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义县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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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以一个少年的视觉阅视着他经历的那个特殊年代。
彭宜生是个十来岁的孩子，由于家境原因过早就进入了社会――到县剧团当武功学徒，在那物质十分匮乏的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中，学戏练功，倍受艰辛，文革中剧团解散又下放去了农村，后有幸借调到县“普及样板戏学习班”来演样板戏、翻跟斗，但终究在文革极左思潮政策下，最终被无情地驱逐出了剧团。
小说中并描写了师傅冯德明、右派医生女儿柳君及上海知青聂钦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为了生存，追求那点可怜的生存环境而悲惨的结局让人深感同情和深思。（该文获《小说选刊》第二届全国小说笔会中篇卷二等奖）
别了，梨园！
膀胱胀得很，一直胀到小腹处，使人感到一股纯痛感，从那玩意儿上一直布遍全身每个部位，急忙用手按住那地方趿着鞋三步并两步往舞台后侧的厕所奔去，迈进门扯开裤子就泄，倾刻，那清澈、温暖的液体在那乳白色瓷砖砌成的池子里立即涌起一股淡黄色的泡泡，使人感到惬意极了，把憋在膀胱里好一阵的一大泡液体尽情地倾泄出来，甚至觉得这也是一种幸福、享受。
“呔！”――
平地一声雷，那声音犹如燕人张翼德横枪立马在长板坡的那声吼叫。
“你睡死了呀！十多岁的人了，还一天一床尿！”师傅倏地蹬开被子，吼着把我从梦中拎了起来。
唉！我又尿床了。
我有尿床的毛病，三天两头总是把被子尿得湿漉漉的，时日一长那被子犹如一张气象卫星摄下的大气云图――斑斑点点、一圈又一圈，又如一幅博物馆珍藏的名家泼墨山水――浓浓淡淡、一层又一层。天晴时摊在太阳下时，蒸发出一缕缕的雾气，散发出一阵阵尿骚味，使我感到异常羞愧，那时我毕竟是十二岁的人了，来剧团学徒也两年多了。
我也暗暗恨自己，怎么这么不争气，可就是改不了。我自己想应该是和营养、睡眠有关系。我在剧团学徒主要工作是翻跟斗，翻跟斗是重体力活，可那时一个月才二十四斤米，除以三十天（还没算月大三十一天啊）一天才八两米。那年月油水又极差，八两米安排得极紧。早晨二两米粥，中午晚上各三两米饭。粥是撒泡尿就没有了，三两米饭拿几排大顶翻几个跟斗肚子早就咕咕叫了。睡眠也一样糟糕，每天要等晚上演完戏到十一二点才能睡，不管冷热第二天天才蒙蒙亮师傅就把你踢出被窝去拿大顶。
师傅叫冯德明，四十多近五十岁，原是在北方一地区京剧团的武生演员，功底好但脾气不好，因此常演不上主角自然收入也就低些，拖家带口也不容易。演艺界和体育界也有相似之处，在国家队板凳队员难上场，去地方队还能混上个主力。于是师傅就来到我们这县采茶剧团。县采茶剧团才成立于一九五八年，演员功底薄，几乎都未“开过坯子”，师傅他长期在大码头的专业剧团又是科班出身，基于这些原因县采茶剧团就招聘他来既当演员又当教练，给团里青年演员“开坯子”。
所谓“开坯子”是剧团内的行话，就是所有进剧团打算吃戏饭的人，不管生旦净末丑，通通先得“开坯子”，说白了就是人人先得死劲去拿大顶、板腿，翻一般性跟斗，男女一样，其实现在的戏剧院校招进去的新生也是这样的，这对演员的形体训练是极必要的一课。“开完坯子”那就是生旦净末丑各找各的师傅再去深造，因此，在冯德明身边主攻翻跟斗的徒弟只有三四个人，我，陈士雄和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师姐叫柳君，她是学刀马旦的。
旧社会有句说唱戏人话很难听，但也很透彻，说：“戏子、婊子、叫花子”。唱戏属于下九流，来学戏都是各有各家的难处，就如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那句话般“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来学戏很简单：我娘死得早，我才两岁，不久家境骤变，来学戏实是寻条活路；柳君本来不是学戏的命，父母都在县医院做医生的，特别是父亲还是医院很有名气的外科主刀医生，其实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已经过去了。到五八年初分配给县医院的右派指标还多一个怎么也分配不下去，可能是柳君爸爸医术精湛点，人也就有点骄傲，与领导的关系也就不这么那个，最后医院领导权衡再三，分给医院最后一顶右派指标的帽子就扣在了柳君爸爸头上。随即开除公职押送至鄱阳湖畔一个正轰轰烈烈、围垦造田的劳教单位去了，万般无奈，柳君也只好中止学业来学戏了。可陈士雄就有点怪了，家境肯定很富裕，母亲一看就是个极精明的女人，那年月全国人民饿得嗷嗷叫，她总能弄到些好吃的东西给陈士雄送来，直馋得我口水直流。我私下问过陈士雄家里不愁吃不愁穿做什么来唱戏？起初他支支吾吾，后来熟了他也就告诉了我：他家是工商业兼地主，社会主义公私合营后如今家里还有个小百货店，父母分析过：读书读得再好政审过不了关，高中大学是绝对进不去。因此，读书前景不大，而且他们认为人生必须学会计算，会计算不会吃亏。陈士雄进剧团时别看他小，算盘加减乘除他都会，父母亲后来计划让他去学木匠、泥水匠、漆匠甚裁缝，陈士雄一概都没兴趣，最后他自己选择了学唱戏，唱戏活得轻快，走南闯北，还有个特别原因：剧团的女人都漂亮。
尽管我有尿床的毛病，但师傅还是挺喜欢我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剧团在外巡回演出，天寒地冻被褥单薄，两人合铺，我睡在他脚下，不尿床时就象冬天里的一把火叫他欢喜。第二，我跟斗翻得不坏，年纪小聋天哑地为他争得了不少光彩。当我一只猴子般在空中做出高难惊险动作时，观众厅满堂喝彩、掌声一片时，他脸上会展现出一付运筹帷幄大将军般的神态，日后加工资、评福利、争补助、定级别、年终评先进都是张打得出去的一张好牌。
我为什么敢聋天哑地去翻，是师傅私下里从理论上给我讲述得十分清楚：孩童时代都喜欢踢键子，特别是女孩子喜欢玩，键子不管你将它踢得多高，落地时必定是下面的铜钱处先落地。翻跟斗也一样，不管你翻得多高，千万记得用手去抱一下腿，因为人在空中上下的重量基本是平衡的，但你抱腿脚双脚必须屈转在屁股边。这一动作立即将平衡打破，屁股和腿缩在一块重量加重，上身变轻，落地必然是双腿而不是脑袋，因此就不会脑袋落地要你小命。
可那时最要命的是肚子饿，不解决这个问题翻跟斗的质量也存在问题，师傅也苦费心机。饥饿年代城里人比农村人更难熬，农村人饿急了可到地里山上刨出点什么根茎或到山上寻到几个野果子，管它酸甜苦辣，有毒没有毒，更谈不上好吃不好吃，先塞进嘴巴使劲嚼，然后吞下肚子里去就会有饱感。可城里人不行，水泥马路下面刨一百年一千年也刨不出可进口的东西，马路两旁的树全是绿化树，一万年它也不结可进口的果子。
时机来了，大好时机来了！那时米饭虽然十分金贵，可那几年红薯却丰收了，一斤大米换五斤、六斤甚至七斤红薯的大好时机来了。政府鼓励大家多吃红薯省下大米（据说用大米去还苏修的债，红薯苏修不要，说红薯吃多了尽放屁，所以苏修要大米不要红薯）。
剧团及时响应政府号召，用大米换来很多红薯，一日三餐，餐餐吃红薯，我也极高兴。红薯份量多，师傅及时教导我：只要吃红薯你就去女演员一桌吃，慢点吃。女演员一般都娇贵，食量也小些，他们吃红薯都会剥皮掐去两头扔在桌上，其实那都是好东西呀！等她们走了，桌子上的东西都是你的呀！这又不是去偷去抢。真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遵照师傅的教导，也感谢那些女演员们。女演员越娇贵我就越喜，因为越娇贵她们撕下的薯皮和两头就越多，至于她们漂亮的容貌、窈窕的身体我丝毫不感兴趣。俗话说饭饱思淫欲，我肚子还未填饱，女人长得好坏关我屁事。但真的感谢那些女演员，薯皮薯根包含着淀粉、蛋白质、植物纤维、微量元素，还有这样那样的维生素的流入滋养着我那还正在成长发育的身躯。
然而，我自己明白：师傅喜欢我，我会检烟屁股是必不可少的原因之一。
师傅烟瘾极大，那时说是三年自然灾害，加之苏修又逼债，什么东西都缺，特别吃的东西更是金贵，但是肥皂、香烟等东西也都计划供应。不抽烟的人没有烟计划，抽烟的人一个月也只三五包“海鸟”、“双鱼”之类的劣质烟，远远不够师傅烧。起初，瘾急了他就等演完戏后自己偷偷到观众厅去检几个烟屁股剥点烟丝卷个大喇叭过过瘾。后来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干脆将徒弟们召集起来，说：“你们人小没什么难为情的，等演完了戏去下面捡些烟屁股来，这又不是去偷去抢，H！”
岂知检烟屁股也有一番学问，要想捡到那剥出来黄灿灿、香喷喷烟丝的烟屁股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腿勤眼尖手快之外，还有个重要窍门在区域，前不能前过三四排，后不能后过九、十排这个黄金区域。坐在这个区域的人大多是当官的或是有脸面的人，他们的烟牌子好、抽得勤，那时又没有过滤咀，因此烟屁股扔得长，不象坐在边排后排的尽是些角把钱一包的杂牌子货，而且这些人不等烟屁股烧得嘴巴生痛是绝舍不得扔掉的。由于我及时悟到了这个道理，因此特别得到师傅的欢喜，真所谓行行出状元啊！
我所在学徒的县采茶剧团绝不是什么草台班的野路子货，而是堂堂正正的县国营剧团，属副科级单位，在外巡回演出的海报也必须写上某某国营剧团以示我们不是草台班野路子货。的确，就连招收我这样一个三天两头尿床的家伙也要通过县文教局、劳动局层层审批造册在案，决不马虎。
所谓国营剧团实质是自负盈亏的国家事业单位，地方财政每年会给一定的财政拨款，其余不足部分就得靠剧团演出的票房收入了。因此，剧团的演出任务就较繁重，除工资外，服装添置、布景置作、乐队乐器（特别铜锣、钹容易敲破得更新，铜本身就不便宜）、新剧目排练投入，那时医药费也是单位负担的。
每年春节过后，一般元宵节前后剧团就开始巡回演出了。先到省城南昌，尔后沿铁路线各县、市、重要集镇最后过萍乡峡山口进入湖南。湖南是江西邻省，地理、气候、人文、生活习性很相似，采茶戏在湖南也颇受欢迎，所以每进入湖南剧团就更忙，摸爬滚打，节假日日一场夜一场一天两场，一直演到七月小暑，进入盛夏汗流浃背，人倒没什么，主要是戏服特别蟒袍浸了汗水会变色腐烂划不来，那时只好打道回府待秋凉再下农村演出到过年。
在外演出时师傅对我们翻跟斗的徒弟管教略松点，演出任务重加之粮食忒紧张，早、中、晚三次练功改成早一次。演出任务对我而言就不重，我跟本不会演戏只是翻跟斗、跑龙套，后来排“秦香莲”演英哥冬妹中的英哥，那也是跟着演秦香莲的女演员转，不累。
既然没什么吃的，我也就调整了生活方式。原来一到一个新的演出点、新的市镇，没事就去街上逛，身上又没钱，如猪狗般四下搜寻有什么可进口的东西，每次都是即消耗了体力又一无所获，没有植物根茎更没有野果子，我也就学乖了，少运动以减少体力消耗。闲着没事呀，我开始读书，读书可以坐着、躺着或半躺着不消耗体力，可我进剧团学徒时才小学三年级属半文盲呀！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我也就攀登了。在剧院旁一租书摊以晚上带他来看戏不买票为交换条件弄来本小说，通俗小说，有些字不认得跳过去，本想搞本打仗的书，可这本书是写男女爱情的书，有一处着重描写一个女人长得很漂亮，特别描写她的流海很好看，我不懂“流海”是什么？长在女人哪里？我就捧着书去找剧团的肖老师，肖老师是剧团的主要演员兼导演，很有文才。我进剧团时父亲带我见过肖老师，并拜托他关照我。肖老师笑着扯了扯我长在前额的头发说：这就是“流海”，但不是你这脏头发，是指女人这里的头发。后来我也偷偷观察过剧团那些女演员前额的头发，她们根据自己的脸形、身高、体态梳理前额的头发，确实很好看的。我也很高兴，觉得自己很有知识了，还懂得“流海”这样深奥的学问。第二天小说说那个女人来了“月经”，脾气变得很不好，一点小事就和别人发脾气，我不懂，为了增强知识又去找肖老师。不巧那天排练时肖老师不在，剧团的头牌花旦张老师坐在把太师椅上背台词，她见我东张西望的就问我什么事？我说我要找肖老师问一个问题，张老师可能台词背熟了，心情很好，就笑融融地说什么事？我告诉你。
我说：“女人还有‘月经’的呀？‘月经’长在哪里？”
听毕，头牌花旦倾刻花容失色、勃然大怒，几乎失态将手中的剧本向我砸来，说：“不得了，这么小就这么流氓！这么小就这么流氓！！这么小就这么流氓！！！”
漂亮女人发怒也是挺恐怖的，见她那个样我也只有落荒而逃，只觉得自己很冤枉，我没流氓呀！
后来，父亲教会了我使用“四角号码”字典，我的阅读面更广了。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及一些人类生命起源的书，说人类是猴子进化一说，佐证之一：猴子也有月经，而它的生理周期和人类一样都是二十八天。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是当年中国社会很长一段时间的国策之一，就象眼下朝鲜国一样全民办粮食、全民种水稻仍全民吃不饱。
七月上旬过了小暑，剧团拖着疲惫的身子从湖南回到了江西。到家了本该休整一下，而七月中旬开始正是江西赣鄱大地开镰收割早稻同时又将晚稻立即种下的极忙季节，称之“双抢”。为夺全年双季大丰收，全县所有机关、团体、学校（学校已放假，但教师不例外）得组织人员到农村去支援“双抢”，这是年年雷打不动的政治任务。
剧团被分配到离县城二十多华里的黄溪公社一大队去支援“双抢”。临行，剧团领导将几位主要演员、体弱多病及有孕在身的女演员，考虑到师傅也年龄偏大留在家，下半年演出任务仍较重的，可师傅坚决不同意，一定要下乡支援“双抢”。师傅也不是盏省油的灯，他知道下乡去支援“双抢”，说白了要在毒日头下割禾是挺辛苦的，可吃得不坏呀，一日三餐饭管饱，桌上还有点肉呀鱼呀什么的。农民朴实，特别戏剧团人特别欢迎，中午歇工，晚上饭后往往会要求剧团来个小节目什么的，再说剧团的女演员又漂亮，看看都能增加社员斗志。晚上小节目师傅往往还会来个武打小戏，令我们翻一通跟斗，他还会不失时机与生产队长聊聊，说一番人是铁饭是钢，翻跟斗体力消耗很大这类的学问。生产队长也非不懂事之辈，马上会安排会计叫人也去炒粉，这是个多么美妙的时刻！师傅怎么能错过。至于毒日下割禾辛苦，又没有规定每人割多少？装着肚子不舒服，躲到哪棵大树下，荫凉处蹲个半个小时四五十分钟，一天来几回时间也就很快过去的呀。
果然，我们支援“双抢”的生产队待我们很不差，生产队长是较年轻的后生，有点文化。有文化的人当然也喜欢艺术，何况戏剧是综合艺术，所以待我们很好。所谓好就体现在伙食上。生产队种了一块菜地，地里种了许多白梨瓜。每到正午歇凉时队长会挑着一担白梨瓜来慰劳剧团的同志。剧团四十几个人，虽然白梨瓜有大小之差，队长是算好和尚下面一人一只，绝不失误。
那天中午，师傅正躺在割禾田不远的一棵大树下“肚子不舒服”时，远远看见队长挑着一担白梨瓜过来，急忙爬起身子“肚子舒服了”赶过来。尽早赶到瓜担旁，尽管一人都有一只，但大小之差还是有的呀。
我们割禾田旁有一条小溪，溪旁有一棵柳树，日头尽管正午但仍有些荫处。队长将瓜担放在树荫下，笑呵呵地说：“戏剧团的同志们辛苦了，来歇歇，吃只瓜”。多么朴实的语言啊！戏剧团的同志们也不客气纷纷扔下镰刀来到小溪边柳树下，此时师傅早已火眼金星，用雪亮的眼睛挑到一只略带椭圆型最大的白梨瓜喜滋滋地坐在小溪边的一棵柳树下，他用袖子揩了揩瓜就尽情享受起来了。
我，陈士雄和柳君辈份小，等老师大人们拣走后才近箩边，前面一只箩剩一只陈士雄拿走了，后面箩里剩下正好两只拣剩的，有一只更小。柳君主动先拿走了那只更小的，我不好意思说跟柳君换，柳君说她那只有小虫眼说明更甜，不换。在那饥饿年代我也记不起“孔融让梨”的典故，大一点总多一口，也就不客气了。
“口扑”，师傅满嘴是瓜边嚼边叹息，“这瓜嫩倒是蛮嫩，可不怎么甜！”
坐一旁的编剧兼导演老余说：“冯师傅，月有阴晴圆缺，此事万难全呀。”
师傅觉得有道理，答道：“反正这么大我也不吃亏。”说毕继续吃他的瓜去了。
我的瓜小，可甜极了，而且又脆。但我决不会蠢到说自己的瓜甜，否则惹几个来尝你甜瓜的人，岂不是割我身上的肉。我抬眼望了望坐在远处小溪边的柳君，只见她将草帽按在膝盖上，两只赤脚在水里轻轻踢着水花。她的瓜呢？吃完了还是烂得不能吃，人家主动拿走了小瓜，而且有虫眼的烂瓜，狼孩也有狼孩的道理，我将尚存的一小半瓜递到她跟前。
我说：“你的瓜全烂掉了？”
她笑笑不答，掀开膝盖上的草帽，那只瓜用块手帕包着藏在草帽里。
“还不快吃掉，等会……”我用嘴口努了口努那边的人。
“我不会让别人知道的”。
“反正迟早是下肚的，何必呢？”
她沉默了一会后缓缓地说：“明天是星期天，我妈妈会来看我的，我弟弟也会跟着来的”。
“呔！――”
平地一声雷，师傅怒吼着，大白天我没有尿床呀！
“是只葫芦！”师傅捧着他那只吃剩下一小半的白梨瓜走到众人间骂道。
生产队长正和一女演员在聊天，见状走过去。师傅从卡在两颗牙齿中的瓜籽扳下来递给他看，说“梨瓜籽是小小的一粒的，你看这有指甲盖大，明明是只葫芦嘛。”
果真是只葫芦！生产队长也十分尴尬地道歉起来。
此时陈士雄凑到师傅跟前说：“柳君那瓜她不吃，要不让她拿来您净净口吧”。
支援“双抢”回来了，师傅尽管错吃了一只葫芦闹了笑话，但总的是满意的。就在错吃葫芦的晚上，生产队长特地多添了碗粉给他以弥补白天的失误。
一天下午，师傅家来了一个人，个子蛮高但很瘦，戴着副黑框眼镜，一身皱巴巴的灰色中山装。我觉得这人很像唱戏中落第归来的穷秀才。见到师傅，从拎着的一个破包里摸出一瓶酒、几包烟，还有包点心什么的恭恭敬敬递给了师傅，尔后又说了些礼薄不成敬意之类的话。
刚坐下，师傅示意我倒杯水，“落第秀才”从口袋摸出包烟竟是那白壳子的经济烟，俗称“老八”烟，八分钱一包。抽此烟阶层当然是“四类分子”，右派及极其贫困的农民（此烟上海也有，称“大生产”，也是白壳子，价钱也是八分钱一包）。“落第秀才”从师傅的眼神中发现了自己的失误，赶快将那白壳子的“老八”塞进荷包，忙从另一荷包掏出一包“欢腾”牌香烟。“落第秀才”毕竟是秀才，一时失误竟两脸通红，刚恭恭敬敬敬上一支“欢腾”给师傅时，柳君来了，我才知道他是柳君的爸爸。
那时的右派分子日子是极不好过的，尽管“地、富 、反、坏、右”，右派摆在最后，但前四位是历史已形成，是铁板钉钉的死老虎。可右派不同，它是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五七年企图推翻共产党政权罪大恶极的阶段敌人，而且当时上层已火眼金睛发现全国有多少这样的人，查出了百分比，直接按百分比将右派分子的人数都确定下来了。层层领导根据指示精神，计算人口比例，右派分子的数字就出来了，柳君爸爸恰巧就在这数字内，成了右派分子。
既然是右派分子就得去改造，粮食问题上世纪中期一直是国家棘手的问题。上级领导见鄱阳湖湖畔之大，就想出了围湖造田的高招，将鄱阳四周湿地围垦起来种粮食，可围垦是苦差事呀，于是右派分子理所当然首当其冲。柳君爸爸在围湖造田中表现不错，而且医术又精湛，于是最近调到了乡下一所医院监督使用，因此他来接女儿回去继续上学读书。他已经和剧团领导谈妥并办好了手续，现特地登门来谢冯师傅这些年对女儿的关照。师傅明白了来意，脸上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然后叹了口气说：“柳君这孩子天性很好，只是脸皮子薄了点，吃戏饭就要亏些，能去读书当然比唱戏强多了”。
临别，柳君将她所剩的饭菜要全送给了我，虽然不多，但对我来说是真正的雪中送炭，一笔真正的财富啊！
夜了，但月亮很好，柳君父女决定当夜回到她母亲所在的公社医院去。
“彭宜生”。师傅喊着我的名字说，“反正晚上没演出，你就代我送送柳君爸爸他们”。
柳君比我虽大两岁，但比我懂事多了，一直挺关照我的，她要走了真有点舍不得。我一贫如洗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更没有钱，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十二块钱，八到九块钱吃饭，剩下的三四块钱很快就没有了的。但我有一个极漂亮的指甲钳，上面镀了一层透明的玻璃还是塑料，里面是一朵鲜红的玫瑰花，那是在湖南演出时给师傅检烟屁股时在观众厅捡到的。我送给她，她问我是哪里来的？她知道我不会花钱去买这奢侈品，我告诉了它的来历，她说应该放进剧场的失物招领箱。我不好意思说那时还在湖南呀。
已是秋天了，夜色很好，秋风飒爽、秋水苍苍、秋菊芬芳……。她们是沿着河的堤上往东走，到她母亲的公社大概有二十里路。柳君爸爸背着柳君的被子行李走在前面显得有些瘦弱、苍老，而且背有些驼了，该是鄱阳湖围垦造田的馈赠吧。他大概也就是四十来岁的人吧，不过我也知道那年月的右派大都是这样的。柳君拎着脸盆之类的杂物紧紧挨在父亲身边。
潦河在前面向北一拐，水流湍急了许多，旁边的村庄就是河口大队了，月亮此时慢慢钻进了云层了。
“回去吧，你叫彭宜生？”柳君爸爸停了下来从网袋里拿出两个梨放在我手上，说：“聚合分离也是人生的一部分，你这种年龄就在剧团也不容易，自己注意点身体，有空也学点文化，回去吧，彭宜生”。说毕摸摸我的头。
迎着大堤上的夜风，他们父女俩慢慢走远了。我突然觉得今天晚上他们父女，还有我也享受到了久违的幸福，温暖……
从一九六六年开始，社会就变得奇怪起来了，几乎全国人民都不去做自己的事了。开始是学生不好好读书了，人人手臂上戴着红袖章四处寻祸拜年般，社会各色人员也不做自己份内的事了，叫造反派、斗地富反坏右、揪走资派。更让我不敢相信的是：过去我见到有些怕的团长、局长，县里的县长们更是眼睛都不敢正视他们，如今怪了，他们让红卫兵、造反派耍猴子般的牵着在大街上游斗，而且据说全国都是这样的。我们是小县城还远远跟不上外面的形势，北京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揪出来了，据说这就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搞好久好久，而且过四五年又要搞一次。
当然，剧团也不演出，我也不用夜夜翻跟斗了，大人都去搞文化大革命，我们练功也没人管了，一排大顶拿上去分把钟不到就下来也没人管，后来干脆功也不练了。这样我的饭票也就不那么紧张了，那时我想，文化大革命真好！
不久，有一伙红卫兵冲进了剧团，要剧团将那些歌功颂德帝皇将相才子佳人的蟒袍戏服全拿出来烧掉，说要“破四旧”，那都是“封、资、修”的东西会毒害广大革命群众。当年的肖老师如今是肖团长了，肖团长竟阳奉阴违糊弄红卫兵小将，他叫人拿出几件快退居二线的破蟒袍烂戏服让红卫兵去烧。红卫兵年纪轻轻，懵懵懂懂好糊弄，可肖团长不知道，北京有位戴眼镜的女首长那可不得了！天上的事晓得一半，地上的事全知。在她的教导、培育下，红卫兵怎能不利害。不久，连肖团长自己也被揪了出来，拉出去批斗时高帽子上写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
万万想不到的是，几天后我师傅也被揪了出来，问题更不得了：他当过国民党的兵。
头天晚上还趿着鞋悠然自得在家喝着酒精兑水的小酒的师傅，第二天被红卫兵五花大绑扎粽子般押上批斗大会。师傅脾气不好，一直和红卫兵和造反派吵闹着。后经三堂会审，师傅的事也搞清楚了：师傅少年时是在乡村学剃头的小徒弟，一日一支国民党部队经过被抓了壮丁，在国民党部队仍是剃头兵（当然为国民党士兵剃头也是阶级斗争问题）。一日他给国军一营长刮招须胡子，营长大人一脸恶相又满口酒气，营长下巴边的招须胡子中长有一个小小的痦子，师傅一紧张，一刀下去胡子刮了痦子也割去了，顿时鲜血直流，营长是北方人，巴掌蒲扇般大，一巴掌去，师傅满眼金星跌到一边去了。
“奶奶个球！”营长大人一边捂着下巴立即作出处理决定，“叫他滚他妈的蛋！”
等国军开拔后，师傅爬起来一看，连身上那套国军旧军装也扒走了。
就这一件事，但提到阶级斗争的纲上来说，也不是件小事。天下这么多剃头的，为什么人家不去跟国民党的兵剃头而他却去了。虽然你说时间不长才个把月谁能说明，何况还穿了国民党的军装呀！既然穿了国民党的军装是否和解放军对阵作战过，杀害过解放军革命战士没有？这些谁也说不清楚，没有人说明你有过或没有过，你自己也说不清那支国民党部队的番号。因此问题就严重了，甚至是十分严重的！
文革期间此类问题多如牛毛，红卫兵、造反派们根本忙不过来，只得暂定为“敌特嫌疑分子”，交革命群众监督起来，等到运动后期才统一处理。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逐步深入，取得的成果也更加辉煌、成绩更喜人，于是喇叭里、收音机、社会上拼命唱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我也记不清多少个好的歌，那歌日日唱、天天唱，早晨唱、中午唱、夜里唱，半夜起来屙尿喇叭里还在唱。
我估计那时候热闹倒是热闹，可家底可能很空了，就像一家人家样：田不作、工不做、学生仔书也不读，革命是革得好，可人是铁饭是钢，肚子不争气咕咕叫呀！缸里没几把米见底了！于是“五?七”指示发表了，当初穿着山寨版军装戴着红袖章的儿郎统统到乡下去自生自灭了。当然，为了减轻国家负担，那些不能符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精神的单位、团体、个人统统下放到农村去。剧团完完全全的宣扬帝皇将相、才子佳人封资修的地方，没二话说，统统去农村自生自灭。当然，欢送词上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学生仔下放说的一样。
办了十来年的剧团，一夜之间就树倒猢狲散了。不过政策还是有区别的，阶级成份好的可安排去农垦单位、林垦单位，那里可安排吃什么社办粮、场办粮而不是直接到农村生产队吃农业粮。
一九六八年深秋剧团正式解散，我家庭出身地主自然下放到生产队。师傅的大女儿嫁在山里一林场职工，属林垦单位，他的儿女亲家在山里烧木炭，生计尚可，于是师傅加盟去烧木炭去了。
一九七Ｏ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正直大暑季节，我正在田里割禾，那毒日头晒得我心烦意燥时，突然大队来人通知：县革委决定成立“普及样板戏学习班”。要演样板戏了，因缺翻跟斗的人，决定借调我去试试。
皇恩浩荡，我万分高兴，第二天就急匆匆赶到了县城。原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展的势头如火如荼，特别江青同志一手策划，培育的八个样板戏对当前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将会取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全国各地都在排演这八个戏。我们县也不甘落后，及时成立了“普及样板戏学习班”。原来县里为了配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成立了专门的文艺宣传队，都是些能歌善舞清一色的出身好、根子正的红色苗子，深更半夜及时传达最高最新指标，然后跳个什么忠字舞、语录操都是有模有样的，可如今演样板就有些难度了。为此，就从原解散流落各乡村的剧团人员中，经过严格政审调回部分用得上的人。
赶到“普及样板戏学习班”，其实就是原剧团旧址，只是在原陈旧的墙壁上贴满了些样板戏的剧照及当时的宣传，更增添了不少革命气氛。
首先碰到柳君。几年不见大家十分高兴。陈士雄也来了，他已穿上了练功的灯笼裤，大概是想尽快恢复状态。柳君告诉我师傅也来了，他仍然是做武功教练兼演员。
几年不见，师傅他苍老了许多，但人还硬朗，黑了些。我以为是烧木炭弄黑的，他说不是，是山里夜风大，吹黑的。总之，见徒儿们都来了，几年功夫也都发育了、长高了，自然十分高兴。
柳君私下告诉我，这次学习班的人都经过严格的政审，像她、我，还有师傅政审都过不了关的，只是考虑到样板戏里如“沙家浜”、“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等戏有较强的武打场面，而武功演员不是一时三刻能培养出来的，我们是暂借用的，能不能真正调上来要看各自表现。柳君要我处处注意表现，好自为之。
第一个戏是排“智取威虎山”。柳君因长得好又有武功基础，样板戏革委会的穆主任十分欣赏她，分了个小常宝给她演。师傅演座山m倒也恰当。我自认为武功好，跟斗已翻到鼎盛时期，最起码在“穿林海、跨雪源”那一排解放军战士中有一席之地，可最后宣布角色时分了个八连长叫我演。我明白如今分角色也都根据家庭出身什么的有关，算了，演八连长就演八连长，总比在乡下绣地球强。慢慢到后来我就觉得太过份了，《红灯记》我演日本兵伍长，《沙家浜》我演了刁小三，然最后一场新四军翻入胡传魁后院时，我在伪军衣服外又罩一套新四军服，郭建光一招手我第一个翻过院墙，尔后又赶紧从后台跑回来，最后一个小翻挂提过墙，尽管引来观厅一片喝彩。此刻我又急忙脱去新四军衣服变成伪军，郭建光枪挥到哪“啪”的一声，我必须一个跟斗迎这声枪死了。一个晚上要死七、八十来回的。老穆还说我到后来的跟斗没开始时的高、险。
由于演样板戏演员要的多，借调上来的知青也不少二三十个人。宿舍不够，只得将一个旧排练厅用竹片拦开再糊泥巴石灰隔成许多间小房间，我和一个叫聂钦的上海知青分在一间住。
起初我认为聂钦是通过关系上来的，因为目测他就不是做演员的料，身材、嗓音、气质看不是吃唱戏饭的人，尽管起初硬撑着不戴眼镜，但生活中时时都会感觉到他是个高度近视者。后来才知道他是阴差阳错调上来的。当时县里决定演样板戏成立“普及样板戏学习班”任命老穆为革委会主任，老穆很能理解上级意图，叫学习班。学习班是个有时间性的学习过程，进学习班的人可学习毕业走人，也可留下，是活的。所以在人选上可灵活点，翻跟斗的人一时难培养，地富、右派子女也可先借调上来用用再说。而且还需有外援，于是老穆去知青办查各地来的知青档案，不查不要紧，一查还真有发现：上海知青聂钦的档案显示他父亲竟是上海京剧院的成员。既然是上海京剧院的人，管他演什么的，先把他儿子调上来，日后排演样板戏有什么困难，通过他儿子再去找他老子总方便点。聂钦就这样糊里糊涂调借上来了。后来老穆几个人去上海学习观摩上海京剧院的样板戏时，打听了一下聂钦的父亲，聂钦父亲确确实实是上海京剧院极有份量的人物，上海京剧院的一级导演，与周信芳、赵丹、盖叫天竟是称兄道弟的关系，也正是这种关系眼下定性为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人物，揪了斗了，如今监督使用在剧组管道具兼拉大幕。可是错调上来的聂钦已经调上来了，又不好马上叫他回去，只得先放放，日后再说。
聂钦自己心里更加明白，于是他只好拼命创造条件争取留下来。当时样板戏学习班相对缺的演员是翻跟斗的武功演员，于是他拜我为师，拼命学翻跟斗。可他一个上海高知家庭出身的大少爷那是受这份罪的料。
一次我回房间，见聂钦一个人在床上继续拿大顶，他那双臂、双腿、腰、头统统不合规范，脸已涨得通红，黄豆大的汗水直落。我心里想，作孽啊！想想就对他说：“算了吧，聂钦，你不是翻跟斗的这块料，不如去找穆主任谈谈，改行去乐队你能行的”。
“彭宜生我的好哥哥”，聂钦哭丧着脸说，“如今那能由我去挑去拣，我找过穆主任，他说现在最缺的是翻跟斗的武功演员，你只要翻得有彭宜生一半样我就留下你。”
“穆主任真的这样说的？”我问道
“我绝不会骗你”。聂钦挪动下身体靠近我继续说，“不瞒你说，我是怎样借调上来的你也清楚，我再实话告诉你，我爸前年跳了黄浦江，虽被救上来了，现在处境也不好，一个姐姐下放在黑龙江，去年我又得了肝炎，上海医生说我不适宜下水田，这次好不容易上来了，我是千方百计想留下来。好哥哥，求你一定教我翻跟斗，我没有什么东西送你，但我会记在心里的”。说着说着他已泪流满面，后来语无伦次地说：“你洗衣服有肥皂吗？我这里还有几块肥皂……”
不知哪条渠道传出了条消息：县里已准备正式恢复剧团，人员定编四十五人。目前样板戏学习班共五十二人，也就是说这五十二人中有七人要滚蛋！
穆主任此刻也知道消息象春风也象瘟疫般在学习班传开了。他整日目光炯炯注视学习班的每个成员，同时也在享受着权力给他带来的愉悦。
人们都在尽力的活动，表现一番，甚至有人在期盼着战争、地震、洪水什么突发性灾害，因为只有这种环境才可以狂热地痛痛快快“表现”一番给领导看，至于去扫地抹桌帮食堂洗碗已不解瘾了。
柳君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常是白天黑夜忙着给老穆等什么要人洗衣服、织毛衣忙个不停。
聂钦更是疯了似地在练跟斗，也许他自知自己翻跟斗条件差竟异想天开发明着一种跟斗：就是人向前冲跑到台中央突然将双腿抬起向天让背摔下去，效果倒是挺惊险。其实解放前旧京剧团有少数武行能翻这一跟斗，其名称叫：摔坷子，方法跟聂钦的一样，但必须掌握背部摔下去就象飞机降落有一个斜冲动作再轮子落地，而聂钦象直升机落地是极危险的。由于这一动作极难掌握，弄不好当场吐血身亡，为此文化部一九六二年就行文禁止这一跟斗，想不到聂钦想留下来想昏了头。
我自己当然也想留下，仔细想了想：各占一半，家庭出身明摆着，可跟斗翻得好也是明摆着。至于老穆大会小会上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在个人，那全是屁话！
陈士雄也有苦脑，他亲生父亲家是工商业兼地主，但她父母后来将他过继到他的一个贫农叔叔家。因此，他填表一直将家庭出身一栏恭恭正正写上贫农二字，可此时是定了一个就少了一个指标，自己就有可能进入那七人指标，于是就有人揭发了他的事。尽管陈士雄多次找到老穆申辩、说明、解释，而老穆即不点头也不摇头，弄得陈士雄也七上八下。
正在这个非常时刻，一点小事都会引起巨大波澜，而这事又确实是件严重的事件，储藏室里的二十多个铜被人偷了！这些铜是乐队敲破的锣、钹积攒放在那的，今天早晨才发现。
老穆铁青着脸，用食指弯着中指使劲的在桌子上敲了敲，“船底不漏针，漏针无外人。趁我现在还没有将事情告诉公安局时自己站出来。还有，谁能将这个人揭发出来，我算他立功，走与留的名单上我会考虑！”
会场上一片鸦雀无声，人们面面相觑。老穆不耐烦了，猛拍了一下桌子说：做了这件事的人，或揭发知道做这事的人，今天晚上十点以前为限，明天就不客气了！
人散了，相互猜疑、推测，甚至晚饭到食堂打饭都面面相觑，人人自危。然而，人们也一直关注老穆的房门。
终于，晚上大概九点四十分许一个人溜进了老穆房间，尽管这人动作敏捷，但大家还是认出了他是陈士雄。
第二天下午，全团紧急集合，案子破了。大家万万想不到这个偷铜的人竟是师傅――冯德明！
“冯德明呀冯德明！”老穆用夹着烟的手指着师傅，那烟几乎烧着师傅头发，说“原剧团转过来的档案你已是国民党伪军，已属敌特嫌疑分子，这次组织宽大为怀让你来演样板戏，你这次所作所为的性质是什么？是破坏样板戏！样板戏是谁领导搞的你知道吗？怪不得林副统帅教导我们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呀！你就是个镇压对象！”顿了顿，老穆又突然指着师傅，“我再问你，你去医院卖血干什么？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卖血干什么？”
师傅也可算是“聪明”，他将偷来的破铜不在县城的废品收购站去卖，而是过河到另一个乡下镇上的废品收购站去卖。卖到了近两百元碰巧的是这个废品收购站的老板前不久老婆在县医院住院时他在那照料，恰巧又遇到偷偷在县医院卖血的冯德明。因此，印象特别深。老穆也决非等闲之辈，县城废品收购站没发现，县城周边地区是决不会放过的，因此就轻而易举将冯德明揪了出来。
最后老穆宣布：冯德明开除出“普及样板戏学习班”，以观后效一个月。
因为那时县革委会已作出决定，为了让全县广大贫下中农看到样板戏，要求老穆带队到全县各乡村作为期一个月的巡回演出。
已是深秋，早晚已有寒意。
这天我们来到一个叫河口大队的地方演出，这个地方当年我送柳君父女时到过这里。潦河在这里突然转了个弯向北往鄱阳湖流去，因而水流湍急，深不可测。
河口大队在河的北岸，右岸是李家湾大队，考虑到李家湾大队的人来看戏要摆渡过河，因此将开演时间推迟到晚上八时开演，节目定的是《沙家浜》。
那时许多大队还没电，演出是用汽灯，河口大队也没电。四只汽灯已开得贼亮，三只已挂在舞台上，另一只正在化装间，正准备开锣演出时突然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翻船了！李家湾一船六十多人翻船落水，生死不明！
“忠不忠、看行动！救贫下中农大于一切！”。老穆大吼一声，带领样板戏学习班的人立即奔往出事地点，有的化了妆的演员也边跑边用纸擦去脸上的油彩。
这个渡口有点阴森，渡口边有棵大樟树，十分苍老且枝叶茂盛。它的大部分枝叶倔强地向河间伸展，婆婆娑娑遮住了一大片阳光与月色，因而这地方的河水就显得清凉、冷漠，后来才知道这渡口每年总有个把后生被龙王爷招去做女婿去了。
当我们随着老穆赶到渡口，一片惊天动地的哭嚎声，场面很混乱。老穆才能还是不错的，立即询问船上共有多少？救上来多少？还有多少未上来？可那时谁也不能准确回答，只知道大家都拥挤着过来看戏，船上大概挤了五、六十个人。
紧接着老穆身先士卒第一个下水救人去了，片刻功夫样板戏学习班的人员纷纷冲下了水。
聂钦用两根鞋带绑在眼镜的两条腿上绕向后脑打了个死结，深一脚、浅一脚跟在我后面下水，我不知他水性如何？只得叮嘱他小心点。我正准备泅游往河中央沉船的地方，见柳君也下水了，我又停了一下等她游过来。我建议她不要下水，就在岸上做抢救工作，她说她跟着父亲学会了点游泳。我与柳君说话时，只见师傅不声不响脱得只剩条短裤站在水边用巴掌托起水往心窝里拍，准备下水。
“”的一声，老穆冲出了水面高呼“来帮一把，我捞到了一个”。只见他拖着一条人腿浮出了水面，拖上岸一看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老穆马上给她做人工呼吸，做到二十多下后，女孩子嘴里吐出许多水后来接着吐出些新鲜嚼碎的生花生。看来这孩子下午在捡花生。片刻女孩子自主地长长呼吸了一口气活过来了。顿时大家极其振奋，老穆也极有成就感站起来，对着样板戏学习班的人说：“这是考验我们每位同志与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的关键时刻，同志们，忠不忠看行动！”说毕他又冲下水去了。
此时准备演出用的四盏汽灯也全部抬来了渡口现场，现场一片光亮。本地农村人多在上面施救，老书记正在安排人用打鱼的网，滚钩准备用另一种方法实施救援，下水的大多数是样板戏学习班的人。
我潜入水中片刻突然手触到了人体，顺势一抓，一把握住了人体的一只胳膊，尔后死劲往岸边游，人体随着我终于拖上了岸，是位老太婆，立即实施人工呼吸，许久许久没有反映。老太婆样子有些吓人，张着嘴，眼睛睁着，满脸皱纹，估计也该六、七十岁样子，我心里想，这把年纪本该在家寿终正寝的，干什么来凑热闹看什么样板戏。
我再次下水时遇见柳君，她告诉我她已救上来两个人，有一个是她和穆主任共同拖上来的，只见她说着时嘴唇有点发紫，人也微微发抖。我再次叮嘱她这里水下情况很复杂，要下去跟着我去，她说她已救了两个人，也不怕了。
当我再下潜时在水下碰见聂钦，他眼镜弄丢了，一头撞在我身上，当我们出水换气时他告诉我，他已救起两位贫下中农。虽然看见他气色极差，眼镜又弄丢了，可情绪很高涨。
师傅游泳技术不怎么样，可他潜水技术很惊人，他能钻进水里憋气憋个两三分钟，他已拖上来了三个人，死活他管不了，人工呼吸他不会做，由岸上人们折腾。他只会憋气去捞人，此时他竟忘了自己已是“开除留用一个月”的身份，爬上岸骂骂喋喋的在发脾气。
“我说老穆穆主任呀！你叫大队干部去搞几瓶烧酒来呀！水冷得叫我起一身鸡皮疙瘩了，再这样下去人吃不消呀！”
足足持续了近三个小时，人已经累得差不多了，岸上一派凄凉景象，沙滩上横横竖竖摆着一排尸体，这时天空中的那弯冷月在云雾中时隐时现，河面上夜风骤起，我累极了。身上鸡皮疙瘩骤然而起。
河口大队与李家湾大队及时沟通，李家湾大队挨家挨户查人，再对照岸上尸体，尚有七人下落不明，说白了还在水下未捞起。两岸书记与老穆商量 ：避免不必要的更多牺牲，打捞现在停止，待天亮再进行。可老穆不同意，他认为现在仍是抢救的最佳时间，错过这时间不是对党、对人民、对贫下中农犯下最大的错误，而是不可饶恕的错误。老穆决定：最后一次打捞全由普及样板戏学习班的成员进行。
后半夜了，起风了而且水凉得使人让人难以承受，演出用的四盏汽灯也一一油尽汽绝熄灭了。
沙滩上摆满着溺水身亡者的尸体共二十三具，十六具女性七具男性，尚有七人下落不明。大队老书记此刻建议老穆将演样板戏的人叫上来点点名，他也怕这批救人者再出事。此时，贪功心切的老穆突然心惊肉跳起来，由于他也不知道自己手下的这些人的水性。于是他立刻命令样板戏的人立即集中到大樟树下，并在岸边呼唤着仍在水下的救援者上岸。后经统计尚有四人下落不明，他们分别是：聂钦、冯德明、陈士雄、柳君。此时老穆心里也十分恐惧，因为这四人极有可能成为第二批待捞的尸体。
尚好，有位当地社员说，后半夜时有位演样板戏的师傅说没有烧酒暖身子，径自去村小卖部买烧酒去了。老穆断定这家伙是冯德明无疑，可还有三个人呢？他们不喝烧酒的呀。
老穆当即请求大队老书记安排社员撑着小船用鱼网、滚钩、竹杆地毯式的在河里搜寻，再不敢安排人下水了。
第二天拂晓，第一个被捞上来的是聂钦。这可怜的人儿象只虾米似的倦缩在水底被大队社员用竹杆探到才拖了上来。他脸色苍白蜡黄，眼睛竟睁着很吓人，两手指前端血肉模糊，这是在河底沙石上摸索中抠烂的。他本身就瘦弱单薄，此时人几乎又缩小了一倍，看来他是在极度衰弱下进行了一度挣扎后死去的。
陈士雄找到了。他是下水后不久因腿抽筋就上岸到大队医疗所找药去了。
师傅冯德明确实是到小卖部买了瓶烧酒暖身子，暖完身子仍和当地一社员又下水捞上来一个人，可惜捞上来没救过来。
柳君是第二天早晨被捞上来，她是被呛死的。因为从她嘴压出不少水藻，而且她的遗容并不像某些影视、文学作品中描写得那么端庄。她皱着眉紧闭着双眼，嘴角向下，似乎心事重重，带着许多心事、苦难离开了这个世界。
因出了那事，样板戏学习班的巡回演出提前结束返回了县城。
为聂钦、柳君在县城开了个还算隆重的追悼会。聂钦、柳君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她）们将永远留在剧团的团史上。
追悼会召开的那天，聂钦的父亲――上海京剧院的那位老者匆匆赶来了，满头苍苍白发。老穆等人还算客气，对他嘘寒问暖，老者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只是最后捧过儿子的骨灰盆时，他用脸紧紧贴在骨灰盒上，一串清凉的泪水从他那已浑浊的眼中涌出来，盒面洇湿了一大片……
柳君的母亲带着柳君弟弟来参加了追悼会。疼爱她的那右派父亲不知何故竟没有来。
开完追悼会后，师傅竟不辞而别，大概他也知道开除是铁板钉钉的事，留用一个月的期限也到了。
第二天中午老穆召见我，进了他办公室。老穆露出了对我难得的笑容，甚至还递过一支烟，他又示意让坐，我心里马上清楚原估计的各占一半现在是占了下一半。
当晚我打点了行李，准备第二天就回我原来插队的生产队去。第二天一早师傅竟又来了，他拉着一只大板车，车上满满地放满了一车杉木筒，有几个立方米，那也是当时紧缺的国家计划物资。师傅放下车当即找到老穆，老穆在楼上办公室推开窗子看见那一车杉木筒不解地望着师傅。
师傅说：“穆主任，我一时凑不出现钱，这车杉木筒是儿女准备给我做压精神东西用的，顶个几百块钱的，就算是我偷的那些铜钱吧”。
下了杉木筒，师傅连饭也不吃就回去。我默默送着师傅，我知道所谓“压精神的东西”那是指棺材，当地人习惯年满六十就做好口棺材叫压精神。
师徒俩默默地走了段路，师傅也知道我没被留下，有些惋惜，他想安慰我几句，我按住了他的话题，我说：“师傅，我们师徒一场也是缘分，就要分手了，有件事你必须告诉我”。
“什么事？”其实他心里清楚我问什么？
“那破铜锣的事，还有你为什么偷偷去卖血？”
师傅停了下来点了支烟，望了望我，说：“宜生，我告诉你吧，我在山里和我那儿女亲家在烧木炭，那亲家也是个右派分子，原来是教书的，我们在一块烧炭也很辛苦，后来我调来演什么鬼样板戏他一个人在烧，那书呆子在挖窑时竟把窑挖塌了，人压在下面不省人事。好不容易将人送到县医院，可县医院不收说赶快送省里，送到省里医院命是保住了可要截肢。这一场下来家里猪呀鸡呀值点钱的东西都卖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家里年轻后生都慌了手脚，我得顶下来。虽说是儿女亲家，也是我的兄弟，血肉亲兄弟呀！人家已驼了右派，还有后半辈子呀！这样师傅就做了件蠢事！”
师傅一个人拉着辆空板车往山里的路慢慢走远了。
下午，我拎着我那点简单行李离开了“普及样板戏学习班”，其实这是原剧团的老房子，对这幢老房子我是很有感情的，毕竟两度在这里呆过些日子。
跨出大门，我回头一瞥：只见墙上贴着那戴着眼镜，挥着红宝书的中央女首长的大幅画象，两边是八个样板戏的画片。
我心里暗暗说了声：别了，梨园！
&&&&&&&&&&&&&& （作者：安义县文联副主席杨刚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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