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死三千万”与阿Q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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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死三千万”与阿Q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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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死三千万”与阿Q画圈
作者：黎阳&&&&转贴自：乌有之乡&&&&点击数：1650&&&&更新时间：&&&&文章录入：
“饿死三千万”是国内外各路反毛英雄好汉们最大最得意的王牌――只要混不下去了或觉得苗头不对，立刻就要祭出“饿死三千万”，仿佛凭此看家宝贝就能一举起死回生扭转乾坤：
――辛子陵觉得苗头不对了（“现在是30年改革开放以来最不好的政治形势，国家面临向毛泽东王朝复辟倒退的严重危机”），立刻祭出了“饿死三千万”： “毛泽东实践的那一段共产主义，是人间地狱呀！”“饿死人”。（辛子陵：“走出两个误区――2009年12月27日在朋友聚会时的讲话 ”）
――吴敬琏觉得苗头不对了（“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煽情和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某种优势，在对医疗、教育、住房以及国企改革等具体问题的讨论中，通过蒙蔽蛊惑大众，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也立刻祭出了“饿死三千万”：“城镇地区广泛出现因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病，农村地区则造成2000万至4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吴敬琏：中国经济六十年）
――茅于轼觉得苗头不对了（“这样的专政肯定是长不了的。其下场往往是群众性的造反，走人类历史已经重复上百次的革命，专政，反革命，再专政，反反革命……这是一条万劫不复的路，是生命涂炭的路”、“如果发生政权的更迭，是群众治理还是精英治理就很难说了”、“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或者继续三十年的辉煌，或者进入不稳定的摇摆期，甚至于发生骚乱。何去何从，要看中国人从上到下有没有智慧把握自己的命运。苍天保佑吧！”）同样立刻祭出了“饿死三千万 ”：“发生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1959和1960两年和平时期死的人超过了八年抗战。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空前的，人为的大灾难。”（茅于轼：建国六十年的经验教训和对世界的贡献）
“饿死三千万”这“精神原子弹”如此威力巨大，简直无往而不胜，反毛英雄们应该宝贝又宝贝，尊重再尊重了吧？可惜不，文匪“精英”们喜欢它，却并不尊重它，表现就是丝毫不把“三千万”这个数字当回事――吴敬琏说“2000万至4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两千万条人命，闹着玩似的说有就有，说没就没了）；辛子陵刚刚那么肯定、那么精确、那么不容置疑地宣布“饿死人”，却马上又画蛇添足似地虚晃一枪：“实际饿死人的数字肯定在4000 万以上”（倒底是多少？如果心中有数，为什么如此前后矛盾？如果自己也弄不清，为什么那么斩钉截铁地给出个“饿死人”？同一篇文章就能自己自己大嘴巴，也算一大奇观）。茅于轼说“1959和1960两年和平时期死的人超过了八年抗战”，辛子陵说“毛泽东一朝一代饿死的人数比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和，还要多750万人”――怎么“总和”出来的？不愧是“精英”，根本不需要调查研究证据确凿，只要舌头一翻，几千年的历史多少亿条性命就能捏来捏去。如此满嘴里跑舌头，简直让人不知该信谁的好――这岂不是糟蹋了“饿死三千万”这“超级武器”的信用？
更滑稽的是文匪“精英”们对“饿死三千万”这“精神原子弹”离不开却又没信心，还嫌杀伤力还不够大，还不够耸人听闻，还要争先恐后“锦上添花”，却又彼此毫无配合，没串通好就你一言我一语添油加醋，结果饿死人的数字成了现代版的“大跃进放卫星”――加码加码再加码，升级升级再升级，“饿死三千万”嫌不够，加码到“饿死四千万”，四千万还嫌不过瘾，再升级到五千万，然后是六千万、七千万……最后连自己都不知道该说饿死多少万是好了，死人的数字从此就象“如意金箍棒”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如人意，随随便便就能再变出个几千万来：
――为了搞两弹，饿死6千万人口
――看看你所在的由支共一党专政独裁的垃圾支那国，，，，，一个“大跃进”饿死6千万愚民
――国际地位有个屁用，国际地位世界第1，老百姓饿死6千万
――现在世界上都知道毛太祖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变态狂和希特列一样，犯下了反人类罪行，四清运动铲除异己中国与民主无缘，58.9年饿死6千万中国人拿一个自然灾害掩饰了
――四、五十岁的中国人都经历过凭票、证供应食物的那个年代，和活活的饿死近六千万人的可怕的大饥荒。《苏明评论》
――大诗人作国家领导人无疑是最典型的专业不对口，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如同写过《沁园春，雪》的我朝太祖那般，饿死六千万人xiezhaofeng的日志
――这位绿林大学的毕业生在和平时期饿死六千万人，造成至少七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饿死六千万到八千万善良人，那用刀？请不要忘记，特定每年的十月一号，是国难节！
――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原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
在这点上美国人也来了个“国际接轨”，而且“就高不就低”：
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格林．贝克（Glenn Beck）：毛泽东，人类历史上最坏的杀人犯之一，也许是最坏的。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杀了多少人。通常的数字是五千万到七千万。也就是说，相当于阿道夫．希特勒的大屠杀人数的10到12倍。10到12倍。
如今已经没法弄清“饿死三千万”究竟有多少种“盗版”，饿死人的数字上限是多少，更没法一一评论，所以只好取“饿死三千万”与加一倍的“饿死六千万”这两个版本分析，而且仿照反毛英雄们“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从“饿死六千万”开始――
饿死人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人口是六亿。六亿人口里“饿死六千万”，也就是说社会总人口的10%在三年内“非正常死亡”了。
一个社会短短几年内有10%的总人口“非正常死亡”会是个什么样？
前苏联卫国战争时人口两亿多，在四年的战争中死亡2000多万，正好符合“短短几年内有10%的总人口‘非正常死亡’”。随之而来的必然的社会效应呢？
――“最严重的是人力的损失。牺牲的人数有各种说法，从七百万到二千万。如果再加上平民中的额外死亡数，那就是二千多万。每一个家庭都有人牺牲。在我的丈夫的兄弟姐妹各家中，八个男性家长中死去了三个，包括我的丈夫在内；没有一个被算在战争伤亡的数字内，因为他们都是直接死于战争的平民。苏联的损失远比同盟国合起来的损失为大，比起美国的损失来大一百倍。在南方有一些村子里，可以同年轻姑娘结婚的男人一个也没剩下，占领期所留下的是没有父亲的孩子，无人管教。”（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第九章：第二次建设）
――“觉察得到，斯大林为自己的儿子而十分难过。他坐在桌旁，沉默了很久，一点东西也不吃。后来，他仿佛一面继续思考着这一问题，一面沉痛地说道：‘多么艰苦的战争。它夺去了我们多少人的生命。看来，我们很少有谁的家庭没有牺牲亲人……’”（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回忆与思考》第348页）
有这种感受决非少数人――从前苏联到如今的俄罗斯所有有关回忆都异口同声高度一致：前苏联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从最高统帅到普通老百姓概不例外。
如果瞧不上苏联人举的例子，那不妨看看美国人举的例子。
美国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著名小说《战争与回忆》描述了一段历史：纳粹德国党卫军决定从把犹太人聚集的特莱津市的五万居民中的五千人遣送到奥斯威辛死亡营，也就是说，去掉当地人口的10%。小说对此是如此描述的：
――“在一个拥有五万居民的普通城市里，如果一场龙卷风的袭击消灭了五千人，人们或许多少会有犹太人遇到一次遣送后所有的那种心情。”
――“你根本无法习惯于这种间歇性的灾难。每一次，犹太区的结构总遭到彻底破坏。乐观的情绪和信心黯淡下去了。死亡的感觉又上升起来。虽然谁也不知道‘东方’实际上是什么意思，但它是一种恐怖的名称。不幸的人们惊恐万状地四下奔走，向亲友辞行，把他们无法收进一只手提皮箱去的那一点点物件分送掉。中央秘书处受到疯狂的申请人的包围，他们想方设法、无孔不入去取得豁免。然而数字这座钢铁舞台注定了这出悲剧：五千名。五千名犹太人必须搭上火车。要是有一个人获得豁免，另一个人就必须去替代。要是有五十个人给放过了，另外五十个自认为安全的人就必然象触电那样收到灰色的征召通知。”
海地也许可以算最近的例子：“普雷瓦尔对CNN表示，相信已有超过十万人死亡，海地国会的一名参议员甚至表示这场该国200多年来最大的自然灾害会造成 50万人丧生，但两人都承认并未取得确切数字。海地人口900多万，如果遇难者达50万人，那么将占总人口的5.6%。”
这一切都证明一个社会总人口的百分之若干“非正常死亡”是个不得了的社会性事件。海地地震死亡5.6%这个数字看来有些夸大，实际死亡率没有那么高，但就这样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了。如果一个社会损失了总人口的10%那还得了？如此巨大的“非正常死亡”的社会性事件对整个社会不可避免要造成极大的冲击，不可避免使整个社会每个角落都能感受到震撼，不可避免使每个老百姓都能感受到影响，决不可能瞒天过海――前苏联很长时间没有公开过卫国战争的死亡统计数字，纳粹德国严密封锁灭绝犹太人的一切消息，更谈不上公开统计数字。但这一切都瞒不过老百姓。对这种社会性事件官方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给出统计数字也好，不给出统计数字也好，给出的统计数字准确也好，不准确也好，瞎编乱造也好，对老百姓来说效果统统为零――老百姓是从切身感受而不是从统计数字和“精英”的“报告文献”或“研究成果”得知这种社会性事件的存在。如果一个社会当真发生百分之若干的人“非正常死亡”，老百姓必然普遍有切身感受，必然不可避免发生“乐观的情绪和信心黯淡下去了。死亡的感觉又上升起来”、“不幸的人们惊恐万状地四下奔走”之类状况，不管如何严密封锁消息也徒劳。反过来呢？如果不曾发生过这种事，那么不管如何声嘶力竭添油加醋，老百姓照样必定不会有普遍的切身感受。
无论是前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实践还是欧洲犹太人经历纳粹德国统治的苦难历史实践都证明了一个很残酷但非常实在的经验公式：社会总人口的10%“非正常死亡”意味着“每一个家庭都有人牺牲”。
根据这个经验公式，如果当年中国当真发生了社会总人口的10%“非正常死亡”即“饿死六千万”，那中国也必然“每一个家庭都有人牺牲”，即每个中国家庭都必然至少有一个亲人饿死，必然“家家带孝，户户举哀”。既然如此，那么随便拦住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老百姓一问，人家就应该而且必然可以不加思索列举出自己家庭有什么什么亲人当时饿死了，何时何地，年龄几何，怎么个状况，等等等等，确凿肯定，毫不含糊，根本用不着少数专家“精英”象狗一样到处乱钻乱嗅乱刨乱拱乱挖乱搜“考证研究”，然后当成天大的发现让全社会“如梦方醒”――随便拦住个经历过卫国战争的前苏联老百姓或经历过纳粹德国统治的犹太人问他们是否有亲人死于战争，看人家可不可以不加思索地说出当年自己家庭里的什么什么亲人怎么怎么死的――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践证明了的整个社会10%的人口 “非正常死亡”必然的社会效应。
（“精英”说，当年10%“非正常死亡”发生在农村，城市里没饿死人。既然如此，那就是说，饿死的人在农村，那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比率就应该比10%更高。也就是说，随便问一个来自农村的人，其家庭亲人中应该有不止一个人当时被饿死。）
如果当年中国不是“饿死六千万”而是“饿死三千万”呢？“饿死三千万”是“饿死六千万”的一半，那涉及的家庭也顺理成章少一半，也就是说，“每两个家庭就有一个家庭有人牺牲”――“隔家带孝，邻户举哀”。换句话说，随便找个中国老百姓一问的结果，不是他的家庭当时有亲人饿死，就是他的熟人中的一半家庭当时有亲人饿死，概率是50%。
历史真相只有一个，而关于这唯一的真相却可以有无穷多的“理论”和“说法”。在这无穷多的“理论”和“说法”中正确的只有一个，即符合事实的那一个，其他的都是胡说八道。这就是说，理论上胡说八道的概率几乎是无穷大，几乎全不可信。要从这无穷多的胡说八道中大海捞针般捞出那唯一正确的理论，唯一的办法是用事实筛选――理论要正确可信就必须有事实为后盾，而且这种后盾必须步步为营，处处有据，一处无据一处虚，哪点不实哪点假，一处有假全盘作废。
“饿死三千万”也好，“饿死六千万”也好，饿死若干亿也好，都是对中国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这一重大社会性事件的描述。同一社会性事件，同一状况，真相只有一个，描述却可以无穷多。在这无穷多的描述中正确的只有一个，即符合事实的那一个。要从这无穷多的描述中大海捞针般捞出那唯一正确的一个，唯一的办法是用事实筛选，对任何描述和说法有资格举证的不是“精英”，而是百姓，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整个社会――对“精英”来说，人口的 “X%”“非正常死亡”“饿死X万人”不过是个数字游戏，嘴巴动动笔杆摇摇就出来了。但对老百姓来说，这是不得了的严重现实，是个非常极端的社会事件。如果当真发生过这种事，全社会的每个家庭都会有不可磨灭的切身感受，不可能不影响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不可能不影响到每个家庭。所以对这种社会性事件的描述正确与否必须由经历过这个社会性事件的绝大多数老百姓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来判断：符合事实就必然有共鸣；不符合事实就必然格格不入。反之一样：对于重大的社会性事件的描述和说法，能引起绝大多数老百姓衷心共鸣的才符合事实，绝大多数老百姓对之毫无感受或感受格格不入甚至截然相反的必然是胡说八道。没有的事，再拼命编造也得不到老百姓的共鸣。普遍存在的事，再拼命压制也堵不住老百姓的嘴――三鹿奶、拐卖儿童、蜗居之类倒是拼命压着封着不准讲，老百姓不是照样一清二楚？
就我个人经历而言，我在城市长大，经历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当时不曾见过听说过谁家有人饿死。长大后几十年走南闯北，接触过不少人，天南地北、城镇乡村、“阳春白雪”、“下里巴人”都打过交道，来自农村的朋友不少，大家在一起也没少谈论过那“三年经济困难”的日子。所有的朋友，包括来自农村的朋友，除了来自河南信阳的以外，没有一个说自己家里当时有人饿死，也没有一个说看到、听到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有谁饿死。如果“饿死X千万”这种X%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全国性社会性事件确有其事，那么不可能那么多人都毫无印象一无所知只字不提。来自河南信阳的几个朋友告诉我当时他们那里饿死了人――每个人都说得非常明确肯定：家里谁谁谁饿死了，是村干部把老百姓口粮拿走造成的，是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下令干的。（1979年1月24日xxx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宣布吴芝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们还告诉我，“信阳事件”当年轰动全国，“中央领导说，抗美援朝三年战死了三十九万，你们信阳一次就饿死了三十九万，居然赶上了一场抗美援朝”。他们还告诉我，当时处理信阳事件撤了一大批干部，有些地区的村干部被老百姓打死了：为什么老百姓家家饿死人，而你们干部家里没饿死人？
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信阳事件”证明当年饿死人确有其事，但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走资派”为造“政绩”保权力，冷血动物般残忍地硬抢走了老百姓的活命粮导致饿死人。罪魁祸首是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以及当时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跃进”中为吴芝圃撑腰打气、后来又为吴芝圃平反主持追悼会的总书记。“信阳事件”当时轰动全国，被抓了典型，可见“信阳事件”不是全国普遍性事件，否则全国老百姓都会象信阳老百姓一样，见面一开口就能举出自己家里当年饿死了谁谁谁。这就是说，当年X%的“非正常死亡”是局部存在的问题，不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从全国绝大多数老百姓亲身经历中根本找不到支持所谓“饿死X千万”的证明。
网友【吴佑乡】于 17:54:31发表评论说：“我是60年代入伍的，当兵十九年在班排连营团师大军区机关都工作过，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上下级和同级战友来自全国的18个省份，他们除了一小部分来自城镇，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广大的农村和偏远地区，谈到自然灾害时期的困难虽然感触不同，也只是听说过有饿死人的，但是都只是听别人说过谁也没亲眼见过，本家族更没有饿死人的情况。再说文革时期3000万知青下乡如此庞大的阵容谁没见过呢？如果饿死了不要说3000万，在人口还不到6 亿的时代就是饿死300万不也是非常庞大的数字吗？可是又有谁真正见到过呢？” （）
网友【wenh】于 16:05:46评论说：“我在大城市长大，老家在河北农村，插队在山西农村。‘节粮度荒’时我上小学。那时我亲眼见到的最严重的情况是有人营养不良腿有浮肿，用手按腿，按下的指印不会马上反弹。对于验出有浮肿的人，当时政府特殊供应黄豆增加营养。至于说大量饿死人，我绝对不信。我亲自接触的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工厂同事，老家亲戚，插队地的村民，不只上千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亲身见过有饿死人的情况。3000万，真是天方夜谭！上山下乡知青也不过 1000多万。大家可以问问周边的人，有几个人没亲自见到过知青？谎言造得如此离谱，还振振有词，真是不要脸到了极点。” （）
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公式，如果中国当年当真“饿死六千万”即10%的人口“非正常死亡”，那么必然出现全国性的“每个家庭都有亲人饿死”的情况。如果“饿死三千万”即5%的人口“非正常死亡”，那么必然出现全国性的“每两个家庭就有一亲人饿死”的情况。而经历过“三年经济困难”的中国老百姓的亲身经历证明：全国性的“每个家庭都有亲人死亡”或“每两个家庭就有一个亲人死亡”的情况根本不存在。这就证明所谓“饿死X千万”、“X%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等说法全是胡说八道。
（如果文匪“精英”们一口咬定“饿死六千万”确有其事，那他们应该能毫无困难、明确肯定地说出他们家里有谁当年饿死了。如果咬定的是“饿死三千万”，而他们自己家庭又没饿死人，那就应该能毫无困难、明确肯定地说出他们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里当年有谁饿死了。如果他们一个实际熟人也举不出来，那就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他们撒谎。第二，他们是参与制造“饿死X千万人”的凶手――夺走了别人的粮食，所以自己家里没人饿死，所有亲朋好友里也没人饿死。如果他们是制造大规模饿死人的凶手，那就必须新帐老帐一起算，追究他们的杀人罪行。）
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公式，从老百姓的切身感受可以判断出“饿死X千万”是弥天大谎。这种判断与统计数字完全相符。
网友“野草”文章“从《中国人口年鉴》看三年困难时期和毛时代计划生育”（见附录二）用中国人口年鉴的数字把旧中国与毛泽东时代的人口死亡率做了个对比。我把这些数字转换成图表，用更直观的方式对比表现出来。（见附录一）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算上婴儿死亡率，旧中国与毛泽东时代人口死亡率的差别是数量级的差别，是千分之几百与千分之十几的差别。即便不算婴儿死亡率，解放后最困难的1960年人口死亡率也才几乎是解放前人口死亡率的一半。而这里引用旧中国的死亡率数字还是“全国属于较富庶地区，交通也相对发达，且这几年并未受到战乱影响”、死亡率最低的地区。孰优孰劣，孰是孰非，孰功孰罪，一目了然。所谓“饿死X千万”、“1959和1960两年和平时期死的人超过了八年抗战”、“毛泽东一朝一代饿死的人数比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和，还要多750万人”之类说法一看就知道是胡说八道凭空捏造。
“饿死X千万”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生事物”，而且是“精英”提出、“精英”调查、“精英”举证、“精英”总结、“精英”宣传、从头至尾“精英” 一手包办的“精英科学”，根本没老百姓的份。老百姓的亲身经历老百姓自己居然没资格讲，要“精英”来告诉你“被饿死”了多少多少万――老百姓身边死没死人老百姓自己难道不知道？难道没你这“精英”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老百姓连活人死人都分不清？
“精英”用“饿死X千万”大做文章，当真是“以人为本”、“关心生命”吗？那为什么不关心关心近在眼前的生命？为什么不看看如今发生在眼皮底下的饿死人事件？
――“下岗女工饿死床上五年多变成一具白骨”、“‘厂花’死家中五年无人知”、“我已经几个月没吃肉了，好想吃烧白，好想吃回锅肉……”、“我已经一个月没吃主食了……”（最后一篇日记写于2000年7月）（重庆晚报/都市频道/都市新闻2005年11月08日第06版）
――“大头娃娃事件”――所谓“大头娃娃”不就是慢性饿死造成的吗？毒奶粉里没奶没营养，活活把婴儿饿成“大头娃娃”而死，这难道不是近在眼前、活生生的大规模饿死人？
“精英”们既然那么悲天悯人，那么“道德的血液”，那么“人道主义”，对饿死人那么义愤填膺，那么为什么只对几十年前的三年内饿死人感兴趣，对三十年来眼皮底下已经和正在被饿死的老百姓不感兴趣？为什么只有兴趣给几十年前的三年内饿死的人写《墓碑》，却没兴趣给三十年来眼皮底下被毒奶粉、“三鹿奶粉”、“ 毒大米”、“地沟油”之类造成的无数“大头娃娃”、“结石娃娃”、“下岗女工饿死床上五年多变成一具白骨”之类已经和正在被饿死的老百姓写《墓碑》？为什么对根本不存在的“饿死X千万”情有独钟，对眼前活生生的受害者视而不见？真有本事有骨气有胆量，调查调查、研究研究、描写描写毒奶粉、“三鹿奶粉”、“ 毒大米”、“地沟油”之类的牺牲者――“大头娃娃”、“下岗女工”们的现实状况和悲惨遭遇――真要珍惜生命，抢救比哭丧实际，帮助将死未死的比凭吊已死多年的实际，正视保护现实存在的比号淘编造根本不存在的实际。这一切，那些号称充满“知识分子的良心”、“道德的血液”、“普世价值”、“人道主义”的文匪 “精英”们肯做吗？敢做吗？会做吗？我料定你们不肯做，不敢做，不会做――你们敢站出来证明我错吗？不敢，就证明你们的“以人为本”、“知识分子的良心 ”、“道德的血液”、“普世价值”、“人道主义”等等沁人心脾全是“儿媳妇大肚子――装孙子”。
文匪“精英”们编造“饿死X千万”不仅是造谣，而且是犯罪，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要害有二：
1．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捏造了“饿死X千万”，就在事实上给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扣了顶“反人类罪”的大帽子――蓄意饿死人，而且“饿死X千万”之多，用美国人的话说“相当于阿道夫．希特勒的大屠杀人数的10到12倍”――纽伦堡审判给纳粹党定了个“反人类罪”。“相当于阿道夫．希特勒的大屠杀人数的10到12倍”不是10到 12倍的“反人类罪”又是什么？
犯了“反人类罪”的政党还有资格执政吗？别说执政，连存在都没资格――德国纳粹党被定了“反人类罪”，于是严厉取缔。不仅取缔，而且全党人人过关：从上到下，凡加入了纳粹党的，不管是一把手、二把手还是普通党员，全部都要清理。不管与“反人类罪”沾边的纳粹党徒们如何拼命声称自己不知情、仅仅是服从命令、没主动干过坏事……结果呢？诸如此类辩解概不认帐，全部清算，一个不饶。这就是历史的逻辑――只要沾上了“反人类罪”，如何定性评价处理就由不得你了。
就凭“饿死X千万”这一条，任何人都可以振振有词说你中共是“反人类”的“邪恶组织”，应该取缔，就象取缔德国纳粹党一样，说你中共政权是“反人类”的“ 罪恶政权”，应该推翻，就如同推翻希特勒政权一样――谁能说取缔纳粹党、推翻希特勒政权不对？难怪刘xx们那么理直气壮：“伪政府必须辞职，xx必须下台 ”、“必须在人民之中组织武装部队”、“今天在白色恐怖下，我们之所以站出来，是重新唤起全北京市民的自信。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主宰中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有罪，“饿死X千万”则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奠定了理论基础和舆论基础，换句话说“饿死X千万”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它妈。
辛子陵说：“我想奉劝身居高位的政治家们，要一心一意搞改革开放，特别是要支持政治体制改革，不要脚踩两只船，为复辟毛时代留下退路。真要以毛的是非为是非，你们都是正在走的走资派。”“不要以为‘我当年是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在我主政的地区为毛主席立过像’，毛派就放过你，把你‘三结合’进去。”
不过辛子陵还有另一半话没说全：“真要以毛的是非为是非，你们都是正在走的走资派”――那么“真要以‘民主化’、‘普世价值’的是非为是非”呢？你们都是犯了“反人类罪”的“邪恶组织”的继承人、同谋犯。“不要以为‘共产党不共产了’、‘改邪归正了’、‘痛改前非私有化’了，‘一心一意搞改革开放，特别是要支持政治体制改革’了，‘反人类罪’的帽子就不存在了，就可以仿佛象没有前科的没事人似的‘从零开始’、‘从头再来’了，就可以跟‘历史清白’的‘民主党团’平起平坐了” ――当年纳粹德国的海军司令邓尼茨跟“反人类罪”几乎不沾边，但因为当了希特勒的继承人，那就照样按罪犯抓，按罪犯判，判了十年。继承了“反人类罪”的政党就必须继承“反人类罪”的历史包袱，想跑也跑不了。
有些人以为把自己的罪责嫁祸给毛泽东就可以蒙混过关了，可以继续大权在握唯我独尊了。辛子陵吴敬琏们早就堵死了这条路，明确告诉这些人：这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要证明“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可以，交出“投命状”来――“支持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改呢？吴敬琏的答案：“现在的进一步改革将不可避免地损害一部分既得利益，包括政府自身”。而后呢？“普世价值”、“民主化”、“民主是个好东西”、“自由选举”……只要到了这一步，今天已经被用“饿死X千万 ”深谋远虑地扣上了“反人类罪”的中国共产党还想继续存在下去吗？一个有蓄意“饿死X千万”的“反人类罪”的“前科”的政党还想参加竞选吗？别说参选胜选，连存在都不可能――别看辛子陵吴敬琏们今天只骂毛泽东、不骂共产党，那仅仅是一时的策略，无非是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一旦成了气候、由不得你共产党说了算时，岂有不翻老帐之理？西方竞选谁的老底不被翻个底朝天？中国如果也到了那一步，辛子陵吴敬琏们今天强加的“反人类罪”的“罪行”哪有不炒破天之理？那时谁沾“中国共产党”谁等于是“罪犯”，想不“改名易帜”都由不得你。辛子陵吴敬琏们今天虽然对这种前景只字不提，却一直在不声不响为这种结局的出现创造充要条件，为将来彻底取缔共产党悄悄布闲棋、下冷子、奠定基础――“能做不能说”。
2．反民族罪，卖国罪
当年丘吉尔坚决反对印度自治：
――“印度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确切地说，它是一个聚居着许多民族的大陆。能与印度相提并论的是欧洲，但欧洲不是一个政治实体。印度是一个地理上的抽象概念……，这种维系印度存在的观念上的统一，完全是通过英国在印度的中央集权政府才体现出来，其表现形式是印度的唯一通用语言――英语。”
――“在印度陷于异常严重的种族和宗教纠纷所折磨的时候，无疑是不能给予自治领地位的……，我们对印度35，000万人的幸福负有责任，而印度的政界人士仅代表了其中微不足道的少部分人，因而不可能赋予这种地位。”
――“只要英国权力有一刻的松懈，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旧有仇恨就会死灰复燃，并有变本加厉以致达到极其狠毒之势。他们这种仇恨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在印度，终生比邻相居的民众，一旦被这种情绪所支配，就会彼此厮杀，男女老幼都卷进去。自从人们认为英国即将失去其统治并相信只要提出要求就可使英国撤出以来，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关系的恶化，是一百年来所未有的。”
（以上见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第五章“被蝗虫吃光的年代”）
丘吉尔还说，让印度自治“最后的结果必定会使我们失去印度，而印度人民也一定会遭受到无法估计的祸害”、“或者是印度的专制主义……，或者是使残酷内战重新爆发”、“试图用猫肉来喂老虎是不会使其心满意足的”。
丘吉尔的立场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一贯立场：白种人是优秀人种，亚洲人是劣等人种，劣等人种不能自己治理自己，离开了白人的统治就要天下大乱死人无数。 1948年英国搞印巴分治后发生了种族大仇杀和印度巴基斯坦的大敌对，西方白人于是振振有词：我早说过劣等人不能自治，更不能独立，必须给我当殖民地，否则就要大规模死人，现在全应验了吧？――“防止发生大规模死人事件”一直是白人殖民主义者推行殖民主义的最大借口和理论根据。
在西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眼里，中国人与印度人没什么区别，同样是“劣等人”，同样“没能力自己治理自己”。
1943年德黑兰会议上美英苏“三巨头”曾上有如此对话：
――“斯大林对于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评价很低。罗斯福总统‘提到了他喜欢谈论的题目之一，教育远东殖民地的人民，要他们学习自治的艺术。’”（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五卷《紧缩包围圈》第十九章“德黑兰：会议开幕”）
――“斯大林……不相信中国在战争结束时会变得强大，即使强大，欧洲国家也会对中国拥有对他们发号施令的权力而感到厌恶。在这一点上，苏联领袖确实表现得比罗斯福总统更有远见，更有切合实际的判断力。”（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五卷《紧缩包围圈》第二十章“谈话与会议”）
你看，“教育远东殖民地的人民，要他们学习自治的艺术”――如果承认“远东殖民地人民”如中国人有自治能力，哪用得着“教育”、“要他们学习自治的艺术 ”？这还算对中国客气的。要是不客气呢？“即使强大，欧洲国家也会对中国拥有对他们发号施令的权力而感到厌恶”，而丘吉尔完全赞同：“在这一点上，苏联领袖确实表现得比罗斯福总统更有远见，更有切合实际的判断力。”
一贯把中国人当劣等人当惯了的英国人毫不掩饰对中国人的轻篾：“英国方面始终认为中国的军队是无法组织成任何战斗机构的”、“韦维尔上将飞抵重庆白市驿机场时，带来20几名衣饰鲜亮、趾高气扬的军事助手和参谋。这些狂傲的大不列颠军官从走下飞机的第一刻起，就以一种西方人的优越感俯视前来欢迎他们的中国主人，并且公开把中国的委员长称做‘酋长’，那意思是中国人还都是原始的部落民。”（《中国远征军》第52节）
所有这些都说明一个事实：在外国“优等民族”眼里，中国人是那样劣等：“原始的部落民”、“无法组织成任何战斗机构”、没有自治能力，必须“要他们学习自治的艺术”，中国人必须永远低人一等：“即使强大，欧洲国家也会对中国拥有对他们发号施令的权力而感到厌恶”。
捏造“饿死X千万”正好为西方种族主义者提供了人家最需要的东西：你中国人自己“证明”自己“劣等”，“劣等”得自己治理不了自己，一离开白人的统治就天下大乱，就死人无数，可见跟印度一样，只配当殖民地，不配独立。
“精英”可以争辩：一切都是毛泽东坏，共产党坏，不是我们“精英”的责任。
然而这是“精英”自己给自己吃开心丸的说法，不是西方“优等民族”的说法。刘亚洲不是说吗？“外地人听见这件事后，说，北京人真残忍。香港和台湾人听说这件事后说，大陆人真残忍。南朝鲜、日本人听说这件事后说，中国人真残忍。美国人和西方人听到后说，东方人真残忍。”――在中国“精英”眼里，“饿死X千万 ”是毛泽东共产党干的，在西方大老爷眼里，“饿死X千万”是中国人干的。一个民族自己对自己干出这种事，可见是“野蛮人“，是“劣等民族”，可见应该低人一等，可见一旦地球资源不够我挥霍时就应该优先淘汰掉这野蛮的“劣等民族”。
（不但捏造“饿死X千万”，中国“精英”更干脆公开宣称中国人“民智未开”，惟恐别人不以为中国人“劣等”――“民众，特别是当下民智未开的民众，常识经常是缺乏的。[《南方人物周刊》：“张维迎，长达25年的骂名”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傅小永、陈东 11:25:00]） （）
张宏良教授说：“因为文革是人类浩劫，所以中国人是野蛮人，是野蛮的印第安人，是野蛮的非洲黑人，是理应进行屠杀和灭绝的文明世界之外的人。奥巴马在最近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奖发言中公开声称，由于文革的种种残暴，尼克松放弃对中国实行军事打击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同样也是由于文革的种种残暴，所以就可以随便向中国一个省出售武器，就可以随便在中国政府之外再会见一个二个或者更多的政府首脑，就可以随便支持中国所有的分裂势力，就可以随便操控中国内部的汉奸势力，就可以随便以各种名义掠夺中国财富，以及随时都可以对中国进行各种打击。总之，文革已成为敌对势力毁灭中华民族的万能魔瓶，哪怕是明天将13亿中国人民彻底灭绝，只要一说中国人有文革，就会如同当初灭绝印第安人一样心安理得。”
把张教授这段话的“文革”换成“饿死X千万”同样成立：
“因为‘饿死X千万’是人类浩劫，所以中国人是野蛮人，是野蛮的印第安人，是野蛮的非洲黑人，是理应进行屠杀和灭绝的文明世界之外的人。由于‘饿死X千万 ’的种种残暴，尼克松放弃对中国实行军事打击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同样也是由于‘饿死X千万’的种种残暴，所以就可以随便向中国一个省出售武器，就可以随便在中国政府之外再会见一个二个或者更多的政府首脑，就可以随便支持中国所有的分裂势力，就可以随便操控中国内部的汉奸势力，就可以随便以各种名义掠夺中国财富，以及随时都可以对中国进行各种打击。总之，‘饿死X千万’已成为敌对势力毁灭中华民族的万能魔瓶，哪怕是明天将13亿中国人民彻底灭绝，只要一说中国人有‘饿死X千万’，就会如同当初灭绝印第安人一样心安理得。”
同样，“把‘饿死X千万’作为毁灭中华民族的罪恶借口，并不是美国人发明的，而是中国人提供的。所以，究竟是美国人在利用买办汉奸来解体中国，还是买办汉奸在利用美国等北约国家来摧毁中国，已成为最令人困惑莫解的历史谜团。但无论这些内鬼外贼之间是谁利用谁，中华民族都将会面临一场真正的历史浩劫。中国历史上，凡是借用外来力量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其结果无不是或者内乱或者亡国，绝无任何一次例外。而这一次外来势力干预中国的借口，就是‘饿死X千万’”。
张宏良教授还指出：“美国对中国已彻底跨越了和平底线，除了还没有发动直接军事打击之外，其他所作所为几乎完全进入了敌对状态。连旁观的俄罗斯都被中国落入美国魔掌的悲惨状况震惊得不寒而栗，最近在匆忙立法，把所有胆敢妖魔化俄罗斯的亲美分子，统统定罪为法西斯分子。”
捏造“饿死X千万”为外部敌人灭绝中华民族提供了最好的理由和借口，为一切卖国贼提供了最好的卖国依据：“饿死X千万”证明中国人自己不能治理自己，理所当然该当外国殖民地。
难怪刘xx会那样理直气壮：
――“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难怪焦国标敢如此疯狂嚣张：
――如果有一天我执掌了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一分钱就把她卖给美国作它的第五十一个州。”
――“如果当年美军拿下朝鲜半岛，越过鸭绿江，直捣北京城，推翻毛泽东的政权，像满人赶走李自成那样，后来的一切灾难都可以免除，现在中国大陆人民幸福和富裕的程度应该与今天日本、韩国、台湾人民不相上下，根本无须几十年后来xxx再搞什么改革开放。”
――“我建议美国考虑把中国切分成七个国家，让她回到秦统一以前去。这有两个好处：一，这对世界安全，这对中国人民安全，免得再有像朱成虎这样的狂妄之子挟持大中国，抵御世界文明；二，到那时，河北小伙找个湖北媳妇，就可以自豪地说：不才找个外国妞，楚国的。你一听说一个德国人找个法国媳妇，肯定觉得很羡慕，实际上等于湖南小伙找个湖北妹子。中国人要过跨国婚姻的瘾，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中国分成欧洲那么多个国家，四十多个吧。要实现这一梦想，还得等东亚恐怖主义被平定之后，就请未婚的中国男女们快快伸出援手吧。”
――“假如能再来一次，日本军队又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你猜我何以自处？我就会学习汪精卫先生和周作人先生，做千夫指的汉奸！曲线救国实在比直线救国好。”
――“假如中国做了日本的殖民地，咱北京故宫的珍宝还不都运他东京去呀？他想运就运吧，从北京运到东京，不过是换个地方，有什么呀？说不定比放北京还保险。”
――“谁说民主不可输出？民主不可输出，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流传了几十年的谬论。现在看来，民主不仅可以输出，而且应该用导弹输出。伊拉克战初发动时，我曾预言不出三五年，在人类文明最古老的区域之一，一个新生的民主伊拉克将绽放出来。”
――“对那些缺粮的国家，西方国家根本不应供应粮食，应该发射导弹，帮助建立起民意政府。”
――“鸦片战争前夕，英国有一派力量估计，不消几星期，就能把外强中乾的大清朝打下，后来事实正是如此。前不久，日本、美国都有声音说，一两个星期就能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法存在的问题。彷佛时光倒流，又回到鸦片战争以前。”
由此可见捏造“饿死X千万”是不折不扣的反民族罪行，彻头彻尾的汉奸卖国行为，罪大恶极。
顺便说一句：中国的1954年、1975年、1978年这三个版本宪法里都有“惩办一切卖国贼”的词句。而1982年的宪法条文中“惩办一切卖国贼”这句话被删除了。换句话说，从1982年起中国从法律上讲不再有“卖国”罪――卖国无罪，那爱国自然就有罪。难怪1982年之后中国只有“爱国贼”而没有“卖国贼”――卖国无罪，那叫“融入世界”、“与国际接轨”；而爱国有罪――那叫“极左”、“极端民族主义”、“疯狂”、“民粹”、“爱国贼”……
（写到这里不禁佩服“改革精英”们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实际早有准备，大规模下岗之前先取消罢工、四大、收缴民间一切武器；大规模卖国之前先修改宪法取消卖国罪，紧锣密鼓却又不动声色未雨绸缪，实在处心积虑老奸巨猾。）
宪法只有“叛国罪”而取消了“卖国罪”，那么卖国就无罪了吗？
卖国贼特指对外出卖本国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因为草民百姓是无资格与洋大人签属条约的。所以，卖国贼这个罪名，特指性极强，只有位高权重者才有可能担得起。
“卖国”是相对于全体人民而言。
“叛国”是相对于政权而言。
如果政权本身就是卖国政权，那“卖国”与“叛国”就不是一回事。一个人可以“卖国”而没有“叛国”，比如李鸿章，从中华民族的立场看是卖国贼，从满清政权太后老佛爷的立场看并没有“叛国”。但不论李鸿章怎样紧跟以老佛爷为核心的皇中央，不论主子如何抬举这位忠诚的奴助手，只要广大民众认为李鸿章是卖国贼，那他就是卖国贼。
什么是卖国，最具有解释权的还是广大民众。如果广大民众认为是卖国，那就是卖国。卖国不卖国到头来是广大人民群众说了算，而不是少数文匪“精英”官僚说了算。
捏造“饿死X千万”是不折不扣的反民族卖国罪行。对捏造“饿死X千万”的卖国罪行不坚决斗争，就是容忍卖国，容忍为民族灭绝做准备。只要不是死心塌地处心积虑灭绝中华民族的卖国巨恶，认同“饿死X千万”就等于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画押，如同阿Q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画圈一样。
阿Q最可悲之处在于明明是在为自己的死亡画圈却懵然无知，还极其郑重其事认真地想画得漂亮些：“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气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阿Q正羞愧自己画得不圆……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惟有圈而不圆，却是他‘行状’上的一个污点。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于是他睡着了。”――如此愚昧，可悲不可悲？
一本正经、十分虔诚地认同“饿死X千万”的中国人比那“使尽了平生的力气画圆圈”的阿Q又高明到哪里？捏造“饿死X千万”分明是为制造中国人是“劣等民族 ”提供依据，为将来某一天彻底灭绝中华民族做准备布陷阱，你还煞有介事自以为是，还以为在行善积德，这不等同于阿Q恭恭敬敬地画自己的死亡圆圈吗？不认清这其中的厉害，迟早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至于处心积虑捏造“饿死X千万”的元凶巨恶如辛子陵、吴敬琏、茅于轼、杨继绳之类极其后台等大小汉奸，迟早要被中国人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对此正用得着陈老总的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不信？走着瞧！
附录一，旧中国与毛泽东时代的人口死亡率对比图附录二，野草：从《中国人口年鉴》看三年困难时期和毛时代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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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旧中国与毛泽东时代的人口死亡率对比图
旧中国与毛泽东时代的人口死亡率对比图
2010．1．10．
网友“野草”文章“从《中国人口年鉴》看三年困难时期和毛时代计划生育”（见附录）用中国人口年鉴的数字把旧中国与毛泽东时代的人口死亡率做了个对比。我把这些数字转换成图表，用更直观的方式对比表现出来。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旧中国与毛泽东时代人口死亡率的差别是数量级的差别，是千分之几百与千分之十几的差别。而这里引用旧中国的死亡率数字还是“全国属于较富庶地区，交通也相对发达，且这几年并未受到战乱影响”的地区。孰优孰劣，孰是孰非，孰功孰罪，一目了然。&
附录：从《中国人口年鉴》看三年困难时期和毛时代计划生育 --------------------------------------------------------------------------------
作者: 野草(吴.村.赏.柏) [21:6235], 23:31:01 <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0" Month="4" Year="/2000:
这里提供部分资料、文献，供朋友们参考。
一、中国不同时期的人口统计资料
表一 年江苏省江阴县农村人口贫富死亡率（千分比）
1、普通死亡率 ---年 度 ------ 富有者 --- 安舒者 --- 贫穷者 ---- 总 计
----- 26.5 ----- 39.6 ----- 45.6 ----- 42.8
----- 32.3 ----- 31.0 ----- 39.6 ----- 36.1
----- 33.9 ----- 49.3 ----- 56.0 ----- 52.0 平均 - 30.9 ---- 39.9 ----- 47.4 ──
2、婴儿死亡率 ---年 度 ------ 富有者 --- 安舒者 ---- 贫穷者 ---- 总计
---- 161.3 ----- 219.8 ---- 198.2 ----- 203.4
---- 275.9 ----- 240.2 ---- 239.2 ----- 241.8
---- 379.3 ----- 373.5 ---- 403.4 ----- 309.3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第叁编（1936年）。
野草注：之所以选择年的该地资料，原因在于手头没有全国性的资料（恐怕以当年政府的能力，也根本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调查），而该地在全国属于较富庶地区，交通也相对发达，且这几年并未受到战乱影响。
表二 解放后历年（）全国人口死亡率（千分比）
年度 -- 全国 ---- 城市 --- 农 村 1949 -- 20.00 1950 -- 18.00 1951 -- 17.80 1952 -- 17.00 1953 -- 14.00 1954 -- 13.18 --- 8.07 -- 13.71 1955 -- 12.28 --- 9.30 -- 12.60 1956 -- 11.40 --- 7.43 -- 11.84 1957 -- 10.80 --- 8.47 -- 11.07 1958 -- 11.98 --- 9.22 -- 12.50 1959 -- 14.59 -- 10.92 -- 14.61 1960 -- 25.43 -- 13.77 -- 28.58 1961 -- 14.24 -- 11.39 -- 14.58 1962 -- 10.02 --- 8.28 -- 10.32 1963 -- 10.04 --- 7.13 -- 10.49 1964 -- 11.50 --- 7.27 -- 12.17 1965 --- 9.50 --- 5.69 -- 10.06 1966 --- 8.83 --- 5.59 --- 9.47 1967 --- 8.43 1968 --- 8.21 1969 --- 8.03 1970 --- 7.60 1971 --- 7.32 --- 5.35 --- 7.57 1972 --- 7.61 --- 5.29 --- 7.93 1973 --- 7.04 --- 4.96 --- 7.33 1974 --- 7.34 --- 5.24 --- 7.63 1975 --- 7.32 --- 5.39 --- 7.59 1976 --- 7.25 --- 6.60 --- 7.35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年鉴》（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人口研究中心编）我想，根据上述资料，所谓“饿死叁千万”的妖言可以尘埃落定。按照《庐山会议实录》李锐提供的数字， 59年人口净增长1113多万，1960年净减少1100万，1961年人口净减少348万。从表二中所列数据，以1959年与1961年相比，人口死亡率相差无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距？非正常死亡人数究竟是多少?如果一个相对客观的人，应当是不难得出正确结论的。我的计算方法是：将叁年困难时期总死亡率，减去此前叁年的总死亡率，所得即非正常死亡率.将这个非正常死亡率乘以人口总数，即叁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数。&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依照我的计算方法得出的非正常死亡数（注意：非正常死亡并不完全等于饿死），是以解放后取得的成就（即参照年的死亡率）为基础的！如果参照1949年的死亡率，恐怕连1959、1961年都不能算作灾年。更别说如果参照以解放前的中国（以1934年的江苏江阴为参照，已经是相当乐观了！别忘记了，34年已经接近旧中国经济最好的一年[1936年]，江苏当年又是全国经济较发达地区），会得出什么结论。某些痞子说，不能将战乱与和平年代相提并论，甚至说什么中国不需要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战乱年代当然是不能与和平年代相提并论，但不妨问一句：战乱是谁造成的？是反抗者还是压迫者？解放前，人均寿命叁十五岁，文盲率高达80%，这是战乱可以解释得通的？！中原大战后， 国民党统治的大部分地区有战乱吗？那里情况怎样（表一就是明证！）？解放战争期间，直到渡江战役开始前，战场始终在长江以北，江南又何所谓战乱？！那里的情况怎样？本来，象蒋介石那样早已经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唾弃的政治僵尸，根本就不必多言。但近年来，有不少“自由主义”精英之流的人物却很热衷于为其招魂，说什么国民党统治下的“自由”虽“少”，但比“无”好。对于他们这些精英而言，确实是有很多自由。但对于喜儿、芦材棒等底层民众而言，恐怕是无福消受这种“自由”吧？──且不说抗战前与抗战中，就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地方大员竞逐“五子登科”的劲头，掠夺民脂民膏的丑恶、无耻嘴脸，连你们的美国爸爸都认为不可救药！而且，这个所谓的“五大强国”之一，当年为了顺利“接收东北”，不仅出卖了外蒙古主权，并出租大连、旅顺港和中长铁路（租期30年，后在1950年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收回）；为了获得美国老子的“援助”，不仅纵容美军在中国为所欲为（甚至国民党交通次长之女被强奸，也被某些御用文人说成是“似非良家妇女”！──次长的女儿遇害尚且如此，遑论普通百姓！），更签订《中美友好通商条约》、《中美航海条约》等卖国条约；为维护独裁统治，不仅破坏政协会议，而且撕毁停战协定并挑起全面内战；在“改善民生”方面，不仅创下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通货膨胀记录，战败逃离前，还在大陆对普通百姓进行了大掠夺（我们不要忘记，台湾能够有今日的发展，其原始发展资金的绝大部分就来自这次掠夺）！这样的政府，还要指责人民不该反抗？！ 当然，在事实面前，这些荒谬绝伦的胡言乱语根本就站不住脚。比如所谓的战乱年代真能搪塞一切吗？从表二可以看出，被称作“全面内战”、“十年动乱”的文革，其人口平均死亡率，比此前的绝大部分年份都要低，而且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请问某些造谣生事之人，为什么毛泽东的“动乱年代”，人口死亡率会逐年下降，而“蒋公”的战乱年代却是另一幅光景？！&
二、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
这里，我列出毛泽东时代一些关于计划生育的政策、社论以及领导人讲话目录，供朋友们参考。
1、《提倡节育》（刘少奇，1954年12月27 日） 2、《卫生部关于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的通知》（1956年3月30日，） 3、《卫生部关于避孕工作的指示》（1956年8月6日） 4、《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周恩来，1956年9月 27日）5、《应该适当地节制生育》（《人民日报》1957年3月5日社论） 6、《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1957年10月25日） 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2年12月18日）（以上皆转引自《中国人口年鉴》1985年） 8、《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57年10月9日[注：将“引蛇 出洞”与批马寅初相联系的人，且问反右何时开始的？]） 9、《农村卫生工作和计划生育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1965年11月1日）这些年，由于某些别有用心者的造谣，许多原本明了的事实都成了一锅粥般的糊涂账。比如新中国人口的膨胀，许多人就片面地将新中国人口膨胀原因归咎于毛泽东。我在《关于“饿死叁千万”、毛泽东与今日某些右派》中已经指出，新中国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批判马寅初。我认为真正原因是──新中国人均寿命大大延长、人口死亡率大大下降，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导致了中国人“多子多福”观念根深蒂固。实际上，从今天虽然采取了种种非人道手段来强制计划生育，却仍然难以遏制人口增长的势头，已经可以看出──当年真正缺的不是宣传和提倡，而是没有采取类似今天的手段而已（如果真采取这类手段，恐怕又要被某些人大肆攻击为“暴政”之类──真是说你坏，你就坏，不坏也坏）！关于此，在苏联、德国等欧洲国家也可以找到佐证──这些国家为鼓励人口增长，采取了“英雄母亲（苏联）”等措施，但其人口出生率却始终很低，德国二战后总人口甚至是负增长！有趣的是，这些年许多新右派分子往往以民主的守护神自居，可是一旦遇到具体问题，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脱下伪装。以批判马寅初为例，居然可以告诉大家，批判一个人可以“错增叁亿”！你倒是纠集帮人马批判一下，看看能否“正确地减少叁亿”？我认为，批判马寅初确实值得反思，但恐怕不是什么“错增叁亿”，而是那种将学术问题政治化的粗暴作风。看看前面所列时期社论、政策，所谓“批错一人，错增叁亿”这类的妖言惑众可以结束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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