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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纳西白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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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照片时翻到这张。如米沃什所说：“我用力拉着这记忆之线，但只能拉长一点点” 。这是去年2月25日回丽江乡下祖宅时拍的。当时我在老楼上看到这三个并排放在岁月尘垢中的旧箱子时，一扇隐秘的灵性之门突然打开，里面涌出一道强光，像鸽子一样猛然抱住了我激动的灵魂――这是三个新娘箱，右边是我曾祖母的，中间是我祖母的，左边是我母亲的，按照纳西人的风俗，出嫁那天，每个新娘都会从娘家带一个属于自己的新箱子，里面放着自己最心爱的随嫁物，到夫家后，这个箱子亦是自己重要的私物。做新娘，是女人最幸福的日子，我曾祖母20出头时带着她的新娘箱嫁到了和家，然后是孤儿出身的祖母，她生于1910年，然后是母亲，她于1968年2月做的新娘，新娘箱上涂了喜气洋洋的大红色，她在这栋祖宅里住了4年后，随我父亲前往香格里拉高原。哦，慈与悲，哦，生生不息的爱。一种朴素而本然的母体源泉，像上善的光河，像隐在的天使之翅，像无极无限的十字架上的真，令我感受到生活本就是一场大恩。（附：关于日，我在《灵光消逝的祖地》一文中有以下记述――
2004年春节，当我从千里外的成都返回到阿诗厂时，缀满傩面的时光已用崭新的涂料抹去了旧时代的印痕，幼年时代贫困壮丽的小山村已粉饰一新，一条摩登的高速公路从阿布家族的墓地和净托家族的墓地之间通向不远处的丽江机场，西装革履的亲族们丰衣足食，昔日茂盛的森林被砍伐殆尽（除了墓地上的一小片），纳西文化愈加颓废；而祖母和外公早已骑着灵魂的冥马归入了冥界，当我庄重地跪在他们的坟V前焚燃一把纸钱献上一杯祭酒时，旧年的光影便冲破阴阳相隔的神明界面大片汇集过来，把我们一起接回到流失已久的亲情岁月。2月25日，我来到了村庙，这座小古庙在日的大地震中大部分坍塌，此后再未恢复元气，只见破落的主殿卧在齐腰高的萋萋荒草中，画栋和龙首柱头上晕染着靛青色与粉白色相间的古旧颜料，当年的大槐树更显苍劲，一树红梅和一树白梅挂满了静默的鲜花，无限清冷中，倚在梅枝的繁花上，我突然想起冯至的诗句来：“它把你的梦境衔了来，象一只绯红的花朵。”）
在谈及什么样的人最优秀时，我儿子冒了一句：“最优秀的，就是最快乐的”，并说他妈和我不如他优秀，因为都不如他快乐。呵呵，有点意思。
第十七世大宝法王于2004年元旦开示中译:妙融法师地点:印度菩提迦叶
佛法之殊胜处在于不是向外持求，而要于内心中净除过患。然而净除内心的过患垢染不仅是抱着希望与希求就能达到的，是要透过内心坚定心力的生起，加上修行各种对治的法门。对于烦恼的对治法，是一切众生都本来具备的，并不是新造出来的，但是这种自然具生的对治法于我们自身无法产生利益，所以需要外在的对治力，依止外缘而去除内心过患。佛说，法的功德即是涅寂静，但是少有人能安住于涅寂静，因此必须要依靠各种因缘帮助我们能住于涅寂静。所以佛法中，首先要知道烦恼的对治法，若是不知道烦恼的对治法，则很难见到佛法的殊胜。在这世间，对于‘解脱’有不同的理解，一般人认为，所谓的解脱，是有一个地方、去处、目的可以前往，事实上解脱并非指于外境有他处可去，在佛法中所说的解脱，是从心中成就解脱。
因此，解脱是存在于所有人自心中的，但是因为各种过患、二障习气的覆盖，使得解脱无法现前，若是将垢障都净除了，自然就能生起解脱的功德而自性解脱。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离垢的自性就是解脱。这解脱的功德并非是本来没有，而后新去造就成立的，例如火和热两者不可分开一样，解脱的功德是我们本来具足的。但是为何我们不知道自身所本俱的解脱功德呢？因为客尘无明的覆障，所以虽然解脱功德的果是我们本来具有，却仍在三界轮回中流转。再做一个比喻，好像拥有珍宝的穷人一般，于财富衣食都相当贫乏，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拥有宝物在身上，由于不知道运用自身的宝物，所以无法消除贫困得到财富。我们也是一样，因各种客尘外缘的垢染障覆，以致于不知道自己本来就有解脱功德的财富，使得我们无法生起解脱之财。
所以说，解脱的功德是从无始以来就有的，是不分男女、种族、善人恶人的，是遍于一切众生的，就算造作无间罪业的人，其自性中的解脱功德也不会减少消失；佛法中所谓的解脱功德，本然具足，不因任何他力而失去。然而，解脱的功德却需要我们自身于解脱道上精勤努力，才能得到解脱的果实。‘解脱’是无法依靠他人外力的安置而达到的，就连佛陀世尊虽然开启我们解脱的道路，却也不能让我们解脱，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当自心愈清净除垢时，就愈能见到本具的解脱功德。
所以世尊说：‘我示汝等解脱道，欲得解脱看各己’。光是寄望于佛世尊的慈悲眷顾让我们达到解脱的想法，是愚痴的。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人能令我们成就解脱。再提到，业与烦恼是迷惑的根本，透过于佛道上的精进力，方能去除迷惑、脱离痛苦。解脱的获得是重要的也是必须的，因此，我们要对能指示解脱之道的上师敬重恭敬。但是话说回来，解脱是自己要得到的，因此我们也要对自己恭敬尊重，要知道烦恼他力，只会伤害自己，因此我们千万不能不珍重爱惜自己，因为自心能解脱，所以于佛道上精进的同时，除了要恭敬上师之外，对自身自心也要如对上师般珍重恭敬。若是对自己不重视尊重，而造作许多伤害自己的行为，这即是颠倒的行为思想。
在佛教中，我们都对获得解脱的功德怀抱希望并设立目标，至于是不是于外境中有个解脱之境，这是怀疑的，但至少我们可以确定，解脱功德是每个人都本自具足的，非时有时无的，因此大家应该奋起精进，并且要相信，我们每个人只要努力，都能够见到本自具足的解脱功德。
夏花，呼出自己，使美成为一种香气。它修长，它素雅，它飘散，它的芳香仿佛是兰花、莲花、松香和青茶的混合气味，既浓稠又清远，既热烈又含蓄，柔韧中隐伏着不露声色的极端。化灿烂为单纯。它是缅桂之花。那疏影横斜的象牙色花身，藏在椭圆的翠叶间，手如柔荑，领如蝤蛴，端庄如处子。当黄昏时，我从楼下经过，婆娑的繁枝挂满了华丽而高洁的“玉坠儿”，一些骨朵在叶掖下青若莲子，上下翻飞的幽香摇曳着一句宋词：“暗香浮动月黄昏。”缅桂花，是云南老家的叫法，蜀人把它叫做“黄桷兰”，江南人叫做“白兰花”，北方人则奇怪地叫“把儿兰”。我猜云南缅桂是从缅甸传入的，又有白缅、黄缅之分，黄缅较少，但更为馥郁。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汪增琪在昆明的时候，住在若园巷二号，“院里有一棵大缅桂，密密的叶子，把四周房间都映绿了。缅桂盛开的时候，房东（是一个50多岁的寡妇）和她的一个养女，搭了梯子上去摘，每天要摘下来好些，拿到花市上去卖。她大概是怕房客们乱摘她的花，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七寸盘子，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缅桂是云南最常见的香树之一，据传佛陀释迦牟尼降生在无忧树下，悟道于菩提树下，圆寂于娑罗双树下，所以云南的小乘佛教寺庙，大都极为注重栽种植物，这当中，“五树六花”是必不可少的，“五树”即菩提树、大青树、贝叶棕、槟榔、糖棕或椰子， “六花” 即黄缅桂、荷花、文殊兰、黄姜花、、鸡蛋花和地涌金莲。缅桂花使夏天现出安详、现出明澈。我流寓西蜀的十余年，每个夏天都可看到这种美丽的花儿大量出没于街市，通常情况下，它们被一些老婆婆盛在提篮、锡饭盒及芭蕉叶里沿街摆卖，提篮内往往以一块蓝布或是一些缅桂叶衬底，玉颜轻启的花儿两朵并蒂地被细白棉线拴好了，整齐地码在上面，有的还拴了绿亮亮的缅桂叶，异常纯雅。然后，这些凝脂般的香花便俘获了满街的女人，使她们回归自然，并在自然主义风尚中成为“香妃”。缅桂花大量上市之时，卖花的老婆婆们每天早晨云集于青石桥花鸟市场，称斤论两地买上一大堆，接着便“攻占”全城有利地形，一朵一朵地兜售。缅桂花鲜醇的芳华在青石桥经久不散，有天下午，我花1元钱就买了一大把，回去后对老婆发动了一场“献媚运动”。 当岁月流失，一棵缅桂将一个华丽家族汲向自己。去年五月，我在洪雅县柳江古镇的曾家大院，见到四川最大的一棵缅桂。重门深锁的曾家大院是恭亲王奕忻的老师曾壁光之孙曾艺澄设计建造的，大宅院占地数亩呈“寿”字型，中西合璧风格超卓，内含两座花园，三座戏台，六个庭院，一幢洋楼。青山、绿水、绮窗、雅阁、戏台、雕砖、瑞兽，这一切拱卫着一棵需数人合抱的缅桂树，丰伟的树干犹如历史的铜柱，王座般的树冠，闪动着苍天的大片影像。暮春时节，大树尚未起蕾，但能想象花枝繁茂时的盛景。大树与戏台相隔不远，旧时，逢仲夏夜演戏，一轮明月下，那戏台、乌瓦、舞衣、川曲、赏客、烛光，全泡在缅桂花浓郁的香波里，可谓是“人间蓬莱夜”。据说，曾艺澄的大小姐特别喜欢缅桂花，花开时，她每天像头小鹿低着香腮在大树下踱步，拣拾那每朵有十二香瓣的落花，往闺阁里置一些，往绸衣和云鬓上佩一些。邓友梅在《那五》里写道：“贾凤魁今天没涂脂粉，只淡淡的点了点唇膏，显得比头次见面年轻不少，多说也不过十七八岁。穿了件半截袖横罗旗袍。白缎子绣花便鞋，头发松松的往耳后一拢，用珍珠色大发片卡住，鬓角插了一朵白兰花。”这几句，让我记起与缅桂花为伍的曾大小姐来。
缅桂，原产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森林，我查高濂的《遵生八笺》、张岱的《夜航船》和李渔的《闲情偶记》，未见有关于此花的记述，而康熙帝游幸江南时，对之极为钟爱，将其移至北京盆栽，并题诗曰：“琼姿本自江南种，移向春光上苑栽，试比群芳真皎洁，冰心一片晓风开”。由此推断，此花似在清朝初年传入中国内地。缅桂花是优良的窨茶香花，用缅桂花窨制而成的白兰花茶，是仅次于茉莉花茶的大宗花茶产品，汤色黄亮，滋味醇厚。本来，缅桂花是窨制茉莉花茶时用来协调香气的，后来便单独窨制，时间大约在年之间。姑苏人甚爱缅桂花，虎丘一带是白兰花茶的著名产地，姑苏人喝绿茶而不喝花茶，所产花茶主要行销北方。昔日我在姑苏求学时，常去距虎丘不远的阊门和山塘街，这一带曾被曹雪芹的《红楼梦》称作"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那时早已没落，温婉古雅的遗风尤可寻觅，许多朦胧的亮光，湿漉漉地从朱栏层楼和班驳的鸳墙上冒出来，把烟波、舟揖、花桥、石阶、石栏、酒旗、水榭、杨柳、青苔全都映在青灰色的天影中。夏秋之季，不时可看到载有茉莉花、缅桂花的小船在山塘河上摇过。阊门外有个叫杨安浜的小弄巷，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里是窨制花茶的重要基地，花开时每天都有大批花农把茉莉花和缅桂花运来，卖给大大小小的花行茶行，一船一船，一担一担，浓腻的花香到处泛荡。缅桂在夏天的渊面上绽放，那奶黄的花身转为深紫，一去不返。当我拈住记忆的锦线，把一朵云南缅桂、一朵西蜀缅桂、一朵江南缅桂串起来，感到时光是疼痛的，这种空性之花，让万物转瞬即逝。（补记：今岁，我沾花惹草在屋顶上种了些花木，这几日，见大青瓷盆里的缅桂满含风云之态，青枝上不少碧玉苞儿即将开放，便生起写篇小文的逸兴。）
老孙，宽巷子老孙茶馆的老板，一个声如洪钟的老知青，一个散发着浓重泥土味的性情中人，去了。巨大的幽光中，驾着子夜最后一缕茶香，那朴素的灵魂突然归入天界。我简直无法置信。多好的人啊，还那么健壮。“梦幻空花，水月道场”――这几个字混杂着老孙笃实的盈盈音容，不断在我脑门上晃动。记得，拆宽巷子闹得最凶的那天，我就在老孙茶馆喝茶。下午，一群城管开着卡车来了，胸前戴着大牌牌，耀武扬威又红又专，怎么看怎么像极了文革时的造反派，几个带头“大哥”围着老孙猛讲一通革命道理，让他把摆在街沿上的茶摊子收了，并威胁说一定要服从组织安排尽快搬迁。争持中，面红耳赤的老孙手舞足蹈，声震朱墙毫无惧色。“成都就拆得只剩这么点罗，你们晓不晓得连外国人、台湾人都觉得这儿最安逸，最能代表成都？做啥子吗，败家仔些，老子就是不得搬迁，说啥子都不得搬……”当老孙说这话的时候，满脸冒出了单纯如孩童的纯光，尤其是那眼神，哦，那眼神令我难忘，那眼神将一个成都赤子暴露于光天化日。老孙的茶馆只买两元钱一杯的茶，在成都已很难喝到这么便宜的茶了，有几次，我忍不住劝他加卖五元一杯及十元一杯的好茶，这样可增加些收入。老孙递过来一把蒲扇，憨憨地笑笑，说自己想得简单图个痛快，卖惯了这个价，不想变了。在这遍地机心的“白银时代”，老孙的想法，也简单也不简单。过去，现在，或者将来，我都深知，他是一个长者――一个怀揣古风的逸民。离老孙茶馆不远处，一个褐黑色的老门洞上写着：“举国皆狂，狂拆狂扯狂狂拆；普天同庆，当吃当吃当当吃。” 终于，一直悬而未决的宽巷子于近日被大破大立的利刃捅进了心脏。所有在宽巷子喝茶的人都知道，老孙，是这条老街的活体象征。如今，成都最后文化孤堡的守护者，走了。宽巷子时代结束了。
一个叫东海潮的纳西网友问余，“劫数”作何解，余于此天意甚深之道，并非行家，乃强答之曰：东海兄好，“劫数”一词确源自佛教，意为“注定的灾难”，这个字意大家都晓得。我且胡乱作点注脚。关于“劫数”，可以有很多角度、很多次第的解读。这里提三个角度，而这三个角度实际上是重合为一的。一个角度，是生命之有限性，即生命就如同一根卑微的蜡烛，必有燃尽之时，而“燃尽之时”也就是“死”，这是所有生命都在劫难逃的一个“劫数”。另一个角度，是生命所处之“势”，即维系个体生命的场，或者叫外部平台，是被锁定了的（用佛教属语叫“定数”，用伊斯兰属语叫“前定”）。个体生命所处的历史时段和历史空间是在诞生之初被决定了的，无可更改，就像一个果子，它长在什么样的时间和空间里，是无法选择的，果子背后有一只隐秘的“如来佛的手”造就了树。这只手掌控着生命所处的大局，大局又由无数小局合成，这个大局，就是“势”，我们都是其中的一个细小元素。“势”决定了整体的、大的“劫数”。佛教讲“孽”，基督教讲罪，人类的“共孽”或“共罪”，构成了“势”中不好的能量来源（当然，还有无可更改的更大的“局”，如地球以外的星系运行，这是无法揣测的，其中必定包罗有众多“劫数”；也有稍小点的“局”，也是无可更改的，如出生的家庭、民族等等）。再一个角度，是生命的因果链，个体生命每个时刻都面临着无数可能性的选择，但只有一种可能会变成必然事实，每一个“必然”，都是一个真实的点，把一个人所有的“必然点”连成一条线，就是这个人一生的命运。“命”，也可把它看作是“天定的势”，“运”，则可视为个体的因果运行。两者不二而一。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自种因果，每个人生的点都既是因又是果，既显在又隐在，命运就是一条因果链。“劫数”，往往是各种个体因果的恶显，也往往是“命”对“运”的冲击。每个人的因果链只有一条，但其中每个点在发生之前其实都蕴藏着变数，东海兄从厦门来到北京，这就是变数，因果链也因之而改变。万事万物皆一阴一阳，从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劫数”是可以解，可以化的。一是从心地上化，二是从事功上化，而根本上是从心地上化。境由心造，事由心作，人这辈子无非是在活这颗心，老子讲“众妙之门”――这个众妙之门就是心性。当“劫数”来临，如能在心地上积极升起完全接受的态度，这是化去“劫数”的重要途径，还有两点很重要，一点是放大心量，心量大，与劫数战斗的心力就强，如何能让心量变大呢，多一分公心，少一分私心；另一点是点燃心灯，心中时时充满爱、充满感恩，心灯便能熊熊点燃，如此，则心意安和吉祥，化解“劫数”的定力充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为何能化掉“劫数”，值得深思。逍遥人生，实际上逍遥的是心呀，心地上了，一切亦了。所以若遇“劫数”，人最应面对的，恰恰是自己的心。庙堂之气、山林之气、博爱之气、英雄之气，身上集汇这四股气，则为人处世必有一番气象，应对“劫数”亦多内力，逢凶化吉、否极泰来之机易至。我父亲前段在我处，1998年他患了高度恶化的淋巴癌，这也算是“劫数”了，当时同他在一起化疗的病友后来都故世了，他却痊愈了，现在身体很好，从他身上我深切感受到心的大能。
五一大假，在雅安白马泉的青山绿水里，壮得像头小豹子似的儿子仿佛来到了“解放区”，他掏到一个绿宝石似的鸟蛋，逮到几只长着褐黄甲壳的螃蟹和一些夜晚闪绿光的萤火虫，尽管经过一番口绽莲花式的耐心说服后，小家伙把这些小生灵全都放生了，但看得出来，这是他上学以来玩得最有意义的一次。望着成天在山水间欢呼雀跃、屁颠屁颠的“太子”，我突然记起柏桦的诗句来：“啊，来了，哈哈大笑的春天来了/那牢底已坐穿，”接着便想到了中国的小学教育，想到了“万恶”的北师大新世纪版实验教材――儿子读书前，没教过他多少东西，但如今一年级尚未读完，已认识好几百个字，基本掌握拼音，能背好些课文，能算一百以内的加减法，说实话，我感到吃惊，如果是在美国，他的认知水平已可去读三年级了。现下，全国都在多快好省力争上游地大赶快上，种西红柿有催红素，养猪有催肥剂，城市在急剧扩大，gdp在快速增长，似乎一切都在膨胀，连学童也不能幸免。有一则故事里提到，有个农夫在田垅上发现一只漂亮的鹰，鹰的一双脚上拖着一副铁制的猎物夹，虽然铁夹很重，弄得鹰很痛，但它还是咬牙飞了很久，这一铁夹让我想到中国儿童身上沉重的书包。别以为我是在埋怨北师大的新教材编得很糟糕。实际上这套教材编得挺好，又生动又活泛又有新意，但问题是，对小屁孩们来说，它的难度高，实在是高。比如说新教材要求二年级结束时，学生需认识常用汉字个 ，其中800―1000个得会写。乖乖，这是逼丑小鸭一夜之间变成白天鹅呀，就算有不少学童扑腾着达到这一指标成了 “识字大王”，但这些孩子肯定已被折腾得跟灌水猪似的，尤其是和国外的小学教育一比较，许多问题便值得深思。英国的教育在全世界享有盛誉，这里云集了世界上最著名、最古老以及最富创新性的学校。按照学制，英国儿童五岁时上小学，一般在十一岁时升入中学，小学每年有三个学期，三个大假，学生每天上学的时间为上午9点至下午3点，中午不回家，可以选择在学校的餐厅就餐，或自备午餐，每节课的时间一般为25～30分钟，课间休息时间为20~25分钟。英国小学低段的教学模式是在玩中学习，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最大特色是“开放教学”。我吃惊地了解到中国人寒妞的儿子在那里读一年级第一个学期时，学习内容居然只有一个字：LOCAL（本地区）。老师带着孩子们跑遍了学校所在地区的公共机构：邮局、公园、图书馆、博物馆、各种公共交通车站等，每到一处，便请来各行各业人士给孩子们讲许多有趣的故事。回到课堂，孩子们兴致勃勃把所见所闻画了出来。这一过程充分尊从了儿童无拘无束的天性，在汲收知识的同时，主体创造性得以良好地发挥。我注意到中国驻美国芝加哥总领馆教育组对美国初等教育进行考察后得出的结论：美国小学生学得太少，玩得太多，其所学知识无法与国内同龄孩子竞争，但与此并存的事实是，美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高等教育十分发达，各种人才源源不断。据教育组的专家调查，美国小学知识传授水平低，以算术为例，三年级教授100以内的四则运算，只相当于我国小学一年级下学期水平，六年级小学生作文长度及表达能力大体相当于我国小学四年级水准。日授课课时比例小，小学生每日在校约8小时（包括午餐时间），课堂教学仅占约一半时间。校内活动丰富、生动。除算术、英语、科学等课程外，其他课程均以活动形式进行，用孩子和家长的话说，就是“玩”，如游戏、绘画、手工制作、植物栽培、表演等。教学管理气氛轻松。众多教学科目教师只负责组织，具体的由孩子凭想像去干。课外作业量少，但有趣，作业形式大都符合孩子的心理，使其乐于完成，如观察某一现象(像种子在水中如何发芽等)、制作一手工制品、画一张画、编个故事等，孩子完成的作业虽然幼稚，有的不伦不类甚至荒诞，但毫无思想制约，体现并开启了孩子们的想像力、创造力。平时注重培养组织、演说、社交能力，不少活动教师布置后即由孩子自己独立完成，我国驻美机构时常收到美国小学生来信索要有关中国的材料，他们要用这些材料办“展览”，作报告，既令人好笑，又发人深思，但从中不难体会到美国小学生的勇气和自信。中国人高钢把儿子刚带到美国读小学的时候，忧心忡忡地发现该小学校的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放声大笑，学校每天最少让学生玩两个小时，下午不到三点就放学回家，而最令他惊讶的是根本就没有教科书。一个金发碧眼的女教师看了高钢儿子带去的中国小学四年级数学课本后，温文尔雅地说：“六年级以前，他的数学是不用再学了！”一年多时间过去了，高钢的担心已成为多余，他儿子对学习的兴趣越来越浓，小学毕业时，已经能够熟练地在图书馆里利用计算机和缩微胶片系统地查找所需要的各种文字和图像资料。通过和中国小学教育比较，高钢发现美国的小学不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而是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和兴趣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校方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尝试。有一次，高钢问儿子的老师：“你们怎么不让孩子们背记一些重要的东西呢？”老师笑着回答说：“对人的创造能力来说，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他所需要的比他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再一个是他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尼克松调侃大人物邱吉尔少年时代糟糕的成绩时说：“如果在中国，他就不可能作为精英份子被挑选出来接受高等教育。”这句话巧妙地直指中国式教育的软勒。说到底，孩子就是一玩主，然而我儿子总是感叹在学校里要背记的东西太多，玩的时间太少。在思考中国同英美小学教育的巨大反差时，我有一种感觉，中国是在努力让孩子尽快成为大人，而英美是在努力让孩子成为孩子。我不知道中国为什么要拼命培养“小大人”，不知道中国为什么沉迷“大跃进”，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孩子们正在不断被膨化，就像一棵苹果苗，结出了硕大而妖艳的苹果。钱学森在１９８９年《教育研究》第七期上发表《要为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中国设计我们的教育 事业》一文时指出：可以考虑把入学年龄提前到４岁，而且像北京景山学校那样，十年一贯制，到１４ 岁高中毕业，这个高中毕业水平实际是今天大学二年级的，然后再读大学４ 年，达到硕士水平；这就用１４年时间把中国的小公民培养成１８ 岁的硕士。北师大新世纪版实验教材，一定让钱老含笑九泉了。
余，雪山之蛮子也，十八始见火车，三五始习打字之术，蒙昧之情状，由此可见一斑。今，史大居士起慈悲之心，拈花念佛之隙，助余设此巢，授以先进性教育之博克大法。余遂自投罗网，为大法子弟。
二十世纪三次浪潮
历史的妖刀宰割山河，坐盆地观天的时代杳若黄鹤。在二十世纪，酷爱吃辣椒的川人掀起了多次出川浪潮，如世纪初年的留学潮，三、四十年代的出川抗战潮，八、九十年代的打工潮，狂飙突进的闪电下，人们领教到川人身上火辣的性情。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各地掀起了风云激荡的出国留学运动，四川虽偏居西南一隅，但很快就以高昂的姿态参与到这场新锐的摩登潮流。1901年，四川首次派遣官派留学生，当时的四川总督奎俊挑选22名青年才俊远赴日本，每人每年发给200两白银作费用。1904年后，继任四川总督锡良格外重视教育，积极推动留学事宜，当年便让160余人出川赴日，并派出官员、士子13人赴比利时学习路矿技术。到1906年，官派和自费的川籍留日学生迅速增加到800余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当时有960名会员，其中四川留日生就占127人。民国成立后，日本仍是川籍留学生的首选之地，这个弹丸小国迅速从小孩崛起为巨人的奥秘，令满怀民族主义热血的巴蜀青年们砰然心动。川籍留日学生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有邹容、喻培伦、尹昌衡、蒲殿俊、吴玉章、张澜、吴虞、王右木、郭沫若、张大千、戴季陶、张群、林思进等等。
1919年至1921年，四川掀起赴法勤工简学热潮，先后有二十批留学生远渡重洋奔赴法国。到1921年底 ，川籍留法学生已达511人（其中女生14人），分别来自全省98个县，约占全国留法勤工俭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川籍留法学生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有邓小平、赵世炎、刘伯坚、陈毅、聂荣臻、刘子华、李氯恕徒稹⒅芴鹊取
赴法留学生以学习机器、路矿、外语为主，赴日留学生则以学习师范、军事、政法、警察、铁路为主。除此之外，尚有许多川籍学生留学于欧美各国，如留学美国的晏阳初，留学德国的朱德、王光祈等。清末民初的这场留学浪潮，像热烈的鲜红色曙光，浮动着四塞之国的四川。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本尼.迪克特认为的由菊花和刀糅合而成的日本人开始了大规模的“弑父行动”--他们冷艳的东洋刀大举砍向长期担任他们文化之父的中国。曾被东京的樱花迷倒过的蒋介石显然未找到足够的解痛药，以挽救千疮百孔的国家，生死关头，川人挺身“雄起”。日，成都举行了10万人的盛大集会，呼吁立即发动全民抗战守土卫国，9月后，“四川王”刘湘相继带7个军的川军出川抗日，最早出川的部队是杨森的二十军，直接参加了凇沪会战。
据统计，八年抗战，四川共征集出川兵源及后勤劳力270万人，在全国各省中出力最大。出川川军的武器装备相当差，十之八九为射击准确性较差的川造步枪，只拥有少量的重型武器，在同日伪军的作战中，川军阵亡20多万人，负伤30多万人，失踪2万多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说：“抗战八年，川军的牺牲相当大，抗日卫国之功，殊不可没”。川人用自己的血肉长城，为受难中的祖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川人再次掀起“百万川军大出川”的滚滚洪流。这支百万大军是由原本因循守土的川农组成的打工族，他们襟山戴河席卷东西南北中的气势把全国人民都震住了，“道路是银行，工厂是金矿，身无分文闯城市，回乡盖起新楼房”，这首民谣表现出这些“无产阶级”渴望用自己的双手打下一个花花世界的革命豪情。
1995年，出川打工族达518万人，寄回家乡的汇款为170亿元。川渝分治后，2002年,出川民工已近600万人，实现劳务收入430亿元，其中从邮局和银行汇兑回川的汇款达247亿元，打工收入已经占到全省农民平均收入的30%左右。
金堂县是四川有名的民工县，该县大约有13万打工者在川外，占全县总人口的1/8。其中，在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打工的金堂人就有3万之众，因此厚街镇也被称作“小金堂”。2001年，在新疆打工的“川军”已达60万人，其中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民工企业家不下100人，资产超过1亿的有十几人，仪陇县的一名民工甚至成为了一家拥有14亿元资产的大型企业的老板。
四川是劳务输出大省，出川打工大军为家乡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目前，回乡创业的打工人员有43万多人，如按一个创业者带动5人就业计算，大约可带动200多万人就业。回乡创业的打工族在带回有形资产的同时，更带回了农村发展所需要的现代观念、实用市场信息和技术，并以自己的实践撞击着本土的农村改革之路。
2003年春节，从大年初二（2月2日）开始，就陆续有大量的民工出川。从5日开始，出川民工大量增加，当天，火车站发送58个车次，运送旅客3.6万人次，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发送228次航班，运送旅客2万多人次，公路运输发送2.5万多车次，运送旅客近45万人次。
出川，已变得稀松平常，往昔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已变得易如上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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