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殷双喜：大众文化与微观政治—当代艺术中的社会学切入
作者:正在核实中.. 15:03:23 来源:网络
内容提要：本文从有关成都双年展的争论入手，讨论了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大众文化，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当代艺术的前卫性，提出艺术中的&微观政治&概念。
关键词：社会学前卫；大众文化；微观政治；当代艺术在日举行的第2届成都双年展座谈会上，评论家李公明教授与王林教授对展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李公明认为展览具有嘉年华的特点，但艺术家还是对社会提出问题太少。他强调了艺术与政治的内在相关性，认为当代艺术应该有对世界的积极回应，承担对社会进步与公平的责任，从而继续寻求对宏大叙事的营造的可能性。王林对展览中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和展览策划提出了批评，他的观点与李公明有相近之处，即&当代艺术家距离问题太远&，他认为不能说新一代艺术家年轻就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当代艺术中的政治性不能回避，中国的前卫艺术从来没有回避过政治问题，而一个不触及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展览是缺乏学术性的。
对于两位评论家的批评，展览策划人范迪安教授回应说：&当代艺术和大众文化相关联是我们讨论的问题，说我们没有考虑学术问题是不对的，技术和学术我们都要考虑。&［1］
范迪安的简要回答提出了&当代艺术与大众文化&这一重要问题，即对于当代青年艺术家的具有浓厚大众文化特征和个性化日常经验的艺术表达，应该如何认识？在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宏大叙事之外，当代艺术有没有可能从其它方向切入当代社会？这一问题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对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当代流行艺术的文化判断，也提供了一种对我们过去20年来由85美术思潮所形成的现代主义思维方式进行反思的机会。判断一个展览是否具有学术性，不在于一个展览是否涉及重大的全球性问题，是否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反思批判，而是看这个展览与当代社会的视觉关联，以及这个展览以何种方式组织和表达这种艺术与社会的视觉关联。在某种意义上说，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观察并表达当代艺术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与表现，正是新世纪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课题。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深厚历史文化传统和不算发达的现代工业与商业环境的中国的大众艺术，会有怎样的特殊表达方式和视觉形态？这是我们作为策展人不能不关注的艺术趋势。&
1939年，格林柏格发表了他的最重要的现代主义理论名篇《先锋派与庸俗艺术》，在这篇文章里，他注意到在同一社会可以并存着看起来似乎并无关系的不同事物，例如艾略特的诗与锡锅街乐队的流行音乐，勃拉克的画与《星期六晚邮报》的版面，也就是所谓的精英艺术与通俗艺术的差异与并存。问题在于这种差异是否就是诸多事物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它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新出现的和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格林伯格认为，讨论这一问题必须考察这样一种关系：特殊个体经历的审美经验与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由此，格林伯格讨论了先锋派艺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社会批判与历史批判的不妥协态度。这种对现实的勇敢批判却导致了现代派艺术家对社会的自觉疏离，它既排斥革命的政治也拒绝资产阶级的政治（当然，它无法拒绝资本主义的市场）。因此，先锋派发展起来的真正的和最重要的功能是寻找一条途径，在意识形态的混乱和激烈冲突中保持文化的运行。&先锋派艺术家和诗人完全从大众中退离出来，通过把艺术局限于或提高到表现绝对来努力保持自己高水平的艺术，在这种对绝对的表现中，要么解决一切相对性和矛盾，要么对这些问题不予理睬。于是，&为艺术而艺术&和&纯诗&便应运而生，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题材和内容。&［2］&
先锋派艺术将注意力关注于艺术语言和表达媒介自身，将经验还原为&为表达而表达，表达比所表达的东西更重要&，这种专业上的专门化、精英化和对题材、内容的冷漠疏远了许多不能或不愿了解他们技艺奥秘的人。大众对精英文化的漠不关心使先锋派在当代文化的发展中由于缺乏群众和市场基础而受到生存的威胁。
在对先锋派艺术在总体文化中的处境日渐艰难感到忧虑的同时，格林伯格注意到了工业化所带来的另一种&后卫&艺术&&庸俗艺术。根据格林伯格的归纳，它包括流行的商业性的艺术和带有彩色照片的文学、杂志封面、插图、广告、通俗黄色小说、喜剧、流行音乐、踢踏舞、好莱坞电影等（在今天，我们应该加上电视娱乐节目、数码影像、动漫、电脑游戏等），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流行艺术与大众文化，是一种为城市市民和住在城里的乡下人所需要的消费文化，这些市民与民工对正统的文化价值无动于衷而又渴望某种文化娱乐，借以打发无聊与城市生活的压力。&
格林伯格对庸俗艺术的生产模式做出了十分深刻的概括并且痛斥它对于志在创新的前卫艺术的巧取豪夺，&庸俗艺术为了自身的目的可以充分利用成熟文化所发现的东西、成果和完善的自我意识。它从这一文化传统中借取技法、诀窍、策略、经验方法和主题，并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体系，抛弃不需要的成份。它从历史地积累起来的经验库存汲取自己的生命血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今天的通俗艺术和文学曾是昨天属于创新深奥艺术和文学的真正含义。&［3］
今天，大众文化已成汹涌潮流，艺术与市场的关系日益紧密，本雅明所预见的复制性艺术对传统的手工技艺的经典艺术造成极大冲击。我们对待大众文化与流行艺术不能再持有一种简单的批判与声讨，而应该更深入地研究当代艺术与当代社会的复杂的美学关系。
在我看来，格林伯格对于流行艺术的全面否定（虽然他也承认庸俗艺术有时也制作出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某种带有真诚民间风味的东西）是站在美学前卫的立场上反对流行艺术在艺术语言的资源掠夺与形式上的自由挪用。但是格林伯格没有注意到当代流行艺术对大众思维方式与生活态度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对青年一代是如此重要与深远，与之相比，一些知识分子精英在专业刊物上对流行文化的批判与声讨就如同在大海中扔进几个石块，社会生活的潮流激变使我们和70、80年代的青年之间日益陌生，而他们正是当代艺术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与接受者。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在北京798区举行的艺术展览和活动中，我看到越来越多的陌生的年轻人的面孔，他们对艺术的定义和态度与我们已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当代青年艺术家的创作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对于当代社会的切入与表达，有关艺术语言和技术表达的问题不再居于中心，而是让位于对于现实生活和个人经验的综合性表达。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一定要寻找当代艺术中的前卫性，那么这不再是一种专注于艺术语言与媒介的&美学前卫&，而是一种重视社会生活变迁与个体感受的&社会学前卫&。［4］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艺术在经历了90年代中期的注重艺术语言的阶段后，在某种意义上又一次回到80年代后期新潮美术对于社会、政治的关心与表达。［5］区别在于，80年代青年艺术家对于社会、政治的变革热情是在历史与传统的背景上所产生的理想主义的宏大叙事，而今天的青年艺术家更多地从个体经验出发，在微观沉潜的层面上折射出时代与社会的激烈变化。&
借用语言与文学的概念，如果说，80年代的前卫艺术还具有一种古典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情结，它的表述方式更多地像一种演说与宣言。这种演说与宣言，具有古典主义的宏大叙事，是一种单方面的自我表现，它所面对的，是艺术家想象中的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叛逆与革命的对象，艺术家在自己的实验艺术中象征性地完成了对传统的批判与摒弃。&
当代艺术中的价值观发生了转换，当代青年艺术家的表达方式更多地具有一种自语与对话的特点。观察成都双年展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1970年代、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艺术家的普遍状态。这一代画家与80年代新潮美术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没有那种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英雄主义与救世理想，而是将个人的生活和大众文化与影像图像作为重要的艺术表达资源，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用异样的眼光观察物象，从中获得异样的感受。当然，这种感受没有前辈画家在作品中表现出的那种由坚定的理想与价值教育所形成的不容置疑的确定性，我们在这一代青年画家的作品中看到若干游离与恍惚，暧昧与自恋。在他们的作品中，也会流露出无言的茫然和对前景的困惑，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在作品中对于闲暇与享受的表达更具有一种对世俗生活的体验、认同与投入。而他们在艺术表达方式上已经由于当代艺术信息的丰富来源和材料媒材的多样化，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与综合性。
意大利艺术评论家奥利瓦在《超级艺术》一书中提出了&热超前卫&（Hot Trans avanguardia）和&冷超前卫&（cold Trans avanguardia）的概念，这大概是借用了现代艺术中的&冷抽象&与&热抽象&的概念。他所提出的这两个概念不是平行的共时性概念，而是先后的历时性概念，即&热超前卫&的一代人以使用语言的方式来利用强调艺术价值的机会，这种语言求助于历史，以此作为其分离于日常用语的标志。而当前的一代人却采用一种综合的、或然性的方法，即对材料和语言选择中的固有难题做出直接的反应，哪怕这些材料和语言是根据同样的疏离以及折衷的能力来加以使用，奥利瓦称之为&矫饰主义者的模仿&。他指出&时下的艺术家们按双重意向来操作，即首先选用可辨认的事物，并将其加工处理，使之在与观众的目光相遇时起刺激作用；其次是采用形式化的场所和建设性方式，使之能够以新近精炼出来的距离感和意图来环绕其作品。&［6］在这里他实际上区分了早期现代主义的精致语言的前卫艺术与后现代时期受到大众文化影响与渗透的缺乏修养的流行艺术。&
当代艺术的传播越来越依赖于艺术信息的获取和艺术活动的配套操作，大众媒介、收藏与市场日益成为具有评论价值的重要因素而发挥着影响力。当代艺术家已经意识到通过展览与大众媒介建立自己的符号系统即商品品牌识别系统，从而增加艺术神话的附加值的重要性。为此，选择社会熟悉的大众文化符号与已有的传统文化资源加以挪用，是一个与大众和传媒建立紧密的消费联系的公关策略。
美国艺术史家T&J&克拉克注意到前卫艺术的这种复杂性，也就是前卫艺术与&现代性&的关联：&在1860年&1918年间作为艺术的一些前后联系，前卫艺术的丰富性可以依赖它给予平面性的这种复杂和兼容的价值&&必定从其它地方而不是从艺术中得出的价值&&而重新得到描述。它将使那种平面性作为&大众化&的同义词&&因而将某种东西精巧地、清晰而显著地构想出来。或许它表示了&现代性&，因为平面性意味着用幻觉召唤出的广告、商标、时髦画片和照片的纯粹两维性。&［7］&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与大众文化具有血缘关系的流行艺术？还是在成都双年展的座谈会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陈瑞林教授的观点对我们可能会有启发，陈瑞林认为：&我们不需要对艺术家提出过多的要求，现在主流的意识形态的消解，家长里短也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改变社会的还是大众艺术。改变社会思维方式的还是流行艺术。我对大众艺术、实用艺术比较感兴趣。让民众感受艺术，也是好的。大家不要太刻意，现代艺术是很宽松的。&［8］陈瑞林教授的观点反映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对中国知识界与艺术界的影响，流行艺术已经并且将会获得更为宽容的发展环境。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今天已经不再存在具有重要意义的先锋派，也就是说，不再有令人震惊的艺术和受震撼的社会之间那种张力，这是一种普遍的观点。它证明了在西方社会，先锋派已经取得了胜利，社会本身已经接受了创新与变革，但这恰恰导致了&前卫&的制度化，并赋予它不断推陈出新的任务。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注意到西方艺术经过现代主义的前卫洗礼，已经获得了一种文化冲动力，即艺术&已呈现出一种追求新颖和独创性的主导性冲动，以及寻求未来表现形式与轰动效果的自我意识，这就使得变革与创新的设想本身遮盖了实际变革的成果。&［9］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前卫已经死亡，理由是在当代艺术中，形式革命的空间已经发掘殆尽。而前卫艺术极端强调的个性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很大的虚幻性，个人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福柯认为，现代主义强调的主体性并不存在，所有的主体性都是虚幻的，个人在整个社会的权力关系中存在，为这种关系所分类、排斥、客观化、个体化、约束以及规范化，个体接受社会权力的制约和社会规范，自觉内化，这是一种被动的&生产性的主体&。但福柯也强调个人要从被他人改变转向自我转变，从而发展出以分散、多元对抗统一性的&微观政治&。&微观政治&是反体系性的、反中心的、多元化的，是强调主体行动的自觉性的，&必须把政治行动从一切统一的、总体化的偏执狂中解救出来，通过繁衍、并置和分离，而非通过剖分和构建金字塔式的等级体系的办法，来发展行为、思想和欲望。&［10］
在福柯的著作中，主要的讨论的是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如何被分类、排斥、客观化、个体化、约束和规范化，个人处在全方位的社会权力网络体系中，每一种人际关系都是一种权力关系，个体似乎处于悲观的无助地位。但在福柯的晚期，他注意到了这一点，从强调&统治技术&转向强调&自我技术&，即强调个人如何被他人改变转向强调如何实现自我改变，他呼唤一种在社会微观层面发展起来的多元的自主斗争，用一种后现代的微观政治学概念取代了现代的宏观政治学概念。通俗地说，当分散的个体不具有对整体社会中心权力的控制权时，他可以通过个性的自由与解放来获得对自我的控制权。&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首先要解放自己&，这种&微观政治&以两种反话语形式获得自己的批判性策略：一种是&话语政治&，即边缘群体通过抵制将个人置于规范性约束下的霸权话语来解放自我，获得自由；一种是&生物性政治&，个体摆脱规戒性权力的束缚，通过创造新的欲望形式和快感形式来重塑躯体，从而颠覆规范化的主体认同和意识形式。将&快感&与&欲望&提升到一种文化与政治的高度来切入社会，是当代艺术对于传统价值的一种和平颠覆的后现代策略，这就要求我们对当代艺术中的&快感&和&欲望&从社会学的角度还原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大众基础，这也是我们了解行为艺术与身体艺术的一个切入点。在我看来，当代艺术对于社会的切入，正是从个体与微观的层面上，对传统价值与观念的解构与重建。由此，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当代青年艺术家在认同、参与、体验甚至享受当代生活的外表下，正在发展出一种对传统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具有解构性的艺术图像系统。以张小涛、杨帆、曹静萍、陈可、罗丹、熊莉钧为例（更早一些时期，四川的陈文波率先使用塑料式女性形象表现商业复制对当代生活与个人情感的模式化塑造），他们的作品都反映出我们时代的社会变迁与卡通文化、数码影像对当代青年的深刻影响。在与青年艺术家的交流和对话中，我注意到，正是通过流行文化的符号，他们的个性化日常生活经验得以表达，在这种表达的背后，是一代青年价值观与伦理观在微观层面的张力性冲突，以及他们在这种冲突中试图重塑自我的努力，福柯在《论伦理学的系谱学》一书中说到：&我们必须像创造艺术品一样创造我们自己&，也许我们可以将这句话转换为&我们必须在艺术创造中创造自我&，这种重建主体性的努力是为了争取个体的自由，所谓&自由&，是指个体可以摆脱对一个已逝世界的怀恋，或者说可以不必在今天重新复制过去的规范模式。
正是从大众文化的微观层面上，我们可以窥见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新的价值观念与理想景观的形成。这样，成都双年展提出的&世纪&与&天堂&就不仅是一个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它更是一个具有文化向度的指示路标。&世纪&标明了我们所处的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的某一历史的长时段，它具有&现代&或&现代化&的意味；&天堂&既是欲望满足的消费之地，又是话语和欲望的生产中心；&景观&的意义不仅在于用一种新的视觉观念和语言表现一座城市，也在于记录了我们时代的精神和情感的历史，并且表现了我们时代与社会的文化特征。而大众文化与流行艺术也因此具有了在中国这一独特的时间与空间场所中作为社会变迁与文化风气转移的标识功能。观察在影视文化和广告文化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我们可以看到，以影像文化为基础的时尚消费和传媒形象的不断变化已经并且将迅速地改变我们的文化结构与心理方式，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所断言，以视觉为中心的文化将改变人们的感受和经验方式，从而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
从这一观点来看，当代艺术的前卫性的重心不再是艺术语言的不断革命，而是其作为边缘与中心的冲突、个体与体制的对抗所具有的主体自觉性。也就是说，当代艺术的特征，一是以艺术手段表现自己的独特性，不受任何统一性的制度与思想的控制；另一方面是与既成规范和趣味的对立，以富于想象力的艺术思维和行动表达对于现代人的生存境遇的思考。&
［1］ 所引观点见《成都双年展学术座谈会纪录》，柳淳风记录整理，尚未公开发表。
［2］ 格林伯格《先锋派与庸俗艺术》，载《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191页。
［3］ 同上，第195页。
［4］ 关于这两种前卫的概念与历史，请参阅我的论文《前卫》，载《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5］ 艺术评论家栗宪庭有一句著名的话：&重要的不是艺术&，说明了80年代中国前卫艺术的社会学性质而不是美学性质。
［6］ 奥利瓦《超级艺术》，湖南美术出版社，毛建雄、艾红华译，1998年5月第1版，第10页&11页。
［7］ T&J&克拉克《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艺术理论》，见《波洛克及其之后》，纽约哈珀与劳出版公司，1988年。
［8］ 同［1］。
［9］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5月第1版，第79页。
［10］ 福柯《反俄狄甫斯序言》，转引自［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70页。
责任编辑：
注:本站上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不代表的立场，也不代表的价值判断。
本网站刊登的信息和专题专栏资料，均为中国拍卖网版权所有，未经中国拍卖网协议授权，禁止下载或转载使用
中国拍卖网版权所有Copyright& ,All right君，已阅读到文档的结尾了呢~~
《宏观政治学》张凤阳第二版考..
扫扫二维码，随身浏览文档
手机或平板扫扫即可继续访问
《宏观政治学》张凤阳第二版考研笔记讲义
举报该文档为侵权文档。
举报该文档含有违规或不良信息。
反馈该文档无法正常浏览。
举报该文档为重复文档。
推荐理由：
将文档分享至：
分享完整地址
文档地址：
粘贴到BBS或博客
flash地址：
支持嵌入FLASH地址的网站使用
html代码：
&embed src='/DocinViewer-.swf' width='100%' height='600'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ALLOWFULLSCREEN='true' ALLOWSCRIPTACCESS='always'&&/embed&
450px*300px480px*400px650px*490px
支持嵌入HTML代码的网站使用
您的内容已经提交成功
您所提交的内容需要审核后才能发布，请您等待！
3秒自动关闭窗口微观政治构成我们的日常生活
作者：唐亚林
与朋友喝酒，谈及身边的人和事，该以何种态度来面对时，我的看法是包容，但不能突破底线，更不能通过暂时的服膺于权力的淫威而无所作为，以求未来更大的所谓宏大理想之实现。而朋友不这么看，说这些都是无意义的，结果两人争论起来了。因此就有了昨天晚上比较隐晦的“奴性是如何炼成的”博文。
　　朋友之错，在于没有理解微观政治恰恰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内容。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从来没有哪个时代能像今天这样，权力所主导的福祉分配如此侵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深处，如此强烈地与我们的幸福感休戚相关。而问题的要害之处，还在于人类文明演进到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我们还在“丛林法则”中摸索，始终找不到方向。当然，尽管“丛林法则”普遍盛行，奴化人生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主体，可资源的丰富性以及对人的价值评判日益多元化，不在体制内生活照样可以活得下来，甚至更好，但不安全感始终缠绕着我们小人物的人生，这就是整个社会无力感充斥的由来。
　　或许更要命的是，我们对于微观政治的消极抵抗和主动的迎合与服膺，其结果是让体系化的专制权力碎片化到每一个微观政治之中，让小人物的我们无以挣脱和不得不默从，甚至认命(毕竟能选择逃离的人不多)。可作为主体性的人的价值并不是把蝇营狗苟的生命作为一切，这也是YJ搏命三周年后仍然让人挂念的原因，因为他从一个极端证明了人本身的价值之所在。
　　我在华理科技处兼职工作时，和青年朋友们聊天，建议朋友们做好自己的本份工作，该把书教好就教好，该发文章就发文章，该申报课题就申报课题，因为体制化的评价体系是我们活下去乃至活得人模狗样的基础。即使碎片化的权力笼罩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作为强权的主导势力想摆平一切，可以不顾一切基本的公正和规则而为所欲为，生杀予夺皆由他掌握，作为弱者的我们第一年可以忍受不说话，第二年也可以忍受不说话，到第三年时，还是继续为非作歹，这时我们要毫不犹豫地给强权者一巴掌(只是一个巴掌而已，而且微观政治的强权者很容易分辨和找到)，因为“不是一切心灵可以踩在脚下，烂在泥里”(舒婷语)，毕竟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还是有说理的地方，再说公道是非毕竟在人心。更不要说，你可以超越这些蝇营狗苟的东西，去“克己复礼”了。
　　因此，我这些年来致力于“闲云野鹤”的生活，但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就是微观政治不能触犯我做人的底线，干扰到我的日常生活，否则的话，别把“老虎不发威就当它是病猫”，因为我已经不怕失去任何东西了。
　　岁末年尾，以此作为新年的新展望，也是一种宣言。
微观政治学缺失的原因与构建的意义
&&& 2020305060
&&& 19202070
&&& 20100103
[M].2008:6.
Michael G. Roskin, Robert L. Cord, James A. Medeiros, Wailer S Jones.[M].2002:22.
[M].1989:35.
生活政治学的发端及关注的问题政治学研究的祛魅与解咒
赵丽江、刘婧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研究西方学者关于生活政治的论著基础上，提出生活政治学的概念。分析了全球化条件上生活政治产生的条件;丰富的生活政治将激活社会各个层面和生活世界的各种微观权力的话语和力量，形成多元差异和互动的社会调控体系;生活政治学将揭示生活政治的规律特点及对人们当代生活的巨大价值。特别强调了生活政治学在在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中意义，需要用个体的方案来解决系统的矛盾，使人们能够在孤独、疏离、普遍焦虑的现代社会中，建立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络，逐步靠近自由人联合体的目标。
　　关键词：生活政治学，全球化，个体，祛魅
　　自中国政治学从30年恢复以来，所讨论谋划的问题都是国家变革的大事：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革命、政治改革、政府机构、政党职能、公民社会、公共领域等，这些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并未因为讨论研究而解决，往往用大量的精力普及了诸多的概念。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物质生活的满足，政治经济格局的结构性稳定，公民个人的生活状态、个人的发展、作为个体的政治抉择、个体人力资源的分配、个人政治抉择与宏大社会政治的发展与连接、个人生活与公共领域的关系，慢慢进入我们政治学研究的视野。这种揭示个人生活与政治的关系的规律、个人生活中的政治内容的研究，我们可以称之为生活政治学。
　　生活政治学源于传统微观政治学、社会学，在研究范式上有承袭关系，在研究对象上则与传统的宏大叙述式的政治学有较大的不同，与政治学社会学较多的联系，往往是从细微之处来关照政治的主题。政治学的生命力、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依系于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敏锐反应，生活政治学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全球化的变动，从一个较小的角度切对个体政治生活的关照。
　　一、生活政治学滥殇的背景
　　我国政治学研究传统上是从社会政治大视角来研究社会政治的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对“政治学的范围”归纳了7个主要方面，即：政治理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公共政策，公共行政，国际政治，政治学方法论。大体上，生活政治学应于微观政治学的范围，然而我们对于微观政治学的无论是规范研究还是经验研究都没有充分地展开。研究生活政治学更多的从个体的视角来研究政治的抉择，个人如何来分配和控制自己个体的资源。
　　就目前所看到的文献，生活政治这一概念是由欧洲的学者提出来的，如安东尼·吉登斯、齐格蒙特·鲍曼、乌尔里希·贝克等人。仔细读他们的著作，发现他们在上世纪就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研究生活政治学，提出政治私人主义和各种问题。这些学者均为跨界研究的大师，其研究领域从哲学到社会学到政治学，甚至到人类学。国内的学者如衣俊卿等则从政治哲学的维度出发，讨论微观政治学哲学;在他看来，微观政治是指内在于所有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层面的弥散化的、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在现代性的视域中，宏观政治主要表现为理性化的权力运作和制度安排，而微观政治既包括不同形式的知识权力，也包含自发的文化权力。[i]国内的学者也强调宏观政治学与微观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分野，宏观政治学“主要研究作为系统与整体的政治生活的外部与内部的生态结构以及作为过程的政治演变与发展的规律”;微观政治学“研究作为个体与群体行为体系的政治生活的行为结构与行为演变的规律”。[ii]宏观政治学关注政治权力的配置，微观政治关注政治利益的实现。
　　在某种意义上就微观政治学与生活政治学有相当部分的重合;微观政治学会更多地关注企业、社区等社会组织的权力控制问题，也包括以个体政治人，如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化研究、政治角色研究、政治人格研究等等。而生活政治学则集中地关注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选择方式和行动方式，如鲍曼2002年出版的《被围困的社会》一书，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全球政治，第二部分是生活政治：人们消费方式的社会政治背景，对于权威的认同，对于生活的感知，对于政治时刻的寻求等。生活政治学是现代与后现代社会的人们政治生活的反映。
　　对于当今社会发展阶段的判断决定生活政治学的诞生。在吉登斯、鲍曼、贝克看来，西方社会已进入后现代的发展阶段。后现代社会就是后工业社会，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国家完成了战后重建之后，进入了后现代时期。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在社会形态、思想观念、表达方式都有极大的不同，于是产生了哲学、心理、社会学、美学等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的表达：
　　对于整体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对立趋势的解释
　　福特主义的现代性灵活的后现代主义
　　规模经济/大师法则/等级制/同质性/劳动的细致分工区域经济/个语言方式/无政府/多样性/劳动的社会分工
　　偏执狂/异化/公共住房/垄断资本精神分裂症/分散/欲望/无家可归/企业精神
　　目的/设计/控制/确切性/生产资本/普遍主义游戏/机遇/消耗/非确切性/虚拟资本/地方主义
　　国家力量/工会/国家福利主义/大都市/跨国公司/金融力量/个人主义/新保守主义/反都市化
　　伦理学/货币商品/圣父/物质性美学/账面货币/圣灵/非物质性
　　集中化/总体化/综合/集合竞价分散化/解构/对立/地方契约
　　操作管理/大师法则/单一任务/根源战略管理/个人语言方式/多重任务/追溯
　　元理论/叙事/深度/大批生产/阶级政治/技术-科学理性/征服自然语言游戏/形象/表面/小批量生产/社会运动/多元论的他者/生态主义
　　乌托邦/拯救性艺术/集中/专门化劳动/集体消费异位/表演/分散/灵活工作/象征性资本
　　功能/表达/所指/工业/新教劳动伦理/机械再生产虚构/自指/能指/服务/临时合同/电子再生产
　　形成/认识论/调节/都市复兴/相对空间存在/本体论/非调节/都市再生/场所
　　霸权主义/政党/意识形态对立/领袖/集体/信仰恐怖主义/社区/虚无/个体/偶像
　　国家干预主义/工业化/国际主义/持久性/时间不干涉主义/非工业化/地理政治/短暂性/空间
　　纸质媒体/电话/广播/电视网络/邮件/社交网站
　　部分内容引自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iii]
　　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等不仅带来了宏观物质世界的深刻变化，而且时时刻刻重构和型塑着人、社区、民族性、国家政治，带来了人类新的风险和矛盾;同时也改变了人类政治的景观，政治生活的方式。
　　二、传统政治及政治学的祛魅
　　“祛魅”(Disenchantment)一词源于马克斯·韦伯，汉语也可译作“解咒”，指对于科学和知识的神秘性、神圣性、魅惑力的消解。此词起源于当代科学哲学，一般的理解为曾经一贯信奉的或被追捧的人或物或事或感情或文化或定论，受到新的认识后地位下降。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资讯空前发达，网络使人们对事物的把握迅速达到精细化的程度;政治的透明化和公开性成为一种不可阻挡趋势，政治的神秘纱被揭开，政治本身成为“玻璃樽”;在发达国家政治活动有很大程度的娱乐性与游戏性。于是生活政治学从传统的政治学、社会学中应运而生，开始政治及政治学的解咒过程。
　　用“大写的”的政治与生活政治标识不同时期的政治发展和变化。当今的政治与20年前的政治有极大不同。“‘大写的’政治需要权威的领导，而生活政治则需要偶像。”[iv]克林顿、奥巴马、普金、布莱尔、卡梅伦能够当选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及政治见，而是他们是大众生活政治中的偶像;如俄罗斯流行的歌曲《嫁人就要嫁像普京这样的人》：“一个像普京的人，一个像普京强而有力的人，一个像普京不酗酒的人，一个像普京不使我伤心的人……”。奥巴马的当选更是把当代人网络生活与传统的选举政治绝妙地结合在一起，把个人的特质：多元文化、奋斗精神、底层背景，转化为美国多数公众的共识及生活体验。现在我们不能想像有人会唱“嫁人就嫁像赫鲁晓夫”。在当今个体问题与公共问题的界限常常被打破，个体问题转换成公共问题，同时，也把共同利益转换成个体权利和义务。
　　人们通过生活政治，为自己创造生活的条件。鲍曼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讨论生活政治，“人们能够创造历史，但不能选择创造历史的条件。我们可以把这一命题更新，使之适合‘生活政治’的时代需要，可以说人们能够创造生活，但不能选择创造生活的条件。”[v]其意思就是无法选择的条件与适合的行动之间是相互分离，不可沟通;“条件”公然不受人类选择的影响，条件限制了人们的选择。生活政治就是要讨论“条件”与个体行动的边界。在“通往有真正自主权的城邦的道路穿过一片人口稠密、动荡不定的广场。那里，人们每天相遇，继续齐心协力，在个人关注的问题和大众利益之间来回往复地不停转换。”生活政治将研究解决历史宿命，为人们自己开辟一条可行的生活道路。
　　社会政治发展由解放政治进入到生活政治。“解放”是中国人熟悉的政治概念：“解放以后”、“解放思想”……;解放就是解除束缚，得到自由，意味着从限制人的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封建专制制度是影响人的社会机遇的重要因素。推翻这一制度，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才能使人得到解放。解放政治所关注的是减少或消灭剥削、不平等和压迫，使个体从剥削、不平等或压迫的状况所产生的行为枷锁中解放出来，使他获得自由和独立行动的能力。[vi]西方学者讨论的解放政治，与中国人理解的解放有大致相同的含意，吉登斯说：“我把解放政治定义为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观点。解放政治包含了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是力图打破过去的枷锁，因而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改造态度，另一个是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非合法性统治。”[vii]
　　由此可见，解放政治只有把人们划分对立的阶级、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才有意义。目前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中国，无论是执政者还是公众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社会中存在着统治者与被统治，希望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共同体;中共十七大报告就提出：十三亿大陆同胞和两千三百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场所，它像是一个家(roof)，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它又像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们的手”。“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viii]实际上这种共同体，只存在于人们的希望之中，是人们努力的方向。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在很大一部分国家中，剧烈冲突的解放政治的消解，构建人们期望的共同体的生活政治的开始。
　　生活政治进程的演进为生活政治学提供了基础。特别是妇女运动，试图把个人情绪与对“生活方式的反叛”作为向官僚政治体制挑战的一种方式，是“生活政治的先驱”，相当多的妇女从婚姻供养关系中解放出来，涌入劳动市场;她们不再依赖丈夫的收入，而可以建构她自己在家庭内外的生活;她们提出新要求——堕胎、男女分担家务、外出工作、公平的薪酬和社会保障。“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那里全球化的影响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反过来自我实现的过程又会影响到全球化的策略。”[ix]“相对于解放政治关注的是生活机会(life chances)而言，生活政治关注的是生活决定(life decisions)。这是一种如何选择身份及相互关系的政治。”[x]生活政治所关注的问题是：关于我们在传统与习惯已趋衰落之后应当怎样生活、如何重建社会团结以及如何对生态问题作出反应等。
　　由此可见，传统的政治学研究，如选举制度研究、政党制度研究、社会治理研究，均难以涉及和解决生活政治学所要解决的问题。
　　三、研究生活政治学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价值
　　宏观政治学致力于对中心化的宏观权力的建构和过程的研究，往往忽略了个体日常性的、多元差异的、分散化的权力的支配与控制的研究。中国人目前面临的问题往往不是阶级的问题，或者说人们不愿意把问题看作是阶级问题，而是个体的问题，于是社会危机表现为个人危机，产生了一种个人和社会的新的即时性，富士康的跳楼的员工、缙云山李一的信徒、法轮功问题等，用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是无法透彻地解释，也难找到解决之道。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逃避用传统的观点、方式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如阶级分析的方式、专政的方式、意识形态攻势等。现在需要我们要用个体方案来解决系统的矛盾，当然其中也还是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是一种政治利益关系。
　　中国依然处于社会转型期，国人正共时性地体验着传统、现代、后现代诸多潮流的冲击。中国大的政治结构延续着它固有的超稳定性，政治学研究的实践性决定了宏观政治学研究难有大的跨越;而微观政治学、生活政治学则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为宏观政治学诉求目标的实现开辟道路。
　　个体价值的提升将为生活政治学研究提供广阔的纵深与空间。吴敬琏先生最近提出：中国已到了“‘刘易斯拐点’[2]，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都已经转完了，劳动力从最高点下来了，已经不是无限供应了。人的价值因此得到空前提升，经济的增长主要不是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而主要靠人力资本的投入推动。”[xi]人的价值的提升要有具体的途径和方式，只有法律上的平等是不能构成自由个体公民身份的，必须有政治、社会权力，其中最重要、最直接的权利是人们在工作生活中的权利和利益，而这些是可以通过生活政治来以解决的。如我们的农民工兄弟姐妹们依凭何何种组织资源和文化源资，来保证在新的工业秩序得到像样的地位。事实上，在世界上最快速、最具有压缩性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几亿农民以原子化的方式嵌入到全球化资本的生产方式之中，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换来了壮观的经济增长奇迹;但打工仔的日常体验是：自己是受到重度剥削、受到欺凌的劳动者。在他们实在无法忍受时就会一走了之，甚至一跳了之。就目前的情境，宏观政治变革对于他们境况的改善影响甚微，而工作职位的保障、职业的规划、个体话语权的获得、工作场所的民主，家庭生活的安顿方式均可成为生活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及内容。如能通过生活政治学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出具体解决中国农民工生存境遇的改进之道，无疑可以大大地提升我们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及意义，拓展政治学研究的视域。
　　不仅在农民工群体中有诸多的生活政治问题要解决，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仍然很多生活政治的难题没有解决。如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姿态，即中国知识分子如安顿自己;按赛义德的标准，知识分子应具有人文立场、社会良心、和批判精神，“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我在阅读萨特或罗素的作品时，他们特殊的、个人的声音和风范给我留下的印象远超过他们的论点，因为他们为自己的信念发言，不可能把他们误认为藉藉无名的公务员或小心翼翼的官僚”。[xii]而现在有人把中国的大学比喻为丛林，有尖牙利爪的食肉动物，也有委琐的小爬虫，有草食动物;但大多数老师都是植物，植物是没有发声器官的，处在食物链的底端，顶多是挤挤地朝着阳光雨露丰沛的地方拚命生长而已;一些专业领域成为江湖，对于人际关系经营热情远远超过对真理的追求。形成这种局面，固然有体制性的问题，但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在生活政治中的取向问题。
　　生活政治学将研究人们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各种控制机制，个体人力资源的配置。在疏离化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是孤立无援，人们可以认识和学习生活政治学，通过家庭、家族、血缘网络、乡里制度、民间组织，构建个人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现代社会的亲密关系。
　　国人在生活政治中如能体验到民主、正义、平等等价价值的功用，对于整个民主政治的构建是大有裨益的。中国社会建立民主、法治、理性的政治体制过程中经常受到来自日常生活世界的经验式、人情化的微观权力机制的严重阻滞。任何一种政治体制或社会控制模式，例如民主体制、法治模式的建立，都不可能凭借一般的理论号召就得以确立，如果不考虑社会各个层面，包括日常生活中各种微观的、多元差异的权力结构的特点和价值取向，是无法真正扎根的。[xiii]通过丰富多样的生活政治，可以激活社会各个层面和生活世界的个人的话语和力量，形成多元差异和互动的社会调控体系。
　　[1] 赵丽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北京大学博士后。
　　[2]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在过去农民工劳动力一直供大于求，随着特定的背景因素的变化，如果不涨工资就招不到人，出现民工荒。
　　[i]衣俊卿：《论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06/6。
　　[ii] 严强等：《宏观政治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iii]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22页。
　　[iv] [英]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郇建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v] [英]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页。
　　[vi] 郑伟：《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吉登斯政治观管窥 》，《理论学刊》2004/1。
　　[vii]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8页。
　　[viii] [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ix]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2页。
　　[x]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7页。
　　[xi] 吴敬琏：《中国还处在艰难转型中》，《南方周末》，第22版。
　　[xii] [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页。
　　[xiii] 衣俊卿：《论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06/6。&&&&&&&&
作者赐稿&& &&&& &&本网站发布时间: 23:53:26
发表评论：
馆藏&14182
TA的最新馆藏[转]&[转]&[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