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以法人名义买彩20万 或成为彩票分销商
来源：京报网
作者：投资快报
　　记者 黄悦 三秋　　某股市论坛中，“上市公司皖新传媒(11.94,0.00,0.00%)买彩票(微博)”的帖子引起了众人的关注。发帖人以公司2011年年报截图为证，质疑公司以法人名义买彩票达数十万之巨。论坛一时间议论纷纷，有股民表示这是典型的“中国特色”，而不客气的股民则直接质疑公司存在挪用资金买彩票的嫌疑。不过《投资快报》记者发现，上述说法或为公司会计处理不当所致。　　网友质疑上市公司不务正业　　在著名投资网站“雪球”网上，有网友“愤怒会计”发布了一个上市公司的财报截图。上面“其他流动资产”一栏下，赫然写着“库存彩票”207,680.22元，而同一栏中还有银行理财产品3.78亿。网友质疑，上市公司以法人名义买彩票，这究竟是不是属于不务正业？如果这些彩票中了，到底是算公司收入还是算谁的？有热心网友指出，上述公司疑似皖新传媒(601801)。　　《投资快报》记者查阅了皖新传媒2011年年报，报告确实显示2011年年初公司有库存彩票的余额是60.9万，而期末的余额则已经减少至20.7万。由于上述彩票与银行理财产品同列入“其他流动资产”项目，这样是否暗示公司把福利彩票投资也列入了投资范围？《投资快报》记者致电董秘办公室，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数年前，公司旗下的新华书店内获得许可，得以在店内设立彩票代销点业务。报表中显示的库存彩票就来自于这些子公司的合并报表。一般而言，公司向彩票中心一次性支付一笔资金买下彩票或彩票发行权，供代销点在一个时期内销售。当记者进一步向其征询，这些彩票是当期还是即期即卖的品种，工作人员则语焉不详。　　代售彩票或为会计处理失当　　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既然采用了集中采购再零售的形式，新华书店实际上相当于是福利彩票的分销商，与出版物销售的主营业务并无实质上的不同，差别仅仅在于彩票兑奖的时候，由彩票中心进行统一兑付，这也是彩票商品的特殊性决定。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资深审计师表示，如果这部分彩票销售属于公司日常运营的一部分，那显然实物彩票应该放入“存货”，而彩票发行权则应该放入“待摊费用“更为适宜，而不应该在流动资产和理财产品归为一类，以至于在合并报表时出现了大笑话。其实公司至少应该对上述彩票项目进行相应的备注，而不是用所谓的“库存彩票”而显得含糊暧昧。　　热衷理财却吝于回报股民　　皖新传媒之所以会闹出这样一个误会来，与公司上市两年来热衷于投资理财产品给人留下的既定形象分不开。公司上市之后，超募资金达5.6亿，却缺乏可行的投资项目可以把钱花出去。日公司宣布将其中5000万资金用于组建皖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剩余的超募资金51042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司先后三次公布“投资理财的公告”，分别在11年8月投资3.7亿、12年3月投资5亿、4月投资4.8亿。投资标的大多为银行理财产品，有固定收益，也有较为激进的浮动收益产品。尽管公司方面已经进行滚动处理，但仍然存在一定的风险。《投资快报》记者翻阅2011年年度报告发现，截止发稿，公司投资的理财产品中，已经到期并本金收益完全收回的共3.7亿，而在6月5号之后到期的理财产品仍有4.21亿元，而2013年到期的也有2.61亿，且全部为浮动收益产品。　　手握大笔现金流，公司资金流充裕，但股民选择投资公司，期望远不止于此。公司可以选择投资有前景的项目、用更好的业绩表现来回报股民，也可以以良好的分红政策鼓励长期投资，而决不是用大笔超募的资金进行二次理财投资。根据最新的分红派息公告，2011年公司每股派现0.12元，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9亿元，相比公司的理财投资仍是九牛一毛。或许，公司最好是拿出更好的业绩以回报众多股民，只有这样，类似今天的彩票风波引发的抱怨才会越来越少。 (来源：投资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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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民辛苦钱莫被私彩骗走 中奖可靠人为控制(图)
来源：人民网
羊城晚报记者 安颖 插图：采采
　　近日，一种类似公彩高频玩法的私彩在西安市的城中村中出现，这种私彩3分钟开奖一次，在城中村颇受欢迎，有人一个月输掉了5000余元。春节将至，稍不留心，自己一年挣来的辛苦钱就有可能被私彩无情地夺走。　　穿着公彩外衣吞噬农民工辛苦钱　　近日，在西安打工的王师傅向当地媒体反映：北郊团结村一带有私彩存在。王师傅说自己是一位农民工，经常在太华北路延伸线附近的一家劳务市场等活，闲来没事的时候，就听别人介绍团结村里卖私彩。然而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他在这里已经输掉了5000余元。“这些钱都是辛苦挣来的，就这样被我挥霍了，我很后悔。”王师傅说，还有很多农民工都在玩这种私彩。　　根据王师傅的举报，9日下午，当地记者来到团结村四组70号，只见店铺门前立着“3D时时彩”的灯箱广告。推门而入，里面大约有六七人或坐或站立，目不转睛地盯着墙上一台电视机，屏幕上滚动着开奖的号码。桌上有一台电脑，旁边放着一个比电脑主机略小的盒子，上面写着“大家乐游戏机”。　　操作电脑的一名女子热情地递上一张彩页宣传单，上面写着“3D大家乐数字游戏”等字样，背面是投注说明、中奖说明等细则。“我们这是两元一注，三分钟开一次奖，一个或三个数字都可以买，也可买单双、大小。”该女子怕记者有疑虑，就指着贴在墙上的中奖彩票说：“昨天有人就中了好几千呢！”　　接着，当地记者又来到了位于团结村五组的另一家店，这家店没有店名，里面坐了四五个人。一位卖“彩票”的工作人员说她是老板雇来的，一个月给1000多元钱。一位抱着小孩的妇女说她现在都很少打麻将了，因为“玩这个比打麻将还划算，前几天有人一次中了1500多元呢。”　　但这些地方均没有悬挂任何“营业执照”，来往的都是附近的农民工和村民，一见有顾客疑惑，工作人员就一再声称他们的机器很正规，而且中奖号码是提前摇好的，没有任何“猫腻”。当问起这种摇奖机器是从哪买的，他们却闪烁其词，不愿正面回答。　　彩票机销售者竟称　　中奖可人为控制　　所谓的“大家乐数字游戏机”一般由7部分构成，分别为电视机、显示器、主机、扫描枪、小键盘鼠标、打印机和保单箱。而且据网络上出售这种机器的销售者说“这种大家乐彩票机销售非常火爆，并且保证经营者能赚钱。”　　至于最关键的“如何保证盈利？”销售者表示，前期刚投入时，可以适当多放水，适当提高中奖比例，多出几个大奖哄哄人气。等人气比较旺时，可以通过后台设置来人为控制中奖率，保证稳赚钱。　　“有的经营者一天就能挣10万元。”销售者表示。　　《彩票管理条例》　　明令禁止出售私彩　　根据我国《彩票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务院特许发行福利彩票、体育彩票。未经国务院特许，禁止发行其他彩票。　　按照这样的规定，类似西安城中村出售的这种电脑彩票肯定是私彩，相关部门应该查处。而说到私彩的危害，有句话叫做“私彩猛于虎”，在很多私彩泛滥的地区，不但出现了家破人亡的悲剧，严重的已经开始危害当地的政治和经济生活。　　因此，再次提醒广大的农民兄弟，回到家乡应该尽情享受和亲人团聚的喜悦，而不要轻易掉入私彩的陷阱，让自己一年到头挣得的辛苦钱最终被私彩吞噬。　　安颖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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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热点关注> 5.7亿巨奖追问彩票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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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亿巨奖追问彩票巨头
今日话题巨奖是超低概率事件，人们就难免疑惑 “万年等一回的奇迹”让人很容易产生疑惑双色球中头奖的概率约为1772万分之一，不过要一次性买110注头奖的几率又要比这个小得多。有数学爱好者计算认为，这样的概率是几亿分之一，是5000万年一遇。其实之前也发生过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小概率事件。第09038期双色球头奖有20注，而神奇的是，这20注头奖竟然来自20个不同的投注站，且清一色均为单式投注。并且，20注中有17注来自贵州。于是有网站请数学家来算了一下概率，结果发现是25亿分之一。这几率比“被雷劈”小得多：美国一名研究雷电的专家指出，若人活到80岁，一生中就有5000分之一机会被雷电击中至少1次。这几率也比“小行星撞地球”要小得多：专家分析，直径两公里以上的小行星与地球相撞的几率，大约是50万年左右才发生一次；直径超过100米的小行星的撞击，每一万年才有一次。以上的这些概率演算可能还存在疏漏，但是大体上都可以说明这些事件的出现可能性是多么小。所以，许多人对此很困惑，怎么超小概率事件这么容易就来了呢？天上就这么容易掉馅饼吗？自然，概率就算再接近于零也不等于就绝对不可能发生，以此来猜测彩票有猫腻无疑算不得有凭有据。可是在实际中，人们也有困惑。彩民们常年有四大疑惑 疑惑一：为什么大奖获得者身份从未公开？《法制晚报》13日的报道称，彩民王先生回忆说，这位彩民四十七八岁，身着一身绿色户外装，身背一个大包，以前在此投注站购买彩票时并未遇见过此人。《京华时报》则在14日报道称，彩民小高说，中奖的可能是一位30多岁、戴眼镜的中年男子。这位彩民穿着朴素，看起来像一个打工者，经常来买彩票，都是先机选一注，然后倍投，“几乎每次都投上百注”。到底是三十多岁的熟客还是四十多岁的陌生男子？这个问题也许永远没有答案。我国相关彩票法规规定：对彩票中奖者个人信息予以保密。并且，彩票点不对售出号码留底。所以说得再热闹也是猜。这当然是出于保护彩票中奖者隐私的目的。不过这就让许多人质疑，这些人到底是不是找人假扮的呢？是不是为了吸引彩民的积极性才出现不可思议的大奖呢？事实上，在英国、美国马萨诸塞州等地，彩票获奖者的信息都是绝对公开的。因为人们认为这和公共利益有关，公众对此具有知情权，而个人的隐私权就需要向公众的知情权做出让步。而在类似我国香港地区等地，彩票中奖者身份保密，但是质疑很少，因为公信力很足。在不公开的情况下我们就经常在媒体上看到一些“左右互搏”的彩票大奖获得者信息，同一个人，一会儿连老婆都还没有，一会儿又拉着5个月身孕的太太散步。疑惑二：为什么销售截止到彩票开奖要有一段时间差？双色球晚上7:45停止销售，当晚9:30开奖。这其中有一段不小的时间差。大乐透、七星彩等等同类型彩票也大都如此。所以彩民很困惑，留这么一段时间干什么呢？是不是用来计算开什么数字会让奖金损失到最少？对此，相关人士的解释是，以双色球为例，各省市在销售截止后，将销售数据汇总，并封存数据刻盘备份，便最少要花30分钟才能完成，另外还要传送给中国福彩中心，共约要花45分钟左右。此言不差。台湾地区的彩票在销售截止和开奖之间也有30分钟的数据统计时间，而欧洲百万彩票中间的间隔比双色球还长。不过美国的“超级百万”等在40多个州都联网卖的彩票则只需要15分钟间隔。其实，彩民的困惑更多来自“深圳3305万假奖事件”。那次事件中，一位电脑工程师利用职务之便，通过木马程序，恶意篡改开奖后的彩票数据的结果。而这位电脑工程师被抓住的时候还没来得及伪造中奖彩票。此事的吊诡之处在于，工程师篡改的是深圳机房的数据，而不是全国的数据。既然全国的数据都已在开奖前传送给了中国福彩中心，在统计中奖结果的时候又为何要地方上报呢？而这个造假事件也并非是通过中心机房的数据和深圳机房的数据不一致发现的，相反，是深圳机房的系统报错发现的。总之，销售截止到开奖的时间差还是让人很困惑。既然美国在40多个州售卖的大型彩票都能只间隔15分钟的时间差，为何双色球就不行？疑惑三：为什么还有的彩票开奖是录播不是直播？双色球的开奖号称是我国第一个进行现场直播的。后来却因为“技术性失误”被戳破画面是录播而不是直播。而现在，在一片质疑声中，双色球等彩票的开奖过程号称向公众公布，例如这次的5.7亿大奖就是在山东观众的见证下开出的。不过，人们仍然有是不是延时直播的疑问。而一些地方的彩票中心自己发行的彩票就更成问题。一篇去年的报道就提到，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助理蔡泳告诉记者，在江苏省内发行的“七位数”（彩票），江苏省教育电视台的开奖节目不是直播，而是录播。疑惑四：为什么彩票卖了那么多年摇奖设备却连个国家标准都没有？任何人都知道彩票是随机的。不过这种随机一不注意就会打破。房间的湿度、温度，甚至轻微的电压变化，摇奖球出现0.03毫克的差距，包括摇奖机使用一段时间后的耗损以及摇奖时间长短等因素都会改变摇奖机的随机性。而专业的检测光靠公证人员的肉眼是看不出来的。以美国的“超级百万”彩票为例，在开奖前后都会有专业人员检测设备，保证随机性，而在开奖中，则由第三方独立机构随机选择摇奖机和球。《彩票管理条例》起草人之一、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执行所长王薛红09年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国内对于最为核心的内容，比如技术系统、摇奖设备、投注设备等安全性一直缺乏国家统一标准和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检测及认证。一旦有问题发生，各级彩票中心自身都无法证明其安全性。彩票两巨头巨额彩票收入的分配也是焦点 彩票公益金：虽有公布，但还不够规范、细致2006年4月，财政部下发了《关于调整彩票公益金分配政策的通知》，调整了彩票公益金的分配模式。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彩票公益金将按50：50的比例进行分配。其中中央集中的部分，在社会保障基金、专项公益金、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之间，按60%、30%、5%和5%的比例分配。每年8月，财政部的网站上都会公布上一个财年中央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情况。2002年至2011年底，全国有27.5%的彩票公益金都被投入了社保基金中。除了社保基金之外，近年来的大头就是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拨款。2010年，补充到社保基金的钱是124.88亿，而拨付给灾后重建项目的款项是54.42亿元。总之，中央财政拨付的彩票公益金能查到大概的去向，但是缺乏细节，项目也很杂。而按照规定，地方政府需要在每年6月公布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情况。有的地方详细登出了所支出的项目，有的地方则一笔带过。而市县一级就更难看到具体的情况。这样就很容易被挪用或者贪污，比如中国红十字会下属单位曾经将财政部拨付的用于检测项目的彩票公益金63.31万元用来购置小轿车、旅行车，列支办公用房租金等。 而在美国加州福彩机构的网站上下到的财报有70多页之详细，其中包括第三方机构的审计报告。加州的彩票公益金就只能用于教育。而香港马会的公益金也和内地一样用途很多，但就算几十万的捐款也被登记去处。很多项目做得很细，在香港马会的汶川地震捐款网页中，还可以看到兴建的某某中学能容纳多少学生，有什么配套，具体花费是多少。很是细致。倘若缺乏监管，就很容易让人钻空子。青岛福彩中心原主任王增先曾经手握大权，被称为“福彩第一主任”，还创办了福彩养老集团、福彩艺术学院。结果，他被查出贪污、受贿，一审被判死缓。曾经的明星慈善项目也被普遍质疑是违规温床。更别提有人不动彩票公益金的心思，也能动别的。因为彩票销售火爆，开个彩票代售点在某些地方成了香饽饽，有审批大权的官员就很容易寻租。彩票发行费：远远高于世界通行标准，让彩票中心“自肥”在彩票收入分配中，还有15%是用来做发行费的。有人粗粗算过一笔账，一般而言，销售收入的7%—8%是用来做经销商提成的，也就是说7%左右的销售收入其实直接给了彩票中心，除却广告、印制等费用，还能余下很大一笔金额。2004年，审计署进驻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审计署李金华审计长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2004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时，直指国家体育总局下属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向两家公司支付体育彩票发行费，“但支付的发行费超过实际需要，在扣除全部成本费用后，两公司获利高达5.58亿元。”而这两个公司都是国家体育总局直接投资的。而福彩也被审计出5500万元的资产面临风险。事实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彩票发行费都很低。最低的是英国，仅为5%。当然也有很高的，法国也有15%。区别在于前者竞争激烈，后者则是国营垄断，光工资就要一笔钱。总之，效率低下、细则不清、缺乏监管，这些都是彩票行业的弊病。有人提出立法要跟上，也有人提出成立专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监管。可有业内人士就反问，难道第三方就会杜绝寻租吗？疑惑之外，人们却越买越踊跃 常被忽略的因素：“游戏规则”变相鼓励人越投越多1987年，我国第一年开始发行彩票，根据财政部的数据，那一年的销售收入是1700多万，而去年是2200多亿，销售收入是以前的将近13000倍。近年来彩票收入增长迅猛，今年可能会超过3000亿大关。尽管疑惑很多，人们的热情却越来越高。正如《“五亿大奖”遮蔽的彩票真相》和《那些玩弄中国穷人的“发财机会》所言，人们越穷越买，越买越穷。这两个专题已经对彩民心理做了深入分析。不过，这里还有“庄家”的因素。5.7亿元尽管是中国的彩票第一大奖，但是放眼国际彩票界也算不得什么。因为国外许多彩票都是不封顶的，只要中一注彩票头奖，奖金就会相当诱人。所以国外的彩民们很少倍投的。而在我国，彩票是封顶的，像是110注中5.7亿这种事情太刺激人们加本倍投了。难怪有人几十万、几十万的大手笔。而中国的封顶则被解释为“彩票初级阶段的产物”。在一些地方性的彩票也有玩法、规则刺激彩民加大投入的情况。比如，“11选5”是由江苏省体彩中心负责发行的彩种。这种玩法十分钟开奖一次，对投注额上限没有限制。专家认为，这无疑就让“赌性”越来越浓了。而媒体上也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中奖故事”，其实都是一种鼓励人去购买的广告策略。结语：更多的时候，人们对于未来只构造出一种最令人期待的结果。比如，当人们闯红灯穿过车流汹涌的马路时，他们想到的是方便快捷地通过；当人们花钱购买彩票时，他们想到的是上千万的大奖。所以人往往都是期待随机致富的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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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岳散人：政府的良心是社会的风向标
政府的良心是社会的风向标 &&食品安全问题大概是目前中国最为尖锐的矛盾之一，不但是层出不穷，而且是花样翻新，各种新型技术、不靠谱添加剂让人有目不暇给之感，您能想象奶粉里汞超标么？这东西连国家标准里都没有，不是没有，而是根本想不到会出这样的问题。 至于说这个食品安全责任的归属，大众的印象与专家归罪于谁还是有差别的。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食品安全是（企业）生产出来的，不是政府监管出来的。如果企业不讲诚信，政府投入再大人力物力，也监管不过来，而目前的社会舆论是任何事情都该由政府负全部的责任。要说这话并不是没有道理，毕竟咱们政府虽然有那么多强大的国企，但政府本身并不生产食品，实际上他们什么都不生产，他们的产品是各种法律法规以及维护社会安定、国家安全，说白了就是个监督者与仲裁者的角色，外加第三产业服务。单我们也知道，这位院士基本是胡扯，至于说胡扯在那里，请让我为您解读一下。食品生产出来之后，如果达不到标准想必是不能出售的，而监督、执行这种标准是政府的责任，不是说政府一定可以做到万无一失，主要是看他们是否尽到了这种责任，不然我们纳税养活着他们就实在太冤枉了。可您看三聚氰胺的毒奶粉事件当中，当地政府不但监管失误，而且在出事之后百般遮掩、千般抵赖，监管不力还能说是观音难救世间苦，这种行为大概只能说是纵容为恶了。企业的良心再怎么发达，在知道自己可以不受到追究、甚至出事可以得到保护的状态下，这良心要是不萎缩才是怪事。再说我们的商业环境是什么样，可能不做生意的很难理解。生意想要做大，只是依靠自己是不行的，任何做大的民营企业到最后都必须走上一条政商结合的道路，托庇在政府的保护伞之下、吃着国企的残羹剩饭过活。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目前的状态下，基本算是蛇鼠一窝，要说其中没有政府责任是不可能的。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的良心固然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但最该有良心的是政府。每天我们都能看到最没良心的事儿在上演，一部分是每个社会都会有的黑暗面，一部分则不是每个社会都有的、由官方主导的丧尽天良。当后一种情况比较多见的时候，我们社会就必然会形成一种条件反射：敢情您也这么做啊，那我们也就不客气了。如果在政府不讲究良心、却又要求老百姓有良心的时候，就实在是比较像当那啥、立那啥，大家在唾弃这种牌坊的同时，也消解了本来应该起到正面作用的良心守则。好吧，如果我们的社会真有所谓良知与良心，从某种意义上确实不关政府什么事，这是每一个人应该具备的东西。可是，要真如此说的话，我们要政府做什么呢？这位院士说，目前的社会舆论是任何事情都该由政府负全部的责任，您错了，我们并未要求什么事情都政府负责，而是要求他们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而已，难道这个要求也是过分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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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粮食专政：调动精锐部队对付农民
苏联粮食专政：调动精锐部队对付农民转播到腾讯微博 西伯利亚的苏联农民（资料图）“红色共和国”的覆灭在对待波罗的海水兵的问题上。众所周知，十月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士兵，而士兵中最“亲布尔什维克”的骨干力量是水兵。根据传统的说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那一炮，就是阿芙乐尔巡洋舰上的水兵打出的。1918年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只得了24%左右的全国选票，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军队的支持：赞成布尔什维克的选票在北方战线是61%，在西方战线是67%，波罗的海舰队是57.5%，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是79.2%，莫斯科卫戍部队是79.5%。当时为了争取农村的选票，列宁还特意指示给水兵们放假，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为布尔什维克做宣传。由于波罗的海水兵几乎全部参加革命，在临时政府时期，波罗的海舰队的主要基地——彼得格勒以西芬兰湾中的岛屿要塞喀琅施塔得军港就已经被布尔什维克控制，以至于当时盛称喀琅施塔得全岛成了一个“不向统治当局屈服的红色共和国”。后来喀琅施塔得又有了“十月革命的最坚定的堡垒”、“革命的先锋”、“俄国革命的莫大骄傲”等声誉。但是在革命仅仅三年以后，这些革命精英就成了《联共（布）党史》所谓的“与白卫军分子和外国武装干涉者相勾结的世界帝国主义走狗”（参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276页）。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这几年俄国百姓的生活急剧恶化，到1921年彼得格勒的人口只剩下1/3，生铁产量只是战前的2%，糖产量是3%，棉布产量是5%~6%，货币流通量是战前的1/70，人们每天只靠着2盎司面包和少量的冻土豆来维持生活。内战期间人们忍受这一切，认为“战时共产主义”的“强制劳动”只是暂时措施，“无产阶级英勇地走上革命的祭台，做出了无数的牺牲，他们耐心地等待共和国转向十月的轨道”。但是事与愿违，内战即将结束，《真理报》却发表了托洛茨基“论劳动军事化”一文，表明“强制劳动”的螺栓仍在继续拧紧。“革命”后的现实使这些士兵越来越失望。尤其是残酷对待农民的“余粮收集制”在内战基本结束时不仅没有废除，反而变本加厉，让那些大多数是农家出身的士兵忍无可忍。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没有改变革命的初衷，不希望恢复旧制度，而希望有“真正的苏维埃”。1921年2月底，曾经是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党主要支柱的波罗的海水兵发出倡议说，十月革命是在权利和自由的口号下取得的，而现在布尔什维克一党独揽大权，把专政的机器凌驾在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头上、凌驾到工农兵头上。因此建议立即通过自由和秘密投票选举新的苏维埃，给与所有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共产党的特权地位。水兵们提出了“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取消共产党专政，建立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第7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115页）的口号，以及上千份的退党声明。结果起义被定性为“反革命暴动”，说起义的目的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和君主专制社会。而喀琅施塔得军港则被宣布为敌占区，遭到重兵包围，残酷镇压。这就是著名的喀琅施塔得事件。其实，这次抗争自始至终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只不过他们要的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起义的参加者没有一个是革命前的上层人士，而几乎都是“十月革命”的积极分子，其中还有大量的前共产党人。要塞的水兵曾争取和当局进行公开谈判，和平解决分歧。然而彼得格勒方面的回答是：不进行任何谈判或做任何妥协，暴动分子必须受到严惩，而且还要株连：居住在彼得格勒的“所有受到怀疑的水兵的家属和双亲都被作为人质扣留”。托洛茨基下令：不要吝惜子弹。于是镇压者“像打松鸡一样向水兵射击”。当地报纸上写道：“托洛茨基元帅站在齐腰深的血泊中，对革命的喀琅施塔得开火，喀琅施塔得奋起反抗共产党的专制，为的是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经过这次事件，列宁对整个水兵群体都充满憎恨，他曾经提出干脆撤销波罗的海舰队算了。但别人告诉他，海军对于保住政权还是必须有的，他才打消了这个主意。不过后来的波罗的海舰队已经是从官到兵完全更换。尽管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至今仍然作为“革命图腾”摆在涅瓦河边供人参观，“红色共和国”可是连影子也没有了。列宁后来也承认说，在喀琅施塔得反对我们的不是“白匪”，“那里不要白卫分子，也不要我们的政权”。而且列宁也认为发生这个事件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太过分了。吸取教训后，列宁改弦更张，在喀琅施塔得事件后便废除余粮收集制，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可见列宁也明白水兵抗争的原因所在。但是尽管如此，列宁对他们的仇恨并不亚于对“白匪”。因为他的逻辑历来是：“如果我是对的，或许还可以宽恕你；如果你证明我错了，那么我先杀了你再谈改正。”起义被镇压后，这些水兵被判处极刑的有2103人之多，各种有期徒刑的有6459人，有1464人被内部掌控。当然，起义中还有8000多人成功突围，从冰面上逃到了对岸的芬兰。就这样，当局还不依不饶——这个当局痛恨“自己人犯上作乱”历来比痛恨敌人更甚。就像许多白俄贵族可以终老异国他乡，而“托洛茨基同志”一旦反目成仇，即便逃到地球那一边，时隔十多年，还是没能逃出毒手一样，很多白俄贵族逃到芬兰，列宁也就算了。但这些“犯上作乱的革命者”可没有那么幸运，直到24年之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占领芬兰，仍然不忘算当年的老账，苏联内务部穷搜彻查，找出这些曾经的喀琅塔得水兵并予以逮捕，从芬兰带回，关进了苏联国内的集中营，他们绝大多数没能活着出来。其实这些水兵20多年来大都不问政治，与世无争，已经在芬兰落地生根，加入了芬兰籍，而且到1945年都已垂垂老矣，对苏联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革命与变形之五：恐怖的“粮食专政”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对于农民，19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是有成见的，认为他们保守、落后，有时还“反动”，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可以指望的力量。但是由于农民毕竟是劳动者而不是“剥削者”，马克思主义者也并不主张与他们为敌，不主张剥夺他们，而是指望资本主义的发展能够自然解决农民问题，希望这种发展使无产阶级成为人口的多数，使农民分化成“农业工人”和“资本家农场主”，然后再考虑城乡无产阶级联手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继承了这种对农民的成见，彻底否定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脱胎的母体俄国民粹派的“亲农民”观点。但是民粹派漠视民主自由规则、主张不择手段地消灭“敌人”，对这一点列宁却十分欣赏，并且大加发挥。于是两者结合便形成了列宁独特的农民观。民粹派主张依靠农民搞革命，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不指望农民，因而不认为在农民国家可以搞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与这两者都不同，他认为革命可以搞而且必须搞，但要准备把农民作为敌人，不择手段地对待之。当时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其逻辑理由是：由于统治阶级是少数，所以不会允许占多数的劳动者有民主权利，在暴力镇压下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内战”来争取解放，战时独裁（“专政”即dicta-torship一词的本义就是战时的短期独裁）因而是难免的。而列宁对于“专政”的必要性却有完全不同的解释，早在1902年他就论证说，俄国之所以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原因还不在于统治者不允许民主，而在于俄国是个农民国家，“保守、反动”的农民占多数，所以民主对居于少数的无产阶级是有害的。列宁声称：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得到农民的支持，“那就用不着说‘专政’了，因为那时完全能够保证我们获得绝大多数，以至专政大可不必要了”，但这是不可能的。农民这个“绝大多数”会反对无产阶级，所以无产阶级只能以少数人的“专政”来对付，以便强迫“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0个工人的决定”，亦即，俄国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因不是沙皇的专制使革命者需要以暴抗暴，而是因为多数人即农民的“落后”使民主不利于无产阶级。可见，列宁从一开始就是准备以“专政”手段对付农民的。但是另一方面，在“一切为了夺权和掌权”这个大前提下，列宁的意识形态又非常灵活而且极为“实用主义”。到了斯托雷平改革时期，看到这一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遭到农民的强烈反对，反斯托雷平的农民情绪高涨，可资利用，列宁又来了个急转弯，对这种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开历史倒车”的农民反资本主义情绪百般迎合，予以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这时列宁形成了工农联盟的思想和“无产阶级与贫苦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主张。尤其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对农民情绪的迎合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当时俄国农民要求取消斯托雷平改革、恢复传统农村公社的主张是由社会革命党土地纲领来体现的。对于这一纲领，过去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的，列宁在斯托雷平时期也只是主张支持这一纲领的“否定的方面”（即利用它来打倒沙皇和斯托雷平），而对“肯定的方面”（恢复传统村社）仍然予以指责。但是沙皇倒台、斯托雷平改革也被取消后，在土地—农民问题由“否定方面”走向“肯定方面”（由破旧转向立新）时，列宁却又再次“大转变”，全盘接受了农民要求的“肯定方面”，支持恢复传统村社，还“完全照抄”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并且反过来斥责社会革命党“背叛了自己的纲领”，而列宁（似乎也“背叛”了原来自己的那一套？）却成了“别人纲领”的保护神。即便如此，列宁成功的夺权仍然很少得益于农民的支持。到了大权在握后，尤其是通过1918年立宪会议选举，列宁看到农民仍然倾向于支持社会革命党，而不是支持自己，他便又记起了自己当年关于对“落后的多数”必须实行专政的主张。1918年，不满于苏维埃政权“粮食专政”政策的农民暴动，使农村形势骤然紧张。曾有很短一个时期布尔什维克寄希望于农村内部的“阶级斗争”，成立“贫农委员会”来作为自己在农村的依靠。但这个办法很不成功。于是1918年底贫农委员会被解散，当局完全采取了从外部征服农村的办法。政府调动最精锐的内务部队、特种部队来对付农民的反抗。当时针对农民反抗形势最严峻的奔萨省，列宁频频发出指示：“必须最坚决、最迅速、最无情地镇压富农的暴动，从奔萨抽调一部分军队，没收参加暴动者的全部财产和粮食”，“拟个法令草案——每个产粮乡都要有25~30个富人作为人质，他们要用性命保证全部余粮收缴上来”，“整个革命的利益要求这样做，应该弄出样板来……要找一些强硬一些的人，1.绞死（务必绞死，好让人们看到）不少于100个罪恶昭彰的富人、富农、吸血鬼。2.公布他们的名字。3.没收他们所有的粮食。4.指定人质。要让方圆几百俄里的人都看到，都发抖，都知道，都喊叫：‘他们把富农吸血鬼都绞死了’，全都要绞死”（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3期，“列宁致库拉耶夫的电报”，4页）。在给奔萨省委书记敏金的电报中说：“从你们的800名士兵中选出最可靠的人，先对一个乡采取无情的行动，如果需要，我们再派兵力去，请更详细、准确地电告，你们在什么地方占用了多少兵力，需要什么样的资源，往哪里支援”。“要趁热打铁，要利用镇压富农的机会，无情地镇压粮食投机商，没收大财主的粮食”，“这样的指令（指定‘人质’）发到所有的征粮队”。当时俄国有4.5万个征粮队。列宁指示，“要一个乡一个乡地把余粮一点不剩地全部收上来、运出去，这样做极为重要”。“收净那里所有的余粮”。其实，在这种口号下好多地方实际上是把农民的口粮和种子都“收净”了。在这个时期，列宁给各省的电报和信件都充满这样的口气：“绞死”、“强硬”和“采取无情的群众性的恐怖手段”。这里要指出的是：与中国革命中共产党领导下的土改不同，俄国在1917年革命时布尔什维克还是个城市党，在农村很少影响。自二月革命沙皇政权垮台后，不满斯托雷平改革的俄国农民就以传统村社为组织，自发地开始了“土改”。到十月革命发生、布尔什维克上台时，土改已经大部分完成。这种土改主要是反斯托雷平之道而行，动用村社的集体压力迫使斯托雷平改革中分离出去的私有农民重新回到村社，当然也没收了村社以外地主的土地。不过，传统俄国的“地主”是指乡村社会以外的贵族，像中国传统乡村中那些平民身份的地主，俄国是没有的。俄国的村民中只有一些出售余粮、兼做小生意的所谓“富农”。实际上斯托雷平时代农民中的分化主要也不是“贫农”与“富农”的分化，而是村社农民与离开村社的独立农民的分化。但是，由于年的土改主要是在共产党影响很小的情况下传统乡村社会中农民自己搞的，目的是恢复村社，而不是刻意发动“阶级斗争”。只要独立农民回到村社也就完了，并没有划定什么“阶级成分”。所以列宁一再痛骂，并且要求“绞死”的所谓“富农”其实是个非常含糊的概念，实际上当时所谓的富农就是指不服从“余粮收集制”的农民，只要你藏了粮食不交，甚至还偷偷拿自己的一点粮食去换钱买了盐巴（这些人当时被称为“背小口袋的人”，可想而知，这“小口袋”粮食算得上什么“富”？），你就是“富农”了。还要指出的是：俄语“кулак”一词被中译为“富农”本来就是为了对应我们后来的政策，其实这个词字面意思是“握拳”，引申为“抠门”、“吝啬鬼”之意，本是俄国民间“骂人的话”，原来它既没有“富”也没有“农”的词义。而那时的当局对一切不听话的人都用“骂人的词”称之，与工人罢工就是“流氓”、“坏蛋”一样，农民不乖乖交出所有粮食就是“吝啬鬼”、“吸血鬼”。所谓“富农”的概念就是这么来的，只是后来才被塑造成一个“阶级”的形象。而1918年列宁签发的文件要向农民发起一场“无情的战争”。列宁提议，打击富农的法令要具体规定：凡有余粮而不把余粮运到国家收粮站者一律宣布为“人民的敌人”，没收其财产，永远把他们驱逐出村社。列宁提出了这样一个信条，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恐怖是一种合法的政府行动方式：可以即刻判决、扣押人质、就地处决、监禁那些被划为阶级敌人的人。所以不仅“不应该取消恐怖手段”，而且这种手段的使用“应尽量广泛”，要突破一切心理障碍，创造出“实际上较为广泛地使用这种手段的条件”。布尔什维克党从1918年6月开始（正式法令于日公布）在部分省份实行余粮征集制，并于同年夏末推广到全国。余粮征集制的两个明显特征：第一是它的强制性。日曾规定武装征粮队每队应不少于75人，并配备2~3挺机枪。实际上这已不是“征粮”而是“抢粮”，从农民那里拿走的是口粮和种子粮。到1920年，“不少地方因缺乏种子而无法播种”。这时的农村已经十室九空，饿殍遍野了。无以为生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尤以1921年唐波夫省的农民暴动为严重，农民起义领导人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安东诺夫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十月革命”中曾经支持布尔什维克。但回到家乡后看到农村的惨状，愤而走上了造反之路。他成立了“劳动农民联盟”作为造反的组织者。该省向中央的汇报材料上说他是“全民政权和‘立宪会议’思想的狂热鼓吹者”，他在“告红军书”中说：“红军战士们！难道你们的父辈兄弟和家人，不是和起义农民生活得一样吗？”“请看哪里有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的自由和人身的不可侵犯，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和你们都随处可见的随意逮捕、平白无故的枪决、抢劫和放火，带上手中的枪回家吧，建立游击队，挣脱共产党的桎梏”。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刚刚参加完苏波战争又镇压了波罗的海水兵起义的图哈切夫斯基，又被任命为“唐波夫剿匪集团军司令”，他动用了5个师的兵力（4.5万人），706挺重机枪，250桶氯气，18架飞机。除了战争中杀人如麻外，最后到事态平息时又有10万农民被流放，1.5万人被处决。红军炮兵司令舍伊杰曼和唐波夫省军事委员瓦西里耶夫联合给“剿匪”部队下达命令说：“建议唐波夫指挥部动用毒气攻击。”图哈切夫斯基于是要求部队，“我在此命令你们用毒气肃清这些森林，使用毒气时，必须确保它能散布开并杀死一切藏在那儿的人”。后来的历史学家考证说，这是世界史上第一次在一个国家的内战中使用毒气。这可比叶卡特琳娜时代帕宁将军镇压普加乔夫起义不知要惨烈多少倍。根据资料，布尔什维克在1921年共调动了27个步兵师去镇压农民暴动。不少出身于农家的红军官兵不忍这样屠杀乡亲，因此发生了许多哗变。如1920年7月，红军第21师的师长萨波日科夫率部反对“征粮队”，他们在萨拉托夫省建立了一个“真理红军”，主要口号是“打倒余粮收集制”，“自由贸易万岁！”后来的结果大家是知道的。无怪乎有史家称：在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农村，国家农奴制“发展到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即便是18世纪的农奴主也想象不到”（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428页）。就这样，1920年以来，先后是工人、军队，更不用说农民，第一次明确无误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承认，此时如果“允许苏维埃自由选举，可以肯定，他们全都会被赶下台”。布尔什维克原来以为，在1917年支持过他们的工人阶级肯定会毫不动摇地继续支持他们对付农民，但是事实使他们懂得，只有“专政”才能拯救革命，确切地说，才能拯救他们自己。
叶兆言：记忆中的文革开始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刚九岁，上小学二年级。常听人说自己小时候如何，吹嘘童年怎么样，我是个反应迟钝的人，开窍晚，说起来惭愧，九岁以前的事情，能记清楚的竟然没有几桩。很多记忆都是模糊的，一些掌故和段子，是经过别人描述以后，才重新植入了我的大脑皮层。往事是别人帮着我一起回忆才想起来。记得有一天课间休息，一位美丽的女同学突然站到了我面前，用很纯真的口气，问我母亲是不是叫什么。我说是呀，她就是我母亲。接下来都不说话，有那么短暂的一小会，大家都哑了，然后女同学眼睛一闪一闪地说，昨天晚上她去看戏了，是我母亲主演的《江姐》。永远也忘不了这位女同学的表情，圆圆的眼睛红润的脸色，让人神魂颠倒，让人刻骨铭心。我似乎是从那时候才开始知道事，才开始有明确的记忆。那年头，孩子们心目中的明星，不是漂亮的名演员，而是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我们满脑子都是黑白分明的好人坏人，个个向往烈士和革命，人人痛恨叛徒和反革命。女同学的羡慕表情，仿佛我真是江姐同志的后人，真是烈士遗孤。也许只是自己有这样的错觉，为了这错觉，我得意了好几天。我觉得那女孩子爱上我了，当然事实的真相应该是，我爱上了那个女孩子。我的小脑袋瓜里乱七八糟，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错位。课堂上读过些什么书，老师在说什么，已经记不清楚，我成天陶醉在革命后代的得意之中，享受着一个烈士遗孤的幸福感觉。母亲的光环笼罩着我，她在舞台上的走红，伴随着我的童年。我的耳边反复回响着“这是谁的儿子”的絮语，她和她所扮演的英雄人物融为一体。母亲的女弟子对我宠爱有加，见了我，谁都会发出一两声惊奇的尖叫。她们抢着抱我，哄我，带我出去玩，在我的口袋塞糖果，塞各种各样好玩的小玩意。那是个忙乱的年代，我没有多少机会和父母在一起亲近，印象中，他们很少有时间跟我敷衍。英雄人物的光环只是一种错觉，我的父母整日愁眉苦脸，总是处在这样那样的运动之中。负责照看我的保姆，常常为整理他们的行李抱怨，因为父母要不断地出门，要上山下乡，要去工厂煤矿，去社会的各种角落，参加四清，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还不懂什么叫“体验生活”的时候，我已经先入为主，无数遍地听到了这四个字。文革运动，只是一系列轰轰烈烈运动中，最大最漫长的一个。文革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开始，也不是突然就结束。它像一段源源不断的河流，和过去割不断，和以后分不开。我有意义的记忆，恰恰是从*开始的，它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成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是在九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母亲并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她的走红已变成了一个巨大包袱。现实与想象，有着太大的距离。那年夏天，大家在院子里乘凉，我听见大人们正用很恐怖的口吻，谈论着刚开始发动的*。我们的院子里住的都是名人，都是所谓的“三名三高”。我从来就没弄明白什么叫三名三高，只知道“名演员”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两项。街上不时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隐隐地有人在呼喊口号，我听见母亲说，她已经准备好了一双布鞋，革命群众要让她游街示众的话，就穿上布鞋，这样脚底不至于磨出水泡来。我的父亲照例是在一旁不吭声，有一个邻居说谁谁被打死了，谁谁被打折了腿，他们小心翼翼议论着，已经预感到大难就要临头。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七嘴八舌，最后得出了共同结论，这就是造反派真冲进来揪人，绝对不能顽抗，要老老实实地跟着走，有罪没罪先承认了再说。我不明白学校为什么突然可以不上学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天天都跟过节一样。我们的小学成了红卫兵大串联的集散地，外地来的红卫兵小将安营扎寨，在教室里打起了地铺，把好端端的学校糟蹋得跟猪圈一样。他们临走的时候，桌子掀翻了，板凳腿卸了下来，电线和灯头都剪了，说是那里面的铜芯可以卖钱。文革在我最初的记忆中，就像是狂欢节，痛痛快快砸烂一切，稀里哗啦打倒一片。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是外地的孩子，而比我们大的一些本地孩子，也都跑到别的城市去革命串联了。那些兄弟姐妹多的同学，没完没了地向我吹嘘哥哥姐姐们的冒险。外面的世界实在太精彩，我记得当时最痛苦的，就是恨自己岁数太小，因为小，很多好玩而又轰轰烈烈的事情都沾不上边。在我印象中，文革除了革命，没有任何文化。那时候街面上热闹非凡，到处生机勃勃，到处阳光灿烂。最喜欢看的是游街示众，被游街的人戴着纸糊的高帽，胸前挂着牌子，敲着小锣，打着小鼓，一路浩浩荡荡地就过来了。我们欢天喜地迎过去，跟着游街的队伍走，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再跟着另一支游街的队伍回来。我已经记不清楚那些被游街者的面孔，甚至也记不清楚他们胸前牌子上写着的字，看上去都差不多，是些什么人在当时就不在乎，现在更没有必要回忆。我们跑到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看漫画，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表演节目。这里是*的中心，是各种激烈运动的策源地，是地方就挂着高音喇叭，是地方就有批斗会，没有白天黑夜，没有春夏秋冬。十多年以后，我成为这所大学的一名学生，当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个学校怎么变小了。在我的记忆中，人山人海的南京大学，广阔得像森林一样无边无际。我们经常跑到我父母的单位去玩，家属大院与那里只是一墙之隔。有一天，我看见满满一面墙，铺天盖地都是我母亲的大字报。仿佛今天街头见到的那种巨幅广告牌一样，我和小伙伴站在大字报前面，显得非常渺小。母亲的名字被写得歪七扭八，用红墨水打了叉。记得当时自己非常羞愧，恨不得挖个洞，立刻钻到地底下去。小伙伴们津津有味地看着，我逃不是，不逃也不是，硬着头皮在一边陪看。大字报上的内容早记不清楚，只记得说到母亲的反党言论，有一句无论如何也忘不了，那就是“共产党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这句话实在太形象了，很引人注目。一起看大字报的小伙伴转过身来，指着我的鼻子申斥：“这话太反动了，你母亲怎么可以这么说?”我也觉得反动，太反动了。小伙伴气鼓鼓地说：“你母亲竟然要把共产党扔到茅坑里!”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这么说，怎么能这么说。它成为我心中的一个秘密，直到“文革”结束，有一次聊天，偶然问起母亲，她大喊冤枉。母亲说我是共产党员，你父亲也是，我干吗要这么说呢。但是她又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记不清了。抄家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有一天，突然来了群气势汹汹的红卫兵小将，把我父母押到了角落里，袖子一捋，翻箱倒柜抄起家来。要说我一点没有被这大动干戈的场面吓着，那可不是实情。我被带到了厨房，小将们用很文明的方法，十分巧妙地搜了我的身。她们如数家珍，强烈控诉着我父母的罪行，然后一个劲表扬夸奖，说我是好孩子，说我是热爱毛主席的，会坚定不移地站在共产党一边。她们一点也没有把我当作外人，知道我身上藏着许多毛主席宝像，说仅仅凭这一点，已足以证明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这些话说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心坎上，在那年头，没有什么比这种认同，更让人感到贴心，感到温暖如春。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的身上确实收藏丰富，当时抢像章很厉害，害怕别人来抢，我把所有的像章都反别在衣服上。结果就像变戏法一样，我掀开这片衣服，亮出了几块宝像，撩起另一块衣襟，又是几块宝像。小将们一个个眼睛放出光来，惊叹不已。好几位造反派是我母亲的得意弟子，原来都是极熟悉的，她们在我身上摸来摸去，把我哄得七荤八素，目的却是想知道母亲有没有把什么东西，偷偷转移到儿子的口袋里。我对她们不无反感，只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因为那时候已经有了些性别意识，被这伙女造反派弄得很别扭。一个造反派摸索完了，另一个造反派又接着过来摸索，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让她们给搜寻遍了。突然，一个小将跑过来报喜，说是找着罪证了，这边的几位小将顿时兴奋起来，一副大功告成的样子，也顾不上我了，扭头都往那边跑。我隐隐约约听说是抄到黄金了，这在当时，就是个了不得的罪证。在我少年的记忆中，黄金绝对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只有地主资产阶级才会拥有，只有反动派才会把它当作宝贝。拥有黄金意味着你与人民为敌，意味着你是万恶的剥削阶级。听说那些被抄家的坏人，常把黄金藏在枕头芯里，埋在地板底下，既然是从我们家抄到了黄金，我确信自己父母像红卫兵小将说的那样，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家有很多书橱，听说抄到黄金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那几根镶在书橱上黄灿灿的金属轨道。我至今都不明白，当时为什么会这么想，为什么会有这样自以为是的误会。也许是保姆和别人说过，我们家的书很值钱，也许是小人书和电影里的阶级斗争教育，让我产生了高度的革命警惕。反正当时确信不疑，认定那些金属轨道就是黄金。我的父母把黄金镶在书橱里，以为这样就可以蒙过别人的眼睛，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革命群众都是孙悟空，个个都是火眼金睛。后来才知道，所谓黄金，不过是我奶奶送给母亲的一根金项链。我听见了母亲挨打的惨叫声，造反派此起彼伏地训斥着，显然并不满意只有这么一点小小的收获。他们继续翻箱倒柜，继续恶声恶气，动静越来越大，收获越来越小。我一个人待在厨房里，心里七上八下，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不时地有造反派跑到厨房来，这儿看几眼，那里摸几下，连油盐酱醋的瓶子，都不肯放过。在旧作《流浪之夜》里，关于抄家，我曾经写过这么一段文字：一直抄到天快黑，大失所望的造反派打道回府。除了厨房，所有的房间都被贴上了封条。我的父母就在这一天进了牛棚，保姆也拎着个包裹走了，只留下我孤伶伶的一个人。我整个地被遗忘了。我的父母把我忘了，造反派也把我忘了。天很快黑了下来，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一个人待在宽宽大大的厨房里，真有些害怕，于是便跑到大街上去。那天晚上，我在大街上流浪了一夜。或许也可以称作是一种出走吧，自记事以来，还从未一个人离家这么远过，更没有深夜不归的经历。我为自己生长在这样的反动家庭感到羞愧，决定离开，决定跟与人民为敌的父母彻底决裂。夜色降临，我不知道自己要去什么地方，身无分文，茫然地在街上走着，哪儿人多就往哪儿去，哪儿好玩便往哪儿钻。这一夜，遇到的稀奇古怪，要一笔一笔说清楚，还真不容易。大街上灯火通明，在市中心的广场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正轮番演出活报剧，给我留下最最深刻记忆的，是一段轻松活泼的天津快板书。在当时，再也没有什么比快板书更适合街头宣传，说书者戴着个大鼻子扮演刘少奇，动不动就来这么一句，“提起了刘少奇，他不是个好东西”。这词非要原汁原味的天津话说起来才有趣，快板噼噼啪啪地响着，听众一边听，一边乐。不远处，造反派正慷慨激昂辩论，你一句，我一句，没完没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是斗嘴吵架。那时候，大规模武斗还没有开始，辩论者唇枪舌剑，不时地听见有人在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文斗就是讲道理，可是讲着讲着，就都不讲道理了，袖子捋了起来，拳头举了起来。眼看着要打起来，不知怎么的，又突然不打了，双方握手言和，然后又接着与第三方大吵，吵得不可开交。一方说什么好得很，一方就大喊好个屁。广场上“好得很”和“好个屁”此起彼伏，谁都不肯示弱。我一直没弄明白“好得很”和“好个屁”的争论焦点是什么，“好得很”这一派后来被称之为“好”派，它的对立面就成了“屁”派，“好”派“屁”派是南京两大造反组织，都出了一些了不得的大人物。那漫长的一夜可以分成两部分，上半夜都和革命有直接的关系，下半夜与革命就有些距离。随着夜越来越深，耍猴的，卖狗皮膏药的，要饭的，都形迹可疑地冒了出来。耍猴的一个劲数落一只老实巴交的猴子，就像教训自己的孩子一样，好几个大人围在一旁津津有味地看着，边看边笑。卖狗皮膏药的开始推销自制的肥皂，吹得天花乱坠，把机油和泥土往一块白布上揉，然后现场清洗给观众看，引得看的人赞叹不已。要饭的在数自己挣的钱，把硬币一枚枚摊在空旷的台阶上，数了一遍又一遍。在树荫深处，竟然还有一个男人在*。我当时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奇怪他尿个尿，干吗要那么复杂。重新回忆这一夜，总有一种荒诞之感，连我自己都觉得它不真实，然而又确确实实都是亲眼所见。一群小流浪汉合起伙来，不费吹灰之力，就骗走了我脚上的新塑料凉鞋。他们是我新结识的伙伴，我们一起在广场上玩，从东窜到西，又从南玩到北，很快变成无话不说的小战友。夜深人静，广场上的人群渐渐散去，喧嚣的热闹劲过去了，我仿佛找到了组织，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伙小流浪汉郑重其事接纳了我，开始对我天花乱坠，哄得我这个九岁的孩子心荡神怡，对未来产生了太多美好想象。五颜六色的肥皂泡在空中飞舞，我很轻易地就相信了他们的许诺，相信他们真能带我去北京，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家伙是个瘸子，是个能说会道的语言天才，他自称是老红军的后代，曾经被毛主席亲自接见过，还跟他老人家握过手。我对这家伙的故事深信不疑，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能打动我，说什么我都敬若神明。最后他对我下达命令，让我像其他的小流浪汉一样，在银行门前的大平台上躺下来睡觉，他让我把凉鞋脱下来，当作枕头垫在脑袋底下，理由是这样不容易被偷走。我困意朦胧地当真把塑料凉鞋脱了下来，搁在脑袋下面，美美地进入了梦乡。在蜜一样的梦中，我梦到自己和成年的红卫兵一样，爬山涉水，终于到了世界革命的中心，见到了人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人山人海，一片欢呼声，我的鞋子被挤掉了，大家都赤着脚向前拥去，一直冲到了最前面，街面上到处躺着被挤掉下来的各式各样的鞋子。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一时间我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躺在大街上。我已从平台的这一头滚到了另一头。我的鞋没有了，我的那些新结识的流浪汉小战友也无影无踪。最后，我是光着脚走回家的。我被那些新结识的小流浪汉给耍了，刚建立起来的革命情谊，转眼间被糟蹋得干干净净。他们偷了我的凉鞋，兴高采烈逃之夭夭，像沙滩上的水一样蒸发了。我的失踪惊动了当地派出所，也让造反派感到不安，他们对我的失踪负有责任。我的父母还关在牛棚里，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没有了，造反派显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正分头在找。他们担心我被人贩子带走，落入坏人之手。我的出现让大家喜出望外，尤其是那些女弟子，虽然已经与我母亲决裂了，毕竟还有些残存的师徒情谊。她们像对待英雄回归一样地欢迎我，让我先饱餐了一顿，然后围着我七嘴八舌，一个劲地追问我把鞋子丢到哪去了。我结结巴巴说着自己的遭遇，多多少少有些添油加醋，她们听得一惊一乍。对于她们来说，这只是有惊无险，只是弄丢了一双鞋子，鞋子丢了，孩子还在，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吃饱喝足，一个年轻美丽的女演员英姿飒爽地走过来，把我从母亲的女弟子手中接走了。她是造反派的小头目，是兵团的什么司令，穿一套草绿色军服，系一条地道的军用皮带。那时候，造反派全是这身打扮，真能穿上货真价实军服的人并不多。她身上是一套真正的军人制服，仅仅凭这套行头，足以让人刮目相看。在当时，有各式各样的军服，大多是仿制的，有的甚至是用土布自己染的，绿得莫名其妙，水洗以后，因为褪色，像迷彩服一样肮脏不堪。一套真正的军人制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代表着一种地位。造反派小头目正和一位现役军人在谈恋爱，她身上的军服就是那个男人的，穿在身上大了一些，可是仍然很好看。我觉得最能给人带来视觉上的冲击，最能引起人们回想起*开始的场景，莫过于绿军装与红袖标的配合。民间有“红配绿，丑得哭”的说法，南京方言里“绿”和“哭”搁在一起，不但押韵，而且朗朗上口。红和绿在颜色对比上，既尖锐冲突，又十分和谐。在一片绿色的海洋中，红袖标像鲜花一样灿烂。身穿军装，戴着红袖标的小头目神情严肃，径直走到我们面前，神气十足地宣布：“好吧，你们现在可以把这小家伙交给我了，我有话要对他说。”女弟子们立刻都不说话，似乎已经明白她要对我说什么，看看我，又看看她。我不知道她会说什么，只是预感到会有些不幸的事情将要发生，依依不舍地看了女弟子们一眼，乖乖地跟她走了。接下来的谈话，对于一个九岁孩子产生的强烈冲击，丝毫也不亚于抄家。她把我带到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看了看四周，既兴奋又神秘地向我宣布，说你并不是现在的父母生的。她说，你只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你和现在的父母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我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话，对我来说，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没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了。看着我吃惊的神情，她有些幸灾乐祸，和颜悦色地安慰我，说这其实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你应该高兴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并不是坏人的孩子。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她接着说出了一个更让人吃惊的秘密，她说你知道，事实上，你是一位革命烈士的后代，你的父亲是久经沙场的老革命，为了人民英勇牺牲，已经长眠于地下。我不相信造反派说的话，又没办法不相信。突然，她的眼睛饱含着泪水，仿佛被什么事情感动了一样。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二十多年以后，在美丽的西湖附近，在革命烈士陵园，我看到了亲生父亲的墓碑，这个困惑了自己几十年的秘密，终于解开了答案。我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是痛苦，还是麻木。对于一个九岁孩子来说，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都过于极端，极端得不可思议。你根本无法理解这些，突然之间，你美好幸福的家庭遭遇了抄家，父母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成了反动分子，成了反革命。然后又是突然之间，原本你生命中最亲近的人，他们竟然又不是你的亲生父母。我记不清楚这次谈话是怎么结束的，只记得造反派小头目从头到尾，都没有拿我当作外人。她挑唆着我与养父母之间的仇恨，不停地安慰我，鼓励我，要我挺起腰杆做人，要像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要对得起那位为革命捐躯的亲生父亲。她说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给你撑腰，党和人民站在你的一边，做你的坚强后盾，你还有什么可以担心。她说你要做一颗革命的种子，要撒在任何地方，都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最后还会开出鲜艳的花朵来。几天以后，下课的时候，一名同学当着众人的面，模仿我父母游街示众的情形。他曾是我最好的伙伴，爬到了课桌上，拿腔拿调地发挥着，一会扮演我父亲，一会扮演我母亲。他说我们原来都觉得你们家了不得，谁都是人物，想不到你们一家都是坏蛋，你爸是个坏蛋，你妈是个更坏的坏蛋。你父亲是个大右派，你母亲不是江姐，她是甫志高。我听见了女孩子吃吃的笑声，那个在我心目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的小女孩，那个代表着美好理想的小女孩，也幸灾乐祸地混在人群中。我的母亲曾是她心目中的偶像，现在，这个虚拟的偶像倒坍了，英雄人物已经不复存在，革命先烈江姐已经被叛徒甫志高取代了。孩子们的游戏很快进入了高潮，小女孩举起了拳头，大家突然高呼起打倒我父母的口号，异口同声慷慨激昂。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就好像被心爱的人背叛一样，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哀，笼罩在心头。真想把那个女孩子拉到一边，把自己的身世秘密告诉她。我要告诉她，我依然还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的亲生父亲仍然是英雄人物。可是我没有勇气这么做，就算我说了，她能相信我吗?我不相信她会相信，因为我自己都不太相信。那是一个激烈的年代，革命是头等大事，革命就是一切，换了任何孩子，处在我的地位上，都应该被讥笑，都应该被诅咒。革命是天堂，反革命应该下地狱。后记：八个样板戏我一向深恶痛绝，在任何场合，都不愿意再听到它的声音。仔细想想，《江姐》与样板戏相比，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经过十年*，一度被禁演的《江姐》再次公演。这是件很隆重的事情，大家排队购票，争先恐后，仿佛噩梦过后，又回到了*前夕。观众还是老观众，历史绕了一个圈子，再次回到原点。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江姐》以及《洪湖赤卫队》等经典剧目的重新演出，意味着一个恐怖时代的结束。说老实话，这是我始终想不明白的一件事。我想不明白，今天的年轻人大约更想不明白。*是个漫长的过程，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不同人的心目中，有着不同的*。江姐曾是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是男孩子心目中最*的女性，虽然这个戏一度遭禁，但是它所代表的观念，说白了就是发动*的坚实基础。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教育下，让老百姓接受*，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开始的时候，我是个九岁多的毛孩子，是个小学生，到*结束，我已经快二十岁了，在一家街道工厂里当钳工。毫无疑问，我属于那个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世界观不可能不带着*的深刻烙印，也许是烙印太深了，时至今日，我总有一种疑惑，这就是*究竟有没有结束。
男用自慰器当太岁所折射的中国性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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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只有来不及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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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5&&&冉按：这是我为《心理月刊》专栏6月号所写的文章。关于教育女儿，我没有什么独得之秘，只能算是盲人摸象，而且还犯过不少错误，以后会陆续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与女儿探讨。昨天上午雨中，小女前往超市采购，中午独立做了一桌菜，为的是庆祝我父亲节快乐，谨此感谢女儿的爱。日10：00于成都
邹思聪：知识分子集体溃败的那个时代
23:45:09 知识分子集体溃败的那个时代文/邹思聪（代序）我说的57年反右。在中学课本上，对于那个时代，我们通常听到的叙述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的，必要的，这对于分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对1957年春夏的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在全国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致使反右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了。” 总的来说，这样一段缺乏史实的观点性描述就这样刻进了大部分中国人的脑海里，年少时每每向比自己年长的人谈起这个时期，他们也总是拿出历史书上的这一段话搪塞与我。“进教材，进课堂，最后走进学生的脑袋”，这样的教育确实成功了。以至于如今，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回顾起来，总是十分辩证和宽容。 我一直强调，证明一件事情的真伪，正误，只有两种方法——第一，经验事实；第二，逻辑推理。对于一个历史事件，就如历史学家高华所言，要尽可能的用史实说话，并且，分析它背后的逻辑。而远远不是一段“功过三七分”的观点，这种观点来自上层的共识，而这样的共识，它的提出，来自于法统的传承，来自于道统的维护，但是它唯一不来自的，便是事实。这样的高层共识甚至都没有提供过事实。 时过境迁，国内已经有大量的著作谈到这段历史，文学的，史学的，政治学的，个人回忆录的，都描述过那一段历史。虽然教材仍然是垄断的，但是离开教材，我们仍然有机会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我所想要梳理和描写的，不是为了彻底反对这个“三七分”的评判，而是试图展开更多的史实——历史课本上，《人民日报》上，除了一篇《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篇《这是为什么》，便似乎再没有发表过其他的文章，《人民日报》到底说过些什么？那些放肆的右派们到底说了些什么，让毛泽东如此严重的判断党内正在出现修正主义？那段历史的背景发生在什么时段，国际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毛泽东为什么要施展阳谋，请君入瓮？包括姚文元在内，有哪些文化人，他们充当了反右的旗手？在反右运动中，包括新闻界（我的专业是新闻）、文学界、艺术界在内的各界人士是如何倒下的，他们在反右运动中，做了些什么？他们是如何自相残杀，互相批判的？…………——让这些史实，更完整的展现出来，随后，我们才可以有资格去分析，才可以有资格去判断，不然，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妄谈“反右是必要的”，去胡诌“只是被严重扩大化了”，这种不负责任的判断和极度无知的自以为是，在我看来，不仅可耻，更是最大的可悲。遗憾的是，这恰恰是中国人谈论问题时最常见的现象。 我在这一系列文字中，想要呈现的，便是我以上的那些疑问，相信也是很多朋友们的困惑。我所梳理和写作的这些史实，均会来自于大陆公开出版的书籍，以及学校图书馆内珍藏的《人民日报》。当然，由于是个人博客，我也会讲述一些我自己的观点，我会批评，也会赞扬，“不虚美，不隐恶”。当然，逢到历史选择，也会考虑另外的可能性——历史固然不能重复，但并不因此就拒绝假设，假设不是要穿越到过去改变未来，而是不想让历史的挽歌，再一次悲恸血红的江山。
我们先来看看《人民日报》所发表文章的一段目录，从四月份《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到五月底《继续争鸣结合整风》，那是一段社会各界知识分子真正百花齐放的岁月，可是暗流已然涌动。紧接着，六月初便发布了毛泽东的《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整个六月，风声鹤唳，而之后的七月到年末，平均三天到十天便有一篇严厉的社论。风向为何会如此陡然转变？我会尽力找寻社论原文，从中看出一二端倪——这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社论，就这样让一代知识分子尊严扫地，自相残杀，进退失据，万劫不复。 在毛泽东号召大鸣大放的时候，从费孝通谈到的“早春乍暖还寒的天气”开始，党内外的批评都是如此的尖锐勇敢，犀利无匹。可压力一来，我们便看到，费孝通写了《向人民伏罪》，储安平则干脆去题目《向人民投降》，黄琪祥则《请求人民的宽恕》，章伯钧就是《向人民低头认罪》，张云川说《我恨自己是一个右派》，宋云彬则是《我辜负了人民给我的信任和荣誉》，钱孙卿写到《我做了人民的罪人》——无一例外，溃不成军，没有一丝尊严的倒掉。须知道，在整风期间，大鸣大放的言论，对于现实深度的涉及，现在看来，都绝对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能够有那样深刻见解的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等人，为何可以如此彻底的投降？而接着随之而来的，文人互相的攻讦，这又是为什么？ 从姚文元于6月15日到6月21日，连发三篇文章《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从恐吓信中窥见的》《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考验自己》开始，吴晗写了《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6.19）批判右派，朱光潜《我们有了标准》（6.24），钱学森说，《我在美国钻了二十年结论是只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6.22），郭沫若《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7.6），茅盾则发文《“放”“鸣”和批判》（6.17），《我们要把刘绍棠当做一面镜子》（10.17），直接开始了点名攻击。而巴金也表态《中国人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6.22），马寅初发表《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等的言论发表些意见》（6.15），老舍几日之内连发三篇文章——《个人与集体（斥丁玲的反党罪行）》（8.17）《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8.20）以及《勖青年作家》（8.20）。 这些人，有的是文学大师，有的是科学栋梁，有的是哲学家，有的是社会学家，有的是名校校长……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学界泰斗，这些社会良心所写的都是违心之言，借诬陷他人来洗刷自己，虽然他们很多也没有善终。老舍虽然攻击了女作家丁玲，但是依然在后来文革时被打成右派，自杀而亡。吴晗虽然在反右中凶狠积极，但是后来在文革时还是被打成右派。这样的事，比比皆是。我时常假设，如果没有这样的相互揭发、背后告密和打小报告，没有借诬陷他人来洗刷自己，没有借批判他人来证明自己的革命，也许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又是另一番光景，中国的历史进程又是另一番模样。其实，并非没有正面的案例。一个不知名的北大女学生可以拍案而起，直陈被深深埋葬的常识，她叫林昭，直到今天仍然连年被我们所祭奠，尊为圣女。同样也有一直坚持自己观点的大人物，他就是在声讨和批判面前绝不低头半分的章乃器。可这些品质，为何只零星的存在于那些悲惨命运的人身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制度性的欺骗与绑架，以及它对人心的摧残——在一个人人过关，人人表态的时代下，也许真的只有太少的人可以固守自己的良心，与内心的正义。这篇序言，写给那个知识分子集体溃散的时代。那个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败给了自己的懦弱，因为毕竟，如果像捷克知识分子那样团结，历史就会改写。但更多的，没有人幸免于那一个翻云覆雨的时代。当我们回忆的时候，从领导人到知识人，我们都可以随意批评，只是当我们反思的时候，我们必须怀着深深的自责，因为那些懦弱与虚伪，那些霸道与民粹，那些罪恶与鲜血，我们每个人都逃不开干系。是为序。
秦全耀：谁篡改了梁晓声的《知青》歌词？
谁篡改了梁晓声的《知青》歌词？
&& 23:22身为老三届知青，却不愿看知青题材的影视作品。原因是：假的倒胃，真的伤心。所以对于近期热播的45集《知青》无动于衷。《知青》作者梁晓声来到青岛与老知青见面，俺没参加。客观理由家里有事，主观还是不感兴趣。一个体制内的中国作协成员、中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及中国电影进口审查委员会委员，能讲点什么？充其量只能是一通官八股，为那个年代涂脂抹粉而已。偶然看到了知青网朋友们上传的现场视频。在青岛电视台明星大厅，梁晓声现场对老知青朋友们高声朗诵了他写的《知青》主题曲歌词：寒来暑往，星转斗移，冰天雪地里，我们共同守护取暖的火炉。青春的叛骨，说什么战天斗地，别教我谁是敌人！我的青春你做主，这是什么道理？这是什么道理！把你的手给我，你也需要我的友谊。岁月是如此漫长，我们相扶而行。让虚伪的口号（斗争哲学）见鬼去，让爱情之花自由开放。折磨吧，这是我们的肉体，你主宰（征服）不了的是我们的灵魂。还有我们萌芽的思想，还有我们的思想。听到这，热泪盈眶，热血沸腾，梁晓声，还是一条铮铮硬汉，他没有被抽走脊梁骨！但是再看看实播的《知青》，主题曲歌词又是什么呢？绚丽的青春之桨，划出人生的层叠波澜。一代人的追忆，荡涤难以平静的心田。难忘那苍茫岁月，呐喊着温暖的春天。磨练伴随着无怨无悔，展开人生的风帆。我们曾经用身躯亲吻精神的花瓣，我们曾经用心灵编织理想的花环。我们曾经用微笑面对命运的挑战。我们曾经用歌声唱响美好的期盼。梦里的晶莹泪光，闪耀你我曾经的容颜。风雨中的思念，一路相伴着过往流连。那里有雪野大地，那里有战友的生死相牵。那里有山村大川，那里有父老乡亲的惦念。我们曾经用身躯亲吻精神的花瓣，我们曾经用心灵编织理想的花环。我们曾经用微笑面对命运的挑战。我们曾经用歌声唱响美好的期盼。我们用歌声唱响心中的永远。“无怨无悔”，“精神花瓣”，“理想花环”，“笑对命运”、“美好期盼”。——一片莺歌燕舞，一代和谐知青。是谁篡改了原作歌词？——梁晓声博客做了注释：我和导演就歌词有过如下对话——他说：“你太猛了。”我说：“创作勾起了我对‘文革’的痛恨”。他说：“......我们这部剧对‘文革’年代极左特征的呈现，差不多等于八十年代以后所有影视作品所呈现的总和。我正担心它播得出来不？你就一点儿不担心?”我说：“同样担心。”他说：“那你还写出这样的歌词来？”我说：“我头脑进水了。”我当他面将歌词撕了。我俩相对默默吸烟。最后我提议——我写不出亮色的歌词来，干脆把这“难活”推给艺术总监......。于是，歌词“修改”（不是篡改）和谐了，电视如愿上映了——各得其所，皆大欢喜。还得感谢梁晓声，他亲口朗诵的毕竟是老歌词——哪怕只对着老知青。但如果他朗诵的是被改过的新歌词，有过亲身体验的老知青们听了会有什么反应？梁晓声是知道的，他很聪明。在体制内，不聪明能坐上今天这个位子吗？歌词可以按照“规矩”修改，一代知青的命运却无法修改——更不允许被篡改！（作者：窗外的海风）
徐贲：电视剧《知青》实在太虚幻
徐贲：电视剧《知青》实在太虚幻徐贲 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原题：电视剧《知青》带来什么样的记忆？由作家梁晓声担纲编剧的电视剧《知青》放映后，引起了许多不同的批评，大多集中在“真实感”的问题上。有的批评比较简单，如“知青衣装怎可能整齐如新？”与此相比，来自知青观众的批评则提供了更多的生活细节。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对青少年思想形成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具有特别清晰、深刻的记忆，以至于终身难忘。知青对自己上山下乡的生活细节便拥有这种性质的记忆，而这种记忆正是他们用以衡量《知青》中许多细节是否真实的实在对照。网上有一篇《敬告梁晓声我们还活着》的文章，作者耶子就是用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细节来对照他在《知青》中看到的种种虚假。例如，“连队广场上竟然有成排的自来水，这也虚假得太离谱了吧”。耶子说，他以前所在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2团六连是全团最大最好的连队，“也只有3口井，每口井都至少三四十米深，水桶是用铁轱辘把摇上来的。老职工告诉我们冬天一定要戴手套，否则因为零下40多度太冷，铁轱辘把会把手掌的皮肤粘去。在新建连，为了挖这样深的井，经常有知青滑入井中摔死”。耶子的劳动记忆更是苦不堪言，“麦收时常常48小时连续工作，其间最少时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即便这样极度困乏疲劳，睡前还要读一下‘老三篇’‘雷打不动’，这时每个人都躲在炕上的帐子里，帐子外成千上万的蚊子在吼叫。在地里割麦子又被漫天飞舞的‘小咬’(一种北大荒特有的小虫子)叮咬得皮肤瘙痒和肿起来。”与这样的艰苦生活和劳动条件相比，“文革”中的那种“思想革命化”更是给耶子留下了终身难忘的精神创伤，“早请示晚汇报是知青生活中绝对不可能没有的事，剧中怎么没有？”耶子所记忆的那些政治生活细节是绝大多数知青所极为熟悉的：“当时我们进食堂吃饭前都首先在食堂门口按照排、班排好队，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三遍后才能排队进食堂吃饭，每桌6个人，三男三女，站着吃饭，根本不可能有坐着吃饭的事。连里开大会如果是在晚上的话(因为经常有最高指示中央文件发布，就得什么时候到了连队什么时候就得开会传达，一刻不能延误)，就搬上长条锯下的木头在食堂一排排横放好，每人就依照排班坐下开会，如果是白天开会，就在晒谷场席地而坐”。知青的记忆是“文革”记忆的一部分，在“文革”记忆还有许多禁区的今天，知青记忆被美化，本不是一件太令人意外的事情。问题是，这种不真实的美化恰恰是以历史真实的面目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有人为《知青》辩护说，对于一部电视剧来说，主观的“观众接受”比客观的“历史真实”更为重要，“这部剧显然不是‘老三届’们的专属，不同时代的人看过都会有截然不同的观后感。有的老知青认为剧中表现的知青生活不够艰苦；有的90后观众则认为当年的激情岁月值得向往”。如果《知青》仅仅是让像耶子这样的观众觉得虚假，那还至少能勾起他们对知青生活和“文革”往事的一些真实回忆，这些刻骨铭心的创伤性记忆中其实已经包含了某种对“文革”的反思。但是，如果这个剧带给观众的不是这种反思(不管多么间接或模糊暧昧)，而是对所谓“激情岁月”的“向往”，那就远远超出了一个故事的细节真实范围，使《知青》成为一部足以令人担忧的作品。为了不至于营造“激情岁月”的虚幻景象，电视剧的编剧似乎有责任明确地告知观众，自己只是在“说故事”，而不是在“记忆”那一段被称之为“知青岁月”的“历史”。故事是在被称为“历史”的时间中进行的，但这个时间的背景并不能等同为记忆，这个历史背景与其说是编剧者可靠的知识源泉，还不如说是他自身残缺的象征，然而，它也反映了我们共同生存状态的种种不足，以及我们无法表达共同记忆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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