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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奇才包令与英译《花笺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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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奇才包令与英译《花笺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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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奇才包令与英译《花笺记》研究①
摘要：明末清初的木鱼书《花笺记》在十九世纪产生了两个英译本：汤姆斯翻译的Chinsese Courtship 和包令翻译的The Flowery Scroll。前者受到歌德的赞赏，后者则在英语世界引起广泛影响，甚至使这部屈居末流的“风月”之作进入了“世界名著”的行列。本文参照汤译本，重点研究包译本。拟解决以下问题：该译作在文体上具有怎样的特点？为何既可以译之以“诗体”，又可以译之以“小说”？文中添加的大量注释对于塑造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部译作对于包令的声誉以及《花笺记》的海外传播产生了怎样的助力？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花笺记》在中西方的不同境遇？关键词：包令；《花笺记》；英译　　　　木鱼书是近几年国际汉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相关研究也在积极推进，在此背景下，明末清初问世的广东木鱼书《花笺记》备受瞩目。2011年香港中文大学主持召开的“17-19世纪汉学家翻译研究”国际会议共提交论文十篇，两篇涉及《花笺记》。一部地方说唱文学作品何以被如此热议？这与该作的海外翻译密切相关。十九世纪，长篇叙事作品被“完整”翻译到西方，并产生了两个英译本的情况实属罕见，《花笺记》就经历了这样一段传奇历程。1824年，英国人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首次把《花笺记》译成英文，题名Chinese Courtship，在伦敦与澳门出版，这是该作西行之旅的启航之作。1868年，第四任香港总督约翰?包令爵士（Sir John Bowring，）重操译笔，在伦敦出版了《花笺记》的第二个英译本The Flowery Scroll。　　两译本在西方世界均产生了广泛影响。德国文坛巨匠歌德（Goethe，）称赞汤译《花笺记》是“一部伟大的诗篇”，并据此创作了组诗《中德四季晨昏吟咏》；包译本则被十九世纪英美大型工具书《时代人物》[1](P133)、《钱伯斯百科全书》[2](P825)、《世界最佳文学作品文库》[3](P70)、《世界名著》[4](P1548)等广泛著录。就此，作为中国文学的代表作，《花笺记》率先走出国门，并成为西方文学谱系中的“世界名著”。于是，一部敷衍“风月”故事的民间唱本，在世纪之交的中西方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在中国，《花笺记》问世之初，以文笔声调冠绝一时，但在大清王朝日薄西山之际，却日渐衰微、几近失传，直到郑振铎、柳存仁负笈西游，才辗转而归。在西方，随着英译本问世的还有德译本、荷兰译本、丹麦译本、法译本等。多语种、多译本的出现，使《花笺记》名声鹊起，影响所及甚至超过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说部巨著。　　由于《花笺记》英译本在国内收藏有限，研究情况颇不景气。最近数年，汤译本的研究论文已出了几篇，包译本却至今无人问津，这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契机。本文围绕包译本，拟解决以下问题：《花笺记》既已被翻译成英文，包令何以重操译笔，再次翻译？该译作在文体上具有怎样的特点？为何既可以译之以“诗体”，又可以译之以“小说”？文中添加的大量注释对于塑造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部译作对于包令的声誉以及《花笺记》的海外传播产生了怎样的助力？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花笺记》在中西方的不同境遇？　　
一、文体之辨
　　翻译虽非创作，但“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无处不在。再译《花笺》之前，如何超越汤译本？或提供另一种阅读的可能，对于包令而言是首当其冲的问题。他通过区分翻译文体，努力为再译《花笺》开拓空间。在序言中，包令说汤译本是“一个逐行翻译”（a lineal rendering）的译本；而自己追求的却是“一个更为自由流畅的译本”（a more free and flowing version）[5](P5)。这种文体上的不同在书名的翻译中就有明确体现：汤译本书名为Chinese Courtship, in Verse（《中国式求婚，诗体》）；包译本书名为The Flowery Scroll, a Chinese Novel（《花笺，一部中文小说》）。同一部作品为何既可以译之以“诗体”，也可以译之以“小说”？结合《花笺记》原作的文体属性“木鱼”，这个问题迎刃而解。“木鱼”是一种说唱文学，从形式上来看，《花笺记》讲究韵律和节奏，具有“诗歌”的文体特点；从内容上来看，《花笺记》以三万余字的篇幅演绎梁亦沧与杨姚仙的爱情故事，全文贯穿以多个人物和复杂情节，具有“小说”的文体特点。清代评论家钟戴苍称《花笺记》为“歌本小说”[6](P67)，这一文体定位兼顾了该作融“诗歌”与“小说”于一体的双重属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体上亦诗亦文、说唱结合的特点，很早就被西方读者捕获。据笔者调查，英语世界最早提及《花笺记》的是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他在1823年编辑出版的《华英字典》中指出：《花笺记》是一部用“诗体”创作的“中国小说”。[7](P152)汤姆斯本是为印刷《华英字典》而应东印度公司之聘来华的一名“印刷工”，从自己亲手印制的这部字典中，他不难获悉《花笺记》文体上的双重属性。翻译时何以采用“诗体”？汤姆斯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尽管关于中国的作品已出版了很多，但他们的诗歌却几乎无人问津，这主要是因为汉语带给外国人的困难。除了偶尔翻译的一个诗节或几句诗歌，汉语让所有的人知难而退。现有的译作不足以让欧洲人对中国诗歌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于是我尝试着把《花笺，第八才子书》翻译过来。鉴于他们的多数诗歌仅由几句组成，可以想见，写起来或许一挥而就，相比之下，这首诗歌远长于一般的作品。尽管中国人喜欢诗歌，他们却没有史诗。”[8](P3)汤姆斯或许是最早提及“中国无史诗”的英国人。在此，他显然把《花笺记》比附为西方的“史诗”，既然此前英译中国文学中缺乏长篇叙事诗，他选择用“诗体”来翻译该作也就顺理成章了。　　然而，汤译本面世后，《评论月刊》、《东方先驱》、《评论季刊》等英文报刊却进行了猛烈抨击，这为包令另辟蹊径、再译《花笺》提供了可行性和必要性。没有证据表明汤姆斯来华之前受过良好教育，他对英语的驾驭能力确实颇可怀疑。况且，汤姆斯选择以“诗体”翻译《花笺记》，对于“维多利亚时代”前夕的任何一个英国人来说，不啻为是在挑战一个时代的难题。因为那时粗通中文的英国人尚屈指可数，而“以诗译诗”不仅需要译者灵活掌握两种语言，找到合适的对应词，还需要在此基础上为译文戴上诗歌的手铐和脚镣，以兼顾形式上的美感。这对于初识汉语的汤姆斯来说，几乎是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由此，汤译本出版后受到驳难几乎是意料之中的事。　　英语世界对于汤译本的否定，为包令再译《花笺记》降低了门槛，何况，相比于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印刷工”，当时的包令早已是大名鼎鼎的翻译家，尤其以海外诗歌翻译享誉译林。1868年翻译《花笺记》之前，包令翻译的著名诗集有：《俄罗斯诗歌选》（Specimens of the Russian Poets，1821-23）、《西班牙古代诗歌与浪漫史》（Ancient Poetry and Romances of Spain，1824)、《波兰诗选》（Specimens of the Polish Poets，1827)、《塞尔维亚流行诗歌》（Servian Popular Poetry，1827)、《匈牙利诗歌》（Poetry of the Magyars，1830)、《查斯肯选集：波西米亚诗歌史》（Cheskian Anthology: Being a History of the Poetical Literature of Bohemia，1832）等。包令精力充沛，产量惊人，他的语言天分在当时几乎造就了一个传奇，甚至受到同时代文化巨人马克思和歌德的重视。除了译诗，包令还写诗，他写的赞美诗，如《我荣耀十字架下的基督》（In the Cross of Christ I Glory）至今依然回荡在英国的教堂。[9](P419)上述诗歌翻译和创作实践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汤姆斯已经用“诗体”翻译了《花笺记》，包令很可能会选择“以诗译诗”。就此而言，在翻译文体上，他摈弃诗歌而选择散文，恰恰是“影响的焦虑”下一种自觉的规避。　　把《花笺记》定位于“小说”，并以散文译笔重译该作，除了上述原因，还有包令本人提供的另一个理由，他在重译序言中说，1865年著名学者施莱格尔（Schlegel）所译的《花笺记》的荷兰译本是“一个很好的译本”，同时指出，该译本采用的是“一般的叙述形式”（the common narrative form），而非原著的“韵文形式”（the metrical form），在他看来，“韵文形式”容易给文体带来羁绊与拘牵。[10](P6)这个早出三年的译本，对包令是一种最为直接的启发，他最终决定以散文文体重译《花笺》，应该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施译本的影响。　　
二、阅读译文
　　从版式上来看，包译本与汤译本截然不同：为了充分展现这部“东方文学”的“原初风貌”，汤姆斯不仅“以诗译诗”，还采用了中西合璧的排版方式，中文在上，英语在下，字词、行列上都尽量一一对应，虽然实际上并没有采用诗歌的韵律，但其英译文却努力排列出了诗行的模样。包译本在版式上与“维多利亚时代”市面上流行的小说毫无二致，没有中文的干扰，也没有诗行的序列，翻译和注释文本就是该作的重心所在。　　细读译文，我们发现，相比于汤译本，包译本有两个特点尤为突出：　　第一，它以自由、流畅的语言，给《花笺记》增添了一个可读性较强的译本，这是该译本最显著的特点。　　为了在文字、断句上与原作一一对应，汤译本尽可能不去调整词语顺序，也几乎没有增加辅助性的表达。但这种逐字、逐句对译的结果，就是文脉的断裂和意象的跳脱。比如，第一句：“起凭危栏纳晚凉，秋风吹送白莲香。只见一钩新月光如水，人话天孙今夜会牛郎。”汤姆斯的译文回译过来是：“夜幕降临，起身倚靠在栏杆上，呼吸着清爽的空气，秋风中充满荷花的香味。明月钩，如清水，只能看见，今夜，据说，天上的新郎和新娘团聚”。这段译文，与其说是句子，不如说是拼接起来的短语。如果是韵律的需要，这种结构尚可接受，但众所周知，汤译本最为人诟病的就是表面上是诗，实际却并不讲究音律之美。勉强接洽起的文脉，自然也难以贯通，前面是“明月钩”，后面是“如清水”，“钩”何以似“水”？如此拘守原文，似乎是忠于原作，事实上却更多地偏离了“月光如水”的内涵。同样两句，包令的译文不仅为句子增加了一个主语“我”，还将“白莲”由“the white water lily”更为确切地译作“the white lotus flowers”，两句回译过来是：“我倚靠着栏杆，享受着晚风的清新。秋风吹来白莲花的香味，我看见新月如钩，皎洁如水。传说，就在今晚，天上的星星会聚一堂。”相比之下，包令的翻译确实更加自由、流畅。　　第二，相比于汤姆斯，包令对于“木鱼书”的体制特点似乎有着更加深刻的领悟，这使他的某些译文，更为恰切地传达了原作内在的神韵，这是包译本的另一显著特点。　　《花笺记》是以七言为主的长篇叙事诗。七言的简洁明快，衬字的多寡自如，方言的半文半俗，都使这部作品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花笺记》评点者钟戴苍说：“《花笺记》读去只如说话，而其中自然成文，自然合拍，于此始见歌本之妙。”[11](P66)这种字字可歌、自然成韵的“歌本”，无论是以诗歌翻译，还是以散文翻译，都难以淋漓尽致地传达其文笔声调的活泼灵动。汤姆斯拘守原文的翻译风格，使不少译文佶屈聱牙，自然难以再现原作的精神气质；相比之下，包令虽用散文译诗，某些译文，反倒如行云流水、舒展自如。　　比如，“拜访和诗”一节，写梁生拜访杨父，在花园粉墙上看到了姚仙题写在“花笺”上的《池柳》：谁把垂杨植内池，春来飞絮点涟漪。青青不是溪前种，肯向人间管别离！这首七言律诗无论是文辞还是韵律均乏善可陈，但在整部作品中，却是名目关节所在，乃“《花笺》出处”，两位译者均注意到了这首诗歌的重要性。然而，此诗与“木鱼书”同是七言体，如何在翻译上体现它的独特性呢？仔细推敲两位译者的处理方式，正可凸显他们各自的行文特点。汤姆斯的译文通篇与中文一一对应，对于这首“诗中的诗”，也没有网开一面，除了在诗歌前点明这是一首“颂歌”（The Ode），翻译时，并没有在形式上把它处理得更像诗一点。而包令翻译的这首律诗，不但注意用韵，而且采用了复沓句式，使译文读起来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虽然不能就此说包译本在诗歌形式上更忠实于原著，但对于中国诗歌体制的敏感，包令比汤姆斯显然略胜一筹。　　值得注意的是，包令译文的自然、流畅，以及他对于该作艺术形式的深刻领悟，究竟哪些可以归功于他本人，哪些又该归功于施莱格尔的荷兰译本，这在当时就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　　包译本出版的当年，《礼拜六评论》就以嘲讽的语调犀利地指出：包译本与施译本“出奇相似”，许多内容是从施译本中直接“转译”过来的。该刊不厌其烦地通过个别字眼的比对，显示两译本之间的雷同。比如，在翻译“堂”字时，包令先后译作bank、hall、library、saloon，同一个字眼屡屡变身，着实令人惊讶，原来在相应的地方，施译本分别译作plants、zaal、bibliotheck、salon。这些地方，都令读者“禁不住怀疑包令受了施莱格尔的影响”。[12](P691)更为糟糕的是，某些施莱格尔以荷兰语翻译正确的地方，包令转译为英语时反而出错。比如，“焚绣线，拗金针”一句，在汤译本中，中、英文使用的“针”字（needle）都是正确的，包令不但误把“针”错译为“指甲”（nails），还煞有介事地添加了一个注释，云：“中国有品第的女性让她们的指甲长到几英寸长，作为她们从不从事手工劳动的证据。她们把指甲染成金色，晚上套上金属壳加以保护，以防不慎折断。剪断指甲，是抒发她内心绝望的最后一举。”[13](P177)对此，评论员毫不客气地指出：“我们不会相信还会犯这样的错；没有哪两个词像指甲和针那样毫不相像了，我们只能怪约翰爵士那不够完美的荷兰语，使他把施莱格尔用来正确翻译中文‘针’的荷兰词‘naalden’误当成了英文词‘指甲’（nails）。”[14](P691)由于难以估计包译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参考了施译本，所以，该译本的功过得失也很难归咎于包令一人。
　　三、阅读注释
　　包译本注释的丰富多彩，甚至超过了小说自身的曲折离奇，这是它的显著特点之一。这些注释显然投合了十九世纪西方读者的好奇心与窥探欲，在当时受到普遍关注。包译本出版的当年，伦敦的《新月刊》就发表了一篇长篇大论，其中近半篇幅涉及注释，评论员说：“对于英国读者而言，添加的注释最为重要。它们解释了许多晦涩难懂的地方。它们还教导我们，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动机与欧洲人有多么的不同。”[15](P609)时至今日，这些注释依然备受青睐，甚至被看作是该译本的惟一价值。包令的后人菲利普?包令在2011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包译本的很多内容并非译自原文：“尽管如此，有关中国社会实际的大量说明性注释却完全是他自己的。”[16](P424)由此可见，对于西方读者而言，转译使包译本的价值大打折扣，文中的注释却使这一译作别开生面。　　为译文添加五花八门的注释，是包令创作伊始的严肃预设和自觉追求，这从包译本“序言”中即可见出端倪。包令说自己的译本为引入“注释和评论”提供了可能，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注释和评论，来自于“一个长期居住在中国的人，他有很多机会接触其内部生活，惟如此方可见出中国人的国民性，而这在半个世纪之前是绝无可能的”。这个“长期居住在中国的人”显然就是包令本人，他转换了一下角度来做自我推销，实际强调的是个人注释的权威性。“序言”收尾时，包令又说：“每章添加的注释看上去都很丰富，但在（中国）这样一个遥远的地方――它所有的思维习惯，情感表达，都是那么的不同，有时与我们的完全相反――这些附录于文本的注释不会不合需要，它们没有干扰叙述的流畅，或许还能吸引那些不太在乎这个常见的爱情故事的读者。……既然这些注释能够引导我们深入中国人的生活，它们就不会不受欢迎。”显然，包令意欲通过注释构建一个包罗万象的国度。　　与汤译本相比，包译本的注释在数量、篇幅与内容方面均有明显差异。从数量上来看，汤译本注释不足50条，而包译本则多达300余条；从篇幅上来看，汤译本注释大多短小精悍，最长的不过两三段，而包译本的不少注释动辄几百言，“夫妻贪婿”、“同赴秋闱”等节的注释长达两三页，甚至超过正文、喧宾夺主。从内容上来看，汤译本注释主要解释某些中国专有名词，尤以历史人物为主，几乎不曾论及中国时事。除了解说这些专有名词，包译本注释由历史而当下，由语言译解而至文化解读，广泛涉及中国社会的礼仪文化、科举制度、民间习俗、社会风尚等各个方面，尤其热衷于结合个人见闻或相关资讯，见证或解说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这些文字从多个方面揭示了大清王朝的江河日下，是研究十九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史料。　　以译文与注释的疏密关系为标准，包译本注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注释密切结合译文，或直译，或意译，或揭示文字的字面意思，或解读其深层含义。比如，“金莲”在译文中被直译为“golden lilies”（金色的百合花）,在注释中被意译为“small feet”(小脚)。这类注释与译文互现，既保证了译文的流畅，又提供了其内在的文化信息，整体看来对理解译文发挥着积极的辅助作用。另一类注释虽由译文引申出来，与译文之间的联系却格外牵强。借用沈安德（James St. André）精妙的比喻：“翻译本身是一个圆圈，而注释就像正切一样只轻轻触及了这个圆，就立刻转身而去，朝着自己的方向走了。”[17](P43)比如，“拜母登程”一节的最后一个注释说：“自杀在中国非常普遍，乃至很少引起注意。不幸的恋人常常自尽。鸦片常被用来自尽；但在贵族阶层，吞金自杀被看作是一种更有尊严的自杀方式。记得我的一个仆人一天早上平静地报告说他的妻子自缢了；他说那很不合时宜，因为她选择了他最忙的一天。你会在我们的整个故事中看到主要人物是多么频繁地说要献出他们的生命。由此可见在中国生命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人生在世不过是几多轮回中的一程。在中国，许多罪行都可以找个替罪羊；在法律允许以命偿命的地方，也许难以找人替死，其通常的市场价是一百盎司银子，大约相当于30英镑。”[18](P15)我们很难想象这段文字竟是包令为“孩儿尚早图归计，免令老母倚闾看”一句所作的注释。由一句母子间充满温情的道别，联想到中国人的自杀，再结合身边的事例，进一步论证中国人对于生命的冷漠，最后又把行文的逻辑坐实在中国的法律上。这些毫不相干的信息合纵连横，你来我往，模糊了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的面貌，搅乱了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姑且不论十九世纪的生活是否适合去注解一部十七世纪的作品，仅仅是作品的“虚构”与生活的“实际”扭结在一起，就注定了这些注释成就的只能是一个文化畸胎。　　有了这些注释和评论，《花笺记》这篇游戏文字，出人意料地在英语世界承担起羽经翼传、文化阐释的功能。《花笺记》作者已不可考，但在开篇的“《花笺》大意”中却明白无误地透露其创作主旨为：“曾闻一段奇风月，钟情好似海天长。埋没风流谁晓得？故此替他传与后人看。”其着眼处，唯在“风月”。男主角梁生甫一登场，就毫不掩饰地宣扬了自己的“风月”哲学，他说：“自想韶华虚十八，谁能一世守孤窗？点能得个崔莺女，等我安排手段学《西厢》。闻得长洲多美女，嫩红娇白斗新妆，意欲馆迁城上住，风流或者遂心肠。”作者一厢情愿传达的主题只是一段“风月”佳话，这种笔歌墨舞的背后，是否有包令追求的那样一个严肃的预设，是颇可怀疑的。就此而言，从一段“风月”佳话来解读中国社会，无论对于包令还是西方读者而言，均如缘木求鱼、升山采珠。孟子云：“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19](P17)这种不循其实、一意孤行的文化解读，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误读与扭曲。　　
四、影响研究
　　包译本的出版，无论是对于译者包令，还是对于原著《花笺》，两方面显示的影响，在十九世纪英国海外扩张狂飙突进的时代，都如哈哈镜里反射的影像，夸张变形而又匪夷所思。　　对于译者而言，该译本使包令的声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说，他当初掌握汉语的野心有多大，最终蒙受的羞辱就有多大，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形同冰火两重天。　　作为《花笺记》的两位英译者，汤姆斯与包令身份悬殊。汤译本的译者姓名前一无所有，终其一生，汤姆斯的职业身份似乎只是个“印刷工”。包译本的译者姓名前添加的称谓或头衔却多达六种：Sir(爵士)； LL.D.（法学博士）； F.R.S.（皇家学会会员）；Late H. B. M. Plenipotentiary in China（英国驻华全权代表）；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支会会长）；Phra Maha Yesa of Siam（泰国大使）。事实上，这还不足以囊括包令身份的全部，1849年来华之前，他已是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家，他是边沁（Jeremy Bentham, ）哲学的忠实信徒，还曾担任英国国会下议院议员。来华工作的十余年间，他曾出任英国驻广州领事、香港总督、英国驻华全权代表等要职。　　政治上的春风得意并没有使人忽略包令的语言天分。日的《伦敦新闻画报》说,包令的主要个性特征就是对于各种语言的渴望：“在16岁之前，他就学会了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尤其是后来在德语和荷兰语的学习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无师自通地掌握了多种语言。成年之后，他学会了斯拉夫语的各种方言以及俄语、塞尔维亚语、波兰语、波西米亚语、保加利亚语、斯洛伐尼亚语和伊利里亚语，冰岛语、瑞典语、丹麦语等斯堪的纳维亚语，还有古日耳曼语、古英语、高地德语、低地荷兰语、弗里斯兰语、古德语、爱沙尼亚语、列托语、芬兰语、匈牙利语、比斯开语、法语、普鲁旺斯语、加斯科涅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加泰罗尼亚语、巴伦西亚语和高卢语！”[20](P112)包令究竟会多少种语言已难以查实，《世界最佳文学作品文库》说他“自称懂得200种语言，能说其中的100种。”[21](P70)由此可见，包令对于语言的痴迷和贪婪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　　十九世纪虽然有时把“译者”同“作者”混为一谈，统称为著作人（writer），但多数情况下，翻译只是引渡津筏的手段，本身并不受重视。特别是欧洲多国林立，地缘上的比邻而居使相互之间的语言习得早已成了一种历史传统，语际之间的相互转换较为容易。所以，翻译在当时虽值得称道，却不足炫能。哪怕是中文西译，人们关注的通常是“第一个”从中文原文译入印欧语系的译者，对于在此基础上进行二次转译的译者，则未必称赏。比如，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1826年由法国著名汉学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在巴黎出版了法译本，翌年伦敦出版了英译本，英译者在序言中明确表示这一英译的中文小说，乃是从法译本转译而来，然后就心甘情愿地做了个“隐身的译者”。　　相比之下，包令的做法自然令人不齿。包译本出版时他已是76岁高龄，这是他晚年出版的最后一部有影响力的作品，然而正是该作使他蒙受羞辱、斯文扫地。既然包译本封面注明这是一部中国小说，人们自然有理由期待一部直接译自中文的作品。在当时，尊重原文被看作是“一个好的译本存在的先决条件”。[22](P797)包令不但没有像汤姆斯那样重视中文原文，甚至恬不知耻地大量转译施译本，虽然在序言中他曾称赞施译本，却又不肯明说自己的翻译走了终南捷径。由此，包译本出版后，包令及其译作均受到猛烈抨击。一评论员说：“作为译自中文的作品，包译本比毫无价值还毫无价值；作为译自荷兰译本的作品，它也是有缺点的。约翰爵士对逐字翻译的许多施莱格尔的注释没做丁点致谢，并且，他在避免了许多施莱格尔的优点的同时，还随心所欲地采纳了个人的错误。结果，他的书充满了矛盾、不连贯的句子和错误的陈述。”[23](P691)另一评论员说：包令在大量不为人知的语言上堪称专家，但他对汉语却始终懵懂。剽窃事件发生后，“希望无论是包令这个老贼（aged delinquent）本人，还是其他觊觎语言声望的野心家，此后都不再为一时的、骗人的名声所误导，在当今这样一个消息灵通的时代，胆敢做出如此不可原谅的行径，就必然会遭到这样的评判。”[24](P16)由此可见，包令完全被当成了英国翻译史上的反面教材。　　包译本出版后，包令由一个语言奇才变成了一个大言不惭、自吹自擂的剽窃犯。同样戏剧性的变化，也发生在《花笺记》这部民间说唱文学的传播上。如果说包令的命运因之坠入谷底，《花笺记》的命运则因之走向巅峰。　　不妨结合十九世纪英国大型工具书的著录情况，管窥包译本在英国的影响。最早记载《花笺记》的是1869年出版的《出版社通告》[25](P4)，该作逐年著录英国出版的所有新书，包译本被收入其中不足为奇。此后，包译本被十九世纪英美大型工具书广泛著录。这些工具书在书名上都有放眼寰宇、遴选佳制的气象，能够跻身其中的文学作品，理应是各民族各国家的上乘佳作。按照这一逻辑，《花笺记》不但应该被看作是中国文学的佼佼者，甚至是“世界文学”之林的优秀之作，但事实上，它不过是在广东一隅享誉一时的民间“歌本小说”，类似的才子佳人故事在有清一代不在少数。　　如何解释《花笺记》命运的扶摇而上？这与上述工具书的编辑体例密切相关。它们选择作品的依据，不是该作在原产国的地位或影响，而是作者或译者在英语世界的声望。比如，《时代人物》“序言”云：“本书的目的，是为当代杰出人物提供小传，这些人物不论男女，遍及文明世界的各行各业。”在为包令立传时说：“1859年退休靠养老金生活后，他开始发表‘菲律宾群岛’的相关报告，还经常奉献出一些通俗文学作品。他从中文翻译了一部小说，名叫《花笺记》；又从匈牙利语翻译了匈牙利英雄‘裴多菲’的作品。”由此可见，虽然这两部译作均有转译抄袭的嫌疑，但英语世界并没有因此全面否定包令的语言天才。《世界最佳文学作品文库》的编者Charles Dudley Warnerden 说，该文库旨在向一般读者推荐一批优秀读物，作品来源不受时间或种族的限定。其作“或许在历史上很重要，或许在某个时期表达着一个国家的思想感情，或许具有某种普遍性，或许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依然具有教育性和趣味性。”[26](P1)按照这一标准入选文库的包译本当然不容小觑，但如果没有包令的声望，该作不仅难以进入西方人的视野，更不可能跻身“世界名著”的行列；相比之下，汤译本不但从未受此礼遇，甚至备受攻击与冷落。　　借助语言天才包令的声望，《花笺记》这部原本在国内叨陪末座的民间唱本，坐上了西去的国际列车，并意外地获得了国际声誉。这一历程虽匪夷所思，但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的观点却为我们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认为，译文并非附庸于原作，而是独立存在，相对于原作，译作是“后起的生命”（afterlife），一旦生成，便使原作的“生命得以延续”，并进入“享誉的阶段”。[27](P15)就此而言，汤译本、包译本都是《花笺记》“后起的生命”。作为新生命的孕育者，无论是默默无闻的汤姆斯，还是名声显赫的包令，他们在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方面所做的探索与努力，不该在历史的烟云中销声匿迹。他们是曾经的探路人与先行者，一百多年前，他们就站在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路上，只是时光荏苒，他们渐行渐远，但这绝不是后世学者彻底忘却他们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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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tudy on John Bowring and The Flowery Scroll　　WANG Y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e Flowery Scroll (Hua Jian Ji) had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the 19th century twice, the first time by P. P. Thoms with the title of Chinese Courtship, and the second time by John Bowring with the title of The Flowery Scroll. The former was appreciated by Goethe while the latter exerted so widespread influence o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that turned this mediocre romantic story into one of the world’s masterpiec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econd English version and tries to answer the follow questions: What i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of its original style? Why could it be translated as "a poem" as well as "a novel"? How did the copious notes made by John Bowring shape the images of China in the west in the 19th century? What did The Flowery Scroll contribute to the fame of John Bowring and the overseas spread of the novel? How do we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situations of the Hua Jian Ji in China and the west?Key Words: John B Hua-jian- The Flowery Scroll&
注释：①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清代来华西士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早期海外传播” （12CZW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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