
“早培班”学生处于义务教育阶段，更需回应公平性的社会诉求。现在的上学与招生政策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早培班”也要与时俱进。
北京市教委12日表示，已了解到有学校以“早培班”名义组织考试选拔超常儿童，此举违反了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有关政策，市教委已责令学校停止招生，并要求在全市范围内停止以“早培班”、超常儿童班名义举行的任何选拔性考试。
“早培班”并非新生事物，早在六年前，人大附中就获上级主管部门批复，成立了“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基地”，这也是国家教改试点项目。在这个基地上招生的“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实验班”，简称“早培班”。据说“早培班”是为了回应“钱学森之问”而成立的，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对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一种探索。
从根本上讲，这是想早出人才、出大人才的理念，对应了教育创新、社会创新、技术创新的时代背景，背后则是超英赶美的国际竞争以及总想出大师的社会焦虑心态。但是，时移世易，“早培班”的持续存在不仅需要创新的口号，也需要面对教育公平的询问。
原因在于，“早培班”的特殊之处有两个：一是面向全市小学五年级学生招生，在划片就近等原则日益推进的政策实施中，这是非常明显的特殊政策；二是尝试打通小学、初中和高中课程，不同学科交叉融合。当年的新闻噱头是中科院院士、北大清华教授都将担任“早培班”的部分导师。换言之，集中了相当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倾斜到了少部分学生身上。当下，这些打着“早培班”、超常儿童班名义进行的考试之所以具有号召力，就是因为家长都知道这样的班级可以享受到更多的教育资源。
教育需要因材施教，需要尽可能对个别有特长的学生提供特别教育，不过，也要顾及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特别是，如果这些教育资源是公共性质的，不是通过市场交换而是通过行政分配获得的，就更要顾及公平问题。公共服务均等化，也包括教育服务。正如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说，北京将积极推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早培班”学生处于义务教育阶段，更需回应公平性的社会诉求，因为它具有选拔性质。
在综合素质、教育创新的愿望下，“早培班”或许不会出现现代版“伤仲永”，可是，好像我们也没有太大必要非得将公共资源倾斜到少数人身上。同时，当年搞“早培班”时，全市跨片跨区上学不是稀罕事，但现在的上学与招生政策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早培班”也要与时俱进。为保持政策连续性，原有的实验性政策似可继续，但接下来如何行事却需另行考虑。当然，实验性政策下的“早培班”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教育效果，也该及时向社会公布。
大学学分制改革为何陷入困境
我国大学的完全学分制改革并不彻底。很多学校号称实行学分制，可是却仍旧是学年制，或者说是学年学分制，只是把以前按学年收费，改为按修读课程学分收学费。
4月初，北京大学决定取消本学期退课费，并自下学期起，在学生所退课程后面加注退课标记。就在今年1月，主管学费定价的部门在检查北京大学后指出，延期退课费100元/学分，年合计收费215万元，是有问题的收费项目。以上收费基本被确定为乱收费，并且可能要罚款。去年，清华大学的退课费也被定性为乱收费。这不仅是北大、清华两家高校面临的问题。不少大学都面临类似的问题。（《中国青年报》4月11日）
有关研究者认为，取消退课费，加注退课标记，可能会导致大学学分制改革的倒退。学生选课之后再退课，会造成学校教育资源的浪费，退课学生当然应该承担补偿责任，这可弥补退课带来的浪费与损失，也可培养学生的责任心（对自己的选课、退课行为负责）。另外，加注退课标记，学生们可能因为担心在成绩单有标记，从而不敢退课。如此，退课机制就可能形同虚设了。
从国外大学的情况看，退课费是学分制教学管理中很正常的收费——既然为学分制，学生有选课自主权，与之对应，也就有退课权利，而为平衡学校教育资源、学生权利之间的关系，就设计了退课费——可为何这在我国却变成了乱收费呢？
事实上，不仅退课费被质疑为乱收费，还有重修费，也一直被质疑老师可能故意让学生挂科然后收取重读费，甚至学分制收费制度，从整体上就被质疑为借学分制改革涨学费、乱收费。为何社会舆论会把围绕学分制的收费改革——按学分收费、退课费、重修费，都质疑为乱收费，以至于有关部门要出手治理呢？
这是因为我国大学的完全学分制改革并不彻底。很多学校号称实行学分制，可是却仍旧是学年制，或者说是学年学分制，只是把以前按学年收费，改为按修读课程学分收学费。学校的必修课比重很大（有的高达80%以上），选修课比重低，学生并无多大的自主选择空间。这和实行学分制的大学很不同，由于学校自主设置专业、开设课程，因此课程很丰富，学生选课空间大。在自主选择课程空间很小的情况下，学分制很难得到认同，有的学生抱怨，课程体系没有任何改变，改成学分制收费后只是涨了学费；还有的学校，开设的选修课，变为送学生学分的“水课”。
学生自主选课、选师，如何保障学生权利十分重要。比如，学分收费的标准如何制定？每个学分的成本是多少，如何进行清晰的核算？选了课之后，发现教师不好，能不能退课？另外，如何防止老师的不公正评价，故意让学生挂科？等等。对此，国外大学的做法是推进学生自治，发挥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监督、评价的作用。学校在出台与学生利益相关的改革措施时，必须听取学生的意见，而不是由学校单方面决策；对于教师侵犯学生权利的行为，学生可以通过学生自治组织，要求学校的教授委员会（或伦理委员会）对教师的行为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作出处理。
如果收费项目的确定缺乏民主决策程序，对这种收费按乱收费处理，也就毫不奇怪，但这也陷入治理怪圈——行政部门的治理，依照的是行政逻辑，这只会强化行政权威，而并不利于推进学校的内部治理完善。从根本上说，要深入推进我国大学的学分制改革，关键还在于落实和扩大学校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
截瘫患者雇凶杀己，心理干预去哪儿了
对于这样的病人，除了基本的生活护理，更重要的是心理照顾。在心理医生短缺的我国，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据新京报报道，一位除了双臂和脖子以上可以活动的高位截瘫病人，在病床上躺了4年之后，不堪生活的艰难，拿出所有的积蓄，通过网络雇佣了一名杀手来杀死自己，结果在被捅十几刀后，并未如愿，呼救后被救起，如今成了植物人。
对于这名当事人的选择，很多人用愚蠢或者荒唐来加以注释。因为身残不是问题，志坚才是根本。所以，如果能有一些更加积极的生活态度，能够将不幸转化为奋斗的动力，高位截瘫根本不应该是寻死的理由，雇凶杀己的这样的荒诞事件也不会发生。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高位截瘫者都是。一个截瘫患者的生活很容易变得毫无尊严，因为他们的吃喝拉撒都需要接受别人的“摆弄”，自己的身体也毫无隐私可言。而不能活动的身体，随时可能散发各种恶臭，由于不能参加正常的社交活动，这样的病人可能没有知心朋友，鲜有机会享受个人爱好，甚至还遭受某种歧视。
从救治角度上说，对于这样的病人，除了基本的生活护理，更重要的是心理干预。在美国等心理医学比较发达的国家，对于遭受意外的患者，一般会非常关注他们的心理疏导，在他们烦闷的时候，为他们催眠平复心情，在他们悲观的时候，指导他们调整心情。帮助他们重新面对人生，获得生活勇气，这是非常重要的步骤。
但是，从相关报道中可以看出，雇凶杀己的当事人，在截瘫的4年中，虽然一直有人为他做生活护理，但心理上的关怀却始终欠缺，他能在陪护的注视下，安然完成了雇凶的过程，就能看出，陪护他的人，于他不过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此外，很多人忽视心理治疗，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为数不小的治疗费用。近年来，几乎每年都有人大代表提议将心理治疗纳入基本医疗保险，面对心理疾病日益普遍，相关医保配套措施也应早日提上日程。
雇凶杀己说到底，是这些遭遇不幸者内心缺乏阳光照耀而演化出来的极端案例。在心理医生短缺的我国，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为他们定期组织心理讲座，在一定的范围内，组织截瘫病人派对交流，或者由青年志愿者带领他们到野外踏青，帮助他们逐渐走出心灵的荒岛，这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对于这些伤残患者应有的给予。
工匠精神离不开工匠制度的孕育
工匠制度的要义，就是培养拥有熟练职业技能的劳动者，这需要一个较长期的专业技术训练过程。
弘扬工匠精神，现在已经在中国上下达成共识。“工匠精神”，今年更深被写入了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刚刚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质量奖颁奖大会，则把质量与工匠精神联系起来。大家都在推崇工匠精神、呼唤工匠精神，但这种精神到底是什么、如何产生，是一个很值得推敲和研究的问题。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工匠精神，似乎满足于它是一种优秀品质，跟其他优秀的道德品质一样，并可以通过宣传、倡导、示范而使之流行起来。有人把工匠精神总结为精致精细、执着专一，在浮躁时代坚守着一种情怀。还有人认为，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大家都在说它好，号召大家将它发扬光大，但要下的功夫远远不仅于此。
单纯一个概念并不能产生魔力，改变社会生活的现实。比如我们坚持倡导志愿者精神，不能不承认，这种倡导给人们输入了相应的行为动机。但放眼全球，志愿者活动之所以蔚然成风，主要基于志愿者组织强有力的组织，通过组织工作把志愿者发动起来，投入了实际的志愿活动中。不是概念改变世界，而是社会现实让我们懂得了概念的内涵。
与其说有一种“工匠精神”客观存在，还不如说，“工匠精神”蕴藏于工匠生产的具体表现中。精神是第二性的，工匠才是第一性的。呼唤工匠精神的背后，也说明今天匠人匮乏。长期人口红利之下，诸事百工皆是人员匆匆流走，打短工、兼职者占据制造业的半壁江山，大量农民工分布工地一线，凭的都是现学现卖的“手艺”。所谓“工匠精神”，没有专业能力依托，没有一批职业工人群体大量存在于社会基础建设领域，怎么可能呼之欲出？
所谓工匠制度，不是我们的凭空想象，也不是一种理论假设。在古希腊以及十四五世纪的城邦，手艺人是行会特许入行的从业者，他们有一个长达数年甚至上十年的学徒期。在中国古代，朝廷设有匠籍，一个家庭数代人传承某种手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公有制企业，师傅带徒弟仍然是工厂培养合格工人的主流模式。近30年来，我国诸多行业企业处于世界产业链低端，其用工原则是廉价，而不在乎员工有没有合格的职业技能。脱离工匠制度，工匠精神其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提倡工匠精神，意味着这种精神相对衰落了。所以要弘扬工匠精神，必须先造就合格工匠，这就离不开工匠制度。
工匠制度的要义，就是培养拥有熟练职业技能的劳动者，这需要一个较长期的专业技术训练过程。德国、日本是制造业强国，德国拥有世界一流的职业教育体系，每年约有75%以上的初中毕业生直接进入企业培训机构接受职业技术培训，并被送入专门职业学校学习基础知识。至于日本，1958年制定了《职业训练法》，体现出国家对“职业训练”的高度重视。
今天我们强调工匠制度，不是主张复古，而是强调对劳动者实施职业技能培训的重要性。工匠精神固然包含精益求精的追求，但没有过硬的本能，光是有良好的愿望，也弄不出高品质的“中国制造”。如果我们培养出合格工匠，所谓工匠精神，无非是他们自然外露一种共有的职业气质。
大学生做月嫂，缺点儿“工匠精神”
倘若大学生能“干一行、爱一行”，及时充实自己的业务知识，用心投入，不断提升家政服务水平，就一定能开创一片新的天地。
提到月嫂，人们往往会想到那些四五十岁的阿姨。殊不知，随着新的生育高峰到来及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家政行业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加入。位于雨花台区的一互联网+家政企业的50多个月嫂中，一半左右都是高校护理专业或营养专业的毕业生，这些文化层次高的月嫂格外吃香，有的月收费甚至超过1.5万元。
大学生月嫂其实并非一个新鲜话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许多80后、90后新生代妈妈的理念早已今非昔比，对“护理”有了全新的要求。除了照顾饮食起居之外，还对月嫂的文化水平、普通话标准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在她们的潜意识中，月嫂长时间亲密接触宝宝，其气质会在潜移默化中对宝宝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在全面二孩政策出台之后，有能力再生一个孩子的家庭，各方面条件自然都不会差，新的生育高峰进一步捧热了大学生月嫂市场。尤其是面对那些高学历、高技能、高素质的“三高”家政服务人员，准妈妈们绝不会“手软”，请月嫂甚至演变成直接高薪抢月嫂。
相对于大妈级月嫂，大学生月嫂具有明显的优势。她们的文化素养相对较高，接受能力强，育儿方式和理念与时俱进，懂得营养搭配，能够根据产妇体质准备适当的饭菜，对母婴的照顾更为科学；她们具有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容易拉近与雇主家庭的距离，有的还懂心理学，能够有效化解年龄相仿的产妇的不良情绪；除了科学专业的基本护理之外，大学生月嫂还能够跟得上形势，可以给宝宝制作电子相册，上传到博客等，满足时尚妈妈的“晒娃”欲望……诚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言，月嫂队伍的年轻化与高学历化，不仅让大学生拓宽了就业渠道，也契合了当下客户的需求，促进了月嫂行业的良性发展。
然而，大学生月嫂虽然有诸般好处，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出现之初却备受争议。不少人认为是在浪费人才，而大学生们则觉得“工作苦、累，有点大材小用，社会评价不好，父母不会同意我去做”，大多不愿选择从事家政服务行业。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大学生月嫂渐成潮流的现实情形下，是否浪费人才应当不再是一个需要争论的话题。但由于诸多因素制约，大学生月嫂并没有想象中那般“叫好又叫座”，有点“看上去很美”。突出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有些雇主抱怨大学生自视甚高而动手能力不行，眼高手低，“中看不中用”；二则是不少大学生觉得一辈子伺候人，缺乏后续发展空间，一时的高薪，不是安身立命的长久之计。
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问题，似乎结成了一个死结，而解局的关键就在于大学生有没有工匠精神。何为“工匠精神”？即工匠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试想，倘若大学生能真正转变观念，放下架子，用心服务，岂能不成为有口皆碑的“金牌月嫂”？能抢到这样一位月嫂，自然是雇主的莫大幸运，还会抱怨“中看不中用”吗？同样，纠结于被抢的“金牌月嫂”，除了分身乏术的烦恼，还需要担忧无法安身立命吗？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社会对家庭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家政服务行业的前景相当诱人。倘若大学生能“干一行、爱一行”，及时充实自己的业务知识，用心投入，不断提升家政服务水平，就一定能开创一片新的天地。反之，如果继续抱残守缺，端着大学生的架子，总是想找一份与学历对等的“体面”工作，认为家政行业没有技术性没有挑战性而心怀轻视，那只能作为临时过渡的权宜之计。
寻找鱼和人共同的“发展归宿”
水电确是未来之选、绿色之选，关键在于如何平衡好绿色的成本与收益、统筹好能源生产与环境代价之间的经济账、生态账、民生账。
水电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近期的一则报道，再次将这对“欢喜亲家”拉入舆情的视野。据记者调查，在长江流域的一级支流大宁河，沿河逆流而上看到的是干涸的河床，引水式水电站导致的断流还阻断了许多鱼类洄游和迁徙的通道。触目惊心的是，长江鱼苗已不足上世纪50年代的三百分之一，一些珍稀、特有鱼类正濒临灭绝。
要发展，离不开水电站的经济效益；要生态，不能让鱼儿“无家可归”。长期的发展纠结，有阶段性的困惑与迷茫，也有转方式、调结构绕不开的门槛，避不开的代价，更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青山绿水也是金山银山，讲的就是要向生态环境要效益，在生态保护中寻觅商机，反过来为长远的投入奠定基础，寻找鱼与人共同的“发展归宿”。
引水式水电站固然有其弊端，然而，水电站的兴建不仅是防汛的必然之路，更是清洁能源难得的生长点。比起火力发电引发的雾霾，水电确是未来之选、绿色之选，关键在于如何平衡好绿色的成本与收益、统筹好能源生产与环境代价之间的经济账、生态账、民生账。
有小水电站负责人坦言，如果严格执行环保规定来放水，对渔业生态当然有利，但“一年300多万度电，损失一百多万块钱”。对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来讲，这笔钱可以通过税收减免、转移支付的方式补上，可换个角度看，“补上”的窟窿也来自公共的税收福利。那么，事关公众利益的生态补偿，需要政府明确地给出公共税收支持方案，最好通过法定的形式固定下来。
与此同时，生态修复是一个周期较长的工程，财政支持之外也离不开民间资本的助力。一些基层地方探索建立生态保护区，摒除了水电站的建设，这个过程中能不能引入民间资本助力，来构建生态、渔民转产，也是一道全新考题。这方面不能简单“堵”，地方的税收、就业与能源空白，都需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弥补起来，环保产业在其中大有可为。
老百姓的支持与理解同样不可或缺。采访中有渔民感叹，打了40多年鱼，眼看江里的鱼越来越少，“自己打心眼赞成保护长江生态”。对基层治理者来说，不能简单通过说服教育、宣传提示让老百姓买账，还要在转方式的过程中开发新产业，让老百姓有新的就业空间。不再依赖传统方式的过度捕捞，在学习新技能、获得新机遇之后开始新的生活方式，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才能找到和谐相处的共同归宿。
环保诉讼应有“弱者视角”
无论是专家的证言被弱化，伤害难以证明，还是地方政府的重重干预，都说明在环境诉讼案件上，相关的制度安排和对于不当干预的排除，仍旧缺乏有效的“弱者视角”。
近期，湖南衡阳市衡东县“儿童血铅超标”诉讼案二审宣判。该案原告、血铅超标儿童家长索赔206万元，判决赔偿2.6万元，引发公众对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诉讼的关注。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表示，目前污染对健康损害鉴定、对疾病因果关系鉴定的两难局面，已经令多数环境赔偿案件败诉，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困境将一直持续。此外，政府部门的强势介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澎湃新闻网4月12日）
最初的媒体调查显示，在衡东县大埔镇，血铅超标的儿童数量超过300人。而最终只剩下13名原告，其中只有两人获得总额仅为2.6万元的赔偿。原本许多人以为，经由包括央视等在内的多家媒体的关注，衡东县“儿童血铅超标”诉讼案将会迎来一个“过得去”的结果，可事实并非如此。这也再次印证了环保诉讼之艰难。
按照现行的相关司法解释，绝大部分原告所提供的一年以前甚至是近三年前的血铅检测结果，确实未达到中毒标准，所以称不上法律所界定的“严重后果”。但相关的科学研究表明，重金属污染对人体的伤害的形成及治疗康复均存在周期较长的特点。且本案的各原告均系未成年人，正值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而铅作为一种多亲和性的毒物，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和智力成长都会造成损害。这无疑就形成一种司法解释与现实上的隔膜，从即时性的结果来看，原告的确没有“严重后果”，但谁来对潜在的伤害负责？
可资对比的是，专家介绍称，在美国的血铅超标案例中，对受害者的评估细致到学习、就业、生活质量乃至婚姻等各个方面。这显然是一种更为利于环境受害者权利得到尊重的制度安排。此外，在日本，如果某个地区有集中发病的现象，医学专家的调查结果是法庭审判的重要依据。但目前我国“两高”对环境污染的最新司法解释中，专家证言仍被定位为当事人陈述，相当于把专家的证言弱化到原告陈述的地位。此项规定进一步加剧了环境受害者对于环境伤害的举证困难。而从更长远的角度看，由于专家证言和研究成果在诉讼中的地位得不到较好承认，还将伤及他们对于环境研究的参与积极性，这与环保共治的发展方向亦存在冲突。
如果说上述问题是环境诉讼中相关司法解释的值得探讨之处，那么环境诉讼法庭之外的某种“现实”当更让人心忧。此前媒体报道，衡阳血铅案自立案后，当地政府的“工作组”就一直在给原告做“工作”，原告不仅生活受到干扰，有的还被告知“不撤诉就取消低保”，有的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亲友则可能“丢饭碗”……这样一种模式，在类似的环保事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若是诉讼当事人双方共同协商达成“和解”，似乎无可非议，但地方政府的这种干预实质上是一种软性施压和要挟。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动辄以低保资格来作条件，不仅构成对“低保资格”的滥用，恐怕也是一种隐形的“干预司法”。那边有多名相关领导被追责，这边却依然有“工作组”给受害者做“工作”，到底是追责太轻，还是这种“做工作”已经被默认其正当性？
在环境污染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现实情况，即受环境伤害越深，一般也意味对环境伤害的自我“抵抗”能力越弱。这一方面表现为他们没有条件选择“躲避”伤害，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在受到伤害后，维权上缺乏足够的博弈能力。血铅案中，一边是儿童及其家庭，一边是地方企业和政府，两者之间的博弈失衡显得尤其突出，而这种失衡格局只能有赖于制度向“弱者”的倾斜来予以纠偏。但现实之中，无论是专家的证言被弱化，伤害难以证明，还是地方政府的重重干预，都说明在环境诉讼案件上，相关的制度安排和对于不当干预的排除，仍旧缺乏有效的“弱者视角”。这导致在整体上，公民个人在环境诉讼中仍是不折不扣的“弱者”。
整成范冰冰，是歇斯底里的时代审美
屏幕上涌现越来越多的整容脸，这是获取名利的终南捷径，如若时代精神不改，这种歇斯底里的审美就不会发生变化。
刷新闻刷出一条颇喜感的消息，某姑娘从十五岁时开始整容，立志整成范冰冰，八年之后，她和范冰冰的相似度达到百分之九十九，那眉那眼，那鼻子精致的弧度，以及妩媚的嘴角和锥子脸都与范冰冰如出一辙，真是连亲妈都很难分清。
在吸纳了足够多的关注度的同时，她的微博下面也招来了无数抨击，这姑娘觉得挺委屈，也是，借整容上位，难道不是早已屡见不鲜？偶尔看一眼国产剧，挖掘整容脸的乐趣，多过欣赏剧情本身，玻尿酸是不是注射过量了？下巴的手艺是不是不够精湛？最近下颌好像又改动了一点？女星如此，男星也这样。
即使是出了名的明星，也不肯放过自己，有个小方脸女明星，笑起来甜甜的，削了下颌骨之后，泯然众人矣，另一个出道即以颜值大规模刷粉的小花，也整出了一张全新的脸，理由是“没有安全感”……当整容成了女星的必修课，许多人怀旧之心油然而生，怀念从前的《大众电影》封面上那些完全靠天吃饭的女明星，可是，我得说，只说“人心不古”是不公平的，明星们对整容如此的趋之若鹜，也是被时代催逼使然。
在过去的时代里，日子很慢，人心很闲，大家的口袋里面都没有钱——也没有挣到更多钱的可能。经济选择的单一，造成了价值观的多元，不管你是优秀的技术工还是贫穷的诗人，你都可以自己定义自己的人生价值。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被拉开，钱的好处展现了出来，没钱的坏处也被展现出来，需要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成功”这两个字，渐渐的，只有一个指向。
“白富美”“高富帅”“穷矮矬”成了网络新词，机场的书店里，兜售的全是成功学，走到哪里，你都能听到金钱撞击的声音，这样一个歇斯底里的时代，当然就有了与之匹配的审美，要闪亮，要酷炫，要犀利，要有穿透力，要在第一时间映入他人的眼帘。女演员为这种审美代言，锥子脸，人造苹果肌，加宽的欧式双眼皮和卧蚕，网红们紧随其后，不去修整出个把硬件都不好意思在王思聪的微博里叫老公。当美貌变成了一种硬通货，它也从不拘一格，变得有了各种硬指标。
循着这种硬指标，整容便不只限于割个双眼皮、打个瘦脸针这种微整，拿掉或是装上几块骨头，也像是拼装乐高玩具那么简单。脸上的骨头能动，肋骨、腿骨也能动，即使整容事故的新闻报道频出，也改变不了这种决心，据说整容是上瘾的，在一个竞相逐利的时代里，个把医疗事故吓不住谁。
不过，整容这件事，即使如王思聪所言，能够改变命运，它能改变的程度依旧有限。要是整个冰冰脸，就能变成范冰冰，那专业COS范冰冰的张馨予还不早上天了？
整出来的成功，太容易复制，美貌虽然是硬通货，整得多了，就会发生通货膨胀。到了那个层次，又会有审美上的回归，走得远的女明星，一定不是只靠那张脸。
早几年，曾有个名叫贡米的小姑娘酷似，还曾追着谢霆锋要跟他合影。几年过去了，贡米依旧是贡米，张柏芝还是张柏芝，贡米能够拥有和张柏芝同款的眉眼，却无法拥有张柏芝眼底眉梢的神韵风情。
从当初的桀骜不驯，到如今定位为好妈妈，张柏芝最动人的，不只是绝色容颜，还有那种天真与容易受伤交融的特质。范冰冰也是如此，她花季出道，却只能演一个小丫鬟，虽然眉目楚楚，但并不令人惊艳，她是以不懈的打拼，以各种励志金句，以红毯上的野心与心机，获得了自己的存在感，一个能历久不衰的女明星，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女明星。
当然，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里，谁会去看那么久的事儿呢？眼下能捞一勺子先捞一勺子，先捞到自己碗里再说，可以预期，屏幕上将涌现越来越多的整容脸，这是获取名利的终南捷径，如若时代精神不改，这种歇斯底里的审美就不会发生变化，觉得很难忍受？忍着忍着，也就习惯了。
明星进军资本市场更需监管聚光灯
人们担心这种“虚拟经济”的运作模式，如同张嘴就来的比划，明星得到的是实打实的资产与股权，而小散们难保手上攥着的不是一把泡沫。
很少有一则上市公司重组的消息传出来，能够像唐德影视以现金方式收购无锡爱美神股份的事宜，让“小散”们有些心里发虚。这家去年才成立、注册资本300万的公司，目前全部估值作价将不低于7.4亿元。高出许多的溢价不仅使得股民议论纷纷，交易所也坐不住了。4月11日，深交所发出关注函对此事进行了问询。
这一次股民的担忧，还真不是“仇富”。股市有风险，大家都懂。2014年赵薇和丈夫黄有龙以30亿巨资砸进铁杆好友马云旗下的阿里影业，一次减持套现就达10亿，很少有人对赵薇犯多大的酸，股民还给她封了个“女巴菲特”的名号。所以两天前有传黄渤也“亲临”券商营业厅开户，有现场围观群众戏言相劝——珍爱生命，远离股市。据说黄渤说了这么一句：赵薇能赚，我不能赚？
赵薇能赚，黄渤也能去赚，所有的明星都有权利去赚。赚不赚得到就应该另当别论了，这是正常投资者入市的机会成本。范冰冰与唐德影视此案之所以有所不同，正是在于，早在2015年2月唐德影视上市时，范冰冰就以129万股的持股数成为公司第十大股东。2013年，范冰冰给唐德影视贡献了178万元的经纪业务收入，占比71.2%。高溢价收购股东公司，这也是股民纷纷质疑“收购有利益输送之嫌”、“复盘后股价会不会一泻千里，有何控制措施”的原因。
明星进军资本市场，这几年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去年华谊兄弟收购成立只有一天时间的东阳浩瀚，便是由华谊兄弟旗下的6名艺人出资1000万元注册的公司，估值超过10个亿。明星就是股本优势，只不过现在影视公司不直接支付片酬了，把它变成了明星的股权。唐德影视与范冰冰，走的就是这个交易套路的升级版。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模式，人们不免也会担心，这种“虚拟经济”的运作模式，如同张嘴就来的比划，明星得到的是实打实的资产与股权，而小散们难保手上攥着的不是一把泡沫。
梳理范冰冰与唐德影视的渊源不难发现，在双方合约终止不久，范冰冰就注册了“爱美神”，几个月后唐德影视就以比肩自己身份的估值反手收购了“爱美神”。这一来二去之间，比肩的已经是印钞机的速度，因此有太多的细节需要摊开来交给股民审视，交给监管机构来审核。因此，这笔交易，哪条法规的擦边球，都不能轻易打。这是对惊弓之鸟般小散负责的态度，也是资本市场洁净程度的需要。
本来，片酬股本化、明星资本化，只要合规合法，也是娱乐产业发展的一条创新思路。但涉及公开资本市场的行为，则更需要公开账本，给股民一个说法。因为明星与普通投资者的股权不对等、信息不对等，明星可以精准地放大手中拥有的股份价值，可以轻松掐准节奏让它变现。更何况影视产品价值的不确定性、明星高额片酬的不可持续性，都是实实在在的风险。如果这种风险更多的由市场来背，由股民和投资者来承担，那么，这种明星与影视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关联，就很难确保对等与公平公正。而这个泡沫一旦破灭，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就是灾难。
明星从“炒作”，到“炒股”，炒的无非是个人的身价。在这个华丽转身过程中，必须从舞台的聚光灯，转到资本市场法治监管的另一盏聚光灯下。股市有风险，应该是对每个投资者而言的。这是铁律。股市里不能有特殊股民。
女白领话语权在崛起
随着女性经济的独立和平权观念的普及，女权主义观念正从少数女性知识精英向普通女性扩散，跃升为社会主流观念。
最近两个热点话题引发了很大的讨论，一是伴娘柳岩被捉弄事件，一是和颐酒店女生被袭事件。一个引发了连续数天的舆论激辩，一个引爆的舆情让媒体惊呼热点进入“十亿关注”量级的时代。两起事件的火爆，有很多原因，比如第一起事件有娱乐元素，第二起事件牵动公众极大的不安感，形成情绪的井喷。但深入分析两起事件的传播，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推动元素，就是女白领话语权的崛起。
这两个事件有着标志性意义，见证着“女性、中产、白领”这个群体在舆论场中登台亮相，从松散的潜水变为密切联系的显性群体，日益活跃并紧密抱团，形成舆论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活跃力量。她们密切关注与女性权益相关的话题，在热点中积极设置议题，主张自己的法律权利和群体诉求，狙击性别歧视和日常骚扰，推动事件朝着有利本群体方向发展。不只这两个事件，从“剩女”“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抨击直男癌”等话题中，都可以看到这个群体的日益显性、抱团并且态度强势。
从我的观察看，柳岩被捉弄的视频传出后，情绪反应最激烈的就是这个群体，她们强烈地被戳痛了，产生了受害者共情共鸣感。我与一个女白领朋友讨论过这个话题，她坚定地认为这是一种骚扰，男星们的捉弄不可原谅，她说，她也许不那么关心柳岩当时所想，但害怕会在自己的婚礼上成为如此被捉弄的对象。同样，和颐酒店女生被袭事件也是如此，女白领的反应尤其强烈，因为被袭女生太可能是她们自己了，被袭女生的女白领身份在短时间内激起了无数经常出差的单身女白领的担忧，所以迅速进入“十亿关注”的天文数字量级，与此有很大关系。
女白领话语权的崛起，是中国社会女权意识崛起的直接体现。随着女性经济的独立和平权观念的普及，加上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女权主义观念正从少数女性知识精英向普通女性扩散，人数越来越广泛，已经从一种少数人的边缘观念跃升为社会主流观念。这种观念在各阶层都有，在权利意识强烈的女中产白领阶层尤其彰显，她们抗议春晚中的女性歧视，抨击办公室性骚扰，批评招聘中的性别歧视，整理大众文化中那些涉嫌消费女性身体的形态。
女白领话语权崛起的另一个原因是，女白领集中在一些掌握着媒体和网络话语权的行业和岗位。媒体、教师、等行业，女性在人数上越来越占有优势。就拿我所在的媒体行业为例，新闻系女生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上课时一眼望去全是女生，这自然也使媒体中女记者女编辑的人数越来越多。掌握媒体即掌握了部分话语权，当媒体中女性人数不断增长时，自然会成为一种女性话语权。比如此次女生被袭事件中，当事人据传就是一媒体从业者，这也解释了她为何那么善于借助新媒体工具和媒体资源，更有很多媒体朋友帮着她主张自己的权益。
另一个有较大话语权的是教师行业，这个行业中女性似乎也占多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女性的弱者形象更容易赢得同情和关注，以女性为形象的标签有着一种直观和感性上的共情力（你会想起你的母亲，你身边的女人），这使女白领的诉求更能在舆论空间提起议题。所以，公共事件中的女性形象，很容易成为舆情的引爆点。
对大学校园限客应少些“自由吟”
在人气爆棚与教学和管理形成严重冲突的情况下，大学校园实施限客措施则自在情理之中。
近日，中国高校传媒联盟随机向131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8.21%的受访者表示，其所在高校鲜有游客进入，25.88%的受访者表示，所在高校常年都有大量游客进入。春季，随着大量的校外人员进入学校观光，学生生活学习也受到了一定影响。春季，各大高校又迎来游客参观高峰期，一些名校甚至变成必去“景点”，不少学校为应对这一情况被迫采取“限客”措施。
大学有书香气，历史的积淀更使之成为著名的风景，国内一些知名的高校，不仅有浓厚的人文，有历史悠久的建筑，更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诸如武大的樱花等。而一些高校本身就是著名的景点，并被评为国家3A及以上级旅游景区，如湖南大学校园内的岳麓书院、广西师范大学王城校区、中国地质大学逸夫博物馆……这些独特的景观与人文，自然引来游客纷至沓来。
况且，在城市绿地资源越来越少，大学校园的绿地便有了“公园替代”的况味，除了外地游客的纷至沓来，当地市民则可能将其视为休息和消遣之处，这给以教书育人为主的大学，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在人气爆棚与教学和管理形成严重冲突的情况下，大学校园实施限客措施则自在情理之中。
不可否认，大学校园作为公共资源，理应为公众所共享。不过，公众资源也有必要的承载量，何况大学校园承载的是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知识创造、社会服务等特定的功能，而满足游客或者市民的参观和游玩，只是其附加功能。那么这种附加功能的实现，就不能对主要功能带来干扰，更不能以牺牲主体功能为代价，否则就是一种本末倒置。同时从国内的专属景区，比如等采取限客或者预约的策略来看，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采取人流量的限制属于“变相保护”，也是更好地让公共资源得到利用的必然要求。
对此，很多人似乎并不认同，其理由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出于权利自由的考虑。在他们看来，既然大学校园是公共资源，理应对外界无条件地开放，并实现人人平等的原则；二是在国外，很多大学校园都能做到对外开放，允许游客自由地来往，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则是允许一些游客旁听，或者将大学图书馆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是，大学不但承载着应有的教育与研究责任，而且也有感化与教育世人的职责，故而对外开放具有天然性的义务。
很显然，这种逻辑陷入了非此即彼的陷阱之中，也使得权利边界模糊之下，大学承担了不必要的责任，使得自身的权利无以获得保护，而内部秩序也无以得到规范。把大学校园当成不受限制的场所，或者是市民休闲和游客消遣的景点，就造成了大学的功能错位，给美丽的校园带来了困扰，也会因为未能形成统一认识，而让大学的开放变成混乱。
大学不应当有有形或者无形的围墙，开放更有利于大学资源作用的发挥，这个道理其实谁都懂。不过在“到此一游”的公众素质有待提高，而带薪休假落实不力，集中出行还是各景点的“承受之痛”时，让大学校园无条件地对外开放，是一种放纵而非保护。自由的开放有一点前提，就像国外的景区不会出现“黄金粥”和“垃圾遍地”的极端化，只有当公众素质得到了提高，而建立了一种常态和稳定的游客数量，那么“限客”才不会成为折中之法。总之，对大学校园限客应少些“自由吟”，如此才能少一些情绪化的偏见，而多一些基于共识的理解与宽容。
干不好局长就能干得好科员？
这正是人们想问的，当一个官员信念缺钙、作风缺铁、能力缺锌，干不好局长就能干得好科员？
一个县一年有10位局长、副局长提出改任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等虚职岗位；发改局长、财政局长等实权人物也申请“实改虚”……近日半月谈记者在多个县调研了解到，在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下，超发奖金、超配职数等非常规的干部激励手段行不通了，部分干部深感推动工作缺少“抓手”，加上权力受到监督，“无油水可捞”成为常态。于是，盼望从风险和压力大的实职改任清闲但待遇不少的虚职，已成为一些基层局长、副局长们的官场心态。
从大数据上讲，这种“辞了局长干科员”的应该是少数。就在12日，还有一则新闻称，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原区长丁卫东，干区长1年多就想当书记，于是，“傍大官，找关系，打招呼，这成为自己收受贿赂的导火索”。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整个官场的主流，并没有发生逆转。
当然，鉴于“辞了局长干科员”的反常，哪怕只是个例，动向也值得重视。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当前作风建设确实取得了成效。在新常态下，再想为官不为很难了，当官受到的约束越来越多；而且，过去一些官员的工作方式简单粗暴，甚至经常采用一些违规方法，可现在生态变化了，这部分官员不能“适应新常态”，出现了能力危机。一方面现在很难混下去了，而且油水变少甚至没有了；另一方面虚职岗位清闲，待遇不低，于是有些官员打起了由实职改任虚职的主意。
辩证地看，“实改虚”现象的出现，不是一件坏事，这体现了干部队伍的“自我净化”。一些人既然能力不强，作风也不过硬，那让其“靠边站”，是对岗位的负责，这也体现了“能上能下”。相比较而言，一些官员无心无力，还让他们霸着位子，这反而是一种大问题。但作为一种动向的存在，却也揭示出一些官员在理想信念上还是缺钙，还是缺少敢于担当、为官有为的精神和作风。这需要加强对官员的教育，还需要从制度上加以防范。
从岗位设置上讲，纵然存在实职和虚职，但无论是哪一种职务，都对应着一定的职责。服务群众不分实职虚职，即使身在虚职也有着一套严格的考核，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职责，也很难混得下去。实践告诉我们，当一个官员信念缺钙、作风缺铁、能力缺锌时，连普通公职人员都做不好，遑论做官了。而在一个健康生态中，有着良好的权力运行机制，无论他们在哪个位置，都很难混得下去。这也意味着，一个官员如果干不好局长，也未必能干得好科员。
在一些地方出现相当数量的官员“实改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个地方的“虚职”真的“虚得很”。从媒体的调查来看，这些“虚职”除了权力区别，在其他方面“含金量”一点也不低。据介绍，在有些地方，“公务员工资阳光化以后，同级别和工龄的实职岗位和虚职岗位工资待遇相差不大，但是工作压力不可同日而语”。这显然是值得重视的。实职和虚职本来只是分工的不同，结果变成了压力的不同，付出的不同，而虚职成了混日子的代名词。不必讳言，这是制度的问题，是岗位设置的问题。
这正是人们想问的，当一个官员信念缺钙、作风缺铁、能力缺锌，干不好局长就能干得好科员？按道理讲，这样的官员应该回炉重造，最起码要给他们念“紧箍咒”。而现在这些官员可以通过转岗的方式，到虚职上混日子，这显然说明现行岗位设置不合理，不少岗位还存在制度性的养闲人、养懒汉。
油价调整“六连停”背后的改革难题
市场化改革是本届中央政府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一块招牌，能否落实到位，在石油进口垄断上是否放开，将是一块极好的试金石。
至今晚（4月12日）24时，国内成品油再逢调价窗口。然而不出意料的是，本次调价再次搁浅。据国家发改委通知，截至4月11日，国内成品油价格挂靠的国际市场原油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每桶40美元，因此，据《石油价格管理办法》第六条，本次汽、柴油价格暂不作调整。
《石油价格管理办法》由国家发改委于2016年1月印发。依据其第六条规定的精神，调控上限为每桶130美元，下限为每桶40美元。即当国际市场油价高于每桶130美元时，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不提或少提；低于40美元时，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不降低；在40美元-130美元之间运行时，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正常调整，即“每10个工作日根据国际油价波动情况调整一次”。
回顾可知，进入今年以来，国内成品油价格仅在1月23日实现调价，而在之后六次国内成品油调价的“时间窗口”，即1月27日、2月15日、2月29日、3月14日、3月28日、4月12日，均未进行调整。
毋庸讳言，目前全球原油库存有所攀升，加上受石油输出国组织冻产会议不确定性的影响，未来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甚至可能较长时间维持在每桶40美元这个价以下。因之，我国成品油调价迎来“六连停”是势在必然。可以认为，上述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是根据国内企业的能力确定的，暗含了对国内油企利益的保护机制。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一直以来维持在60%以上，但新的定价机制却只以国内要素为主，这种机制有点“拧巴”。从趋势来看，国际油价很可能会较长时间在40美元以下，如此一来，就无法实现“每10个工作日根据国际油价波动情况调整一次”了。
应当说，当前的低油价使国内石油企业面临严重困境，以“三桶油”为代表的国内石油开采企业遭遇的“冲击”愈加显现。2015年，中石化胜利油田首次陷入亏损，亏损额超过92亿元。而进入2016年以来，胜利油田仅今年1月就亏损29亿元。中石油的大庆油田，也在2015年开始减产，从2014年的4000万吨以上降为3850万吨。中石油财报称，受油价下挫打压，中石油2015财年净利润同比暴跌67%，销售额同比下挫2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下跌26.7%。
从这层意义上讲，国内石油开采企业未来的日子将越来越难过。这将倒逼国内企业依靠技术创新实现低成本发展，并不断进行自我改革与调整，以实现创效增利，抵御油价下跌带来的风险。
从能源安全角度来看，面对国际油价持续下跌带来的宝贵“时间窗”，中国必须提升原油储备。国家石油储备是一个储备体系，它既包括国家战略储备，也包括商业储备。许多国家的石油储备体系都充分利用了两种储备方式，中国目前基本依靠政府主导。但这种政府为主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与原油进口权垄断形成了相互固化的格局。如果在国际油价低迷时不调动民营储备力量参与石油收储，不仅会形成很大的浪费，而且有可能错过低油价的时间窗口。
市场化改革是本届中央政府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一块招牌，能否落实到位，在石油进口垄断上是否放开，将是一块极好的试金石。如果中国仍然不打破石油进口垄断，就很难称得上是市场化改革。虽然成品油市场化改革的“玻璃门”正被缓慢推开，比如2015年以来，进口原油使用权和原油进口权都在逐渐放开。但是目前看来，由于成品油上下游垄断已久，市场化改革并非易事。若上游开采、中间炼化环节存在的垄断问题得不到大幅改变，则成品油价格完全放开的过程仍将缓慢。
进城打工解决了农村贫困吗？
当这一代人不再具有出卖劳动力的条件、正在或即将失去现金收入又没有稳定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时，农村人口大面积重返贫困就不会是一件很遥远的事。
中国每年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城打工。农民工不仅是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农村的部分贫困问题。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政府也一直大力支持农民加入外出务工大军，并以此作为地方减贫的重要举措之一。如果从静态的经济收入角度看，打工的确为农民和农村提供了一个快速增加收入的机会。但如果我们以整个农村的长期发展作为考察对象，进而对农民进城打工做一个生命周期维度的考察，就会发现前景并非如此乐观。事实上，中国农民、农村贫困问题仅仅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里得到了缓解。可以预见，未来如果没有政策层面的重大变化，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段之后，农民、农村的贫困问题会再次恶化。
具体来讲，如果把进城农民分为三个相关的群体，即儿童、成年农民工和老年农民工，就能很容易地看出现实的问题所在，
也就是为什么进城打工只能是暂时性缓解了农村贫困问题，而不是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
农村儿童难以向上流动
对大多数农村儿童而言，要么继续上一代的命运，继续做农民，要么成为亿万流动打工人口的一分子。除此之外，并无其他选择。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年龄数据可以看出，在北上广地区，多数外来人口儿童（0岁－17岁）的教育停止于初中阶段，也就是说同龄城市儿童就读高中的时候，很多14岁－17岁这个阶段的非户籍儿童尽管仍在城市，但多数已经不在学校了。而目前城市里非户籍儿童的群体中，无疑农村儿童是主体部分。上海市的六普分析报告就很明确地承认，“外来青少年较早地结束了学习生活”。
从贫困问题研究的角度看，教育对于减贫的意义不言而喻。根据国家统计局多年的农民工监测报告，农民工总体教育程度始终处于初中阶段。当目前这一代儿童成长起来以后，这一状况并不会有显著改善。也就是说教育条件会成为农民、农村减贫的重要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从总体的国家减贫战略还是从近年的“教育扶贫”政策看，出于减轻特大城市人口压力的目的，所有的措施都是基于“就地扶贫”的出发点，即通过政府加大投入来提高所谓“农民人口素质”来减贫，而不是正视规模巨大的城乡人口流动这一现实。近年来高层领导针对农村教育的讲话无一不是鼓励农村学生根留乡村、建设乡村。其结果是在地方上重点扶贫的效果并不好，另一方面流动儿童在城市里的教育权利又得不到保证。
事实上，减贫政策面上如果不能对流动人口进行大力支持，即把城市里的流动儿童纳入国家减贫的范畴，就等于放弃了支持最有可能摆脱贫困的人口，而把减贫的希望寄托于农村条件最差的留守人口。其结果可想而知。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儿童在城市里的教育困境等于预告了中国减贫战略的未来前景。
壮年农民工缺乏制度保障
当前的成年进城打工人口和他们逐渐增加的收入水平，是学术界很多人对打工减贫模式持乐观态度的主要依据，即进城打工为农民、农村提供了新的稳定的收入来源，从而大幅度减轻了农村的贫困现象。但这一结论事实上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对于年轻、健康的农民工人口，看似他们的收入相比于在农村务农的收入高。但假设前提是他们在工作中能忍受高强度、超时工作、不会有生病、工伤、没有劳资纠纷等意外情况。认为这批人口已经通过进城打工解决了贫困问题的最大错误假设，就在于认为现金收入的增加就可以彻底解决贫困问题，而忽视了相关制度建设的必要性。
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农民工的法律保护、社会保险等情况一直不容乐观。以2014年的报告为例，没有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约有1.69亿人，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1.9％。在现实中，没有正式的劳动用工合同，就等于没有劳动保护。在发生劳资纠纷时，劳动部门、仲裁机构常常以没有劳动用工合同为由拒绝为农民工提供服务，从而使农民工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另外，从农民工参加“五金一险”的比例看，参加工伤保险的比率最高，也仅仅是26.2％，其次医疗保险为20.4％和养老保险20％。
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比例偏低，原因主要是城乡二元的制度安排使之不能安家落户，从而形成高度流动性的人口。同时，地方性的社会保险设计偏重于地方利益，操作上往往不利于流动人口，使得农民工不愿参加保险。一旦发生事故，损失难以估量。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仅仅以货币收入来判断农民、农村减贫实际状况，就大大低估了农民在城市里的实际打工成本和风险。
老年农民工或将老无所依
农民工群体中目前还没有受到重视的是老年农民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现在年龄超过50岁的农民工已经超过4000万人。对这批人而言，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下一步如何养老。
金刻羽（详见《财经》2015年第32期“老无所依当问谁”）曾指出，“老年人中的贫困现象十分普遍。部分原因是传统家庭保险形式的逐步消亡，特别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严格的计划生育‘一胎制’政策，使得老年人无法通过多生子女来分散养老成本。”而且“养老金制度也不可靠。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只覆盖了少数人，大部分人依旧在养老体系之外。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城市和农村全部劳动力中只有31％
的人员有资格享受某种形式的公共保障。农村中只有11％的人口拥有某种形式的社会保障。还有许多人名义上有一个社保账户，但实际并没有钱”。
简而言之，当越来越多的老年农民工到了需要养老的年龄，没有劳动力可出卖的时候，落户大城市的积分制度显然不是为他们准备的，而在乡村等待他们的又会是什么？
在城乡二元的制度安排下，农村儿童从整体上没有向上的社会流动性，基本上只能重复父辈的命运。而他们的父辈也只能在年轻力壮时通过进城打工获得一些现金收入来改善生活，还要依赖于不生病、不受伤、没有劳资纠纷，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谓通过进城打工减贫的模式仅仅是利用了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出生这一批农民工的青春，当他们年富力强的时候，以现金收入的形式暂时性地缓解了农民、农村的贫困。但到了今天，当这一代人不再具有出卖劳动力的条件、正在或即将失去现金收入又没有稳定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时，农村人口大面积重返贫困就不会再是一件很遥远的事。
作者为美国华盛顿大学发展地理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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