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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恰同学少年》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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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恰同学少年》的冰火两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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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同学少年》的冰火两重天日13:03 新世纪周刊&& 本刊记者/张鹭《新世纪周刊》封面文章：当偶像变成红色（来源：新世纪周刊）　　很少有人知道,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老楼的一楼第八班对于中国现代史意味着什么。因为曾坐在这个教室左边倒数第二张课桌的学生毛泽东,在校期间的绝大部分笔记和日记已经由于两次意外而毁于火灾。而关于他的各个版本的传记中,对这段时期的记载也少得可怜。与毛泽东后来的经历相比,这段几乎湮没不彰的历史的重要性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今年3月22日,一部名为《恰同学少年》的连续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尽管不少观众并不知道“恰同学少年”是什么意思,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追捧这部“红色青春偶像剧”。如毛泽东多年后在他那著名的《沁园春?长沙》里回忆到的那样,《恰同学少年》还原了他们“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求学生活。　　低开高走的收视率　　时间回到1913年,年仅19岁的毛泽东在经历了一场与父亲的冲突后,毅然来到省城长沙,进入湖南第四师范求学。半年后,这所学校与湖南第一师范合并。在“一师”,他得到了杨昌济、徐特立、袁吉六、孔昭绶这些优秀老师的教导,也结识了蔡和森、萧子升(后改名萧瑜)、萧植蕃(萧三)、陶斯咏、杨开慧等同学和朋友。在时代最优秀头脑的相互激励下,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了5年半“修学储能”的生活。23集的《恰同学少年》就是取材于此。　　2002年,湖南电视台台长欧阳常林对导演龚若飞提出,想制作一个教育题材的连续剧。今年3月22日这部剧终于在央视播出,其间，《恰同学少年》经历了近6年时间。2005年11月通过审查后,仅在央视就搁置了一年半,以至于该剧导演之一龚若飞担心在电视剧制作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自己的作品会“过时”。　　“冰火两重天”是该剧编剧黄晖在荧屏上见到自己作品时的感受。《恰同学少年》在央视播出的当天,他在央视影视部的朋友告诉他,这个剧当天的收视率创造了今年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的最低点。一个与之相关的事实是,根据央视今年推出的收视奖惩制度,低于央视平均收视率的连续剧将面临相应程度的罚款处罚。但他“整个心都凉了”的状态没持续多久,该剧的收视率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节节上升。“头一周开播才三天,北京地区收视已经涨到近6个点。 第二周,收视率夺全国上星台之冠。第三周播了两天,全片结束,正式统计虽没出来,摸底调查却显示,大结局可能创下了央视近年来电视剧的单日收视纪录!”4月4日晚上,也就是该剧播完的第二天,他在那份风行网络的《编剧自白书》中写道。　　该剧责任编审、央视影视部编导张志敏用最终的数据向《新世纪》周刊证实了这个说法,“根据央视索福瑞的调查,《恰同学少年》第一集播出时,其4.11%的收视率确实是目前为止今年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的最低记录,而最后一集的收视率达到9.86%,打破了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的收视记录。虽然平均收视率还没计算出来,但全国的平均收视率应该在6个点左右”。今年3月底,央视影视部主任汪国辉公布的目前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收视率平均线是5.29%。　　用红色青春励志　　片子做好后,导演龚若飞曾经请另外一个剧组的外联剧务帮忙带去送审,“对方当时也不看好这部作品,觉得这个片子审完要两天,很无聊。结果两天之后,他说自己哭了很多次,被剧中主人公的情感打动了”。编剧黄晖说,龚若飞是一直都对这个戏的收视率最有信心的主创人员之一。　　黄晖并不愿意强调前期审批和后期审查的困难,不过从他“以后打死也不碰重大历史题材”的半玩笑口吻来看,这显然是个漫长而繁复的过程,黄晖甚至有过根据演员口型重新写台词的经历。虽然提出了很多史实和艺术表现上的修改意见,但审片者对该剧的印象却很不错。25集的样片送上去,重大题材办审片小组只用了一天半就看完了。审片小组副组长李准说,他在审片过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不累”,“平时我们审片没有这么轻松”。 　　《恰同学少年》在“一师”实地取景,还原了当年白衣胜雪的场景。其中的“衣”是根据毛泽东遗留在一师的校服原样复制而成,立领、铜扣,由精致的灯芯绒面料制成,加上日式学生帽,看上去相当挺括。当年的毛泽东擅长体育,击剑、拳击、篮球、足球样样拿得起。他是长沙地区足球联赛的传奇门将,保持着不失一球的记录,还发明了毛氏六段操。但更多的还是大量读书和参与社会活动。他曾与萧子升一起游学湖南,在校期间曾领导“驱张运动”,也曾组织过“新民学会”这样的社会实践团体。作为学校的风云人物,毛泽东还得到了陶斯咏的芳心暗许,当然,这种朦胧的情感仅限于陶斯咏单方面的意愿。　　比起观众熟悉的革命题材剧,《恰同学少年》的一个特点是剧中的人物性格张扬。重大题材办的成员之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杨胜群评价它“清新”、“脱俗”。这种“清新”与伟人青年时代的生活复合在一起时,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在电视剧播出后,黄晖跟踪浏览了上千篇观众的博客,他发现不少人很自觉地用剧中人物的道德标准来重新界定自己。这也符合他写剧本的初衷,他并非要写一部“青年毛泽东”,而是想写“那个年代的这样一群先生，这样一群学生”,让观众明白,“普通学生的身上,渐渐孕育着伟人的未来。这种发展过程,都是生活中完全可能发生,只要观众本人努力,也能做到的”。　　网络内外的力量　　“一般而言,网友是对电视剧最为挑剔的一个群体,这次连网友也如此看好这个戏,确实没想到。”龚若飞说。《恰同学少年》播映之初,网友曾为“对毛泽东角色的性格塑造不合史实”、“扮演者与毛泽东外形不相符”、“过于偶像化的场景和造型有悖那个年代水深火热的事实”、“剧中的毛泽东脸上为什么没有痣”等问题有所指摘,但在剧组用史实进行解释后,类似的问题就很少有人再提。　　百度的“恰同学少年吧”里也很热闹,网友们充分发扬网络工兵的精神,翻出1919年毛泽东与蔡和森创立的新民学会在周南女校的合影、陶斯咏的生平、萧子升后来写的《和毛泽东一起行乞记》及萧子升后来“盗卖故宫文物”的传说,还有数字“28”与毛泽东(毛泽东曾用笔名“二十八画生”)一生的神秘联系等等。当然,也有深入领会青年毛泽东思想的网友组织了《恰同学少年》读书会来“求其友声”。一篇名为《今夜的我泪流满面,羞愧难当》的帖子更是被吧主少见地加了“精品”标记。　　4月4日和5日,央视《新闻联播》对该剧连续两天进行报道,直接推动了它在网络上的升温。扮演毛泽东的演员谷智鑫在3月30日开了博客,前几天的日浏览量不过3000次到7000次,后来就猛增到了20000多次。他的粉丝“谷子”的QQ群已经建到第4个。在“谷子们”的强烈要求下,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宣传行程公布在博客上,“谷子们”会把有关他的报道无一遗漏地贴在专用博客上。还有的粉丝客串记者,在他参加活动的地点守候,对他的一举一动作现场报道。　　谷智鑫博客上贴出的行程表排得满满的。在4月3日到19日这17天的时间里,他出席了14场宣传活动,其中包括新浪、《艺术人生》、《新闻会客厅》、《快乐大本营》。访谈做完后,这些文字和影音资料又迅速成为网络传播的信息源,被转载到各个网站、论坛。　　与年轻人话语增殖的网络世界相比,50岁以上的观众群体是《恰同学少年》的“沉默的半数”。龚若飞原来设想的收视群体是青少年,但他惊喜地发现,制作单位收集回来的信息显示,50岁以上的观众竟然占到了收视群体的一半。　　“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作为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问题非常关注;再者,剧中青年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可能重新勾起他们自己青年时代的回忆。”龚若飞分析道。[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 22:29:34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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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9:22 &&
因此君，一代人应“恰同学少年”时，同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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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0:29 &&
看错题目了，以为是著名的“冰火九重天”，就进来了，抱歉，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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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51 &&
新偶像剧打动高级官员日13:03 新世纪周刊　　本刊记者/张鹭　　“最近在报纸和电视中都听到了对《恰同学少年》介绍,就很想看,可惜已经错过了央视的播出。”　　“有几集因事没看到,很希望能重播。”　　在互联网中搜索《恰同学少年》,很可能会附带着搜出类似的愿望。与媒体之前传言该剧会在央视重播不同,从4月24日起,长沙电视台新闻频道每晚7点35分开始在长沙地区3集连播该剧。湖南卫视也从4月25日起,在每晚10点档的金鹰剧场安排重播。　　作为“电视湘军”出品的连续剧,《恰同学少年》由长沙电视台与湖南电视台联合摄制,出品人、总制片人、剧本指导、导演、编剧和主摄影师都是湖南人。从《雍正王朝》到《走向共和》,长沙电视台与湖南电视台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前者的具体操作加上后者的媒介平台,形成某种资源的整合与互补,共同生产电视“大片”,再争取拿到央视播出,与央视联合出品。《恰同学少年》延续了这种合作模式。　　在央视等待了近一年半之久才播出,有人认为央视对这部作品事先没有足够的重视。　　该剧的责任编审、央视影视部编导张志敏对《新世纪》周刊解释说,“2005年11月,该剧通过重大题材办的审查,在央视初审后,还面临央视领导的审查过程,这需要一些时间。而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的排片有一个时效性原则,在某些特殊的时刻会安排相应的连续剧。比如去年12月,由于是许世友将军百年诞辰,就安排了《上将许世友》播出。把《恰同学少年》安排在‘五四’前一个月播出,也是希望能给广大青年一些启迪”。　　在通过审查后,等待播出的近一年半时间里,制片方背负着巨大的资金回收压力,《恰同学少年》却一直没有选择先在湖南卫视播放。原因很简单,执行制片人之一、长沙广播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邹鹏说,“长沙电视台方面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在央视播出,希望借助央视强大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展示‘电视湘军’娱乐化的另外一面,也对央视最终会播出该剧有足够的自信”。　　该片出品人之一、长沙电视台副台长罗浩也曾为此付出了大量努力。2004年7月,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谷智鑫进入北京人艺,但人艺有条规定:刚刚加盟的演员一年之内不准出去拍戏,只能留在剧院排话剧。为了保证拍摄顺利进行,罗浩亲自前往北京公关,最后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下了调令,才将谷智鑫“挖”到剧组来。　　4月15日的《新闻联播》报道了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等单位在北京某饭店联合主办的《恰同学少年》研讨会,邹鹏在会上得知,很多级别很高的领导干部也在看这个戏。但他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早在4月3日,广电总局办公厅就曾接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的电话,被《恰同学少年》所打动的刘云山谈到,该剧“是对观众进行革命历史和爱国主义教育”,并希望“中央台要把这部电视剧的反映收集一下……《文化视点》和《艺术人生》栏目要宣传一下”。　　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12月,《恰同学少年》剧组在同一家饭店举办的开机新闻发布会上,抱着走过场心态过来的媒体都不肯发问,尴尬的主办方不得不把写着问题的纸条塞给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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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45 &&
红色偶像剧是这样炼成的日13:03 新世纪周刊　　本刊记者/张鹭　　《恰同学少年》有70%的镜头是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校园里拍的。在拍摄过程中,仅仅是把已经成为毛泽东纪念馆的老教室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再就是在校门外做了一堵墙,以便在由内往外拍时挡住马路，避免穿帮。其余的几乎不需要经过处理。“‘一师’本身就是文物保护单位,虽然民国时期的老校舍在1938年毁于‘文夕大火’,但在1968年重建时,是严格按照当年的设计图纸重新施工的,连桌子的样式都是请当事人回忆之后原样复制。”编剧黄晖说。　　“一师”的前身是长沙城南书院,背靠长沙妙高峰,面临湘江,与岳麓山隔江相望。校园内郁郁葱葱,在长沙土生土长的黄晖曾在附近居住,每到夏天炎热难耐时,必会徜徉于校园内的欧式和日式风格建筑之间,“都不用开空调”。　　龚若飞说,“我相信,任何人走近那些欧式和日式风格的建筑,触摸到现在还保存在纪念馆里的青年毛泽东穿过的那种校服时,都会产生白衣胜雪、长发飘逸的联想。我觉得只有青春偶像剧这种形式才能表现出他们当年在这里的求学生活。”　　2003年,导演龚若飞找到当时正埋头写另外一个剧本的黄晖,向他转达了湖南电视台台长欧阳常林的想法:结合历史背景,写一部教育题材的连续剧。之前,龚若飞已经找了两位行内颇有名气的编剧,但他们的风格是那种“典型的革命题材剧”的路子。在排除了周南女中和“庚子赔款”留学生之后,黄晖决定写杨昌济与毛泽东、蔡和森这组师生。他往返于“一师”与湖南省文史馆,用了一个月时间做前期资料的搜集,发现“一师”教育的成功,不仅在于有这三位师生,而是“有一群先生和一群学生”。　　在实际创作剧本的过程中,资料的缺失使得艺术虚构成为必然。在开始剧本创作之前,龚若飞曾带着黄晖到北京请教革命题材剧的专家,重大题材办的李准告诉他们,“1921年以前的事情不属于重大历史题材”,他们这才放下心来。他的艺术虚构主要分为三种,一是利用人物为人处世的性格逻辑,来推断他在处理事情时的决策;二是把真实事件的发生时间提前或延后;三是利用众多真实的细节拼装出一个故事。　　张自忠在“万人大会”上的表现属于第一种。在万人大会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学生悄悄把准备散发给广大学生的拥护袁世凯的文章换成了反袁的《梁启超等先生论时局的主张》,当时张自忠带着军队来维持秩序,发现学生们做的反袁小册子后,不声不响地塞进了自己的衣服里。龚若飞分析说,“现有的史料只能确定张自忠当时确实在长沙当兵,当时也确实追求进步,根据他当时的心态,遇上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这么做的。”　　历史上的萧子升其实比毛泽东大一届,蔡和森与向警予的恋情也很可能是发生在年之间,但黄晖统统把这些时间作了平移,以便与毛泽东的生活轨迹形成交集。　　刘俊卿扔弃窝头、徐特立吃剩窝头的场面,属于综合真实细节的结果。黄晖查到,当年的“一师”存在学生浪费的行为,为此“一师”搞过简朴教育,袁吉六为此还专门写过“粒粒皆辛苦”的匾挂在食堂。而徐特立也确实有过拣学生剩饭吃的故事。至于有人指摘的“湖南怎么会有窝头吃”,黄晖解释说,根据资料,当年“一师”的食堂确实是有窝头的。　　“黄晖剧本的另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大段的对话不多,流畅,动作性强,每集都有中心事件,在写场景时,表达都必须借助肢体语言,这些特点使该剧看起来很有动感。”龚若飞导演说。为了配合清新的校园氛围,龚若飞在色调上选择了高调的亮色,因此画面看上去鲜亮得耀眼。但所有场景都处理得很平实,以区别于那些戏剧感特别强的革命题材剧。龚若飞回忆说,剧中有一场戏,赵一贞嫁给老六,她的男友刘俊卿伤心不已,一路追来。有一个街头的老太太信以为真,急忙拦着刘俊卿说：“伢子,赶紧把你堂客抢回来,她嫁给老六没有夫妻相,你们两个才有夫妻相,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　　不过,龚若飞也强调,这部戏之所以能拍成红色青春偶像剧,本质上还是因为剧中主人公身上体现出的那种时代先锋的意识和积极向上的迫切感,“形式毕竟是为本质服务的，”黄晖说,“毛泽东他们当年对新潮事物的渴望程度跟今天的青年跳街舞、玩蹦极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他们身上多了一层拯救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他当时每期都订阅《新青年》，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和同学出去考察，跟朋友组织斯巴达俱乐部,过那种清规戒律的群体生活……在全长沙的学生当中都很有名气,不是那个时代的时尚偶像是什么?”龚若飞也称向警予为“民国版野蛮女友”,她从来就不服气自己比男生差,给自己取名“向胜男”。向警予在读到蔡和森的文章时,“气急败坏”地说,“我怎么就比不上他呢?未必他有三头六臂啊?”但还是把他的文章贴在床头,时刻激励自己超过对方。　　“可以说,这群‘精神文明、体魄野蛮’的年轻人引领了当时整个长沙的青年文化,但是,他们还没有成为后来那样的伟人或者烈士。我想着重写出的,是他们如何从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向后来的他们靠近的过程。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这个戏,除了戏里弥漫的这种不断向上的感召力外,人物身上天真浪漫的气息应该是他们感到贴近自己的原因。”黄晖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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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21 &&
邵华：小谷很可爱日13:03 新世纪周刊 　　本刊记者/张鹭　　《恰同学少年》在央视一套黄金档首播是在3月22日晚7点55分。这天晚上7点30分左右，扮演毛泽东的谷智鑫在一家健身房接到扮演萧子升的钱枫的电话，“刚才的《新闻联播》为我们的戏做了预告！”这个预告只限于短短一句话，以至于后来很多媒体在统计该片被《新闻联播》报道的次数时，往往忽略了这一次。但谷智鑫当然明白这句话背后的分量，他认为，这最起码也意味着，自己演绎的青年毛泽东形象得到了最高级别的认可。　　从被质疑到被认可　　从确定扮演青年毛泽东开始，谷智鑫一直疲于应付“外形不像毛泽东”的质疑。为此，他曾不断地试图从身边的人当中找些反馈。一次，在跟几个朋友吃饭闲聊时，他说自己刚接了一部伟人戏，让朋友猜他的角色。结果，有猜萧子升的，有猜蔡和森的，甚至还有猜孙中山的，就是没一个猜毛泽东的。“他们跟我当初一样，印象里的毛泽东就应该是古月、唐国强那样的，大家都劝我别接，演好了以后就一特型，演不好的话可就把自己给毁了。”　　在看到毛泽东早期照片和研读大量青年毛泽东的资料前，连谷智鑫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像毛泽东。导演之一嘉娜让他去试戏时，他就是抱着多认识几个导演的心态去的。前前后后让他试了十多次，最后连嘉娜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导演龚若飞最早看到他的照片时，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体魄健壮：1.82米的身高，厚实的身板和肌肉，透着那么一股子虎头虎脑的质朴。在试片见到他时，才发现这孩子的眼神清澈、坚毅，身上有种大气的感觉，站在一拨同龄的孩子里压得住。至于外形方面，“比较一下毛泽东在1918年带他母亲来长沙看病时的那张照片，谷智鑫看起来还是很像的”。龚若飞说。　　最大的考验是在毛泽东亲属的家宴上。该剧的总制片人之一罗浩和导演龚若飞带着他去见毛泽东的儿媳邵华和孙子毛新宇。饭桌上，邵华和蔼地问了问他的家庭状况和一些兴趣爱好。谷智鑫说自己当时紧张地问东答西，“吃完饭后连对方具体问了些什么都不记得了”。但当时一个细节引起了全场人的好奇：毛新宇不满百天的儿子毛东东嘴巴张得大大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他。谷智鑫伸出手去掂了掂他的下巴逗他，小家伙居然把他的食指攥得死死的。事后毛新宇的夫人说，是不是因为家里挂了很多毛泽东的照片，孩子看着眼熟的原因。第二天，罗浩打电话给邵华时，邵华说了一句“小谷很可爱”。谷智鑫这才松了一口气。　　寻找表演突破点　　在开拍之前，所有演员曾在大兴做过一个月的全封闭集训。白天上课，听编剧黄晖和策划顾问毛新宇讲述毛泽东的生平；晚上背古诗词，对台词，练书法，还要应付导演嘉娜的抽查。集训的成果是，演员都把戏里的状态当成了常态，在实拍时都不叫名字，就这么“润之”、“子升”、“斯咏”的叫，相互之间要说个什么事，那边问题还没问出来，这边已经点头了。拍完戏去吃饭时，几个年轻人戏服也不换，外面套个军大衣就大摇大摆走进饭店，把饭店里的人看得目瞪口呆。　　这只解决了对手之间的默契问题，更大的难题在于，龚若飞要求自然化的表演，谷智鑫必须进入青年毛泽东当时的状态，而不是“站在外围去琢磨毛泽东在想什么”。所以，他要找到一个接口，进入到那个从农村来到省城求学的理想青年的内心。对于他而言，这个接口就是一段共同的迷惘状态。　　“那时的毛泽东也有点不确定自己想要干什么，他当过兵，进过商业学校，学过做肥皂，还去法政学校学过法律，每次改主意都得向家里要钱，他父亲气得要打他，我跟他一样大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嘛。”谷智鑫说。在进入北京人艺以前，他在家长的要求下学过外语，但读了不到半年就放弃了；接着按兴趣学了一阵地质，很快“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进体校打了一阵篮球后又发现身高太吃亏；然后才进了北师大艺术系学了一阵影视编导；最后才发现自己喜欢表演，进了中央戏剧学院学表演。　　自然化的表演并不等于放任自流。由于伟人身份的特殊性，谷智鑫在表演时不得不作必要的节制，其中的分寸很难拿捏。为保险起见，同一镜头会拍几个方案。龚若飞回忆说，在拍毛泽东顶撞内心疼爱他却拙于表达的袁吉六老师时，谷智鑫老是觉得角色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考进学校，作文分数却被老师故意压低，他被压抑了这么久，应该有个情绪的爆发过程。这个镜头拍了3个方案，一是毛泽东把本子扔到天上，然后掀翻桌子，转身出门；二是直接把本子扔到天上，转身出门；三是把本子放到桌上，转身出门。后来考虑到湖南卫视想把《恰同学少年》当成一部教育题材剧的初衷，最后用的是第三个方案。　　但在更多的地方，谷智鑫说自己的表演还是很舒展的，像雨中与蔡和森从爱晚亭一路跑下山，包括后来最为观众所诟病的那个镜头：在与书店店员的争执中，毛泽东把钱扔在桌上，气冲冲地冲出门去。编剧黄晖认为谷智鑫的表演传递了毛泽东身上那股急性子的脾气。至于人们的质问，他解释说，根据他查到的资料，“中年的毛泽东曾在工作争吵中动手打过弟弟毛泽民，连中年以后的毛泽东都还有控制不住脾气的时候，19岁年轻气盛的时候，难道发生一点点争执很奇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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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的我泪流满面日13:03 新世纪周刊 　　本刊记者 /汤涌　　在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眼中,毛泽东一直是以“爷爷”的形象出现在影视作品中的,《恰同学少年》中的毛泽东,以同龄人的面貌现身,“润之兄”迅速地征服了这些年轻人。　　日,央视正在热播《恰同学少年》,百度《恰同学少年》贴吧出现了一个帖子《今夜的我泪流满面,羞愧难当》,作者 “无心的竹子”(应受访者要求,下文称其为竹子)出生于1980年。　　她说看完电视剧里的润之和开慧,听说了现实中毛岸青逝世的消息,想到这个家庭为国家民族所承受的苦难,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第二天,竹子眼睛红肿,不敢出门上班。　　这一帖子得到了240多个跟帖,多数回帖者是竹子的同龄人。竹子认为和许多主旋律片不同,“该剧打动我的一个地方,就是全剧洋溢的青春气息。雨中游岳麓山、齐诵《少年中国说》这些情节,每每想起都会让我热血沸腾。”　　“这个片子不同于以往的说教剧。很好看,于是就看了下来。”竹子刚开始是有空就看,在偶尔看到了毛泽东借书这个情节之后,她就开始一集不落地追看这部电视剧。　　“毛泽东偏科,萧三给他补课。毛泽东对理科很头疼,累了倒在床上,看到了萧三从他哥哥那借来的一本历史书,就要借去看。毛泽东爱在书上批注,萧三就不肯借给他,于是两个人死磨硬缠。最后萧三投降了,一脸无辜地对毛泽东说:‘润之兄,你是补理科还是补历史啊……’”竹子对这个细节印象深刻,“它拉近了伟人和我们平常人之间的距离。我想,这也是它成功的原因所在。”　　竹子对毛泽东最早的印象来自于姥姥家里的白色瓷像和爷爷讲述的伟人故事,再晚一点,是小学课本上那篇《杨家岭的早晨》。她的父母以一种几乎宗教的虔诚对待家里供奉的毛主席像。在竹子河南商丘家里,堂屋正中挂着马、恩、毛、朱四位伟人的画像。　　“我爷爷是个抗美援朝时的老军人,上世纪80年代才转业回地方,在高校做管理工作。我上大学的时候,他每月都要写一封长信,跟我交流思想。爸爸说,爷爷一辈子都在做青年人的政治思想工作。”竹子说,在这种家庭的影响熏陶之下,她“可能并不属于典型的‘80后’一代人”。　　竹子没有像爷爷一样成为一名军人,她在郑州一所与航空有关的单位工作。但她嫁给了一名军人,成了一名军嫂,婚期定在了“五一”,这使得她可能会错过湖南卫视重播的《恰同学少年》。　　为此她决定买一套光盘,“以后放给我们的孩子看,教育自己的孩子,告诉孩子我们国家民族不屈的历史及那些智慧豪情、无畏牺牲和默默奉献的故事。”　　受到这部电视剧鼓舞的不仅是竹子一人,在百度贴吧,一个“恰同学少年读书会”悄然诞生。由于加入人数太多,这个组织不得不建了好几个QQ群来分流不断加入的网友。　　“我们就是一个互相交流学习的组织,”网名为“雅克”的会长苏则宇这样表示,“我从小受的教育都是填鸭式的,我现在在大学里读书,身边许多人对生活没有热情。”这部剧带给他的,正是这一种摆脱束缚唤起热情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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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偶像:在政治与商业间博弈日13:03 新世纪周刊　　本刊记者／李梓　　显然,《恰同学少年》带来的“红色偶像”之说是从“红色经典”延伸得来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曾镇南对“红色经典”做出这样的解释:“红色”是指流贯在作品血脉中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主义的思想风貌;“经典”是指投注在艺术创作中的深厚功底,对丰富广阔的现实生活真实、深刻的体验和表现。　　长期以来,中国的“红色英雄”塑造,一直在一个个历史模式中循环,时代的变化到来了,它便突破一次,但往往随后又陷入另一种模式之中,难以提升。　　许多电影研究者把称为中国电影的“前16年”,在观众心中意义深远的红色经典大都出自这16年。1959年尤其是一个让许多电影研究者觉得应该大书特书一笔的年代,虽然处在大饥荒中,中国电影出现了许多堪称经典的作品:《林家铺子》《青春之歌》《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1949年以后的中国电影其实就是导演在政治化与商业化之间的博弈,1957年反右曾造成一定影响,但随着政治上的松动,到了1958年、1959年,电影上立刻表现出新的气象。” 《中国电影100年》主编、《新京报》副总编李多钰说。　　从多元化到模式化　　那一年,作家柳青在长安皇甫村定居5年后,《创业史》第一部终于脱稿。他这种苦修般的写作历程,受到了当时作家的普遍认同。许多人即使不能像他这样舍身于一个作品的创作中去,但也力求创作有生活的依据。许多革命经典中所塑造的革命英雄形象基本都有原型,甚至时间、地点、次要人物都有可能是真实的,这种真实的塑造给了作品更强的感染力。甚至在60年代《金光大道》中的模式人物“高大泉”,作家都力图从生活中找到创造的原型。　　但实际上,这种来自生活的创作不一定能反映生活的真实。在50年代,书籍的出版和电影的生产都属于计划经济范畴。自从1950年电影审查制度确立以后,模式化已经在审查制度中产生并被自觉遵守。比如社会的阴暗面只存在于1949年以前,落后的思想只存在于地主和小资产阶级之中,而1949年就开始改编的剧本《柳堡的故事》,因为在情节上有革命英雄的爱情故事,一直到1957年才勉强通过审查。　　在50年代的电影中,导演常常用一些细节加强电影的真实感,主角并非“高大全”,而是也有些常人所有的小缺点。比如，《小兵张嘎》里的嘎子塞烟囱,被认为是中国电影的经典创作。李多钰认为:“这种手法更加遮盖了它的教育性质,实际上,美国和中国都有许多国家主义的影视作品,它们虽然都渲染爱国主义教育,但美国电影不会对个人进行说教,而中国电影中的主角通常都是战胜了个人主义的小缺点,最后投身于集体主义的怀抱。” 　　“文革”开始后,文艺的模式化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50年代电影创作者为艺术性所作的努力变成了“400毒草”。样板戏和“三突出”理论的诞生,把典型人物的模式化塑造推向前无古人的高度,这种绝对的脸谱化、模式化带来了“鳏寡孤独”的主角模式。　　特型演员的怪圈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导演开始尝试在电影中塑造领袖形象,这一阶段塑造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袖形象,获得票房的成功,但也随之陷入“特型演员”的怪圈。　　关于中国的特型演员,李多钰觉得这种状况很值得讨论:“只有在中国,才那么注重形似的问题,乃至出现专门的特型演员。即使是前苏联,挑选领袖的特型演员也只是神似。”最有名的特型演员古月,在20多年里曾经80多次扮演毛泽东,他不仅五官酷似毛泽东,还长期保持身高、体重均与年长的毛泽东一致。　　特型演员可谓中国电影在摆脱了“高大全”模式后陷入的另一个套,由此培养起来的观众观赏习惯至今难以消除。　　重拍红色经典　　中国影视剧热衷于对红色经典的重拍,是从2002年起形成的持续高潮,目前已经累计达数千集,虽然有些作品有粗制滥造的嫌疑,但仍然获得了不俗的收视率。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下,才诞生了“红色偶像”的说法。　　在这股重拍热潮中,商业利益的驱动成为主流,在艺术上有所突破的作品实属凤毛麟角。以往的红色经典,制作精细,散发着巨大的艺术渲染力。相形之下,如今的重拍被评论界认为是“急功近利”之举,遭到诟病。这类重拍剧聚集了大量明星,作为票房和收视率的保障，甚至大胆采用了许多港台、海外青春偶像剧的制作手段。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一个个昨日英雄变成了屏幕上的“红色偶像”。　　由此,影视界终于在政治化与商业化的此轮博弈中找到了新路。他们发现,“偶像”原来也可以是“红色”的。《恰同学少年》恰逢其时,它所获得的意外好评,终于让“红色偶像”脱颖而出――让当代青少年惊声尖叫的偶像，从此，也有了红色英雄,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奇迹。但这究竟只是一个个案,还是中国“红色偶像”工业初露端倪,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中国红色偶像的变迁　　如果把官方积极倡导的人物统称为“红色偶像”的话,那么,追根溯源,红色偶像的塑造自古已有。自1949年以来,中国红色偶像的变迁史则更充满了历史大背景的多重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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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英雄的银幕初体验日13:03 新世纪周刊 　　本刊记者/汤涌　　新中国的第一部影片《桥》就是红色英雄影片―― 一个解放战争时期东北铁路工人修建桥梁的故事。这部影片已经具有了后来红色电影所具备的一切元素:一个有责任感敢于战斗的党员梁日升、一个苦大仇深有创造力的老工人老侯头(后来他要求入党)和一个被改造被教育的总工程师(旧知识分子)。　　这几个角色后来在不同的电影中出现,只是进步方和落后方的矛盾不再如此温和。　　也有一些纯粹的战争英雄片:1949年的《中华女儿》(连环画版本称为《八女投江》,讲述八位抗联女战士战斗到底光荣殉国的故事)、1950年的《赵一曼》、1952年的《南征北战》和《智取华山》。这些英雄片一般着意刻画的是英勇无畏和视死如归,角色只有两种 ：一种是英雄,一种是敌人。　　有一部电影曾经被不同国籍、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观众所追捧――《白毛女》。这部戏里有亲情、有爱情、有阶级斗争、有控诉、有解放,几乎所有的群体都能各取所需。据1952年第14期《大众电影》记载,这部电影被带去英国放映,上千名英国青年在帐篷里看完了没有翻译、没有字幕的《白毛女》。帐篷外下起了雨,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去。　　一个争议英雄也在这一时代出现在银幕上――武训。孙瑜导演的《武训传》描写了农民教育家武训行乞办义学的故事。这个剧本创作始于1944年。新中国成立后,编剧曾经对这一题材表示担心,认为“和火热的革命热情不符”,从旧时代走来的电影人在主动地与延安文艺精神统一思想。　　向周恩来总理征求意见之后,孙瑜在1950年底拍完了《武训传》。这部电影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和关注,《大众电影》还为之做了特辑。但是好景不长,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认为武训觉悟低,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对统治者奴颜卑膝。　　无论《恰同学少年》中的还是现实中的毛泽东都是喜欢反抗传统的人。他不能容忍让传统还魂的武训并不奇怪。但对《武训传》的批判引发了更严重的问题:越来越多的电影人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尤其是那些以前生活在国统区的老电影人。私营电影公司遵循旧时商业路线所拍摄的非工农兵电影,正在受到冷遇,甚至批判。　　在这些老电影人眼中,热情塑造的英雄和偶像没有让各级领导中意,是因为自己的政治觉悟实在太低,他们在工作上开始更加小心翼翼。在《武训传》受批判的1951年,没有任何一部新电影投入拍摄。在后来的几年里,银幕英雄逐渐从七彩转向了单纯的红色。　　1955年,红色英雄形象出现,并在其后几十年里成为经典。《董存瑞》这部电影刷新了“敌人在阵地这边,我们在另一边”的英雄电影模式,重点记述了英雄的成长过程:少年董存瑞跟自己内心的敌人――缺点斗争,他胜利了。　　他从民兵成为光荣的战士,克服了自己许多个人主义的念头,改正了浪费弹药的错误。随后他又打败现实中的敌人,他牺牲了自己,炸毁了敌堡。　　扮演董存瑞的张良曾经觉得自己太过孩子气,不敢演这样一位英雄,导演郭维对他说:“英雄不是二郎神,他也是普通一兵。”在郭维的指点下,这个孩子气的英雄大获成功。　　这部作品受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影响,因为出现了朱赫来式的革命导师:区委书记和赵连长。一起入伍的郅振标,则有着谢廖沙式的气质,这使得人物更加丰满。　　《董存瑞》使得后二十年的孩子都学会了放学路上手托书包高喊“为了新中国,前进!”其实董存瑞牺牲前喊的是:“卧倒!卧倒!快趴下!”　　电影业并不满足于从多元向红色的单一化倾斜的趋势,在1956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背景下,电影题材从单一的“战争、英雄”中解脱出来,又一次趋于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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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来流金岁月日13:03 新世纪周刊 　　本刊记者/汤涌　　生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人记忆中最经典的红色经典大都诞生于这一个短暂的10年。这一时代是中国红色经典的全盛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日后被不断重播的作品。　　看着这些电影作品,我们中多数人不会想到,这10年里,电影界遭到了“反右”、“拔白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一系列风波。最出色的电影人在这一复杂的时代创作了红色经典。　　这批经典中有最出色的战争片:《甲午风云》《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战上海》《万水千山》和《地道战》。即使这些影片也各有特色：《甲午风云》是史诗路线；《铁道游击队》则反映的是一群喝酒吃肉杀鬼子的草莽英雄,还加上了刘洪和芳林嫂若隐若现的爱情,很有观赏价值；《小兵张嘎》把战争和游戏结合了起来,这使得许多当年的孩子对战争产生了诗意的错觉 ；1960年的《战上海》打造出了不俗的视觉冲击力。　　1956年的《上甘岭》则开了中国战争电影中歌颂和平的先河,战士们跟着《我的祖国》怀念自己的家乡,喂养一只松鼠直到胜利后放生等情节,都是典型战争片中没有的。　　一些大文学家的小说也为电影提供了出色的素材,《英雄儿女》的原著是巴金的小说《团圆》,王成拉响爆破筒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形象感动了几代人,《英雄赞歌》也传唱至今。　　除了“一条大河波浪宽”和“英雄猛跳出战壕”之外,另一个被传唱至今的电影歌曲是“九九那个艳阳天……”《柳堡的故事》在当时的红色经典中绝对是一个另类,和许多也有女演员、说一句“等你回来”就算交代爱情的革命电影不同,这部影片正面描写了青年战士李进和美丽的二妹子之间的爱情故事。　　斗争和成长,是红色英雄电影时代的两大主题:前一主题如《永不消逝的电波》《冰山上的来客》；后一主题则继承《董存瑞》的传统,包括《青春之歌》《红色娘子军》《回民支队》等影片。前一种一般赢在惊心动魄,情节曲折;后一种则是直指人心,告诉青年人怎么成长为革命战士。　　这10年的红色电影创造了大批红色英雄,也成就了一批人民艺术家。秦怡、田华、谢芳、李默然成了名演员,陈强、刘江等反派演员也被观众熟知。这一时期的电影兴盛是全方位的。　　兴盛的背后,也有新的问题出现。到了《地道战》,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无比滑稽可笑的敌人和超级强大的“我们”。英雄越来越高大完美,鼻梁高了、眉毛浓了、眼睛大了;敌人越来越猥琐,他们暴跳如雷、他们胆小畏惧。尽管时至今日，《地道战》还能让我们中的多数人开怀一笑,但这部电影加重了角色脸谱化、类型化的趋势。　　一个典型的英雄电影基本上由以下结构构成,学会了这个公式,我们大家都能做编剧:一个苦大仇深、自发斗争的英雄,见证国家民族的苦难(如有必要,会失去亲人或者乡亲),得到了正确思想指引(指导员、区委书记或《论持久战》),走上革命道路,克服自身弱点(轻信、个人风头主义、冒失复仇)，决战中打败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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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到人：日13:03 新世纪周刊 　　本刊记者/汤涌　　改革开放的头几年,中国人忙于从“毒草”里寻找养料――200多部影片解禁。获得新生的中国电影人开始拍一些更好看的片子。　　对战争的描写开始加入亲情和友情,人物不再是完美偶像,而是有情有义。1979年的《小花》写了战争年代一个妹妹寻找哥哥的故事,主要演员唐国强、陈冲、刘晓庆当时就出了名,后来更是家喻户晓。这是“文革”十年之后,战争片第一次挖掘“人性”这一主题。影片中许多在西方看来很普通的电影技巧让当年的观众欣喜若狂,中国人被禁锢得太久了。　　张军钊导演、张艺谋担任摄影师的《一个和八个》在1983年被带来北京试映。这两个毕业不久的电影人和这部电影,宣布“第五代”电影时代的到来。这部电影里,主人公指导员王金不再是无比高大、永远正确的人物,而是因为叛徒的诬告成为犯人队伍中的一员。在日寇袭击的时候,与他一起被押送的土匪、逃兵被他所感动和影响,大家一起跟鬼子拼尽了最后一滴血。这部片子对当时的电影界是一个震撼,公映版本中被删改了97处之多,结尾也重新回到了“消灭全部敌人”的平庸套路上。　　1986年的《血战台儿庄》是一部战争片。“文革”结束10年之后,银幕上已经允许国民党爱国将领活动并展现英雄气概。吴子牛1984年拍摄的《喋血黑谷》和1988拍摄年的《晚钟》也都是战争电影,主人公却和以往的红色英雄全然不同。冯小宁的《战争子午线》《红河谷》和电视剧《北洋水师》也有自己的特点。当年《红河谷》尽管受到有悖常识(在江南被投河的女孩飘到西藏)和结尾冗长的批评,却依然被视为爱国主义大片而获得了成功。　　与此同时，消解红色英雄的势力在增长。电影《顽主》中,代表过去权威势力,能够“教育人”的角色的崇高性被3T公司的嘻嘻哈哈完全解构了。　　1989年之后,在“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主旋律电影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电影品种。《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系列的推出,《开国大典》《重庆谈判》《毛泽东的故事》《周恩来》《国歌》《横空出世》等影片,或记录历史,或歌颂领袖,使得许多人在接受电视多年后重新走进了影院。需要指出的是,那时的电影院里没有那么多进口大片。　　1993年前后,席卷中国的是一股“领袖热”。老一辈革命家,特别是毛泽东,悄然成为群众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偶像。每个司机的驾驶室里都会出现毛主席像。除了《毛泽东的故事》之外,电视上也出现了大量关于毛泽东的其他作品。　　先进人物电影也在这一时期产生。李雪健主演的《焦裕禄》让许多人唏嘘不已，《离开雷锋的日子》《军嫂》《炮兵少校》和《孔繁森》也都表现了电影业试图对社会风气和人心进行净化的努力。　　此时，一些电影开始借鉴商业片的手法探寻着“红色偶像”的可能。张国荣主演的《红色恋人》一度引发争议,到底香港明星能不能演共产党员?　　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口大片开始进入中国院线。过去电影票是发给大家当福利,影院放什么,大家看什么。现在电影票多数是观众自己掏腰包,想让观众自费花钱受教育,电影人需要更高的技巧和更出色的故事。　　一系列重拍的红色经典在21世纪被搬上银幕和电视屏幕,许多电影人和电视人是看着红色经典长大的――为了演一个自己喜欢的故事,他们甚至愿意少得一些报酬。这使得许多重拍经典充满着大腕扮演的小角色,《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小兵张嘎》都在20世纪90年代后被重拍 ，却都没有取得轰动。　　一些小品演员如潘长江、黄宏、郭达、魏宗万移植小品模式,走《地道战》的传统,用嘲笑敌人来实现对抗日战争的诠释,尽管可能让观众开怀,却从来没有创造出让人印象深刻的偶像级主人公。　　倒是《雄关漫道》《长征》《亮剑》《历史的天空》《潮起潮落》(写海军的故事)等电视剧作品,尽管是主旋律题材,却写出了史诗感。　　《激情燃烧的岁月》塑造了一个忠诚的老党员、好胜的军人、固执的父亲形象――石光荣。这个形象并非颠覆抱着卡宾枪抗击美帝的英雄人物,而是把他生活中的另一面展现出来。这部电视剧几乎受到各年龄段观众的喜爱。　　2007年的《恰同学少年》则是一个新的开始,它让红色偶像的概念浮出水面,英雄主题与时髦的青春偶像剧的概念合二为一。与过去泛泛考虑观众诉求不同的是,这部年轻人主演的电视剧同样极大吸引了年轻人的目光,把他们哈日、哈韩的热情转换为哈红的力量。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几十年来,毛泽东第一次以“少年同龄人”的面貌出现,文艺作品里的毛泽东不再是“毛爷爷”,而是同样热血沸腾的年轻人。　　本部分写作参考尹鸿、凌燕著《新中国电影史》(湖南美术出版社),谨向这两位学者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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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色偶像日13:03 新世纪周刊 　　本刊记者/汤涌　　中国的古代的偶像,多数是政治正确的偶像,而且是皇家颁定的。　　中国古代军人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就是关羽。这位善战、骄傲的东汉将军在死后逐步成为各朝代大力树立的偶像,被赋予“忠义、勇猛”的属性,并被佛教和道教来回争夺。两个教派都把关公像塑在自己的庙观中,认为关公应该是自己的护法神。　　关公也是民间所信奉崇拜的偶像,江湖人、秘密社团要拜把子和进新人,一定要拜关二爷不可。关公还是武财神之一,这一身份使他走进了各家饭店餐厅。就连《疯狂的石头》里的笨贼偷窃前也在求他保佑,要“好吃好喝供着他”。　　另一个智力超常人士则以其神机妙算成为民间偶像:诸葛亮是以“山人八卦袖内藏”的评书戏曲形象深入民心的。他的祠堂建于西晋末年,唐朝杜甫的诗歌给他赋予了更神奇的色彩。　　皇帝们喜欢诸葛亮,把他树为典型,是因为他工作忠诚卖力――“鞠躬尽瘁”,而且秉公执法――斩好朋友马谡也不留情。老百姓们并没有太买皇帝的帐:大家喜欢他,还是因为他聪明无比,能应付一切混乱危险的局面而从容有余,他很“酷”。　　一些英雄人物则在某些朝代被推为榜样,某些朝代又被低调处理,比如大英雄岳飞。岳飞在南宋孝宗年间被追封为“鄂王”。元朝忽必烈为了安抚江南人民,也曾经给岳飞封谥,对岳庙进行过整修。到朱元璋当了皇上,就大大地褒奖岳飞,因为他自认自己是把老百姓从少数民族统治者中拯救出来的大英雄。　　朱元璋命令大将军徐达收复了大都(今天的北京),使得元朝皇帝逃到了草原。他的行为也确实符合岳飞“直捣黄龙”的愿望。抬高岳武穆,也是在抬高朱皇帝,朱皇帝、马娘娘和大明开国元勋们的故事,也确实成了新的“皇色偶像”经典。　　岳武穆的传奇到清朝被朝廷故意忽略,尽管岳庙也一再拨款修缮,清朝皇帝却始终不肯大封岳飞,因为岳飞对付的金国女真人是满人的祖先。金庸小说《鹿鼎记》里提到韦小宝听康熙说了这一原因后非常得意:“原来小玄子的祖先是金兀术和哈密蚩,那他们可差劲得紧了。”这心态正是清朝皇帝所担心的。　　除了这些大英雄,大偶像之外,中国的皇帝们还会树立许多各行各业的偶像榜样,最多的一个职业是家庭主妇。一个妇女一旦守寡多年名声清白,会被地方官上报朝廷,给予“贞洁烈女”一类的表彰,树立牌坊。倘若该妇女养出了做官、中状元的儿子,还会有更多的封赏。　　一些妇女得到封赏,还因为孝顺。数十年如一日孝顺婆婆,事迹已经不算突出,官员们经常会上报一些“割股疗亲”的优秀儿媳。就是割一块腿肉,甚至一块肝脏给婆婆或者做药吃。(古人认为这会感动天地,这也是为什么鲁迅说中国历史都在“吃人”)　　由于当年没有消毒法和缝合术,这些好媳妇的感染率非常高――她们多数都等不到自己的封号就死了。后来皇帝发现了这一问题,才命令,不允许割肉割肝的女英雄们被树立成典型,以免太多人效仿。　　也有的偶像被朝廷一推,不但没能起什么作用,甚至起了反作用。雍正皇帝就是一位想把自己树立成典型的皇帝。他被书呆子曾静指为“弑父杀弟”,于是抓来曾静审问,把自己和曾静的对话编成一本《大义觉迷录》,以说明自己孝顺、爱手足。　　雍正皇帝派曾静去全国各地做巡回报告,以便说明雍正皇帝不是坏皇帝,而是全国人民的偶像。每次报告曾静都显出一副失足青年的样貌,必要时放声大哭。可惜雍正“自树典型、自当偶像”的策略没有起作用，而是把关于自己的谣言弄得全国都知道了。　　乾隆皇帝上台之后立刻杀掉了曾静,收缴他爸爸的偶像事迹《大义觉迷录》。乾隆皇帝的思路非常正确:皇帝一定要是全国老百姓的偶像;偶像不许任何人诽谤;树立偶像要完美化。比如乾隆皇帝号称“十全老人”。　　这也是多数皇帝们坚持的原则,在五千年历史中,上古时的偶像都是当时的帝王,比如三皇五帝。后世的皇帝们,无论成器不成器,都希望自己被当作偶像级别的“尧舜禹汤”。古代的百姓,除了接受皇帝们本身和他们钦定的“皇色偶像”之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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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偶像在苏联日13:03 新世纪周刊 　　本刊记者/王巧玲　　学者刘小枫曾经写过一篇《记恋冬妮娅》的文章。他把自己的青春岁月和冬妮娅与保尔?柯察金两位苏联经典人物交织在一起行文。对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人来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简直就是他们的青春教材,而冬妮娅与保尔?柯察金就是他们的青春偶像。　　作家王蒙不久前刚刚推出《苏联祭》一书。在谈到创作初衷时,他把苏联比作自己的初恋情人,而此书是为祭奠这特殊的情人而写。　　在那个红色年代,中国人心中有着深切的苏联情结。“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作为老大哥的苏联,深刻地影响了那个年代的中国人。苏联的红色偶像总是迅速传至中国,也成为中国人学习的榜样和崇拜的偶像。　　偶像的破与立　　从70年代起,偶像似乎不再那么耀眼,偶像的力量也不再那么巨大。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华教授看来,这与苏联的政治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给苏联的经济发展画一条曲线的话,70年代之前,这条线是持续上升的。从70年代开始,苏联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停滞,物资出现匮乏。一个普通苏联人登记要一套住房,一般要等到35年后才能得到；要一辆苏联小汽车,也要等上15年。经济的停滞,给社会的安定也带来了巨大影响,这一时期苏联的犯罪率大大提高。受到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人们的情绪也受到影响,不再那么乐观和高涨。这一时期也没有什么偶像能再给大家带来巨大的号召力。”苏联的偶像工业也随之暗淡。　　“苏联时期的领导人认为,榜样是连接党与民众的纽带。斯大林曾经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偶像具有潜移默化的强大作用。苏联制造偶像的方式,通常是通过授予巨大的荣誉来实现的。无论是革命英雄还是生产劳模、宇航英雄,都会被授予各种勋章和荣誉。苏联有一套非常完备的奖励机制。而获得荣誉的英雄人物又通过电影、戏剧、小说、故事、歌曲等各种文艺形式被广泛传播,起到强烈的宣扬效果。”张建华教授说。　　普京,新偶像　　张建华教授曾在1998年和今年两度前往俄罗斯考察。他发现,苏联时期的一些红色偶像,现在大多都已被遗忘,一些纪念碑也被推翻,但是那些曾经为国家捐躯的革命战斗英雄却始终被人们铭记和尊崇。　　现在的俄罗斯,昔日的偶像已退出历史的舞台,新的偶像正在形成。在俄罗斯,一股对总统普京的崇拜潮流正在形成。《要嫁就嫁普京这样的人》已是唱遍俄罗斯的流行歌曲。在俄罗斯,小学生以普京为题材画画；学校里老师给学生讲普京小时候的故事;有人把普京半身青铜像摆在办公桌上了;有人举办了名为“我们的普京”的画展;甚至还有人建议把普京经常滑雪的山更名为“普京山”。　　这一切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张建华认为,俄罗斯人民对普京的推崇,实际上表露了人们对恢复强国地位的渴望,人们希望普京能给俄罗斯带来显著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偶像的存活时间越来越短。以前,一位偶像往往能被颂扬5～10年,而现在能有1年时间就不错了。”张建华说。苏联时期,那些红遍全国,红透社会主义阵营的经典偶像已成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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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7:27 &&
如今的青年，大多在为了糊口奔波，^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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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色偶像接受史日13:03 新世纪周刊 　　本刊记者/欧阳海燕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的红色英雄崇拜,发生了三次重大的转变。围绕这三次重大转变的,其实只有一个问题:不同时代的中国人究竟需要怎样的“红色英雄”?　　非理性崇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国民经济较为落后的状况下,中国政府采取了高积累、低消费的建设方针,6亿多中国民众压抑着自己对物质生活的欲求。与之相对应,在文化领域,则以“红色英雄”引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他们艰苦朴素、舍已为人、自力更生、献身国家,这正是新中国建设者需要具备的素质。　　而这一时期,社会大众对于“红色英雄”的崇拜也是发自内心的。当时的中国人对美好新生活充满信心与期待,人们精神抖擞、激情满怀,相信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更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如此的精神理想与“红色英雄”的精神气质暗合。那个年代,“对于榜样,只有一种类型,人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心理研究所张晓辉说。　　当年,人们对“红色英雄”的狂热一点也不亚于今天的追星族。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42年被介绍到中国。其后,小说主人公保尔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被印在语文课本中,被青年人记在日记里、抄在小本子上,在无数的发言稿中被反复使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在中国上映后轰动一时,保尔手握铁锹、头戴布琼尼军帽、大衣被风吹起的形象令无数青年人痴迷。保尔与冬尼娅小布尔乔亚式的恋情也成为那个年代的时尚代言。　　年的中国,是政治狂热的时代,生活的细节均都被打上意识形态或阶级斗争的色彩,在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下,中国人卷入狂热的政治运动之中。“这一时期,实际上,全中国人民唯一的、最伟大的偶像就是毛泽东。”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焦垣生说,“但是不敢叫偶像,只能叫伟大领袖、总舵手。”　　“从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国家利用形象示范作用和精神感召力来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并力求将这种精神的呼唤转化成全民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力,按照预定轨迹,推进社会体制的架构。”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影视系副教授、电影学博士凌燕这样评价当年人们对红色英雄的顶礼膜拜。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心理研究所张晓辉认为:“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相对单纯、步调几乎一致,极易接受国家推动的榜样。”那个时期的“红色英雄”借助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威力,彻底俘获了公众;而公众面对如此强大的攻势,丝毫没有抵抗能力。　　反思的年代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被认为是文艺复兴的年代,事实上,那也是一个充满迷惘的年代。集体主义意识的减弱、阶级斗争意识的淡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性解放、思想自由观念打破了主流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局面。大众的思想开始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凌燕认为,整个80年代,可以视作对“红色英雄”的反思。“挖掘普通人的存在价值是80年代挥之不去的主旋律,整个社会经历了从乌托邦向现实的复归,英雄逐渐走下神坛,普通人的价值和尊严得到承认。80年代的中国电影高举人道主义旗帜,推出一系列感人至深又具有人性光辉的普通人形象,寄寓了电影艺术家和整个时代对人的理解与期望。” 　　80年代,也是“红色经典”阅读的断代期。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焦垣生说:“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与以前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截然相反。”在新的批评理论面前,以前文艺理论和批评中那种国家话语的姿态正是他们要竭力消解的对象。个人解放取代了民族解放的政治口号,人道主义、人性化成为一种新的批评话语标志。　　这一现象在张晓辉看来,盖因“受众不再像近乎一致地被置入传播系统的议程设置之中,而是开始分化。”其中一部分独立意识觉醒较早、较有个性思想的受众首先分化出来,他们重新审视和思考“红色英雄”,逐渐演变成引领公众的“意见领袖”。最为普遍的质疑是,“红色英雄”中的“高”、“大”、“全”难道只讲革命,而没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吗?　　重塑与再造　　进入90年代,“红色英雄”重新出现了繁荣的征兆。“这首先缘于人类跨越世纪末这一历史背景滋生出的历史怀旧情绪,”焦垣生这样评价这种复苏,“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动荡的世纪,在它即将翻过的时候,人们总会感到躁动不安。在对新世纪充满美好憧憬的同时,又伴随着对过去的感伤、回忆、缅怀与留恋。而‘红偶像’恰恰是一个能唤起文化记忆的历史文本。”　　然而,“红色英雄”的再度走红,却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消费文化匆忙走向前台。这些怀旧的社会情绪很快被商品经济所利用,迅速转化为可以出售的商品,成为大众文化产业着力开发的重要资源。　　“与此同时,消费时代的偶像过多集中于影视明星,偶像所能发挥的社会功能,尤其是正面价值极其有限。因此,主流意识形态一直试图整合这种社会力量,尝试着将偶像榜样化,希望偶像能发挥正面积极的作用。”凌燕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意思的是,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对接的有时常常是商业力量。因为90年代以来,商业影视剧的主流意识形态化和主旋律作品的娱乐化,一直是大众影视生产的基本准则。事实上,不断推陈出新正是消费时代偶像文化生产的基本规律。娱乐明星不尽如人意,于是将革命历史资源纳入到偶像生产之中,这样的诉求与主流意识形态不谋而合。”　　受众也是今非昔比。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沈杰在《中国百姓蓝皮书?价值观与心态》中指出,中国人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情感和意向的表达,即社会心理,也发生了深刻的转折。“在价值观取向上,从注重理想向强调现实的方向发展,从注重义务向强调利益的方向演变,从注重集体向强调个体的方向转化;在社会心态上,从封闭化走向开放化,从情感化走向理性化,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　　于是,为了迎合当下受众的口味,“红色经典”在传播的过程中,便出现了大量的衍生文本。“这些衍生文本,虽以母本为基础,但对主题思想、故事情节、人物形象都进行了大胆改造。”焦垣生说,“比如在主要人物身上编织过多情感纠葛,强化爱情戏;在人物造型上追求偶像化,增加浪漫情调;在集体主义精神中挖掘个人英雄主义,在传统英雄人物身上挖掘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追求所谓的人性化和性格化。”　　这样,在主流意识形态与商业力量的合谋中,昔日的“红色英雄”被改造成了“红色偶像”。不可否认,“红色偶像”更加具有接近性、亲和力,因此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然而,“‘红色偶像’与消费时代的一般偶像不同,它不属于特定追随者,而是有可能成为全民的偶像,它承载了一个时代的理想信念,”凌燕说,“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是对于人物的重塑还是对于环境的改写,都可能对人的历史记忆造成影响,这些历史记忆所负载的意识形态意义也可能会被重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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