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朱文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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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朱文印章的简称，后则成为一种印章篆刻之风格流派。其风格静雅秀逸，工致隽美，是篆刻工稳一路的代表形式，对明清时期诸多流派印风有重要影响。虽称元朱文，但实则起源于宋代，是伴随着宋、元时期文人印章的兴起而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到元代、成型而得到了普遍肯定。形成时间宋朝末期代表人物赵孟頫
吾丘衍（）元代，印学奠基人。其治印不为成法的固，印文用，圆润秀劲。吾丘衍印（白文非朱文）
所著《》,对古印的、格式等作了论述。其中《》,叙列与印式的纲要,是最早研究印章艺术的专著。鲁迅《蜕龛印存》云：“印盖始于周秦”，后世“向壁，古法荡然”，“元吾丘子行力主汉法”，“乃复见之风”。（），字子昂，号松雪，。中国书法史上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赵氏书印（白文非朱文）
他在书、画方面的精深造诣和对印章艺术的深刻思考,引导印章艺术步入传统的正道。他十分推崇汉魏印的典型质朴之意境。他亲手篆写印文,交由印工完成的印章,形态优美,风格典雅,一反当时印章刻意追求的流弊,使宋代任何一位文人的印章均相形见绌。 　将遗留下来的篆书手迹对照其书画作品所用印章的文字，可以看到这类印章的篆文书体,与古玺印尽管形貌不同,却有其精神,可谓在传统印学基础上,变革当时印风,闯出的一条新路。其篆节风格明显受到李阳冰的影响,笔势圆转流畅,线条工细劲健,无疲软之病,章法匀称稳妥,婉丽娟秀中透出高贵雅静的气质,一洗唐宋以来的旧习,正是这种独特印式,影响了元一代朱文印的形式,而且为后世篆刻家所效法,并称这种风格为“元朱文”。 　正是由于与赵孟頫的巨大影响,以传统印为正宗的在元代士大夫文人中被普遍接受,元代文人用印朱文采用“元朱文”格式成为一大趋势。至今依然为许多篆刻家所效法。()，原名斝，字巨来，后，号墒斋，别署安持，安持老人、牟道人、石鹤居士，斋名安持精舍，浙江平湖乍浦镇人。寓居上海人。20世纪我国杰出的篆刻家，著名书画家、诗人，其篆刻被人誉为“三百年来第一人”。 　幼承家学，篆刻初从嘉兴陶惕若，1924年，拜先生为师。赵先生指导他 　认真以《》为本，学习。1926年，又由叔孺老师介绍得识富于收藏的之孙名画家、鉴赏家，吴慷慨将家藏《宝印斋印式》十二册借其参考，经潜心研究七个寒暑，使他的治印炉火纯青，更为工稳老当。后又得见平湖葛书征辑《元明清三代象牙犀角印存》，便专玫元朱文。乃师叔孺赞他“刻印醇厚，元朱文为近代第一”。他自言平生刻印不下三万方，全国各大博物馆、图书馆及当代书画大家、、吴湖帆、、、、等都曾请他刻制元朱文印。友人曾集其印章，刊成《盍斋藏印》。出版有《安持精舍印存》、《》等。朱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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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得印学史上著名的“三堂印谱”之一《飞鸿堂印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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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周在赵涌在线拍到的印谱，乃1980年影印本。我出的价格不高，1600元多一点，本以为难以成交，就一直没关注。昨日上海赵涌在线来电，说我有一个拍品到了付款期限，今天上网查看，居然是这套印谱，这让我有一点检漏的感觉。 《飞鸿堂印谱》作为印学史上著名的“三堂印谱”之一，自1776年成书以来，一直在印人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飞鸿堂印谱》，是清代汪启淑于年（乾隆10—41年）集拓，金农、丁敬校定的大型总集式印谱。《飞鸿堂印谱》成书过程中，曾出现过多种版本，最后以五集四十卷定稿。由于成书时间长达31年，且规模宠大、序跋众多、钤拓精美，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末以来，影印《飞鸿堂印谱》者更是层出不穷。具体版本有：& &&&&1、西泠印社藏张鲁庵所赠线装《飞鸿堂印谱》五集四十卷十册钤印本（简称：西泠本）。蓝纸封面，每页无衬纸。开本：18.2×29.8cm。每四卷为一册，每卷印谱25页，序跋另加。收藏印：白文“徐安”；朱文“青原”；朱文“徐安”；白文“鲁庵所藏” 。该十册本《飞鸿堂印谱》，序跋内容与常见的二十册本是一致的，只是装订形式不同而已。该本的文物档案记录为“国家一级文物”。& & & 2、上海博物馆藏线装《飞鸿堂印谱》五集四十卷二十册钤印本（简称：上博本）。黄宣纸洒金封面，每页有衬纸。开本：18.1×30.5cm（内框：14×23cm）。每二卷为一册，每卷印谱25页，序跋另加。收藏印：朱文“陆庆誉家珍藏”。该本装帧精良，钤印用泥上乘，当属善本。与西泠本相校，序跋作者和内容相同，但次序稍有不同。如阎沛年草书跋，西泠本在初集卷四末，上博本在初集卷五首；徐赋隶书跋，西泠本在初集卷六末，而上博本在初集卷七首。另外，二集卷一王谟行书序印刷模糊，几乎不能分辨字迹。四集卷一叶世度撰金农隶书序第一页的衬纸，竟是《飞鸿堂印谱》的扉页。由此来看，该本也不是当时汪启淑集拓的最善本。至于所载印章作者和内容，与西泠本相差不多。& & & 3、上海图书馆藏线装《飞鸿堂印谱》四集三十二卷十六册钤印本（简称：上图甲本）。开本：18×29.6cm（内框：14.5×23.3cm）。每二卷为一册，每卷印谱25页，序跋另加。蓝纸封面，每页衬二纸。初集至三集二十四卷不注作者姓名，第四集八卷注作者姓名。楷书题签，并注某集某卷，为其他版本所无。收藏印先后有：白文“张图南印”、“丁仁收集摹拓之记”、“若谷鉴赏”、“观妙斋”、“李寿昌印”；朱文“杭州王氏九峰旧庐藏书之章”、“曾藏丁辅之处”、“上海图书馆藏”、“锡纯”。该本装帧精良，用泥、用纸俱佳。正如汪启淑《凡例》中所说的“缘是不惜巨资，咸用硃砂泥、洁越楮、顶烟墨、文锦函以装潢之。”这部四集三十二卷的印谱，应该是《飞鸿堂印谱》的初稿，并且是分三个阶段完成的。该本序、跋与西泠本四集三十二卷相校，增加了汪元进行书序、方岳荐楷书序、魏三湘行书序、盛晓心隶书序，王又曾楷书序，而缺刘泽炜行书序、吴城行书诗、江永行书跋、林组楷书序。另外，汪沆行书跋分别在初集卷八和二集卷六重复出现，吴晨楷书序分别在三集卷一和四集卷一重复出现，张湄用印为刻版黑印，非用印泥钤盖，此为该本之小失。但最主要的不足，就是版本的不完整，以及初集至三集的无作者注释。该本第四集与西泠本的作者内容基本一致，个别地方注的作者不一样。另一个重要情况是，该本初集第一卷第一页朱文“飞鸿堂”和白文“新安汪启淑印”二印，印面为6×6 cm，而西泠本、上博本都是5.6×5.6cm，粗看内容相似，其实大不相同。& & & 4、上海图书馆藏线装《飞鸿堂印谱》五集四十卷二十册钤印本（简称：上图乙本）。蓝布封面，每页无衬纸。开本：18.8×29cm（内框：14.5×23cm）。每二卷为一册，每卷印谱25页，序跋另加。收藏印：朱文“太谷温氏收藏”。该本扉页后有一段题记，可见此本流传情况。其文如下：“秀峰先生此书集印谱之大成，空绝前后，传世旧本，今已无多。粤逆之变，闻印石久已散失，正如定武契帖，有减无增。此余藏三十余年，癸末（1883）在四明倩工重装，以黄檀为函，翼垂久远。此红叶盦秘笈，后人珍之勿为蠹鱼所损也。光绪子仲秋忠翰记（用印朱文：红叶盦主）”。该本序跋，与西泠本相校，作者和内容完全一致，只是在排列次序上有些小的出入。如赵大鲸草书跋，西泠本在二集卷四末，而上图乙本在二集卷五首。该本内容完整无缺，钤印精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以此本影印，当是极正确的选择。该本印谱作者和内容与西泠本基本一致，有些只是作者称呼上的不同，有时用姓名、有时用字号，其实都是同一作者。如李德光、李复初、李石塘为同一人；王燮、王理堂、王小山为同一人；徐讷庵、徐钰、徐席珍为同一人等等。这同时也印证了汪启淑在《凡例》中所说的“每方之下，笺注刻印人名。随手率书，不拘字号。”的说明。& & & 5、上海图书馆所藏民国有正书局版线装《飞鸿堂印谱》五集二十册四十卷影印本（上图丙本）。仿古纸封面，每页有衬纸。开本：15.4×25.8cm（内框14×22cm）。每二卷为一册，每卷印谱25页，序跋另加。序跋内容与西泠本基本一致，但前后次序与西泠本有较大出入。前后次序不一致的共有九处，如西泠本三集卷一林组楷书诗，上图丙本为吴晨楷书词；西泠本三集卷三厉鹗隶书序，上图丙本为李果篆书序；西泠本五集卷八周振兰草书跋，上图丙本在五集卷四。& & & 6、湖州谭建丞先生所藏民国坊版线装《飞鸿堂印谱》五集二十册四十卷石印本（简称：谭藏本）。仿古纸封面，每页有衬纸。开本：15.5×26cm。每二卷为一册，每卷印谱25页，序跋另加。序跋内容及次序与西泠本共有9处不同，如初集卷五孙陈典序前，有顾成天楷书序，为西泠本所无；西泠本三集卷三刘炜泽行书序，谭藏本为王又曾词等等数处，不一一列举。至于印谱所载印章，与西泠本出入很大。如初集卷五、卷六，两本印章内容分别有17处和12处不同。该本印刷装订也极为糟糕，不时有漏页和重页现象，纸张折角见有多处。该本为仿上海有正书局的作坊本，粗制滥造，在所难免。收藏印：白文“吴兴谭建丞藏阅之记”、“谭建丞印”、“谭钧珍藏”、“苏溪”；朱文“锡培鉴赏”。& & & 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飞鸿堂印谱》五集四十卷一册影印本（图7，简称：上古本）。十六开本，共794页。该本序、跋内容与次序与西泠本完全一致，只是原书每卷序、跋均移至书前，卷内印章次序也根据排版需要作了调整。该本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影印本。首先是序、跋缩小一半，集中在书前，已经找不到原来所在集卷数，给研究工作带来了不便。其次是印谱内印章位置的变动，原有版框的删除，也使印谱的本来面目消失殆尽，研究利用价值顿减。但上古本在书末附有《飞鸿堂印谱印人录》，将谱中所收作者按姓氏笔画为序，统计出了作者、收印数、字号、籍贯四个栏目的简要情况，对于读者研究《飞鸿堂印谱》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材料，这是应该值得肯定的。此外，还有扬州广陵书局于1998年影印本、日本二玄社于1983年出版的《飞鸿堂印谱钞》等，& & & 有关《飞鸿堂印谱》版本的问题：《飞鸿堂印谱》是汪启淑1745年开始编纂，1776年全部完成的总集式名家汇刻印谱。期间先后有初集八卷本、三集二十四卷本、四集三十二卷本、五集四十卷本。此后翻印的有民国上海有正书局影印本、当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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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功甫帖》所钤义阳世家印宋代说
　　两宋鉴藏印考
　　――兼驳《功甫帖》所钤“义阳世家”印宋代说
　　李路平()
　　清初金石家、书画鉴赏家周亮工论及宋代印学尝言：“此道与声诗同，宋元无诗，至明而诗可继唐；唐宋元无印，至明而印章可继汉。”清人陈克恕所著《篆刻箴度》亦延此说。三百年后的傅抱石先生在《中国篆刻史述略》有“隋唐以后的朱文印，则面目全非，是以‘诎曲盘回’为主，偏重正齐和对称的。”三家论说举此而遗彼，几近偏废。
　　印学盛于秦汉，明清篆刻流派的发展更是对“印宗秦汉”观念性突破，但舍去宋印而割断历史，将无法诠释明清文人篆刻所依托的风格来源。宋初开国后出于对唐末以来武夫横行这一积弊的痛切认识，倡导以德治国，文治天下。两宋江山三百余年，于文艺类足可媲美盛唐，宋诗虽不及唐诗，但远在明清之上。词更成了两宋标志性文学体裁。文学成就最高的唐宋八大家，唐代只有韩柳，而宋占据六家。两宋宫廷设立了完整周密的翰林图画院，书画艺术更是灿烂完备，而两宋印学置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岂有不兴之理。宋徽宗、高宗偏爱书画，内府书画鉴藏印记更是蔚为大观。皇帝迷恋书画更成了一种风尚导向，文人学者参与实践则是将印学向前推演的关捩，使两宋成了印学史上无可替代的转折点，更影响了“元朱文”印风的形成，可谓柳暗花明。
　　一、两宋内府用印
　　隋唐人鉴定书法时很少有钤盖鉴藏印的先例，只是在法书字迹上或副页上签署姓名，表示经其过眼鉴定过，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跋尾押署》记载：“前代御府，自晋宋至周隋，收聚图书，皆未行印记，但备列当时鉴识艺人押署。”“押署”，顾名思义即花押署款是也。如王羲之《丧乱帖》右下旁徐僧权押署，王徽之《新月帖》后满N、姚怀珍押署，王羲之《二谢帖》“良不”与“再拜”之间姚怀珍“珍”字押署，特别《奉桔帖》押署有隋代的诸葛桢、柳顾言、智果以及宋代的欧阳修、韩琦等十多人。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押署无疑会污损古人法帖，但古代鉴藏制度尚未完善，检历代印记可知，直到北宋以后才逐渐以鉴藏印代替了押署。
王羲之《奉桔帖》
　　宋沿袭南唐旧制，于内侍省下设翰林院，总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复兴了书画也丰富了内府的收藏。据南宋邓椿《画继》所载，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法书名画已蓄数千卷，及至徽宋朝历经七朝141年的搜集庋藏，内府所藏书画充钜纾俦断瘸
　　宋徽宗广收天下书画珍玩，扩充翰林图画院，内府庋藏历代名迹，达到了前所未见的丰赡，并诏文臣编纂《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与《宣和博古图》。宣和内府不仅荟萃天下之珍，宋乔年、米芾、蔡京、梁师成、蔡卞等倾力于内府所藏的书画保护和整理，重新装裱编成卷帙，宋徽宗亲自题写标签，分级入藏。从现有传世书画名迹获观鉴藏印记有：1.“御书”葫芦形印一枚；2.“双龙”圆形印一枚；3.“宣”连珠印一枚；4.“政和”长方形印一枚；5.“宣和”长方形印一枚；6.“政”连珠印一枚；7.“内府图书之印”九叠文大方印一枚；8.“双龙”方形印一枚；9.“宣和中秘”长圆形印一枚；10.“御书”长方印一枚；11.“御书之宝”印；12.“大观”印；13.“重和”印。而前七方印近代称“宣和七玺”，特指“宣和装”手卷上恒定钤盖七枚鉴藏印，印文只在钤“政和”印处偶尔调换“大观”、“重和”、“双龙”印，而钤印位置不变。有荒谬者提出“宣和十几玺”说法，殊不知不能以用印多寡曲解“宣和七玺”之义。
　　宣和手卷格式为标准的五段式：青绿色绫天头，黄绢前隔水，书画本幅，黄绢后隔水，白宋高丽笺尾纸。传世的宣和旧物中，保存相对完好的作品有北宋梁师闵《芦汀密雪图》卷，堪称宣和内府装池之标准件。甚多书画巨迹经南渡后，通过裁割、拼配甚至将原有的宣和题印割弃改成了南宋“绍兴装”式，如唐怀素《论书帖》卷、唐杜牧《张好好诗》卷、五代杨凝式《韭花帖》卷、五代卫贤《高士图》卷等例。南宋至明清，多数著录并不把“内府图书之印”记入宣和诸玺之列，如周密《云烟过眼录》、顾复《平生壮观》等。
宣和七玺与宣和装钤印排列
宣和七玺与宣和装钤印排列
宋徽宗赵佶瘦金书
　　靖康之变后，高宗朝对书画的重视不逊前朝。内府鉴藏印记可见的有：“建炎”连珠印一枚、“绍兴”连珠印六枚、“干卦”卦象圆印一枚、“御书之宝”九叠文大方印一枚、“内府书印”九叠文大方形印一枚，“御府法书”大方形印一枚、“德寿宫书籍印”九叠文大方形印一枚、“德寿”连珠印一枚、“紫霄殿御书宝”大方形印一枚、“睿思东阁”大方形印一枚、“睿思东阁”九叠文大方形印一枚、“奉华堂印”九叠文大方形印一枚、“损斋书印”大方形印一枚、“机暇清赏”大方形印一枚、“内殿秘书之印”大方形印一枚、“御书”白文印一枚、“睿思东阁”白文印一枚、“机暇清赏” 满白文印一枚、“真阁”白文葫芦形印一枚。宋理宗时内府尚有“缉熙殿宝” 大方形印一枚、“缉熙殿书籍印”、“内殿文玺”、“御府图书”(《文苑英华》宋刻孤本，中华书局影印本)。据徐邦达先生考证，“绍兴装”内府印大部分钤于本幅末后下半部，绝无例外。其部位不合常规的，必定为后人作伪。
宋高宗《赐岳飞手敕》台北故宫藏
两宋内府收藏印：
宣和殿宝宣和中秘双龙印、御书葫芦
睿思东阁 睿思东阁
政和紫霄殿御书宝 绍兴
　　二、两宋私家鉴藏印
　　《宋史•印制》云：“两汉以后，人臣有金印、银印、铜印。唐制，诸司皆用铜印，宋因之……大中祥符五年诏，诸寺观及士庶之家所用私记，今后并方一寸，雕木为文，不得私铸。”宋代私印传世的实物极少，这与诏令私家印章材料只能用木质有关，而木质印章易腐、易烧、易破损，很难传世。有趣的是在宋以前木质印章是作为明器用来殉葬的。禁止私铸印章从客观上也促使了其他材料的运用，如玉石、象牙、玛瑙等硬质材料，但这种材料的昂贵自非庶民可据有。
　　由于北宋文人们喜好风雅，拓展了印章的使用范围，书画名款下钤盖姓名印章，书画名迹上钤盖斋馆别号印逐渐兴起。如果说东坡以“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强调诗书画三合一的话，那么宋徽宗、米芾倡导画家具款钤印，这诗书画印综合一体的独特性，更将文人画推向了崭新的唯美形式。
　　私家鉴藏印肇始于北宋。由于书画庋藏的兴盛，印章频繁使用于鉴藏活动之中，内容样式或取郡望、或取官职、或重在审定、或旨在收藏，初具大略，亦有钤盖斋馆别号印充当鉴藏印记性质的。北宋书画鉴藏印记已经成为了书画鉴定的重要依据。
　　欧阳修《致端明侍读书》、《尚恩帖》尺牍上所钤“六一居士”朱文印，是宋代私家用印最早的，据《宋史•舆服志》记载，治平三年 (1066年)皇帝曾命欧阳修篆写印文“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则“六一居士”印应为其自已篆写，另找工匠镌刻的晚年用印，成印应在宋仁宗嘉佑年间。欧阳修平时所用的“修”字印和“醉翁子孙其永保之”都为鉴藏印。早期的私家收藏印还有苏舜钦家钤盖于《自叙帖》的“佩六国相印之裔”、“四代相印”、“许国之裔”、“墨豪”、“武乡之记”朱文印。两宋书画鉴藏印迹甚多，徐邦达先生过眼的有韩腚小吧苎敝煳暮。懦巍拔髑卣懦巍薄拔髑卣懦沃　薄拔髑卣懦渭也刂Α敝煳挠。炙频馈八频馈薄凹炙频雷铀镉辣χ　薄拔汗薄扒镗滞际椤敝煳挠。霸蒙薄昂　薄扒镗终渫妗卑孜挠。约耙恍┎恢彰偷帐匣蛎侄蘅嫉募丶矣〖牵骸吧蠖ㄕ婕！敝煳挠　拔谱罾帧敝煳挠　氨笳敝煳挠　扒灏状摇敝煳挠　拔庑丝敝煳挠　扮圃埔妒稀 朱文印、“？印黄裳”朱文印、“晋之”朱文印、“爽轩珍玩”朱文印、“珍绘堂记”朱文印、“强父图书”朱文印、“通行世守”朱文印、“毗陵开国”朱文印、“鉴古堂印” 朱文印、“张氏图书”朱文印、“正献之裔”朱文印、“莆阳傅氏” 朱文印、“清叔玩府” 朱文印、“双桂方氏”朱文印等等。
六一居士、秋壑图书
　　三、两宋鉴藏印风格
　　1.叠篆形式：据《宋史•舆服志》，“太祖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先是，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悉令温柔重改铸焉。”宋初官印沿袭了唐代印章风格又稍作改观，这种格式其实是“缪篆”的“屈曲缠绕”形式。后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徽宗“大观元年，又得玉工，用元丰年中玉琢天子、皇帝六玺，叠篆”。因此，至少是从北宋末年起，叠篆就应该已被用于铸造这种宽边大印了。如“内府图书之印”、“宣和殿宝”，笔画屈曲盘叠，随字的笔划多少而折叠不等。屈曲程度由少向多过渡，至元代已发展成了九叠篆，清代甚至出现了十三叠，这图案性装饰效果，沙孟海先生在《印学史》中述其呆板得好象编织物，也象门格花窗，整齐划一，绝少天趣。北宋的私印有时也套用官印模式，如米芾“祝融之印”(非鉴藏印)，不过图案美化了许多。
内府图书之印、祝融之印
　　2.小篆入印：宋太宗继位之后，深悉“以为文字者，六艺之本，固当率由古法”，诏令徐铉等校定《说文解字》。徐铉为南唐入宋官僚文人，为宋初诗坛盟主，影响甚大。欧阳修《徐铉双溪院记跋》评说：铉与其弟锴皆能八分小篆，而笔法颇少力。其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号二徐，为学者所宗。由此可见宋初篆书崇尚小篆。黑龙江省博物馆藏徐铉《篆书千字文残卷》(宋摹本)，结构平稳，笔力则如欧阳永叔所评，稍有不逮。两宋官印文字不仅为“缪篆”，而且通变了小篆。有些鉴藏印是杂糅籀篆、缪篆、小篆于一体，尚存错讹。值得注意的是，像苏轼“赵郡苏氏”、薛绍彭“清s阁书”印文秀美雅致，元朱文实承其衣钵。
宣和中秘、四代相印(非鉴藏印)
清s阁书、周公谨父
　　3.籀篆入印：宋太宗提倡恢复礼制，宋代公私对古器物之收集、整理方兴未艾。内府编纂《宣和博古图录》将所藏彝器绘辑成书印行。刘敞搜访先秦鼎彝十多件，考订文字，请工匠摹勒刻石、绘像，撰成《先秦古器记》。嘉v六年(1061年)欧阳修著《集古录》，对所藏先秦古器铭文释义。赵明诚《金石录》、黄伯思《法帖刊误》、翟耆年《籀史》、姜夔《绛帖平》等相继问世，对古代彝器、铭文籀篆文字深究，成了金石学之发端。篆籀古文奇字入印备受士大夫所推重，如“绍兴”、“宣”、“真赏”葫芦印、“贾似道图书子子孙孙永宝之”诸印即是以籀篆或古文奇字入印样式。
真赏、宣和
　　4.取法汉印：金石学的兴起，使得文人普遍热衷于对古印中蕴藏的历史进行考证。《集古印谱》应运而生，汉印首次以印拓的形式示人，从而使文人们认识到自然典雅朴素之美迥异于官印图案式的花哨，对印章审美情趣得以探求，如“秋壑珍玩”白文印，印章的大小、入印文字的篆法和印面的章法处理上，皆直接取法于汉印。
　　两宋公私鉴藏印审美倾向与风格是有所变化的，如贾似道“秋壑珍玩”白文印在南宋后几乎不见，宽边印已变细，繁琐几何叠篆向简明小篆过渡。常与皇帝诏对的米芾在《书史》中明确记载：“我祖秘阁图书之印，不满二寸，圈文皆细，上阁图书字印亦然。仁宗后，印经院赐经用上阁图书字，大印粗文，若施于书画，占纸素字画多，有损于书帖。近三馆秘阁之印文虽细，圈乃粗如半指，亦印损书画也……王诜见余家印记与唐印相似，始尽换了作细圈，仍皆求余作篆，如填篆自有法，近世皆无法。”米芾此时已认识到宽边粗白文体俗，钤盖于书画上最为刺目，若白文与大印聚于一行，则令阅者生厌，且污损书画。从传世名迹来分析，两宋非常严格的钤印格式和钤印原则，对传世名迹画面不宜钤盖鉴藏印的，甚至接纸钤印，虽属无奈，亦可谓两全其美。
　　四、两宋文人印事―以米芾为例
　　两宋真正在书画上大量使用款印、鉴藏印，并且所用印章名目繁多的，当以米芾为先。米芾作为两宋间享誉朝野的书画家、书画鉴定家，其交游所及包括宋徽宗在内的所有艺文界重要人物，从微观的个人身上可折射出两宋间印学发展细腻纹理，小中见大，足可深察。
　　《宋史》中关于米芾有甚多条记载。元丰五年(1082)以后，米芾开始寻访晋人法帖，翌年即得到王献之《中秋帖》。王羲之的《王略帖》、谢安《八月五日帖》、顾恺之名画《净名天女》、戴逵名画《观音》、褚遂良临《兰亭序》、谢安《八月五日帖》均经米家庋藏。其汇刻家藏六朝以来名迹《宝晋斋法帖》，为艺林珍本。苏轼谪居海南，米芾曾为治印寄赠，苏轼《与米元章书》有：某昨日啖冷过度，夜暴下，旦复疲甚，食黄耆粥甚美，卧阅四印奇古，失病所在。明日会食乞且罢需稍键或雨过然时也…
　　米芾更喜欢钤印，自用印鉴竟多达百余枚。其所著《画史》中更有：余家最上品书画，用姓名字印、审定真迹字印、神品字印、平生真赏印、米芾秘箧印、宝晋斋藏书画其上四角皆有余家印记，见即可辨。更令人惊印、米姓翰墨印、鉴定法书之印、米姓秘玩之印。玉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以上六枚白字，有些印者皆绝品。玉印唯着于书帖，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者，皆次品也。无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虽参用于上品印也。自画古贤唯用玉印。”印为玉质，这在当时属奢华之极了，因北宋初年皇帝宝玺内府甚至几无玉料制玺。
米元章印 米黻之印
　　五、驳《功甫帖》所钤“义阳世家”印宋代说
《功甫帖》“义阳世家”(左半部)
　　在关于《功甫帖》真伪的争论中，所钤鉴藏印也是关注焦点之一。今年2月18日，上海龙美术馆执行馆长黄剑在北京展示了《功甫帖》原件，并结合多位专家文章指出，《功甫帖》上两方残印应合并释读为“义阳世家”印。经图像比对分析，这一印章与台北故宫收藏的北宋徐铉《私诚帖》、北宋吕公绰《真诲帖》、北宋黄庭坚《婴香帖》等北宋名迹中的“义阳世家”印章一致。黄剑认为，《真诲帖》和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欧阳询《千字文》中的“莆阳傅氏”、“清叔玩府”等印鉴和宋傅洵美《义阳世家事略》等宋代文献，更进一步把“义阳世家”印鉴的所有者推向了宋代的傅氏家族，从而使功甫帖的早期递藏史出现了明确线索。
北宋吕公绰《真诲帖》
《真诲帖》右下角“莆阳傅氏 清叔玩府”上方“世家”
　　确实，用核心证据“义阳世家”印作为《功甫帖》的断代起点足可解决一些纷争，“以印证史”这一特定的论证手法在书画鉴定中是起着关键作用的。然而，赵华先生通过“义阳世家”印推测“《功甫帖》为元丰四年郭正祥途经九江绕道看望苏轼，离开黄州后入狱，辗转被莆阳傅氏收藏”。未曾对“义阳世家”印章作深入研究，这种印章断代方法只是主观感受的描述，毫无严密的考证，难免穿凿附会。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当下依然适合于史学、考古学、古书画考鉴等诸多学科，这是学术态度与学术规范问题。
　　笔者考察了两宋鉴藏印的风格及其演变，概述其大致有叠篆形式、籀篆入印、小篆入印、取法汉式四种形式。当然，两宋私印还有隶书印、楷书印，因不属鉴藏印范畴，姑且略过。“义阳世家”为白文印，布局疏密得体，刀法工稳而冲切并用，如“义”字的起笔三横，单刀直入深刻，“世”亦冲刀为主，而“家”、“阳”是切刀与小冲力并用，是为石质印章才能“刻”出的刀法效果。宋代还没有用石刻印的先例，玉、铜印章主要是“辗”与“铸”以及“掐丝焊铸”三种工艺。石料刻印是元明以后才有，若从技法层面来剖析，“义阳世家”从用印文字、印章布局、石印材料、刀刻技法等均与两宋鉴藏印不类，此印断非宋人所刻。另外，郡望别号白文用于作鉴藏印，至元代才起始，如元代欧阳玄“太史氏玄”、“冀公世家”、张雨“崇国世家”等等，不一而足。附宋代白文印“清白传家”、“子孙世昌”(此印后被项元汴效仿)于后，其中有与“义阳世家”用字相同，识者足可明察。
元。太史氏玄、冀公世家、崇国世家
宋。清白传家子孙世昌印
　　宋人是忌用粗白文作鉴藏印的，其原因是对书画名迹的保护。米芾等文人早已认识到宽边粗白文体俗，且污损书画。鉴藏印罕有白文，在两宋三百二十年中大概也只有贾仕道钤盖“秋壑珍玩”白文印。从传世名迹来分析，两宋藏家有严格的钤印格式和钤印原则。苏轼是“元v党人”屡遭贬谪，墨迹销毁几尽，珍贵如《功甫帖》流传至“义阳世家”，为何反常地钤盖不合宋人用印常规的白文鉴藏印？试问“义阳世家”倘若真为“莆阳傅氏”族系后辈，那为何不讲礼法地将收藏印钤盖于“莆阳傅氏”上首，这符合儒家文化逻辑吗？
　　两宋内府与私家书画庋藏是收藏文化的高峰，鉴藏印在两宋已正式形成，但由于鉴藏印使用的特殊性质，印学史对其关注及专题研究尚属边缘化。笔者通过对传世书画本体以及《宋史》等可据的文献史料，论证两宋用印典章制度，考察鉴藏印自身发展风格的衍变，而这也是印学研究极易被忽略的。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对古代名迹的争议不要急于定论。历代鉴家对古代真伪存疑书画的鉴定，也是带有“保护”性的。所谓鉴真慎，弃之更慎！这是对学术的审慎、敬畏，也是为了保护古代作品的递传，应该给历史留些空间。综上所述，或有部分研究未尽详尽，容有疏谬之处，尚请方家不吝指教。
　　石头城东d斋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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