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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19世纪的欧洲
第五讲 19 世纪的欧洲：鼎盛时代一、时代特点：鼎盛与和平时代1、时间断限 2、时代特点二、政治：自由和民主制度的确立1、自由主义的胜利 2、影响欧洲政治变化的重大事件 3、三大政治支柱 4、政治和变化 5、意识形态和制度 6、四个大国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 7、结论三、经济：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胜利1、基本数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2、人口革命：经济增长动力 3、投资增加和技术革新：经济增长的动力 4、农业、贸易和金融业 5、欧洲经济地理的变化 6、经济发展的后果四、社会：新社会的形成1、研究社会变化的各种理论12、自由主义：中间阶层和竞争社会 3、社会主义：工人和合作社会 4、保守主义：上层阶级和等级社会 5、结论五、文化：繁荣的世纪1、问题：19 世纪有没有文化？ 2、新文化机构的出现 3、世俗化运动中的文化 4、科学 5、历史学 6、体系热 7、现代主义六、欧洲国际关系：和平时代1、19 世纪欧洲国际政治的特点 2、维也纳体系（） 3、维也纳体系的破坏和解体（） 4、普鲁士―德国的建立（） 5、俾斯麦体制的运作（） 6、帝国主义和世界政策（） 7、卷入世界大战漩涡（）七、欧洲和世界：扩张时代1、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22、1815 年：欧洲帝国 3、1870 年：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 4、1914 年：欧洲和世界3第六讲 19 世纪的欧洲：鼎盛时代一、时代特点：鼎盛与和平时代1、 时间断限I. 史学意义不大。 II. 年 这是最典型的 19 世纪时间时间断模式。始于维也纳会议的召开，终于第一 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等于说是处于两次大战――拿破仑战争和一战――之间， 长达一个世纪和平发展的历史。 III.
年 认为二战之前都属于 19 世纪。这是欧洲力量巅峰状态延续到 20 世纪，继 续支配国际关系格局的时代，之后美国和苏联时代。 IV.
年 法国大革命到力量鼎盛之间的时代。1870 年欧洲力量达到顶峰，开始对内 争夺霸权和对外瓜分世界的竞争，即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这个时代不是 19 世纪 的特征，而是 20 世纪的特征。 V.
年 即大众社会形成期史，法国大革命开其端，1880 年左右精英社会结束，大 众社会形成。 VI.
年 90 年代出现现代主义思潮，开始批判和解构 19 世纪建立的思想体系，进入 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化时代。 19 世纪欧洲史可再分为三个阶段： ：维也纳体系时代4：革命和战争时代 ：帝国主义和扩张时代2、时代特点19 世纪是现代欧洲的 “盛唐时代” 。（1） 最和平的时代持久的和平是 19 世纪欧洲史最突出的特点。 现代欧洲主要是一个战国时代， 和平，特别是持久和平是现代欧洲人的奢侈品。16、17、18、20 世纪的欧洲， 大多是在局部和全面战争中度过的。有的战争非常惨烈，如 16 世纪的意大利战 争、17 世纪的三十年战争和路易十六的系列战争、18 世纪的七年战争和拿破仑 战争、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19 世纪的欧洲则不然， 主要大国之间， 除了有限的局部战争 （1848 年革命、 德国和意大利统一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外，基本维持和平局面，没有发生全 面战争。 但和平仅限于欧洲，在欧洲之外则充满欧洲人发动的各种战争，引发多次 政治和战争危机。 所以， “内和外战”是 19 世纪欧洲史的又一个特点。（2） 最强大的时代19 世纪的欧洲是“散文时代” ，不是 18 世纪那样的“诗歌时代” 。按部就班 的和平时代取代了激情四射的革命时代，欧洲力量达到了顶峰。 经过三个世纪的发展性积累，19 世纪的欧洲成为了实力最强大的洲，诞生 了一批世界强国（英国、德国、法国、俄国、奥匈帝国） ，主宰了世界格局，即 使欧洲的二流国家（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土耳其、西班牙、葡萄牙） ，对世 界也有重要影响。20 世纪初，欧洲把世界瓜分完毕。 此外，欧洲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科学技术、艺术创造、生活方式等软 实力，也达到了很高水平，深刻改变着世界的面貌，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望其项 背。 19 世纪欧洲史的主角是英国、奥地利、德国和俄国，各是西欧、中欧和东5欧的主宰。其中，英国既是欧洲大国，也是世界大国。19 世纪某种程度上就是 英国世纪。只是到世纪之交，才受到德国挑战。但德国主要还是 20 世纪的欧洲 和世界强国。 即使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损耗， 欧洲实力遭到很大削弱， 露出了衰落迹象， 实力仍是不可等闲视之。 欧洲的不是自身没有发展， 而是美国和苏联发展更快， 力量更强大。况且，随着欧盟的建立，欧洲在经济、政治、社会、司法、文化、 知识产权、外交等领域，仍然处于世界一流水平，影响巨大。 所谓“欧洲衰落”不是绝对衰落，而是相对衰落。不是全面衰落，而是是 军事和国际政治影响力衰落。（3）全面工业化的时代这是英国工业革命完成，传播到整个欧洲大陆的时代。加上这个世纪下半 叶发生的第二次科技和工业革命，把农业欧洲变成了工业欧洲，告别了农业文 明时代，成为新石器革命以来经济史上最重要的变迁，标志着人类生产力达到 了崭水平。 欧洲的富有程度前所未有，领先全球。以 1985 年美元比率算，1890 年英国 人均 GDP 是 3383 美元，中国在 1985 年是 292 美元。即使到 2013 年（不考虑 汇率因素） ，英国也可以排在全球 118 位。 发生了交通革命（铁路、电车、飞机）和通讯革命（电报、电话、飞机） 。 告别了马车时代，开始了火车、地铁、电车、汽车、飞机时代。1900 年开张的 巴黎地铁运送了 1500 万人次。 工业发展带来财富的巨大增长。 年欧洲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了 120%，1史无前例，世界未有。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把在乡村的农业生 活方式，转变为在城市的工业生活方式。 欧洲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从 1800 年的 2.05 亿，增加到 1900 年的 4.14 亿 （不含移居海外的 3800 万人） ，增加了 2.09 亿，而 18 世纪才增加 7000 万人。 如同基督教文明一样，工业文明也征服了欧洲和世界。（4）民主化的时代政治民主化是这个世纪欧洲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民主化的最大成是普选制 度的发展，首先是实现成年男性公民的选举权，然后是 20 世纪初多数国家实现 女性公民的选举权。此外，选举性政治职位的不断增多、信仰自由的不断发展、1T.C.W.Blanning, e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 O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 6言论自由的不断放开、结社自由的不断扩大，政党政治的不断完善、人权思想 的不断普及、军队国家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司法制度的不断改进、学术自由的 不断扩大、居民识字率的大大提高等，都促进了民主化和自由化进程。 建立高效率的官僚制度是这个世纪欧洲大多数国家追求的政府改革目标。 这是对中世纪以来贵族特权制度的胜利，也是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重大进步， 其成果延续到 20 世纪。 君主制国家的时代潮流则是追求 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民主和自由化成就的取得，主要是通过渐进式改革而 不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的。（5）大众社会的时代大众社会（Mass society）萌芽于 18 世纪，形成于 19 世纪 80 年代，在 20 世纪大行其道。 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社会形式，是对传统社会价值观的胜利。传统 社会重视政治、等级、特权、精英、高雅、宗教、道德、亲属等价值观，大众 社会则反其道而行之，淡化了这些因素，带来了一个平民化的社会，却没有导 致无政府主义状态。形成这种社会的原因很多，但工业化和城市化最重要。关 于这种社会的特点，可参阅西班牙哲学家 Jose Ortega y Gasset（） 发表于 1930 年的名著《大众的反叛》 （刘训练、佟德志译，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2 年）（6）社会世俗化的时代由于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的发展，社会世俗化成为时代潮流，宗教势力不得 不退却和转型。 长期困扰欧洲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教会， 虽然还能发挥一些作用， 但地位大不如前。 几个世纪以来折磨欧洲的宗教战争， 完全退出国际政治舞台。 到 20 世纪初，欧洲主要国家基本完成了政教分离过程，实现了宗教自由。此乃 罗马帝国皇帝接受基督教以来，欧洲政教关系史上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但宗教和教会没有退出政治舞台。由于社会主义的兴起和现代政治民主的 发展，教会也开始插手工人运动，积极组织自己的政党，作为民主社会中的一 种政治力量，参与国家的政治选举。到 20 世纪，基督教民主党在多个国家上台 执政，深刻影响了国家的政治生活。 在社会、道德、文化、教育、艺术、建筑等领域，教会仍然有很大影响。 由于这个世纪比较富有和安宁，欧洲各国修建了许多教堂。教会支持的慈善、 教育、文化、艺术等活动相当活跃。7罗马教廷在批判和抗拒现代社会的同时，也在适应现代社会的变迁，对社 会主义、科学主义、唯物主义、现代主义、进化论等时代思潮，都做出了自己 的理论回应，表现惊人的应对能力。 应该说，宗教和教会自身建设水平不亚于 18 世纪，只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 展和民主化进程实在太快，才失去了昔日的优势地位。（7）文化繁荣的时代在如此长久的和平时代，欧洲文化出现了繁荣局面。在绘画、雕塑、建筑、 音乐、教育、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诗歌、戏剧等方面都取 得了卓越成就，还诞生了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大大改变了 20 世纪人们的生活方 式。 和以前只有个别国家成为先进文化中心创造不同，这个世纪出现了更多的 文化创造中心，共同缔造了一个文化繁荣时代，不仅大大超越了以前时代，也 深刻影响了 20 世纪。这个世纪的欧洲文化，是欧洲文化史上的一个高峰，领域 广，质量高，有一种盛世气象。 当然学术界有一种意见值得注意，认为这个世纪的欧洲文化，创造性不及 以前几个世纪。（8）全面进步的时代这个世纪欧洲在人类文明的一切领域，包括经济、金融、政治、管理、社 会、文化、科技、教育、医疗、福利等同时取得进步，是前所未有的现象。有 学者认为，19 世纪的欧洲是 The Age of Improvement 或 The Age of Progress。二、政治：自由和民主制度的确立1、自由主义的胜利（1）现代政治观念和方式的新发展主要体现在制度化和公开化上。即从以前通过暴力和秘密方式争取权力和8利益的方式，转变为制度化和公开化的讨价还价方式。 19 世纪，旧政治观念和习惯逐渐陈旧过时，即犹太―基督教传统、封建主 义、君主统治、公正、权利等不再时兴，而是转变为更制度化和公开的意识形 态或政治纲领。由于这个世纪长期的和平环境，转变过程是有序进行的。如果 欧洲发生几个世纪那样多的战争或革命，转变过程就会被中断。 因此之故，通过制度化和公开化方式达成政治目的，是 19 世纪的一个重要 进步。 有政治学家把这种方式的出现， 称为 19 世纪的一种重要 “发明” （Invention） 。 传统政治的目的没有根本改变，也不会改变，即不是为权就是为利，但达到目 的的方式变了，结果促成了政治观念的根本变化。 20 世纪中国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熊十力（）说： “体用不二、心 物不二、能质不二、天人不二” 。 目的和手段的变化都重要。有时目的的变化决定手段变化，有时是手段变 化决定目的变化。如 18 世纪法国大革命奠定的政治原则地的确很好，但如没有 19 世纪政治手段保证贯彻执行，原则就是去了意义。甚至可以说，20 世纪也都 还在贯彻这些原则。因此我们不能说，只有 18 世纪的政治原则才是伟大的，19 世纪和 20 世纪政治手段的进步微不足道。否则两个世纪都“瞎忙乎”了。套用 熊十力的话说，就是“原则手段不二、18 世纪 19、20 世纪不二” 。 ● 转变的第一个表现――密集出现了一些新政治概念。 19 世纪 20 和 30 年代，英法两国出现了四大“主义” （ism） ，即： 自由主义（liberalism） ：出现于 20 年代的法国 社会主义（socialism） ：出现于 30 年代的法国和英国，很可能从意大利借 鉴过来。 保守主义（conservatism） ：出现于 30 年代的英国。 共产主义（communism） ：出现于 40 年代的英国和法国。 ● 转变的第二个表现――现代政治运行手段的普及化。 如官僚体制、宪法、议会、报纸、选举等现代政治运行手段，虽然最早出 现于 18 世纪（或更早） ，但只有英国和瑞典等少数国家实行，到 19 世纪推广到 更多国家。 ● 转变的第三个表现――职业政治家大量涌现。 他们摆脱了暴力和秘密宫廷政治的旧习（恶习） ，提出自己的竞选纲领，采 用和平手段，公开向社会各阶层寻求支持，包括社会底层。由于他们的实践活9动，把传统精英政治社会化，成了平民化政治，把现代政治民主推进了一大步。 ● 转变的第四个表现――各国政治模式趋同 宪法、政党、议员、政策、信念等模式，比以前更容易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 一个国家。 如议员工资的职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增强了议员的独立性，割断了政治活 动和地方利益、个人利益之间的链条，突出了国家利益。法国议员工资在 1848 年后长期停滞不动， 到 1906 年大幅度上涨； 英国议员从 1911 年起开始享受工资 待遇，加速摆脱业余参政状态。又如选举权普遍扩大，提高了政治民主化水平。 其中，妇女获得选举权成为 20 世纪头 10 年普遍的欧洲现象。 趋同的基础：各国抱有相同的信念、面临共同的问题、纷纷仿效他国做法 等。比如，不管人们是否同意，各国都相信“进步”理念及其普遍性。Alexis de Tocqueville（）在 30 年代提出来的，美国政治模式代表的平等和民 主精神，必将成为未来普遍政治理念的观点，就在欧洲得到广泛认同。 从 60 年代开始，欧洲掀起了扩大男性公民选举权和女性公民地方选举权的 热潮。连最落后的俄国也在 1905 年制定了一部宪法，开始进行议会选举。 各国殊途同归：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经历多次内战和革命 后，确立了宪政自由主义；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经过小幅震动后实现了 同一目标；德国通过军事胜利，实现了类似转变；奥地利和俄国是遭受军事失 败后，才完成了这一转变。 曾经被视为极端思想的民主、人权、社会公正等思想，现在已是欧洲司空 见惯的政治理念，以致欧洲出现了“左倾主义” （sinistrism）潮流。英国自由主 义者 Sir William Harcourt（）略带讥讽说： “现在，我们都是社会主 义者” 。 欧洲历史理论也变得乐观起来：认为人类存在一条共同“进步之路”―― 仿佛马上就要从“拟古主义” （archaism）过渡到“现代性” （modernity） 。英国 主张人类历史是 “自古及今不断扩大自由” 的过程的 “辉格派史学” （Whig’ history） 大行其道；法国的“共和派史学”也把自由议会制共和国，说成是法国革命故 事命中注定要达到的高潮；马克思主义史学宣则称，从封建主义经过资本主义 走向社会主义乌托邦，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科学过程。这些社会学说在欧洲得到 广泛赞同。（2）传统政治观念和手段仍然存在在欧洲人相信共同进步观念的表象下，传统政治观念和手段没有退出历史 舞台，而是继续存在和发展。10换言之，政治上的进步有区域和程度差异。西欧国家及其北美自治殖民地 和澳大利亚进步最大：政治制度广泛代表了公民社会的利益，能够保证选出来 的政治家能够运用自己的权利；政府更加开放，公民权利得到尊重。 在其他国家则不然：俄国、奥匈帝国乃至德国，仍然保持专制主义传统， 议会制度和宪政主义只是外在装饰品。西班牙及其前美洲殖民地、意大利和巴 尔干半岛国家有些类似，宪政主义也只是一个外表，实际上实行古老的权力运 作方式， 盛行权钱交易、 宗派主义和热衷争斗。 因此， 在这些国家 “旧制度” （old regimes）仍然存在，在制度和精英阶层层面都存在。即使在最自由的国度，旧 制度的精英阶层仍然在权力结构占据重要地位。但把他们简单归为不合时宜的 旧制度的代表，则有违事实。实际上，20 世纪的政治史表明，有强大干涉能力 的国家和操纵这种国家的精英阶层，和主张公民限制政府权力的自由派一样有 前途。 考察 19 世纪欧洲政治发展史，我们很难判断基佐和格莱斯顿的政府和俾斯 麦和拿破仑三世的政府谁更具有“现代性” 。 19 世纪欧洲政治在传统和变革两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即使到目前怕也不容易，两种制度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业绩，似乎说明了 这一点。提醒一下：正确看待自由主义的胜利。 我们得承认，自由主义是 19 世纪欧洲主要的政治理念和手段，是欧洲最突 出的政治现象。虽然程度差异很大，但这一判断改变不了。 但这并不意味，旧制度下的专制主义传统和精英阶层完全退出政治舞台， 而是继续存在，发挥着影响。即便到 20 世纪，也不能完全否定其存在及其所起 的作用。 我们现在的研究，过于注重前者，忽视了后者。2、影响欧洲政治变化的重大事件由于面临共同的问题，欧洲政治变化有趋同的趋势。（1） 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政治影响1119 世纪最初 30 年，欧洲政治仍然受到法国革命的深刻影响。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的欧洲，是欧洲现代史上少有的动荡时期。从爱尔兰 到俄国辽阔地域的人民，都卷入了政治革命和战争，推翻或冲击了建立在王朝 主权、贵族特权和行会特权基础上的古老政治秩序。英国、普鲁士、奥地利、 俄国的君主们为了自保， 不同程度允许或鼓励政治参与， 让 “消极臣民” （passive subjects）变成“积极公民” （active citizens） 。 整个欧洲大陆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国家税收和债务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水 平。当然，也不是没有因战争而发财的国家，比如英国。 法国、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的教会受到迫害，财产被没收了。教皇成为 了阶下囚，法国被迫害致死的教士和修女达 2―3 万人。另一方面，在各国民间 抵抗运动中，教会成了领袖和支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加强。 战争导致神圣罗马帝国等古老君主国和威尼斯共和国覆亡：大革命期间， 几乎 60%的德国人变换了统治者。新建立的国家为合法性、领土和生存进行斗 争。 战争结束后，大批的军人复原回乡，战争工业衰落。为法国革命政权和拿 破仑政权工作或与其进行合作的人，受到了清洗。 战争动荡造成的影响深远，欧洲直到 1848 年都在为消化其影响而下功夫― ―抚平战争带来的创伤；重建稳定的政治制度；消除仇恨、嫉妒和对持续动荡 的恐惧；给革命激情降温；消弭意识形态纷争。法国作为曾经的革命和战争中 心，也发生了 1830 年革命。 总之，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造成的损失，不仅法国人民要为此埋单，全 欧洲人民要买单。欧洲医治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带来的创伤，付出了 30 年左 右的努力，即一代人的时间。 偏颇的研究倾向：国内法国革命史学界，多停留在革命意识形态的研究阶 段，实证研究不足，多歌功颂德多于冷静观察。如很少从 19 世纪更长的时段角 度，评估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造成的影响，尤其是革命和战争给法国和欧洲 造成的损失。 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研究，需要迈过 1814 年这道门槛。（2） 1848――1849 年欧洲政治革命法国革命的影响基本告一段落，欧洲在 40 年代末陷入经济危机。12经济萧条早已发生过，如
年的战后萧条，20 年代中期的农业萧 条。但
年的危机有了新特点――这是由欧洲迄今为止最大的农业危 机引发的全面经济危机――罕见的气候寒冷和马铃薯枯萎病袭击了全欧洲，引 发普遍饥荒和大规模移民潮。在投资周期、信贷和信心下降影响下，出现新型 金融危机。 经济危机影响广泛：造成了经济混乱、赤贫、破产、抵押品赎回权利被取 消、驱逐房客、大规模失业和饥饿，影响广泛而深刻。 但有一个奇怪现象――经济危机没有导致每个地方发生革命或骚乱。如爱 尔兰发生了最大的饥荒，却没有发生骚乱。但不是不想发生骚乱，而是饥饿太 严重，没有力量发生骚乱，只有加入移民大军逃难。在最不发达的地区（如俄 国）也没有发生骚乱。在欧洲最发达的地区（如英国和低地国家） ，也没有发生 骚乱。 但在欧洲大陆政治统治最薄弱的地区，革命却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1848 年 2 月那不勒斯王国巴勒莫市发生的革命，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迅速传遍 欧洲。欧洲政治制度在 2、3 月间迅速崩塌。 主要的革命传播路线――从那不勒斯到巴黎（再次成为革命的中心） ；接着 前往慕尼黑和维也纳；在 5 天后传递到布达佩斯、威尼斯、克拉科夫、米兰和 柏林。 这次革命有一个重要特点――是欧洲历史上首次在全欧范围内的大规模群 众性革命运动，具有现代政治革命的鲜明特征。民主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 义和民族主义等各种政治思潮纷纷出笼，大显身手，奔涌激荡。这场革命运动 的政治倾向比法国革命期间更丰富，影响范围也更大。虽然革命最终失败，但 强烈抗议了维也纳会议后确立的欧洲保守制度，对欧洲民众的革命启蒙不可低 估。 但反革命的保守思潮同样具有传染性――1848 年 6 月法国政府对巴黎工人 运动的镇压和奥地利 Johann Radetzky（）将军在意大利的胜利，鼓 舞了全欧洲的保守势力。他们在这年下半年和第二年，就在德国、奥地利、匈 牙利和意大利取得了胜利。保守的欧洲取得了对革命的欧洲的胜利。 意义：这次革命和反革命事件，是欧洲前所未有的事件，影响深远。革命 表明， 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开启的现代欧洲民主政治理念和制度， 已经深入人心。 维也纳会议确定的保守理念和制度开始受到挑战，但远未退出历史舞台。欧洲 政治制度中革命和保守两大势力的较量没有完结，但都在适应新的时代变化， 向现代政治制度过渡。 同时，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危机的新型政治变化模式，逐渐成为西方国家发 生政治运动、改革和革命的基本模式。13（2）70 和 80 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政治影响从 1873 年开始，欧洲经济进入大萧条时代，持续时间前所未有，政治影响 也前所未有。 从柏林、维也纳和纽约开始的证券危机，引起了这次经济萧条。证券危机 又由普法战争造成的经济影响、铁路股票的下跌和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所引起。 特别是世界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起了重要作用。欧洲由于不断增加从美洲、 澳大利亚和东欧进口谷物，引起农产品价格长期持续下跌，反过来影响了工业 发展。谷物自新石器时代农作物在全球扩散以来，再次扮演了全球化角色，以 引发了深刻的政治变革。 欧洲在享受廉价谷物的好处时，付出了相应的政治代价。这次经济萧条的 政治影响广泛。它发生在教育普及、廉价报纸和选举权扩大正在改变政治游戏 规则之时，从而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潮流：在全欧洲处于上升状态的自由主义受 到伤害。 自由主义的核心――自由贸易理论，尽管有大多数进步舆论的支持，但在 危机中成为众矢之的。其政治代表――自由党，在德国、奥地利和英国失去政 权或影响力。保护贸易思潮开始抬头。农民和工业家要求实行贸易保护政策， 限制农产品进口。他们在政治上联合起来，全面动员起来，逼迫政府采取行动。 政党和选举人因此陷入分裂。由于提高“粮食关税” （food tariffs）会抬高食品 价格，增加饱受失业之苦的工人负担，激进势力和社会主义政党影响力上升。 甚至出现更富战斗性的工联组织，以及诉诸暴力手段的无政府组织。 因此，80 和 90 年代的欧洲，重新出现了革命气氛。无政府主义者向法国议 会投掷炸弹，刺杀俄国沙皇、奥地利皇后、西班牙首相和意大利国王，暴力倾 向升级。即便在英国这样的安静角落，也发生了“流血星期日”这样的骚乱， 尽管规模有限。政府试图采取福利改革和养老金政策，平息社会骚乱。 小商人害怕社会主义上升和税收增加，也开始组织起来。其中许多人被新 出现的激进民族主义运动吸引过去，登上德国、意大利和法国政治舞台，搅乱 英国下议院，瘫痪哈布斯堡帝国的统治。 社会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在政治上持反对犹太人立场，欧 洲出现了政治反犹主义，纷纷指责犹太人是贪婪资本主义的象征。反犹骚动在 欧洲蔓延开来，席卷了从不列颠群岛到黑海之滨的广大地区。 年法 国发生著名的 “德雷福斯案件” 。 一名犹太军官被指控犯了所谓叛国罪受到迫害， 但也激起了广泛的社会抗议运动，引发了大规模政治动荡。1897 年在维也纳， 一位叫 Karl Lueger 的反犹主义者甚至当选为市长， 尽管皇帝三次拒绝其合法性， 也无济于事。1490 年代欧洲经济形势好转，也没有使欧洲平静下来。经济的增长没有平息 工人运动，反而受到鼓舞变得更有战斗性。在几个国家胁迫政府扩大选举权， 要求增加议会中社会主义议员的人数。到 1912 年，社会党已经成为德国最大政 党，在法国也上升为第二大政党。 总之，尽管欧洲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宪政议会制度，但欧洲并未因此而高 枕无忧， 仍然处于政治不确定状态。 德国保守派在酝酿一场政变 （coup d’état） ， 奥地利议会实际上停止运作，俄国宪法几乎刚出笼就成为一纸空文。 当欧洲遇到重大挑战时，保守政治势力必然抬头，但会改变传统面孔，利 用现代媒体和工农大众，击败自由派和民主派，登上国家政治舞台。工人政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滑向民族主义政党的深渊，甚至成为战后法西斯政党崛起 的依靠，就说明了欧洲政治力量的深刻变化。 19 世纪末的经济大萧条，对欧洲政治的改变是深刻的。某种程度上，接近 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经济大萧条对欧洲政治带来的改变。但这次大 萧条的政治影响，却没有受到我国学术界的重视。3、三大政治支柱19 世纪欧洲政治中也有一些不变的因素，始终能够把大多数人卷入政治， 决定他们政治态度和行为，影响政治思潮和制度。国家、土地和宗教是决定 19 世纪欧洲政治的三大支柱。（1） 国家I. 民众对国家保持戒心 民众对国家保持着戒心，成为 19 世纪欧洲政治的一大特点。 政治活动的本质即如何影响国家。鉴于国家不断加大对日常生活的有效影 响，政治就和更多的人相关起来。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前期，社会对国家的需 求增长。刺激增长的关键因素是战争，因为战争要消耗大量的人力、财力。这 种需求在 1810 年达到前所未见的高峰，不可避免给政治和社会带来影响。 19 世纪的政治家和广大民众，对国家的这种扩张保持清醒认识。他们再也 不愿像父辈和祖辈那样，听任国家扩张下去，随意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因此 在滑铁卢战役后，政治家们就采取平衡预算、缩减财政开支、裁减军队等措施， 防止政治动乱，抑制民众的民主要求。这一招很管用，帮助多数国家较为成功 地克服了社会和经济紧张关系。围绕税收问题的争吵，越来越成为引起阶级冲 突的发动机。15总的说来，19 世纪欧洲能够成为一个和平世纪，显然是和政治家、民众对 18 世纪战争和国家扩张保持警惕分不开的。毕竟，国家越喜欢和平和节俭，越 少受政治动荡的伤害总是好事情。因为节俭型政府是一种民众的基本诉求，是 实现人生幸福的重要保证。从格莱斯顿到巴黎公社社员，都不同程度反映了这 个要求，不是没有道理。 因此，有必要在和平时代限制国家的野心。在整个 19 世纪，英国国家财政 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是下降的。即便在主张国家行动主义的法国，这 个世纪仍然把维持公共秩序、军事力量和国家威望作为国家基本目标，也清醒 地意识到，只有维持和平才能限制税收和维持政治稳定。而战争和税收政策必 然引起政治动荡，导致政府垮台。大陆强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都遇 到过这样的灾难。如奥地利就是一个财政脆弱的国家，陷入无法解决的尴尬境 地：为了维护国内稳定和国家安全，需要经费维持军队；但维持军队意味着花 钱，必然增加税收，在政治上做出让步。因此，奥地利保守派从来不能有效平 息国内造反活动和抗击外国侵略，保护自己。 在
年战争和 1914 年前的军备竞赛期间，所有大国为了扩充军 备，征税和征兵再次成为政治冲突的主要原因，激进派和社会主义势力的民意 支持度大为提高。即使这样，欧洲到 1913 年的国家开支，仍然只占国民生产总 值的 10%。只有到 20 世纪下半叶，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才有国家的财政 支出在占到国民生产总值 50%。国家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才成为压倒性的政治 议题。II. 国家职能的扩大 国家代替传统自治机构，是 19 世纪欧洲国家职能扩大的重要表现。 打败拿破仑后，欧洲各国降低了战争时期扩大的胃口，消减财政开支和裁 减军队数量，但没有弱化国家的作用，而是扩大在和平时期的作用。 国家同样关注税收、效率和服从，但规模和方式有所不同。实际上，国家 从 18 世纪末就开始承担新职能，接手过去由行会、市、省等级会议、大学、宗 教组织、慈善团体等自治机构的工作，制订法规、管理教育、实施福利。 这些旧的机构在法国革命中被扫除，被认为是“特权”的代表。大革命把 管理社会的权力只给予国家，由国家代表广大国民管理社会。拿破仑国家就是 这样的一个典范。 拿破仑在 1800 年创立了统一的、 中央集权的、 官僚化的政府， 希望以“电流”一般的速度传递皇帝旨意。他的后继者无意废除这一制度，同 时被比利时、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仿效。神圣罗马帝国也受到影响，许多地方 性寡头政府和小规模主权政府被废除，代以新的或规模更大的革命政府，行驶 对新领土和国民的权威。普鲁士和巴伐利亚就是其代表。显然，职业化官僚制 度的发展是一种欧洲潮流。16经济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导致国家管理范围扩大。 从 19 世纪 40 年代起，欧洲国家职能开始扩大。有政治和战略地位的铁路 和邮政业务的发展，要求国家加大干预力度。经济的快速现代化，税收开始增 加，只有国家出面制定统一法规，调节各方面的利益，确保社会稳定。教育对 公民的影响增加，日益呈现出公有性质，私立教育不能满足社会需要，需要国 家承担更大责任。 因此，在很多国家，把铁路员工、邮政人员和教师纳入公务员系列。国家 控制范围扩大是出于实际需要，即维护国内与国际安全，和它是君主国或共和 国、君主立宪制国家还是专制国家无关。如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出于安全需要， 所控制范围大于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英国。 就是说，从这个时期起，无论什么类型的国家都扩大了管理职能。 III. 选举制度的推广 不管国家职能扩大的范围和动机是什么，却总是和就业、威信、权力和利 益有关。欧洲国家雇佣公务员的人数增加：在 19 世纪最后 30 年，德国从 21 万 增加到 40.5 万；英国从 9.9 万到 39.5 万；法国从 22.4 万到 30.4 万。 地主和城市精英热衷出任省长、总督、法官和市长。 在实行宪政制度的国家，这些职务通过选举出任。候选人必须影响选民， 讨好中央政府。选民则可以通过选举选出自己中意的官员。中央政府也要通过 地方官员，落实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不得不关注选举活动。为了影响国家和从 国家获得好处，有时也不免抵制和攻击国家。越来越多的个人、社会团体和利 益集团开始组织起来，通过集会、请愿和媒体发出声音。 19 世纪前 40 年中，欧洲普遍出现了早期的政党、工人协会、压力集团、地 下运动。 它们常和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出现的各种意识形态有关。 竞选地方、 地区和国家立法机构成员，成为政治家的中心工作。在法国 1948 年的选举中， 因实行了成年男子普选权，投票率高达 80%或 90%，许多是文盲和偏僻村子的 农民。官员选举制度的实行，一方面促进了政治民主，另一方面也可以公开讨 价还价： “如果能够给我们修建一条铁路，您可以提名一匹马当代表。 ”同时也 为利益集团和国家官员干预选举活动提供了机会。 因此如何确保政治自由，避免国家官员和大贵族的干预，成为 19 世纪欧洲 人的奋斗目标。（2）土地17土地问题包括所有权、使用权、土地价格和土地派生出的权力。 到 19 世纪中叶，欧洲只有英国和比利时完成了工业化。 其他国家仍然是农业国，其中最大农业国家俄国对土地和森林的依赖达 80%。无论它们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别多大，土地都是其生存中心。 欧洲土地所有制呈现多样化趋势，从先进到落后的排序，基本上是从西到 东的序列： 大型圈地农场――英国东盎格利亚和弗兰德斯 专业化葡萄园和市场化园艺业――法国波尔多或荷兰 小土地所制――法国加斯科尼、爱尔兰或德国西部 封建大地产制――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和匈牙利的 农奴制――东欧、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部分地区（到 19 世纪中叶） 奴隶制――多瑙河一些公国 每一个地方都在为土地而斗争，有的用和平手段，有诉诸暴力造成土地所 有制的变化。此外，经济快速发展也猛烈冲击土地所有制。 总之，传统土地所有制和建立在这种所有之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开始受到 威胁。 土地仍然是政治权力的主要来源。 地主希望佃农和工人维持对它们的忠诚，至少表示服从，通过立法、罚款 甚至体罚等手段强制维持这种关系。体罚在有的国家存在到 20 世纪初。 19 世纪下半叶，农民开始获得选举权――法国（1848） 、德国（1871） 、英 国（1884） 、西班牙（1890） 、哈布斯堡帝国（1907） 、意大利（1912） ，开始改变 农村的政治生态。 地主开始在地方和全国选举中争取农民选票，必要时通过贿赂手段或强制 手段达到目的。 如奥地利和普鲁士实行公开投票， 而英国和法国实行秘密投票。 农民经常被牧师或管家召集起来集体投票。在德国的一次选举中，一个地主把 选票装在一个密封信封发给农民。碰巧有一个农民感到好奇，就打开信封瞧一 下内容，管家勃然大怒，给他头上就是一巴掌，说： “这是秘密投票，你真是一 头猪！ ”18英国常常实行“尊重”贵族制度，只要土地精英想担任政治职务，就满足 他们的意愿。到 19 世纪 80 年代，下院还有 170 来个议员席位被有爵位的贵族 或准男爵的儿子占据。 法国也如此，直到 80 年代议会仍然被地主们占据着。在参加选举时，他们 经常直接发号司令，采用威胁把农民逐出土地、给农民奖金等方式获得他们的 选票。 在东欧和南欧，地主们经常采用暴力等野蛮手段获取农民选票。无论是采 用胡萝卜政策，还是大棒政策，贫穷乡村地区都常成为保守地主或政府指定候 选人的选举领地。不过，这种压迫可能造成相反的效果。南欧很多国家的农民 和工人，从 1849 年开始支持“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运动。 19 世纪最后几十年，随着商品化农业的发展，农业工会、农民政党（一个 农民政党从 1872 年起在丹麦下院中占多数） 、人数众多的合作社（如生产葡萄 酒、黄油、火腿等产品或提供贷款的）等农民组织，成为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力 量。 乡村政治影响整个政治制度，因为乡村人口众多，在议会中的代表也多， 可以制衡城市激进主义。所以，19 世纪的农村、农民和农业，从来受到过如此 程度的重视。 土地政策成为政治稳定的关键。1848 年的农民起义，正好发生乡村人口占 多数的地区和发生农业危机之时，中欧国家不得不废除农奴制残余。自由农民 或雇佣工人虽然贫穷，但已不再是爆炸性的政治力量。不过也有例外，当农民 被迫离开土地到城市或海外殖民地找工作时，往往成为当地的激进政治力量。 英国和法国北部商品农业发达，虽没有创造平等和博爱的社会，起码主张 社会稳定，政治上倾向保守主义。 丹麦 1861 年才彻底废除农奴制，成功代之以农民土地所有权。不彻底解决 土地问题会带来政治风险。波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846 年，加利西亚有民族 主义思想的贵族，发动起义反对奥地利统治，农民站在奥地利人一边，屠杀数 百名起义贵族，用人头向当局领赏。 爱尔兰的土地情况特殊。 佃农势力较为强大， 常常以暴力手段反抗大地主， 最终战胜他们， 迫使政府从 80 年代起没收大地产， 但仍然不能安慰佃农。 所以， 土地问题上升为爱尔兰民主主义的核心问题，一直是很热的政治问题。 俄国情况最糟。虽然政府在 1861 年废除农奴制，却没有真正解放农奴，因 为获得自由的农民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贫穷，社会上受歧视，农民不满增加。 农民对土地的要求造成了重大的政治危机：1917 年沙皇政府的崩溃和自由派政 府的失败，布尔什维克的崛起。19后者提出的“一切土地归农民”口号，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就轻易赢得了 革命。（3） 宗教宗教在 19 世纪欧洲政治中的作用仍然明显。 在西班牙、英国、俄国和荷兰，不同宗教决定了不同的民族特性。 宗教仍然是唤起公民或臣民国家意识的决定因素。在历史悠久的国家，宗 教忠诚决定政治忠诚，即使新意识形态取代不了。 宗教和政治的关系即可以很密切， 如德国天主教中央党， 也可以较为松散， 如英国自由党和法国右翼政党。前者左派中有犹太教和不信国教人士，后者则 同天主教有关系。 教会是主要的――常是唯一的――社会、文化、教育和慈善机构，在小型 社区尤其如此。长期影响民众思想的只有牧师或神父，直到 19 世纪下半叶一些 国家实行了义务教育制度，公立学校教师才成为竞争对手。 国家需要牧师或神父传达政令、开办学校、宣传守法意识、甚至维护社会 和国家的合法性。英国有一种讽刺说法： “上帝保佑乡绅及其亲戚，让我们安分 守己” （God bless the squire and his relations, and keep us in our proper stations） 。 法国神父在做完星期天弥撒后， 都要齐声吟诵： “上帝保佑我们的国王” 、 “皇帝” 或“共和国” 。 所有政府都尽量控制教会，把支持“国家”教会作为施政目标。在新教国 家，牧师通常有很大强制权力。英国许多牧师担任法官。在德国，被教会谴责 为不道德的人，可以受到征召入伍的惩罚。 苏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加尔文教或路德教牧师，享有绝对道德权威。 拿破仑和罗马教廷签订《1801 年宗教协定》 ，旨在把法国神父转变为“穿法 衣的警察” （gendarmes in cassocks） 。 普鲁士的 Frederick William III 在 1822 年下令，把路德教和加尔文教教会 合并，使其成为更有效率的国家工具。教会方面通常愿意提供合作，以换取国 家承认其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地位。 政治纷争往往引起宗教纷争。这种纷争可以表现为教权主义或者无神论者 尖锐对立的方式。1848 年后整个天主教南欧国家的左派，明显享着无神论方向 发展。有时引发暴力事件，如巴黎在 1848 年革命和 1871 年起义中有 3 个主教 被害。也可以表现为非国教反对派，成为政治上反国家派的同谋，成为其动员、20组织助手。 政治和宗教纷争的关系，可以是前者引起后者，也可以后者引起前者。 19 世纪 50 年代法国有的村子全都从天主教改信新教，抗议政治保守派对教区牧师 的影响。也有许多政治态度源于宗教态度。无论如何，精神和世俗权力间的关 系，是一种相互利用和强化关系。反对派政党为了赢得宗教少数派支持，可以 采取反对征收什一税和国教不得人心的政治态度。 英国被边缘化的凯尔特人，在宗教态度上长期反对英国国教。在法国，大 革命废除什一税和在 18 世纪 90 年代出售大地产，历代有幸购买到土地的人， 都反对想恢复教会昔日特权的保守派，从而成为引起政治分裂的根源之一。 19 世纪 30 和 40 年代，法国社会党人想创建自己的宗教，打出“耶稣是第一个共 产党人” （Iesus the First Communist）口号，争取支持者，获得部分成功。激进 神父则发明基督教社会主义来回应。 希腊、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爱尔兰、克罗地亚发生的伦理或民族 主义运动，都严重依托神父，有的本身就是神父想出来的。国家通过惩罚公开 站在政治反对派一边的教会进行报复。很多国家拒绝授予宗教少数派的支持者 以平等权利，直到 20 世纪才解决这一问题。 在公民权利中，宗教平等是最晚实现的权利之一，说明这种平等实现的难 度。 在英国， 《大学宣誓法》 （University Tests Act）存在到 1871 年，规定只有 国教教徒才能受雇于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一些政府采取更有进攻性的行动。 德国俾斯麦政府在 19 世纪 70 年年代发起“文化斗争” （Kulturkampf）反对天 主教会，因为天主教徒是“德意志帝国的敌人” 。法国共和政府在 80 年代后， 同样打出“教权主义即敌人！ ” （le clé ricalisme, voilàl’ennemi!）的口号，反对教 权派，关闭学校和没收教产，甚至监禁神父。 宗教问题没有消亡， 而是随着政治上新现象的出现， 被赋予了不同的功能。 民主制度的确立，增加了广大信教民众的发言权，反而提高了牧师或神父的地 位。民族主义通常支持宗教，反之亦然。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后，出现了教会是 否应该控制新学校这一重要问题。妇女应该拥有政治权的呼声，增加了教会的 政治影响力，因为妇女比男人更容易信教，占教徒多数。天主教国家的左翼政 党反对给予妇女选举权，原因正在于此。 结果引起了一场很大的历史误会：左翼政党居然反对妇女获得选举权，说 什么也让人费解！ 新出现的社会现象，给宗教提供了机会。如城市工人悲惨生活状况的广泛 存在，导致传统的基督教慈善活动复兴。有的基督教传统思想获得了新生，如 用高利贷有罪的思想来谴责对资本主义剥削。结果，基督教社会组织、政治牧 师或神父、教士政党，长期成为欧洲政治景观的特色。21如比利时天主教党（Belgian Catholic Party，1863） 、荷兰新教反革命政党 （ Dutch Protestant Anti-Revolutionary Party ， 1878 ） 、奥地利基督教社会党 （Austrian Christian Social Party，1891）等，即属这样的新型政党，找到了生 存空间。4、政治和变化19 世纪是一个充满政治变化的世纪。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宗教的衰落和 复兴、意识形态的发明等，构成了一个社会和文化大熔炉。面对大变化，悲观 者有之，乐观者亦有之。悲观论者慨叹旧价值观的土崩瓦解，世风日下，重利 轻义，荣辱不分。乐观论者颂扬新社会的成就，经济进步，思想自由，社会平 等，期待通过社会革命或社会转型建立理想社会。 这个世纪所有新政治思想都是为了回应这样的社会变化，所有政治活动也 由两大变化促成：城市市化、通讯和交通革命。 I. 城市化和政治变化 对欧洲现代文明来说，城市不是新现象，城市的突然发展才是新现象。1800 年，欧洲最大城市是巴黎，那不勒斯居第二位。伦敦、巴黎、圣彼得堡、伯明 翰、柏林和其他许多城市，人口在 50 年间翻倍或翻了两倍。 政治和知识精英认为这一变化不是好事，因为认为城市化很丑陋，导致了 道德滑坡。城市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猖獗的魔窟，地主和神父控制不了，广大“群 众” （masses）失去了人性，成了危险群体。1831 年一份法国杂志写到： “威胁 社会的野蛮人不是来自鞑靼草原，而是来自我们工业城镇的郊区” 。 在保守派（不只保守派）看来，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等，不过是城市暴 民横冲直闯的同义词而已。 革命者同样把注意力投向城市：街垒战是革命的象征。 年革命 的中心是巴黎、维也纳、柏林、布拉格、威尼斯、罗马等大城市，但被政府镇 压下去了。20 年后，即 1871 年 5 月，西欧城市革命时代开始于巴黎，也结束于 巴黎。 这个世纪最大的人民起义被残酷镇压下去了， Fran? ois Furet （） 这样写道： “在火光熊熊的巴黎，法国革命告别了历史。 ” 对于当时的人来说，简直不能想象城市会成为动乱之地，甚至比农村更具 暴力色彩，这么频繁发生人民起义。 欧洲城市经过 19 世纪 40――70 年代的无序增长和移民大潮后， 通过学校、 社会和体育俱乐部、工会、教会和政党组织，把移民整合到城市生活中。22在这个世纪最后 25 年，城市无产者大多诉诸和平的工会活动和参与立宪政 治表达自己愿望。这样，城市不只是无政府状态和革命的中心和发动机，也是 现代大众政治的中心和发动机。商业和职业化造就了可以挑战地主阶级垄断地 位的政治力量，工厂主在自己工厂得到工人的尊重，和地主在自己的土地上得 到佃农的尊敬一样。 通过 19 世纪下半叶的改革，工人们的要求可以通过投票箱表达。大众领袖 ――记者、律师、医生、教师、工会领导人、城镇议员、作家、教授――获得 的影响力，和古老贵族一样大。这些群体在 1875 年被法国共和党人 Lé on Gambetta（）称为“新社会阶层” （the new social strata） ，成为 1880 年后法国激进共和主义的中坚力量，同时到处发动激进的或社会主义的运动。 Gambetta 不过是一个律师和食品杂货商之子，但在 1870 年领导法国抗击 德国入侵的斗争中，崛起为魅力四射的英雄人物，时年 32 岁。 Joseph Chamberlain（）是英国类似的政治家。作为一个激进的 工厂主，他担任伯明翰市长期间推动了诸多改革，在 80 年代崛起为重要的政治 家，时年 40 多岁。 Karl Lueger（）也是奥地利类似的魅力型政治家。他是一个改 革家和反犹主义者，在竞选维也纳市长过程中，哈布斯堡王朝拒不承认其合法 地位，但在他第 4 次当选为市长后，朝廷也不得不接受。 这些人的当选取决于城市的需要，依托于只有城市才可能出现的组织：倡 导节制、德性和公共卫生的慈善团体；工商业界的压力集团；主张提供廉价杂 货食品、最低疾病保险和体面葬礼的互助会；合法和非法的工会（英国和法国 分别在 1824 和 1881 年实现工会合法化） 。 从 70 年代到 20 世纪初，欧洲各国的非正式俱乐部转变为永久性的大型政 党组织。英国和德国率先仿效美国政党模式，组建新的政党组织，其他国家也 纷纷效仿。 II. 交通和通讯革命与政治变化 交通和通讯革命包括公路、铁路、移民、商业、识字率、报纸、廉价文学 作品等方面的变化。 19 世纪欧洲交通和通讯量大增：法国 1840 年坐火车旅行的人 600 万人次， 1900 年达 4.3 亿人次。小册子、报刊文章、宣言、诗歌、演讲等方式，广泛用 于 19 世纪的政治活动。政治家开始撰写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甚至到全国各地旅 行直接影响“舆论” 。有组织的竞选运动，把为数众多的人――包括妇女和其他 非选民――动员起来。 英国 20 年代反对奴隶制和 40 年代反对《谷物法》的选举运动，把数百万23人动员起来，迫使政府采取行动。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 1832 年，德国有 2―3 万自由民族主义者于 Hambach 召开会议，在当时德 国属于规模很大的集会。 1847 ― 1948 年，法国参加“宴会运动” （ banquet campaign）的人达 2 万人。全国性政治家在公开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是 70 和 80 年代的事，同样是从美国学来的政治动员艺术。法国共和党人 Gambetta 在 70 年代中期把自己标榜为“民主的旅行推销员” 。英国自由党领袖 W. E. Gladstone （ 1809 ― 1898 ）在 1879 发起“中洛锡安郡选举运动” （ Midlothian campaign） ，开始英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全国大选。 “用墨水和纸张制造的” （巴 尔扎克）意识形态和舆论，主要以报纸的形式，得到前所未有的广泛运用，加 上邮政订阅和新闻转载，影响到了其他国家。政府企图控制和审查报纸，但吃 了败仗。即使买不起书籍或者报纸的民众，可以到公共阅览室（直到 80 年代随 着商业和技术革新价格才有所降低）获得信息。人们在俱乐部和咖啡馆大声朗 读报纸。1850 年英国 20 个成人中有 1 人读《星期日报》 ，1900 年 3 个人中有 1 人。 大众通讯对政治带来的最深刻影响，莫过于 强化了美国学者 Benedict Anderson（1936― ）所说“想象共同体” （imagined communities） 。民族是最 重要的“想象共同体” 。美国学者 Liah Greenfield（1954― ）指出： “正是民族 主义创造了我们的世界，它是我们世界的政治含义。 ” 但在 19 世纪，即如法国和英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国家，共同归属感也较为脆 弱。地方和地区特性比作为抽象“民族”的成员更重要。但 19 世纪各方面的快 速发展，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了这一状况。流动性的增加呼唤和促进了共同语的 出现，使“民族文化”成为现代生活和政治的基本要素。 学校发生了变化。欧洲大多数国家到 19 世纪 80 年普及了小学教育，中学 教育成倍增长，其中德国是这场教育竞赛的领跑者，到 1900 年拥有 100 万所中 学。 文学作品、教科书和报纸也发生了变化。成为创造共同经历想象的得力工 具。从教室墙壁上的地图和图画，到战争回忆录和博物馆等符号，强化了领土 和历史特性的观念。游行、节日、选举、战争、革命、体育事件有助于形成共 同记忆，无论是愉快的记忆，还是不愉快的记忆。这些方面的进步，增强了文 化相同的国家的团结意识，被政府用作加强这一意识的工具。 同样，在多民族国家内引起了种族集团间的激烈竞争。在波西米亚首府布 拉格，来自乡村的捷克农民要求享有和德国人一样的语言权利，以便在求职上 和享有同德国人同等的或优先的权利。民族主义成了表现雄心和表达不满的工 具。于是，捍卫和增进民族利益，成为各国政治话语的核心内容。随着 19 世纪 最后 25 年大举征兵工作的展开，更成为数百万人的一段经历。 民族不是唯一的想象共同体，还有“阶级意识” （Class consciousness） 。24尤其是属于全国或国际无产阶级的那种意识， 具有共同的象征、 代表大会、 歌曲（如《国际歌》 ） 、神话和记忆。 天主教会也在发生变化。 不断强化 “教皇至上文化” （ultramontane culture） ， 把天主教会变成了一个绝对团结和统一的组织，不再是各地教会间的简单联合 体。流动性和通讯手段的发展，逐渐消除了教会内部的地区主义和民族主义偏 见，增强了民族和国际层面的统一性，增强了天主教会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世纪的变化没有替代旧精英阶层的地位。 “新的社会阶层”没有在政治上组成反对这一阶层的统一战线，因为反谷 物法同盟只是一个例外。全职从政的商人很少。新富起来的人通常通过联姻和 取得爵位被纳入贵族中。事实表明，贵族和他们的反对者一样，精于利用现代 政治组织和通讯工具。 19 世纪首次建立在男子普选权基础上的选举――1848 年 4 月法国举行的大 选， 就是保守派的胜利。 许多贵族和神父当选为议员。 Louis-Napoleon Bonaparte 在
年当选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表明，广大农民最可能支持一个 保守和权威型政府，而不是进步的民主政府。 19 世纪 80 年代的英国 “新社会阶层” 同样保守。 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 “别 墅托利主义” （Villa Toryism） 、 拥有 200 万会员的 “保守派樱草会” （Conservative Primrose League）等，都忠实地支持一个主要由贵族为主的政党。 因此，不仅在东欧实行专制制度的农业国中，而且在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工 业国中，贵族和传统职业资产阶级仍然据有政府和政治中的重要位子。 乡绅阶层是资本主义的经常批评者，看不起新出现的中产阶级。从这个阶 层 涌 现 了 大 多 数 社 会 主 义 的 预 言 家 ， 如 布 朗 基 （
） 、 巴 枯 宁 （）、托尔斯泰（）和列宁（）。来自其他阶 层的社会主义预言家不多，如英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领导人 H. M. Hyndman 在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受教育，担任萨塞克斯郡板球队员。法国著名议会社会主义 者 Jean Jaurè s（）更是如此。他是一个哲学和历史学家，他的一个 叔叔 Benjamin Jaurè s 担任海军元帅、参议员、海军和殖民部长。另一个叔叔 Charles Jaurè s 担任海军元帅，弟弟 Louis Jaurè s 是海军元帅和众议员。总之出 身不凡，有些另类。 事实证明：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欧洲社会中，30 和 40 年代评论家们预言的城 市革命危险没有发生。城市没有沦为野蛮行为的渊薮，大多数国家维持了社会 稳定。传统的精英阶层在民众支持和害怕革命的基础上，很快组织起自己的政 治力量。 因此，“旧制度” （Old Regime）的基本面貌，通常以新的形式维持下来， 直到 1914 年，甚至以后。255、意识形态和制度法国大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和美国革命，深刻影响了 19 世纪的意识形态和 政治制度。 围绕着三个国家的两大革命，形成了三种有影响的政治发展模式，具有广 泛影响。 如英国的政治自由、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法国的革命传统和文化成就， 美国的民主和社会流动，都被确立为某种典范模式。一个国家无论是仿效还是 避免这些模式，反正都不可能绕不过这些模式。 欧洲思想界对形成这些模式贡献很大。 年间欧洲涌现了一个国 际性的思想家群体，一批著名思想家建立了自己的思想模式：保守主义、自由 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可谓 19 世纪的四大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潮。 保守主义――爱尔兰人 Edmund Burke （） 和萨伏伊人 Joseph de Maistre（）是保守主义之父 自由主义――苏格兰人 Adam Smith （ 1723 ― 1790 ） 、法国人 Alexis de Tocqueville（） 、英格兰人 John Stuart Mill（）是自由主 义的创始人。 社会主义――法国人 Henri de Saint-Simon （） 、 威尔士人 Robert Owen（） 、普鲁士人 Karl Marx（）是其代表。 民族主义――波兰人 Adam Mickiewicz（） 、爱尔兰人 Daniel O’Connell（）和意大利人 Giuseppe Mazzini（）是其预 言家。 属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思想家创立这些思想模式，说明时代不能停留在法 国革命时代，需要新思想和制度。 宪法的制订就形成一个国际性模仿过程。 美国和法国革命中采用成文宪法，核心是公民间的平等和契约关系。 这个问题成为 1848 年前欧洲大陆国家争论的焦点问题。各界围绕主权在君 还是在民、政府的权力是绝对权力还是公民有条件赋予的权力，展开了激烈争 论。 法国 Louis XVIII 颁布的《1814 年宪章》 ，名义上属于“钦定王家宪章” ，26实则是国王被迫接受的民主宪法。 对传统统治者来说， 宪法是令人讨厌的东西。 普鲁士的 Frederick William IV 说，他永远不会在他和他的臣民之间“隔着一张 纸” 。在西班牙（1812 年宪法在一代人之间成了自由主义宪法范本） 、意大利、 德国和东欧国家则充满变数，危机到来时颁布宪法，危机过去、政府强大时就 废除宪法。 但并非只有革命派和自由派要求宪法。如德国的现代化官僚阶层也谨慎地 要求宪法，他们认为宪法有助于提高政府效率，控制君主和宫廷人员的为所欲 为。 1848 年革命是一个转折点，欧洲大陆多数国家颁行了宪法，结束了宪法问 题的争论。尽管哈布斯堡王朝镇压革命者后，于 1851 年取消了宪法。 最大的例外是俄国和英国，但情况很不同。俄国到 1905 年才颁布宪法，属 于欧洲政治民主化最落后的国家之一。 英国这个时期没有发生政治动乱，没有制订成文宪法的需要，继续实行不 成文宪法。 宪法必须承认代表制度，是否成立代表机构是关键。议员代表社会中的不 同利益群体还是所有公民的“公意” ，他们的目的是捍卫现有社会还是改变现有 社会，都是关键问题。 君主派――主张建立权力和职能有限的议会。议员代表地区和阶级，而非 “公民”组成的单一“民族” ，起咨询作用，而不是决策作用。1815 到 60 年代 德意志各国政府采用此类宪法。 自由改革派――要求制订英国或法国式的宪法。主张议员要求进行公开的 议会辩论、有权质询政府部长、可以影响政府组成和解散、控制政府财政预算。 民主和革命派――要求建立一院制议会。选举常态化、给议员发工资，确 保他们满足选民的需求。 但经过
年法国制宪会议的恐怖统治后，自由派和保守派要求恢 复两院制，仿效英国贵族院模式建立松散的上院，抑制容易走向激进的下院。 经过一个世纪的反复尝试，到 20 世纪初，欧洲大国都建立了两院制议会。 最晚的俄国，也在 1905 年颁布了宪法，建立两院制议会。 上院通常由资深官僚、土地贵族、教士和军官组成。 选举制度和程序是另一关键问题。 举凡选举权、投票程序、被选举权、选举制度维持社会稳定，还是成为社27会变革的工具，都是选举战中生死攸关的问题。 应该说，欧洲大多数国家在这个世纪大多数时间解决得不理想。 普选权没有受到普遍欢迎，甚至被认为是鲁莽愚蠢之举。如自由派强调， 选举应该建立在理性和稳妥基础上，反对普选权。有选举资格的选民只应是有 能力和负责人的公民，不应包括穷人和无知公民。就是说，只有那些有财产、 缴纳直接税（尤其是土地税） 、受过教育、有专业知识的人，才能成为选民。 各国的规定五花八门： 英国通过一系列议会改革，增加了选民数量。1832 年议会改革后选民增加 到 65 万人，1867 和 1884 年议会改革后增加到近 600 万人，占成年男子 60%。 法国在 1848 年后几十年间，都是欧洲第一个也是唯一实行“普选权”的国 家，选民达到 900 万人。 选举权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革命结果，有时可能带来保守的结果。 Napoleon III 在 1848 和 1870 年选举中获胜就是这样。保守派意识到，民主 如果运用得当，不一定是敌人，反而使朋友。因为只要保守的农民占多数，中 产阶级和激进工人阶级就掀不起大浪。但政治家一般不愿意走这条路，因为存 在着风险。 直到 19 世纪末，选民占人口的比例仍然有很大差别： 即使在最自由国家也保留了财产和教育资格限制。1890 年，法国选民占总 人口比例为 27.1%，希腊 23.2%、德国 21.7%、英国 16.3%、丹麦 13.9%、意大 利 7.7%、挪威 9.1%。 有几个国家在 90 年代实行了成年男子普选权，至少理论上如此。但妇女选 举权在这个世纪进展很慢，都没有选举权。如果有，只限于地方选举。在全国 政治选举中第一批实现妇女普选权的国家，是北欧的芬兰和挪威，不过已经不 是这个世纪而是 20 世纪的事了（1906 和 1907） 。在大多数天主教国家，他们没 有任何选举权。这容易理解，因为这是教会保守派生死存亡的的原则问题，不 可能轻易做出让步。 而左派则担心会导致教会掌权， 也也反对给予妇女选举权。 此外，男子选举权的获得，间接阻碍了妇女选举权。对财产不多的家庭来说， 保证了男子选举权的资格，就剥夺了妇女的资格。 选民的数量不是唯一的问题，还有代表权的大小问题，即比例代表制限制 问题。 在普鲁士、奥地利、罗马尼亚和俄国等在名义上是自由而实际上属于权威 型的国家，选民根据纳税多少分为等级。即使宣称实行“普选制”的国家，也28是如此。普鲁士 4%纳税最多的候选人，拥有 84%纳税最低候选人的选票。奥 地利 64 个贵族选一个众议员，农民则要 10760 人选一个。而且纳税少的候选人 不是直接投票选举，而是通过代表选出议员。 选举过程中各种违法行为层出不穷。如贿赂（英国 80 年代初半数选区存在 腐败现象） 、操纵选区划分、恐吓（警察骚扰反对派支持者） 、欺骗、胡萝卜加 大棒的手法等。在乡村地区，地方贵族、教士（有时还有政府官员）合力支持 同一个候选人，即使不发生欺骗行为，无论什么选举都不会改变结果。奥地利、 爱尔兰、西班牙、普鲁士出现过这种现象。在城市选区，候选人由于要通过报 纸、拉票、集会、宣传小册子、海报、标语等方式宣传自己，同样容易滋生腐 败，如资助或补贴报纸。如法国 1889 年选举中，候选人 Mackau 男爵在巴黎张 贴了 200 万张海报。这就势必加强人力、财力、政党组织、筹款技巧等工作， 竞争激烈时难免不发生腐败现象。 在 19 世纪，有组织的政党成为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方式。 政党有不同的起源：有为了发动密谋或起义成立的政党，如这个世纪初的 意大利的“烧炭党” （Carbonari）和 30 年代的“法国人权协会” （French Society of the Rights of Man） ；有纯粹为了选举成立的政党，如 Adolphe Thiers（1797 ―1877）为了反对官方选区划分不公正，在 1827 年成立的“自助者天助协会” （Aide-toi ciel t’aidera） ；有企图通过宣传和舆论动员来施加政治影响成立的政 党， 如 20 年代英国成立的 “反奴隶制协会” （Anti-Slavery Society） 和法国的 “新 闻之友社” （Amis de la Presse） ；有议会精英俱乐部型政党，鼻祖是英国的辉格 党和托利党。 19 世纪中叶前后数十年间，欧洲各个国家都出现了政党组织。到 20 世纪最 初 10 年，政党之间的模式大同小异，把除极端保守派和社会主义者外的所有选 民吸引到党内：它们是合法的政治组织，有明确的思想倾向，公认的领导人， 固定的工作人员、报纸、会议、宣言等，首要目标是赢得大选。 到 19 世纪末，宪法议会和政党已经成为全欧洲共同政治现象。 但在这一共同表象的背后，发生了比 1815 年更大的政治分歧。分歧不是君 主派和共和派间的分歧，也不是选举权大小问题的分歧，而是自由的议会制度 和集权的官僚制度间的分歧，即日益增长的政治稳定性和同样日益增长的政治 不确定性间的分歧。 西欧国家是议会控制政府；东欧和中欧国家议会不能控制政府。 在 1871 年后的德意志帝国，哈布斯堡君主（1867 年起进行短暂的自由主义 改革后） 、1905 年后的俄罗斯帝国，宪法和政府权力控制在职业化官僚手中，实 际上是君主权威的附属品。 奥地利和俄国在经历了一系列灾难和政治动荡后，才匆忙制订了宪法。29德国宪法是首相俾斯麦精心设计的作品，旨在维护皇室、军队和贵族的统 治。由成年男子选举出来的帝国议会（Reichstag） ，不能解除帝国宰相职务，不 能决定政府财政运算，更不能控制帝国成员国政府（如普鲁士） 。普鲁士还保持 不民主的三级选举制度。宰相领导帝国政府，由普鲁士国王兼帝国皇帝任命， 联邦议院（上议院 Bundesrat）保留大部分立法权。上议院由联邦各国政府提名 的官员组成，但实权控制在普鲁士手中。另外，武装部队超然于选民控制之外， 时刻可以影响议会决策。 奥地利和俄国的宪法和选举产生的议会，同样没有多少实权，基本上是一 个政治摆设。6、四个大国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四个大国指的是德国、英国、法国和俄国，它们是这个世纪的欧洲大国， 有自己独特的政治经历和政治发展道路。（1）德国： “特殊道路”德国史学家尤喜反思本民族的历史，认为自己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 走过了一条“特殊道路” （Sonderweg） 。 这是一种解释现代德国发展道路的理论假设，引发了人们的思考。所谓“特 殊道路” ， 主要是同英国和法国的 “正常” 发展道路相比而言， 有自己的独特性。 德国以显得独特的内涵是，没有经过英国和法国似的资产阶级革命。但不 能说德国没有发生过革命， 1848 年就发生过革命。 不是说没有发生革命的形势， 实际上欧洲方兴未艾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都曾给德国政府造成了巨大 压力。关键在于革命的领导力量――资产阶级弱小，无力领导人民取得胜利， 最终被专制君主镇压下去。 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俾斯麦采取铁血政策，战胜丹麦、奥地利和法国， 完成了国家统一，满足了自由民族主义者的要求，阉割了自由主义。1871 年建 立的德意志帝国，是以上层革命的方式建立的新国家。这个国家保存了传统精 英阶层的统治权力，议会制度只是国家的一个摆设。 学者认为，在德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代性，和政府保守、甚或反动的本 质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随着德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政府日益采取危 险方式维持自己的统治，在国内实行专制统治，进行对外扩张，没有任何政治 力量阻止统治阶级的冒险行为。结果，德国统一后迅速走上对外扩张道路，最 终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又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原因有所不同，但 根本原因还是“特殊道路”的基本逻辑决定的。30总之，选择一条不同于“正常道路”的“特殊道路” ，最终走向了灾难，是 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是德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特殊道路”的故事有些道理，但也不无懈可击。 德国的“特殊性”能够站得住脚吗？如果同英国和法国相比是“特殊的” ， 可是英国和法国所走的道路也不同。如果同东边的奥地利和俄国相比，不见得 有多少“特殊性” ，两个帝国同样在实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同时，维持了君主 专制制度，但没有像德国那样走向毁灭。如果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相比，就更 不成立了，这些国家避免了资产阶级革命，反而变成了民主国家。 但我们在质疑德国“特殊性”的同时，也要承认德国确实面临着一些“特 殊”政治问题。1871 年建立德意志帝国的力量，是君主们而不是人民，自然无 法体现社会中各阶级的政治意愿。比如天主教徒和工人阶级就是这样的两大社 会群体， 希望通过民主方式参与政府。 为此它们成立了德国最早的群众性政党： 天主教中央党（Catholic Centre）和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 。它们本来 想通过正常途径参政，却被政府视为“国家的敌人” （Enemies of the state） 。为 了迎接挑战，政府再次采取自上而下的重要改革，最著名的是俾斯麦在 1881― 1886 年间采取的社会保险措施。他希望通过医疗和工伤事故保险措施，吸引工 人阶级，让他们放弃社会主义。他提出采取的这些措施，比所有其他民主和自 由国家都早，说明他看到了工人阶级在德国社会和政治中的分量。 但德国的政治反对派从未屈服过：天主教和社会主义政党还是发展起来。 更重要的是帝国政治制度无法驾驭，陷入了混乱。政党被允许参与立法机构的 竞争，也可以争取自己的一些权利，却从未获得组阁的权利。William II 即位并 在 1890 年解除俾斯麦宰相职务后，皇帝指定几位继任宰相，企图改变不合作和 没有方向的制度，但没有采取任何策略措施，代替俾斯麦留下的铁血主义。 德意志帝国继续沿着专制主义的方向走下去，最终走向军备竞赛，引发了 一次又一次国际危机，最终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药桶。（2）英国：渐进和和平的民主化英国政治制度常被作为评判大陆国家的标准。最大特点是其通过渐进和较 为和平方式实现变革。这个特点被称为“辉格史” （Whig history）观点，开始 受到赞扬，后来遭致批评。 但英国果真是一个标准，是通向“现代性”的正确道路吗？难道英国是一 个独特国家，可以和欧洲若即若离，将“旧制度” （Old Regime）保存到 20 世 纪，大胆地将古老的议会制度转变为获得民众支持的工具？ 历史事实确实可以获得一些证明：19 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可以说有一个强31大而又信心十足的统治精英阶层， 团结一致誓死捍卫现有制度， 反对民主骚乱， 以致避免或者推迟一系列危机。 1829 年颁布的《天主教解放法案》 （ Catholic emancipation） ， 避免了和爱尔兰的一场重大冲突； 1832 年的 《大改革法案》 （Great Reform Act） ，通过扩大议会代表权的方式平息了英格兰的一场骚乱，没有改变 基本原则；1846 年废除了《谷物法》 （Corm Law） ，以损失托利党眼前利益的方 式，缓和了中产阶级的激进主义； 年又以坚决的态度，抗住了宪章 派民众激进主义，即宪章运动的猛烈冲击。 从 19 世纪中叶起， 英国成为欧洲唯一没有重大财政危机和国内威胁的国家， 其政治模式开始受到尊重。 许多史学家分析英国政治的角度， 采取的角度是 “上层政治” （high politics） 中精英阶层间的竞争，而非意识形态斗争或社会冲突角度。这种政治运作的结 果便是渐进式民主化。 这种变化有一个条件：要政治精英和选民之间进行配合，才能取得积极的 成果。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比利时和荷兰议会制度中，同样发生了实用主义性 质的变化，确立了更民主的现代议会制度。 然而英国的政治改革从未解决爱尔兰问题，因为这里的民族矛盾，同奥地 利、德国、俄国等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不是同一回事，要尖锐得多。（3）法国：跌跌撞撞走向共和法国是不同于德国和英国的国家。 革命遗产没有带来和平和正常状态，反而造成了长达 1 个世纪的分裂和 不稳定。这不能从通常使用的社会和经济张力得到解释，因为这个国家的财产 权基础宽厚，人口增长率低，经济变化缓慢，没有经历过如邻近国家那样的社 会断裂。 答案只能从政治文化中寻找――革命留下的独特思想遗产：政治可以改 变现实存在、国家不应只是保卫和管理社会，而是塑造和引领社会。但国家应 该采取的形式，或国家应该追求的目标，并未达成共识。一个 19 世纪的作家说： “革命已经建立了一个社会，但仍然在寻求建立一个政府。 ”统治阶级的深度分 裂，孕育了很多互相冲突的、经常是乌托邦式的思想目标。至少到 19 世纪 80 年代，都没有达成政治规则的共识，意识形态陷入慢性分裂中。 于是，如果说英国人达成共识是用宪法体制来包容冲突，法国政治反对派 的最终目的是改变宪法体制。于是每一次政治危机成了宪法危机，导致这个世32纪出台了 6 部宪法（、、） ，成为欧洲颁布宪 法最多的国家。但每一部宪法只是满足了一方的要求，从未获得大众的长期认 可，或者获得毋庸置疑的合法性。 根据不同宪法组建的政府，政治思想观点都不同：复辟时期的天主教家长 统治；7 月王朝的精英自由主义；第二共和国的乌托邦民主；第二帝国的权威型 民粹主义；第三共和国的民主自由主义。 然而法国也有共识。如法国必须采用某种形式的现代议会制度才能真正解 决政治制度问题。议会的权威性经过大革命和第一帝国时期的动荡变化后，在
年间迅速提高了。1848 年，由于巴黎民众的革命行动，又实行了成 年男子普选制度。 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却出现了意外的结果：居然把保守派代表 Napoleon III 推上政治舞台。 随后被德国俾斯麦和英国托利党领导人 Benjamin Disraeli （） 仿 效，两人都在 1868 年扩大了选举权。法国政治自由在 50 年代遭到 Napoleon III 权威统治的镇压，在 60 年代逐渐赢了回来。第三共和国时期达成了某种妥协， 建立了“分歧最小的”政府：一个民主的共和国。然而 1875 年宪法却是君主派 设计的，包含了一个保守的参议院、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一种有利于 农村小选区的选举制度。 因此，这个共和国与其说和瑞士和美国较为古老的联邦共和国或英国自由 “旧制度”相似，还不如说更类似于比利时和意大利的现代君主立宪制。 第三共和国的政治特点：出于对独裁统治卷土重来的惧怕，设计了一个 行政权弱小、议会过于强大和党派组织松散的政府。这就必然导致政府更换频 繁、立法秩序混乱、地方利益突出、迎合民众口味、选举活动激烈等弊端，难 以形成稳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局面。 19 世纪法国政治制度，仍然在偿还 18 世纪革命签下的巨额债务。（4）俄国：变化最快的落后国家俄国的社会和政体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尽管它表面上有一些西方化的特 征，诸如有一个德国和奥地利似的皇帝和议会（杜马） 。 19 世纪的俄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意味着政治条件方面的很多变化， 如交通、通讯、城市化和识字率等方面的变化比西方晚。 这些条件决定了俄国的政治发展吗？我们认为俄国不是一个比匈牙利和西 班牙好多少的农业国。它废除农奴制仅比中欧多数国家晚 10 年左右，但比美国33和巴西废除奴隶制更早。 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 俄国经济快速现代化， 到 1913 年已跃升为欧洲第三大工业国。 但俄国没有打算彻底解决土地问题。 到 20 世纪初，俄国开始面对西欧在 19 世纪 40 年代面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压力，土地问题尖锐起来，需要彻底解决。但沙皇政府和西方邻国的政府根本 不同，它是一个实行“国有制”的国家，沙皇是国家和全体臣民的所有者，不 可能解决土地问题。 在公民权利问题上，西欧封建主义包含了法治和权利意识，俄国农奴制度 则没有，沙皇臣民没有权利和法律保护。俄国没有 17 世纪英国和 18 世纪法国 那样的地方大贵族，从政治上制衡专制君主。俄国没有古老的地方议会、没有 自治团体、没有“资产阶级” 、没有“公民社会” 。俄国不是奥地利和德国那样 的后封建国家，而是一个殖民帝国。奥地利和德国还承认臣民的某些权利，至 少部分臣民的部分权利，俄国则什么权利和什么臣民的权利都不承认。 在俄国进行渐进式改革很难。 在 19 世纪 60 年代的改革中，废除了农奴制，采用了司法制度，建立了地 方自治机构（zemstva） 。但地方自治机构和政府官僚机构有冲突，影响了改革效 果。政府精英疏远知识份子（如列宁为省国民教育总监之子） ，剥夺他们大多数 政治表达手段。于是被宪法改革派吸收，这个派别和 19 世纪最后 25 年西欧国 家的激进派和社会党人差不多。他们中有一部分被恐怖团体吸收，虽然人数不 多，却足以挫败君主派和宫廷侍臣主导的温和改革主张。高潮是 1881 年刺杀了 沙皇 Alexander II，打断了改革进程。继任的 Alexander III 拒绝给予选举团体 权力。末代沙皇 Nicholas II 及其顾问，废除了 1905 年革命强加给他们的宪法， 用更不民主的普鲁士选举制度架空议会。 但 20 世纪初崛起了自由民族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政党。和德国和奥地利 一样，俄国部长们企图通过交易、宣传、镇压、自上而下的改革、警察煽惑等 方式控制政治制度。财政部长 Sergei Witte（）和首相 Pyotr Stolypin （）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发展，进行土地改革，试图增强国家权力，削 弱政治反对派，然而 Witte 被解职，Stolypin 被及右翼分子刺杀，说明俄国政治 改革陷入僵局，而专制制度又不能直接领导国家的现代化。 直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都没有彻底解决是实行议会制度还 是专制制度的问题。 在俄国历史上，惟有农民起义或宫廷侍臣和士兵策划的宫廷政变才能推翻 政府。1917 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把两种方式都结合起来，所以推翻了长达 300 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改变了俄 国和世界历史的进程。34总之，19 世纪欧洲政治思想和制度的不同发展模式，大致可以从各国自身 的特点得到解释，诸如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统治者和人民的政治行为都 会产生影响。 但欧洲各国从来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互相影响的，有仿效学习，也有排 斥和拒绝。由于出现一些国际性共同现象，被学者们概括为一些发展模式。模 式是一种假设，自然有其局限性，不能肆意扩大实用范围，否则面临窘境。 传统的天主教欧洲和新教欧洲就没有明确的界限，同是新教国家的普鲁士 和荷兰政治制度大相径庭；同属天主教国家的法国和奥地利之间差别很大。 发生过资产阶级革命未必带来稳定，比如法国和西班牙；也不一定是长期 不稳定的原因，如比利时。最富有、最“现代的”国家，也不意味着政治上最 稳定和民主，如德国；最贫穷的国家未必是最麻烦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为数很 多。 一个国家政治发展中的突然变化， 未必和社会、 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因此， 研究 19 世纪欧洲政治思想和制度时， 要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 进行全面综合考察，才能得出切实的结论。7、结论“漫长的 19 世纪”在战争和革命的灾难中开始和结束。两次灾难之间的年 份是相对和平的时期，欧洲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取得了许多成绩。 政治领域的成就最显著：（1）出现了政治文化的新发明民族、阶级、政党、意识形态、选举规则、竞选演说、竞选形象、政治协 商等，都是新发明出来的东西。（2）国家更重视人民的要求欧洲长期处于和平环境，没有出现重大战乱，国家比 18 和 20 世纪都更注 意人民的要求。国家有足够资源维持公共秩序，必要时诉诸武力，但更愿意采 取让步、协商和改革的方式，而不是镇压和战争的方式，尽量避免动乱或革命。 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增加，从发动起义、街头抗争、革命转向议会斗争，避 免流血牺牲。19 世纪是一个普遍充满乐观情绪的时代。35（3）政治进步掩藏着矛盾君主制和民主制、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民族和阶级间有矛盾。德国用专 制主义限制民主，用民族主义缓解阶级斗争。俄国通过发展现代工业经济，维 护古老君主制度的统治。全欧洲都存在不满意的群体和尚未解决的问题。多民 族国家和不承认政治民主的国家问题最严重，最终出了大问题。（4）负面影响十分深远国家、民族、政党、公民归化等 19 世纪最成功的政治发明，在 1914 年后 成为国际和国内纷争中的灾难性武器，整个 20 世纪都在消除它们带来的消极影 响，欧洲付出了前所未有的惨重代价。 这样，19 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政治发明――自由民主制度，沦为了“皮洛士 的胜利” 。三、经济：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胜利1、基本数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欧洲经济在
年有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成果惠及了欧洲大多 数人。
年，欧洲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120%。年均增长率在 1800 年 前不超过 0.3%， 年达到 0.9%，60―90 年代达到 1.3%。只有 1870 ―1880 年间的萧条时期，增长率才退回到上个世纪的缓慢增长水平。这个增长 率不能和 20 世纪相比，如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增长率为 4.5%，但已经是欧 洲史上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可谓欧洲经济史上的分水岭。
年增长率居前 10 位的国家，位置大多比较固定，如俄国第 1， 英国第 3，奥匈帝国第 5，意大利第 6，西班牙第 7，比利时第 8，荷兰第 9。期 间最大的变化是，德国和法国互换了位置，德国从第 4 位上升到第 2 位，而法 国从第 2 位下降到第 4 位。瑞典替代葡萄牙居第 10 位，葡萄牙跌出前 10 名。 前 3 位和中间 4 位间的差距扩大，但按人均国民收入排位，英国、荷兰、比利 时、瑞士位居前 4 位。人均收入增长最快的是丹麦、瑞典和瑞士。 欧洲经济发展呈现梯度分布： 从易北河往东往南，经济发展水平依次降低。更重要的是，西欧和东欧之 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在这个世纪扩大了。如果将 1830 年的所谓“工业核心36地区” （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士和英国） ，同“边缘地区” （俄国和葡 萄牙）比较，前者的实际人均国民收入比后者高 25%。到 1913 年，前者（加上 奥地利）高于后者（增加西班牙、保加利亚、希腊、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塞尔 维亚）123%。 这就意味着，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 扩大了近 100%。2、人口革命：经济增长动力（1）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从经济增长的供给模式看，总量增长取决于三个生产要素数量及其质量的 增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 19 世纪的欧洲土地供给量增加不多，和经济增长关系不大。 劳动力和资本供给量是关键因素。劳动力增加取决于人口增长，这个世纪 正好发生了“人口革命” ，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
年欧洲人口增长年份 70
人口（百万） 205 275 320 414 481 年均增长率（%） 0.54 0.59 0.76 0.86 1.16欧洲人口在 19 世纪前已开始增长，以致早在 1798 年马尔萨斯《人口论》 中，就发出了人口过快增长的警告。这说明他当时见到的人口增长，已经超乎 他的想象。 但和 19 世纪更快的人口增长相比， 则算不了什么了。 同时可以看出， 在欧洲出现长期的人口增长，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在农业文明时代，人口 长期停滞不前。马尔萨斯尽管很聪明，也未预料到 19 世纪的人口增长规模。 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人口同期从 9.06 亿增加到 16.08 亿，欧洲所占百分 比从 23%上升到 26%。总数不及亚洲，增长率不及北美洲，但同欧洲本身比， 增长前所未有，增长了 2.3 倍，可谓经历了一场“人口革命” （ demographic revolution） 。37（2）人口增长的原因I. 死亡率的降低和出生率的提高 到 19 世纪下半叶，欧洲死亡率下降，西北欧尤其明显。英国从 1850 年的 22.4‰下降到
年的 14.7‰。 德国从 26.8 ‰下降到 17.5‰， 俄国从 1876 ―1880 年的 37.5‰下降到
年的 29.5‰。 死亡率降低比较慢，最早到 80 年代才出现实质性降低。 人的平均寿命延长。 年欧洲多数国家男子平均寿命延长，挪威 从 48 岁提高到 56 岁，居欧洲之冠。奥地利从 30 岁提高到 41 岁，敬陪末座。 饥荒时导致死亡的最重要因素。饥荒在这个世纪并没消失。 年 的马铃薯歉收致爱尔兰上百万人死亡，德意志西南部国家也被波及。俄国部分 地区到
年还出现干旱引起的饥荒，死了 8 万人。 霍乱、肺结核也导致居民大量死亡，尤其在人口拥挤和卫生条件差的城市 地区，死亡率更高。汉堡在 1892 年霍乱流行期间死亡近 9000 人。1880 年柏林 的男子平均寿命只有 30 岁，汉诺威乡村地区则有 41 岁。 各地婴儿死亡率很高，1840 年西欧地区孩子 5 岁以前死亡率达 25%，1901 年仍有 14%。此外，妇女生孩子过程中的死亡率也很高。 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健康长寿主要是 20 世纪的事情。今天英国的死亡率 是 11‰，婴儿死亡率是 8‰，而人均寿命 76 岁。 II. 人口增长率的提高 19 世纪的人口增长更多来自高出生率。 19 世纪出现了“婴儿潮” （Baby boom） 。结婚年龄降低，英格兰和威尔士 人第一次结婚年龄从
年的 28.1 岁（男）和 27 岁（女） ，下降到 1800 ―1849 年的 26.5 岁和 24.3 岁。 19 世纪 70 年代英国已婚妇女中， 18%有 10 以上 孩子存活下来，50%的人生育 6 个以上孩子，而 20 世纪末英国妇女生育 1.8 个 孩子。 另一个影响人口数量的因素是私生子。欧洲私生子数量在 18 世纪已大幅攀 升，19 世纪也高居不下，但私生子死亡率比婚生子高 80%。 法国有些例外，19 世纪没有出现“婴儿潮” 。和其他国家相比，法国是人口 增长最缓慢的国家，属于一个特例，原因值得探讨。38II. 劳动力需求的增长 要说清楚增长率的原因，其实比死亡率的原因难。 如有人认为，英国人口增长的原因是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和实际工资收入的 增加，但并不令人信服，因为 19 世纪最后 25 年间，英国出生率开始下降，1905 年只有 9%的妇女生育 6 个以上孩子。这种趋势，显然同人们对人口生产成本和 效益的考虑有关，如果生孩子和养孩子的成本过高，孩子成人后没有足够的收 入，必然降低生育率。 工 业 化 也 可 以 导 致 高 出 生 率 。 如 弗 兰 德 斯 的 原 始 工 业 化 （ protoindustrialization）就促进了早婚，出现多子女大家庭，因为孩子容易就业。法 国农民则更愿意维持小家庭，担心孩子多了把地产分割得太小，影响生活水平 和再投资剩余。 此外欧洲非工业化地区的人口增长非常快。 还有， 人口的适度增长可能会促进经济发展， 过度增长可能抑制经济发展， 结果不是产生移民浪潮，就是出现劳动密集成型产业，妨碍新技术的采用。 IV. 自由劳动力的增加 19 世纪欧洲劳动力的关键不在数量的增加，而在质量的提高，即通过让劳 动力获得自由，来提高劳动质量。 在农村废除农奴制和在城市废除行会是关键。 这一进程始于西北欧：农奴制在英国早已成为历史；法国在 18 世纪 90 年 代解决了这一问题；德国解决于
年；俄国和俄国统治下的属波兰在 19 世纪 60 年代。 欧洲大多数国家的行会，在 18 世纪已开始衰落，但直到 19 世纪才被遭到 大工业的横扫，退出历史舞台。但有的国家很晚，如德国直到 1869 年才最后完 成这项任务。 V. 教育水平的提高 人力资本――教育――的投入也影响经济发展。如识字率和经济增长的确 有关系。建厂前最好建学校，是 19 世纪一些国家政府的基本共识。 19 世纪欧洲文盲减少很快。 英格兰和威尔士成年男子文盲率从 1840 年的 33%下降到 1900 年的 3%； 法 国从 1855 年的 32%下降到 1905 年的 3%，虽然地区差异很大；苏格兰从 185539年的 11%下降到 1900 年的 2%； 普鲁士从 1825 年的 16%下降到 1900 年的 0%； 但爱尔兰在 1900 年仍高达 34%；1910 年意大利 6 岁以上的人口中有 38%不能 读写；西班牙 10 岁以上的人口中 50%不能读写；葡萄牙和俄国可能有 60 的人 不能读写。 就教育水平而言， 德国的进步最大， 到 19 世纪结束的时候基本消灭的文盲。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19 世纪下半叶英国工业落后于德国的原因，就是 德国拥有比英国先进的教育制度，尤其建立了大批技术学校和学院，培养了一 批素质过硬的技术工人。3、投资增加和技术革新：经济增长的动力（1）投资大规模增长的时代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同样可从数量和质量角度来说明。19 世纪的投 资有了大规模增长，可以从下表看出来： 普鲁士年均净投资（百万马克，1913 年价格）年份 40 1849 ― ― 农业 86.5 59.9 建筑业 28.7 69.2 运输业 7.0 73.7 工业 2.8 7.0 总额 125.0 209.8表中数据表明， 19 世纪前半期普鲁士政府投资总额增加了 84.8%， 建筑业、 交通运输业、工业的投资都增加了，但增长幅度最大的是交通运输业，工业投 资增长幅度很小，农业投资处于下降状态。 德国政府（即德国统一后）在
年间，投资总额增 加不少于 200%，高于前半个世纪。 衡量投资的另一个指标是，投资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年 德国政府投资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达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