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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类学评论网
周云龙: 萨义德逝世十周年纪念
爱德华&W.萨义德已经离开我们十年了，但他留下的思想遗产却仍然是学界讨论的焦点。以何种姿态接受萨义德的思想遗产会更接近他的&本意&，是本文探讨的问题。
《理论旅行》：关于&批评&的批评
作为全球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萨义德的思想贡献首先体现在他的《东方学》对学术研究与政治权力关系的批判性揭示上。1978年《东方学》的发表，不仅标志着国际理论界清算欧洲中心主义的开始，还构成了20世纪学术转型的起点。同时，该著作还被公认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研究范例。在中国大陆，萨义德的大部分著述的中文译本已经陆续出版，并广为阅读、转引。除了《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作品外，对国内学界最具启发性和影响力的文章就是《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理论旅行》的写作风格有些&元批评&的意味，因为该文考查的是理论或观念在不同历史脉络中的意义变迁，是一篇关于&批评&的批评。在人文学科目前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如比较研究、跨文化研究、翻译研究等领域中，《理论旅行》一文的启迪和印迹清晰可辨。换句话说，《理论旅行》传达的思想观念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种批评理论，而且其跨语际翻译、挪用也是&理论旅行&的过程。&元批评&源自批评自身固有的自反性，因此，作为理论的&理论旅行&也需要从其自反性出发进行反思。
观念与理论的跨文化传播图式并非线型
根据《理论旅行》的观点，理论与观念是情境的一部分，其意义将随着情境的改变而变化。因此，萨义德告诫我们：如果不加批判地、重复性地、不加限制地使用一种理论，其（原有的）洞见可能成为陷阱。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诞生于欧美思想界的&理论旅行&理论，旅行到非西方的情境比如中国之后，又意味着什么？其中暗含着何种意识形态的虚幻性？
萨义德在文章的开篇指出：&观念与理论从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时，存在着一些特别有意味的情形，正如东方所谓的先验观念在19世纪早期被移植到欧洲，或者是某些欧洲的社会观念在19世纪晚期传到东方的传统社会中去那样。但观念传播到一个新的语境中的路途从来都不是畅通无阻的。它必定包括一些与观念在源点处有所不同的表述和制度化程序。这一事实致使任何关于理论与观念的移植、迁移、传播和流通的解释都变得复杂化了。&接着，萨义德还为这种理论与观念的&旅行&绘制了一幅有规律可循的图式（pattern）：&首先，存在着一个源点，或者近似源点的一系列初始情境，观念借此可以生成或者进入话语程序。接着，存在着一个观念移植的距离，这就是观念从一个先前的起点到达另一个可以让自身获得新的意义光辉的时空中时，要经历的来自种种语境的压力的通道。然后，存在着一种情境&&可以称之为接受语境，或者是作为接受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的抵制的语境&&这种情境遭遇了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使之引进或接受成为可能，无论彼此间是多么地不相容。最后，如今完全（或部分）被相容（或合并）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被其新的用法及其所在的新时空中的位置给转变了。&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萨义德的基本理论预设，即&理论旅行&的源点和线型图式。
然而，根据中西方交往的历史，异质的思想与观念的跨文化传播图式从来都不是萨义德所描述的那样，呈一种简单的线型。其中，知识的回馈与反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纵使存在着显在的话语逆差。自中世纪晚期西方世界&发现中国&以来，中国也同时发现了西方。比如，紧随1250年前后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和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uquis）出使蒙古，在1275年前后，当马可&波罗一家人来到汗八里（即元大都北京）的时候，景教僧侣列班&扫马也带着他的徒弟马古斯正准备前去耶路撒冷朝圣，最终到达了巴黎。自此，中西方都开始了注视对方的历史，同时也开启了利用对方注释自我的历史。
因此，中西方都无法拥有任何关于对方的纯粹的知识和想象，彼此间的观念流通过程充满了混杂、中断、迂回、互补。与其说观念与理论的跨文化传播图式是线型的，不如说是网状的。所以，知识的跨文化传播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从某源点到某终点的线型的清晰流动轨迹。如果假设东西方之间知识的跨文化流动呈直线型，这不仅是一种学理上的简化，也是与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无意识共谋。借此我们还可以重审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针对的&东方主义&话语，它不仅仅是西方的一个话语建构，还是包括东方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知识精英与西方主导意识形态合作的结果；而且作为&反话语&的&西方主义&实践也同样无法超越这一认识论前提。
对不得不要的东西进行持续的批判
萨义德对于观念和理论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旅行&的程序与图式的论述，很有可能把非西方的跨文化研究导向两个误区和危险。第一，这种做法将大大简化某种理论、观念在不同语境中流动的复杂性，把西方的某种观念单纯地视为一种所向披靡的权力话语，它将支配并形塑其他非西方世界的思想图式。如此，非西方世界就成为被西方的文化霸权主宰的沉默地带，非西方世界的自我表述传统与&能动性&（agency）则被屏蔽在批判的激情之外。比如曾经蔓延于中国学界的&失语&恐慌，以及对西方理论的盲目拒斥，就源自这一&误识&。在深层次上，这种论述正是对西方思想宰制能力的承认。第二，这种做法将会在不自觉的状态下放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自我批判立场，转而美化对西方的对抗。
这两种误区和危险正是当下中国的跨文化研究领域最常见的思路。在笔者看来，认真检讨抽象的&西方文化霸权&对于思考中国当下最迫切问题的无效性，要比去解构西方文化霸权本身有意义得多。事实上，这是一个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旅行&到中国本土后所面临的&合法性&问题。西方文化霸权往往与本土的权力话语同源同构，在更多的时候，所谓的&西方文化霸权&必须借助本土才能发挥效力，它不过是本土不同的话语集团争夺符号资本的一个意识形态中心而已，它在这一表述中显影的往往是本土自身的问题。因此，放弃对本土的西方文化霸权话语的批判，要比所谓的&东方主义&或&西方文化霸权&危险得多。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背后的问题不属于中国，它对中国语境而言也不完全具有切合性，这是我们在探讨西方的观念和理论的跨文化传播时必须加以反思的。只有在一种本土批判的立场上，探讨观念或理论的跨文化流动才能成为我们介入中国问题的有效媒介。
运用萨义德的&理论旅行&观念反思其理论立场本身，并非维科（Giambattista Vico）在《新科学》中批评的那种&野蛮的反思&。因为本文的反思立足于一种自觉的批评意识，是从理论本身的自反性以及中国当下的情境出发的，绝非玩弄潘多拉魔盒式的轻佻智力游戏。在国际间学术思想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西方&已经是中国的学术实践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至少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言说背景。如果&西方&无法（也没有必要）拒绝，那么真正的问题就不再是&要&或者&不要&，而是该如何去面对&西方&这一强势的知识资源。斯皮瓦克（G. C. Spivak）的建议值得我们深思&&&对你不得不要的东西进行持续的批判&。以这种姿态接受萨义德的思想遗产，也许会更接近他的&本意&，也是对他的最好纪念。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日第450期您现在的位置：>>
萨义德逝世十周年纪念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日第450期
作者：周云龙
& & 【核心提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背后的问题不属于中国，它对中国语境而言也不完全具有切合性&&只有在一种本土批判的立场上，探讨观念或理论的跨文化流动才能成为我们介入中国问题的有效媒介。
& &&爱德华&W.萨义德已经离开我们十年了，但他留下的思想遗产却仍然是学界讨论的焦点。以何种姿态接受萨义德的思想遗产会更接近他的&本意&，是本文探讨的问题。&
& &&《理论旅行》：关于&批评&的批评
& &&作为全球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萨义德的思想贡献首先体现在他的《东方学》对学术研究与政治权力关系的批判性揭示上。1978年《东方学》的发表，不仅标志着国际理论界清算欧洲中心主义的开始，还构成了20世纪学术转型的起点。同时，该著作还被公认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研究范例。在中国大陆，萨义德的大部分著述的中文译本已经陆续出版，并广为阅读、转引。除了《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作品外，对国内学界最具启发性和影响力的文章就是《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理论旅行》的写作风格有些&元批评&的意味，因为该文考查的是理论或观念在不同历史脉络中的意义变迁，是一篇关于&批评&的批评。在人文学科目前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如比较研究、跨文化研究、翻译研究等领域中，《理论旅行》一文的启迪和印迹清晰可辨。换句话说，《理论旅行》传达的思想观念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种批评理论，而且其跨语际翻译、挪用也是&理论旅行&的过程。&元批评&源自批评自身固有的自反性，因此，作为理论的&理论旅行&也需要从其自反性出发进行反思。
& &&观念与理论的跨文化传播图式并非线型
& &&根据《理论旅行》的观点，理论与观念是情境的一部分，其意义将随着情境的改变而变化。因此，萨义德告诫我们：如果不加批判地、重复性地、不加限制地使用一种理论，其（原有的）洞见可能成为陷阱。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诞生于欧美思想界的&理论旅行&理论，旅行到非西方的情境比如中国之后，又意味着什么？其中暗含着何种意识形态的虚幻性？
& &&萨义德在文章的开篇指出：&观念与理论从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时，存在着一些特别有意味的情形，正如东方所谓的先验观念在19世纪早期被移植到欧洲，或者是某些欧洲的社会观念在19世纪晚期传到东方的传统社会中去那样。但观念传播到一个新的语境中的路途从来都不是畅通无阻的。它必定包括一些与观念在源点处有所不同的表述和制度化程序。这一事实致使任何关于理论与观念的移植、迁移、传播和流通的解释都变得复杂化了。&接着，萨义德还为这种理论与观念的&旅行&绘制了一幅有规律可循的图式（pattern）：&首先，存在着一个源点，或者近似源点的一系列初始情境，观念借此可以生成或者进入话语程序。接着，存在着一个观念移植的距离，这就是观念从一个先前的起点到达另一个可以让自身获得新的意义光辉的时空中时，要经历的来自种种语境的压力的通道。然后，存在着一种情境&&可以称之为接受语境，或者是作为接受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的抵制的语境&&这种情境遭遇了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使之引进或接受成为可能，无论彼此间是多么地不相容。最后，如今完全（或部分）被相容（或合并）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被其新的用法及其所在的新时空中的位置给转变了。&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萨义德的基本理论预设，即&理论旅行&的源点和线型图式。
& &&然而，根据中西方交往的历史，异质的思想与观念的跨文化传播图式从来都不是萨义德所描述的那样，呈一种简单的线型。其中，知识的回馈与反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纵使存在着显在的话语逆差。自中世纪晚期西方世界&发现中国&以来，中国也同时发现了西方。比如，紧随1250年前后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和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uquis）出使蒙古，在1275年前后，当马可&波罗一家人来到汗八里（即元大都北京）的时候，景教僧侣列班&扫马也带着他的徒弟马古斯正准备前去耶路撒冷朝圣，最终到达了巴黎。自此，中西方都开始了注视对方的历史，同时也开启了利用对方注释自我的历史。
& &&因此，中西方都无法拥有任何关于对方的纯粹的知识和想象，彼此间的观念流通过程充满了混杂、中断、迂回、互补。与其说观念与理论的跨文化传播图式是线型的，不如说是网状的。所以，知识的跨文化传播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从某源点到某终点的线型的清晰流动轨迹。如果假设东西方之间知识的跨文化流动呈直线型，这不仅是一种学理上的简化，也是与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无意识共谋。借此我们还可以重审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针对的&东方主义&话语，它不仅仅是西方的一个话语建构，还是包括东方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知识精英与西方主导意识形态合作的结果；而且作为&反话语&的&西方主义&实践也同样无法超越这一认识论前提。
& &&对不得不要的东西进行持续的批判
& &&萨义德对于观念和理论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旅行&的程序与图式的论述，很有可能把非西方的跨文化研究导向两个误区和危险。第一，这种做法将大大简化某种理论、观念在不同语境中流动的复杂性，把西方的某种观念单纯地视为一种所向披靡的权力话语，它将支配并形塑其他非西方世界的思想图式。如此，非西方世界就成为被西方的文化霸权主宰的沉默地带，非西方世界的自我表述传统与&能动性&（agency）则被屏蔽在批判的激情之外。比如曾经蔓延于中国学界的&失语&恐慌，以及对西方理论的盲目拒斥，就源自这一&误识&。在深层次上，这种论述正是对西方思想宰制能力的承认。第二，这种做法将会在不自觉的状态下放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自我批判立场，转而美化对西方的对抗。
& &&这两种误区和危险正是当下中国的跨文化研究领域最常见的思路。在笔者看来，认真检讨抽象的&西方文化霸权&对于思考中国当下最迫切问题的无效性，要比去解构西方文化霸权本身有意义得多。事实上，这是一个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旅行&到中国本土后所面临的&合法性&问题。西方文化霸权往往与本土的权力话语同源同构，在更多的时候，所谓的&西方文化霸权&必须借助本土才能发挥效力，它不过是本土不同的话语集团争夺符号资本的一个意识形态中心而已，它在这一表述中显影的往往是本土自身的问题。因此，放弃对本土的西方文化霸权话语的批判，要比所谓的&东方主义&或&西方文化霸权&危险得多。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背后的问题不属于中国，它对中国语境而言也不完全具有切合性，这是我们在探讨西方的观念和理论的跨文化传播时必须加以反思的。只有在一种本土批判的立场上，探讨观念或理论的跨文化流动才能成为我们介入中国问题的有效媒介。
& &&运用萨义德的&理论旅行&观念反思其理论立场本身，并非维科（Giambattista Vico）在《新科学》中批评的那种&野蛮的反思&。因为本文的反思立足于一种自觉的批评意识，是从理论本身的自反性以及中国当下的情境出发的，绝非玩弄潘多拉魔盒式的轻佻智力游戏。在国际间学术思想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西方&已经是中国的学术实践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至少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言说背景。如果&西方&无法（也没有必要）拒绝，那么真正的问题就不再是&要&或者&不要&，而是该如何去面对&西方&这一强势的知识资源。斯皮瓦克（G. C. Spivak）的建议值得我们深思&&&对你不得不要的东西进行持续的批判&。以这种姿态接受萨义德的思想遗产，也许会更接近他的&本意&，也是对他的最好纪念。
&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陆畅
　　近三年来，《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从北京出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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