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内需中2013中国消费总额的投资占比例应为多少?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14-12-04 11:58 标签： 2013年天然气消费量
　　一、总需求结构失衡与我国的宏观经济
　　（一）我国总需求结构变动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需求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最终消费占比大幅度下降，投资占比大幅度上升，出现了失衡状况。1980年～2010年，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下降了18个百分点，从65.5%降至47.4%；资本形成占比上升了近14个百分点，从34.8%升至48.6%。2010年，投资占比超过最终消费占比。
　　在时间节点上，我国总需求结构失衡状况的加速发展主要发生在1988年～1994年以及2000年以后，恰好对应着我国改革开放加速推进和增长战略发生重大调整的两个阶段。在横向国际比较中，我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发达经济体和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
　　在最终消费中，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较为稳定，30年间的变化不超过4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占比的下降主要来自家庭消费占比的下降。1980年～2010年，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了17个百分点，从50.8%降至33.8%。
　　对比我国GDP增长速度和家庭消费占比的变化，可以发现，在GDP加速增长的阶段，家庭消费占比大幅下降；在GDP增速回落的阶段，家庭消费占比相对稳定，并呈现适度的提高。家庭消费占比下降的第一阶段是1988年～1994年，下降了7.6个百分点；第二阶段是2000年～2010年，下降了12.6个百分点。1988年～1994年，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带动了投资的迅猛增长，我国总资本形成的年均增速达到25.1%，GDP年均增速达到22.6%。进入新世纪，在西部开发、城市化、工业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等战略性因素的作用下，我国投资增速大幅提高，2000年～2010年总资本形成的年均增速为17.5%；GDP加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11.1%。
　　（二）伴随着总需求结构的变化，宏观经济内在稳定性下降
　　作为总需求的3个主要构成部分，投资、家庭消费和净出口的增长波动，必然转变为所拉动的GDP增长的波动性。用标准差衡量，20世纪90年代，投资、净出口和家庭消费拉动率的波动分别为3.1%、2.6%和1.8%；2000年以后分别为1.6%、1.7%和0.5%。以标准差对平均值的比率来衡量，90年代分别是0.8、4.4和0.5；2000年以后分别为0.3、2.4和0.2。
　　从我国GDP增长率的动态轨迹来看，1994年～2000年之间，GDP季度增长率对趋势项的偏离程度不断缩小；2001年之后，偏离程度则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三）宏观经济应对外需冲击能力减弱
　　在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总需求结构中，投资增长和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强化的联系机制，外需冲击的影响不断放大，宏观经济应对外需冲击的能力减弱。
　　次贷危机引发的外需冲击导致我国宏观经济波动性提高。GDP增长率的波动性指标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处于0.1以下，次贷危机爆发后最高升至0.2以上。分行业或分产业部门的增长率数据同样显示外需冲击导致宏观经济波动性大幅上升。对比不同行业或产业部门的波动性变化，可以看出，投资和出口依赖性越高的行业在外需冲击下波动性上升的越大。相对于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具有更高的投资和出口依赖性，在外需冲击下，第二产业的波动性指标上升了0.2左右，第三产业的波动性指标上升了0.1左右。在第二产业的工业部门中，重工业比轻工业具有更高的投资和出口依赖性。在次贷危机带来的外需冲击下，重工业的波动性指标上升了0.3以上，轻工业的波动性指标上升了0.1左右。
　　二、总需求结构失衡的根源
　　（一）经济发展战略
　　我国总需求结构对投资和出口的高度依赖，源于经济快速发展战略及其实现过程。为了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经济总量的扩张成为政策的重要目标。由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面临较多的约束和不确定性，资本投入的迅速增长就成为实现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的首要选择。
　　（二）特定发展阶段
　　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过程必然以大量投资作为基础。与东亚其他国家类似，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为了追赶发达国家，政府一般会选择快速的工业化，通过对外贸易积累资本、学习技术，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必然选择。
　　高投资能保持较高的投资收益率，也与我国的资源禀赋密切相关。我国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随着农业部门劳动力占比的下降，对农民工流动限制的放松，农民工为工业和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足、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从而为我国投资驱动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从就业结构看，我国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从改革之初70%下降到目前35%左右。农业部门释放的劳动力弥补了工业部门劳动力需求，第二产业就业占比不断上升。
　　（三）外部环境
　　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分工从产业间转变、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的转变，亚洲地区垂直分工体系和区域内生产供应网络逐步形成。2001年以后，以美国IT泡沫破灭为转折点，国际间产业转移过程出现新的变化。在这一阶段，国际分工体系的调整进一步深化和细化，根据同一产品内部不同生产环节和工序的要素投入要求，把不同生产环节和工序配置到具有不同区位优势的国家或地区。由此带来“全球制造”和“全球价值链”的概念。
　　国际分工的细化，意味着有更多的产业或生产环节进入到国际产业转移过程。美国、西欧发达国家、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日益转向高附加值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或加工环节，大规模向外转移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生产和加工环节。劳动成本优势、经济规模优势、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制度和政策优势，以及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全方位影响，使得我国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流入地。在国际分工体系新一轮的调整过程中，亚洲地区逐步成为全球经济中一个统一的供应网络，我国在这个网络中充当最终产品的加工和组装中心。
　　亚洲地区的供应网络，在很大程度是欧美需求驱动的供应网络。因此，该地区特别是我国出口增长必然受制于欧美市场需求的增长状况。
　　（四）消费增长面临收入与供给的双重制约
　　传统增长模式决定了当前的收入分配模式。为了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一些地方不惜压低劳动力价格和资金价格，降低工业部门的生产成本和资本形成成本，推动资本形成过程的加速。工业部门特别是重化工业部门的生产特点，决定了劳动与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地位的不对等，资本处于强势地位，劳动处于弱势地位，制约了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传统增长模式还形成了特定的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格局，并导致居民消费增长缓慢。在传统增长模式下，一方面，由于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成本较低以及环境成本较低，企业可以保持较高的利润率。对于私营企业而言，由于受到金融抑制的影响，企业留存收益进行重新投资。国有企业可以通过银行系统获取廉价资金，并将企业收益用于进一步投资。另一方面，投资扩张过程中，政府获得了较高的税收收入，同时，土地供应使地方政府收入不断增加。与之相对，劳动保护落后，工人谈判能力不足，劳动者收入的产出占比不断下降。
　　在特定发展阶段、资源约束和国际分工条件下，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有助于实现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从而实现经济赶超目标。但由此导致国内供给结构与家庭消费结构的不协调，并从供给层面制约家庭消费的增长。居民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共管理等非贸易品不断增长的潜在需求，受制于供给不足，从而导致居民储蓄增加。非贸易品供给不足所导致的“强制储蓄”，是制约我国家庭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政策建议
　　（一）推进政府自身改革
　　通过政府自身改革，打破政府、企业和家庭之间的传统利益分配格局，转变政府职能，使其有选择地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减少“审批制”，改革财税体制，由生产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推动政府决策等行为的公开性与透明性。
　　改革有四个突破口：一是政府功能重新定位。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服务，政府必须从“增长型政府”向“发展型政府”转变。为此，应逐步减少对土地、劳动力、能源、矿物以及资本价格（利率和汇率）的管制，改革垄断企业；改革税收制度，以全面落实改善社会福利的目标，增加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和环境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开支；努力促进实现创新导向型的经济结构，建立规范的市场竞争秩序。二是破除国有企业的垄断，放松对投资主体和投资领域的限制，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三是消除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等要素市场的扭曲。配合再分配体制的改革，完善要素市场，使劳动和资金等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力量在市场上得到真实体现，并最终在工资和利率等价格信号中得到真实体显；在保持适度的税收收入增加的同时，调整税种结构，降低增值税的收入比重。四是推进社会改革。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网络发展和信息传播扩散，使人们对自我利益的感受和追求增强；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关系的互动性、相互影响性增强；社会成员的利益日益多元化，要求多样、灵活的社会政策与之相适应。这些都会影响经济层面的改革，并要求其改革更多体现居民的诉求。因此，应鼓励居民参与政策的设计，及时进行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和反馈。
　　（二）切实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机制，不应再过多地依赖政府主导，而应是在政府放松管制的条件下，更多地由市场力量引导并自发演进。转变增长方式的目标，是实现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的良性互动，为总需求和总供给的长期持续增长构建基础。为此，应完善要素市场、理顺价格机制，使不同产业部门或行业的投资成本与收益在市场上得到真实反映；放松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限制和行业准入限制；促进市场价格信号引导投资结构转型和投资增长，积极推进金融体制与国有银行改革。
　　（三）推进供给结构改善
　　在发展服务业的大趋势下，应重点解决制约我国家庭消费增长的“供给短板”，以实现消费增长和投资增长的良性循环。因此，服务业发展的重点应是医疗、教育、养老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业。同样，供给结构变化应该是市场力量引导下的自发演化过程。
　　（四）促进消费与投资协调增长
　　投资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投资转型，包括结构变化和动力机制的变革。但是，投资转型带来的供给结构、就业模式和初次分配格局的变化不足以保证家庭消费的持续增长，还必须有其他方面的配合，即完善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在内的分配体系；通过城市化和区域发展政策，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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