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中国的洗脑式教育怎么看？_百度知道推荐到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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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登录：环球今日评：追捧洗脑式的感恩演讲是教育失位
　　【环球今日评--环球时报环球网出品】山东某乡镇小学昨日举办感恩演讲会，千名师生和家长情绪失控，学生下跪痛哭的一组图片，经过微博传播后，成为网上争议的热点。看完照片后，赞成者希望这样的活动多办，反对者不以为然，有参与过类似活动的人说：&这种洗脑式感恩在半小时后一切回到常态。&
　　让孩子学会感恩，有其重要意义。感恩教育应在平时的一点一滴之中，融入在父母、师长的一言一行之中。而这种靠一个感恩演讲，让孩子们又是下跪，又是痛哭流涕，过于煽情的搞法，被网友戏称为&洗脑式&感恩，亦或&精神传销&。从画面来看，很多泪流满面的孩子更多是受到现场环境的感染。据亲身参与过类似活动的人描述，&大声的呐喊容易造成缺氧&，演讲的人用&一些低劣的感人事件，来煽动不很懂事的孩子&。
　　这则新闻中的主讲人叫仲雨阳，媒体报道称他是赵一博文化传媒励志教育专家，而赵一博则是成功学知名演说家陈安之的弟子。说白了，成功学的这种演说套路，换上了感恩教育的内容，在学校中更容易推行下去。不少网友留言表示听过类似演讲，&感恩教育&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产业，国内也出现了感恩教育团队。据报道，这样的团队十多年间在全国各地中小学进行的巡回演讲不计其数。有人认为有用，有人说演讲者的最终目的是&卖书&。
　　如今，社会上很流行&成功学&，各种成功学大师满天飞，各类成功学培训蔚为大观。很多人群迷失在各种短期培训班里。这个&感恩教育&与&成功学&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已然成为一个独特的&产业&&&即借&感恩教育&来赚钱。
　　感恩教育的兴起，与当今一些人表现出对师长、父母缺乏感恩之心和孝顺之举有关。正由于一些人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中，缺少了这一部分人格教育的内容，才让&感恩教育&也成了一种市场的产物。说到底，感恩教育原本应是家长和学校进行的德育教育的一部分。而且这是一个潜移默化和细水长流的过程，很难速成，更难靠一个所谓的感恩演讲就能培养出一颗感恩的心。如果学校和教育部门对这种市场行为长期认识不足，而且不加抵制，反而迎合这类做法，只能说明这是教育的失位、学校的失职。(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部编辑)
责编：郝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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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系产品“洗脑”教育是专制社会的隐形支点--新学社--凤凰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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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脑”教育是专制社会的隐形支点
维基百科是这样定义洗脑的，洗脑（英文：Mind control、或 Brainwashing）。利用暴力等外部压力，向别人灌输异于一般价值观的特殊思想，来符合操纵者的意愿，一连串的手法与过程，称为洗脑，经常被应用到政治、宗教、商业活动上。洗脑与宣传的不同之处在于，洗脑具有强制性、长期性、批判性等特点，这也是“洗脑”经常和极权主义政权绑在一块的重要原因。极权主义政权是如何利用这个强大的专制工具呢？它真的如此成功吗？今天的我们又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1，概念：极权主义意味社会秩序完全由政治权力或国家权力达成，私人空间被压缩到几乎不存在的状态，自由被减至最低限度。正如汉娜o阿伦特所言，它意味着私人及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包摄在一个囊括一切的统治过程之内。极权主义是一种当代的新现象，绝对统治和权威主义都不能解释极权主义，虽然所有极权主义制度都是权威主义制度，绝对统治政体的绝对权力是指免于控制、不受约束的权力，是指不受限制地任意使用权力。绝对权力这一概念在过去是和把国家视为自己财产的绝对政体联系在一起的，在现代则是和不受法律规范与制约的中央集权联系在一起的。 显然，任何极权主义制度都是绝对统治的制度，但反过来说就是：绝对统治只意味着任意使用权力，并不一定是极权统治。 我们不能把古代独裁政体叫做极权主义政体，卡尔o奥古斯特o魏特夫把极权主义扩大到东方专制主义并不恰当，正如雷蒙o阿隆指出的&亚洲的专制主义无须创造一种新人，也无须坐等史前史的结束&。
极权主义是由现代技术支撑的，没有现代政治权力不可能延伸到每一个人和每一个角落；而且还是由现代政治特有的意识形态嗜好而产生并合法化的，这种嗜好在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第一次露面，纳粹主义是其在当代的体现。 极权主义的政治统治具有空前的强度、弥漫性和渗透性，历史上的专制制度同极权主义独裁相比，也会显得天真无邪。从语义学上说，极权主义是指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对人的非政治生活的无孔不入的政治统治。 一切皆属于国家，国家和社会的界线被取消，社会彻底的政治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于国家之外，并用高级技术提供的强制手段把权力推到极限，国家变成一个吞噬掉整个社会的庞大的政治兵营，这就是极权主义同绝对统治等各种独裁统治的不同所在。 总之，极权主义政体主要的专有特征就是政治权力的渗透性和扩散性，它的极端类型就是政治权力渗透到人类的一切领域，社会秩序完全由政治权力来达成，个人不再有任何私人空间或自由。 在此种政体下，国家笼罩于社会各个层面，包括其公民的日常生活。极权主义政府不仅要控制所有的经济、政治事务，还竭力控制人民的意见、价值和信仰，从而消弥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切分别。公民对国家的义务成为共同体首要的关注所在，而国家的目标则是用一种完美的理想社会替代现存社会。 2，特征：不过，尽管极权主义国家表现各异，但仍有一些共同点，最重要的是两点：存在某个意识形态，它规范生活的方方面面，勾勒出达到终极目标的手段，还要有一个唯一的群众性政党，以此动员人民的热情和支持。这个政党一般是由一位独裁者领导，该党的领导层全面控制政府体系，包括警察、军队、通讯、经济及教育等部门。不同声音受到系统的压制，而人民则生活在秘密警察的恐怖控制中。历史上的独裁者为实现对被统治者的控制，不惜运用一切手段，比如秘密警察和军队。然而只有借助于现代技术，政府才得以有可能全面控制社会。因此，极权主义乃是现代才出现的现象。60年代，极权主义这一概念在学者中突然失宠了，后来，随着斯大林死后苏联中央集权的放松、纳粹研究所揭示出的这种制度的低效率和浪费以及苏联的解体，都使学者较少在理想的或抽象的形式上使用这一概念。而且，宪政民主和极权主义，作为现代国家的形式，其实有相当多共同点的。比如政府都垄断着国家军事力量的使用权及某种形式的大众传播工具；民主国家也常常压制异见，尤其是在危机期间。一党体制在某些非极权主义国家也出现过，独裁者控制政府，政府控制经济。纳粹用“宣传”使人们的脊梁弯曲 历经整个第三帝国的一位牧师描绘了他和纳粹官员会面的方式，它很好地解释了极权社会中的生活：“一个人将会一步步地推得越来越远，直至他跨过某一界限，然而他却没有注意到脊椎（spine）正在以几乎无法察觉的速度弯曲了（bent）。”他所遇到的纳粹分子都知道劝服是一个运用诸多方法的渐进过程。朝鲜“洗脑”教育，加强金家统治 在波恩全球媒体论坛上，一位前朝鲜军官金周日（Kim Joo-Il）代表他目前就职的一家英国人权组织，出席会议。2005 年他从朝鲜逃往中国。他讲述了自己的逃亡经历等。问：在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您谈到了朝鲜政权下的洗脑教育。您能描述一下吗？答：朝鲜学校的课程安排60%是献给金日成、金正日和金正恩三代独裁统治的。每周有两天的洗脑课程，周末每个学生还要作自我批评。知识只是朝鲜教育体制的一个方面。朝鲜教育体制更注重&组织生活&。每个儿童9岁即加入组织生活。他们与同学一起接受训练，学习洗脑宣传的内容。朝鲜学校课程中的洗脑内容安排十分巧妙。比如，数学课上一个典型的问题是：有10辆美国坦克，朝鲜军队摧毁了其中5辆，还有几辆？所以即使上数学课，孩子们还是被洗脑。
在朝鲜的教室里，老师经常演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这首歌的曲调平易，每个朝鲜孩子都会唱，就像《一闪一闪亮晶晶》一样。美兰在学生时代也曾唱过这首歌，而且歌词牢记于心：/我们的父亲，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我们的家在劳动党的怀抱里/我们亲如手足/即使火海靠近我们，甜蜜的孩子/毋庸畏惧/我们的父亲在这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无论他们学习数学、科学、阅读、音乐还是艺术，孩子仍被教导要尊敬领袖与憎恨敌人。初阶读本故事里的孩子被毒打、被刺刀捅死、被泼强酸或被丢到井里，而迫害这些孩子的恶棍一定是基督教传教士、日本鬼子或美帝国主义杂碎。在一本受欢迎的读本里，一名男孩因为拒绝帮美国士兵擦皮鞋而被活活踢死。插图里的美国士兵，鼻子被画成像啄木鸟一样，如同纳粹德国反犹卡通里的犹太人。
寓言里的真实“洗脑”：读一九八四 《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一些主要情节，如对“老大哥”的极端崇拜、“狼来了”的游戏、思想自由的压制、历史的篡改、私人感情的覆灭，以及一个处于思想警察无孔不入监控之下的世界，这些都可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找到蓝本。只有联系斯大林模式，才能更好的理解奥威尔这部小说，理解奥威尔对极权主义的忧虑。 但这部小说不能单单理解为攻击社会主义，1947年奥威尔在为《我为什么写作》一文中谈道：“西班牙内战和年之间的其他事件最终导致了天平的倾斜，从此我知道了自己应该去做些什么。我在1936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指向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当然是我所理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奥威尔自述他写作《一九八四》不是攻击社会主义或者英国工党，而是对变态社会的一种展示。将故事的场景设置在英国，只是为了让英语民族意识到，他们并不是天生就比其他民族对极权主义具有免疫力，如果不抵制极权主义，它可能在任何地方胜利。 《一九八四》的出现带给人类以极大的震撼，书中展示了一个客观事实与经验知识被无视，理性思辨和自由意志被湮没后的世界，这部小说堪称是世界文坛经典，更是反乌托邦小说中的翘楚。《一九八四》的影响绝不仅局限于文学界，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双重思想”“真理部”等词汇被收入英语词典，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用来形容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和高度集中的权力，由他的名字衍生出的“奥威尔主义”、“奥威尔式的”等词汇则成为通用词汇而被广泛使用。
“洗脑”手段有哪些？
苏联深入创作核心来控制人们思想文学领域的书刊检查是苏联文学管控工程中最消极的、防范性的基础部分。而这一工程是有着至高的目标的，这就是造就作为“新秩序的最高产物”（法捷耶夫语）苏联文学。这一更积极、更进取的工作是在国家领袖的直接参与下，文学事业的领导管控部门协同完成的。不过，百丈之台起于累土，苏维埃国家的这一伟业还要先从最基础性的书刊检查说起。1917年11月9日，十月革命的第三天，苏维埃政权公布了列宁签署的《关于出版的法令》，恢复了二月革命废除的书刊检查制度。法令指出，“当此工农新政权刚刚确立的紧要关头”，“取缔各色各样的反革命刊物，是临时性的紧急措施”，同时许诺，“新社会秩序一经巩固，便将撤销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照最宽容和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以出版物的充分自由……”苏联在其存在的70年间，或许是对“新社会秩序”能否巩固一直忐忑不安，因为这种出版管制不仅没有撤销，而且有增无减，变本加厉。
希特勒用艺术给人们洗脑瘸子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而在宣传征服群众前，得先征服宣传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国文化协会，总部设在柏林，戈培尔任协会主席。该协会下设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德国电影协会。凡是在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并且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听话者不得食。对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协会可以拒绝接受他们为会员，已经取得会员资格的，可以开除他们。这样，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纯洁”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这支队伍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宣传的主力军，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有组织的忽悠事业的马前卒。
恐怖虐待和宗教控制或许才是最有效的洗脑方法可以看到，上述六种洗脑术，除恐怖虐待和宗教控制可能能改变一个人的意识形态外，其余四种，都不成功。中情局的“心灵控制计划”也在进行了39年后，终止了。“洗脑”不是那么容易的。行为心里学认为人是塑造出来的，不是天生的。这真的是对的吗？而且问题的关键是，即便你“塑造”了某种“意识形态”给一个人，人总是能通过一定的方式思考，总是能发现恶的“意识形态”之恶，而趋向真和善良。也就是说，人好象天生被内置了一种“良知良能”，即便在思想控制如朝鲜这样的国家，这种“良知”也能让人突破封锁，趋向某种“真”。
“洗脑”因何奏效？ 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社会体制是极权主义盛行的土壤学界很早即以纳粹党和希特勒上台为典型事例论证一般民主的弊端，认为纳粹党和希特勒正是通过民主程序合法地窃取了国家权力，造成了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专政，扼杀了自由，并酿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空前灾难。迄今为止，这一结论经过近百年的转引，已经基本上成为中外学术界的共识。而纳粹上台的事例也已相应成为诟病、批判民主的重型炮弹，并在客观上形成了评价和研究民主政治的思维定势，似乎一提这一事例，民主就意味着贬义。本文拟对传统观点予以评析，找出问题的症结，阐明笔者的观点，并就宪政史研究的方法和注意事项等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一、论点评析本文使用“一般民主”的概念，意在强调民主政治的健全性，各国民主的一般性，强调和区别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民主的不健全或有限性，而由于同“现代民主”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比较吻合，所以也用以指代当前宪政讨论中的民主。
群体的盲从和非理性是极权主义宣传奏效的重要因素我们受情感支配。一个情绪激动的人可以被诱惑做出无助于自身利益的决定。蛊惑人心的宣传就是煽动人们情感，然后诱惑人们做决定的艺术。情感是缺乏理性的。在《笛卡尔的错误》中，安东尼奥·达马西欧（AntonioDamasio）认为情感涉及到在没有时间进行认真推理的条件下快速决策。1情感不是“坏”思考，不过是在信息有限情况下最轻松的思考而已。如果爱的情感让一个人保护其社区，那他做出最好的决策，节省了重写柏拉图《理想国》的精力。在需要做出快速的、异常复杂的决策时，情感也可以发挥非常宝贵的作用。
克拉考尔指出影片中的表现主义画面，准确地释放了“专制”和“混乱”的对立面向。一方面是高大的转椅、险峻的楼梯，通往警察局的无数级台阶，象征着位于最高级别的卡里加里博士；另一方面是迷失于感官享受中的集市，旋转木马从未停止过转动。而“圆形物在此成为混乱的象征。如果将自由喻为一条河，混乱就像漩涡。一不小心，人就会陷于其中，在混乱中无法腾挪转移。”诸如集市、游乐场这种无政府主义的飞地，现实与幻想交织，轻浮急躁伴随着着残忍急躁，则“反映了战后德国的无序状态”。“专制”与“混乱”双重压抑下的人们感到恐怖绝望。在表现主义画家的笔下，逼仄的现实体现为一系列“尖锐的晶状构图”：乱糟糟屋顶上的斜烟囱，箭形或风筝样式的窗户，看上去比树还要凶险的蔓藤花纹。为了与之相匹配，片中人物的衣装也都是“锯齿状和尖锐的样式”。长时间的压抑煎熬抽空了人们的感情和价值观，导致人们的麻木和冷漠。
个体的“合谋”性沉默也是对极权主义的某种配合萨托利认为，在极权国家，人们将面临着“人类集体生活中一切自发的、独立的、多样化的自主现象遭到毁灭的政治兵营。” 极权统治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中，通常是以恐怖为基础的，凡是用意识形态灌输的手段做不到的事情，它就实行极其严厉的惩罚和野蛮的镇压。“稳定压倒一切”几乎是全世界极权统治的通行法则，而让公众对极权统治保持沉默甚至歌颂更是极权者的共识。公众对于极权统治的恐惧既是极权统治的一个最鲜明的结果，也是极权统治持续的重要原因。刘瑜在给该书中译本写的序言中总结道，人们害怕受到权力的压制，害怕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害怕失去房子车子，甚至害怕精神上被自己的同类孤立，于是沉默成了自我保护的机制。
远离极权主义靠什么？
极权主义宣传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纳粹党人声称自己是日耳曼民族最优秀的代表，东德的统一社会党人则声称自己是劳工大众最无私的代表。然而，如柏拉图所说，暴君正是从人民代表制的根中出现的。起初，他面带微笑，拥抱每个人，慷慨许愿，一旦成为暴君并被助他上台的公民谴责时，暴君就会消灭谴责他的人，直到自己既无友，也无敌。 极权主义政党的主张是全面彻底的，纳粹主义和马列主义都声称拥有真理，它们类似于国家宗教，一种神圣和世俗的混合物。通过自己的“圣经”——纳粹德国是希特勒《我的奋斗》及其语录，民主德国是马列经典及党对它们的解释；通过各种仪式和庆典；通过对文艺娱乐的管控与引导；通过大众媒体的宣传和鼓动，极权主义政党不仅对党内成员，还对所有人提出要求，没有任何文化或社会角落在理论上能得以幸免。极权主义政党懂得，允许任何非政治的孤岛存在，就等于提供滋生异端或政治冷漠的土壤。
极权主义宣传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违背人性在1989年苏联、东欧政治剧变之前，东德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共产党）政府的政治宣传是在东欧国家中最有效的，匈亚利出现过1956事件，捷克斯洛伐克有过77宪章，波兰有过团结工会，但东德人民的思想却很稳定，1953年出现的动乱被很快平息以后的36年间，东德的政权一直没有放松对人民的宣传教育和思想统治，人民也没有任何明显的反抗。似乎谁也不怀疑东德政权政局的稳定，而且会一直如此，长治久安。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连学者们都一直在预言， 统一社会党极权会在东德长期存在下去。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东德政权却一下子崩溃了。在这政权存在的时候，它一直受到人民的一致拥护，但在它垮台的时候，却很少有人为它惋惜，更不要说挺身而出，拼死保卫了。这样出人意料的突变到底源于何种原因？是纯属偶然，是出于统治者的一时疏忽？还是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必然原因？
保障个体的自由和独立才能远离极权主义如果我们要警惕法西斯，就必须警惕凌驾于个人本位之上的各种集体主义——当然，法西斯不会再以法西斯的名头出现在人们的想象中，法西斯是同野蛮、残暴、独裁联系在一起的，与此相连的，还有二战电影中德国军队的一些镜头，包括他们挺括的军服、锃亮的钢盔、鲜红的袖标、漫卷着印有纳粹符号的旗幡、广场上整齐的阅兵方阵以及海浪一般的万众欢呼等。可见，法西斯一词早已固化了我们对它的认知，更何况那个时代还有一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里面有一句经典化的台词：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结语：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到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疯狂的意识形态背后是极权主义对权力的觊觎和妄图对人性的控制。可是，一场几乎席卷整个人类的运动很难把所有的责任都归结于一个残暴的人物或者一个乌托邦式的理论，肯定是有某种因素恰好契合我们人性深处的欲望和缺陷。所以，归根结底，跟极权主义的斗争还是跟我们人性的弱点作斗争，而如果没有一个保障个人自由和独立思考的社会体制，缺乏一个维护个体价值和尊严的法治基础，人类的自由和人性的尊严更是多面受敌，极权主义岂不是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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