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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热门文章　　在场主义：
　　是否意味着百年“小”“美”散文的终结
　　——第五届在场主义散文奖学术交锋录
　　时间：日14：30_16：30
　　地点：海口香格里拉大酒店东方二厅
　　录音：沈荣均；录音整理：万益群
　　主持：孙绍振、丁帆
　　1、孙绍振发言：
　　在讨论交流前，我先说几句。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和散文都有很大的变化，包括思想含量、历史深度、表现方式等。据我的观察，五四时期的散文，周作人把它规定为叙事和抒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周作人的功劳是不小的，他解放了散文的生产力，讲究性灵和个性，反对“文以载道”，以致于五四时期第一个十年，散文的成就，按鲁迅的总结，是超过了小说和诗歌的，这个功劳不可磨灭。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周作人的局限性也是很大的，一味强调抒情叙事，忽略了散文的智性，导致了散文和小品文混为一谈——散文就是小品文，散文小品化，鲁迅所不屑的“小摆饰”比比皆是，而被当成正统。时间过去了近一个世纪，历史的检验是无情的，从在场主义散文奖评选结果看，单纯的小品文、以叙事和抒情为主的美文，几乎在第一轮、第二轮评选中就被淘汰掉。这反映出在场写作体现了一种突破单线抒情叙事的套路，历史和现实的审视和文化人格的批判成为共同的潮流，深邃智性的宏大思绪构成一种奇高的骨气，散文审美趋向正在发生改变——由“小品”转向“大品”，由个人转向社会，由内心世界转向时代担当。我们现在评选的散文，拿出去的，就分量、视野的广度、历史深度、思想容量以及表现手法而言比之五四时期，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林贤治、齐邦嫒、高尓泰、龙应台、夏榆、资中筠、金雁、王鼎均、许知远。就是周晓枫、刘亮程等似有抒情，实际上充满了冷峻的哲理，至于一些新锐的的单篇，往往也是情智交融，其历史的深度、思想的容量，都是大大地超超越了抒情与叙事的局限的。
　　我们的得奖文章都不是小品，也不是像鲁迅所担心的“小摆饰”：把严峻的生活和历史的灾难化作刽子手的一笑。这就是散文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大发展。我觉得，只用康德的情感审美来解释就不够了。我曾经用过一个词叫“审智”，这个范畴，在英语中，还找不到与之相对的英语词，我只能按照英语的构词法将之杜撰为intellct-aesthetics,或者examing-in-tellctural,在场主义散文奖获奖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有很大智慧的思想容量。小品性的、小美文，它们往往在第一轮就被淘汰。最意外的是，刘再复的散文，第一轮就被淘汰下去了。他的散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是有些优势的。我们现在的获奖散文，的确是比较宏大的，是一种大境界、大气象，不仅有在场现实性，而且有在场的历史深度、思想容量、表现的手法以及语言的精粹，风化各异。回顾整个世纪，像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样的散文，简直是凤毛麟角，但现在要找这样的散文，关起门来讲，太多了！比如余秋雨的《一个王朝的背影》，就不见得输给鲁迅。虽然余秋雨的散文有不少硬伤，但鲁迅的硬伤也多，不信去看看《鲁迅全集》。
　　我们的在场主义散文正好站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的前沿上。在场主义散文评奖，我感觉好像跟“鲁奖”走的不是一个路子，“鲁奖”有一些散文集还是有些思想小品，不在少数。我们保持自己的特色，在这样一个大好时机，我们的评选方式，我们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到达今天的水平，是令人很欣慰的。我感觉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奖项，这个奖项对中国当代散文的新的动向、新的前景、新的水平具有前瞻性。可贵的是，各位评委不约而同的坚持的精神。最明显的是，争取每一次选出的作品，在思想要有分量，有些风骨。宁缺勿滥，一等奖空缺、两人并列一等奖，也正好反映了我们的严肃严谨。人才的产生，作品的产生，不是平均的，不是大批量的，有时星汉灿烂，有时候晨星寥落。我们深感幸运，生活在中国现代散文诞生近一个世纪之时，正是现代散文，群雄辈出，在内涵上，在风格上，在语言上大突破，大发展的转折关键。
　　我感到有一个奇怪的对比存在于诗歌与散文之间。诗歌的读者很少，但作者很多，诗歌的活跃程度可能是全世界第一。一个小小的县城，却有一大堆的诗作者搞活动，不仅有官方参与，还个人出资印诗集，少则几十，多则几百，各种各样的诗刊据有人统计多达七百种。诗歌是比较前卫的，甚至赶到了世界的前卫去，而散文的发展与诗歌不一样，没有诗歌那样多的作者，也不像诗歌那样缺乏读者。更大的不同是，诗歌有很多“主义”，在场主义之前，散文是没有“主义”的，从五四以来，散文不像诗歌那样一直没有诸如“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派”、“后现代”等等主义。原因是，在西方并没有一种叫做散文（PROSE）的文体。在大英百科全书（ Encyclop?dia Britannica 2007 ）的Ultimate Reference Suite 中没有单列的PROSE条目，只有关于PROSE的分列说明，例如： alliterative prose， 押头韵的散文；prose poem，散文诗；nonfictional prose，非小说类/非虚构写实散文；heroic prose，史诗散文；polyphonic prose，自由韵律散文。故英国散文研究方面享有权威的王佐良先生的《英国散文的流变》中 ，散文这个概念的外延就包括了：《圣经》，吉朋的《罗马史》甚至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连萧伯纳戏剧中的台词，都在散文之列。在俄语中散文的外延则囊括了除了诗歌以外所有的文章。在俄语中，与之相同词根的проза也一样，包括除了诗歌以外的所有文体，故斯克洛夫斯基的《散文理论》中包罗万象，连小说也在内。与我们的散文观念相近的乃是“随笔”(essay),并不是以抒情叙事为主的，而是智性的随想为纲的。在西方文学史上，没有散文这样的文体 的地位，有些地位只是随笔。而随笔作家在西方文学史上乃是二流作家所为。
　　正是因为这样，西方散文(随笔)没有象诗歌那么多疯狂的流派。散文作为一个文体来说，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正因为这样，有它的害处，没有多少西方的流派或宣言供我们参考和追逐；但反过来说，也有好处，我们关起门来发展大散文，有中国的山水，有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中华民族心灵的灾难和复苏。我想，中国当代“散文”这个文体是非常独特的。如果要和西方散文/随笔相比，比如和美国的《瓦尔登湖》相比（如果一定要比的话），拿我们的得奖作品中绝对有得一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者不在少数。
　　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上，作为一个理论家，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百年的历史经验加以原创性的总结，它提高到理论上来，促进中国散文中的智慧，中国历史特色，尤其是中国百年来的文化和语言兴衰，在散文里得到自觉的发展。如果我们能够完成这个历史的任务，就有可能和西方争一日之长短。但是西方的随笔是没有理论的，我们在建构自己的散文理论时，至少可能享受到一种孤独求败的幸福。
　　今天来开会，也没有觉得生命的浪费。
　　2、张新颖发言：
　　我同意孙老师对当前散文的基本评价。我觉得当前散文创作的成就可能是被我们低估了，被低估的原因之一，是很多东西都没被我们当成散文来看。其实，如果我们把散文的视野放开一点的话，会看到很多很好的东西，这些很好的东西从文体上来说不能叫做小说，不能叫做诗歌，也不叫做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个散文，但实际上，找来找去还可能只好把它放到散文里去。
　　我没有很好的想法，但我有一个感受,我想，当代的散文所以有一些会出现令我们惊异的东西，可能有一个原因是，散文没什么理论，所以散文发展得比较好。比如，像我们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经过这么多年，脑子里不由自主地会建立一些文学观念，比如关于小说的观念，关于诗歌的观念。我们可以一眼判断这个东西叫小说还是不叫小说，但我们没办法一眼判断它叫散文还是不叫散文。慢慢地，在我们脑子里形成了小说、诗歌、戏剧的观念，这种观念可能是一种解放的力量，但有时候也会变成一种束缚的力量。但是关于散文的观念，似乎没有关于小说、诗歌的观念那么强，这也就是我说的散文没有理论的意思。不是说完全没有理论、没有观念，而是说没有产生很大的束缚性，所以发展起来比较自由。
　　一百年以来，或者往短里说，二十年、三十年以来，如果我们是诚实地、诚恳地在这个时代生活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多的实感经验，这些丰富、复杂的实感经验有可能被我们僵化的文学观念、文学教条排斥在文学写作之外。这些被别的文类排斥的我们置身于社会当中的切身感受，可以进入到广义的散文写作里面，这也是散文很能够抓住我们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如果挣脱了文学观念的束缚，我们可以写的东西太多了，太丰富了。
　　3、周伦佑发言：
　　关于散文，孙老师在他的文章中不时地表述一个观点，西方没有散文，只有随笔；散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是不被认可的，更谈不上有什么散文理论。正因为如此，给我们留下的这样一个文体的空白，这样一个有待定义和表述的价值空间，使我们可以去做这方面的建设性努力。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场主义散文理论的意义才得以彰显。当然，提出理论不等于这个理论就完全确立了。散文也可以有很多理论，就像诗歌有几百种理论一样。
　　刚才孙老师谈到诗歌，我这儿要补充和呼应一下。
　　是不是诗歌的读者少，作者多。应该说，诗歌的作者还是比较多，实际上作者就是最铁杆的读者。上次在同济大学参加“汉语诗歌的当下境况”讨论会，大家都觉得诗歌很悲观。我在会上介绍了《诗选刊》公布的数据：据他们统计，在中国，每年自费出版的非正式的民间刊物有427种，自费印刷的诗集每年在两千种以上。这样一种诗歌奇观，是中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法国、德国或美国都不可能有，只有中国才有这样的体制外诗歌出版盛况。而且，这种现象是在极权主义与商业资本病态结合，诗人个体大多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完全没有出版自由的情况下自发形成的。
　　到福建漳浦参加“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讨论会时，我说，在中国，写诗的作者大概有十万人吧？广东诗人杨克说：你太保守了，你根本不了解现在的网络世界，现在的微博规定在一百字以内，为诗歌的传播提供了很好的方式。网络上写微诗歌的人很多。杨克在搞这方面的组织工作，他们广东作协搞了一个微诗歌大赛，参加的作者一次有几十万人。他们统计了一下，现在网络上在线诗歌写作的人，估计有一千万。我开始不相信，后来，开会的有个微诗歌协会的副会长，很年轻的女孩，她给我统计：经常在网上、微博上在场写作诗歌的不下五百万。我当时就懵了，我的估计真的是太悲观了，我真是太闭门塞听了。
　　我再举一个例子。人们爱把诗人与小说家、散文作家、评论家以及学者相比较。我认识的两位文学月刊女编辑就曾对我说，她们参加过小说家的讨论会，也参加过评论家和学者的学术会议，觉得小说家的会很沉闷、啰嗦，学者们的会特别刻板、枯燥，打脑袋（话题深刻），而且等级制和官本位的意味很浓。还是诗人的讨论会好玩，有趣，特别有活力。
　　就以在漳浦旧镇举行的“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讨论会”为例，就可以生动地说明这一点。
　　讨论会是纯民间的，自发的，由诗人道辉提议并承担会议的全部费用。道辉的提议很快得到了众多诗人的响应。到会的100多位诗人中，绝大多数都是自费去参加的。因为讨论会预定的时间正好是中秋节和国庆节，机票都是全价。其中航程最远的大概是诗人董辑，从长春到厦门，往返机票就花了四千多元，而只为了参加一天会（道辉原计划的会期只有一天，后改为两天，但董辑是按一天会期购买往返机票的），四千多元对一个工薪阶层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其中最让人感动的是发星和他的几位朋友。为了参加这次讨论会，他们从各自的出发地相约同行，坐了5天5夜的火车和汽车才赶到漳浦，会议后，又要坐5天5夜的火车和汽车才能回到家。其中的大凉山彝族诗人麦吉作体，除了往返的10天10夜火车行程之外，到了西昌，还要再走两天山路，因为他在大凉山深处的一个山区小学做老师。他自费颠簸劳顿12天千里迢迢去参加诗会的目的，只是为了在漳浦旧镇给到会的诗人们唱一首彝语古歌（讨论会上麦吉作体没有发言）。这种使人热血沸腾的情景，在中国的小说界、散文界、评论界和学术界是不可能见到的。这一切，只源于发星们、麦吉作体们、董辑们对诗歌的热爱！这种热爱完全是纯精神的，非功利的。
　　诗人真不一样，和我们作家、散文家实在是不一样。
　　对文学的痴迷只有诗人才会如此这般。他们图什么？他们的作品很多在正式刊物上发表不了，他们自费印的诗集和刊物就是自己阅读，自己交流；他们在自己的民刊上发表的作品和职称不挂钩，和工资不挂钩，和职务升迁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才是艺术的本来意义——诗歌来自生命，又反过来关照生命；诗歌照耀他的生命，温暖他的生命！最后主持者还给参加会议的每个评论家发了一个红包，我感觉很惭愧，私下退还了，否则，真是无地自容。麦吉作体们自费颠簸劳顿坐5天5夜火车和汽车，还要再走两天山路去参加一次不准备发言的诗歌讨论会，说实话，散文作家们做不到，小说家们也做不到，学者们更做不到——学者都体制化了。
　　那次在复旦讨论，孙老师曾说：诗人们自己出版大量印刷精美的民刊，是中国现代诗的一个伟大的传统。印刊物很花钱，大多数的民刊是诗人们用自己的工资印刷的。我所了解的这种民间诗歌现象，它不是湖泊，不是草原，也不是森林，但它是精神的湿地——为中国的体制外诗歌营造了一种自足、自为、自明、自在的良好的生态。按照杨克他们的统计，加上网络上写诗的，全国诗歌作者不下几百万人。而散文作者没有那么多，我估计加上网上写得有点像散文的，全国大概就是五、六百人。散文的生态根基不是很深厚，小说也是这样，没法和诗歌相比。
　　刚才孙老师讲到散文的文体，这次讨论会闻道也出了“散文叙述性的特点”这个题。上个月，有一位西安的评论家到成都来，我们喝茶聊天时，也谈到了文体的问题。他认为，最好的文体是“商量加培养”式的，之前一位北京的评论家也在成都和我谈到过文体，他认为最高的文体是“对话式”的。而我认为，最高的文体是“宣谕式”的。后来我仔细一想，不对，我们要谈的不是“文体，”而是“语体。”文体的划分已经有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评论等等。具体落实到每个人的写作，实际上是在某种文体之内作语体的选择。在聊天时，我举《圣经》创世纪开篇那一句著名的话作为例子，比较了上面提到的三种文体的优劣。
　　我们先来看《圣经》创世纪的开篇是怎么表达的：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宣谕式）
　　我现在改用那位西安评论家的语体试一下：
　　——“这个世界太混沌了，我们商量一下，慢慢地培养一点儿光出来，好不好？”（商量加培养”式）
　　你觉得怎么样？他大笑。
　　关于对话体，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甲方：“你觉得世界混沌吗？”
　　乙方：“好像有点混沌啊；”
　　甲方：“那需不需要来点光呢？”
　　乙方：“好的，但不要太亮哈。”（对话式）
　　那位北京评论家没有笑。仍然坚持他的“最高的文体是对话式的观点。
　　我觉得，在写作方面，除了文体的划分，还应该有语体的划分。我们个人在写作时，实际上关注的是语体，而不是文体——文体早就约定俗成地规定好了。很多人都写诗，但每个人写出来的不一样。不同的人写散文，每个人写的也不同。这个“不同”和“不一样”就是语体的区别。语体和风格有关，每个人选择的语体和在写作中形成的独有语体，实际上就是他的风格。
　　我推崇“宣谕式是最高的语体”是有充分依据的：
　　《圣经》创世纪的表述是宣谕式的；
　　宋朝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宣谕式的；
　　《周易》的卦爻辞和《系辞》是宣谕式的！
　　尼采是宣谕式的，海德格尔是宣谕式的，萨特、福柯是宣谕式的；
　　老子《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也是宣谕式的。
　　每个民族文化血脉中的那些开端性的经典和原典，基本上都是宣谕式的。
　　宣谕式就是命名式的写作。从语体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在所有可能的语体中，宣谕式无疑是最高的语体。
　　散文这一种文体，在写作实践中，理所当然是以多种语体来表达的。每一个作家的写作，实际上都是在寻找一种个人的语体，通过个人的语体形成一种个人的表述风格。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今天只是开一个头，以后有机会再深谈。
　　我就说这点。占用了大家的时间，谢谢！
　　4、范培松发言：
　　这次我们把王鼎均的回忆录四卷评上去了，我想起1999年“台湾文学经典”评选活动时，王鼎均的散文《开放的人生》被评上了。当年我正好在台湾。我觉得，当时评选上的其它几本“散文经典”，如简媜的《女儿红》，陈冠学的《田园之秋》都很好，把《开放的人生》作为经典评上去，这并不是王鼎均最好的作品。我认为他的叙述和抒情有特色，特别是回忆故乡的文章写得好。这次在场主义散文评奖，把他的回忆录评上，是对王鼎均的散文的真正的肯定。
　　关于许知远的文章，昨天晚上我已跟他讨论过。我说，你的文章有骨头，在场主义散文评委认同你的“骨头”，现在是需要“骨头”的时代，整个文学生态环境比较低迷、庸俗。但是，在场主义散文是对散文评奖，艺术性是不能忽视的，我们提倡“骨头”和艺术的融会。有“骨头”没有艺术，就有可能成为时文。当社会生态环境变化了，时文就可能失去它的魅力。
　　上个月在我们江苏太仓开了一个全国诗歌的高峰论谈，谢冕发表了一个精彩的论点：“现在的心灵，要靠诗歌来拯救。”我们在场主义散文的口号：“心灵的解放，要靠散文。”
　　国内有人质疑我们评委的标准，比如上次对《倒转红轮》的奖励，这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像许知远的散文，很多东西都是靠现实当中的一些近似于政治的话题来创作的。他不同意我的看法。我说，你创作的逻辑，创作的激情是政治，或近似于政治。这种激情，要考虑到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我坚持真正的永恒是艺术。
　　评委始终坚持标准，许多名家的作品第一轮就淘汰了。怎么样的散文，在我们心目中是好散文？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来表达？好的散文应该经得起反复读，要有味，散文必须有味，许多人对此漠视，敷衍成篇。没有味的散文不是好散文。
　　许多散文评论家喜欢用一些条条来评论。优秀的散文能使读者受到一种审美的净化，比如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我读了就能进入他写的那个场境。另外，我认为，散文在场的姿态很重要。刘醒龙提出。他的回乡散文是以“孙子”心态写的，很能激起我的共鸣。这种心态就非常诗意。你再伟大，到了故乡——爷爷的坟前，就是孙子。很多人创作散文，就缺少这种心态，姿态就成问题。
　　散文要有味道。我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这个很重要。周作人提出的“味”，是指“简单味”和“涩味”，就是要把人生的真实况味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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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毕飞宇发言：　　我今天特别想把我得奖前后的心路历程给大家讲一讲。　　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虚构。当我决定写《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的时候，我告诉自己，这不是虚构，它是非虚构。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几个月，人家问我最近在忙什么，我说在写一本非虚构。书出版以后，所有媒体和我聊这个话题，都是非虚构。两个月前，《散文选刊》通知我去领《散文选刊》奖，我说我没有写过散文，从来没有出版过任何一本散文书，你们弄错了吧？去了之后，他们告诉我，是《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这本书。我是今年三月份第一次把这本书跟散文联系起来。大概一个月前，丁教授给我打电话说，如果你要拒绝的话，我们就不打算给你了。我说我没有要拒绝的意思（曾经拒绝过其它奖项）。说在场散文提名奖有可能落到我身上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了。上次因为那个河南的刊物比较年轻，把奖给我这个老头可能就是让我去旅游一趟。我第一次把自己的写作生涯与散文写作联系起来，真是......今天上午我捧了这个奖杯之后，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标志。很可能我们在场散文的意义，最后不是妄而收入，不是要找到一个散文的利，可能正好是相反的，是往一个无穷开阔的空间里去。包括我非常生活化的感受：我一个从来没想过写散文的人，也许有一天得到了散文的认同。所以我个人的喜悦是不重要的，我个人的虚荣也是不重要的，但是在场散文奖有关散文的姿态，反而是重要的。我特别渴望以后在关注这个奖项的时候也好，阅读散文的时候也好，很可能我们要改变。　　谈谈刚才孙教授讲的抒情性问题。我为什么对这个话感兴趣呢？他说评奖的时候基本上抒情性的散文在这里是过不去的。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几天的写作状况很差，特别想给大家汇报一下。　　《苏北少年“堂吉诃德”》里有一章写的是蚕豆。因为我是一个没有祖先的人，不知道我的祖先是谁，只知道是一个老奶奶带大了我。这个话题，我在人生当中几乎从来不提，因为每次提到的时候我都会特别失态。那篇二、三千字的文章，我大概写了两个星期，一打开电脑，就完全处在一种凄凉的、失控的状态，每次都是这样。大概前后写了七、八稿，可能还不止。每次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我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用这样的情感状态，把一个人——真奶奶也好，假奶奶也好，或者说一个人对他人的一种爱，对他人的一种怀念，这样的一种情感，我把它写出来以后，到底有没有意义？我一直在想，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散文，这样的情感是一个普遍的情感，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没有必要再把被重复过无数遍的情感，在我这样的写作里面再来强化一下？即使你把它强化到了很高的高度，它有意义吗？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不仅是这篇文章能不能写好的问题，这存在一个写文章思路调整的问题。后来我告诉自己：算了，既然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每次都在那儿哭，哭了好多天，你不如不哭，不如想一想，她为什么会让你哭？你哭一次比让读者再哭一次更重要。所以，这篇文章写得比较早，导致了《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这本书的整个写作过程，都是在跟自己掰手腕的过程，内心时刻处在一种抒情的状态下。而我作为一个作者，却不让自己处在抒情的写作状态底下。写完了之后，我既是痛苦的，又是快乐的。所以，我写小说这么多年，有时候要控制，有时候要酝酿，内心也很复杂，但是这么清晰地跟自我的情感作斗争，然后尽可能在一本书里面让理性参与进来，是我前所未有的一次写作。某种程度上来讲，开创了我写作的一个新时期。我突然发现，这和我热爱阅读散文的历史有关，果不其然。那些所谓的散文名家的散文，我都不看的；那些所谓的过于抒情的散文，我也不看的。我喜欢看谁的散文呢？如果叫散文的话，我喜欢哲学家的散文，喜欢学者的散文，喜欢教授的散文，这些人的散文，我特别爱看。这些人写的东西究竟是不是散文，对我来讲不重要。类似这样的读物，充满了自信，充满了理性。当然，肯定是有情感的，同时也有逻辑的、有知识梳理的，我特别爱读。这样的东西读了以后，对我的精神上能产生很多共鸣和引导的作用。至于我一个五十岁不年轻的男人，是不是我还需要每天让自己沉浸在那样的情感里，对我来讲，真的是不重要的事情，我只要情感不枯竭，无论是作为一个读者，还是一个写作者，就可以了，而没有必要反反复复让别人知道我的情感是怎样的。其实，每个人的情感都类似，都差不多。　　再重复一下刚才的话。第一，在场散文最大的意义，不在于是找来一个何为散文的概念，而在于拓开了散文的边界。第二，我更热爱非抒情的散文。　　谢谢！
　　6、陆梅发言　　毕飞宇讲到我心里去了。我不是一个评论家，只是一个做了五年媒体的在场主义评选互动者，是文学、在场的见证人。一直以来躲在背后，我也不善言说，但是刚才毕飞宇讲的一句话，太击中我想要表达的，所以我要做几句回应。　　我觉得真是这样，如果我们拿散文来说事——散文的叙事性也好，何为散文也好，散文有没有理论也好，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散文本身有多少思想，有多少逻辑，有多少打动你。就我个人而言，我也买了毕飞宇喜欢的学者散文、教授散文，还要加上小说家散文。其实毕飞宇、刘醒龙先生，两位蛮星光灿烂的，是我们茅奖很重要的获奖小说家，他们的散文我很喜欢。还有刘亮程老师，我个人认为，他的散文是直接接通大地和自然的。一直以来，一直在这个地边，他的文字如果有什么不同，我个人觉得跟毕飞宇、刘醒龙稍稍有些不一样。竟管刘老师也写《凿空》，也写长篇，也写小说，但通常意义上更于接近散文——其实这个也不重要，包括学者散文。我们的张新颖，他的文字其实不长，发在《笔汇》上，我第一时间看到，很感动。他写树，也不单单写树。我也很爱植物，尤其喜欢树。在学者散文里，我很喜欢他的文字，接地气，有温度。　　我们认同，散文一定要有广阔性。我本来想私下与闻道先生达成一个想法。因为我们结成集子的几部都书很重要，我们在座的评委都有各自的想法，但是单篇的话，我个人觉得，已经有五年了，一个小的阶段性。那么以后的路是怎么走向，我觉得可以通向更广阔一些，比如说非虚构。因为精力有限，小说之外的很多文字，我们恐怕接触得并不是很多。我们单篇新锐的，可在散文性上做更多的考量，可在文体的实践上，比如说公文——现在有很多的应用文、论文也有写成很漂亮的文字，这是虚构之外的非虚构的广阔性，整个在我们视野之外。公文也好，论文也罢；《倒转红轮》也好，许知远作品也好，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像丁帆老师讲的：给了你思想的撞击，给了你担当，给了你处立时代一些能够打动你的地方。我觉得这些文字都是很珍贵的。以后我们单篇，坚守之外要有创新，要有探索，要有更广阔的视野，这也是一个方向吧　　回忆一下闻道先生在《文学报》上的访谈，这个访谈基本上比较综合、客观地评价了这五年来在场作品的品质。这几句话在在场品质里面，散文的文本创新，散文性与在场精神的关系，闻道先生已作了很精准、很明确的阐释。这也是我们在场散文奖五届来一个很大的收获。 　　谢谢！　　7、孙绍振（插话）　　散文没理论是好事，因为没有框框，但也是坏事，我们有些没出版的学者，会讲几十年的废话。　　前些年《南方文坛》的女编辑张燕玲给我讲：她去散文协会参加会议，觉得特别没意思，几个教授在那儿争论散文能不能虚构。这不需要争论的嘛，争论它干嘛呢？哪里有那么绝对真实的完全像照相的？照相也不完全是真实的。有人说公文就不能虚构，这就是没头脑了，公文里虚构、谎言比之艺术散文要多得多，而且离谱得多。近的我们不讲，我们讲最经典的，被刘勰称为“诏、策、奏、章”之“源”的《尚书》也不能例外。最具实用性的《尚书》，很接近于当代政府文告，不少具“记言”属性。恰恰是这些“记言”的权威公文，强烈地表现出起草者、讲话者的个人化的虚构。《盘庚》篇记载商朝的第二十位君王，为了避免水患，抑制奢侈的恶习，规划从山东曲阜（奄）迁往河南安阳（殷），遭到了安土重迁的部属的反对。盘庚告喻臣民说：“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这是对部属的拉拢，用了当时谚语，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东西是新的好，朋友是老的好。接着说自己继承先王的传统，不敢“动用非罚”，这就是威胁。不敢动用，就是随时都可用。至于，你们听话，我也“不掩尔善”，不会对你们好处不在意。 “听予一人之作猷”。听我的决策，我负全部责任，邦国治得好，是你们的，治得不好，我一个人受罚（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话说得如此好听，表面上全是软话，但是这是硬话软说，让听者尽可能舒服。可到了最后，突然来了一个转折：你们大家听着：从今以后：“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 你们要安分守己，把嘴巴管住，否则，受到惩罚，可不要后悔。这样硬话软说，软话硬说，软硬兼施，把拉拢、劝导、利诱和威胁结合得如此水乳交融，其表达之含而不露，其用语之绵里藏针，其当时的神态，实在是活灵活现。这样的文章，虽然在韩愈时代读起来，就“佶屈聱牙”了，但是，今天看来，只要充分还原出当时的语境，不难看出这篇演讲词，用的全是当时的口语。怀柔结合霸道，干净利落，实在是杰出的情理交融的散文，其中有多少欺骗啊。　　现代散文里面虚构的就更多。在座的刘亮程就虚构性的散文而暴得大名的。他在《一个人的村庄》里，把自己写成一个个无所事事的农民，一天到晚啥也不干，就跟虫子、狗之类的打交道，其实他是个有职业的人，他是农技员。你凭什么不许他虚构一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一个人的村庄”？在古典散文里面有很多经典的，比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写此文时在前线当军政领导人。滕宗谅的《求记书》里，就把范仲淹军政头衔写在了上面。他哪里有时间离开军区去写什么散文呢？他完全是凭着想象写的。　　中国当代散文普遍犯着理论贫血症，因而散文还是要理论的，至少要把它当作艺术，艺术就是要想象的；如果这一点也不懂，又在大学里研究散文，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根本不懂艺术，也不懂散文的散文博士，那可真是不但辜负了自己的生命，而且又浪费了莘莘学子的青春。
　　8、陈剑晖发言：　　孙老师刚才谈到散文的真实与虚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一下。　　我认为谈散文的真实与虚构, 要注意几点：　　首先是散文可不可以有虚构和想象。过去有不少老先生认为，散文一定要写真实。不仅写人、写事要写真实，而且连自然景物描写也要真实。散文如不真实，无异于自毁长城。我觉得这个“写真实论”的观念是过时的、站不住的，也极大地阻碍了当代散文的发展，应预以破除。这是因为：　　其一，“个人亲历”不同于“个人体验”。传统散文所强调的是一种反映式、经验式的“个人亲历”。好比说某人从事某项工作多年，拥有了对这项工作的丰富经验；或者某人到某处旅游，了解了某地的人文地理。这些都是“个人亲历”或“个人经验”。“个人亲历”或“个人经验” 是真实的、原生态的；但同时也是有局限性的。而“个人体验”则不同。“体验”是“经验”中的一种特殊的、诗意的情感和形态。它是对“经验”的一种整合和深化。它一方面保留着“经验”的真实性和原生态；一方面又加进了感情、想象和诗性。比如说一个人吃饭，那只是一般性的日常行为，是纯生物学意义上的需求，它只停留于经验的层次，但如果这顿“吃饭”被置于特殊的氛围之下，而且“吃”得很有特点，并引发起感情的涟漪、心灵的碰撞和记忆的回味，甚至见出某个民族、某个时代的性格，那么这顿“吃饭”就是“体验”的了。回到这次获奖作品，比如说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它写的都是“个人亲历”过的童年的人和事，但它的描述又不完全拘泥于“个人亲历”，而是整合了“个人体验”，其中有虚构，有想象，有心灵和感情的渗透。塞壬的《匿名者》也是如此。　　其二，散文存在着“即时性”与“回忆性”错位的现象，也使散文不可能做到“完全真实”。大家知道，散文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一种“过去时态式”的“回忆性文体”。散文写作与新闻报道不同，它的所长不是即时、迅速地反映现实中的人事。更多的情况下，它是借助作者的回忆，对逝去生活的打捞与还原。而按照一般的心理表征，时间差越长，空间距离越大，作者的主观性就越强，其回忆就越容易造成错位和误置。即是说，由于时空的错位，回忆的缺失，主观想象的介入，作家已不可能原原本本地复原记忆中的生活。　　其三，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学环境的宽松，作家心态的自由，散文观念的改变和艺术形式的革命，散文也变得越来越自由开放了，于是出现了大量“法无定法”，敢于“破体”的作品。比如贾平凹的《丑石》等作品中，就有大量虚构性的成分。尤其是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其虚构的描写更是比比皆是。因此在当下，我们应该抛弃封闭保守的散文观念，旗帜鲜明地提出“有限制虚构”的散文观会念。所谓“有限制”，即允许作者在尊重“真实”和散文的文体特征的基础上，对真人真事或“基本的事件”进行局部的体验性的整合：同时，又要尽量避免小说那种整体性的“无限虚构”或“自由虚构”。　　这是今天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　　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散文有没有理论的问题。现在一些人，包括一些文学界领导，一些著名评论家总是带着有色眼镜来评价散文研究和评论。只要一谈到散文研究，总是一言以蔽之：散文没理论。散文到底有没有理论？我们不妨回顾一下：20世纪之初，当小说、诗歌、戏剧研究还嗷嗷待哺、十分孱弱的时候，散文这边厢已经热闹非凡：既有周作人的“美文”说、“极致”说，傅斯年、刘半农的“文学散文”说，王统照的“纯散文”，胡梦华的“絮语散文”，又有郁达夫的“个人本位”说、“心体说”，林语堂的“幽默”、“闲适”、“性灵”的倡导，还有梁实秋的“文调”等等。五、六十年代，虽然散文研究较为冷落萧条，但至少还有“形散神不散”、“诗化”等散文观念深入人心。至于九十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散文研究更是有了长足的发展。虽谈不上姹紫嫣红，但至少有一些　　年轻的、中年的，包括孙老师也在建构一些散文理论。比如孙老师提出“在审丑基础上的审美和审智”的散文理论，周伦佑、周闻道提出的“散文性”理论，我提出的“诗性散文”理论，都与过去的散文研究大不相同，也获得了评论界和不少中学教师的认可。开口闭口说散文没理论的人士，最好先对当下散文理论现状有个大概了解，然后再下结论。否则我不服气，我相信范培松先生、孙老师也不一定能够服气。当然，散文研究跟小说、诗歌研究相比，是弱了一些，但也不能一概否定吧。　　我要谈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文体边界的问题。　　刚才毕飞宇讲到今后博士论文都有可能获得在场主义奖，这点我不同意。近些年由于过份强调文体的泛化，把散文当成“无边的散文”，文体没有底线，没有边界，结果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大量所谓原生态的、未经审美化和艺术创造的实用性文字充斥各种报刊。如《美文》杂志就发表了不少诸如《“四通”广告语》、《在欢迎美国客人会议上的致辞》、《老同学聚会上的开场白》之类的文字，这类包括论文、广告、医案、诉状、答辩、启事、批文，甚至便条的实用性文字堂而皇之进入散文刊物，并打上了“美文”的标签。　　再一个是以“大”为美，无节制地拉长篇幅。我国传统散文以“小”为美为贵，篇幅一般在一千至二千字之间，这在表达思想时虽然会受到一些限制，但它是散文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一个鲜明特征。而现在的不少散文作者无视散文的边界和文体底线，在散文“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的理论鼓励下，提起笔来动辄几万字、十几万字甚至二十几万字。如祝勇的《旧宫殿》，张锐锋的《皱纹》、《祖先的深度》等作品就是如此。这种“厌短逐长”的创作风气，虽然受到一些批评，但目前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有蔓延之势。　　还有就是以小说的笔法来写散文。散文的跨文体写作是一种趋势，本无可厚非，但当下的一些写作者却有点走火入魔。比如有些散文家在散文中像玩魔方般大秀小说的叙述、虚构和表现技巧，读者搞不清他到底在写散文，还是在写小说。这种无视散文边界和法则的创作貌似才气横溢，实则是对散文的真诚和真实性原则的破坏。　　在场主义强调民间的立场，强调精神性，强调批判性，这都很好。但几年评下来，我觉得散文的审美性即“散文性”方面强调得不够，体现得不是很充分。上一届我们将金雁的《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评为头奖，我多少有点异议。不可否认，这本书有较强的可读性，有不少新鲜材料，感性色彩较浓，文字也漂亮，但它的整体框架、论证方法、包括资料的处理都是学术而不是散文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本有独到见解，具有一定审美性的学术著作，但不能说它是一本优秀的散文。因它完全突破了散文的边界，即便在散文观念十分开放的今天，也无法将其划入散文的范围。当然，丁帆教授主张散文的精神性，批判性，自有他的道理，但散文从古到今，作为文体立足的根本，还是需要优美精致的表达，，注重文字的弹性，形象的饱滿，叙事的变化、形式的和谐和想象的新奇。总之，将审美性即诗性放在首位。此外，还需要一些个人的笔调、文调、情采，包括刚才范老师说的“味”。 有感于此，我觉得下来在场主义散文奖的评选，在提倡介入当下，推举思想性、精神性、批判性的同时，在审美、“散文性”方面要加强。　　与此相关三个问题，因讨论那天时间限制，未及展开。　　第一是“自由”与“节制”的问题。散文的本性是自由，但自由并不是自娱、自恋、自大，不是恃才傲物和荒诞不经，更不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按我的理解，散文的自由表现在在表达上应自由自在，在心灵上应自由放松，在精神上自由独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散文在“自由”上跑偏，结果导致了散文文体的失范和异化，产生了大量的散文垃圾，败坏了散文的声誉。现在，在散文“重新出发”的节点上，我们应重新理解散文的自由，处理好“自由”与“节制”的关系。　　第二个是散文的“大”与“小”问题。一段时期以来，散文界以“大”为荣，以“大”为美。于是乎，出现了“大散文”的概念，在题材上，热衷于写国家民族、王朝更替、政治变革的大题材，在感情上则是抒大情、讲大理，追求大境界和大家气派，尤其在篇幅上，更是越写越长。其实，散文弃短逐长，以长是骛并不可取。因它有悖散文的本体性。散文是以情动人，以心交心，以气质、神韵、优美且富于凝聚力的形式和文字去打动读者。试想一篇散文动不动几万字乃至20多万字，它的感情有可能集中强烈，形式和文字有可能优美简洁吗？这样的散文必然是感情注水、形式散漫，文字冗长唠叨，或者用一些宽泛空洞的议论来拉长篇幅。所以，要提升散文就要纠偏当下散文“厌短逐长”的风气，让散文回到散文，回到“小”的美学规范之内。　　第三是“思想性”和“审美性”问题。眼下许多专家强调散文写作的思想性，甚至把思想性放在第一位，这本身没有错。但现在的问题是：似乎“思想”被披上了过于沉重的盔甲。一篇散文只要具备较独特丰富的思想含量或精神性，于是不管是散文作品还是学术著作，都被认为是优秀的散文。这无论如何是不合理和不妥当的，对散文创作者来说也是一种不公。所以，我极力主张散文应有文体规范，有相对的文体边界即文体底线。在注重思想性或精神性的前提下，散文应强调个人性和体验性，注重文字表达的优美，形象的饱滿，叙事的变化、形式的和谐和想象的新奇。总之，将审美性即诗性放在首位。
　　9、丁帆发言（陈剑晖插话）　　我有不同的意见。一是文无定法，当下散文最不能忽视的就是思想内涵的深刻与博大；二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受到苏联文学的影响极深极大，而如今对这一段历史的无知却是惊人的！ 苏俄百年历史在中国是没有真相的，起码有三代人都不了解其真实的状况，包括现在六、七十岁的中国学者，因为大量的新的史料我们没有接触到。　　近年来我为什么要注重俄苏文学的历史重读？就是因为从“黄金时代”、“白银时代”过渡到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无产阶级文学，我们所接受的知识谱系很多都是假话。一直到今天，许多背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还在搞文学？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所以说，金雁为我们提供的俄苏史料方面的东西对研究和改变我们以往许多错误的观念是很有帮助的，况且那种春秋史笔的文字本身就是充满着文学性的文字，人们在其中所得到的阅读快感远远大于精致的技术性的美文，足以让我们进行灵魂的拷问！对我们无视历史的文学价值观念进行了彻底地颠覆。要知道我们现在用的还是俄式、苏式的武器啊！在这方面，《倒转&红轮&》的思想性完全胜于精致的形式给我们的营养。在场主义评奖可以把精致的美文纳入单篇评审之中，其实我们也执行了这个方针。宏大的历史为什么进入我们的视野？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区别我们和他们之间评奖的区分度，区分度不明确的话，我们的奖跟官方奖，跟哪个省的奖又有什么区别呢？又有和意义呢？我们的成果之所以被广泛地认可，主要是我们的立场和独立的价值判断。独立的价值判断是引导整个文学、整个文学史的走向的灵魂，所以说，我们的评选，代表了我们一批人对这种价值观念的认可。尽管今天可能不被人们充分认识到，但我想，若干年后，到了文学进入一定历史阶段的时候，我们的评价将被历史证明。　　陈剑晖：丁帆老师说得很有道理。我很赞同金雁这部书的学术价值、思想史上的价值肯定是不能否认的。它是一本优秀的学术著作，但不一定是优秀的散文。　　丁帆：对散文，现在搞学术的人，老喜欢用学术框架去套住它。什么是散文，什么不是散文？只要是能够触动人的灵魂的东西，就是好文。什么是散文——它必须告诉读者我要表达的思想，然后才是我表达的。　　方式与技巧。
　　10、周伦佑插话　　我是把这本书认认真真地读完了的，而且我把它推荐给了我的夫人周亚琴，46万字，她从头到尾读完了。可能真正读散文作品，我从头到尾读完的很少；小说，我从头到尾读完的更少。这说明这本书里面有一种东西能抓住我们。　　我觉得在上一届场主义散文奖评《倒转红轮》应该是对的。丁帆老师讲了他对这本书的看法。剑辉兄说得也没错——强调我们在场主义散文的散文性、文学性等等。但有时候，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部书会有一种高于文体的价值。我认为《倒转红轮》就是这样。俄国历史、思想史、文学史等很多现象用过去阶级斗争的观点是解释不了的，过去很长时期，解读苏联的整个历史、文学、思想、政治、经济、社会，都是用阶级斗争这个主线来解读，包括农奴与农奴主，平民与贵族的斗争等等。　　对于俄国近代史，另外还有一批思想家，比如别尔嘉耶夫他们的解读就完全不一样。布尔什维克所解读的俄国历史不是真的历史，因为按他们的阶级斗争史观，很多问题确实不能自圆其说。俄国的历史现象不是一个向前发展的历史，而是倒退的历史。什么叫“倒转红轮”？就是向后看，俄国历史的发展始终是向后看的，倒退的。就是分裂教派和东正教的斗争，它主要是这个历史线索。俄国社会的分裂教派就是老教派，就是老教派和东正教派的斗争史。俄国的东正教最早来源于拜占庭，后来传到俄罗斯。现在称为“分裂教派”的，当初是正宗，它和天主教的区别在于，它融入了俄罗斯的本土特色，这表现在宗教仪式和祷告词上。后来，尼康进行宗教改革，以希腊经书的标准修改俄罗斯的宗教仪式，严格按照希腊正教统一俄罗斯的宗教活动，改变12世纪以来用两个手指画十字的习惯，而采用三个手指画十字，否定了原来一整套在俄国民间已经实行了几百年的宗教仪式和习惯。以后，尼康的改革得到了沙皇的支持，一直延续了下来。整个沙俄帝国的历史就是由“正教派”和“分裂教派”的迫害、反迫害构成的。现在俄国称为“东正教”的，就是尼康宗教改革以后掌权的俄国正统教会，大量的要坚持用俄罗斯本土化仪式和祷告词的教徒被称之为“分裂教派”，在很长的时间中遭到屠杀、迫害和流放。俄国的近代史实际是这样的历史。　　《倒转红轮》的意义在于，它确实对整个俄国的历史重新做了解说，即对俄国的宗教史、思想史的一种全新解说；彻底颠覆了过去官方宣传的阶级斗争史观，它以“分裂教派”与东正教的冲突，贯穿整个俄国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并对整个俄国近代史重新作出解读。它改变了我对俄国近代史的看法。我认为，这本书得奖是应该的。　　从文体的敏感性来讲，由于我每天都要读很多文字，有时候会有一种“晕字”的感觉。再加上我过去是图书馆的，每天接触大量的图书，所以常常“晕字”。“晕字”的人对阅读非常挑剔，没有强烈吸引我的东西我是读不进去的，更别说从头到尾读完。但这本书我是从头到尾读完了。最后一章：解开“俄罗斯之谜”的钥匙，是讲，了解“分裂教派”是打开“俄罗斯近代史之谜”的关键。　　这本书，你可以从前往后看，也可以从后往前看。既有学术意义，也有可读性，确实难得！
　　11、周闻道发言：　　刚才大家的争论，涉及到散文的思想与艺人、精神意义与文本意义、或者说叫散文性与在场精神，哪个更重要的问题。在在场主义的文学主张中，实际上早已有明确答案。在场主义主张关注身边的、国家的、民族的、人民当下的苦难；我在“在场散文书系”序言中，也强调在场的旗帜是介入。站在我的角度看，能够把散文性与在场精神完美融合，那是最好的，是我们追求的一种艺术高线。既然是“追求”，既然是“艺术高线”，就不可能轻易抵达，或者说是一种终扱价值指向，我们可以不断接近，但永远不可抵达。文学境界是没有止境的。更重要的是，作家除了追求“艺术高线”，还要坚守自己的“存在底线”——在场。现实中那么多苦难，国家的、人民的、民族的，难道我们还整天在那里风花雪月、小桥流水，还在个人小情调、小情绪、小忧伤中纠缠，能心安理得吗，你作为一个作家，存在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换句话说说，我们作家，特别是散文作家，该不该去担当，该不该去把这种当下最深切的疼痛呈现出来。　　这要从散文的功能说起。散文是什么？正如孙老师说的，应当是“大品”，而不是“小品”——我们不应当自我定位于“小品”，并甘于“小品”、满足于“小品”、停留于“小品”。要有介入意识、批判意识、关怀意识、担当意识。唯美的小家璧玉只配作花台摆设，散文要做时代的黄钟大吕。“大品”意识，要求作家以大视野、大思想、大境界、大关怀、大担当，重树散文的在场精神。　　能够做到“艺术高线”与“存在底线”的珠联璧合当然好，但现实中往往不可能要求每部书，每篇文章都能做到。那么，当两者间存在一定距离的时候怎么办？我个人更倾向于丁帆老师所说的，社会的意义、精神的意义、时代的担当，一定大于文本的意义，或注重伦佑说的“超文本意义”。因此，当散文性和在场精神不能完全统一的时候，我宁肯是倾向于在场精神；我相信，一定有高于文体的价值存在，关注现实苦难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文体”本身。在评选散文中，我也是在这样做。我认为，这不仅不是对散文性的忽视和放弃，而是在更大、更高、更根性的整体使命上，对散文性的更好坚守和维护。　　从实际评选结果看，我们评选的作品中，还没有发现哪一篇完全没有散文性的。只能说，有的作品可能散文性更鲜明、更强一点，而有的作品是“在场精神”相对更强一点。两者的完美融合，既然不可能是每个人、每篇作品都能达到，这种距离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如果金雁或者许知远的作品，能够在文字和叙述上更具有散文性一些，而且具备同样的思想含量，当然是最好的，但现实结果就是这样。如果相反，另外一些作品散文性更好一些，但思想比较苍白或平淡，除非他的文本创新价值，足可以具有革命性意义，足可以覆盖精神性的不足，我个人一票，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投向深刻精神承载作品的。这正是在场主义散文奖有别于其它体制内的奖项的重要价值取向差别。如果抛开一些世俗和不正当的因素，有的作家和评奖在接触到当下一些尖锐问题以后，就在体制的杠杆之下，不能出头，不能过关，这实际上是对思想、精神、文化一种限制。如果我们在场主义在这方面不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那我们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在场写作的批判精神，与体制如何相处。我们的立场是二元友好，而不是二元对立。因为面对强大的体制，只有存在，才有意义，存在原则具有前提性。但这里的“友好”不是同流合污，而是同流浊清；不要做一团和气的酒肉朋友，而要做坦诚相见的诤友。我们把这样的批判称之为在场批判，在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授奖辞中，我们第一次使用了这个词。在场批判有几个基本原则，或曰基本特征，那就是真实、善意、建构。真实性源于在场的去蔽、敞亮、本真理念，反对一切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似是而非，甚至造谣生事的虚妄批判；善意是在场批判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反对一切恶意的、攻击性的、敌对性的所谓批判，因为那不仅让人厌恶、反感与拒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得不到批判的效果，而且只能适得其反，让也许正确的意见也被遮蔽在恶意之中；建构强调建设、构筑、创造，立足于解决问题，拒绝说人嘴长，自做手短，只会评头论足，不会自己操作。　　这次会议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散文的介入意识、批判意识、担当意识上认识不断统一，在场精神更加深入人心。这个统一很重要，它表明，自“五四”白话文运动，周作人、郁达夫引入西方“小品文”观，倡导“美文”以来，纠结散文百年的散文“小”（小品文） “美”（美文）观，将随在场主义的出现而划上句号；一场强调在场，以散文性和在场精神为价值指向的散文革命，将把散文引向大视野、大思想、大境界、大关怀、大担当的广阔天空。　　我们欣慰而自豪，因为我们是这场革命的发起者、参与者、见证者。　　谢谢大家！　　12、刘亮程发言　　大家说到在场精神，但是，在场主义的“场”在哪儿？什么是在场主义的“场”？不见得我在场了，我就在到位置了；或者说，我正好“在”错了，“在”错了在场主义的“场”了。 我想从虚构性来谈起。　　写《一个人的村庄》的时候，我三十多岁，在乌鲁木齐打工。整个的写作状态是，.回过头来看自己早年的生活，回顾自己小时候生活过的村庄。后来我想，假如我不是作家，我不为完成一本书，我不会完整地回过头来去重新抚摸自己的生活。因为我是一个作家，我经历了这样一个写作的过程；靠写作，又经历了一遍人生。我把“文学”定义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重新抚摸，因为我们是作家，我们获得了重新进入生活之场的机会。正因为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回过头去的时候，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童年不是我们早年经历的童年了，村庄也已经不是那时候你现场经历的村庄了。一切都在回味中变了。你获得对这个世界重新的看法和新的情感，这就是文学。　　我们回到了真正你应该去的对世界和人生回望的那个生活之场，这才是我们写的文学的“场”。假如不是这样，假如我们仅仅是在现实生活当下的“场”中，你不能获得文学的立场，你只是一个新闻的立场。　　文学的“场”在哪儿？举一个最简单的实例：今天早晨，海南发生了一场交通事故，最先入场的肯定是交警队，交警队会写一个事故认定报告——这是公文；第二个进入的是记者，记者会出一篇新文：这个事故多大，死伤几个人——这是新闻的“场”。那么，文学什么时候进入？是所有社会公共发音系统都表达完了，已经无话可说的时候，作家到场了。作家重新开始倾诉这个事件。作家在所有的语言结束的地方开始说话，作家说人的情感， 我认为文学艺术首先是人类情感的艺术。作家去写整个的事件给人造成的痛苦，因为这个事件被改变的人的命运，去写整个事件中人间的温度——这是文学。假如没有这些，文学不存在，文学的“场”不存在，我们在场主义散文也仍然不存在。文学是最后的进“场”，整个最后也可能是多年以后。　　在场主义散文奖已评选五年了我对五年来的评价，可能没有大家想得那么乐观。比如这一届在场主义的散文奖，我把我的第一票投给了一个维吾尔族作家，叫帕蒂古丽。她写的是早年在新疆各民族聚居的村庄生活，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写得非常好。尽管整部书可能不完善，但她给我提供了新鲜的情感，她让我重新看到，原来我们的生活不是我们日日看到的这样，是她呈现来的，完全是新鲜的。相比而言，王鼎均的东西，是不可或缺的，这样大的体量，一个人耗费一生精力去贡献这部书。他这样大的东西，你能绕过吗？你能不向他致敬？但是，尽管我要向他致敬，我的第一票还是投给了年轻的作家。我认为她对散文有贡献，她贡献的是一种新的写法和新的情感——这是王鼎均没办法贡献的。还有前几届的作家，齐邦媛也好，我都认为，是我需要向他们致敬的散文家，因为一个人用一生的精力去完成一部作品，你不敬仰他们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对散文文体的贡献有多少呢？他们对文学精神的贡献有多少呢？他创造了人类新的情感吗？没有。没有这样的东西。他们只是贡献了一个大体量的作品。所以，还是要考虑散文性，还是要考虑文学性。　　假如我们不保留散文性和文学性，仅仅是一种现在看起来很有价值的批判精神，过了几年，我们看都不想看这样的东西，那么，在场主义的“场”在哪儿？我们是不是已经在错“场”？　　谢谢！
　　13、王雁翎发言：　　刚才听了在场各位老师的发言，有点感想。　　在场主义是周闻道在天涯社区的散文天下发起的，而且参与者和第一届获奖作家，很多也都是我的朋友，所以我一开始就知道有这回事，但始终对在场主义的主张没有具体的了解。我看过周伦佑先生构建的宏大的在场主义散文理论体系，我感觉这个理论非常高大上，比如“在场”、“去敝”、“敞开”，感觉好像是做学术。而且写作者的“在场”是不言而喻的嘛，你的精神、心灵不在场，你怎么写得出来？今天在这儿听了大家这么多认真的讨论，刚才周闻道先生又具体阐述了在场主义的散文理论，对在场主义的散文主张有了非常感性、具体的了解。我感觉跟《天涯》杂志的主张挺一致的嘛，也是强调批判性、思想性、现实性，也主张比较宽泛的、大散文概念和范畴，这跟我们也比较一致。　　散文能不能虚构，当然可以虚构。写作、表达这种行为本身，从语言发生学的角度来说，就已经是一种虚构了，这个问题已经不需要讨论。需要讨论的是散文的虚构与小说的虚构有什么不同。同样，对于空泛、滥俗的抒情散文的不屑和摒弃，也已经成为共识。我们《天涯》曾经发表过一篇，上海作家周泽雄写的《我的抒情散文过敏症》，具体谈到他为什么反感抒情散文。　　刚才孙绍振老师讲了从“五四”一直到现在的散文发展历程。“五四”时期的抒情小品文，篇幅都比较短小，有一股清新之气。我们现在之所以对后来的抒情散文如此反感，是对1949前30年散文创作假大空文风的反动，比如杨朔、秦牧、刘白羽等散文模式。他们身处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直面严酷的生活和人生真相，而是一味歌颂赞美抒情。在思想解放运动之后，我们再来看他们那批作家的散文，就觉得他们的抒情很不真实，很虚假。　　所以说，90年代初开始的散文变革，与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对于反右、文革的反思，对于人文精神的呼唤，实际上是一体化的。伴随着这个过程，90年代初，不约而同地，散文界开始了变革，开始出现了新散文、原生态散文、在场主义散文等等，包括《天涯》在1996年开始改版，我们也是深感传统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纯文学文体划分，对于文学创造力的束缚。所以，《天涯》改版时就提出，要打破文体限制，恢复中国文、史、哲不分家的文学传统，提倡“泛文学”、“大文学”。所以我们设置了“作家立场”栏目，希望作家们承担起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关心现实、批判社会，面向社会问题直接发言。这个栏目发表的就是具有现实关怀的批判性思想随笔，我们理想中的这个栏目的文章，当然是思想性和文学性兼具的，但作家特别是小说家们，习惯于虚构作品写作。刚开始约稿的时候，很多作家不太愿意写这样的文章，所以我们就从学者中发展了很多给我们“作家立场”写稿的作者，像张新颖教授这样高校里的学者。这又必然带来了一个问题，因为学者长期偏于理性的思维习惯和写作习惯，他的文章很可能思想性比较强，批判性比较强，但语言的生动、优美、文学性，有时候就会有些欠缺。所以，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时候，只要他的思想确有明显突出的可取之处，我们也宁肯取其思想性。这与刚才丁帆教授讲的在场主义散文大奖为什么要给金雁《倒转红轮》这么一部貌似不像散文却以思想性取胜的著作是一样的考虑。　　刚才陈剑辉教授说了，他不同意把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讲话，或者是毕业会上的一些讲话都纳入到文学散文的范围内，我认为这是一个广义的散文范畴。这个应该是从《天涯》开始的，因为我们设立了“民间语言”栏目，一开始就发表了民营企业家冯仑啊、潘石屹啊的讲话，还有老百姓写的日记书信什么的。我们当时设立这个栏目，更多的是想给作家们提供原生态的民间语言资源，但它肯定对于散文文体的拓宽起到了一定作用。从中国文学的传统来讲，所有的文章，除了韵文（诗词曲赋）之外的都是散文，散文是相对于韵文而言的。我们是持这样一种广义的散文概念的。陈剑辉教授不同意把讲话等应用文都算到散文范围之内，是从狭义的散文概念来说的，强调文字的优美和文章的语调，也就是文学性，或在场主义所说的散文性，这也没错。我觉得不能脱离散文发展的具体语境抽象谈散文概念的定义，谈某篇文章算不算散文。散文的发展是动态的，它的边界一直在不断地突破和融合，当对它的界定束缚了它的生命力创造力的时候，就是需要打破藩篱、拓宽疆域、强调广义散文概念的时候了。当这个过程相对稳定下来，就需要对之进行审美领域内的一些精致的建设，比如对文字、语调的讲究等等。这时就是一个狭义的散文范畴了。　　《天涯》恰恰是在文体僵化、散文需要变革的时候改版的，所以我们主张广义的散文，泛文学、大文学，回到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强调文章的思想性和文化含量。基于此，我们设立了“作家立场”、“民间语文”栏目，应该说对90年代散文的跨文体写作起到了一定的开拓作用。我们的努力也得到了在座的张新颖教授的肯定，他在编选21世纪散文大系的时候，选了好几篇《天涯》的文章，《垃圾房的老妇人》、《吸毒者日记》等，还在序言中称之为散文界的“界外消息”，谢谢张教授。　　散文发展到现在这一步，散文的边界已经大大拓宽了，大家已经取得了很多共识，比如：散文能不能虚构，摒弃散文俗烂、虚假的抒情等等，这些已经不需要更多的讨论。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散文已经进入到历史的厚度和思想的深度，在这两方面怎么样做得更好，做得更深入一些，或者是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有些散文没有相应的思想和历史深度的支撑，只一味地求长，动辄几万字的篇幅，我也是不同意的。我在看大量的散文来稿时，确实发现动不动都是一、二万字的散文，内容含金量却不够，读起来很疲劳。　　谢谢大家！
　　14、王龙发言　　虚构与非虚构，在场与不在场，思想性和文学性——我总结了一下，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几个焦点问题。　　纵观这次获奖的作品，从内容上大致分为：写人，写人群；写人民、写公民。作为作者来说，我们同样要问自己到底是作为人、作为人民，或者一位公民的一员在写作？自称为人民代言的作家已经太多，我想在场主义倡导的应该还是以“公民”的思维和身份进行的写作。莫言说得好：我不是为老百姓写作，我本身就是作为老百姓在写作。　　我谈一下对今天讨论的几个问题的看法。　　第一，关于虚构与非虚构问题。“非虚构”与虚构作品在进入世界的方式上虽然不同，但是都可以达到极高的境界。我们可以用具体的例子来做一下比较，比如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与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两者都取材于真实的凶杀案，前者是“非虚构”开山大师的经典作品，后者是虚构文学超级大师马尔克斯的经典小说之一。两部作品都具有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不同之处在于，《冷血》的作者杜鲁门?卡波特花了6年时间，采访了众多当事人，完全以纪实的方式写出了这部作品，冷静，缜密，扎实。而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虽然接近于新闻报道的风格，但是小说中的环形结构，以及对拉美地区生活观念的批判与微妙反讽，带着马尔克斯的鲜明特色。这两部作品虽然文体不同，但它们都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门，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抓住了那个时代的核心命题，写出了人类的命运及其精神困境，让我们可以更清醒地认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　　如果具体到散文创作中的虚构与非虚构问题，我给大家推荐一部纪录片，它堪称一部叙事试验的“百科全书”。这就是去年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狂飙般席卷了各大电影节奖项的伟大“非虚构电影”《杀人演绎》。有人对它的定位是：一部非虚构的以虚构演绎非虚构的电影。是不是有点像绕口令？它以不可思议的呈现方式，让观众陷入了“无法想象其为真实，更无法想象其为虚构”的困境，在彻底颠覆“真实”与“虚构”界限的同时，带给我们许多前所未有的欣赏效果。这部电影无论从创作理念、表现形式和艺术张力，都能给我们的散文创作以无穷的拓展想像的空间，值得研究。具体到散文创作，我的感受是：散文的情感不可虚构，个别的情节可以虚构；散文的灵魂不可虚构，文本的血肉则应丰满。　　第二，关于思想性与文学性的问题。我赞同周闻道老师刚才的的观点：“假如散文的思想性与文学性产生了矛盾，两相权衡，我宁愿选择思想性。”　　博尔赫斯说：现实远比虚构更为神奇。因为今天社会新闻披露出来的一些“真相”甚至比“虚构”更令人难以置信。作家阎连科去年说：“中国现实的复杂、荒诞、丰富和深刻，已经远远把作家的想象甩到了后面……作家的想象力和现实的复杂性进入到同一跑道进行赛跑，跑赢的是中国现实，输掉的是中国作家的想象力。”　　因此今天这样的文学环境，读者在“想象”与“真相”之间，他们更愿意了解的是“真相”；对于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与“怎样发生的”之间，他们更愿意搞清楚是“怎样发生的”。我想在场主义散文一上场就肩负着对抗怀疑与虚假，对抗写作资源重复和枯竭，对抗想象力跟不上趟的文学时代病等多重任务。周闻道老师倡导的这种散文由文学性向思想性的转身，不是一种堕落，而是一种进步。现代艺术的一个特征就是对现世真实世界的正视和肯定，韦伯将这一社会变化称为“世界的去魅”。刚才大家说到如果散文讲求所谓的思想性，如果时代一变，风向一变，你这个思想性是否就失去意义了？我觉得写作也有一个治标与治本的问题。我们散文记录下当下所要关注的东西，或者说，对某些问题应该引起疗救的注意，就已经达到目的了，不是说每篇作品都要进入百年不朽的文学史，能够三、二年不朽，能够对当下社会的弊病产生一起治疗的希望，就已经不错了。它生命力上的意义，就在于它存在的过程。　　第三，关于散文文本界定的问题。我想提请诸位注意，讨论散文这位的非虚构文体是否应该改革，怎样改革，必须严重关切当下的文学生态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主要体现在：　　一是激变时代渴求深度解读。中美两国非虚构文学的产生，都曾源于一个变幻莫测又极富挑战的历史时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和六十年代的美国一样，整个社会经历着深刻的全面转型，诱发了道德风貌、生活方式、人生信仰的巨大改变，复杂的现实往往变得比小说更曲折离奇，不可思议。关注现实、渴求真相成为强大的时代呼声，人们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都渴望得到深度解读，当下的散文创作必须呼应这种“深度解读”，否则只沉醉于章句小楷，一定会被这个激变时代所抛弃。　　二是媒体竞争带来阅读危机。不知大家是否看过一部美国电影《楚门的世界》？它非常生动地展现了电视时代，媒体对人们思想无孔不入的操控。美国非虚构文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电视的普及对文学生存空间造成的巨大挤压。由于现代传媒技术的飞跃发展，当下中国作家们面临的挑战显然更严酷得多。电视和网络使人身临其境的传播优势，与生俱来的娱乐功能，使其新闻性、纵深度、快捷性、现场性无不具备。一个三十分钟的新闻调查节目传达的信息量和带来的情感冲击，也许远胜于一个优秀的中篇小说，更别说一篇讲究所谓文学性的散文了。文学与媒体在话语权竞争中受到的挑战，已经空前激烈。　　三是传统文学受到挑战质疑。我认为今天其实无论中西方，也无论虚构或者非虚构文学，传统的写作经验都受到了严酷的挑战。维多利亚时代的写作方法，显然已难以适应当下。坐在同样一台电脑面前，面对同样广阔的虚拟世界，你和我的写作经验都是彼此渗透的，所有技法都是可以学习的，所谓的创作经验对作家开始贬值。尤其是马原“打碎之后进行重新组合”的极端叙事实验之后，技巧似乎无法成为卖点。当代文学创作解决了“怎么写”之后，正经受“写什么”的困扰，连饭局上大家想讲一个从未听过的笑话或者段子，都非常困难，太阳底下的确没有多少新鲜事了，你知道的东西我也知道，那么我凭什么读你写的东西呢？　　那么，我们的散文创作怎么应对这个激变时代全方位挑战呢？　　我认为，必须在更大坐标上建构我们的当代散文创作。　　首先应该有更大的精神坐标。我们天天高喊要与国际接轨，中国人探索的眼光已经投向火星，但如果在精神的领域掩耳盗铃，闭门造车，何谈真正的文化繁荣呢？那么们敢不敢用普世的价值和人文的精神，用真正和国际接轨的准则，来检验我们的写作？或者说指导我们的写作？　　这几年我对台湾女作家龙应台的关注很多，我很敬佩她的写作理念。你看她的《大江大海1949》，我们的战争文学到现在为止，有几部能和她那样的作品相比？这本书是写给台湾人看的，也是写给大陆人和所有中国人看的，全书的中心意旨是以普世价值观，“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龙应台在书中着力描述了被意识形态宏大话语长期遮蔽的一个个历史场景，讨论了一系列与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但是她不直接评判那场内战的是非功过，而是重点叙述那些内战的牺牲者及1949年来到台湾的人群，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全书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尝试在华人中虽然虽然仅仅只是个开始，但终于有了不一样的声音。　　你再看一场朝鲜战争，韩国拍出了多少关于韩战的经典电影，完全可以跟好莱坞战争电影一决高下，可朝鲜为什么只有一部《卖花姑娘》？因为体制的解放才有思想的解放，思想的解放才有艺术的解放。但在文学土壤完全解冻之前，我们能做什么？那就是作家能否在黎明到来之前，去做向人民报告真相的惟一信使。说起来好像有点自我崇高，但每一位作家都应该是一个独立政府，他就是他自己心灵的政府。所以说，我们在场主义散文奖这几年的坚持，我发自内心地尊敬。与其说是我们是颁奖者与被颁奖者的关系，不如说是志趣相同、志同道合的一群人。毕飞宇老师讲得特别好：在场主义散文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评奖文化，它是一种大家心灵的一块净土，或者一座灯塔。　　第二，我认为散文创作应该有更大的学习坐标。非虚构文学作品虽然属于“写实的艺术”，但更需要“艺术的写实”，很多叙事技巧不但适用于虚构作品，也适用非虚构作品。散文创作不仅应该“跨文体”向小说、戏剧等其他艺术体裁学习，还应跨门类、跨文化地向电影、电视剧，尤其是国内外优秀的纪录片学习。你看英国BBC拍摄的经典纪录《人类星球》，三、五分钟，就把一个故事讲得那么精神，把一位人物拍得那么鲜活。纪录片也是一种典型的非虚构艺术，很多形式与技巧完全可以与文学创作置换互用，完全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视野更开阔一些，胸襟再开阔一些，不要自我设限、画地为牢设置很多圈圈，把散文的创作自我局限在原地。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欢迎讨论……
　　呵呵。　　在场主义，想治一些病，又添了别的一些病　　矫正 虚美，就往粗糙、真实了走，真实是真实了，艺术性够吗？纪实的本领能超过新闻报道电视镜头了？　　矫正小，就一个劲的往大、往杂了写，问题是，写作者精神空间真有那么大 、那么丰富的思想？是不是考贝拼贴来得多些？ 在网络时代，拷贝点别人的思考，真不是什么难事。不过拷贝的问题是，化得不圆，终归不像。这是“新散文”让人讨厌的原因。　　还看到有井蛙说《瓦尔登湖》也不算什么，真的吗？ 看看十年后，这些获奖的散文会被多少人记住吧。　　散文本来就不算是个话题，文学的高峰是小说和诗歌，这中间余下的东西才成为散文。　　是一些没有能把它诗化、虚构化、典型化的边角余料。　　大散文不是个事，大思想家大作家写出来的，无所顾忌无边无缘也自见其大，如漫步瑕思录之类　　如果是《王朝的背影》这样的东西，怎样装大，也只能见出其思想的浅薄迂腐。
　　欣赏刘亮程的发言，　　比如他说：“我认为文学艺术首先是人类情感的艺术”，
　　比如他说：　　我认为她对散文有贡献，她贡献的是一种新的写法和新的情感——这是王鼎均没办法贡献的。还有前几届的作家，齐邦媛也好，我都认为，是我需要向他们致敬的散文家，因为一个人用一生的精力去完成一部作品，你不敬仰他们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对散文文体的贡献有多少呢？他们对文学精神的贡献有多少呢？他创造了人类新的情感吗？没有。没有这样的东西。他们只是贡献了一个大体量的作品。所以，还是要考虑散文性，还是要考虑文学性。
　　文学作品毫无疑问要本文学性，散文必须要有散文性。问题是，在一个文本中，当两者不可皆得时，是社会价值更重，还是文本价值更重？　　欢迎争鸣……
　　每一个人都在场，没有谁在外太空，玩这类概念，很有意思吗？
　　在场主义的表达，只能是民生新闻，绝不可能是文学。奉劝不要玩此类概念，回家吃饭去吧
　　眉山电视台播出的那些偷摸扒窃的新闻，全都是在场主义的，不信你回去打开电视看看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请问下面哪一部散文集属于在场主义？）　　《在新疆》　　
刘亮程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2年2月　　《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草地》　贺捷生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3年10月　　《先前的风气》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3年12月　　《巨鲸歌唱》　　
周晓枫　　
东方出版社　　
2013年12月　　《回鹿山》　　
侯健飞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么集中的讨论，得慢慢学习。
　　强调思想性是必要的，但不可走的太远了。思想绝佳的散文，如果没有一定的艺术高度，时间久了，也不会被认可的。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的才是可传千古的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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