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关于李宏祥的作文_百度知道
以后关于李宏祥的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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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天长市公安局民警李宏祥，男，大专文化，1977年入党，1985年他从市劳动部门选调进公安局，自从穿上警服后，李宏祥就抱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终生的信念。他当过交警、巡警、治安警，曾担任过指导员、中队长、副大队长、市环卫处主任（挂职）、城市管理治安办主任、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党组成员等，26年来，没有因为警种、职务变化而影响工作，真正做到了岗岗称职、岗岗优秀，被天长人称为皖东大地活雷锋。
他爱岗如生命
　　在他经手处理过的近万次违法违章的过程中，没有收到一次投诉；在有李宏祥同志带头参加报废的70多辆“三无”机动车，78辆“三无”残疾人马自达，173辆非法拼装人力车的过程中，顶住上下说情风，经过无数次与当事者正面较量，最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受到领导一致好评。每天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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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转载]小镇上的“名人”——我的童年的故事
老同学的儿时记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食粮。
我的童年，是在大别山下麻城县（现在叫市）一个古老的小镇度过的。
那真是一个古镇。“中馆驿”，这名字就证明了她的古老。在她的北面经宽度达数十里或百余里的丘陵地带过渡后，便是大别山余脉延绵而成的如屏风般排列的层峦叠嶂，她的南面是长江的一条支流——举水河——它发源于大别山由东而西流淌100多华里后在华中重镇武汉市所辖的新洲区境内折返注入长江，形成“倒水”奇观。在这一道山和一道水之间，形成了鄂东地区最富饶的平原走廊。中馆驿这个古老的小镇就处于这道走廊的中段；往东数十华里，就是鄂东最后一个县级市麻城市的城关，再往东就跨越河南、安徽两省地界进入了高山密林，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大别山区了；往西数十华里就是大武汉了。听老人们讲，古时候这里有一条通往京城的驿道，中馆驿就是一个驿站，是朝廷传递公文的中转站，也是来往官员途中歇脚的“宾馆”。离中馆驿不远有一个叫“岐亭”的地方。近年有学者考证，唐代大诗人杜牧正是自长安赴任黄州刺史，途经岐亭杏花村时，吟出了流传天下的绝句名篇：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而不是一向误传的山西杏花村。只是山西人精明得很，附会传说还弄出了一种名酒。因为据史书所载，杜牧一生从未到过山西。至今，岐亭杏花村还有杏林、杏泉等所在。杏花村所产美酒（一种用传统工艺酿制的米酒）自唐宋即有盛名。今天你若去岐亭杏花村，还可以听到这样的民谣：
“三里桃花店，四里杏花村，村中有美酒，店中有美人。------”
既是朝廷的驿站，就有文官衙役，有武将兵丁，更有很好的城墙，城墙外环绕着一道很宽的护城河。据说1954年“发大水”（即洪水）时，把四个城门一关，水再大也无恙。城外一片汪洋，城内平静如常。后来大水漫起直与城墙平齐，顽皮的孩童还坐在城墙头用赤脚打水玩呢！你看这城墙有多牢固。直到1958年大跃进时，才拆了城墙。拆下来的城墙砖，被镇上的居民和周围的老乡拖去做房子，围菜地，垒猪圈鸡屋茅厕。至今我还记得我家里的院墙、菜地围墙及厕所，都是用很大的城墙砖做成的。这么好的城池给拆了，真是可惜。要是保留下来，真是再好不过的古驿站遗址“活标本”。
既有这么好的城池，城内原来的布局也是极富特色的。小镇也就方圆一公里左右，整个地看，街道布局呈一个“回”字型，其中心，想必古时候是小镇的政治文化金融中心，有个“文昌宫”（应是古时的行政管理机构和学府吧），与之毗邻的是当铺、钱庄等；外围则全部是商铺门面，面向中央围成一圈。可惜先是抗战期间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得面目全非，形成三个大水塘，破坏了街道的形态，加之58年大跃进城墙被拆，到我记事时，就剩下由东到西一条街，街的中部是解放后向南延伸而形成的一溜商店铺面，人们把由东而西的这条街称为“老街”或“北街”，把向南延伸的这条街称为“新街”。东边尽头叫“东门”，往西因为开了叉，形成了两个终点，于是把老街的尽头叫“小西门”，新街的尽头则叫“大西门”。整体布局就由“回”字型变成“Y”字型了。而街道呢，原先是一色的大石料铺成的，历经沧桑变化，只剩下北街上算是大部分保留原貌，其他地方则都露出或黄或褐或黑的土路了。
我从小就是镇上的“名人”。
我之所以成为名人，是因为我家的贫穷——准确地说应该是贫寒。
那时人们都穷。但在这个小镇，甚至包括周围生产队在内，象我那样的家庭景况也是绝无仅有的。我家是外来的。祖籍在距麻城县100余里的黄陂县。我祖父8岁时到麻城县的这个古镇的一个丝线铺当学徒。后来自立门户，挣起一份产业，主要经营丝线（从蚕茧缫丝到染成彩色的丝线），兼做布匹生意。铺号叫“永兴线铺”，由于姓胡，所以当地人也称之为“胡家线铺”。据说原先生意做得还很大；后经日本鬼子轰炸和“抢犯”（即打家劫舍的土匪）洗劫两次大难，逐渐败落，所以解放后土改时阶级成份划的是“小商”。公私合营后，产业交给国家，北街上“前店后家”的铺面也交给了国家或集体，而搬到东门外统一修建的一排排的“新农村”。那时我父亲已经“子承父业”，由于觉悟高，产业交得快，起了“模范带头作用”，被选为县第一届人大代表。本来是让他当镇工商联主任的，他风格高，让贤给一个叫何春华的，还是祖籍的沾点亲戚关系的老乡，说是相信他不会亏待家乡人的。父亲也改行了，先是在百货店，后来又当了镇新华书店的负责人。本来工作干得很出色，还是县劳动模范。可是，在1960年突然被污为“贪污份子”，全家被下放到原籍。据说我父亲这个“贪污分子”正是那位与我家有亲戚关系的“家乡人”何春华“大义灭亲”亲自揪出来的。
但根据党的英明政策，我爷爷奶奶属在公私合营中有贡献的私方人员，不在下放之列，我爷爷奶奶也不愿意离开已经生活60多年的这个小镇。当时，我家里只有哥哥、姐姐和我三个小孩。奶奶抱着我不放，说：
“总要给我们两个老的留个做伴的吧！”
于是，我就留在了爷爷奶奶身边，留在了这个小镇。那年我3岁。
父母就带着哥哥姐姐回到了原籍。由于我家在外做生意，又回老家置田建屋，劳力不足又雇了工，土改就被划了个“小土地出租”。本来还算不上“高阶级”，但老家那地方穷得很，村里连个富农都找不出来。于是，“矮子里面选将军”，就把我家里提拔起来，享受“相当于地主或富农”的待遇。其后的每次政治运动都是“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吃的苦就不用说了。姐姐夭折了。后来又陆续增加了几个弟弟妹妹，经济上也陷于极度贫困。——暂且按下不表。
我的真正贫困是从1968年爷爷去世开始的；因为家里唯一的生活来源断绝——爷爷开的小百货门市部关闭和每月十几元的“包养金”停发。从此，我与70多岁的奶奶相依为命。老家那边早已是自顾不暇，除了父亲每月步行100多里地来看看外，也顾不上管我们这一老一小了。
一个70多岁的老人，一个上10
岁的小孩，内外断绝了一切生活经济来源；这样一个独特的家庭，其生活的艰难其艰难的程度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
这样的背景下，足以让我自幼就成为“名人”。你想不出名都不行！更何况是在那样一个小镇呢？
但我的奶奶是一个伟大的奶奶！她总有办法让我吃饱饭；至于菜，就不能“苛求”或“奢求”了：一个熬药用的小罐，放进奶奶收集来的各种绿色植物，或是刚发出的很嫩的杨树（柳树）叶子，或是农人丢弃的红苕叶或茎，或是蔻树的叶子或皮，或是------唉，说不清了，种类繁多；也有好的，如正宗的野菜（如荠菜、野芹菜、马齿苋等），还有附近菜农收完菜后扔下的边皮烂叶（白菜、萝卜菜等）被奶奶拣回来洗净晒干成烟叶状然后装在麻袋里备用（因为那些毕竟是可以划入蔬菜一类呀！）------总之，熬药的小罐装进上述这些“菜”以后，加水，加盐少许（此不可少，奶奶说人不吃盐就没有劲），加油若干滴（奶奶是商品粮户口，每月定量4两；但奶奶说油少点无妨，喝米汤和吃油差不多！），塞进灶堂（因为是柴火灶），上面饭蒸好了，小罐里的菜也就煮熟了。于是，有饭有菜，可香呢！我吃它三大碗饭，然后蹦蹦跳跳去上学。我很快乐！
我也吃鱼。那是我自己钓的，或是在田间水沟里捉的。拿回来，奶奶多是晒干，慢慢吃。我吃，奶奶不吃。奶奶还是吃小药罐里的“绿色植物”。我过生日的时候，奶奶一定会煮长寿面给我吃，还要放鸡蛋。奶奶总要养几只鸡。
对了，做饭的米从何而来呢？奶奶的供应定量是每月23.5斤。当然不够。但奶奶有办法。好在周围都是生产队的田地。收稻谷的时候，就拾稻穗；收麦子的时候，就拾麦穗。每个收获的季节，奶奶总会为家里的米缸增加十几斤甚至几十斤的储量。奶奶还能赚钱，家里有从“万恶的旧社会”以来留下的过去做生意的“残余”：丝线团、染料、布头子（几寸到尺余宽窄）等，奶奶把它们理出来，染色，就成了绣花线，可以卖钱；奶奶还用布头子作成或拼成婴儿穿的小鞋子，用五彩的丝线绣花，做成好看的小绣花鞋，卖钱或换米。亏老天爷照应，奶奶到80岁时眼睛还是“明察秋毫”，所以她的绣花鞋也就一直做到了80岁。奶奶80岁的时候死了，死了就没有做了。附近农村的好多妇女经常送米送面送花生来，有一到五六斤不等；奶奶就回送绣花线或绣花鞋。奶奶说，大家日子都不易，不能白要别人的东西。赚的钱买米，别人送的米留下吃。至于花生，也都是拿去卖钱；哪舍得吃呢？
过日子，无非“吃”、“穿”二字。“吃”还不足以让我“出名”。因为吃在家里，看不到。也有看到的。比如我最怕老师家访，特别是吃饭的时候。记得我小学的班主任郭兰英老师来家访，每一次都是流着眼泪走的，每一次临走都要塞钱到奶奶怀里，每一次临走都要摸着我的头说：“伢！要好好学习，为你奶奶争气呀！”——在我的成长道路上，我遇到了太多好人！
毫无疑问，“穿”肯定是我成为小镇“名人”的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起先，我是小镇上唯一着“清代服装”的儿童；走在街道上也是一道怪异的“风景”（因为那已是一九六几年了呀！），同样会吸引众多眼球：旧的瓜皮帽，旧的士林蓝或青灰色的长褂——但可不能用力拉扯，否则顷刻间便会支离破碎，因为那“服饰”太古老了，那还是我父亲做孩子的时候穿的呀！你说，我能不出名么？
到我年龄稍大些的时候，大概奶奶也觉得我的服装也必须“与时俱进”了。于是奶奶把我所有的长袍（包括单层的、夹层的和棉的）都拦腰一剪刀，改造成短装。剪下来的部分，在奶奶的巧手下又被缝或拼成单的上衣或裤子。穿在外面的衣服，也都改成当胸开口扣扣子的。但那扣子多是奶奶手缝的布纽扣，就象现在时髦的“唐装”上的一样——你看，我“领导服装新潮流”是不是很早呢！也有少数是钉塑料扣子的，那可是我的“礼服”，重大的日子（如过年过节、开学典礼及走亲戚）才穿的；就是扣子数量多了一点，少则7颗，最多的有9颗！——以至于后来上大学时看外国电影，每当银幕上出现欧洲宫廷卫士，我总会想到我小时候的“威武形象”！
棉袄则依然是侧面扣扣子的。小的时候没什么顾忌，大约到上高中时就意识到自己有点“另类”了。每当上体育课需要脱掉棉衣时，上课时我总是慢吞吞拖到最后一个出教室，一下课，我就以最快的速度冲刺进教室——以免别人发现我的“秘密”。在文艺宣传队演出时，换服装也是让我特别的“煞费苦心”的一个环节。但总有让人看见的时候，那时就真的恨不得在地下找道缝钻进去。唉！那时候我最高的理想就是能穿一件制服的当面开口的棉衣。以至于若干年后，当我高中毕业插队到一个山村，第一年年终“分红”得了22元钱，我立马步行十多里地到中馆驿镇最有名的裁缝“涂宝秀”那里，订做了一件当面开口而且是钉5颗塑料纽扣的“正宗”的制服棉衣。当穿上那件朝思暮想的棉衣时，我感到是多么的扬眉吐气呀！我还特地到“李宏祥”的照相馆照了相，以纪念我的“脱贫”！
记得当时初中部的“红卫兵”文艺宣传队排演了多幕话剧《收租院》，是控诉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剧中需要一个“面黄肌瘦、破衣烂衫”的小孩子，就到小学部来“物色”。其实，何须物色？直接到我的教室和老师一说，就把我带走了。我从来不需要换什么演出服装，初中的大哥哥大姐姐就用手掌在地上沾上灰土，往我脸上一抹，就立马上场。在镇里的“大食堂”演出时，台下纷纷议论：
——看！那不是“胡家线铺”的华伢么？
——哎呀！真的呢，就是“胡家奶奶”的孙子呢！
一下子成了“小童星”，当时心里还挺得意的呢！走到街上，常常有认识的人特别是年纪大些的婶婶或婆婆，摸着我的头说：
“你看这伢！俏俏扮扮的（鄂东方言，意即漂漂亮亮的），痛人吧嗄（鄂东方言，意即招人疼爱）的，唉，可怜——”听起来是夸奖，但总觉得有点凄凉，尤其是她们间或眼含泪光——我当时真弄不懂。
《收租院》当时很红，演遍了中驿镇（当时叫“公社”）每一个村落，演遍了麻城县每一个乡镇。那个“面黄肌瘦、破衣烂衫”的苦孩子，声名远扬------都说我年纪小小，“演技高超”，“阶级感情深厚”；因为我总是在台上哭得“死去活来”。什么“演技”、“感情”，那纯粹是胡扯！但哭是真的。初中的大哥哥大姐姐演出时启发我要带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要体会贫下中农的苦难生活，要恨地主。我哪里懂这些？我就想读三年级时害肚子疼的病，疼了三天三夜，奶奶抱着我守了三天三夜，我哭着说：
“奶奶，我快要死了！你把我养了这么大，我不能养你了！”奶奶紧紧搂住我，哭着说：
“我的乖乖儿！我的心肝呢！你不能死呀！你死了奶奶就活不成了呀！——”
——于是，每次在台上我都能哭得“死去活来”！——就象我此时此刻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一样。唉，我可怜的奶奶！
初中的大哥哥大姐姐都说我演得好，都很喜欢我。每次走远路去演出，大哥哥总把我驮在肩膀上。大姐姐还给我买芝麻饼子。我就要两个，自己吃一个，带一个回家给奶奶吃。看起来，幼时的我还比较乖巧，比较懂事，因而就比较招人喜欢。可能这也是我从小“出名”的原因之一吧。
记得我家后面“大食堂”放电影或演戏的时候，我总是在门口转悠。尽管门票只有一毛或一毛五分钱，但对于我来说绝对是奢侈而豪华的消费，奶奶也绝对不会列入我的生活支出项目的。有时是喜欢我的老师带我进去如班主任郭兰英老师，或是给我买一张票（当我身高超过允许免票的高度后），那就可以看有头有尾的电影或戏了。多数时候，是等到开场（或开演）以后，守门验票的“哑巴”就悄悄地“开后门”放我进去；有时只能看个尾子，那我也心满意足了，毕竟没有白等，况且还很有“面子”——因为别的小孩没有这样的待遇。“哑巴”是镇供销社的“大师傅”（即炊事员），被“大食堂”特邀客串看门验票。这可是小镇上的一大“发明”！自“哑巴”守门以来，杜绝了开后门说情看戏看电影不买票的现象，“大食堂”的门票收入大大提高了。因为一切关于买票开后门的说情，“哑巴”一概不听，一概不解释，只是涨红了脸一个劲地“阿巴——阿巴——”地把人往外推。只有我是一个例外。
但有一次却没例外。那天我按“老皇历”对“哑巴”点点头，刚走进“大食堂”的门，就被“哑巴”抓出来了。“哑巴”还“阿巴——阿巴——”地冲着我大声叫唤。我没一点思想准备，感到很委屈。心里纳闷：好“哑巴”怎么说翻脸就翻脸？我哪里得罪他了？我孤独地站在“大食堂”门前，背对着“哑巴”，默默地一把一把地抹眼泪，我满身的破烂衣服在夜风中瑟瑟发抖------不一会，背后响起了“阿巴阿巴”的声音，这回是那熟悉的满含温情的声音。我转过身，只见“哑巴”招手让我过去。我过去了。“哑巴”诡秘地朝我眨巴眨巴眼睛，撅起嘴巴向旁边示意，我顺着一看，看到一个背着手穿着黑制服的人的背影。我顿时明白了：“哑巴”是演戏给管“大食堂”的领导看的！“哑巴”可能觉得他让我受了委屈，拼命向我比画：他用手指指“大食堂”对面我家的方向，然后瘪起嘴巴弓起背学着老婆婆走路的样子，叉开十指梳了梳两边的头发，朝地下弯腰、弯腰------同时以一只手触地；又两手摸摸我的脸，轻轻地扯动着我身上的衣服，指点着那些补丁和破洞，然后做出翻书读书的样子，然后做出唱歌的样子，脸上露出悲伤的表情，还朝我竖起大拇指；然后把我拉近他的身边，抚摩着我的头------“哑巴”所“说”的，我都懂：他说他知道我就住在前面那排房子里，知道我白发满头的奶奶拾稻穗、拾麦穗，知道我只能穿破衣服，知道我爱看书、爱学习、成绩好，他看过我演的《收租院》，他说他喜欢我、可怜我------突然，我感到有什么液体滴到我的头上，我仰起脸，那液体就落到我的脸上——呀！“哑巴”满脸都是泪水！我震惊了。我伤心到了极点。后来“哑巴”把我推进到“大食堂”里面，我只看到银幕上白花花一片，放映的什么都不知道了。从头至尾，我都在哭------
连一个耳不能听嘴不能说、与外界交流的信息渠道极不通畅的“哑巴”，都对我对我的家境了如指掌，你看我这个“名人”的“名气”该有多大！
也许苦难的生活与艰难的环境，更能磨砺人的意志，更能促使人的成熟，甚至更能激发人的潜能和智慧；正如怪石嶙峋的高山之上往往生长出虬枝茂叶的长青松柏一样。苦得出了名的我，同时也有了“特别聪明”的名声。我想，主要是因为我与普通孩子相比较，有一些“特立独行”的地方。
我很小就会讲故事，就爱看书。这要得益于我奶奶的口传心授和父亲开书店的经历。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每当夏夜来临，奶奶就搬一张小小的竹床，到屋后“大食堂”前那片开阔地去乘凉。我总是躺在凉爽舒适的竹床上，头枕在奶奶的大腿上，看着满天的星星。而奶奶自然总是坐着，一边用一把大芭蕉扇给我扇风赶蚊子，一边轻言细语地给我讲故事：什么“董永和七仙女”呀，“薛平贵不弃糟糠之妻”呀，“梁山伯与祝英台”呀，“孝子割身上的肉给母亲治病”呀、“荞麦馍赶寿辰”呀------奶奶有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就象天上的星星一样。我常常就在奶奶的故事中进入梦乡。（唉！现在想来，我那时真不懂事，怎么就不知道让奶奶也躺一会儿呢？）然后，我就把奶奶的故事讲给小朋友们听。我想，这一定极有效地提高着我的学习能力和记忆力，同时也使我受到小伙伴们的喜欢。以至于后来，我能向邻居的大人们几乎“原版”地复述整部电影或戏剧或评书、道情，在学校能很快地背诵课文，背诵毛主席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很是出了一阵子“风头”。这都是我伟大的奶奶的功劳呀！
我可能很早就看父亲书店里的“娃娃书”（连环画），很早就认识很多字。大概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啃大部头的书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及《红旗谱》、《青春之歌》等等了。我看了以后，同样是喜欢讲给周围的同学们听。有一本《湖南民间故事集》是最受欢迎的，大家天天缠着我要我讲。我看书易入迷，走路也看，忘记周围的一切。旁人喊我往往听不到。以至于街坊中有个叫“道和”的爷爷，送我一个“聋子”的雅号。那时家里点的是煤油灯，光线不好，而且弄得满鼻孔都是黑烟子，还咳黑痰。（我至今还奇怪于我的不得肺病。）但做作业没办法，必须爬在桌子上。而看书，我宁愿在月光底下——当然是满月当空之时。记得那本《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在月光下面一口气看完的。嗨！真的是荡气回肠！（我至今也还奇怪于我的没成近视眼。）我的这些异样的举动自然会招来人们异样的目光。当然，还是赞许的多。
我所交往的“朋友”也有与众不同的地方。除了和所有的少年儿童一样我也有很多同龄的好朋友以外，我还有一些特殊的“朋友”。如前面提到的“哑巴”，其实应该叫叔叔的；尽管从来没办法叫出口。还有一个叫“世协”的老人，就住在东门外的一个庄子里。据说解放前是国民政府黄州行政公署检察院的检察长，因在投诚起义的告示上签了字，就成了民主人士。我是他家里的常客，他那时大概快五十岁了，我则只有十一二岁，算得上是标准的“忘年交”了。他那里有一份当时很少见到的《参考消息》（不象现在这么随手可得），我从上面得到许多别人得不到的信息，——这自然又是我向伙伴们“吹牛”特别是和大人们讨论“国际国内大事”的资本。我还在他那里看到了全套的《鲁迅全集》，还有《唐诗三百首》、《全宋词》。有时就在他那里看，他就讲解给我听；有时我还借回家看。他教我作诗填词。我们还有些唱和之作。记得我曾经写过这么一篇《七律/夜话》：
尊崇长者堂前坐，侃侃而谈话古今。
誉毁名高多体验，事成功损广见闻。
德馨望重谦为故，身败名倾傲是因。
世务人情须请教，良言苦药益身心。（）
我和“世协”老人（包括“哑巴”叔叔等）的交往一直延续到1977年年底我高考后离开小镇，我从“世协”老人那里得到的教益真的是很多很多的。而在旁人看来，这种“忘年交”也是一种“奇谈”。因为在当时那样的政治气候下，一般人还不敢和这样的“前国民党人士”来往呢。而老人阅尽人间沧桑，也并不屑于世俗的人们的“垂青”。白天，老人总是挑一担粪桶，种菜浇地；晚上，则常常是我们一老一小谈古论今。——也难怪街坊中有人叫我“呆子”。
由于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特殊营养，所以我在学校里也就可能显露出与其他同学的不同。我一上学就会“朗读”课文了，其他同学还都是“唱读”（小学生常见的拉长声调、节奏一致、没有抑扬顿挫、没有表情的诵读方法）；为此，我在二年级的时候就受到学区辅导员（即负责人）夏声的大会表扬。也因此在文革批斗夏升时，“造反派”老师安排我代表全校学生发言，喊口号“打倒夏声！”三年级大家开始学写作文时，我已经读完《三国演义》、《红楼梦》了。初一时，作文要求必须达到800字以上，而我一个作文本最多只能写两篇文章，且经常被当作范文在班上宣读或传看；同时自己开始学着写诗填词了。虽然至今也没写出什么象样的诗或词，但在当时却颇受老师和同学的“侧目”。
写到这儿，尽管我力求“实话实说”，还是觉得“自吹自擂”得太多了。就不再罗嗦了吧。说到底，使我成为小镇上的“名人”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的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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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本人的长篇连载故事《遥望天堂》）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胡均华：小镇上的“名人”——我的童年的故事
小镇上的“名人”
&&我的童年的故事
我的童年，是在大别山下麻城县（现在叫市）一个古老的小镇度过的。
那真是一个古镇。“中馆驿”，这名字就证明了她的古老。在她的北面经宽度达数十里或百余里的丘陵地带过渡后，便是大别山余脉延绵而成的如屏风般排列的层峦叠嶂，她的南面是长江的一条支流&&举水河&&它发源于大别山由东而西流淌100多华里后在华中重镇武汉市所辖的新洲区境内折返注入长江，形成“倒水”奇观。在这一道山和一道水之间，形成了鄂东地区最富饶的平原走廊。中馆驿这个古老的小镇就处于这道走廊的中段；往东数十华里，就是鄂东最后一个县级市东城市的城关，再往东就跨越河南、安徽两省地界进入了高山密林，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大别山区了；往西数十华里就是大武汉了。听老人们讲，古时候这里有一条通往京城的驿道，中馆驿就是一个驿站，是朝廷传递公文的中转站，也是来往官员途中歇脚的“宾馆”。离中馆驿不远有一个叫“岐亭”的地方。近年有学者考证，唐代大诗人杜牧正是自长安赴任黄州刺史，途经岐亭杏花村时，吟出了流传天下的绝句名篇：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而不是一向误传的山西杏花村。只是山西人精明得很，附会传说还弄出了一种名酒。因为据史书所载，杜牧一生从未到过山西。至今，岐亭杏花村还有杏林、杏泉等所在。杏花村所产美酒（一种用传统工艺酿制的米酒）自唐宋即有盛名。今天你若去岐亭杏花村，还可以听到这样的民谣：
“三里桃花店，四里杏花村，村中有美酒，店中有美人。------”
既是朝廷的驿站，就有文官衙役，有武将兵丁，更有很好的城墙，城墙外环绕着一道很宽的护城河。据说1954年“发大水”（即洪水）时，把四个城门一关，水再大也无恙。城外一片汪洋，城内平静如常。后来大水漫起直与城墙平齐，顽皮的孩童还坐在城墙头用赤脚打水玩呢！你看这城墙有多牢固。直到1958年大跃进时，才拆了城墙。拆下来的城墙砖，被镇上的居民和周围的老乡拖去做房子，围菜地，垒猪圈鸡屋茅厕。至今我还记得我家里的院墙、菜地围墙及厕所，都是用很大的城墙砖做成的。这么好的城池给拆了，真是可惜。要是保留下来，真是再好不过的古驿站遗址“活标本”。
既有这么好的城池，城内原来的布局也是极富特色的。小镇也就方圆一公里左右，整个地看，街道布局呈一个“回”字型，其中心，想必古时候是小镇的政治文化金融中心，有个“文昌宫”（应是古时的行政管理机构和学府吧），与之毗邻的是当铺、钱庄等；外围则全部是商铺门面，面向中央围成一圈。可惜先是抗战期间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得面目全非，形成三个大水塘，破坏了街道的形态，加之58年大跃进城墙被拆，到我记事时，就剩下由东到西一条街，街的中部是解放后向南延伸而形成的一溜商店铺面，人们把由东而西的这条街称为“老街”或“北街”，把向南延伸的这条街称为“新街”。东边尽头叫“东门”，往西因为开了叉，形成了两个终点，于是把老街的尽头叫“小西门”，新街的尽头则叫“大西门”。整体布局就由“回”字型变成“Y”字型了。而街道呢，原先是一色的大石料铺成的，历经沧桑变化，只剩下北街上算是大部分保留原貌，其他地方则都露出或黄或褐或黑的土路了。
我从小就是镇上的“名人”。
我之所以成为名人，是因为我家的贫穷&&准确地说应该是贫寒。
那时人们都穷。但在这个小镇，甚至包括周围生产队在内，象我那样的家庭景况也是绝无仅有的。我家是外来的。祖籍在距麻城县100余里的黄陂县。我祖父8岁时到麻城县的这个古镇的一个丝线铺当学徒。后来自立门户，挣起一份产业，主要经营丝线（从蚕茧缫丝到染成彩色的丝线），兼做布匹生意。铺号叫“永兴线铺”，由于姓胡，所以当地人也称之为“胡家线铺”。据说原先生意做得还很大；后经日本鬼子轰炸和“抢犯”（即打家劫舍的土匪）洗劫两次大难，逐渐败落，所以解放后土改时阶级成份划的是“小商”。公私合营后，产业交给国家，北街上“前店后家”的铺面也交给了国家或集体，而搬到东门外统一修建的一排排的“新农村”。那时我父亲已经“子承父业”，由于觉悟高，产业交得快，起了“模范带头作用”，被选为县第一届人大代表。本来是让他当镇工商联主任的，他风格高，让贤给一个叫何春华的，还是祖籍的沾点亲戚关系的老乡，说是相信他不会亏待家乡人的。父亲也改行了，先是在百货店，后来又当了镇新华书店的负责人。本来工作干得很出色，还是县劳动模范。可是，在1960年突然被污为“贪污份子”，全家被下放到原籍。据说我父亲这个“贪污分子”正是那位与我家有亲戚关系的“家乡人”何春华“大义灭亲”亲自揪出来的。
但根据党的英明政策，我爷爷奶奶属在公私合营中有贡献的私方人员，不在下放之列，我爷爷奶奶也不愿意离开已经生活60多年的这个小镇。当时，我家里只有哥哥、姐姐和我三个小孩。奶奶抱着我不放，说：
“总要给我们两个老的留个做伴的吧！”
于是，我就留在了爷爷奶奶身边，留在了这个小镇。那年我3岁。
父母就带着哥哥姐姐回到了原籍。由于我家在外做生意，又回老家置田建屋，劳力不足又雇了工，土改就被划了个“小土地出租”。本来还算不上“高阶级”，但老家那地方穷得很，村里连个富农都找不出来。于是，“矮子里面选将军”，就把我家里提拔起来，享受“相当于地主或富农”的待遇。其后的每次政治运动都是“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吃的苦就不用说了。姐姐夭折了。后来又陆续增加了几个弟弟妹妹，经济上也陷于极度贫困。&&暂且按下不表。
我的真正贫困是从1968年爷爷去世开始的；因为家里唯一的生活来源断绝&&爷爷开的“倩趺攀胁抗乇蘸兔吭率冈“包养金”停发。从此，我与70多岁的奶奶相依为命。老家那边早已是自顾不暇，除了父亲每月步行100多里地来看看外，也顾不上管我们这一老一小了。
一个70多岁的老人，一个上10
岁的小孩，内外断绝了一切生活经济来源；这样一个独特的家庭，其生活的艰难其艰难的程度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
这样的背景下，足以让我自幼就成为“名人”。你想不出名都不行！更何况是在那样一个小镇呢？
但我的奶奶是一个伟大的奶奶！她总有办法让我吃饱饭；至于菜，就不能“苛求”或“奢求”了：一个熬药用的小罐，放进奶奶收集来的各种绿色植物，或是刚发出的很嫩的杨树（柳树）叶子，或是农人丢弃的红苕叶或茎，或是蔻树的叶子或皮，或是------唉，说不清了，种类繁多；也有好的，如正宗的野菜（如荠菜、野芹菜、马齿苋等），还有附近菜农收完菜后扔下的边皮烂叶（白菜、萝卜菜等）被奶奶拣回来洗净晒干成烟叶状然后装在麻袋里备用（因为那些毕竟是可以划入蔬菜一类呀！）------总之，熬药的小罐装进上述这些“菜”以后，加水，加盐少许（此不可少，奶奶说人不吃盐就没有劲），加油若干滴（奶奶是商品粮户口，每月定量4两；但奶奶说油少点无妨，喝米汤和吃油差不多！），塞进灶堂（因为是柴火灶），上面饭蒸好了，小罐里的菜也就煮熟了。于是，有饭有菜，可香呢！我吃它三大碗饭，然后蹦蹦跳跳去上学。我很快乐！
我也吃鱼。那是我自己钓的，或是在田间水沟里捉的。拿回来，奶奶多是晒干，慢慢吃。我吃，奶奶不吃。奶奶还是吃小药罐里的“绿色植物”。我过生日的时候，奶奶一定会煮长寿面给我吃，还要放鸡蛋。奶奶总要养几只鸡。
对了，做饭的米从何而来呢？奶奶的供应定量是每月23.5斤。当然不够。但奶奶有办法。好在周围都是生产队的田地。收稻谷的时候，就拾稻穗；收麦子的时候，就拾麦穗。每个收获的季节，奶奶总会为家里的米缸增加十几斤甚至几十斤的储量。奶奶还能赚钱，家里有从“万恶的旧社会”以来留下的过去做生意的“残余”：丝线团、染料、布头子（几寸到尺余宽窄）等，奶奶把它们理出来，染色，就成了绣花线，可以卖钱；奶奶还用布头子作成或拼成婴儿穿的小鞋子，用五彩的丝线绣花，做成好看的小绣花鞋，卖钱或换米。亏老天爷照应，奶奶到80岁时眼睛还是“明察秋毫”，所以她的绣花鞋也就一直做到了80岁。奶奶80岁的时候死了，死了就没有做了。附近农村的好多妇女经常送米送面送花生来，有一到五六斤不等；奶奶就回送绣花线或绣花鞋。奶奶说，大家日子都不易，不能白要别人的东西。赚的钱买米，别人送的米留下吃。至于花生，也都是拿去卖钱；哪舍得吃呢？
过日子，无非“吃”、“穿”二字。“吃”还不足以让我“出名”。因为吃在家里，看不到。也有看到的。比如我最怕老师家访，特别是吃饭的时候。记得我小学的班主任郭兰英老师来家访，每一次都是流着眼泪走的，每一次临走都要塞钱到奶奶怀里，每一次临走都要摸着我的头说：“伢！要好好学习，为你奶奶争气呀！”&&在我的成长道路上，我遇到了太多好人！
毫无疑问，“穿”肯定是我成为小镇“名人”的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起先，我是小镇上唯一着“清代服装”的儿童；走在街道上也是一道怪异的“风景”（因为那已是一九六几年了呀！），同样会吸引众多眼球：旧的瓜皮帽，旧的士林蓝或青灰色的长褂&&但可不能用力拉扯，否则顷刻间便会支离破碎，因为那“服饰”太古老了，那还是我父亲做孩子的时候穿的呀！你说，我能不出名么？
到我年龄稍大些的时候，大概奶奶也觉得我的服装也必须“与时俱进”了。于是奶奶把我所有的长袍（包括单层的、夹层的和棉的）都拦腰一剪刀，改造成短装。剪下来的部分，在奶奶的巧手下又被缝或拼成单的上衣或裤子。穿在外面的衣服，也都改成当胸开口扣扣子的。但那扣子多是奶奶手缝的布纽扣，就象现在时髦的“唐装”上的一样&&你看，我“领导服装新潮流”是不是很早呢！也有少数是钉塑料扣子的，那可是我的“礼服”，重大的日子（如过年过节、开学典礼及走亲戚）才穿的；就是扣子数量多了一点，少则7颗，最多的有9颗！&&以至于后来上大学时看外国电影，每当银幕上出现欧洲宫廷卫士，我总会想到我小时候的“威武形象”！
棉袄则依然是侧面扣扣子的。小的时候没什么顾忌，大约到上高中时就意识到自己有点“另类”了。每当上体育课需要脱掉棉衣时，上课时我总是慢吞吞拖到最后一个出教室，一下课，我就以最快的速度冲刺进教室&&以免别人发现我的“秘密”。在文艺宣传队演出时，换服装也是让我特别的“煞费苦心”的一个环节。但总有让人看见的时候，那时就真的恨不得在地下找道缝钻进去_sina_#8220_word__Γ∧鞘焙蛭易罡叩睦硐刖褪悄艽┮患制服的当面开口的棉衣。以至于若干年后，当我高中毕业插队到一个山村，第一年年终“分红”得了22元钱，我立马步行十多里地到中馆驿镇最有名的裁缝“涂宝秀”那里，订做了一件当面开口而且是钉5颗塑料纽扣的“正宗”的制服棉衣。当穿上那件朝思暮想的棉衣时，我感到是多么的扬眉吐气呀！我还特地到“李宏祥”的照相馆照了相，以纪念我的“脱贫”！
记得当时初中部的“红卫兵”文艺宣传队排演了多幕话剧《收租院》，是控诉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剧中需要一个“面黄肌瘦、破衣烂衫”的小孩子，就到小学部来“物色”。其实，何须物色？直接到我的教室和老师一说，就把我带走了。我从来不需要换什么演出服装，初中的大哥哥大姐姐就用手掌在地上沾上灰土，往我脸上一抹，就立马上场。在镇里的“大食堂”演出时，台下纷纷议论：
&&看！那不是“胡家线铺”的华伢么？
&&哎呀！真的呢，就是“胡家奶奶”的孙子呢！
一下子成了“小童星”，当时心里还挺得意的呢！走到街上，常常有认识的人特别是年纪大些的婶婶或婆婆，摸着我的头说：
“你看这伢！俏俏扮扮的（鄂东方言，意即漂漂亮亮的），痛人吧嗄（鄂东方言，意即招人疼爱）的，唉，可怜&&”听起来是夸奖，但总觉得有点凄凉，尤其是她们间或眼含泪光&&我当时真弄不懂。
《收租院》当时很红，演遍了中驿镇（当时叫“公社”）每一个村落，演遍了麻城县每一个乡镇。那个“面黄肌瘦、破衣烂衫”的苦孩子，声名远扬------都说我年纪小小，“演技高超”，“阶级感情深厚”；因为我总是在台上哭得“死去活来”。什么“演技”、“感情”，那纯粹是胡扯！但哭是真的。初中的大哥哥大姐姐演出时启发我要带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要体会贫下中农的苦难生活，要恨地主。我哪里懂这些？我就想读三年级时害肚子疼的病，疼了三天三夜，奶奶抱着我守了三天三夜，我哭着说：
“奶奶，我快要死了！你把我养了这么大，我不能养你了！”奶奶紧紧搂住我，哭着说：
“我的乖乖儿！我的心肝呢！你不能死呀！你死了奶奶就活不成了呀！&&”
&&于是，每次在台上我都能哭得“死去活来”！&&就象我此时此刻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一样。唉，我可怜的奶奶！
初中的大哥哥大姐姐都说我演得好，都很喜欢我。每次走远路去演出，大哥哥总把我驮在肩膀上。大姐姐还给我买芝麻”晃揖鸵礁觯约撼砸桓觯桓龌丶腋棠坛浴
看起来，幼时的我还比较乖巧，比较懂事，因而就比较招人喜欢。可能这也是我从小“出名”的原因之一吧。
记得我家后面“大食堂”放电影或演戏的时候，我总是在门口转悠。尽管门票只有一毛或一毛五分钱，但对于我来说绝对是奢侈而豪华的消费，奶奶也绝对不会列入我的生活支出项目的。有时是喜欢我的老师带我进去如班主任郭兰英老师，或是给我买一张票（当我身高超过允许免票的高度后），那就可以看有头有尾的电影或戏了。多数时候，是等到开场（或开演）以后，守门验票的“哑巴”就悄悄地“开后门”放我进去；有时只能看个尾子，那我也心满意足了，毕竟没有白等，况且还很有“面子”&&因为别的小孩没有这样的待遇。“哑巴”是镇供销社的“大师傅”（即炊事员），被“大食堂”特邀客串看门验票。这可是小镇上的一大“发明”！自“哑巴”守门以来，杜绝了开后门说情看戏看电影不买票的现象，“大食堂”的门票收入大大提高了。因为一切关于买票开后门的说情，“哑巴”一概不听，一概不解释，只是涨红了脸一个劲地““&&“&&“砂”地把人往外推。只有我是一个例外。
但有一次却没例外。那天我按“老皇历”对“哑巴”点点头，刚走进“大食堂”的门，就被“哑巴”抓出来了。“哑巴”还““砂“”地冲着我大声叫唤。我没一点思想准备，感到很委屈。心里纳闷：好“哑巴”怎么说翻脸就翻脸？我哪里得罪他了？我孤独地站在“大食堂”门前，背对着“哑巴”，默默地一把一把地抹眼泪，我满身的破烂衣服在夜风中瑟瑟发抖------不一会，背后响起了““砂“”的声音，这回是那熟悉的满含温情的声音。我转过身，只见“哑巴”招手让我过去。我过去了。“哑巴”诡秘地朝我眨巴眨巴眼睛，撅起嘴巴向旁边示意，我顺着一看，看到一个背着手穿着黑制服的人的背影。我顿时明白了：“哑巴”是演戏给管“大食堂”的领导看的！“哑巴”可能觉得他让我受了委屈，拼命向我比画：他用手指指“大食堂”对面我家的方向，然后瘪起嘴巴弓起背学着老婆婆走路的样子，叉开十指梳了梳两边的头发，朝地下弯腰、弯腰------同时以一只手触地；又两手摸摸我的脸，轻轻地扯动着我身上的衣服，指点着那些补丁和破洞，然后做出翻书读书的样子，然后做出唱歌的样子，脸上露出悲伤的表情，还朝我竖起大拇指；然后把我拉近他的身边，抚摩着我的头------“哑巴”所“说”的，我都懂：他说他知道我就住在前面那排房子里，知道我白发满头的奶奶拾稻穗、拾麦穗，知道我只能穿破衣服，知道我爱看书、爱学习、成绩好，他看过我演的《收租院》，他说他喜欢我、可怜我------突然，我感到有什么液体滴到我的头上，我仰起脸，那液体就落到我的脸上&&呀！“哑巴”满脸都是泪水！我震惊了。我伤心到了极点。后来“哑巴”把我推进到“大食堂”里面，我只看到银幕上白花花一片，放的什么都不知道了。从头至尾，我都在哭------
连一个耳不能听嘴不能说、与外界交流的信息渠道极不通畅的“哑巴”，都对我对我的家境了如指掌，你看我这个“名人”的“名气”该有多大！
也许苦难的生活与艰难的环境，更能磨砺人的意志，更能促使人的成熟，甚至更能激发人的潜能和智慧；正如怪石嶙峋的高山之上往往生长出虬枝茂叶的长青松柏一样。苦得出了名的我，同时也有了“特别聪明”的名声。我想，主要是因为我与普通孩子相比较，有一些“特立独行”的地方。
我很小就会讲故事，就爱看书。这要得益于我奶奶的口传心授和父亲开书店的经历。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每当夏夜来临，奶奶就搬一张小小的竹床，到屋后“大食堂”前那片开阔地去乘凉。我总是躺在凉爽舒适的竹床上，头枕在奶奶的大腿上，看着满天的星星。而奶奶自然总是坐着，一边用一把大芭蕉扇给我扇风赶蚊子，一边轻言细语地给我讲故事：什么“董永和七仙女”呀，“薛平贵不弃糟糠之妻”呀，“梁山伯与祝英台”呀，“孝子割身上的肉给母亲治病”呀、“荞麦馍赶寿辰”呀------奶奶有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就象天上的星星一样。我常常就在奶奶的故事中进入梦乡。（唉！现在想来，我那时真不懂事，怎么就不知道让奶奶也躺一会儿呢？）然后，我就把奶奶的故事讲给小朋友们听。我想，这一定极有效地提高着我的学习能力和记忆力，同时也使我受到小伙伴们的喜欢。以至于后来，我能向邻居的大人们几乎“原版”地复述整部电影或戏剧或评书、道情，在学校能很快地背诵课文，背诵毛主席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很是出了一阵子“风头”。这都是我伟大的奶奶的功劳呀！
我可能很早就看父亲书店里的“娃娃书”（连环画），很早就认识很多字。大概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啃大部头的书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及《红旗谱》、《青春之歌》等等了。我看了以后，同样是喜欢讲给周围的同学们听。有一本《湖南民间故事集》是最受欢迎的，大家天天缠着我要我讲。大概婉儿有时候也是我的“听众”之一吧。我看书易入迷，走路也看，忘记周围的一切。旁人喊我往往听不到。以至于街坊中有个叫“道和”的爷爷，送我一个“聋子”的雅号。那时家里点的是煤油灯，光线不好，而且弄得满鼻孔都是黑烟子，还咳黑痰。（我至今还奇怪于我的不得肺病。）但做作业没办法，必须爬在桌子上。而看书，我宁愿在月光底下&&当然是满月当空之时。记得那本《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在月光下面一口气看完的。嗨！真的是荡气回肠！（我至今也还奇怪于我的没成近视眼。）我的这些异样的举动自然会招来人们异样的目光。当然，还是赞许的多。
我所交往的“朋友”也有与众不同的地方。除了和所有的少年儿童一样我也有很多同龄的好朋友以外，我还有一些特殊的“朋友”。如前面提到的“哑巴”，其实应该叫叔叔的；尽管从来没办法叫出口。还有一个叫“世协”的老人，就住在东门外的一个庄子里。据说解放前是国民政府黄州行政公署检察院的检察长，因在投诚起义的告示上签了字，就成了民主人士。我是他家里的常客，他那时大概快五十岁了，我则只有十一二岁，算得上是标准的“忘年交”了。他那里有一份当时很少见到的《参考消息》（不象现在这么随手可得），我从上面得到许多别人得不到的信息，&&这自然又是我向伙伴们“吹牛”特别是和大人们讨论“国际国内大事”的资本。我还在他那里看到了全套的《鲁迅全集》，还有《唐诗三百首》、《全宋词》。有时就在他那里看，他就讲解给我听；有时我还借回家看。他教我作诗填词。我们还有些唱和之作。记得我曾经写过这么一篇《七律/夜话》：
尊崇长者堂前坐，侃侃而谈话古今。
誉毁名高多体验，事成功损广见闻。
德馨望重谦为故，身败名倾傲是因。
世务人情须请教，良言苦药益身心。（）
我和“世协”老人（包括“哑巴”叔叔等）的交往一直延续到1977年年底我高考后离开小镇，我从“世协”老人那里得到的教益真的是很多很多的。而在旁人看来，这种“忘年交”也是一种“奇谈”。因为在当时那样的政治气候下，一般人还不敢和这样的“前国民党人士”来往呢。而老人阅尽人间沧桑，也并不屑于世俗的人们的“垂青”。白天，老人总是挑一担粪桶，种菜浇地；晚上，则常常是我们一老一小谈古论今。&&也难怪街坊中有人叫我“呆子”。
由于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特殊营养，所以我在学校里也就可能显露出与其他同学不同的性格修养和不同的知识层面。我一上学就会“朗读”课文了，其他同学还都是“唱读”（小学生常见的拉长声调、节奏一致、没有抑扬顿挫、没有表情的诵读方法）；为此，我在二年级的时候就受到学区辅导员（即负责人）夏声的大会表扬。也因此在文革批斗夏升时，“造反派”老师安排我代表全校学生发言，喊口号“打倒夏声！”三年级大家开始学写作文时，我已经读完《三国演义》、《红楼梦》了。初一时，作文要求必须达到800字以上，而我一个作文本最多只能写两篇文章，且经常被当作范文在班上宣读或传看；同时自己开始学着写诗填词了。虽然至今也没写出什么象样的诗或词，但在当时却颇受老师和同学的“侧目”。
写到这儿，尽管我力求“实话实说”，还是觉得“自吹自擂”得太多了。就不再罗嗦了吧。说到底，使我“出名”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的贫穷。
（摘自本人的长篇连载故事《遥望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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