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功利化素质包括哪些方面面

也谈“教育功利化” 李继军的教育博客
李继军的教育博客
一个有梦想的教育人,用自己的心,感受生活,感悟工作,写自己的行动和思考。
(245)(122)(52)(35)(8)(9)最新文章文章作者: 天涯共此时时间:
18:47:00分类: 近来,看了不少关于教育的文章,许多文章都谈到教育功利化问题,甚至个别文章还提出了“教育功利化”是教育的最大问题的观点。对于这个观点我深表赞同,同时也想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纵观教育现状,功利化已经遍及了中国教育的各个角落。地方政府以高考成绩评价地方教育,教育行政部门以升学率考评学校,学校以考试成绩评价教师,教师关爱好学生,家长以升学成绩来评价学校,学生以考上好大学为人生目标,家长为孩子考上好大学不惜一切,为孩子上名校而奔走说情,乡下的孩子往县城跑,县城的孩子往大城市跑,大城市的孩子出国,幼升小、小升初高额择校费,孩子一天上几个“班”……还可以列出一些,说到底教育乱象不关风月,关乎“功利”。
“教育功利化”的根源,首先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传说宋真宗曾有一《劝学诗》中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句子,后来竟然被历代读书人奉为圭臬,成了读书的目的。换句话说从宋代开始,中国教育的价值观就出现了偏离。记得前一段时间曾盛传有个高三教师用“当大官,赚大钱,娶美女”激励高三学子,还真是接受了宋真宗的真传。当然,并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功利的文化,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不少是功利的糟粕。我不反对弘扬传统文化,但是我反对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宣扬功利的、愚忠愚孝的、奴性的、虚伪的……的糟粕。我们应该有发展的,符合时代特征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新的文化。只有如此,教育才能回归本真,回归到实现人的发展的目的上来,或许需要再来一次新文化运动或者文艺复兴吧。
“教育功利化”的另一个原因,我想应该与一段时期以来的片面发展观有一定关系。所谓“片面发展观”是指与科学发展观相对的,单纯经济发展的观点。单纯追求经济发展,造成了地方政府“唯GDP论”,造成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滞后。精神文明的滞后,造成了“社会功利化”。而“社会功利化”影响到的是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早期对传统文化的抛弃、拜金主义、人情主义、物质至上等各种思潮和封建文化的糟粕相融合造成了国人信仰的缺失,甚至是道德的沦丧。甚至影响到本该是净土的校园,因为校园不是世外桃源,教师不都是圣人。与之相应的同样也造成了教育的“唯成绩论”论。“唯成绩论”是造成“教育功利化”的又一个原因,或许这种“唯成绩论”的精英教育曾经在人才匮乏的时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建设人才,但是长期的“唯成绩论”却造成了一切看成绩,忽视学生的健康全面发展的现象。所幸国家在深化改革,昨天惊喜的看到有不少地方不再以GDP论英雄,相信民生会有所改变;所幸我们的很多教育人都看到了“教育功利化”的问题,相信我们的教育也会有好的变化。
“教育功利化”严重阻碍了教育的发展。如果不改变这一点,甚至危及整个社会。如何改变“教育功利化”,说实话就又回到了“社会功利化”的问题上来。因为教育是社会的元素,不可能不受到社会的影响,所以有教育专家曾悲哀的说,没有办法,要改变“教育功利化”必须先改变“社会功利化”。但是改变社会不容易,要改变社会还是必须从教育入手。文化的变革,必须从教育入手,必须从孩子入手。希望我们的教育人能站在国家的高度,社会的高度看教育,从我们自己开始改变。只有如此,中国教育才有希望,中国文化才有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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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化与功利化夹缝中的教育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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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的第一天,在《读书》上读到朱小蔓与朱永新两位先生的对话《中国教育:情感缺失》,激动得不能自已,感觉这是新年美好的开始。极少能在《读书》上读到教育领域的文章(最近一篇是《中国教育,从原点再出发》,载于二~一一年第七期),《读书》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的思想启蒙,而中国的教育实在太需要思想启蒙了。作为培养人的事业,中国教育在科学化、功利化的过程中恰恰遗忘了作为鲜活的主体存在的个人;在教育中倡导关注人的情感品质,关注人内在的心灵和精神成长,将人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作为教育自身的目的(而非手段),正是要回到教育的元典精神,回到培养“人”本身,然任重而道远。在追赶西方的社会现代化建设中张扬起来的唯科学主义,掀起人们对标准、确定性和效率的狂热追求,这对教育的影响是持续而深刻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包括教育领域有一种兴趣专注于以自我确证为目的的元理论研究(比如:元教育学对教育学的科学性问题的探讨),中国教育理论界开始自觉地探讨和追寻教育理论自身的科学性问题,这种探寻在随后一度体现为对实证、量化研究方法的盲目崇拜。与此同时,唯科学主义的影响从各种与学生发展和学校教育相关的量表及标准化考试的盛行、对标准分数的崇拜逐渐扩展到对教育自身的效率追求。其中,对教育效率的追求主要归功于经济学对教育的影响,从资源配置理论到人力资本理论,从宏观到微观、从物质到人自身,几乎完全将教育的成果掩埋在一堆数理模型和经济数据中,所谓的教育效率最终转变为经济效益;而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似乎也日渐成为教育领域中的显学,其理论知识体系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经济学、管理学理论对教育的植入而非内化。与此相关联,功利化则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的教育困境。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国家在一九八五年开始了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培养人才的课程改革,学校教育在社会转型和自身改革的过程中面临着新的价值取向问题。在市场经济意识与教育(特别是德育)原有精神价值的悖论中,学校教育日渐趋向于功利主义,中小学呈现出明显的“应试”倾向并愈演愈烈,德育也在学校教育中被边缘化并最终加入功利主义的行列,整个教育的目的最终指向经济功利,教育本身则成为工具。唯科学主义与功利主义共同驱使下的教育不仅是表面、肤浅而且更加狭隘,只追求一种“看得见”的“有用”。于是,它不关心完整人格的培养和教育过程中复杂的情感体验、心灵触动,即使这是教育的根本目的和教育发生的重要标示,因为这些内容既不具有确定性也不能表现为现实的好处。事实上,个体在这样的教育环境和过程中也有感受和体验,或许还很深刻,它会成为一种日常不自觉的情感经验进而形成相对稳定的情感反应模式,但这种教育中的情感体验对个体成长的作用是自发的(不自觉的)、离散的、没有方向的(甚至是反方向)。孩子们可能从教育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漠不关心中习得冷漠,从教育对考试成绩和升学质量的追求中习得急功近利、用脑去竞争,从各种形式化的教育检查中学会虚伪;同时,他们不会交流、分享以及在分享中成长,不能很好地从内在延伸出自己的意义世界,更多地体验到紧张感、危机感、孤独感、不满足感、不公平感等,并以此来认识自身与他人、集体等一系列生命关系。在远离现实的知识之外,孩子们的情感、心灵成了教育的荒芜之地,杂草丛生。科学化和功利化的教育还有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口号化来掩盖其真实的兴趣,以显示它更像真正的教育。二~~~年以来,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明确将标示个体发展内在样态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作为统整的三维目标之一,虽然教育应当关注个体的情感体验逐渐被大部分中小学所认知和接受,但还有待更好地理解和坚持,特别是一些地区仍只停留在口号上。教育实践对情感体验的误解有两种比较明显的趋向。一是传统理解的延伸。传统认知目标框架下,情感被作为依附于认知的心理活动,情感的教学价值更多地被等同于学习兴趣、热情,即为通过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学习热情,学生可能更好地完成知识学习。这是一种工具价值的理解,情感体验只是一种教学工具(而不是目的)。这种理解很容易延伸到新课程的课堂中,但不完整。情感对于教育教学不仅具有工具价值,更包含本体价值,即不同科目的学习内容本身蕴含着相应的道德价值及其情感品质,比如历史中蕴含的正义、宽容、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时间感、正义感、尊重感等,数学中的严谨、理性、审美以及由此产生的秩序感、平衡感、美感等(朱小蔓:《情感德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二~~五版)。各科内容所蕴含的积极的情感品质本身应该成为教育教学的目标。另外一种趋向是形式化的理解。这种理解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抽离于具体的科目内容,使之成为单独时空的教育教学活动(如下课前专门留出一点时间来进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育),把具有丰富性、鲜活性和真实性的情感体验变成抽象、空洞的形式说教。真正的改善只能从教育内部发生,于是教师被寄予厚望。教育要关注人的情感品质首先包括要关注教师的情感素质和精神世界,它已经进入教师专业化的问题域。教师的价值观、人生态度和个性气质,教师情感交往的技能如观察力、敏感性、倾听品质、表达与调节能力等都被看做教师所应具备的重要的情感素质和专业化发展要求(同上)。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使教师生成和发展这些情感素质?这些素质不单含有操作层面的意义,还源于自身的人文素养和精神样态,与教师内在的主体道德意识、教育意识密切关联;它们无法通过短期的专业化培训来完成。美国教育哲学家玛克辛?格林(Maxine Greene)认为,开发教师的敏感性有一个重要方式是让教师保持“清醒”(wide-awakeness),清醒与道德生活相联系,它要求教师面对自己的(教育)生活方式询问“为什么”,伴随着“为什么”可能会产生焦虑感、陌生感等一系列面对日常生活矛盾的负面感觉,甚至会遭遇被统治的无力感,但是通过思考自己在现实中的处境、寻找束缚自身的力量、解释这种生活经历然后学会理解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可以逐渐获得自主感(玛克辛?格林:《“清醒”和道德地生活》,张华军译,《中国德育》二~一~年第一期)。教师可以通过这种努力来发展自身的主体道德意识和教育意识,使自己保持对日常教育生活的敏感性。对教育的启蒙不能局限于教育实践的视域,也不能局限于教育的视域。教育学科需要反省自身的价值立场,教育理论不是拿来主义的,不是抽象的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的移植,它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根本性的道德情怀,就是从活生生的、具有个性特点的人出发,以促进人的完整人格的发展为价值原则。在这一基本价值之上,教育学科需要与尽可能多的学科相互沟通和交流,相互给予冲击和震荡,以保持一种宽广而敏锐的视力。一些人认为教育学科的专业“门槛”低,这种看法很现实但却是狭隘的。当前在教育学科的研究生(主要是硕士生)培养阶段,确实存在着所谓“门槛”低的现象(跨入容易跨出难),跨考生中更多的是不同学科门类的跨越,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外语等专业的学生掌握教育学的知识体系似乎比较容易,所以很多考生在经验交流中都反映教育学“好考”。这种现象有其复杂的原因,就结果而言,虽然有利于教育领域对多学科的吸纳和借鉴,但也导致教育领域内的学科壁垒以及对教育元典的偏离。真正的教育中有一定社会关系中的情感丰富的“人”,它因此是鲜活的、复杂多变的,远远超越抽象化、逻辑化的知识体系;无论理论与实践,当对象关涉活泼泼的孩子们时,一个真正懂得并能够完成教育的人往往需要较高的综合素质,他致力于帮助孩子打通客体知识和主体价值之间的多方面的连接。他首先要饱含人文情怀和道德自觉、了解孩子的身心发展状况、具有美感并懂得审美等,其次才是具备相关教育学科(包含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等学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可以认为,教育学是帮助他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带给孩子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的人在学习教育学以前及过程中,必然要对教育学之外的哲学、心理学、美学、文学和文化学、社会学等多方面都含有兴趣,对自然、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有广泛的涉猎。欢迎您转载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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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大谈教育功利化掩盖不了自己追求功利&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解释,功利一指功名利禄,多含贬义;二指功业所带来的利益;三指眼前物质上的功效和利益,与道义相对,含有贬义。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是一个很勤奋的人。多年来,他最随着新闻的脚步,初步悟出了新闻评论的写作方法,已经可以比较擅长教育行当新闻评论员出现在世人面前。但是,或许是由于价值观不够正确,对&功利&二字的定义的理解有不当之处。熊丙奇反对&教育功利化&,好像他本人&不食人间烟火&似的。媒体如果不给熊丙奇稿酬,熊丙奇写稿更积极?我不敢相信。媒体信不信,我不敢说。
请读者耐着性子阅读熊丙奇关于教育功利化的长篇大论。
日,《东莞时报》(记者 林春挺)《熊丙奇:大学&去功利& 校长需先自省》:近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在第四届复旦基础教育论坛上,痛批校园内外弥漫的&成功秘诀说&、&教师走穴风&、&教育谋官论&。他认为,对于教师而言,&身正为范&比&学高为师&更加重要,教给学生的应该是丰富的思想和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感。杨玉良特别指出,&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有对个人、对整个国家、对人类的责任感。如果学校教育只注重知识,不重视德性培养,那么培养的人越有知识,越可能成为社会的祸害。&杨玉良对此有着强烈的危机感。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9月20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不应让批评大学成为校长们的行为艺术。
昨日,熊丙奇院长(注:熊丙奇相当院长了吗?)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若要学生没有&功利性&,学校首先就应当去掉&功利性&的办学理念,培养学生的独立思想和自由表达的能力。另外,大学校长在批评学生的同时,也要反思自身的问题。
你在文章中谈到,&不要让批评大学成为校长们的行为艺术&,这是否表示你认为杨校长的讲话也是一种行为艺术?
熊丙奇:我觉得这应该跳出来看,虽然杨校长的&痛批&,比如说学生的功利性的问题,是批到点子上的,也正是这样,网络上的议论为他叫好,但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就是作为一个校长在批评这个事情的时候,应该反思自己在该问题上有什么责任。
这很关键,对吗?
熊丙奇:对,非常关键。如果说仅有这样的批评却认为事情本身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或者是批评完就结束了,这是非常有问题的。当然,我不是指杨校长没有采取一些措施对学生进行教育,我觉得杨校长在这方面也在采取一些措施。
这些问题是什么?
熊丙奇:从这几年一系列类似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校长都是在一些论坛或者是在一些公开场合里面批评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在每一年中外校长交流的论坛上,我们国内的校长都会批评现在的博导或者教授没有集中精力在教学当中,他们也会批评大学的行政化气息很浓。那么,是不是这些校长就觉得这些事情跟他们没有关系呢?实际上,我们发现两个问题,一是这些事情跟校长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因为许多校长在学校功利的考核上、还有对功利本身的产生上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说考核教授的论文、考核专利等,这是谁规定的?还有学校行政资源主导了学术资源,这跟校长也是有关系的。第二是,不少学校都是说一套做一套,这种情况特别普遍。比如,一方面说反对学术作假,但是一有学术检举的时候学校往往是采取遮掩的保护措施。所以说,反对学术作假基本上没有哪个学校是认真的。
如何在&官办性质学校&与&去行政化&找到一个平衡点?
熊丙奇:我觉得学校行政化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对学校的管理,这体现出很强的行政色彩,比如说对学校的行政级别,对学校的行政评估,对学校的拨款考核等,在这些方面,政府是需要作出对学校管理模式的一些改变。另外的一个方面,是学校内部的行政化。学校的校领导要取消行政级别,但是如果说学校内部的管理不进行调整的话,还是会行政化的。
在这些方面,校长应该有哪些作为?
熊丙奇:对外部来讲,学校是受到限制的,对政府来说他的权力当然是小的。但是对内部来讲,校长的权力却是过大,所以说,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一方面要扩大学校整体办学的同时,也要遏制校长的权力。我们千万不能说,一说到学校办学行政化的时候就认为是政府的管理行政化,也要想到学校内部的管理也是行政化的。也就是说,在学校内部管理行政化这一块,校长应该是可以有作为的,但是他们并没有作为。如果校长在自身职权范围内,严格界定自身的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的界限,甚至从自己做起,担任校长之后,就不再从事教学、不再进行学术研究,避免自己与教育利益与学术利益的纠葛,大学之内用行政权力瓜分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的情况,这是校长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有人提出,在大学,应多些对人的关注,立足人的终身发展,更多从学生的需要而不是教育者的需要出发设计课程,鼓励社会实践。而在你看来,要做到以上这几点,我们需要哪些前提?
熊丙奇:不论是对学生的人文关怀也好,或者是说给学生创造更多的机会也好,这本身需要学校正确定位。学校要坚持自己的本色而不是单单考虑就业率指标、社会对学校各方面的意见等。
你认为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学精神?
熊丙奇:我觉得挺简单,就是独立思想,自由表达。这包括你接受教育也好,各种学术研究也好,都需要具有独立的人格。
那么我们现在的大学问题是什么呢?
熊丙奇:现在的问题是,独立的人格趋向于对行政的依附,导致了功利原则等问题。如果坚持以智慧的标准来评价一切的话,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而我们现在只要功利的标准,对老师,对学生,对学校办学都是如此。事实上,功利的是整个社会环境。从政府到学校到教师再到学生,我觉得最功利的是教育部门&&扩招,扩大办校规模,学校评估,教育业绩等等。大学扩招后,教师队伍没有扩大,但是学生却迅速扩大了。
你如何看待大学扩招对大学生素质的影响?
熊丙奇:其实高等教育的扩招并不是按照教育规律来的,从当初扩招的初衷来分析,很少从教育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它本身是从拉大内需,缓解就业压力等角度来考虑的。所以很多学校本身就没有按照能够保证教育质量这个前提去扩大招生规模,这就形成了有的学生没有老师来指导,导致这些学生无法得到更好的教育。比如,有很多教授带硕士生博士生,最多的有一百多个的,这不是教授导致的,这是学校布置给他们的任务。同样,有的教师在外面&走穴&去捞课题,这个也不是教师导致的,这是因为学校没有相关的管理制度。如果说有年薪制,而且是比较高的年薪,这些教师还有可能出去&走穴&吗?大学校长刚在会上说有的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作风,回到办公室,马上就通知人事部门,由于自己有事,学术委员会会议不开了;还比如学术不端,有大学校长刚厉声表态要&零容忍&学术不端,转过身就布置怎样不要让学校的学术不端曝光。
那么你认为应该如何杜绝这样的事情发生?
熊丙奇:这还是需要学校内部有一个民主管理制度。为什么学校领导可以干涉学术委员会?可以作为学术自身的保护人?这本身不属于行政管理,而属于学术管理。也就是说,学术的问题应该是通过学校教授委员会来决定。我们发现两个问题,一是这些事情跟校长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因为许多校长在学校功利的考核上、还有对功利本身的产生上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还有学校行政资源主导了学术资源,这跟校长也是有关系的。第二是,不少学校都是说一套做一套,这种情况特别普遍。
访谈人物简介:熊丙奇,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编审,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博士。
【注:熊丙奇介绍这些没用的符号,或许不属于功利化。】
日,《广州日报》《熊丙奇:大学师生其实是&被功利&了》:校长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功利,恰是教师与学生功利之源,教师和学生是在&被功利&。教育的生态已经破坏,难有淡定从容的教师,也难有一心求学的学生。在第四届复旦基础教育论坛上,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认为,当前学生身上普遍存在功利化心态,这与当前教育过度注重知识传授,轻忽人的根本德性培养,部分教师心态功利、浮躁,缺少&身正为范&的自觉自律有关(《人民日报》9月20日)。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功利?在杨校长的批评中,少了关键的两方面,一是校领导自身,再就是教育行政部门。而这两方面,恰是教师与学生功利之源。相比教育行政部门的功利、高校领导和机构的浮躁,教师和学生的功利是&被功利&。在校领导的功利面前,教师的功利其实是小巫见大巫。今天的大学校长,除了是正厅或副部级别的高官,还因为身处教育与学术体系,&成就&为&著名教育家&和&著名学者&&&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学校长只是为教授们搬凳子的人(梅贻琦语)不同,今天的校长,则是可以对教授指手画脚,轻易通过权力获得课题资源、把课题组教授的成果作为自己成果的人。由于行政权力的诸多好处,现今大学的行政岗位吸引各路教授争相应聘。同时,由于对上负责,要拿出办学业绩,几乎所有高校领导一上任,都&新官上任三把火&,给教授定任务、下指标。其结果是,教授围着任务转,写论文、申请课题,申报经费。在这样的管理之下,教授们想不功利、想&十年磨一剑&是不可能的;想对学生好一点,认真搞好教学,也做不到&&这意味着没有时间去做科研,完成学校的任务。前几天,笔者与一位大学博导交流,他说今年学院交给他7名硕士,全系招了30多名,每个教授必须平均带六七名,这是任务!他对此很苦恼,又要搞科研,又要带学生(总共带的学生近30名),摆明了带不好,而更令他苦恼的是,在社会人士看来,这还都是老师的&不是&。另外,去年曝光的多起大学校领导涉及学术抄袭事件,鲜有校领导因此被撤职。如果校长不功利,应当采取严格的处理程序,调查、听证、处理,并向公众公布处理结果。可现实一再证明:校长是官场中人,而非大家所期待的教育家。当然,校长的&功利&,也有说不出的&苦衷&。这就是上级行政部门对校长的任期考核,以及直接参与学校的管理。校长为了在自己任期中获得好的表现,必然追求学校各种办学指标的发展,征地盖楼、扩招合并、增设学科专业、申报博士点硕士点,纵有舆论一再批评大学的急功近利、浮躁,可局面并不见好转。在这样的办学氛围与学校管理中,教育的生态已经被破坏,不可能有淡定、从容的教师,也难有一心求学的学生。事实上,如果分析学校的利益链,教师和学生大多处于最底层,他们大多为生存而焦虑,学生们不考虑自己的就业,行吗?教师的待遇不高,不另外赚钱养家行吗?作为利益链最前端的校领导们,是否为学生和教师的生存处境考虑过呢?大学校长们,应该承担更大的教育生态破坏责任。在笔者看来,要让大学不功利,首先必须调整学校管理模式,避免行政对学校办学的干扰;其次必须制约学校行政领导的行政权力,实现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分离,防止学校用政绩指标来进行教育与学术管理,在此基础上,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建立学术共同体,以此让教育回归本位,同时恢复学术尊严,让大学有真教育、有真学术。(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日,腾讯网《熊丙奇:功利的教育只能培养出&害才&》:十多名复旦大学的学生被困黄山一段未开放的区域,为救学生一名民警坠崖牺牲。事后,个别复旦学子在论坛大谈面对媒体如何公关,登山社谁来掌权,以及声称&你们就该为纳税人服务&。对于&夺权贴&在网上引发的强烈抗议,复旦大学校方昨天回应说,这样的言论,哪怕是一时无心,也是不妥当和不负责任的,&我们对此感到遗憾和失望。&由于自己的冒险行为,导致一名警察付出生命的代价,换着没念过书的文盲,也该知道为自己的行为道歉,对警察表示哀悼和感恩。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伦常,当网络上很多与此事&无关&的网友,都在哀悼这名民警,不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时,个别复旦学子的表现,得到了网友们的斥责&&&冷血&。当然,他们或许不会这么认为,而会以自己的&学识&,来理性分析自己的做法是更有价值的,是在维护学校的声誉、维护复旦学子的声誉,以及怎样才能做到利益最大化。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对媒体公关,有网友在天涯论坛贴出了复旦大学bbs的几封站内信,发信人ciang在信中说,&现在媒体都在宣扬复旦学生的推卸责任,是一件很糟糕的事。&因此ciang想,&复旦的新闻人若能在更广泛的媒体上客观地报道这件事,针对复旦的情绪就会很快消失。&他还表扬了上海某记者(复旦毕业)的报道,对复旦效果好,如果换另一个记者写,绝对是反效果。他并建议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应该多去几家报纸,而不是集中在一两家报社,阵地要多占领,会有很好的效果。
日,《新闻晚报》《熊丙奇:&4000万&导师是功利的注脚》:&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4月4日,北师大教授董藩发微博称,高学历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此言一出,立刻在微博上引起巨大争议。 (4月6日《天府早报》)在社会普遍感觉大学精神迷失,以及教师师德风尚不在的背景下,董教授的言论遭遇板砖,是在意料之中。媒体人士郭宇宽先生撰文批评,这其实折射的是当代高等教育普遍的功利病,&师范&之不存也久矣。在笔者看来,究竟是董教授的言论折射高等教育的功利,还是高等教育的功利让董教授的言论显得敏感,是一个需要辨析的问题。如果在高等教育整体并不功利,各种富有个性的导师比比皆是的情形下,董教授的言论其实并没什么出格&&他作为一个导师,完全可以有自己的人才培养标准,人们也并不会担心他的这种言论,会导向所有导师都把自己的学生培养为非富即贵的&人才&,因为每个导师会有自己的要求。在董教授提出&4000万身价&论的同时,还有教授会要求学生&不做出学问不要来见我。&一个健康的高等教育,是多元并丰富的,每个学校的人才培养定位不同,每个导师的个性和特色也不同,这样才有人才培养的多元与特色。不然,所有学校定位趋同、所有导师都无个性,还要那么多大学以及大学导师做什么呢?然而,现实中的高等教育却并非多元,导师制形同虚设。我们所见的是,所有大学办学定位趋同,学科设置相似,都追求&高大全&,而导师摇身变为&老板&。在这样的高等教育环境下,教师功利、学生功利,学问越来越少被提及,大家对董教授的言论不安,其实是对功利的不安。可以说,董教授的话成为大学功利的注脚。董教授还在微博上辩驳,称这是为了激励学生。这样的辩驳,在当下的教育环境中,是基本无用的&&如果董教授是一个个性导师,特点就是选拔那些有创富能力的学生加以培养,这是一个不需要辩驳的问题。他应该明白,他现在不是为自己的&个性&、&励志法&辩驳,而是在为教育功利化&辩护&。这显然是他难以完成的任务。去除大学教育功利化,才能让大学回归教育本位,也才能让大学的导师个性张扬。因此,不得不说的是,各种教育问题有自身的成因与具体表现形式,但是,大多数教育问题的源头其实只有一个,这个源头问题不解决,所有的教育问题都会纠缠不清,难以理出头绪。
日,《东方早报》《熊丙奇:社会参与才能克服功利办学》:4月23日,2011大学校长全球峰会暨环太平洋大学联盟第15届校长年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成为热议话题。多位中国大学校长建议,政府主管部门应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处理好与大学的关系,将办学自主权真正放到大学手中,为学校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他们还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长期过程,全社会对于大学发展应抱有平和的心态,少一些急功近利。中国大学近年来急功近利,已是有目共睹,校长们把原因归为社会心态不平和。可问题是,我国存在社会对大学的评价机制吗?社会评价,又能影响大学的办学选择吗?我国目前虽有各种大学排行榜,但排行榜不代表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评价。事实上,社会舆论近年来一直对排行榜提出质疑,倒是有些高校特别爱提排行榜。这是社会在功利,还是学校主动功利呢?记得1999年我国推出&985工程&时,社会舆论就曾质疑世界一流大学难靠&计划&建成;此后,很多大学争先恐后地合并,增大办学规模,增加学科数量,并急切宣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时间表&&如清华大学宣布2011年(即今年)跻身世界一流,北京大学是2015年,浙江大学是2017年,社会无不为大学急火攻心而焦虑;这次清华大学宣布已成功走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战略的第二步,也遭到质疑。从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是谁在急功近利&&社会一直在提醒大学,要回归学校本位。不客气地说,一所所大学高调宣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其考虑是谋求政绩、制造虚假繁荣。大学功利是政府管理部门和学校行政共同导演的结果。从目前大学管理制度分析,没有社会力量参与学校管理、评价和监督,恰是功利办学的重要成因。在学校重大战略决策中,社会力量缺位,主要由学校上级主管部门拍板;在学校具体管理中,就连教师和学生也无话语权,更别提&外人&了。近年来,大学一再呼吁要自主办学,但社会却质疑大学难以用好自主权,就是&行政至上&的管理模式导致。推进政府放权,同时建立社会力量参与大学决策及大学内部民主决策的机制,是实现大学自主办学、让大学摆脱功利的有效途径。在社会力量参与大学决策方面,应成立由政府官员、人大代表、社会贤达、校友代表、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及学校领导组成的大学理事会,负责学校重大战略决策,包括大学校长遴选。在校内民主决策中,应基于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把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的决策权、对教育价值和学术价值的评价权,交给教师、学生。如此,行政力量将十分有限,大学校长也不必对上负责、对政绩负责,而只需对办学负责、对师生负责。这样的大学,想功利也难。遗憾的是,大学校长们在呼吁自主权,却不提建立怎样的机制以用好自主权;在反对功利化,却不反思谁是功利源头。这给人的感觉是,他们在推卸自身责任,同时站在自己的利益角度,不断要资源、要权。当然,出现这种情况可以理解,因为校长们仍在行政化、功利化的办学环境中,有行政级别和官员身份,是既得利益群体的一员。这也就更显出推进教育制度改革的紧迫性。(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日,《新闻晚报》《熊丙奇:教育功利导向下的&炒状元&与&炫富豪&》:针对去年惹起风波的所谓 &状元数据&,清华、北大相关招生负责人皆向媒体表示,今年两校将不再发布任何&状元数据&,并倡导各高校诚信招生、良性竞争。不清楚两校招生负责人的表态是否代表学校的意见,也不知道这种意见是否是对此前教育部要求的回应&&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要求各地教育部门不要对高考考生成绩进行排名,不要公布高考 &状元&,也真诚地希望大家不要炒作高考&状元&&&但实际上,早在2004年,教育部就已明确提出叫停&炒状元&。当年教育部的要求并未得到多少响应,因而今年提出的&新要求&,能否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还需要观察。各地教育部门和大学对高考&状元&的纠结心态,让我想到最近北大传出的另一条新闻:日前,北大校长周其凤在北京大学企业家俱乐部成立仪式上说,北大校友中的亿万富豪数量,已经连续三年居内地高校首位。把&状元&和&富豪&联系在一起,呈现出我国教育观和人才观的现状,这就是基础教育以分数论英雄,高等教育以财富论英雄。其实,站在教育角度,作为一次考试的最高分获得者,&状元&该不该炒,以及大学该不该以富豪为荣,并不是一个需要太多讨论的话题。对于&状元&,在美国的大学录取体系中,SAT成绩只占25%的权重,满分不被大学录取,是十分正常的事。对于&富豪&,大学培养的学生能成为&富豪&,当然可以从一个角度反映出这所大学的办学质量,但是,如果大学把这作为大学最高的荣光,就偏离了大学使命和大学精神。但是,教育部门和大学,却还是在&状元&和&富豪&面前情不自禁。有地方政府对状元开出50万元的巨奖,把当地出一个状元作为最大的基础教育办学政绩;有高校也许诺对状元奖励十数万,把招收到状元作为当年招生最大的&成果&。而对于校友,大学在毕业生离校的若干年里,不闻不问,而校友成了富豪之后,马上邀为座上宾,以此装点学校的门面,作为学校吸引&状元&报考的砝码。上述做法,放在现行教育管理制度和教育评价体系中,也是可以理解的。之所以大家&爱&状元,那是因为高考升学,采用的是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因此,谁的分数高,自然成为了衡量基础教育成果的重要指标。曾有调查显示,高考&状元&今后成为杰出人才的比例并不高,这种调查显然误会了 &状元&的作用&&大家关注的不是&状元&的未来,而是关注&状元&对当下教育业绩的确认。之所以大学&爱&富豪,那是因为社会也&爱&富豪,以财富的多少,来评价一个人的成功。这样的成才观,引导学生们追逐的是今后可能赚钱的专业,而把自己的理想抛于一旁。6月22日,中国校友会网发布《2011中国两岸四地高考状元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年间,北大、清华共录取大陆802名状元,占总数88.23%。其中,近400名状元选择经济管理类专业,北大光华和清华经管是收获状元最多的学院。由此可见,要消除&状元情结&和淡化&以富豪为荣&,需要改革教育管理制度和评价体系,如果在高考升学录取中,推行多元评价体系,高考统一考试成绩只是一方面评价指标,那么,谁还会关注统一考试的第一名,将其作为&状元&加以膜拜呢?而对于大学,如果人们关注的是能否培养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合格公民,有杰出能力、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平民情怀的精英人才,还有多少大学会&炫富&呢?(
日,《新京报》《熊丙奇:以就业率定大学专业生死太功利》:根据教育部网站11月21日公布的一份文件,我国将探索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和重点产业人才供需年度报告制度,健全专业动态调整和预警、退出机制,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将就业率与大学专业的&生死&挂钩的做法,其实早在7年前就推出了。日,教育部在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上表示,坚决调整过多、过滥甚至不具备办学条件的学科专业,对连续两年就业率不足50%的专业,要严格控制招生规模,就业率连续三年不足30%的专业,要减少招生甚至停止招生。然而,这一做法并没有有效改变高校专业设置不合理的问题,反而催生了高校就业率注水与造假,一些高校从&生计&出发,不但编造就业数据,还出现大学生&被就业&和&被要求就业&的乱象。虽然教育部此次同时要求大学&四不准&,以防止就业率造假,但由于高校就业率的统计和发布,采取的是学校自行统计、上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方式,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因此可以预见,在进一步提高的就业率要求面前,出于利益因素,一些陷入就业困境的高校难免有注水冲动。而且,将就业率与高校专业&生死&挂钩的做法,本身也值得商榷。在具体执行时,是以初次就业率还是半年后、一年后就业率为标准?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毕业半年之后的就业率要高于初次就业率20到30个百分点,那么,以哪个就业率和专业&生死&挂钩才科学?此外,一个专业的学生未必全在本专业的岗位上就业,这样的就业率高低和该专业的好坏之间如何画等号?其实,不同大学本应有不同的办学定位,985高校、211高校这类院校,应该实施精英教育,以能力为导向培养学生,而职业教育学校则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如果都用就业率评价大学办学,无疑将把所有学校都变为了&职业培训所&。更重要的是,目前大学的一些基础学科、专业,不能仅因社会需求而决定是否开办,相反,在社会需求不足、基础学科不受学生欢迎的情况下,政府更应该加大扶持力度,通过特殊政策,保障这些学科的发展。如果功利性地以就业率定专业&生死&,不但让某些基础学科岌岌可危,还将使学校在追逐社会热门中迷失办学方向。我国有些大学专业过多过滥,不是有关部门监控不够,而是管得太多、太死。只有按照教改纲要的要求,给予学校更多办学自主权,大学才能有属于自己的办学定位,也才能根据自己的办学条件,开设相关专业,提高专业的教育质量,进而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
日,新浪《熊丙奇专栏:莫为功利提高本科录取率》:教育部近日公布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良表示,依照《意见》,今后要保持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相对稳定,高等教育规模增量主要用于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以及扩大民办教育和合作办学。(新京报4月21日)教育部的这一《意见》,为我国未来高等教育的结构变化定了调,有利于高等教育形成合理的结构,同时促进各类教育平等发展。但能否得到切实执行,还要看《意见》的执行力度,以及各地发展高等教育的思维转变。根据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我国未来10年的高等教育规模,总体增幅并不大,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从过去扩大规模转变为提高质量。但对于那并不大的增幅,教育界也十分关心,是用在本科、公办高等教育,还是用在其他层次、民办高等教育。近年来高考报名数持续下降,在一些地方出现一种倾向,就是趁势提升本科录取率。具体做法是,在生源减少的地方,缩减高职高专计划,维持本科计划不变;在生源基本稳定的地方,控制高职高专计划,努力扩大本科招生计划。地方的这种倾向,与两大因素有关,一是本科录取率,尤其是一本院校录取率、二本院校录取率,是地方教育发展的重要指标,在地方政府看来,能提高一本率、二本率,是十分重要的办教育政绩;二是迎合&学历社会&的&学历情结&,考虑到考生更希望能进本科,因此,提高本科录取率,被认为是教育发展和满足学生需求&双赢&的事。这完全是从功利的角度,发展高等教育。从教育自身的角度,这种倾向,将带来三方面严重的问题。其一,民办高等教育和高职教育的生存空间,将严重压缩,难以为继。客观而言,近年来民办高校和高职高专,已经遭遇生源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应该努力帮助他们面对危机,而不是通过扩大公办本科的招生规模,来进一步逼迫他们陷入绝境。其二,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办学、各类教育平等竞争,将发生倒退。民办教育的萎缩,将意味着公办高等教育的体量进一步增大,国家包办高等教育的情况就更加严重,高等教育将失去社会资金的支持,也失去办学的活力。其三,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与社会人才需求结构,将进一步失衡。众所周知,过去10年高等教育大扩招,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和社会需求结构,并不接轨,由此造成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如果我国高等教育不重视社会人才需求,一味发展本科教育,将带来更严重的教育资源浪费和人才浪费,加剧学历高消费,诸多接受本科教育的学生,毕业之后可能还是从事高职高专学生就干的工作。所以,教育部此次的《意见》显得十分重要,执行这一《意见》,在未来几年生源减少的背景中,民办高校、高职高专的生存空间,将得以维持,高等教育的&公&(公办)&民&(民办)比例,&本&&专&结构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但是,鉴于以上原因,《意见》很可能遭遇执行难。为此,在执行《意见》过程中,必须要求各地政府转变办教育的政绩思维,从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出发,规划教育的整体发展。这需要调整对各地办教育的考核体系,取消升学率、本科率这类功利的教育评价指标,重在评价一地教育各类教育的均衡、平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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