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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新教传教士活动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
作者： 提交日期： 23:02:00
按：这篇文章在我的电脑上已经存了2年了。晓渔当时就劝我“好好装修”，可到现在都不能算装修完工。期间更是放了一年多没去理它。今天另一个朋友谈及这篇文章，干脆全文贴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正，特别是请乔纳森等专家帮我指出错误。我仔细看了看，问题是有不少，但没有压力也就没有动力，希望能接下去改。我一直说要写10多篇“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这是第一篇。梁捷晚清新教传教士活动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梁捷 [内容提要]本文以晚清时期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为线索，对近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引介和传播的过程做了一个全面的综述。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被打开国门开始，截至到1902年严复翻译出版《国富论》，当中数十年的时间里，很少有国人通晓西文并且能引介西方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制度。故而，传教士就在这文化交往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传教士们往往采用办杂志，办报纸、办学校、做翻译、办洋务等手段，一边传教一边传播西方的科学和社会思想。在这过程中，就涌现出《富国策》这样的代表性著作，英华学院这样的代表性学校，《万国公报》这样的代表性报纸。郭实腊，丁韪良，傅兰雅，李提摩太等传教士为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传教士的情况各有不同，嵌入到中国复杂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去，而且表现出多元的特点。本文试图从各个不同角度切入这些传教士的工作，围绕着经济思想这个主题，从整体上阐明他们在中国社会和思想变迁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关键字] 传教士，西方经济学，郭实腊，丁韪良，李提摩太，傅兰雅，《万国公报》导言公元六世纪或者七世纪，基督教传教士就开始尝试进入中国。 十八世纪初，由于发生了“礼仪之争”，天主教自绝于中国，来华传教士大为减少，一度出现的开放局面也遂告结束。康熙五十九年开始,中国开始查禁天主教。从沙勿略（St. Francis of Xavier）、利玛窦（Matteo Ricci）开始的耶稣会传教士的工作终止了。耶稣会传教士伴随着传教为中国带来大量数学，天文，水利等方面的新知识，但所传播的西方社会科学知识极为有限，毕竟西方经济学直到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之前也并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同时，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方的公司、货币、银行、国家财政等体制也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到了十九世纪初，新教传教士再一次进入中国。这一回，传教士就带来了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大量新知识，而且传播手段也比过去耶稣会传教士大大地丰富了。 一般认为，近代西学在中国的引介和传播是从十九世纪初马礼逊（Robert Marrison, ）的工作肇始。1807年9月（即嘉庆十二年），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马礼逊抵达广州，开始了传教活动。 1815年，马礼逊和米怜（William Milne,）在新加坡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第一本中文期刊，内容涉及宗教，风俗，科学等等，使得封闭环境下的国人有机会接触西方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最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但虽然杂志名称叫“察世俗”，但内容也还是以宗教，神道为主。 此外米怜所编译的《生意公平众益法》虽然不完全是一本专业的经济学著作，但已经包含了不少重要经济学思想。 马礼逊和米怜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1921年停办。到了19世纪30年代，即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主持出版了杂志《东西洋每月统纪传》，并且坚持了数年，这是第一本大量介绍西方制度的中文杂志。而他在1840年编译出版的有关经济学的小册子《贸易通志》则第一次向国人介绍西方的银行，贸易，财政等运作方式。据统计，从1815年到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外国人在南洋和华南沿海一带已经创办了六家中文报刊和十一家外文报刊。 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来华比马礼逊稍晚，但影响之大足堪与马礼逊相比。他在广州主编的英文杂志《中国丛刊》，这本杂志维持了二十余年，向西方国家全面介绍介绍中国情况，是中西学者相互了解的一个重要媒体。此外他还参与了《望厦条约》的签订和太平天国的考察等活动。 裨治文曾编纂《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一书，其中简要地介绍了美国的法律和经济制度。该书的早期版本在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以及《合省国志》的编写都不同程度地参考过此书。此外，这一时期在华传教士主办的《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外新报》（）等杂志也不同程度地引介了一些西方经济制度和经济学的思想。特别是《遐迩贯珍》杂志，已经完全以“各国近事”、“商业”及一般新闻评论为主，很少再刊登宗教相关文章了。 1867年，在华传教多年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 Martin) 在北京的同文馆开设经济学课程, 课程名为“富国策”。这也是西方经济学第一次正式在课堂上被传授。丁韪良所用教材主要选自英国经济学家亨利.福西特(H.Fawcett) 1863 年出版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教本》) ，此书 1880 年以《富国策》为译名由同文馆刊印，在国内掀起《富国策》（即经济学）这门科学研究的热潮。此书大概是中译西方理论经济学之始。此后, 1886 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威廉.杰文斯(William Jevons)1878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入门》（Premier of Political Economy ) 中译本名为《富国养民策》。在20世纪以前，江南编译局，同文馆以及广学会等机构还陆续出版了不少介绍西方经济制度，政策以及经济学理论的译本，同时还包括一些外国人直接撰写的经济学相关著作。比如英人布莱德著录、傅兰雅(John Fryer) 口译的《佐治刍言》（1885年）、《保富述要》(1889 年)、李提摩太(T. Richard) 写的《局外旁观论》(1894 年) 等，都是当时影响很大的关于西方经济学的专著。由李提摩太口译，蔡尔康笔录的《泰西新史揽要》中也有大量关于古典经济学思想的介绍，在国内影响更大，甚至光绪皇帝都是此书的读者。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到1898 年出版的专门的西方经济学译著(主要是英国) 已有12 种、26 册。 但我们应该注意到，传教士不是按照学术规范来传播西方经济学的，而国人也从不这样看。中国有着悠久的“理财学”传统，但主流思想一直是儒学。正如内藤湖南指出的那样，唐－宋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大变革，中西交通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而儒生也根据时势的变迁，发挥经学内部本来就含有的矛盾意义，扬其一端，从而进行社会批判。所以，中国和日本一样，自始至终没有生发出纯粹的抽象的经济学理论。占主导话语权的必须是以经学为指导思想来包装的社会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无论是早期的魏源和徐继畲也好，或是经历了太平天国的王韬，郑观应，还是19世纪晚期通过洋务，办报等现代化方式表达思想的严复，梁启超，他们关心的始终是“国”的问题，而非“富”的理论。“富”的焦虑非但不能盖过“国”的恐慌，甚至都不能脱离“国”的语境。所以，本来就经过传教士刻意曲解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再经过中国启蒙思想家先入为主地阐发，已经面目全非。我们现在再对照中西这两类文本就可以发现完全无法接隼。但我们却可以从这过程中探究当时国人涉猎西学，采集新知的心路历程。19世纪末，严复的翻译开始为时人所注意。那时他节译的《天演论》（即赫胥黎(T.Huxley)的《演化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早在出版之前就已经在士人大夫之间传阅。《天演论》正式出版的时候，正逢中国甲午之败，士大夫人人垂头丧气。《天演论》的巨大成功使得整个学界风气随之一变。此后，很多士大夫不再单单盯着洋人选编的社会科学著作，而是独立地去寻找和翻译中国最迫切需要的西学专著，振作国民的精神。严复翻译斯密经济学《原富》得到1901年才开始陆续出版，虽然前后不过短短几年，但那时候整个社会对西方思想已能比较自然地接纳了，故而影响力不及《天演论》。但一些研究表明，严复开始准备翻译《原富》尚在他翻译《天演论》之前。《原富》这本书已经酝酿了有十年之久。 很多证据都足以证明，像严复和梁启超这样的学者都是极熟悉当时经济思想的。事实上，当时新派人士广泛地寻找各种中西资源来“格”西方科学技术之“义”。葛兆光的研究就表明，晚清时期国内诸子学的回潮，今文经学的变形，大乘佛学的复兴，都与时势有着密切的联系。 19世纪末期，丁韪良译的法司德《富国策》已经重版多次，在士大夫中流传颇广。但是受到传统经学的束缚，一般学者接受西学特别是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仍然抱有很多偏见，对其颇不信任。曾任户部郎中的陈炽（次亮）认为英国“有贤士某著《富国策》”，“举国昭若发蒙，尽涤烦苛，以归简便，而近今八十载商务之盛遂冠全球。” 陈炽就结合中国情况，部分模仿《富国策》，分“农书”、“矿书”、“工书”、“商书”四卷而写成《续富国策》。一般认为，因为李提摩太曾在《万国公报》中提及“英人师米德.雅堂著《富国策》一书”，所以陈炽所“续”的《富国策》应该并非法司德《富国策》，而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陈炽认为丁韪良的《富国策》远不及斯密的《富国策》，因此续而炫耀。 可是严复却认为陈著的《续富国策》比起丁韪良等译的《富国策》问题更多，“纰缪层出，开卷即见。”故而，严复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筹划翻译《原富》。他和老朋友张元济在出版前就反复商量，确定译名的规范化问题，一开始就把中国对西方经济学的引入提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原富》译本一出，即成为国内学习经济学的经典教材，这也标志着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摆脱了传教士的时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一 译经与办刊DD以德国人郭实腊的传教经历为例 传教士的工作主要是传播宗教和文化。但是经历了“礼仪之争”以后 ，马礼逊等传教士深知选择传播方法的艰难和其重要性。1603年利玛窦写下的对中国礼仪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文件里提出：第一，传教士应该遵守中国传统的尊孔礼仪；第二，中国人祭奠祖宗的仪式并非迷信。 故而，传教士应该在这祭孔和祭祖这两项传统制度上尊重中国人，并在此基础上传播宗教。传教士两次进入中国，之间相隔了两百余年。而这两百余年里，除了朝代更替，儒家学风也有一大变。明朝的汉人正统为满族“夷狄”所取得，这使得顾炎武等士大夫愤而抛弃理学，转向了经世之学。艾尔曼指出，“满洲入主中原后，江南知识份子开始对明亡引发的文化困境进行严肃反省。他们从道德修养转向实证研究，这是中国社会对明亡反应的重要内容。” 得常州学派真传的魏源就说，“西京微言大义之学，坠于东京；东京典章制度之学，绝于隋唐；两汉故训声音之学，息于魏晋，其道果孰隆善哉？” 故而，要想重建学术，恢复自尊，只有从典章制度和小学训诂这两个方面入手。而在中国这个国度里传教，如果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就必须和士大夫接触，同时也只有和士大夫接触才可能迅速扩大影响。故而典章制度、文化礼仪和以小学训诂所代表的科学精神是新教传教士发现的两大法宝。于是，他们努力学汉语、起汉名、穿儒服，初始时争取和各个阶层的官员打交道，逐渐向上，结识更高级的官员。他们最终的理想是完全融入中国社会，不受限制地传教。所以他们往往投身于翻译，即将《圣经》转换成为中国士大夫可以接受的形式。这项工作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有了典章才可能进一步推行制度，从而将基督思想深深植入中国的土壤。早期新教传教士的工作几乎都与出版有关，其中的重中之重是就译经。具体来说，可以分为用汉语翻译《圣经》和用外语翻译中国古代典籍（比如说四书五经）等两方面的工作。 最有影响的传教士马礼逊到达中国以后，就投身于《英华字典》和《圣经》的翻译工作中去。到1819年，在米怜卓有成效的帮助下，马礼逊终于完成了包括《旧约》、《新约》在内的全部《圣经》的翻译工作。英国人理雅各(James Legge，)和德国人卫礼贤（Richaid Wilhelm）等则继承利玛窦的传统，立志翻译四书五经。理雅格耗费了几十年光阴，持之以恒，真的完成了全部四书五经的翻译工作。他的译本在西方持续地产生着影响，至今仍被公认为权威译本。 但是译经只是消除了语言障碍，还有更多文化社会背景上的隔阂阻碍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马礼逊就决定在中国办一份杂志。最早用中文出版的杂志是马礼逊和米怜主编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内容主要是传播宗教，民俗还有一些科学常识。可是由于制度所限，它的出版地不能放在国内，因为发行量也必然非常有限，很难在国内产生足够大的影响。等马礼逊去世以后，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 ）秉承了他的办刊思想。郭实腊主编的《东西洋每月统纪传》是在国内印刷发行的第一份中文期刊，期刊所刊登文章的领域也从单纯的宗教延深到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切切实实地在士大夫阶层产生了影响。 与其他传教士相比，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是面目最复杂，涉足领域最广泛的一个；无论从宗教角度还是政治、经济、中西关系史角度进行考量，他都不可以被忽略。在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早期活动中，他实践过各种各样形态的传教活动，诸如办报、翻译、著述、办学、军事等，而且常常领风气之先。如1834年，他的英国籍妻子温施娣（Mary Wanstall）在澳门开办了一所女子私塾，这被认为是中国女子教育的开端。另外，他1842年在《中国丛报》上撰文介绍《红楼梦》，是最早将这部中国经典小说介绍给西方读者的人。有一些学者指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最早的传入，应该从1840年郭实腊编译的《贸易通志》开始计算。因为在这本书中，郭实腊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august Gütglaff，又译作郭士立，郭甲利，郭施拉，居茨拉夫等)是普鲁士传教士，1803年出生于普鲁士小镇普立兹。他早年就通晓英文，取英文名字为Charles Gutzlaff。后来他又成为英国传教士，1824 年受荷兰布道会派遣到瞿罗传教。很快，他就从当地华侨当中学会了中文官话和福建方言。于是他就采用了福建同安县郭氏家族的姓，取名为士立。郭实腊偶尔也穿中国服，自认为已被认可为中国的一份子。随后，他开始在中国沿海一带的游历生涯。1831 年，他第一次作为传教士被派到澳门，会晤了马礼逊。他长年累月沿海北上，多次到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辽宁等地考察，了解民情,搜集有关我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方面情报，探测航道，绘制海域图。郭实腊著作极多，计有七十余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833 年三次沿中国海岸航行日记》、《开放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中国史略》、《道光皇帝传》等等。 在郭实腊活动的阶段，他对清政府并没有什么同情，一直坚定地以宗教传播和政治文化传播为最终目的。费正清认为，1832年阿美士德（Lord Amherst） 访华对10年以后中英谈判赔款有着深远的影响，虽然这是英国第一次对中国沿海进行详细考察。这一次，使团先后访问了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这些地方的行政管理相对较为薄弱，便于开展包括鸦片在内的国际贸易。 马礼逊是使团中的翻译，对这次考察起到关键性作用，而郭士腊也与之随行，并且详细记载了这次试团考察的过程。他是最早考察上海商业情况的外国人之一，并且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就预言上海将成为这个帝国的重要商业城市。 很快，郭实腊的《三次沿中国海岸航行日记》1834年在伦敦出版，立刻成为英国研究对华关系的最重要的直接资料。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华鸦片战争，郭实腊就担任英国政府的翻译，年俸800 英镑。1841 年英军占领浙江定海、宁波等地后，他还一度被任命为当地的行政长官。1842 年郭实腊继续为英军攻占上海和镇江充当向导和翻译。南京条约谈判过程中，郭实腊则作为英方的翻译参与谈判，为英国争得了更多特权和赔款。
第一个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于1834年去世。那时候，来华传教士还非常少。很自然地，中国通郭实腊的调查和回忆更加地被看重。马克思就在1854年的《新莱茵报》的“政治经济评论”里引用居茨拉夫（即郭实腊）对太平天国的描述，“当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上面写着：“Repulique Chinoise Liberte Egalite Fraternite”（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显然，郭实腊也好，马克思也罢，由于文化的隔阂，都很难全面进入中国文化。 所以他们不可避免地对太平天国有着很多误解，但这确实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提供了一条较为直接的路径。 1833年7月，郭实腊在广州创办了国内第一份中文期刊《东西洋每月统纪传》，主要编译各国的政治，经济，地理，历史以及外贸的情况。到了1834年，郭实腊由于恐怕杂志被清朝政府查获，于是将其迁至新加坡继续出版，一直到1837年停刊，总共出版四卷。 在一封写于1839年的信中，郭实腊是从以下九个方面来归纳他在中国的感受 ： 第一，中国是个高度文明（civilization）的国家，它的文明化时间非常地早，并且中国移民对周围国家和地区（比如高丽）有着极大的影响；第二，中国人非常排外，强迫外国人接受他们的生活习惯和语言表达；第三，出版往往都冠以国家的名义，文字的推行也是强制性的；第四，中国文化的消化能力很强，不仅那些用汉字写成的著作，而且很多并非用汉字写作的、并非中国原生的思想也都逐渐被吸收，模糊了它们的来源；第五，汉语与其他的拼音文字截然不同。在中国，不但口语与书面表达有着极大差异，各地的方言也不尽相同；第六，中国民众的日常对话与中央政府的言论很不同；第七，虽然汉语表达听起来并不总能一致，但它的发音还是有着严格的规律。第八，虽然汉语交流困难，但通过汉字来交流非常方便，即使对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渔民和农民来说也是如此；最后一点，西方人应该使用汉字传教，把汉字附以新的概念从而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郭实腊有着极强的语言能力，从以上这封信也可以看出他对汉语和汉字特征的钻研。早期，他曾经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爱汉者”，并且用这个名字在《统计传》上发表了多篇文章。这是他参与翻译《圣经》和主办中文期刊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他的真实想法，有一句话倒很能说明问题，他曾说，“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 当然，郭实腊的主要兴趣在于加强中西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了解，从而推动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至于引入一些西方经济，社会的新知识，新制度，那只不过是无心之作，偶然结果而已。《贸易通志》也主要是作为一本地理学著作而被中国启蒙学者所引用。伟列亚力指出，郭实腊这本研究各国贸易状况《贸易通志》也并非原创，主要是译自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John Ramsey McCulloch）的商业词典。 麦氏是李嘉图学派的重要人物，他在担任辉格党杂志“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期间搜集了大量现实商业材料，汇集成书，于1832年在伦敦出版于伦敦。 此书资料详实准确，在西方学者看来也许繁琐沉闷，可正符合郭实腊的需要。郭实腊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经济学家，但他了解中国文化官员的需求。所以他有选择地编译西方经济学著作，译而不著，这也是早期传教士引介西学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郭实腊说，“当文明在地球各处迅速发展来消灭愚昧和无知时……只有中国仍象过去几千年那样停滞不动。虽然我们与他们交往已久,但他们仍自认为天下首尊,把其他民族视为‘蛮夷’, ..这个月刊的出版就是为了消除中国人的这种高傲观念,让他们认识到我们的艺术、科学和工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向他们表明我们不是“蛮夷”，编者们更希望通过展示事实的手段使中国人相信, 他们还有许多东西要学。” 从这一点来看，郭实腊确实取得了成功，四十年代末期出版的魏源《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瀛寰志略》等启蒙著作也都大量参考了郭实腊的《统计传》。魏源在《海国图志》的原序里承认，“《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穿，创榛辟莽，前驱先路。” “近日夷图，夷语”即是马礼逊，郭实腊等人的工作。很显然，持今文经学立场的魏源不但写作了《圣武记》等接受“夷狄”传统的著作，还进一步采集“西夷”的著作，必定出于周密的考虑。他继续说，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更是有一些学者指出，魏源的《海国图志》其实暗含了一种以南洋为中心的海洋世界观， 这也已经与郭实腊最初的传播目的大相径庭了。其实郭实腊的态度可谓赤裸裸，就是以宗教打开中国国门而已。随着一系列的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将中国的国门打开以后，稍后来华的那些传教士的活动空间大大增加了。于是，在这种环境下，这些后来的传教士就可以尝试用其他方法来进行文化交流和制度引介。经济思想通过学校教育来传播也就成为可能。二 译书与教学DD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例中国的西学教育史同样是与马礼逊等传教士的工作分不开的。1818年11月，英华书院在马六甲奠基，米怜代表马礼逊作了一个演讲。他宣布，“英华书院的目标是促进中国和欧洲学术的交流，它的机构是设置一个图书馆，收藏有关欧洲和东方各国的语言、历史和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书院还要建立一个有多种用途的印刷中心”。 显然，马礼逊开设英华书院的初衷一个是要通过教育来传教，另一个想法是通过出版来传教。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以夷制夷”还能为国人接受。但外国人要直接在中国出版和办学，还是面临很大压力。夷夏大防自宋元以来一再为学人所强调，到了清朝，国人面对的首先还是满汉问题。乾隆表示，“满汉均为朕之臣工，则均为朕之股肱耳目，本属一体，休戚相关。至于用人之际，量能授职，唯酌其人、地之相谊，更不宜存满、汉之成见。边方提、镇，亦唯朕所简用耳，无论满、汉也……嗣后若有似此分别满、汉，歧视旗、民者，朕必从重议处之。” 满汉矛盾稍有调和，而这完全是建立在儒学的基础上。当然儒学本身也包含夷夏之辨等能够用以反驳满人统治合法性的因素，清末章太炎的《书》就是典型的代表。但至少在科举考试的制度层面和强调“孝”的伦理层面，满汉矛盾可以暂时被调和。而西方人并不能借助“满汉一家”来取得中国人的认同，他们的教育体制也不可能嵌入传统的科举制，所以他们除了在教义和礼仪上依附儒教以外，很难进一步展开宗教的教育。1843年以后出现了一些转机。由于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取得胜利，获得了香港，所以英国人在华办学成为可能。马礼逊的英华书院就从马六甲迁到了香港，由著名学者理雅各继续负责校务。很快，这里也成为理雅各翻译四书五经的基地。除了英华书院以外，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在宁波开设女子学塾；伦敦会在厦门开设英华男塾；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开设崇信义塾；1850年，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开设徐汇公学；1853年，公理会在福州开设格致书院等等。就这样，西式教育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蓬勃地开展起来。 可是深入探究这些学校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列强在中国开设的学校里，低年级多半以宗教教育为主，到了高年级，才会逐渐加入一些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入门知识。从来没有独立的社会科学的教育。登州文会馆被认为是教会学校中最典型的代表。狄考文认为，登州文会馆“所开设的课程是把中国经典、西方科学贺宗教教育最佳地组合起来。” 以它为例，该校第六年的课程主要有：心灵学（心理学），是非学（逻辑学），易经，系辞，读文，微积学（微积分），化学辨质，天文揭要等。当然，富国策（经济学）也是高年级教育中常设会设立的课程。但是正如冯桂芬所观察到的，“英法两国设立义学，广招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育之…且多习天主教”， 教育的效果并不好，好不容易动员来的学生也很快退学。一直到1862年，北京创立京师同文馆，中国的近代教育才真正开始起步。1869年，随着丁韪良入主同文馆，同文馆的教育和研究有了较快的发展。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是美国传教士，一生中在中国活动时间长达六十余年。因为他曾长期担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后又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等职，学生大量进入与洋务有关的新兴企业，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极高威望，所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称他是“在华最前列的美国人”。丁韪良1827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里沃尼亚，父亲是长老会的传教士。1843年，丁韪良考入印第安纳大学，后又转入新阿尔巴尼神学院攻读神学。1849年，丁韪良即将毕业的时候，向长老会提出到中国或日本传教的申请，随即被批准。于是1850年，丁韪良先到香港，然后前往宁波，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一开始，他的传教就是通过办学和译经的方式进行的。他在宁波开了一所走读性质的男塾，还曾将一部分《圣经》译为宁波方言，但收效似乎都不大，他也还没能够完全地融入中国社会。不过他用中文撰写的天文学著作《天道溯源》倒颇受欢迎，多次再版，还被译成日文和朝鲜文。1858 年, 丁韪良随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W. B. Reed) 前往天津, 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美天津条约》的谈判。次年, 丁韪良又接受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华约翰(J . E. Ward) 的邀请, 以翻译身份再次北上，协助完成了条约文本的交换。随后的1865年，丁韪良到同文馆接替傅兰雅任英文班教习，从1869年起，他开始出任同文馆的总教习，全面改革同文馆的教学制度。在同文馆期间，丁韪良最有影响的工作当属翻译惠顿的《万国公法》。此书原名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1836年出版，是当时最通行的国际法蓝本。当时，中国国内并没没有什么让人满意或者包含主要国际法精神的著作。从理念上来看，国际法的引入则将彻底打破千年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的观念，将中国从一个“帝国”转而认为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真正加入到国际秩序中。事实上，截至到《万国公法》出版前的1963年，中国已经与比利时、丹麦、法国、英国、挪威、德国、葡萄牙、荷兰、俄国、瑞典、美国这十一个国家先后签订不平等条约24个 ，传统的“帝国”观念已经开始崩裂。丁韪良在《万国公法》开篇之前，特意先附上了分为东西两个半球的世界地图，介绍说，“地之为物也，体圆如球直径约三万里，周围九万里有奇。其运行也，旋转如论、一转为一昼夜，环日一周，即为一年。内分东西两半球，其陆地分五大洲” ，即是为了确立“万国”的观念。另一方面，“然天下邦国，虽以万计，而人民实本于一派，惟一大主宰，造其端，佑其生，理其事焉” 这段阐释同时照顾了儒家伦理，为他的传教和翻译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丁韪良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开始翻译出版《万国公法》，并开始了此后一系列翻译转述的工作。当然，当时传教士的翻译工作仍然是十分艰苦的。同时，译者还必须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比如，丁韪良在翻译《万国公法》时，将近代国际法创始人格劳修斯（Hugo Grotius）翻译成“虎哥”，将莱布尼茨（Leibnitz）译为“莱本尼子”，将霍布斯（Thomas Hobbs）译为“霍毕寺” 都是颇费苦心的翻译。傅兰雅就描绘说，“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 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 令合于中国文法。” 可见，虽然时间过去上百年，但十九世纪的传教士翻译的方法与利玛窦当年的翻译方法比起来，并没有多大的进步。语言始终是一个横亘在中西学者之间的问题，科学技术还相对容易理解，典章制度则只有从头开始了。1867 年，丁韪良继开设国际法课程之后，又开始在同文馆开设经济学课程, 课程名称定为“富国策”，以福西特（Henry Fawcett，即法司德）《政治经济学教本》为讲义，后来全书陆陆续续译出相当的篇幅，1880 年以《富国策》为名汇编起来由同文馆刊印，出版时间较此书日译本出版为早。
亨利.福西特(Henry Fawcett)是剑桥的盲人经济学家。他生于1833年，剑桥毕业，随后任教于三一学院。1858年，由于一次射击事故而失明。他在失明之后顽强进行研究，1863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教本》(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其妻子米利森特.福西特（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更为有名，是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的主要领导者，1924年受封女爵士。福西特对穆勒极为服膺，因此此书基本上遵循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思想。 此书中译出版的时候，作者写的是法司德，书名《富国策》，署名则是汪凤藻译，丁韪良校。全书共分三卷，第一卷论生财，即现在的生产理论；第二卷论用财，即现在的消费理论；第三卷论交易，即现在的交换，分配理论。现在一般认为，此书是根据福西特《政治经济学教本》第四版或者第五版翻译而成。但此书并非全译，译者只是从此书前三卷中节选编译了一些内容。其中卷一的第八节“资本的增殖”(On the increase of Capital)，卷二的第七节“分益耕农与佃农”（Metayers and Cottiers）等都因为与中国情况关系不是很直接而被省略不翻。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已经提到不少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如斯美氏（亚当.斯密），梨咯多（大卫.李嘉图），弥耳氏（小穆勒）等，此外还涉及达尔文，马尔萨斯，罗伯特.欧文，傅立叶等人的思想。这批西方经济学学者第一次全面进入国人的视野。而福西特最为推崇小穆勒的学问，所以全书主要遵循小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观点。丁韪良对福西特也极为推崇，称他这本《富国策》的写作水平犹在亚当.斯密《国富论》之上（丁韪良将《国富论》译为《邦国财用论》），比后者更为详尽完备。故而《凡例》中称此书“旁逮格致之新学，并专以开发智巧为富国之上策，而不外乎智者强之义”。所以，此书中的理论“为西国之新学，近代最重之，其义在使民足衣足食也。”“天地之大德在好生。圣人之大业在富有。发政之治。以足食聚人之术曰丰财。生之者众。沛然讫于四海。用之以礼。浩乎式于九围。此法思德所以有富国策一书。”
《富国策》一开始就是和儒家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谓“富国策虽旨在广发财源。而未尝遗乎仁义。缘若绝仁弃义。则无论再有何策。终难利国矣。” 所以丁韪良阐释的“富国策”绝不是单纯追求财富的增加，他以重商主义为批判对象，认为过去“非金银不富”而单纯追求财富的思想大谬不然，直到斯密氏一出才一扫不实之说。“是故富国策之学。不独言日进富强之理。亦以明不进不退。及不进而退之故焉。” 富国策是讲求中庸讲求均衡的全面考究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富国策所论述者。乃生、财、用、货、殖、交、易、之道。昔斯密氏首创是学。名其书曰邦国财用论。其实此学所论财用。固合民生国计而名其书曰邦国财用论。” 《富国策》一书出版以后，影响颇大，也引发了其他一些学者翻译经济学著作的热情。比如，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了艾约瑟（J.Edkins）翻译威廉.杰文斯187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入门》（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的译本，题名为《富国养民策》。1889年，英人布莱德著、傅兰雅（John Fryer）口译的《保富述要》也出版了。这些书的质量都不错，但影响却不及丁译法司德《富国策》。虽然《富国策》一书影响很大，在很多学者的论著中也能看出《富国策》对他们的影响。可是，多数通晓西学的学者还是学有所本，从自己的传统和目睹的真实问题出发，有选择地吸收《富国策》思想。以郑观应为例，公认他的三部代表作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分别是《救时揭要》（1862年），《易言》（1880年）和《盛世危言》（1894年）。这三部书关切的问题从现实问题（如澳门贩卖猪仔）转移到盐务，开矿，治河等传统经济范畴，再转移到国债，商务，银行等现代经济学范畴，表明了他对西方经济学的逐步接受，但他的主旨终究是“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王韬的出发点亦与他类似，“中国，天下之总邦也，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 即使西方经济学有值得借鉴之处，那也是“天下之道，一而已矣，夫岂有二哉！” 随着西方经济学的普及，中国学者对它的认同也逐渐加深。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就对《富国策》给予较高评价。1903年美华书馆出版的《中国学塾会书目》中也评价此书“繁简得中，说理清楚”，可当教科书使用。可是陈炽对此却似乎颇不以为然。1896年，陈炽写了《续富国策》，不过他所续的似乎不是法司德的《富国策》，而更像是斯密的《国富论》。他自称是“为救中国之贫弱而作也”。不过，稍晚的严复也同样批评陈炽的书“纰缪层出，开卷即见”。总之，中国的经济思想长期受到“义利之辨”的困扰，不能采取西方经济学的进路来思考问题。丁韪良译法司德《富国策》时也一再强调，“或讥富国策为教人以为我之书。夫为我者，正以娱耳目适口体为事者也，乃富国策不以此辈为有裨于工贾，则其非为我之学，岂待辨哉。”梁启超也要为经济学正名说，“言经济学必当以国民经济为鹄，固已。虽然，国民之富，亦私人之富之集积也，不根本于国民经济的观念以言私人经济，其偏狭谬误自不待言。”
从总体来看，这个阶段译介经济学著作颇有一些成就，也在士大夫之间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千百年来传统经学的束缚，再加上传教士生活环境的限制，经济学很难源源本本地在中国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广方言馆，同文馆这些教育机构的作用。故而，更晚一些的传教士如李提摩太等就转而试图通过办报甚至直接参与洋务来传播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思想。 有着多年买办实践经验的郑观应就批评说，“广方言馆、同文馆虽罗致英才，聘请教习，亦不过只学语言文字，若夫天文，舆地，算学，化学，直不过粗习皮毛而已。”颇受重视的“格致算学”亦是如此，不要说公法，经济学这些社会科学的教学效果了。“况督理非人，教习充数，专精研习曾无一人，何得有杰出之士，成非常之才耶？” 三 办报与洋务DD以傅兰雅和李提摩太为例裨治文很早就批判在华教团只注重口头布道而甚少从事书面宣传，即使写作也只局限于宣传福音。他强调，在中国推广世俗知识可以有助于传教事业。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也认为，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很难于拯救其肉体区别开来。李氏的目的是要通过“更好的宗教，科学，交通方式和国际关系”，以设立近代学校，建立近代新闻出版业，还有建设新的工业和制造业”来推动中国的进步。二十世纪末期，当时在中国出版西学书籍的主要有三家。一家是江南制造局，主要出版科技书，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其二是北京同文馆，主要出版洋务知识相关书籍，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持；第三就是广学会，它的前身是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创办的“同文书会”，1892年改名为广学会。1888年，它成立了董事会，就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担任会长。1891年，李提摩太正式加入同文书会并担任督办（后改称总干事），一干就是二十五年。就这样，广学会在李提摩太手里发扬光大，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西学书籍。也正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广学会的出版物剧增，而且传播范围也一下子铺开到了全国各地，“新学”终于在中国成为了显学。先来看傅兰雅的工作。傅兰雅(1839 ―1928)原名John Fryer , 出生于英国肯特郡海斯镇一穷苦牧师家庭。1863年, 他开始在京师同文馆担任英文教习。1865 年,他又 南下上海任英华学塾教习。到1868 年，傅兰雅再次转至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编译, 并主持馆务。1874 年, 他参与创办了上海格致书院。1875 年，中国第一份科学期刊《格致汇编》创刊，傅兰雅担任主编。1885 年，傅兰雅又创办当时全国唯一的科技书店――格致书室。傅兰雅主要以译介西方科学著作而闻名，据统计，他翻译的科学著作总数逾百种。故而，清廷为表彰他的贡献，特赐三品头衔。但傅兰雅绝不是仅仅翻译科学著作。比如他就翻译过《国际法评注》这样的法学著作。1885 年，他与应祖锡合作翻译出版了《佐治刍言》，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都极为推崇。康有为后来重要的著作《大同书》中就清楚地留下《佐治刍言》的痕迹。梁启超说，“《佐治刍言》言立国之理及人所当为之事，凡国与国相处，人与人相处之道悉备焉，皆用几何公论探本穷源，论政治最通之书。” 章太炎则自称读此书时，“魂精泄横，恐然似非人。” 著名的孙宝u《忘山庐日记》中也多次提及此书。此外，1896 年，傅兰雅还翻译了《治心免病法》，谭嗣同“仁学”世界观则受到此书的影响。 《佐治刍言》一书编译自钱伯斯兄弟（W.&R. Chambers）教育丛书的一种，名为Political Economy。原书共有35章，傅兰雅编译了前面的31章。前13章主要论述社会、政治和法律方面的问题，后18章则论述纯粹的经济学问题。同时，这也符合中国人传统的由“义”及“利”的思路，言语通俗晓畅，故而能够大受欢迎：“著理财之书者，始于英人阿荡司，按其书名曰《万国财用》，言人家生财之法，必于家内随事撙节，免其浪费，铢积寸累，久之自能足食足用，成为小康之家。一家如是，一国如是，即极之万国亦无不如是。旨哉其言，诚能探源立论也。故余所谓财用者，并非孳孳为利，欲令国中富强，可以夸耀一时也，实欲使朝野上下皆知爱惜钱财，节省浮费，庶几闾阎有丰亨之象，国家无匮乏之虞，作书之意，如是而已。” 此书的选择，编目以及这段开场白也表明了傅兰雅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看法，即经济的最终目标是使得百姓“咸登康乐” ，不得推卸这个责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傅兰雅把经济（Economy）一词译为“伊哥诺谜”，故而严复日后在翻译《原富》时要特别加上“译事例言”，来统一经济学名词的翻译。 与傅兰雅相比，李提摩太与现实的关系更为密切。他1870年来到中国，开始宣传基督教思想。为了更好地融入环境，李提摩太除了广泛阅读儒家经典以外，还花了很多功夫来阅读佛经，道经等书，试图通过讨论宗教来拉近与传统士大夫的距离。《万国公报》创刊以后，李提摩太就一直是它的主要撰稿人。很快，李提摩太接任了广学会总干事。有了权力，李提摩太就开始宣称广学会的宗旨就是“取各国至善之法，以及国势盛衰之所系，著书立说，明告中国官吏绅士。” 李提摩太著作论述极多，涉及的范围也极广。比如专论经济即有《生利分利之别论》，介绍了最基本的资本理论；又比如他是最早在华介绍西方货币情况的传教士之一。他在《万国公报》上曾详细介绍西方各国的铸钱数量、铸钱构成比例、兑换比例、铸钱费用等等。他也大力普及科学知识，介绍机器化大生产的好处。比如铁路在中国的推广过程中，李提摩太就功不可没。《泰西新史揽要》则是李提摩太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本。梁启超曾赞扬说，“《泰西新史揽要》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此书原作者是英国人麦肯西，书的原名《十九世纪DD一部历史》，由李提摩太口译，蔡尔康笔录。李提摩太亲撰序言，1894年3月开始在《万国公报》上连载，次年发行了单行本。这部书以进化论为基本的理论背景，系统叙述了十九世纪西方各国从愚昧、野蛮、战乱、贫穷的状况逐渐转向资本主义文明，内容涉及到群众运动、政治改革、国际关系、教育教化、商业法律、物产风俗等等。李提摩太正是通过引介这本书，表达了他促进洋务，推动变革的想法，也在中国培植了进化论思想的基础。《泰西新史揽要》不仅很受上层学者官员的欢迎, 一版再版, 而且还被作为1896 年长沙乡试举子的必备读物，足可见它影响之广。据一些记载，当时进步的读书人“取广学会译著各书，视为枕中鸿宝”。19世纪末，《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等汉译西书都已经成为“谈新学者皆不得不备之书”。湖南举人皮锡瑞就颇能领会改科举的社会含义，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初得知科举可能要变，立刻想到“此间闻变科举之文，西学书价必大涨”，当即取阅“梁卓如所著《西书目表》，其中佳者，将购数册阅之。”次日便与其弟其子等一起采购新书报。 可见，李提摩太的著作潜在地推动着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影响不容小觑。 很多学者也注意到，李提摩太还是最早在国内介绍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之人。 1899年的二月，三月，四月号上连续刊载了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的题为《大同学》的文章。文章中说，“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 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
此外，李提摩太的“变法”思想对维新派影响也很大。康有为和梁启超都直接承认受到李提摩太和《万国公报》的影响。甚至根据李提摩太的回忆，光绪皇帝的老师孙家鼐告知李提摩太，皇帝每天阅读他的《泰西新史揽要》已经两个多月了。除了这些文化传播工作，李提摩太这样的传教士往往还直接参与洋务运动，直接影响中国的经济变革。比如，洋务派在办理交涉以及向国外借款时，就往往通过传教士的中介。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都曾通过传教士向英，俄等国借款。李提摩太，林乐知，李佳白等传教士在同洋务派打交道时，也纷纷主张向西方国家借款来发展中国的洋务。 同时，很多西方最新技术的引入也必须通过西方人的教学，传教士往往在其中充当导师的角色。总理衙门的一封奏折中说，“今中国之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借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极巧之源，制作之术，窃恐师心自由，徒费钱粮，仍无裨于实际。”
有些学者指出，20世纪以前，中国经济几乎完全是耕作型（或者农业型）的 ，正是在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下，中国的工业在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逐渐兴起，对工业的讨论也逐渐成为一些启蒙学者所关心的问题。这点在薛福成，马建忠特别王韬那里是非常明显的，而王韬正是与西方传教士关系最密切的中国思想家。 于是，轮船，铁路，采矿，制造，贸易，币值，银行等新兴产业都被认识到是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如果中国要发掘其巨大的经济潜力，就应该注意所有这些方面。
传教士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除了表现在他们直接介入洋务运动，另一个方面表现在大批教会学校毕业生进入洋务企业，成为洋务企业生产和管理的骨干。当然，很多学生并不等全面接受完教育就急着进入了企业。卢茨指出，“一旦他们掌握了足够的英语和数学，可以在通商口岸的商行，电报局，铁路，海关或者其他需要外语的地方找到一个职位，他们就希望能够离开学校。虽然大多数毕业生接受了与教会有关的职务，但那些较早离校的学生似乎多半进入了其他行业。”
到了19世纪末期，传教士在中国的地位已经十分巩固。他们参与的洋务对中国经济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他们的著作也已经为很多士大夫所接受。随着西方近代出版业的兴起，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正是进一步扩大自身影响的好机会。故而，中国近代的报刊出版也是在传教士手里最先发展起来的。而经济学思想的传播，也必定与此同步。四 《西国近事汇编》、《中西闻见录》与《万国公报》一些研究表明，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外国教会创办学校的效果不胜理想，而外国传教士编写或翻译的社会科学著作也不能完全满足中国普通知识分子对西方制度和知识的渴求。而正是在这个阶段，报纸杂志业逐渐成熟了起来，这就成为引介西学，包括西方经济思想的主要阵地。在这些刊物之中，最主要的有《西国近事汇编》、《中西闻见录》与《万国公报》等。《西国近事汇编》又名《西国近事》，英文名Summary of Foreign Events，创办于日。《西国近事汇编》的主编是傅兰雅，主要译者则都是江南编译局的员工。杂志是季刊，一年出四期，从创刊到1898年停刊为止，共出版104卷，350多万字。傅兰雅有极丰富的翻译和编辑经验。所以，从翻译的角度来看，《西国近事汇编》与江南制造局的书一样，是当时市面上质量最高的期刊。“无论是版本的选择，译名的确定，译笔的朗畅，都要较其他译书机构略胜一筹。” 梁启超也称赞说，译员们“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及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 由于这本杂志的主要内容是是国外报刊文章的编译，所以经济时事方面的文章主要集中在金融财政、工矿、外贸、人口、交通等公共经济领域。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西国近事汇编》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日本财政的文章，涉及到各类银行的筹备，建立，体系，规模，发展，币制改革，内外债务偿还，财政收支平衡等方方面面，在士大夫中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最初这本刊物只发行数百册，送给上海以及周边各省官员。后来影响逐渐扩大，邮寄到全国40多个城市甚至海外。以康有为为例，他早年潜心修习国学，直到1879年购得《西国近事汇编》，“始知西国非夷狄，治国有法度。” 除了搞教育，丁韪良也学习郭实腊的经验创办刊物。1872年，丁韪良在北京与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等成立了“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主旨是传播“近代科学何自由思想”。当时，香港，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先后都已经有报刊发行，而北京还没有。于是，他们就创立了北京的第一份期刊《中西闻见录》，它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格致汇编》的前身。 《中西闻见录》从1872年8月创刊，到1875年8月停刊，每月一期，1874年8月少出一期，共计36期。1876年2月，《格致汇编》(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于上海创刊，成为《中西闻见录》的续刊。在这过程当中，丁韪良一直是《中西闻见录》的主要作者。到了1877年，丁韪良将《闻见录》中自己的文章“删其轻浮，撮其体要”，汇为《中西闻见录选编》，并由郭嵩焘做序。在这本《选编》里，经济学的内容占了很重的分量。 丁韪良以及其他《闻见录》作者的文章并不多谈学理，但取材广博，使国人大开眼界。不仅详细讨论了高空探测，铁路修筑，钢铁冶炼，玻璃制造，火车，汽车，轮船，望远镜等科技发明，还介绍了国际最新的标准化度量衡，进一步介绍了国外发行新货币，发行债券，成立保险公司等经济金融知识。 由于丁韪良本身就在同文馆任教，《闻见录》几乎成为同文馆的学报，师生争相在上面发表文章。再加上上海《万国公报》对《闻见录》文章的转载和丁韪良在洋务大臣中间巨大的影响，这份刊物在早期启蒙思想家和一般士子中都颇有影响，也推动了包括经济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进程。 而《万国公报》的兴起自然与李提摩太分不开。1868年9月，传教士林乐知创办了这份报纸，定名为《中国教会新报》，显然这是一份宗教性质的报纸，它的办报宗旨也依然定位在“传播福音”和“联络教徒”。四年后，报纸更名为《教会新报》。更名不久，这份报纸就逐渐表现出对俗世问题的关注，比如海关税务司司长赫德（Robert Hart）向清政府提出的改革建议就首次发表在这份报纸上。到了1874年9月，《教会新报》再次更名，改为了《万国公报》。从此，这份报纸上宗教内容进一步减少，彻底转型成为世俗的报纸了。林乐知工作非常勤奋，他的好友傅兰雅描述他“早上在广方言馆授课，午后赴制造局译书，夜间编辑《万国公报》” 。同时林乐知还要忙于创办一所教会大学，所以实在无暇编辑《万国公报》，后来就把它转交给了韦廉臣。1890年，韦廉臣去世，《万国公报》完全由李提摩太接手了。在李提摩太个人魅力的影响下，《万国公报》很快成为宣传社会变革，鼓动“新学”的最权威报纸。艾约瑟的《富国养民论》最先就是在《万国公报》上进行连载的。此书主要是翻译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杰文斯187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入门》。单单从质量和译文上看，这本书要超出丁韪良的《富国策》不少。若是从经济学观念来看，这本书首次在中国引入了“资本”概念，这是经济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因为只有提出资本，才可能进一步地认识到价值 “斯密论及生财，必宜有之地与操作外之一端矣，即所谓资本也。即余等人已得之财赖以多生财也。” 在这基础上，艾约瑟先后讨论了“一为定而不移者，一为流行不息者”两种资本，即今日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分；“操作人分得之财为工价，地主分得之财为地租，资本主分得之财为利银”， 通过这样的萨伊三分法的叙述，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雏型已经慢慢确立起来。虽然从接受的角度看，严复、梁启超等中国学者可能更喜欢丁韪良的《富国策》，因为他充分考虑到了中国儒家的文化传统，丁韪良更是在其中掺杂了一些自己的观点来迎合国内的士大夫。但如果我们从学科的角度来看，无疑，艾约瑟的《富国养民论》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这本书忠实地传达了作者的原意，把将一些核心的经济学概念引入国内，其对后世的影响绝对不会在《富国策》之下。不过《富国策》也好，《富国养民论》也好，都不可能成为一统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学经典。我们传统的“民为邦本”与西方的“国富论”之间的紧张不可能被简单地调和，即使在西方，很多经典经济学问题也还远没有达成共识。比如说，1898年6月，《万国公报》上又刊登了英国医生马林写的《富民论》。李提摩太添加的编者按颇耐人寻味，“泰西致富之术，厥有二焉：一曰富室集金创立公司，其意专为利己，而即以变通世运；一曰工人立会自高身价，其意在于均财，而即以抗拒富室。此二法者，各有利，亦各有弊，民间只期善自谋耳。有国有家者，所宜酌剂于二者之间，而使其平，俾贫富之民，彼此相安，斯大善矣。向来中国翻译西书，大抵主于前一术者为多。西士马林先生，今主后一术立论。合录如左，以为兼听并观之助。” 从中，我们也可以理解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译发“大同书”、宣传马克思“均贫富”之说的初衷。从那时候起，中国人接受西方经济学就有了清晰的经世追求，绝对不是讨论纯粹的理论。这种思路一直影响到20世纪2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争论。而李提摩太也正是用这种掺杂社会思想的模式向中国人传递经济学和其他西学的。《万国公报》是一份相对独立的报纸，几乎不用故意讨好什么人。所以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它上面就不断刊发各种时论文章，批判时政、鼓吹变法、倡导新政，以进化论的思想为基础，用新政来取代旧政。还有一些通晓外语、熟悉西学的启蒙思想家如王韬等也常在上面发表文章。所以，凡主要的维新派人士无不受到《万国公报》的影响。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书》和梁启超的《变法通议》都明显有《万国公报》所倡导思想和主张的痕迹。后来，维新派自己也创办了一份报纸，即《中外纪闻》。而《中外纪闻》不仅主要内容多半是转载《万国公报》，就连报纸最初之名称也与之相同，可见其渊源之深。有趣的是，当时的光绪皇帝也购阅《万国公报》，是该报的忠实读者。该报特地为其推出《帝王初学》栏目，向光绪皇帝灌输西学和维新思想。根据到1898年的统计，《万国公报》的发行量高达3. 8 万多份，大大高于同时期维新派所办报刊中发行量最大的《时务报》的发行量，这足见其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力。 五 小结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国人开始了解西方的经济社会制度。但是除了极少数像王韬那样精通外语并且有留学经验的人以外，绝大多数人只能靠翻译的著作和报纸来了解西方。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经济学思想传播的任务主要是由各国传教士完成的。最初，传教士试验了各种手段来传教。可无论通过什么媒体来表达，宗教内容一直是传播的核心，这也是几百年来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初始目的。清末朝纲松弛，环境比起过去还是相对宽松的，这样传教士在中国有比较大的活动空间，可传教的影响力却始终不大。太平天国固然受到基督教的极大影响，罗孝全等传教士也满怀热情地来到天京，可最终还是离开了天京，这也意味着这种通过革命来传播福音的模式的失败。到了清末，随着中西了解得增多，传教的目的逐渐分化，宗教的影响更是渐渐淡了下去。传教士就逐渐转向其他任务，文化交往的目的则逐渐突显出来。传教士们不但尝试着办杂志，办报纸，翻译圣经，翻译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而且还开始大规模地投资开办西式学校，按西式教育方法培养孩子，进而直接参与战争后与中国的外交谈判，甚至通过在报纸上宣传政治思想来改变中国的政治环境。在这复杂的过程中，一部分西方经济学思想被传播开来，与传统的功利主义思想扭结在一起，并且以各种变形的模式被少部分新旧知识分子所接受。这其中产生的一些著作如《富国策》以及《万国公报》上的大量文章对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并不见得非常忠实于原初的思想。中国长达千年的经学传统与西方的社会实践也无法简单接榫。但它们的传入从一开始就把经济思想导向本土化的进程，对整个社会思想的影响非常深远。他们是整个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开端，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严复，梁启超等上个世纪初最重要的社会思想家个个受到这些著作和文章的影响。1895年，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最终惨败而赔款的现实深深刺痛了传统士大夫的心。于是，中国人开始求自强，开始独立翻译西学著作，严复的《天演论》也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从总体来看，传教士的工作和影响自然是多方面、多元化的，而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也一直深深嵌入中国近代转型之中。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是“两千年未有之变局”，而西方经济学的诞生自斯密算起不过两百余年的生命。传教士在这场经济社会转型和思想转型过程中的复杂作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主要参考文献][英]汤森著 吴相译，《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大象出版社，2002年9月丁则良，《李提摩太DD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开明书店，1951年11月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方
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12月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增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李天纲编，《万国公报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6月梁启超，《读西学书法》.上海时务报石印本，光绪二十二年.刘小枫主编，《道与言DD华夏文化与基督文化相遇》，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2月尚智丛，《传教士与西学东渐》，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近代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社会文化和教育活动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张国刚，《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5月卓新平，“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文化”，《世界宗教资料》，1994年第3 期Adrain A. Bennett,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Sidney A. Forsythe, An American Missionary Community in Chin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W.A.P. Martin, Hanlin Papers of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Chinese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New York, 1916
复旦大学 世界经济系
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即是明证。关于景教碑的研究汗牛充栋，可参看朱谦之《中国景教》，人民出版社，1998版；冯承钧《景教碑考》，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等专著。
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的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American Prebysterian Mission Press, 1967提供了一份最详实的第一手回顾在华传教士生平的资料。
马礼逊生平可参考 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生平和事业回忆录.伦敦:1839. (Morrison, Mrs. Eliza A. compil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 London,1839)； [英]汤森 著 吴相 译《马礼逊DD在华传教士的先驱》，2002年9月；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第一章，1985年8月
也有学者指出，地点选择放在新加坡，这与马礼逊受澳门天主教会排挤有关，比如参见 李天纲 编《万国公报文选》朱维铮所写的前言p.5
参见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p.698
参见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 》p.15以下
裨治文的生平和活动，可以参见Eliza Bridgman,“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参见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 》p.20以下
参见 叶坦，“中国经济学寻根”，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参见 皮后锋，“《原富》的翻译与传播”，载台湾《汉学研究》第18卷第1期，民国89年6月
参见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第二卷 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p.477以下
参见 陈炽，《续富国策.自叙》
参见 叶世昌 编著，《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下册），p.127以下
“礼仪之争”是一个复杂的事件，不仅存在着文化冲突，背后还有着微妙的政治冲突，具体可以参见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p.413以下
参见 诺尔《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引用》,p.21
参见 艾尔曼 著 赵刚 译《从理学到朴学DD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p.7
参见 魏源《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p.152
参见Suzanne Wilson Barnett（白威淑珍），Protestant Expansion and Chinese Views of the West，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6, No. 2 (1972), pp. 129-149
理雅各所译四书五经后集成《中国经典》多卷本，香港大学出版社曾出版。
参见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p.58以下
郭实腊的生平，主要可以参考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p.56以下；以及他的自述C.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清史稿.邦交志》卷二作“罗尔美都”
更详细的论述可以参见徐中约 The Secret Mission of The Lord Amherst on The China Coast, 1832，载于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7, No. 1/2 ,Jun., 1954, pp. 231-252
参见C.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and 1833, vol.1 , pp.16-25,45-64,81-99,122-140等
参见 费正清(J.K.Fairbank)对许地山《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的书评，载于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 No. 1 ,Nov., 1941, pp. 79-80
郭实腊在《南京条约》中所起到的作用，可以参见费正清(J.K.Fairbank) Chinese Diplomacy and the Treaty of Nanking, 1842,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12, No. 1 Mar., 1940, pp. 1-30
比如说，郭实腊曾在《中国丛报》第11期上发表一篇《红楼梦或梦在红楼》，把贾宝玉当作“一个性情暴躁的女子”。郭实腊的中文能力亦不可过于高估。
参见Charles Gutzlaff ,Letter from the Rev. Charles Gutzlaff to John Vaughan, Esq., on the Chinese System of Writing ,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New Ser., Vol. 7 ,1841, pp. 7-9
Chinese Repository. 1832年8月，p.140；转引自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
前引，p.61
J.R .McCulloch,
A Dictionary, Practical,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of Commerce and Commercial Navigation, 1832.
日郭实腊为《东西洋每月统纪传》写的“创刊计划书”,转引自Barnet and Fairbank,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80
参见 魏源《海国图志.原叙》，收入醒狮丛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1月，p.67
参见 Jane Kate Leonard，Wei Yuan and China’s Rediscovery of the Maritime World,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p.3
见[英]汤森著《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p.131
参见 《清高宗实录》卷八
参见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p.226以下
参见 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p.61,曾钜生 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参见 冯桂芬“上海设立同文馆议”,收入《校庐抗议》,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p.38
《诗经.谷风之什.北山》
参见 惠顿著 丁韪良译 何勤华点校《万国公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前言p.12
同上，pp. 1-8
参见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年,p.342。
此书日译本为《理簿》,3 柴垣馨[著]，1882年（明治15年）出版
法思德，《富国策》1880年 同文馆，见丁韪良所撰前言
参见 法思德，《富国策》1880年，卷一
参见 郑观应，《盛世危言》前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p.50
参见 王韬，《|园文录外编》“原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p.6
同上，“原道”，p.3
参见 梁启超，“驳某报之土地国用论”，1905年
参见 梁启超 “读西学书法”，.上海时务报石印本，光绪二十二年
参见 章太炎 “变法箴言”，收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p.23
参见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p.225以下
参见 [英]傅兰雅译 《佐治刍言》，收入“近代文献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p.56
参见 严复译 《原富》（上册）“译事例言”，收入“严译名著丛刊”，商务印书馆，1981，前言p.12
“广学会第十一届年报纪略”，载《万国公报》（第一百二十册，二十五），1899年
参见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七月日记，转引自 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载《开放时代》，1999年七、八月号
参见林代昭 潘国华等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p.3
“大同学”，载《万国公报》（第一百二十一册，十三），1899年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六，p.44
参见 费维恺《中国经济：约》，1969，p.1
参见 柯文《在传统与现代之间》，1988，p.167以下
参见 王韬《|园文录外编》卷2，pp.14~16；卷3，p.22；卷10，pp.22~21等
参见《中国教会大学史》,p.69
参见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p.524以下
参见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85，p.88
参见 康有为《康有为自编年谱》第四册，p.115
参见 李天纲 编《万国公报文选》朱维铮作前言p.13
当时很多中国学者仍然不喜欢“资本”这个翻译。严复在后来翻译《国富论》的时候，还是坚持把capital一词译为“母财”，即“财货之母”之意。可是，更多学者似乎还是喜欢使用与日语相通的“资本”，随着时间的迁移，“资本”的翻译就逐渐被固定下来。
参见 李天纲 编《万国公报文选》“何谓资本”，p.537
同上，p.539
同上，p.598
参见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p.353
#日志日期： 星期二(Tuesday) 晴
评论人： 评论日期： 23:04
注释都丢了，唉。
评论人： 评论日期： 23:29
呵呵，才看到梁兄点我的名了，其实晚清新教教徒的东西不是我平日研治的内容，我只对天主教有点兴趣。从这篇文字学到不少新东西，闻所未闻啊。若从头说起的话，我们对耶稣会教士的丰富性恐怕有些轻视了。高一志的《民治西学》里有“民业何治”、“富民何足”、“贫民何治”、“敛税当何”、“钱用当何”等条，这应该是最早谈经济问题的西学文字之一。兄依赖的一些书，可能是靠不住的，比如方汉奇之流的东西，所以细小的讹误有不少。比如说“在新加坡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杂志是在马六甲出的，属于马来西亚。再比如“郭实腊著作极多，计有七十余种”，可黄时鉴先生则说：“他十分勤于著述，共留存各种文字的著作不下85种。在全部著作中，中文著作最富，达61种。”再如“1833年7月，郭实腊在广州创办了国内第一份中文期刊《东西洋（乔纳森按，脱‘考’字）每月统纪传》……一直到1837年停刊，总共出版四卷”，黄时鉴先生的结论是日创刊，到1838年下半年停刊，“四卷”的说法也不确。该杂志有影印本，前有黄先生很精审的导言，应取来参考。“马礼逊和米怜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1921年停办。”1921是笔误。兄这个题目极有意义，我是经济学的外行，无力襄助，乐观其成。
评论人： 评论日期： 23:54
如果不是乔纳森兄指点，我还不知道《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90年代有影印，真是惭愧。其他指出的错误我会一一改正的。顺着一根线索，又能引出其他很多值得研究的新问题了。
评论人： 评论日期： 9:25
还是要找第一手文献另外,结构欠明晰
评论人： 评论日期： 11:56
前天读完了黄先生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写的导言。但要把这么厚的杂志读完，唉，不知要到什么时候。
评论人： 评论日期： 0:36
思想传播的过程，中西交流的历史，总是很有意思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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