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欧美教育革新运动
第十五章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欧美教育革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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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采访人员：王涛、谢涛、张秀玉 　　采访时间：、28日 　　采访地点：深圳市老干部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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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90年代初广东教育改革
&&&&&&本期共收录文章17篇
　　采访人员：王涛、谢涛、张秀玉 中国论文网 /1/view-4514114.htm　　采访时间：、28日 　　采访地点：深圳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广州珠岛宾馆湖滨楼东湖厅 　　文稿整理：王涛、谢涛、卢小捷、张秀玉 　　采访者：您曾长期在深圳、珠海工作，致力于经济特区的创办和发展。1987年到省委分管宣传工作，后任秘书长，仍兼任教育领导小组组长。之前您从未涉及教育领域的事务，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安排？ 　　方 苞：1987年1月我从中央党校省部级读书班学习结业后正式到省委工作。当时分管宣教工作的谢非同志兼任广州市委书记，省委安排我分管宣教。宣教是我最不熟悉的工作领域。但是，既然是省委决定，我责无旁贷，只好边干边学。 　　教育工作一直是省政府主管，省委分管宣传工作的同志主要管高校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和中小学德育。主管教育工作的副省长王屏山同志出身于华南师范大学附中校长，是教育专家，教育工作管得很到位。由于当时他负责筹备全国第六次运动会，他希望我在教育工作上多挑一点担子，多费一点心思。1988年换届，卢钟鹤同志任副省长，接替王屏山同志分管教育，他学历高，知识面广，我俩合作也很好。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后，省成立教育领导小组，我当组长，卢钟鹤同志当副组长，成员有杜联坚、李修宏、许任之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我是教育战线上的新兵，未经培训就上岗，能否称职，确实没有把握。我把完成任务的希望寄托在依靠内行的同志和发挥集体智慧、经验上。 　　采访者：听说您履新不久，很快就进入了角色，着眼于解决广东教育存在的实际问题，积极地推动广东教育改革。那时，广东教育的基础比较薄弱，教育总体水平在全国排名落后，面对这种状况，您是如何打开局面的？ 　　方 苞：我请示林若同志，工作从何入手？他明确指出两点：调研，改革。我运用解剖典型的方法开展调研，每个地市到两个县，到两个乡镇，到若干所中小学校，好的、差的都有。分别与市、县、镇党政领导以及中小学校长、老师座谈，办得好的有什么经验？办得差的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哪些是当地可以解决的？哪些需要上级帮忙解决？并请大家就如何振兴我省教育提出意见和建议。大约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全省所有地市都去过了，普教的情况基本弄明白了。 　　采访者：调研发现了哪些问题？ 　　方 苞：通过调研，我进一步认清“文革”对教育事业摧残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据1987年我省人口1%抽样调查，小学升初中为80%，初中升高中为40%，高中升大学为25%；全省劳动人口小学文化66%，初中文化24.1%，高中文化9%，大专以上0.9%；12岁以上人口，5个人中就有一个文盲。这样的人口素质，怎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文革”十年基本没有新建学校，城乡计划生育失控，80年代初学龄儿童迅猛增长，几乎所有中小学校都喊学位紧缺。校舍不解决，实现九年义务教育等于空谈。为适应学龄儿童上学的需求，不少农村把祠堂、“大跃进”时的饭堂、牛栏当校舍，或自己动手改建一些以泥砖做墙、杂木禾草作屋盖的临时校舍。晴天，太阳可以直射书桌，遇上台风暴雨，则可能倒塌，教育部门虽然下令停课，但每年还出现一些临时校舍倒塌压伤学生的事件。据1989年底统计，全省中小学校危房校舍204万平方米，还有破漏须修补的一般危房191万平方米，教工宿舍危房153万平方米。1990年春，和平县彭寨一中校舍倒塌压伤学生29人，其中重伤3人。我到粤西、粤北调研，见到一些用牛栏改成的临时校舍，泥糊的墙已出现裂缝，只要花点力气一拳就能打出墙外。不少学校缺桌椅、板凳，只好发动学生自带。省政府虽然每年拨出专款解决“一无两有”（无危房、有桌椅、有板凳），王屏山同志虽然深入基层，狠抓此项工作落实，但毕竟“僧多粥少”，撒点“胡椒面”无济于事。 　　当时的教育管理体制是高度集中，教育经费全部由国家财政划拨，来源单一，严重不足。教师工资低于当地干部职工收入水平，在全社会各行业中排行落后。教师想转行，队伍严重不稳定。公办教师缺编，当地只能从社会上找些待业的中学生当代课老师，比例接近一半，他们工资比正式教师更低，积极性更差，严重影响教育质量。有的地方找不到代课老师，就用“顶替”制，由退休教师的子女顶替。我在粤西听到一个校长反映，该校一位退休老师有三个儿子，最能干的从商，中等的当干部，素质最差的顶替当老师。他这个儿子刚上岗点名时，就把学生的名字读错了，校长只好安排他去当校工。他不愿干，找校长说理：“我是顶替父亲来当教师，不是当校工的”。校长感到十分无奈，非常难办。 　　校长、教师没有责任制，铁饭碗、大锅饭。不管学校管理水平高低，办学效果好坏；不管教师素质、讲课水平高低，教书育人效果好坏，大家照常领工资。有些学校教师每周负担课时少，不够12节。学校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想淘汰一些误人子弟的教师，让素质高、负责任的教师多担课，但当时的教育体制不允许。 　　中小学德育也很薄弱，据1989年不完全统计，全省中小学生违法犯罪虽然比上年减少1022人，但仍有607人，约占在校学生总人数的万分之六点三。 　　采访者：当时教育面临这么多棘手的问题，省委、省政府采取什么对策去解决？ 　　方 苞：说到底是管理体制问题。按林若同志讲的思路，靠改革突破难关。我经过近一年调研后，和王屏山副省长、办公厅副主任卢荻同志，宣传部副部长杜联坚同志，省教育厅厅长许任之同志，还有一些处长，研究起草我省《关于普通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几经修改，再送省委、省政府审核，由林若、叶选平同志审定，1988年5月发文。 　　采访者：我省《关于普通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重点解决什么问题？ 　　方 苞：改革的目的是把被僵化的管理体制束缚的积极性解放出来。 　　《决定》首先改革国家包办教育的体制，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多方办学”、“改革教育经费的筹集和管理”、“实行谁办学、谁管理、谁负责经费”、“提倡工厂、企业、社会团体、民主党派办学，鼓励私人办学”。原由国家财政划拨的教育经费数额只增不减，不足部分由主办（主管）单位解决。明确地方各级政府对管辖地区教育事业的责任和管理职权：初级中学由乡镇主办，小学由管理区或村民委员会主办，完全中学由招生范围内的县（区、市）主办。办学主体有权聘任校长、教师。这就调动了地方和社会投资办学的积极性。过去教育经费由国家财政包揽的体制因此得到突破。各级中小学校扩建和新增的校舍、改造校舍危房、增添教学设备等等所需的投资，招聘和奖励校长、教师的经费，都由办学主体负责。社会和私人办学也是谁办学、谁投资、谁主管、谁受益。各级教育部门的职责是加强督导、指导和教育质量评估。
　　“分级办学、多方办学”解决了国家包办教育带来的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办学条件差和学位紧缺的困难，先富的珠三角地区和华侨多的“四邑”带动了全省集资办教育，启动了我省民办教育发展的热潮。华侨、港澳同胞纷纷捐款建学校、校舍、图书馆、体育馆，或捐助教育基金会，或以先人名誉设奖学、奖教基金。省政府每年增拨的教育经费也因而能够相对集中地帮扶贫困山区。 　　采访者：校长、教师的积极性又靠什么去提高呢？ 　　方 苞：增加教育经费是振兴教育的前提和条件。提高校长、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这就要靠“两聘两制一包一奖”了。校长、教师从上级委派制改为聘任制。校长由办学主体聘任。校长“有权提出副校长人选，报主管单位审批任命”，“有权聘任学校中层干部和教师”。同时积极推行“校长负责制”和“教职员工岗位责任制”，责权利挂钩。教育经费拨给学校统一包干使用。校长有权自主安排使用社会赞助、勤工俭学收入和上级拨款。奖金与绩、勤、效挂钩，上不封顶，由学校自主决定。这就是“两聘两制一包一奖”的主要内容。 　　这项改革把竞争机制引入教育领域。地方政府或办学主体为了办好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就增拨聘金争聘管理能力强、办学效果好的校长；争聘高素质、教书育人成效显著的教师；校长也有权不再聘任素质太低、会误人子弟的教师。实行这些改革措施，校长和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了，没有人要求转行调走，反而怕不被聘任，素质太低的教师落聘（控制在5%），教育质量也就随之逐步提高了。 　　采访者：请问教育体制改革决定是怎样落到实处的？ 　　方 苞：关键是提高领导认识和改进工作作风。1988年5月《决定》出台后， 6月下旬召开有县以上党政领导参加的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再次学习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邓小平同志有关教育的讲话，详细讲解了我省《决定》内容，省委书记林若、省长叶选平、副省长卢钟鹤和我在大会上讲话，主要是提高认识。在这基础上，改进工作方法和作风，层层抓点，以点带面。每个地市分管领导会后都抓点。我和教育厅一位处长直接联系指导深圳和东莞两市以及两市辖下的桂圆中学、福永中学、罗湖小学和东莞中学作为“两聘两制一包一奖”的试点。一年以后，1989年5月上旬，在东莞市召开全省普教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交流各市试点经验，再次研究部署进一步推进普教体制改革的落实，促进普教发展。当时分管教育的卢钟鹤副省长去中央党校学习，我主持大会并讲话，谢非同志作总结报告。接着，我指导教育厅负责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到全省财政收入最低的山区陆河县抓改造校舍危房的试点，1990年1月和10月，卢钟鹤副省长和我在陆河县和曲江县主持召开山区县改造校舍危房的现场会。接着，我又到南雄县和江门市调研、总结先进典型经验，1990年10月在南雄召开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会议。1991年4月在江门召开全省职业技术教育会议，卢钟鹤副省长作报告，我作总结。1988年9月和1991年3月，在潮州市两次召开全省中小学德育工作现场会，谢非、卢钟鹤和我先后作报告、总结。就这样，不断地抓点，调研总结基层先进典型经验，推动《决定》各项改革内容落到实处。 　　采访者：落实《决定》后，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 　　方 苞：首先是大大改善了办学条件，改建了大批校舍危房，扩建、新建一大批校舍和教师宿舍。 　　采访者：请您给我们具体谈谈。 　　方 苞：省委、省政府很重视解决好校舍危房问题，在省级财政收支偏紧的情况下，叶选平省长同意每年划拨专款三千万元，连续三年共拨1亿元专款给我们抓校舍危房改建工作。据1989年不完全统计，全省校舍危房面积204万平方米。1亿元的财政拨款缺口很大。成立不久的省教育领导小组研究，要求教育厅负责同志带领工作组到全省财政收入最少的陆河县抓点。陆河县1988年从陆丰县分出来，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1.18亿元，人均国民收入290元，县级财政收入253万元，入不敷出，靠上级财政拨款。农民人均纯收入323元，家底很薄。县委、县政府及县直属机关的办公室、干部宿舍靠租借。省教育厅工作组在陆河县委书记叶添同志的高度重视下，依靠和发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任务。县委、县政府把极其有限的资金，不建办公楼建学校，不建干部宿舍建教师宿舍。县委领导带头，各级乡村干部、农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或献沙石、杉木，或烧石灰、红砖，或无偿献出建筑劳工。该县螺溪镇正大村64岁的党支部书记说，“建不好学校，修不好桥，我死不瞑目”。 仅一年时间，该县新建、扩建、改建学校一万多平方米，维修校舍5000多平方米，在建校舍4000多平方米，占全县校舍危房80%；自筹经费740万元，占新建、扩建、改建校舍总经费80%。钢筋水泥结构和两层楼房的校舍达80%。由于不少建筑材料是集体、个人无偿献出，建筑工、泥水工工资也靠当地农民用记工分兑现，省专款主要用来买钢筋水泥，因此，新建校舍每平方米建筑造价为250元，其中200元靠当地自筹，只需省改造校舍危房专款划拨50元。1990年1月，我们在陆河县召开48个山区县县长现场会议，推广陆河经验。我们把山区县划分成三类，经济最差的为一类，按陆河县标准，改建校舍危房一平方米省专款补贴50元，二类补40元，三类补30元。按各县积极性、主动性划分三批，每年一批，秋季拨款，一年后验收。1990年9月又在曲江县召开山区县改建校舍危房经验交流会。到曲江县参观校舍危房改造的质量，再次抓落实。翁源县在曲江会议上作了经验介绍，翁源也是个靠上级财政补贴的县，陆河会议后，县委、县政府录制了一部反映全县校舍危房实况的录像片，深入到全县各村镇组织干部群众收看讨论，全县34万人口，收看录像达15万人次，然后发动大家踊跃捐资共700多万改建校舍危房，一年时间就完成改建任务，陆河、翁源两县经验推进山区县改建校舍危房的行动。山区县改建校舍危房的行动又带动了全省，掀起了一个改建、扩建、新建中小学校舍、教师宿舍的高潮。据1992年统计，全省三年共改建、扩建、新建中小学校舍和教师宿舍达1300多万平方米，各级政府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社员、华侨捐款共投入资金24.86亿元。全省改造中小学校舍危房的战役三年依期完成。社会舆论普遍称赞：“村镇最漂亮、最安全、最新的建筑物是学校。”
　　省财政用一个亿的投资带动了近25个亿，改建、扩建、新建中小学校舍达一千多万平方米，带来这样大的社会效益，主要得益于改革、得益于各级党政领导和社会各方的支持。依靠、发动群众和抓点带面的工作方法也起到重要作用。 　　采访者：请您谈谈如何落实教育方针，全面开展素质教育？ 　　方 苞：在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中小学教育面临许多新情况、新挑战、新问题。有些地方歌舞厅、卡拉OK室、电子游戏室和打桌球赌博一时成为时尚，先富起来地区一些中小学生迷恋其中，无心读书，既影响德育，各科功课也跟不上。这些青少年既不愿意读书，又不愿意务农，甚至连进城务工、摆摊档做买卖也不愿意干，当地称之为“四不”青少年。父母希望子女升学，将来能找到铁饭碗，埋怨学校教育质量不行；不少中小学校领导基于上述环境和社会舆论压力，就把提高升学率看成是提高教育质量的主要标准，大家都去挤升学率这根独木桥，德育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这就背离了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和和培养造就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目的。同时，妨碍了智育的发展和升学率的提高，也是在校生违法犯罪连年增长的重要原因。 　　当时，潮州市中小学德育抓得好，中小学没有违法犯罪记录，升学率也比较高，谢非同志亲自带领工作组去潮州总结经验。1988年8月在潮州市召开全省普教德育现场会，谢非同志和卢钟鹤同志作报告，我作总结。 　　采访者：主要学习和推广潮州市哪些经验？ 　　方 苞：潮州市德育最重要的经验有三：一是他们重视优化育人环境建设，坚持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结合。他们依靠中小学校的资源兴办家长学校，老师定期为家长上课，辅导家长树立正确的家教理念和科学的家教方法。他们在党政领导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动员有关部门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形成网络。特别是宣传文化部门，努力提供更好的精神产品，抵制和查禁那些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甚至诱人违法犯罪的文化娱乐措施。三教结合，相得益彰。二是他们重视师德和校风建设，坚持课堂教育与个别谈心辅导相结合。大力表彰宣传推广六联小学教师丁有宽教书育人的经验。丁有宽老师不仅总结创新语文教学的成功经验，而且因人施教，几十年如一日用爱去感化品学两差的学生200多名，转变20多个差班。三是坚持教书育人与抓好学校管理相结合。 　　我在潮州现场会上充分肯定上述三条重要经验，同时特别强调一定要全面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不断探索寓德育于课堂教育和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之中的有效途径，防止和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偏向。 　　一年后，国家教委也在潮州市召开了学校德育工作现场会。我省扩大到地市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既学习全国经验，又进一步强化对潮州经验的认识，交流一年来学习潮州经验的实践，进一步推进全省德育工作的落实。 　　采访者：经过这些举措，教育方针得到落实了吗？教育质量因此有了很大提高吗？ 　　方 苞：采取上述措施，虽然有了明显效果。但是，全面落实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需要综合措施，需要较长时间的实践探索。当时，家长都期待子女能升学读书，全社会对学校要转变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看法并不一致，提高教育质量也有个渐进的过程。我曾到某市调研发现，该市1990年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中小学在校生163人，占该市在校生总数9万人的1.8‰，其中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有13人。该市查出犯罪团伙18个，共101人，其中在校生就有66人。此例虽不具普遍性，但很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它反映了中小学德育和管理工作的薄弱。1991年12月全省教育工作会议时，我虽然已经接任政法委书记，谢非同志仍让我去作一次讲话，题目是《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讲话通过剖析这个典型事例，要求全省教育工作者进一步认清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严重后果，把提高教育质量引导到全面素质教育，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上来。在教学改革上，我们提出正确处理“四大关系”，实现“五个转变”。 　　正确处理“四大关系”：一是德育和智育、体育的关系，坚持以德育为首，把德育渗透于各科教学和课外活动之中；二是课堂内教育与课堂外教育的关系，重视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的正面教育，抵制不良社会风气的消极影响；三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学校要安排适当时间，组织学生参观有关历史英雄、文化名人的古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和人生观、世界观教育，适当参加公益活动和体力劳动，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和劳动习惯；四是重点和一般的关系，要重点帮教品学双差生，促进整体提高；纠正为了追求升学率，把太多的精力放在旨在应试升学的重点班和重点学生身上，而忽视提高全体学生的全面素质的偏向。 　　实现“五个转变”是：“由单纯应试教育转变为全面提高素质教育；由重视培养提高部分成绩好、升学有望的重点学生转变为面向全体学生，重视转变品学双差生；由只重视智育转变为德育为首，德智体全面发展；教学方法由满堂灌、填鸭式转变为生动活泼启发式；由一刀切、一般化转变为因人施教，重视个性发展，发挥个性特长。” 　　我的讲话还提出通过培训提高教师素质的建议。建议在三、五年内对中小学校长轮训一次，培训时间不少于半年。完全中学校长由省教育学院培训，初级中学和小学校长由地市负责培训。而中小学教师由县教育局在寒暑假期分批培训，时间不少于两周。还建议，1995年对于中小学校长教师进行全面考核，严重不称职者在新一轮聘任时解聘。 　　采访者：前面您讲了很多有关普通教育改革的内容，那么，广东的高等教育改革又是怎样的一个情形，请您讲一讲？ 　　方 苞：广东的高等教育改革也是从调查研究入手。经过近一年调研，几乎所有大学都跑遍了，情况基本清楚了。妨碍我省高教事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管理体制过于集中。招生人数、专业、分配都按上级计划指定，高校虽有扩大招生的潜力，但无法发挥出来。高校师生比例，我省是1：7，台湾是1：20，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我省是14.6人，低于全国17.6人的平均水平。高校不得根据自身潜力和人才市场需求自主调整，毕业后分配、就业与学习专业不对口，有些专业过剩，有些专业奇缺，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据此情况，我和高教局长李修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杜联坚等几位同志反复研究后，由李修宏主持起草了《关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经过省有关部门和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反复研究修改，最后由省委书记林若同志、省长叶选平同志审定，于1988年5月正式由省委、省政府发文。《决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内容：
　　一是扩大高等院校办学的自主权，使高等院校成为相对独立的教育实体，享有办学所需的权力。当时主要给高等院校下放了6个权：“有权与各地、各部门联合办学，接收委托代培学生和招收自费生；有权调整专业服务方向；有权开展有偿服务技术开发，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联合体；有权在国家核定的人员编制内任免干部，在本市内聘用教师和调动教职工；有权具体安排使用国家拨给的经费和自筹的资金，安排自筹基建项目；有权开展对外学术交流。” 　　二是加快高等教育结构改革。主要是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办学形式上开始，建立起多层次、多学科、多渠道、多形式的办学体系。 　　三是改革高等学校内部领导体制。从理顺高校党政关系、实行党政职能分开入手，积极稳妥地、分期分批地推进校长负责制，争取两三年完成。校长对学校全面工作有领导权，对学校重大问题有决策权，为了使学校管理和决策实现民主化、科学化，同时建立、健全校务委员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及其他工作制度，实行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高校党委主要任务是加强党的建设，做好群众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支持、监督、保证国家方针、政策、路线的贯彻执行。 　　四是改革普通高校的招生、分配制度。招生分指令性计划和调节性计划。指令性计划招生毕业后按定向就业或由学校推荐就业，学生培养费用由国家负担，如国防、师范、农林、地质、矿产等重点项目和老、少、山、边、穷等困难地区。调节性招生包括联合办学招生、用人单位委托培养和自费生。费用由有关联合办学或委托培养单位负担，毕业后由有关单位按合同安排使用，自费生由学生本人缴交学费，毕业后自谋职业，或推荐就业，择优录用。经济有困难的学生在校期间可取得贷学金，或由学校给予困难补助。各类毕业生国家根据其就业岗位，解决他们的户口迁移、粮食供应等问题。 　　五是放宽政策，允许高等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学校自身情况决定本校教师的聘任，允许他们从有业务专长的离退休干部、技术人员中聘请客座教师。政府免征校办企业所得税，推动他们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高校实行工资总额管理包干制度，允许高校自行决定创收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和奖金的比例。教师多担课可多得酬金，教师完成本校任务后，可在校外兼课或承接科研任务，所得酬金学校应以优惠比例给个人留成。允许教职员工承包校办工厂、农场、企业。此项改革逐渐推进产学（教）研结合，教师职工待遇收入逐渐得到提高。 　　1992年邓小平南巡，要求广东追赶亚洲“四小龙”。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教育领导小组派杜联坚、李修宏赴京津沪和南京参观学习高校深化改革经验，根据新形势发展对各类人才需求初步预测，向省委专题汇报。是年6月，召开高校改革座谈会，我作了《以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为指导，加快我省高校改革的步伐》的讲话。主持起草了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步伐的决定》，主要内容是在1988年《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指导思想、发展目标，深化办学体制、招生就业体制、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教学科研体制等综合改革，经省委、省政府批准，以粤发【1993】1号文发出。 　　采访者：听说我省高校师生的社会调查实践活动对全国影响很大，受到党中央的肯定和表扬，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一大创新，请您详细谈谈。 　　方 苞：国家教委早就强调大学生要参与社会实践。1987年我刚到省委工作时，也是按照国家教委布置开展此项工作，但是，大多数是寒暑假前强调一下，缺乏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基本上是停留在一般号召，效果甚微。 　　1989年春夏之交的学潮和政治风波后，国家教委布置各大专院校开展政治形势教育和法制教育，时间不少于两周。 　　为了解教育效果，1989年冬，我到中山大学召开学生骨干座谈会，近十分钟无人发言。经大学党委书记反复动员启发，几位发言者基本上是按报纸上的内容念稿，没有联系实际谈个人认识转变。 　　校领导告诉我，不少青年师生有思想困惑，对这次政治形势教育和法制教育有抵触情绪，思想压抑，有失落感，想不通又不敢直说，故沉默不语。我知道，思想是压不服的，说教不能解决问题，应该采取民主对话、心灵沟通的办法。我相信，当代青年是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是追求真理、相信真理的，是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他们对某些现状不满，一是因为我们工作没做好，有缺点错误；二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事实真相。当他们深入实际，与工农群众谈心沟通，思想困惑和逆反心理是可以解决好的。 　　1990年1月，我和高教局局长李修宏同志以及中大、暨大、华工、华农数校党委书记，带领100名青年师生到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宝安县，开展社会调查实践活动，师生按1：10的比例搭配，安排六天到农村、城镇、企业（中外合资、三来一补、国营、民营）、学校、敬老院、幼儿园共40多个点参观调研。半天到一条村自由访问村民，主要调研内容是：解放前后比较和改革开放前后比较，听取工农群众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对改革开放、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对各级干部的看法、批评和建议；一天联系个人认识写参观调研心得；半天在小组谈收获体会；半天由我与学生对话，回答学生提问；再用半天大会发言、总结。连往返时间共十天。 　　师生认为，通过社会调查实践，接触实际，听情况介绍，访问职工、村民，与各级干部对话，思想困惑和逆反心理获得较好解决。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经验是否带有普遍意义，1990年2月，我和李修宏、杜联坚以及另几位大学党委书记，再次带领另一批高校师生到东莞开展同样内容的活动，获得同样显著效果。 　　经过两次社会调查实践活动，参与领队的大学党委书记、系总支书记总结评估效果、作用和意义时，大家一致认为，这种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基地的社会调查实践活动，是当代大学生接触改革开放实际，接触工农群众和健康成长的有效途径，对他们提高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意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信念，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从当前看，这项活动较好地解决他们的深层次思想问题和逆反心理；从长远看，这是锻炼造就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创新之举。大家要求，让全部在校学生都有参与一次此项活动的机会。
　　当时，我省在校大学生约10万名，有6万在广州，如果每年安排1.5万名，按一个基地一年接待10批共1千名学生算，至少也要建设15个接待基地，才能在四年内让广州地区的大学生在校期间参加一次此项活动。而且，这些接待基地不能都在富裕地区，还要有一般地区和贫困山区，才能使学生信服。于是，我在半年内到沿海地区、珠三角腹地、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选定共17个县、区作为接待大学生社会调查实践的基地，安排好吃住、交通和参观点。由于各县、区领导认识到，这个任务关系到为国家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都很重视，在各方面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配合。接待基地当年建立，当年发挥作用，我们也就能够如愿在四年内把广州地区在校的大学生都轮流到基层参加为期8-10天的社会调查实践活动。 　　1990年，我曾到过8个县、区，与8批参加社会调查实践的大学生对话，回答提问，帮助他们解除思想困惑。同时，各校领导和各接待基地领导有了经验后，逐渐代替我的角色。接待基地市、县领导和高校领导同每批参加社会调查实践的大学生座谈、对话、解惑，思想政治工作更加生动活泼，富有成效。同时，我们布置各院校在参加社会调查实践的大学生中，挑选联系实际、联系思想较好，解决思想困惑较明显的学生，到尚未开展此项活动的年级讲演，向未参加此项活动的同学介绍情况，谈心得体会，并把他们的发言编印成册，发给全校同学参阅，以扩大效果。因此，各高校很快形成一个良好的政治氛围，校风向好的方向转变。 　　1990年夏，全国高校党建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听取了汇报，肯定了广东的做法。1991年春，共青团中央、中宣部、国家教委联合在广东召开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工作座谈会，主持会议的李克强（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李彦（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同志要我在大会介绍经验。1992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高校党建会议，也让我在大会上作了专题发言。 　　采访者：当年高校也普遍有经费困难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方 苞：高等教育事业发展遇到的经费困难，不会比普教少。当年解决的办法有四：一是鼓励地方政府和企业与高校联合办学，或委托高校代培本地（企业）所需的专业人才，由地方政府和企业付代培经费；二是各级建立教育基金会，用于奖励教学、科研作出突出贡献的老师；三是积极促进高校与相关企业联合搞科研，或联合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我曾和部分高校负责人到珠海特区，召开科研成果推介会，增强高校和企业相互了解，促进联合搞科研攻关，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四是政府逐年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当年，我到广东医药学院调研。该院讲师以上职称教师有140多户，住房困难的有53户，占30%，其中住房面积为30平方米的24户，20平方米的12户，6平方米的12户。有23户住在临时搭建的铁皮房内，夏天室内温度超过40度，室外杂草丛生，蛇虫常爬进房内。我和学院党委书记卢思谋同志到一位副教授家访问，老少三代人住在约20平方米面积的一个房间，书籍、家具、纸木箱、煤气罐、生活用品杂乱堆放，老人小孩从中行走随时有绊倒的危险。晚上，用布帐隔开睡觉，白天，教授备课、子女做作业、老人休息、煮饭、吃饭都在房间内。我请卢思谋同志写一份书面报告，附上十张相片，我在报告上写了一段话：“该学院教师住房很差，有的比莲塘劳改场的职工宿舍还差，实在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只要到现场一看，就会感到心痛难受。”、“留学归来的青年教师住在如此简陋、条件如此恶劣的临时宿舍，又怎能留住人才？”连同十张相片一起转报给谢非、朱森林、卢瑞华、卢钟鹤等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在省委常委会上，我再次把报告、照片发给到会的所有同志，提出建议：增拨高教经费。当时全省实行各级财政包干，先富起来的珠三角地区有较大的财政潜力。分管计划、财政的常务副省长卢瑞华同志对教育事业很重视、很同情、很支持，在全省财政开支偏紧的情况下，他提了一个解决方案：珠三角各市县每年GDP增长数1%上调给省统筹安排，70%用于教育，主要放在高校，20%用于公安政法，10%用于扶助科技。第一年高校就增加6个多亿的经费，随后增长每年达十多个亿，高校的教师宿舍、教师岗位津贴、奖金和必要的教学设施等一大批难题因此得到缓解。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教育事业越来越得到历届省委、省政府的重视，我省教育事业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状况获得彻底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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