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除了玩只要你开心快乐 快乐 物质 家 还要什么?

爸有点不开心,我们两个谁都不理谁,都板着脸.只要她一回家什么事情都解决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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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快乐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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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 Forbidden中国人为什么幸福了,却不快乐?_沸点部落_天涯部落
[社会杂谈]
中国人为什么幸福了,却不快乐?
&时间: 01:24:03
&点击:2381
  来源于:网络    我原来一直以为幸福和快乐是一回事,其实不然。“幸福是你有吃的时候,看到邻居家吃不上饭”或者“以前吃不上饭,现在能吃饱了”。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调查显示现在有82%的中国人觉得幸福。而美国最近一项各民族快乐指标的调查,在对22个国家总共2万多人中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只有9%的中国人认为自己是个快乐人。    换句话说,十个中国人中有九个认为自己不快乐。而英国为36%;印度为37%;美国为46%等。这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在鞠躬尽瘁创造幸福后,却没有享受到这些幸福带来的快乐。如果一定要对中国人生活特点概括一下的话,我想最好描述就是“活得太累”,不快乐!本人就是个例子:在身无分文的时候不快乐,腰缠万贯后也不快乐;在被人家使唤的时候不快乐,到了使唤人家的时候仍然不快乐;在做学生的时候不快乐,到打工挣钱的时候还是不快乐;在国内不快乐,折腾到国外还是不快乐。    中国人为什么不快乐呢?大家可能会说是因为我们不如美国人那样有钱。但是比中国人更没有钱的印度人,为什么其中自认为快乐的人要四倍于同样的中国人呢?!再说了,我们这些就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收入比美国平均水平都高,为何还不如那些在美国等待救济的墨西哥人、黑人快乐呢?最近真好我有时间,也有条件,就快乐问题拿中国人与美国人直至细细比较了一下,终于看出点名堂来,并归纳出10个主要原因。现把这个砖抛出来,也算是我送给大家的2005年春节的小礼物,希望能带给大家在新的一年能更多快乐!    首先,美国人有宗教信仰,这些信仰教会了他们如何调节,选择快乐的心态。他们即使在很不幸的时侯,也可以得到快乐,就象基督徒说的“可以从磨难中得到喜乐”。而我们中国人,抛弃了信仰,又没有建立起新的人生哲学,人生失去了方向,也就失去了驾驭快乐手段,导致很多人在幸福中选择了不快乐。    我们每个人的快乐、烦恼和痛苦都不是因为事情的本身,而是我们看问题的观念和态度。就象弥尔顿说的:“意识本身可以把地狱造就成天堂,也能把天堂折腾成地狱。”佛法也有同样的观点:“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也就是说,一切烦恼,皆由心生;一切痛苦,皆由心受;一切善恶业缘,皆由心起。为什么我们周围的黑人,墨西哥人靠领救济,甚至街头要钱度日却整天乐乐呵呵?为什么这么多华人有些人事事顺意,却仍然郁郁寡欢?说到底是华人的思想意识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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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将曾经为“上帝”,“菩萨”,“真主”以及其他一切“牛鬼蛇神”所垄断的权力夺回来,交给人自己,自己担负起自己的人生“十字架”。中国人毁掉了原有的精神世界,而又不愿意,也没有机会建立与一个物质世界对应的精神世界。一个人如果没有精神世界,那么,他的生活方面就难免是残缺的,就像一座庙里没有“神”,计算机没有软件一样。奈斯比特说:“我们必须学会把技术的物质奇迹和人性的精神需求平衡起来。”否则,我们就不能把幸福和快乐平衡起来,只能幸福不快乐或快乐不幸福。最近有报道说,许多在海外华人开始钦敬上帝。就我对在美国的华人看,信教的家庭比不信的要快乐的多    天堂与地狱,就在我们自己心中,就看我们自己如何选择。    其次,美国人认为家庭(包括同居的)是快乐的最大源泉。我们华人常常把事业取代了家庭,推崇的是“修身,齐家”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目标,掐断了快乐的最大来源。    美国家庭夫妻间称呼都是“蜜糖”(honey,也有出类拔萃、讨人喜欢的意思),把家庭的其他成员看这是自己甜蜜的来源。而中国人夫妻之间直呼其名,或者“老公”、“老婆”,如果叫一声“亲爱的”(darling),大家都就会觉得肉麻。“老外还擅长玩情调,把我们认为该存在银行的钱拿来给对方买花以及各种我们认为很不实用的东西,他们还会透资点钱开和家庭烛光舞会之类的,怎么快乐怎么行。    美国的婚恋的目的是快乐,合也快乐,分也快乐。我认识一个老乡和老外同居,说老外烂漫、幽默(但是钱分得清清楚楚),在一起过得很快乐。有一天,老外打电话说晚上要吃中国的饺子,等这个老外回来说饺子不要包了,帮我整理下东西,我们分开吧。就这样不用说任何理由,在一起五年多久分开了。昨天遇到这个老乡,她很开心的说老外还给他送花呢!这让我联想到,要是赵忠祥在美国,就不会把“本来是件美好的事”,让姚颖为了钱“非弄得这样”,他们两个以及家人也不会有那么痛苦了。    我们许多华人把婚恋看作是一个责任。到了一定年龄,没有男、女朋友或者没结婚,上对不起父母、组织,下对不起朋友,同事。不结婚就是“有问题”,在周围人的眼光就逼你自卑,那来快乐?!结婚?也很少有快乐。很多人把家庭弄成了男女一比高下的战场。为钱,为孩子教育、为一点点鸡毛蒜皮的事吵得不可开交。许多男人抱怨说,如今的女人真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凶悍了。妇女的地位已经“高”到男人高攀不上的地步。不仅是“小妞傍大款”,就连已经结了婚嫁了人的女子,那丈夫若是没本事挣得高薪回家,太太定是整日吊着脸子,左右看不顺眼,不是逼着老公去“下海”弄钱以观后效,就是找茬生事以离婚相挟。再比比人家那有汽车有别墅的董事长总经理什么的,自家男人活活一个“窝囊废”了。男人们因此自惭形秽,呼吁要成立“男联”或“夫联”以便“自卫”,对抗妇联。你想,这样的家庭还有什么快乐可言。    最近“翁杨”的婚姻,老外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统计显示82岁老人享受性生活快乐的概率只有万分之五,“白头到老”的概率(按翁活到50岁算),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等协调的概率都在百分之一以下,可以说这个婚姻得到快乐的可能性非常小。当然,我真心希望这些小概率事件能在他们身上发生,我不希望他们是为了名、利,拿本来是人生最大的快事做交易,因为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美国政府和家庭教育孩子的目的是让孩子快乐,成为未来合格的公民。我们望子成龙的教育观念,不仅使孩子小时候不快乐,而且,长大了十个有九个不快乐。&谁能说当今的孩子们不幸福?他们可以吃到任何想吃到的东西,他们不仅穿得暖和,而且花样翻新,每一个孩子都享受着六个长辈甚至更多人的溺爱;每逢假日,他们乘火车甚至飞机去旅游,每到节日,他们收到大大小小的红包和礼物……然而面对这一切,孩子们却异口同声地说:“真没劲!”——这是20个随机抽问的9—15岁孩子的回答。这是望子成龙之不幸,是畸形竞争带来的恶果。从幼儿园就开始培养当官意识,做人上人的目标。老师与老师在竞争业绩;学校与学校在竞争升学率;学生与学生在竞争今后的社会位置。我上个月回国,看到几个校友在上小学的孩子每天睡觉都在7小时一下。在这样的压力下,他们能快乐吗?!    中国人到了国外仍然改变不了要孩子“出人头地”的观念。孩子学了英文学中文,琴棋书画要样样通。不给孩子平等和选择的权利。可以肯定,要是比尔盖茨在中国人家庭,他的父母为了他“未来的幸福”,打死他也不会让他从哈佛退学的。在这里,我遇到不少华人,因为孩子没有达到自己要求而打孩子,招来警察训斥。这样,孩子,父母都不开心就在所难免了。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华人,应该好好学一学老外的“平等”教育,快乐教育观,我也是这个文化的受害者,最近才悟出来的。    不幸的是,这种不快乐会延续到整个一生。一般来说,少小越努力的孩子,长大了对自己的期望值就越高。然而社会给每个人的机会并不和他的学识成正比,尽管有某种相关性。我们常常观察到,对自己的期望值越高的人往往越容易产生挫折感。前几年在美国发生的物理学博士卢刚枪杀同窗和教授而后吞枪自尽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正所谓少小越努力,老大越伤悲。    第四,道德是人们从社会关系中获得快乐的前提条件。来美国后,在这里的同学关照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建立信用”。但从来没有哪一天,道德有像它在今日之中国那样稀缺;也从来不曾有哪一天,道德有像它在中国之今日那样被奢侈和挥霍。    有一次,我问一个和我们做生意的美国犹太人:“为什么美国人的钱都在你们犹太人的袋子里?”他回答说:“你在和我做生意时没有注意到吗,我们犹太人口头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合同,都是对上帝的承诺。”而在我们中国,没有骗人或没有被骗的人,那可真比稀有动物还稀有。官场上的这一套东西就不用我多说了。这几天,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八名中国农民被黑中介骗到伊拉克打工(我看到国内报道是这样说的),被抓作人质后,家人着急、背痛得的场面真是难过。幸好这些是不会天天发生,而买东西你一不留神随时就可能被骗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区域战略研究所冯杰研究员透露,2004年10月,国家质检总局查获的假冒伪劣产品货值111亿元,而保守估计,市场上假冒产品总量超过1370亿元。这些产品按每人买500元计算(约为民工的一个月工资),也有2亿多被骗。你要是在中国投资股票之类,就保证骗你没商量。就在上个星期,就公布了5家上市公司造价被查的事,为此,不知又有多少股民被坑,而总的说来,6千多万股民有多少没有被骗的呢!更不幸的数百万民工辛辛苦苦干一年,到过年了工资拿不到。一些脆弱甚至选择了自杀。总理看不下去,还亲自过问,帮助清欠。其它如你看到考试、学位是假的,阅读到的论文是抄来的之类的就更普遍了,但就没有造成很大的直伤害,就不多提了。据我粗略统计,每年中国至少有20亿人次被各种欺骗,暂时或永久的去了快乐(如喝假酒致残)。    中国坑蒙拐骗如此泛滥主要是失去了道德标准。从个人看,如果那个人被骗,比如那些女学生被骗卖给农民做老婆或被骗去台湾卖淫,我们很多中国人不去谴责那些骗子,反而笑话被骗的人太傻。从单位看,中国人的信条是“合同随便签,就是不付钱”,“千年不赖账,万年不还钱”,“不管那条道,搞到钱就是正道”。从政府看,打假往往是“假打”,一些地方政府以招商引资、增加税收、创造宽松发展环境为由,极力阻碍跨省区的打假行动,不允许执法部门进行检查。    中国人这样的行为,不但牺牲了长远的利益,而且给我们华人在国际交往中带来很多不愉快。很多中国人误认为外国人之所以看不起我们,是因为种族的原因,但就我的观点,这种来自于部分美国人的厌恶不是因为种族歧视,而是我们被污染了的道德观念和不诚实的习惯。    第五,从治国方针看,美国政府的历来“以人为本”,不仅要让人民幸福,还要让人民快乐。而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只会使少数人“其乐无穷”,多数人苦不堪言。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充其量只能让中国人幸福;只有真正“以人为本”,才能给人民快乐。    我们一过去直抵制西方,特别是美国推行的“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执政指导思想。最近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确实给中国人的快乐问题带来了希望,但要真正实现还真难。主要有两点:    一是体制问题决定很难落实。当前我们政府中“以官为本”的现象特别严重,只要能做官,怎么来都行。一些官员执政能力之低劣令人汗颜。规划无序、重复建设、贪大求洋、跟风模仿、不懂装懂、颐气指使、不学无术、上当受骗、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等,这一切一切的表现,是否证明官员们的智商低、学问差呢?非也。官员之中不乏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之辈。但遗憾得是,我们的官僚体制却把官员们的聪明才智引向了对权力的膜拜和对权力的争夺之中,官员们一旦踏上仕途,终生所为者,乃穷其毕生之功力陷入争权夺利的内耗之中。客观而言,官员们在任职期间,也会为人民的利益做出一定的有时甚至是突出的政绩,但这些政绩,却成为官员们升迁的跳板,成为获取更大权力的政治资本。只有真正的大力发展民主,打破这样的体制,人本的理念才能落实。    二是各种“主义”、“理论”、“指导思想”混乱,淡化、甚至淹没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不知是出于碍于面子,还是出于权力稳定考虑,目前政府仍然把“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然包括阶级斗争)旗帜,邓小平理论(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三个代表”为指导”作为“以人为本”的前提条件。这些本来就相互矛盾,甚至否定“以人为本”的“理论”,“思想”,“指导”,如何真正指导“以人为本”的实现呢?这样看来,我们国内同胞的快乐还要耐性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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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美国人非常明白健康是最大的快乐的道理。而我们为了钱可以牺牲一切。由于环境污染,工作过度,饮食不当等等,带走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的健康,带走了他们的快乐。我国目前污染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高,近年全国每年排放二氧化硫约2000万吨,废水约400亿吨,全国城市垃圾年清运量1.49亿吨,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仅有一半;工业危险废物每年产生1100多万吨,处置率仅为32%;二氧化硫排放居全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居全球第二;城市河段80%以上受到了严重污染;80%以上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全球十大污染城市我国占8个;2/3的城市居民生活在超标的噪音环境中;农村面源污染日渐突出;酸雨面积接近国土的1/3,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海洋污染严重,赤潮频频发生。    卫生部承认,目前中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1600万家,导致2亿多人受到职业危害。以矿工中常见的尘肺病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累计发生尘肺病人数已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尘肺病人的总和。国外专家估计,目前中国有500万多名尘肺病患者。&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不久前表示,根据2003年的统计数据,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严重污染;有近3亿农村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全国近2/3的城市人口生活在严重污染的空气环境中,每年仅肺癌患者新增就有100万人!污染不仅严重损害人们的健康和扼杀生命,还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保守估计,近年仅污染造成的损失就占GDP的7%到10%。这说明我国一段时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以牺牲环境换来的。如果在GDP中扣除污染损失,不少年份是负增长。    现代人生哲学认为,人如万物,真正的人生是有春、夏、秋、冬四季的自发性阶段、自觉性阶段、自然性阶段。现实中,中国人用自己和他人的身体这个“西瓜”去换取名、利之类的“芝麻”,弄得很多人只有春、夏二季,极少数的人到了秋季,而能够完整到达冬季的人微乎其微。这样的人生能快乐吗?    第七,美国人的财富是快乐的资本,中国人的财富成了快乐的累赘。中国富人对自己挣来的钱进行处置时,还要受到种种“钉梢”,钱就会转化成为一种负担或者忌讳。当钱成为富人的一种负担或者忌讳时,愉快就会灰飞烟灭。美国人不太喜欢把钱和时间用在大吃大喝,而用在旅游和健身上;美国人还热衷于各种社会捐献,并在人们的尊敬、感激和赞美中获得快乐。而很多中国人在追求财富时失去了健康。宁波企业家协会有近千名会员,最近接受体检,年龄大部分在50岁左右,最年轻的大约30多岁,他们95%都处于亚健康状态,并且有不少人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病或其他疾病,患有高血脂的人最多,占56%。正如体检医生说的:“现在生意场应酬少不了烟酒,这些人平时压力就大,心理负担又重,多数老总的体检数据超标可以理解,但只有5%的人处于真正的健康状态,让我也大吃一惊”。而中国人富裕后,还是不快乐。在广东省民营企业家的一次聚会上,面对200多位“富人”,主持人请“认为自己解决了财富问题的人”举手时,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但当主持人请“感到内心愉快的人”举手时,举手的人却只剩下了一个。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财富分配不均带来的不快乐。中国财富分配不均问题是世界最突出的。最近看到一份统计资料,中国最富的城市(深圳)人均收入是最贫穷城市人均收入的14倍!同一城市中,收入差距也在迅速加大,如北京最贫和最富居民群之间,二○○○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三点一倍,三年后的二○○三年是四点七倍,到去年骤升至五点八倍。差距扩大是因为富人收入不断猛涨,而穷人收入停滞不前,经济愈发展、贫富愈悬殊。而中国人历来有“等级”观念,也有“不患寡,只患不均”思想,这样,被富人看不起的穷人不快乐,被穷人仇视的富人没有安全感也不快乐。(未完)    第八,中国的人口问题导致不快乐。我之所以把这一点拿出来说一下,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国有特殊性,而且,也确实给数亿中国人带来很多痛苦。&美国在人口问题上没有压力,做得最多的就是把世界上对美国有用的人弄进来,把那些对美国没有好处的人堵在门外。他不理解中国为什么要让大家这么痛苦地搞计划生育。我不想评论中国“一胎化政策”的是与非,但这一政策的实施造成一半家庭没有完成传统意义上的“传宗接代”。为生了女孩导致家人、夫妻反目,甚至虐待,杀害的屡见不鲜,由此导致的不快乐牵扯面太大,即便五分之一的女孩家庭不快乐,牵扯到的影响快乐人群也不下一亿。其他由于污染等各种情况,造成“断子绝孙”的,生下孩子不正常的家庭就跟没有快乐可言了,这部分也有数千人万人之多。从劳动力供求总量上看,城镇新生劳动力加上现存的下岗失业人员,每年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达到2400万人,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最多900万个左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突出。此外,大学生就业难成为新的就业问题。2004年,仍有约74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在中国,尤其是农村,重男轻女现象很严重,导致今天中国社会男女比例失调。专家预测,到了2020年,中国的单身汉将达到4000万,妓女人数和贩卖妇女现象将呈上升趋势。人口问题带来的痛苦毫无疑问要加剧。    第九,美国人生活、工作等做一切事情的目的就是追求快乐,按他们的说法,“你要是不快乐,你为什么要去做他呢?”而中国人做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名、利,而名、利和快乐常常是不一致的。美国人只要自己开心,不太在乎别人的想法,常常看到一些老人像我们小孩一样在街上溜冰,坐在马路边往游戏之类的。中国人为了面子,形象,如给领导留下好的的印象,要在群众中竖理形象等放弃了真正的自己。有个朋友跟我说,你注意到没有,在美国公园里穿西装地都是中国人。我说,不奇怪,这次我回去看到在地里干农活的也都是西装领带,正是有“钱买罪受”。还有,中国人要从别人眼里看自己是否快乐。我在纽约旅游时,我问一个为我们开车北京来的司机:“在这里过得还开心吧?!”“不开心!”他说,“要是在北京,我开着这样自己的车,到我家门口,一按喇叭,大家探出脑袋羡慕地看着,嘿!那才开心呢!”    美国人很自信,他们总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最好的,他们从来不为将来会不会失业之类的事操心,更不会管孩子能不能上哈佛的事。他们觉得孩子喜欢学习,想要去哈佛,他就去,不喜欢就干点别的喜欢的事。就是去了哈佛,也不是个了不起的事。即便得个诺贝尔奖,也不会到处炫耀,也没有炫耀的市场,大家不买账。我们倒好,考个哈佛,就要写书,国内外中文网站都登出来了。说到底,还是中国人自卑心理作怪。如果一个人被“洋”的东西既崇拜又恐惧的心理主导,老是羡慕别人,没有自信,不敢追求快乐,他们肯定不会快乐。其实,人本是人,不必刻意去做人;世本是世,无须精心去处世,自然的才是&快乐的。    第十,美国人认为,没有平等就没有快乐。他们有“平等”意识的传统,从白人到黑人,从男人到女人,从小孩到老人,从正常人到残疾人都在争取平等的权利(当然不可能有绝对意义上的平等,但相对平等已经很难得了!)。中国人追求的是做“人上人”,这样,搞得那些被别人骑在头上的人很痛苦,骑在人家头上的人担心被摔下来,也快乐不起来。中国从个人到政府都习惯不平等,而且制造新的不平等,因而,不平等还在不断扩大。从个人看,中国人羡慕的、佩服的、追求的就是“人上人”,就象刘邦看到秦始皇出巡的气派后说的“大丈夫就当如此”。为了做人上人,甘愿吃苦中苦,甘愿丢弃快乐!“头悬梁,锥刺骨”,甚至为了达到夺回王位目的,去品尝人家的大粪子类的下流事情,几千年来还被大家推崇。现在的不平等就更离奇,扩大到人和动物上了,仅上海今年媒体披露的逼人给狗下跪的新闻有两起,一起是逼当地出租车司机给狗下跪,另一起是逼外地来的三轮车夫给狗下跪。在自己国土上打工的农民,虽然称呼也越来越好听了,从“盲流”变成“民工”,现在又被叫做“外来人口”,但同样是外“来人口”,城里人对于来自国外的“老外”和来自国内其他地方的“外来人口”可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几乎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个体的歧视只关乎人与人之间的尊严感、耻辱感、愉悦感,但是制度性歧视却直接损害社会的公平和效率,剥夺了一大批人的快乐,往往造成民族的灾难。把人按出生,执业等划分成各种阶级是政治家的一贯手段。希特勒,毛泽东,陈水匾等都是高手。我体验过被划为农民孩子的痛苦(幸亏没有更倒霉到投胎在一个地、富、反、坏、右家庭)。我时常想,我要是出身在一个革命家庭,最好是那些所谓元老的家庭,按规定每家都可以分配到一个副部级以上的职位。不用吃“苦中苦”就成了“人上人”,那该多爽啊!    我们制度规定农民不能当官(说是有小农意识,会小贪但不敢大贪),找点活干也不行。北京市劳动局还明文规定,很多行业、几百种职业限制或禁止雇佣农民工,外国人对此很不理解,认为这种歧视在全世界都是很罕见的。现在,很多地方的劳动部门变了一个手法,用素质壁垒取代身份壁垒,不再规定什么活儿农民工不能干,而是规定越来越多的行业准入门槛,必须经过劳动部门的职业培训,否则不能上岗。上不了岗,农民兄弟你也不许在城里呆着影响市容,政府出钱收容遣送你回老家。北京市仅1999年一年就收容149359人,约占外来流动人口的5%,仅11月26日一天就收容了4167人。以平均每个外来人员直接和间接损失1000元计,中国人仅在此一事一地一年就损失1.5亿元,由此增加的巨额行政成本还没有包括在内。    制度性歧视使大量国家机器和人本身无谓地耗费在人与人之间的防范与反防范上,不仅空耗时间、生命与资源,使歧视强化为一种民族心理,而且违反人权,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国民快乐指数的提高,实乃不折不扣的民族和国家内耗。
&时间: 02:17:57
  有毒食品成灾&我们还敢吃什么?  如果说假烟假酒泛滥,我们在无奈之际,可以选择不抽烟不喝酒。但如果我们日常吃的饭菜也有毒该怎么办呢?话说新春伊始,深圳、武汉和南京等地的市场就查到含有禁用农药水胺硫磷的海南豇豆(俗称长豆角),不得不全部销毁。    近几年来,中国的有毒食品频频遭到媒体的曝光,现如今已经到了让人谈毒色变的程度。而更为嚣张的是,有人开班授徒,专教制造有毒食品,赚取黑心钱。奶粉里有三聚氰胺,而且还是质检部门开具了合格报告的。而其余如尿素泡出的豆芽;含油毒大米;注射了青霉素的西瓜;地沟油炸出的油条;铅超标的松花蛋;吊白块面粉;瘦肉精的有毒猪肉;硫磺熏的蘑菇;加了孔雀石绿的鱼;添加罂粟壳的火锅……种类繁多的有毒食品,简直数不胜数,让人防不胜防。搞的蔬菜专家不敢吃蔬菜,畜牧专家不敢吃肉,水产专家不敢吃鱼。如果有人还要强辩说哪个国家都有有毒食品,那么好吧,请告诉我,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有像今日中国这如此多且种类齐全的有毒食品呢?    正如有人所说的:其实每一种有毒食品的背后,都有一个昧良心的群体。那么,昧着良心的不仅仅是这些生产和制造有毒食品的人。如果三聚毒奶出厂前,质检部门真的做了严格的检查,那些毒奶根本就出不了厂!现实是什么样呢?——只要商家花了钱,质检部门就发合格证。有这样形同虚设的质检、监管部门,有毒食品怎么会不泛滥呢?    当年的三鹿奶粉,如果不是因为新西兰总理克拉克向中国政府交涉,如果不是因为世界各大媒体对毒奶的关注报道,很可能就一直免检产品,一直毒害国人下去。其实,在这之前,政府早就知道三鹿奶有毒,就那么一直瞒着,直到瞒不下去,才找了几个替罪羊办了。事后,还不允许受到毒奶残害的消费者上访告状。如果说生产和制造有毒食品的人缺德,那么纵容和包庇奸商生产有毒食品的监管部门同样缺德。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事实上,中国社会上有毒的又何止是食品?曾有一位教授叹道:现在的中国人,连鬼都不怕,还会怕什么?还有什么坏事不敢干呢?    今日的中国,执政党公开领着人们做秀,造假,就像当年的大跃进一样,睁着眼睛说瞎话,一路走来,才有今日教育失败,医疗失败,有毒食品遍地横行,司法不公正,道德沦丧而不可收拾的社会局面。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没有用到创造高科技造福人类上,却全都用于造假。想赚钱没有错,但眼里只有钱,贪得无厌而不惜谋财害命,就是大错特错了。社会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也许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反思了。
&时间: 18:20:10
  昨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了二零零九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由于中国没有真正独立的经济观察机构,这个公报便成为人们分析中国经济数据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对全世界而言,二零零九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年头。许多国家的经济在这一年里跌到了自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低点;而中国却在这一年里实现了百分之八点七的经济增长。        这种鲜明的对比既给那些相信“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增添了几分底气,同时也提出了中国是如何在世界危机中保持经济增长的待解之谜。        非常自然地出现在人们脑海中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经济数据是否真实?当然,如果这个疑问主要来自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则一定会受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愤怒指责。但是真实情况却是,世界上那些通常被认为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主导的国际机构的统计和研究部门并未对中国的数据提出认真的质疑。相反,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等在内的的主要的国际权威经济机构对中国的官方的经济数据全盘通常是全盘照收的。他们既没有财政实力、也没有政治意愿去纠正中国经济数据中的问题。        真正对中国经济数据质疑最多、反感最大的是中国国内的普通民众。在这方面最为显著的一个例子是最近由于中国工资增长的官方数据所引发的不满。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自二零零零年以来,中国民众的工资增长总是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的,而且也总是高于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的百分之十以上。根据这个数据,以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左右、通货膨胀率为百分之五左右来计算,按照现行价格计算的中国民众的工资水平应该是十年前的三点半以上。而去掉通货膨胀因素之后的实际工资增长应该为二点三倍以上。        对这一数据,老百姓们显然并不买帐。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在网上用自己工资的实际水平与统计局关于工资增长的数据进行对比,他们的结论是:统计数据大大地夸大了工资增长的幅度。老百姓的工资是“被增长”了。面对越来越多的指责,就在二零零九年统计公报发表的两天之前,国家统计局人口就业司司长冯乃林不得不作出公开解释。而他的解释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中国官方公布的工资增长水平数据竟然是将占工资收入者百分之五十四左右的低工资收入者剔出在外而计算出来的。连国家统计局的局长也不得不表示,他对低收入人群的工资“被增长”现像“感到脸红”。        关于工资增长的统计数据所表现的统计失实现像在中国具有普遍性。这与中国当前的统计制度和政治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统计制度实行的是地方统计数据汇总的方法。而在现有的政治人事制度下,干部的升迁与其任期内的当地经济增长数据密切相关。这种制度实际上起到了鼓励地方政府夸大经济增长数据的作用。根据中国统计局自己的披露,地方汇总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常常高于国家统计局直接测算的数据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但是由于国家统计局测算所包括的样本太小,所以不得不依靠地方的数据进行汇总计算。仅以去年上半年为例,地方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便高出实际一万四千多亿。        至于二零零九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可靠性究竟有多高,实在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因为实在没有人能够拿出有质量的替代数据来。所以,国家统计局也仍将一如既往地将数据公布下去,而怀疑者也只能够继续怀疑下去。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使抛开统计数据真实与否这个问题不论,单就统计公报本身也暴露出了很多无法进行合理解释的硬伤。        在此仅举一例加以说明。统计局公报的综合部分对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构成依据国际通行的“产出法”进行了分解。根据这个分解提供的信息,中国经济中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分别为百分之十点六、四十六点八和四十二点六;而他们去年的增长率分别为百分之四点二、九点五和八点九。但是当解释三个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变化时,公报中却出现了一个数学上无法解释的现像,那就是比重最大、增长率也最高的第二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却下降了零点七个百分点。这样一个常识性的硬伤出现在国家级的统计公报中,人们不能不问,统计局的数据是如何产生?这些数据的可靠性究竟有多少?        中国的事情往往很缺乏逻辑性。嘴巴上说的和手上做的,有时候沾不上边、挂不上钩。    比如说中国官僚机构肥胖臃肿,早已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巨大障碍。所以中共领袖经常说要“精兵简政”、裁减政府机构。这是嘴巴上说的,冠冕堂皇、雄赳赳、气昂昂,好一个踌躇满志、重整江山的豪放气概。但是,减来减去,中国的官僚机构依然很臃肿。就象六月雪一样,“精兵简政”来得稀少、来得轻飘。    那么,中国官僚机构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就是所谓的“人大”、“政协”。特别是政协这个组织,究竟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大家心里面一直在嘀咕。    全国政协委员就有两、三千人,除了主席之外,光是副主席就有二、三十位。听众朋友,世界上哪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机构有那么多吃闲饭的副主席?    政协委员们也以懒惰、无聊著称。群众说这些政协委员是“八点上班、九点到;一杯茶水、一张报。翻翻文件到中午,吃完午饭车马炮。”    至于政协的领导们呢,更是昏头昏脑、无所事事。群众说:“八点开会九点到也早,十点钟还在等领导;领导到了宣布改会期,他说今天忘了带讲稿。”   
&时间: 00:41:47
  国家统计局的公告称,2009年虽然新建住宅价格上涨1.3%,二手住宅价格上涨2.4%,但房屋租赁价格下降0.6%,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5.4%,农产品生产价格下降2.4%,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下降0.7%,……    凯迪等网上的观察家说,说“2009年新建住宅价格上涨1.3%”,是一个小孩也哄不过的弥天大谎!每一个大陆人都深感2009年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猛烈,唯独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要说全国物价下降,没有通胀,这里显然是国家统计局的“政治经济学”在作怪——国家统计局在新中国60年来从来没有说过真话,“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四千万人,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却是全国粮食年年放卫星,特大丰收——因为毛主席不允许说大跃进失败;2009年广东倒闭十万企业,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却是广东科学发展成就巨大——因为胡主席说广东科学发展好;此次为让虎年两会开得喜气洋洋,国家统计局当然只能紧急公布“形势大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这就是国家统计局的“政治经济学”:一切统计数据都要服从政治需要,而不是事实真相。宁可让13亿百姓痛骂,不可让一个主席不高兴。    有网友呼吁:虎年两会应该将整顿全国统计部门的伪数据作为重要议题。否则,两会的一切讨论都将被虚伪数据误导,南辕北辙。  
&时间: 23:20:14
  田奇庄      在国务院举办的虎年春节团拜会上,温家宝总理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我认为此言值得商榷,当今中国社会最需要实现“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不是民众,而是官员。    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但所有人无一例外,都希望得到幸福和尊严。如果有个先来后到的话,我强烈建议,让官员先得到幸福和尊严。把他们安排明白了,民众的幸福尊严就水到渠成了。    也许有人会说,如今官员已经是天下最幸福、最有面子的一族,没有必要多此一举。这要看怎么理解,有金钱并不等于幸福,有地位不等于有尊严。官员是人群中的佼佼者,早已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但是,他们的职业决定于能不能赢得公众的尊敬和赞誉,其它得失不足挂齿。以此作为衡量标准,当下相当一部分官员是不幸的,是没有尊严的。    幸福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中国的官场职位决定一切。由于官员的职位来自上级恩典而不是民众选举,官员们无不把揣摩上级心思,讨得上司欢心作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哪有什么独立人格?幸福是实现理想的人生体验。纯洁的理想在官场瘟疫面前不堪一击,看着臭吃着香的利益令人着魔。在随波逐流中道德底线每况愈下,理想抱负早被抛到九霄云外;幸福是坦荡安祥,无忧无虑。官场上为争夺位置无所不用其极,患得患失令人疲惫不堪;拒绝公开透明的官场已经成了腐败的代名词,只要身在其中,就难免受到羞辱。更加不幸的是,官员一旦从炙手可热的权力宝座退下来,冰火两重天的反差令人痛不欲生。    再说说尊严,官员的尊严在于取信于民。然而,官员垄断了话语权,一方面穷尽华丽词藻包装自己,另一方面则把权力寻租演绎到了极致。问题是纸里包不住火,前赴后继的贪官污吏不断刷新丑行劣迹世界纪录,&“三公消费”、买官卖官、权钱交易在世人的骂声中疯狂增长,相当一部分官员已经达到了“笑骂任尔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无耻境界。所以,无论官员在台上如何表演,民众只是嗤之以鼻,或投以怀疑、轻蔑的目光:谁知台上这位贪污了多少不义之财?谁知道他什么时候会东窗事发,锒铛入狱?    请问,当这样的官有什么幸福和尊严?常识告诉我们,自己没有的东西不可能给别人。同理:官员们自己没有幸福尊严,怎么可能给予民众?    进而言之,那些缺少幸福,毫无尊严的官员,已经成为制造麻烦的源头。他们的行径损害了公众利益,破坏了执政党的形象,败坏了政府的名声,阻扰民主法治进程,颠覆了价值体系,是造成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始作俑者。且不要说过去那些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历往事,最近,国人将“被”推举为2009年首选字,就说明了一切。许多媒体将今天称之为“被时代”:被自杀、被自愿、被全勤、被就业、被小康、被作为、被和谐、被捐款、被失踪、被代表、被增长,无数相关事件的披露,海量的评论和跟帖,表明了弱势群体对自身处境的深深无奈和强烈不满。身为“被”后推手,官员难辞其咎。    “被时代”的基本特点是官方权力过于强大,民众权利实在弱小。古往今来的实践证明,竞争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由于官民双方实力相差悬殊,无法进行正常博弈,必然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姚明只有和NBA的大牌巨星们比赛才能不断进步。如果他一直呆在上海队,只和大学生比赛。尽管他能天天获胜,但用不了多久,他的竞技能力就会直线下滑。我国的官民关系与之相比大同小异:官方垄断了太多的资源,因而无所顾忌滥用权力;公民权利几乎被消解殆尽,一盘散沙的个体要么任人宰割,忍气吞声,要么破罐子破摔,铤而走险。按说,经济高速增长应当让所有人欢欣鼓舞。可是,权力与权利的失衡反而引发了更多不公和不满,官方不得不为“维稳”付出巨大代价。事实上,所谓“维稳”    只是权宜之计,矛盾迟早还要爆发。事实证明,在权力对权利处于压倒性优势的“被时代”,官民双方都不会有幸福和尊严。    那么,官民双方能不能实现水涨船高,互利共赢呢?当然可以!因为世界上已经有许多文明国度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那就是把统治者关进宪法的笼子,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什么人违宪、违法都要受到惩处。确立了这样的价值观和制度体系,官与民,权力与权利之间有了平等的法律地位,双方才能进行正常的批评、监督,才可能不断推动改良、改善、改进、改革,达到水涨船高,共同成长之双赢目的。宪法成了民众的护身符,公民可以没有恐惧地、自由地、充分地行使公民权利,官员的权力就会由滔滔洪流变成涓涓渠水,造福于社会大众。    这样的好事不可能从天而降。发展经济的成功肇始于经济体制改革特区的设立,十多年前,任仲夷等改革先锋就提出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一直没有得到当局回应。现在看来,强势官方享受着既得利益,缺乏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国人经过儒家几千年的奴隶、奴才文化薰陶,经历了几十年极左路线残酷打击,公共精神极度匮乏。公民没有压力,官方缺少动力,政改便陷入了停滞僵局。    然而,毕竟今非昔比,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人(包括官员与民众)认识到,官员之所以贪腐成风,敢于滥用权力掠夺百姓,根本原因不是他们有多大的权力,而是民众屈膝俯首甘当草民。官方的所谓强大只是由于公民放弃了宪法权利,而这些权利被官方加以利用,反而成了恐吓民众的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早已把监管官员的责任赋予了全体公民,正是公民的不作为,导致了官员的乱作为。    有人说,当今中国是有宪法无宪政,寄希望于共产党内有识之士大胆改革。对此,我不能完全认同。我认为,官方能推进政改当然谢天谢地,但是不要相信救世主,不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到别人手中。官方改不改,如何改,民众做不了主。但每个公民都可以决定自己的价值取向,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在社会转型的今天,在法治环境逐步得到改善的今天,在大家开始成为有产者的今天,百姓不仅有了成为合格公民的可能,也有了成为合格公民的动力——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捍卫自身利益。    挺直胸膛承担公民责任,履行公民义务,行使公民权利,参与公共事务,监督公共权力,维护合法权益,促使官方公开行政,争取实现公平正义,必然成为更多国人的追求。这是多么光荣神圣的使命,是多么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选择!    越来越多的新公民行动起来,成长起来,权利与权力的对比就会发生质变。如果有一天,公民说话算数了,那些不幸的、没有尊严的官员就会转变成为称职的、优秀公仆。公仆尽职尽责了,公民就有好日子了——健康和谐,幸福尊严就会属于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员——无论是官是民。    
&时间: 23:45:52
  近期以来,中国大陆接连发生“毒豇豆事件”,并且流入市场,引发民众恐慌。而武汉市农业局曝光毒豇豆事件的做法,三亚官员却认为是不给三亚市及农业部面子,“不够朋友”。如此说法引发网友的不满,痛批官员不顾人民死活。  今年1月下旬以来,武汉市农业局在抽检中发现来自海南省英洲镇和崖城镇的5个豇豆样品水胺硫磷农药残留超标,2月底,武汉市农业局披露,中国新年前,武汉市查出3596.9公斤海南豇豆含有高毒农药水胺硫磷残留。    事件曝光后,部分毒豇豆被销毁,但有部分毒豇豆流入市面,仍在市场上贩售,有些老板甚至不知海南豇豆涉毒。    9元钱买到高毒禁售农药  水胺硫磷为高毒杀虫剂,主要用于防治果树红蜘蛛、介壳虫和水稻、棉花害虫。作为一种高毒农药,水胺硫磷禁止用于果、茶、烟、菜、中草药等植物或蔬菜、水果上。    虽然海南各级农业主管部门为此展开专项调查,并表示至今尚未发现违规销售高毒农药案例,但据《华商报”报导,经调查后发现,水胺硫磷、甲胺磷等高毒农药在海南仍有销售。    海南省乐东县也是豇豆主产区,种植面积共有7万亩左右。在乐东县冲坡镇抱旺村的豆角产地,在一段不到100米的田头,就能捡到多个高毒农药的空瓶,其中包括甲胺磷和水胺硫磷。    当地农民说,这些药就是从附近的农药店买的。有位农民说,两瓶药水他只花了18元钱。如果杀虫效果一样的合法农药,价格则要达到50元。    知情人透露,农药店老板们知道卖这些农药是有风险的,所以只卖给熟人,但为什么店主还要卖呢?知情人一语道破——这主要是因为高毒农药成本低,利润高。    武汉曝光行为“不够朋友”    对于武汉市农业局曝光“问题豇豆”的做法,三亚市农业部门表示了“特别的不理解”,他们认为对方不应该这样做。三亚市农业局农技服务中心负责崖城地区豇豆检测的检测员说,这等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事实上,外省很多运进海南的蔬菜也会被查出问题,例如白菜有机磷超标,但按照通常做法只限于内部通告,这已经是业内的“潜规则”。    三亚市农业局综合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周庆冲也认为,按照常规,兄弟单位应该打个招呼,他们可以派技术部门下基层调查,严控源头,但兄弟单位这次的做法“太不够朋友”,不仅没有给三亚市留面子,也没有给农业部留面子。    网友炮轰惘顾人命    海南官员的“不给面子说”引发网友的不满,痛批官员只顾面子,不顾人民的性命。网友说:“三亚市农业部门的人员,用手摸摸你们的良心,看看是不是还有点热气......”;“生命让人如此漠视,悲哀呀”;“这就是我们追随了几十年的党的本质!!!”;“百姓的命不如官府的面子&哈哈&说这话的人已没有最起码的道德基准”;“用我们大家的命换农业部的面子吧”    网友更担心自己的健康受到威胁,网友说:“再这么一直内部通报下去的话,不知道会吃死多少人,有多少人得病呢。”;“你面子有了,老百姓命没了。”;“不知悔改还大言不惭,非要等到死人了再来查?”    官员坦承三亚监测手段落后    据报导,海南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体系目前还是初级阶段,而三亚市农业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人员队伍很薄弱,目前仅有5个检测员,监测手段落后。    三亚市农业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科长符德珠坦承,三亚使用的监测车和仪器只能进行快速的检测,只能知道是有农药超标,但具体是什么成分,超标多少,就不晓得了。  
&时间: 16:26:00
  沙发拜读
&时间: 02:22:49
  宁波出了位史上最帅的乞丐“犀利哥”,人称中国的乞丐王子,最近,此人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似乎已经盖过了所有影视明星的风头,而成了中文网络世界最具知名度的人物之一。乃至有网友在第一时间,就为这位有形有派有气质,令人感觉又酷又潮又湿了的宁波浪人建立了《百科名片:犀利哥》。      有些自作聪明的中国呆子,曾无端地怀疑,那些广布网络,摄自宁波街头的犀利哥那组图片,也是周正龙之流的烂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而用PS过的图片,来恶搞正在朝更幸福、更有尊严、更有喜感的境界挺进的中国人。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这组来源于宁波街头抓拍的照片,不仅的确没有任何PS的痕迹,而且,据来自于《钱江晚报》和《浙江日报》的深度追踪报道,犀利哥真的是上帝恩赐给正在快速崛起的我伟大中华民族的一个时代宠儿,他的横空出世,似乎是专门为了诠释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究竟是些什么宝贝疙瘩。    下面,我们看看那些像我一样吃饱了饭没有事做,而热衷于在虚拟世界打发垃圾时间的网友们,为这位史上最帅的乞丐王子犀利哥所写的精彩网评:    “哎,帖子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感慨,怎会有如此逆天如此矛盾的存在体呢?”。。。网友街头湿人    网友我为毛这么颓废:型男!那销魂的发型,忧郁的眼神,唏嘘的胡茬子,时尚的日式混搭风格。。。膜拜    网友yly861009:其实还真的挺有犯的~~甩掉那些所谓的日本牛郎几条街了~~    网友taoo:我看到这个帖子就转给同事MM了,她惊呼天人,于是各个群里贴,被无数姐妹狂赞,我知道了一个道理,是金子总要发光的。    网友瑞萱:这种帅乞丐我也见到过,但是没怎么看清楚脸,但是那个身材,那个气质……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不是明星在拍电视……”    网友孤芳不自赏的人:太man了,星探们都在干什么吃啊?受不了电视上一些自以为帅碰来碰去,傻乎乎的小男人。    不过,在我这个衣食无忧、鱼一样自由,可说幸福透顶的中国呆子看来,一个衣食无着的浪人,流落在宁波街头数年之久,一朝在虚拟世界被人围观,而不仅名声与形象远播海内外,乃至被众多愚昧的中国呆子们做了如此匪夷所思的另类解读,确实是在互联网时代才会出现于神州的极为吊诡的事情。    因为,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据建立《百科名片:犀利哥》的网友爆料说,这位从照片上看来,其穿着打扮彰极具大牌明星相的犀利哥,其实是个非常非常可怜的天涯沦落人。    据一位与犀利哥有着零距离接触,网名叫老馋猫的宁波网友,在题为《宁波的帅哥乞丐只是一个可怜的人》的帖子中说,他“早在2008年7月就开始关注‘犀利哥’了。&2008年8月初,还跟他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    按老馋猫的话来说:“他不(仅)是一个乞丐,而(且)是一个可怜的人。”    老馋猫在文中说,他从“2008年8月,开始关注宁波一群精神有问题的流浪者,他们没有身份,没有家人,甚至忘了自己叫什么。而‘犀利哥’正是其中一员。”老馋猫把犀利哥叫做“小白”。    从老馋猫来自专访犀利哥的现场说辞中,我们知道,他“第一次跟‘犀利哥’接触的时候,(犀利哥)连话都说不清楚。”他甚至对犀利哥已经多久没有讲过话了,都不能肯定。    正是从老馋猫的叙述中,我们才知道,这位以一副明星相而倾倒众多网友的犀利哥,那时,“正在捡烟屁股抽。”    以下,是老馋猫与犀利哥的对话和交往描述:    问:“饿吗?”    答:“饿。”    于是,老馋猫想测试一下他的生活自理程度,便给了他10元钱,让他去买吃的。没想到,犀利哥接过钱后,转身就去小卖部买了一包烟抽。    对此,老馋猫感到大惑不解。再问犀利哥: “你为什么不买吃的?”犀利哥却指了指垃圾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顿时,老馋猫才明白他的意思。原来,犀利哥所吃的东西,可以在垃圾桶里捡到。    老馋猫还说,拿钱买烟抽而从垃圾桶里找食物的犀利哥,也能算是个纯爷们,他似乎七情六欲一样都不少。因为,犀利哥竟然跟“老馋猫”说过这么一句大实话:“(我还想)找个女人来爱我。”    对此,老馋猫解释道,“这正是他经常穿女人衣服的原因。”    正是通过与犀利哥的零距离接触和专访,老馋猫遂得出自认为正确无比的结论:犀利哥“他想(也想)有个老婆有个家。他(之所以经常)穿上女人的衣服,(就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女人,这样他就合二为一了,就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就幸福了。”    综上所述,我以为,所有中国人只要对照以上有关犀利哥的传闻,大家在虎年的生活,因为有了史上最帅的乞丐王子犀利哥垫底,绝对会比牛年生活的更加幸福,也更有尊严。  
&时间: 00:50:45
  南方都市报今天(日)透露:并非只有海南使用过高毒农药的豇豆、节瓜在流入全国各地,记者近日经过几天调查发现,在广东许多蔬菜基地也存在大量使用高毒农药生产蔬菜,如中山市港口镇的一些蔬菜基地里,菜农使用高毒农药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消息说,3月4日中午,港口镇西街蔬菜基地一片菜地上,记者仅在一处垃圾包上就找到了7个用完的甲基异柳磷药瓶。不少刚用完的新瓶被弃掷田间,尚未收拾。同样散落在田里的还有甲拌磷、苏化203的瓶子,均为国家规定禁止使用于蔬菜的高毒农药。在这里,种菜用高毒农药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从家门口的农药供应点到镇里的农药种子店,菜农能够轻易地买到甲基异柳磷、甲拌磷等高毒农药,以及形形色色伪装成“中毒”农药的杀扑磷、水胺硫磷。    港口镇农残检测站工作人员说:“我们使用的快速检测法,只能测农药残留量是否超标,测不出农药的具体成分。在市场门口摆卖的蔬菜,则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中山市农业局政策法规科王少强科长证实:“有菜农见价钱好,急着上市,今天喷农药明天就卖菜。”这就是说,今日中国各地的政府在官僚主义和落后检测设备的双重影响下,根本无法监管食品安全。    专家认为,海南、广东的毒蔬菜失控现象并非只限于当地,而是全国共有的“中国特色”。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对此却毫无真正的重视,这是最危险最悲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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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突然被问到什么是幸福、是否幸福,相信很多人一时都回答不上来,但是幸福又是实实在在的感觉,它不仅标志着人的生活状态,也考量着社会的发展完善程度。    中国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但整体的人文发展情况却呈现出与GDP增长不协调的逆态势,于是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财富狂欢之后,中国社会几乎在刹那间就跌入了一种集体抑郁,即由于对财富的过度追求所导致的一种普遍的不幸福感,这种不幸福感在中国的城市里尤为强烈。    根据荷兰Erasmus大学的&RuutVeenhoven教授对中国3次幸福指数的调查,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    去年12月,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最新幸福指数调查,显示东亚国家幸福指数普遍低于西欧及美洲国家,最快乐的亚洲国家新加坡也只排名第25位,中国则排第48位,而在各种对全球各国国民快乐水平的比较研究中,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快乐指数总在后列。    种种数据表明,即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并不能保证国民幸福的持续增加。更为严重的是,越是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越是感到不幸福,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国富而民不幸福的尴尬局面呢?    或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组数据中找到蛛丝马迹:伴随着中国GDP奇迹般的疯狂增长,中国的抑郁症患者达2600万、9成大学生陷入就业迷茫、7成公众担心药品安全、8成家庭付不起子女学费、7亿多人受到职业伤害、47%母亲无力养育孩子、70%上班族工作不和谐、7成知识分子走在“过劳死”边缘……    中国片面发展GDP的模式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在更多的财富,更多的消费背后,伴随着的却是更大的压力和更少的幸福——这是中国社会正在迅速蔓延的一种精神疾患。    毫不夸张的说,中国的现实情况是,传统的意识形态被消解并崩塌之后,财富实际上变成了官方与中国民间惟一的交集与共识,并成为越来越疏离的中国民间社会与官方的惟一黏合剂,如此,对财富的最大化追求作为中国转型中的一种新型的大众意识形态被牢牢地确立下来。    然而,在经过二十多年冲刺般的财富赛跑之后,这个逻辑简单因而也就特别容易深入人心的神话开始逐渐露出了马脚。人们如梦初醒般地发现,增长并没有与财富同步,而是越来越背离,对财富的追寻也没有相应增加个人幸福,而是带来更多的压力,更多的沮丧。    在“钱多就是硬道理”代替“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时候,人们普遍感到了精神的失落和幸福感的缺失。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个人,这个“发现”都是相当不幸的,因为它带来的是弥漫着的普遍失望和挫折感。而这种普遍的失望和挫折感正是中国人集体陷入&“财富抑郁症”的社会心理基础。更为不幸的是,作为一种具有强大惯性的文化,“对财富的过度追求”就像一种精神鸦片,已经彻底地奴役了我们对财富的理解与想像力。换言之,我们很难从这种毒品中抽身自拔。在这个意义上,财富所带来的压力、焦虑,进而抑郁在中国社会可能还仅仅是开始。    放眼看去,财富对幸福的消解及压迫越来越重,中国社会对财富也感到普遍困顿,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闲暇时间越来越少,过重的焦虑甚至失望,接踵而来,财富带来的效用从“正”开始累计成了“负”,压的人们喘不过气来,并且促使人们产生了普遍的失望和挫折感,而这正是中国人集体陷入“财富抑郁症”的社会心理基础。所以,中国人在面对住房危机、安全感缺失、教育致贫、人际疏离、生活压力等等现状时,变得异常的焦躁和不安,以至于陷入集体不幸福。这是财富被某些经济学家、政客粗暴追求概括成GDP的严重后果,中国人们在这样的追求中深受其害。在这场追逐游戏中,男人们把在城市中获得房子作为幸福的标准,女人们把自己能嫁给一个有房子的人作为幸福;富人们把能用钱买到漂亮的女人作为幸福,穷人们则把能赚到适足的钱作为幸福,于是,所谓的情爱,所谓的道德,都在纸醉金迷中通通抛诸脑后,如此以来,人们的价值观、目标、追求都发生了偏向,而到头来,人们在获得这些物质满足的时候,却突然发觉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幸福。    按国际通用测量法,幸福的指标包括:生存状况、生活质量、心理调适、人际关系和未来预期等。但对于目前的中国人来说,生存状况无疑不能算是理想的,大批的工薪族、蚁族、民工在城市里起早贪黑拼了老命也跑不过房价上涨的速度,他们可能几个人挤居在一个租来的只有几平米的平房,有可能住在公司分配的连洗手间都是共用的集体寝室,甚至还有的是在一个单间里用快窗帘就拉起了两间夫妻房,当然,那些为了节省几百块钱房价而跑去距市区几个小时车程的地方租房上班的人更是大有人在了。在这样的高节奏中,人们开门就是上班,关门就是睡觉,根本不用想如何和邻居说个笑话,所以压力可想而知是十分巨大的。所以,我们对中国目前公务员感觉最幸福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他们的生活相对比较安逸,也不用过于担心房子升值带来的压力,他们的生存状况显然要优于许多人,难怪招考只有上万人也会有几百万人去报考。    当然,幸福是比较出来的。可仔细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与上一辈相比,我们的物质是幸福的,但我们心里的甜蜜感却远远少的可怜。穷人们整天担心自己减薪、失业、赚不到钱、买不到房、娶不到老婆,富人们则整天担心自己财富会缩水、公司会倒闭、老婆会出轨、小三会跑掉、情人是骗子,严重的安全感缺失让人们越来越质疑生存会不会仅仅只是一种可能?以至于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谈不起恋爱、找不到真爱这些问题层层出现的时候,人们更加困惑幸福会不会就真的变成了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了。寂寞,抑郁、失恋、背叛、出轨、小三、一Y情这些现代城市生活常态更是加重了人们的孤独感和抑郁心里。越来越久的人际疏离和情感空白,让现代的中国人越来越感到不幸福,不快乐。而在中国的邻国不丹,一个国土面积只有4.7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70万人的小国,却首创了国民幸福总值(GNH)。这样一个“小”国,之前没有进入很多中国人的视野,但现在它对于幸福的理解,却让我们不得不刮目相看。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偷走了我们的幸福?难道仅仅是粗暴增长的GDP么?我们自己呢?为什么在以人为本的社会里,我们还不能找到自己的幸福归属?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好的审慎下自己对于幸福的理解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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