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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写作引出的七个话题――２００５年中国散文漫谈
作者：王剑冰
　　一、写作观念在散文写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飞雪迎春又一年，时间在前行着，社会在发展着，文学也在变革着，回望2005年的散文创作，收获仍是丰实的。　　十数年间，大散文始终在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席位，题材的广大，取景的深远，含量的沉实，都使作家们援笔一试。李存葆的散文张扬而狂放，厚重而沉实，对事件的把握，对世事的认知都具有独特性。他往往能够抓住大的事件和场景，从中发散出精神的色彩。《净土上的狼毒花》（载《十月》２００５年第６期）写云南迪庆州所鲜见的一片繁茂美丽的花朵，这种花朵对人畜都是极为有害的，“被视为草原荒漠化的一种灾难性的警示，一种生态趋于恶化的潜在指标”。作者先是大篇幅地铺排了迪庆地区美丽的湖光山色，几乎把它描摹成一片人间净土，而后引出这样一片奇美的花朵。“小说家们描写黄花的夸张言辞，诗人们刻意推敲的咏花诗句，都会在这真实而瑰丽的黄花家族面前，黯然失色。这大片大片的带有挑战意味的黄花，仿佛在向人们宣示，它们就是这草原上因家族集体的勃发而创造的美的奇迹！”从而渐渐显出作者的深刻用意，他是在揭示世界上的每一种生命，都有壮大自身的渴望。一种生命的单方面扩张，不仅会使其他的生命受阻，同时也会祸及单方面扩张者自身。正是由于多少年来的开发、超常规的放养，使山林、牧场退化，才使得这种“躲在石缝中、山沟边，自惭形秽的花朵乘虚而入”。《净土上的狼毒花》提示给我们的，不仅是香格里拉一个地方，也不是一种花朵的问题，而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重要话题。余秋雨的《恒河残稿》（载《散文选刊》２００５年第３期）是在“封笔”之说后发表的，文章是思绪的集束，不是一气呵成，却有一条主线相连，在闪烁着睿智之光的语言中，深沉的思索、高扬的灵性、无悔的追寻、诚恳的倾诉、平实的心态，使读者感到了作家的本真个性。虎头是近年来涌现出的散文家，他的文字总有那种飞扬的色彩，选材也总是张扬着个性与精神。《她们的歌德》（载《当代》２００５年第２期）以宏大的篇幅、翔实的史料、引人的故事写出了一批歌德周围的女人。这些女人促使了歌德的成长与成功。虎头不光是列出了一群美女的画卷，更是显现出了人的本真、自然的生活氛围。2005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很多作家拿起了笔，奋对日本右翼分子的野心，向人们发出警示。雒青之的《菊花里的刀光》（载《飞天》２００５年第７期）以菊花与刀相列，刻画了日本文化模式和民族性格。六十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启动战争机器的时候，日本天皇把菊花雕刻在战争狂人们佩带的武士刀上。菊花作为日本皇室的徽记，代表至高无上的皇权，菊花和代表武士道精神的战刀配伍，让人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尤其是对日本侵略者有切肤之痛的国家和人民，很难忘却菊花里的刀光。另有一篇《战后日本社会考》（作者胡平，载《随笔》２００５年第４期），深层次地揭示了战后日本人的心理特征及这个民族的劣根性。人活一世，留下的美好记忆是很多的，这种记忆常常会伴随人的一生。张贤亮的《美丽》（载《收获》２００５年第１期）写出了一个特定年代的一段“美丽”的记忆。“美丽”的题目用得实在是好，1965年到1968年的劳改农场里会有什么美丽可言？“我”总是受到非人的待遇和歧视，度日如年，不知前面的时光是什么，肉体和心理上的折磨时刻都在发生着。就是在这样的生活里，作者那片灰色的心竟还有一片美丽的光放射出来。绑赴“杀场”的卡车上，一个女兵的裤缝露出的一段大腿，造成了作者面临死神的暂时的迷醉。作者毫无遮蔽的、细致的描写不只是暴露某种隐私的一种勇气，更是唱出了特定环境下的凄悯的人性悲歌。迟子建是写小说的高手，其也擅长散文写作，《简朴生活回忆录》（载《天涯》２００５年第２期），以极其自然化的心态描摩了东北的乡村生活，这种生活简朴而纯粹。让人陶醉其中的，是作者冷静、安详的笔调及这种笔调泼洒的风情。如：“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是劈柴化成的幽魂。”“这世上最出色的染匠，一定就是秋霜了。”这些年李木生创作得很苦，也很认真，一篇是一篇地写出，篇篇扎实。《泰山赋》（载《海燕?都市美文》２００５年第３期）托以泰山的伟岸与丰姿，点出沧海桑田，世事变迁。改朝换代的惨烈厮杀，宦海中的惊涛骇浪，都会被时间的风雨销蚀净尽，只有人类文化的血脉江河赴海般奔涌前行。作者倾泻于文字间的是宏阔的历史观和精神观。王充闾多年研习历史，探究个案，在散文中陈述胸臆。《他这一辈子》（载２００５年第２期《十月》）对李鸿章这个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旧事重提，旧案重定，写得真实而服人。作品给人以更多的思索。李国文也善写历史，调侃幽默，戏说事件，臧否人物。不多见的是一篇咏物的文字《读树》（载２００５年第１０期《中华散文》），写树的沧桑，树的长久，人与树的相通相近，相依相携，“读树，让我们懂得把握现在，把握明天”。读树读多了，即能够参悟出人生的道理。二月河的皇帝系列得到了社会承认，其创作初衷竟有了一篇文字。《雍正一书的构思始末》（载《中国铁路文艺》２００５年第１０期），从写雍正说开去，纵论历史、解读帝王，不偏倚，不流俗，真实地展现自己的观点，读来很有嚼头。作家们对艺术的理解及探索的形式越来越广阔，理性的思索变得形象而直观。李江树的《艺术的岔口、水纹与熏风》（载《人民文学》２００５年第５期），以事物、风景解说艺术，“艺术并不存在于真实的世界中，艺术存在于真实世界与想象世界的落差中”。作者写作的意境与内心的意境同样辽阔。谈艺说理，相映相衬，李永新将美、学、动、易、悟五个词语逐一解说，实际是一篇理性斐扬的思辨文字，其中例证翔实引人，具有说服力。（《美?学?动?易?悟》载《散文选刊》２００５年第５期）近些年来，刘长春以书林人物为写作对象，创作出了一系列自成一体的文化散文，他在文中既评人物个性、社会背景，又说书法艺术、影响观点，《八大山人》（载《海燕?都市美文》２００５年第５期）即是如此。要在大量介绍性书典中淘出自己的所需，并为己所用，确实要做很多先前的工作，同时也见作者对书坛人物及书法艺术的把握与理解。佛学是一个宏大的课题，能以一篇短文概括始终，确非一件容易的事。蔡飞跃的《释源溯》（载《散文百家》２００５年第７期），讲说了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佛教以两种性质征服中国，他的哲学性质适应学者，他的宗教性质适应民间”（林语堂语）。作者从洛阳白马寺引入，将这一观点放之广大，写得很有功底，显出厚实与深度。舒婷是一个诗人，这些年间她写出了大量的散文随笔作品，她的诗歌的语言和构想总能在她的文章里得以一见。诙谐、幽默、情趣的特色在《鱼鸟鼠诙谐曲》（载《散文选刊》２００５年第８期）中再次显现。安实的生活让人们有了更多的奢想，养鱼养鸟的人越来越多，作者既写出了养鱼的情趣，又写出了对鸟的喜好，更有趣的是对老鼠的描写。鼠与鱼和鸟放在一篇文章里，着实构成了一种诙谐的奏鸣曲。周同宾的《那些天，吃饭不要钱》（载《海燕?都市美文》２００５年第６期），很有意味，不要钱的吃饭形式让作者怀念吗？感慨中不是甜蜜，不是幸福，是心酸。那种纷杂的热闹，戏剧性的场景，配以“社员都是向阳花”的歌曲，构成极好的讽刺效果。历史不可重演，历史却又不可忘记。诗性写作的特点是感染力强，《读莫扎特与忆乡村》是耿翔发于《散文》2005年第9期的一篇诗意盎然的作品，乡村的美景与莫扎特的奏鸣曲一同展现，让笔下泻出田园牧歌似的画面。作者的胜处是亮闪着诗性的语言色彩。余志刚对历史的研究，直显学人气象，其多篇文字都受到读者的重视。《大唐歌飞》（载《飞天》２００５年第２期），借李国文《唐朝的天空》发挥，描述“安史之乱”前的大唐文化景观，其实不过是“一坛深厚肥腻的文化酱缸”。历史是一条河流，也是一部沉重的哲学。秦皇兵马俑本身就是一部史书，一部文化大散文，涉猎其间者可谓多矣，学群的《兵马俑》（载《散文》２００５年第５期）重又写出了特色，其运用想象力让兵马俑重注生命，进入当时的社会生活，并通过对兵器的解说，揭示争战对人类的摧残。　　　　二、散文写作离不开现实生活　　文学与社会应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家生活在现实中，他必然地也要将自己的思想与看法带入写作中去。只不过有些写作借助了历史和阅读，有些写作直接体现了现场感。在当今时代，一个崇尚金钱，注重商品经济的风潮中，人的心理健康显得格外重要，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田中禾的《关于心理健康》（载《大河报》２００５年），为此击鼓鸣钟。他引经据典，语言到位，文章深刻而耐读。韩小蕙的《做个平民有多难》（载《北京文学》２００５年第１０期），依然是当代社会话题，一个文人涉猎这一话题，未免尴尬好笑，作者却例举了生活中的问题，以独到的写作方式，解说心中的困惑。《城市景象》（载《岁月》２００５年第５期），是彭国梁通过细微的观察写出的心灵之声，其描写当代社会的世生相，幽默中拌进了嘲讽，点出正面的发展中带有的负面杂质。鄢烈山的《中国农民的幸福生活》（载《随笔》２００５年第１期），让人很有琢磨头。社会进步了，农民的日子好过了，因而他们总是显得自足自乐，充满“幸福”感，但作者文字的背后却让我们感到结论的浅显，这种幸福是农民以廉价的劳动力和无计的辛劳提取的，他们的付出与他们的收获不成比例，美好的愿望过于简单。肖凤的《穷人，富人》（载《海燕?都市美文》２００５年第５期），同样是一篇探讨幸福的文章，叔本华说：寓于健康身体内的健全的精神，乃是幸福的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素。让所有的人都富裕，才是高尚的人追求的目标。作者以诸多例证，解析了这一观念。祝勇的《昆明：最后的顺成街》（载２００５年第４期《人民文学》）写当代建设与开发对历史遗产的恐怖冲击，这不只是一个昆明的顺成街的问题，而是当代生活与民族传统的矛盾对立。2005年5月，一群作家走进了闽西，他们以一种亲历的形式感受革命老区，王洪应《泰宁的色彩》（载２００５年７月８日《光明日报》），是为出彩的一篇，作者从“满眼的绿”、“鲜艳的红”、“泛香的古”三个方面，记叙了老区泰宁的独到魅力，单说三个色，就让人产生了深刻的联想，因也就有了深刻的记忆。叶多多的《怒江的期盼》（载《散文选刊》２００５年第８期）揭示了怒江州一个叫基独罗的地方，一群可爱又可怜的孩子们在贫困和饥饿中的挣扎及对学习的渴望，是一篇真诚夹杂着眼泪的文字。作者长期致力于文化的抢救与慈善救助工作，其以微弱的个人力量感染社会的进程。这是她又一次走进怒江大峡谷后的经历，一群孩子就像一群嗷嗷待哺的小羊。作者写到了期盼的眼神，也写到了困苦与无奈。“我想，如要每个人都能打开自己的心，让慈悲从里面流露出来，然后把这种慈悲延伸到一切众生，人类必定能避开那个无限循环的圈套，而在浩荡无边的慈悲中得到解脱。”这是文章最后带有祈祷性质的文字。作家的善良与诚心显见于文中。马莉的《本能》（载《人民文学》２００５年第２期），通过一只溺水的蝙蝠被自己和爱人救助的故事，剖析人的本能与道德的差异，即使在一个道德社会，本能的力量也依然大于道德的力量。“本能，是人类最高贵的天性，它不仅仅是体现在肉欲上，它更是应当体现在人类的德行上。本能，应当是人类天性中至高无上的力量。”作者强调了人类在道德观念还未达到一个水准线的时候，起码应当保有自己的本能意识。　　　　三、精短散文的新提示　　　　精短散文的创作是近年来散文界一直所倡导的，这是针对那些冗长的、堆砌的、无味的长散文而言的，精短散文的特点就在于其短又要精，这是易写而难工的事情，对于短而精的美文，读者总是要抢先阅读，因为它占有的时间短，又得到的东西多。　　《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载《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５日）是史铁生的一篇精制的短文，看似晦暗，有种宿命感，却写出了作者的心声。其已将死亡看得平淡，“我盼望夜晚，盼望黑夜，盼望寂静中自由地到来”。正因为此，作者坦然地面对了一切，包括文学及其以外的任何东西。贾平凹的《画人记》（载《美文》２００５年第４期）写了五位画界的友人，是文字的画，从中读出每个人的影像，这些人同贾氏构成了一个氛围，氛围里的趣味很浓。高洪波的《奥斯维辛的风》（载《学习时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５日），也是一篇短文，讲说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次真实的心理感受，那里不是什么风景，却让作者有一种驱使感，非要受一次心灵的折磨，折磨而出的是一个文人的正义感。“正是由于奥斯维辛的存在，人类的良知才凛然长存。”黄亚洲的《张先生走来又走去》（载《羊城晚报》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１日），写同一个被拐杀女孩毫不相干的张先生，穿着印有小女孩头像的马夹，在国会大厦前走来又走去，为讨回一个人的公道。“生命之火”里跳动的一朵，很难熄灭的，是戴着帽子的张先生。那是正义之火，自由之火。费振钟的《有一种生活是仪式》（载《美文》２００５年第８期），写母亲的信仰及固守的生活方式，“我母亲的宗教，就在她一年一度送灶仪式后惊奇一样的叹息之中”。讲说了人或许是为了一个简单平常的道理而活着，他不可能知道明天会怎样，活过一分一秒，接着再活一分一秒，活下去，就生出一种道理，活出一种信念来。赵柏田的《痛》（载《文汇报》２００５年３月８日），述写了母亲的痛，那是多种疾病带给一个女人的痛，而这种痛连着一个儿子，就痛出了文学的感觉。作者形象地以文字描述这种亲人之痛，让读者也有了痛痛的感觉。蒋建伟的《又是芦花飘香时》（载《郑州晚报》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８日）凄美可人，芦花，故乡人眼中的情人花，“天冷枝更美，雪白花更俏”，作者将豫东故乡的芦花与人物放在一起渲染，出情出景，使不长的文章显得余味绵长。　　　　四、新的东西会给散文注入活力　　进入新世纪，散文更呈多元化的创作态势，一批新人在形式与内容上大胆创新，不履前人足迹，确是一个好事情，因为文学总是在随着社会发展而前行着，新的东西必会给散文注入新的活力。多少年前，刘烨园的青年阶段，就已经是先锋写作的代表，时间走过，他的写作观念依然超前。《在苍凉》（载《山东文学》２００５年第９期）是他近年的新成果，思绪的流畅，阅读的感觉，时段的分割构成文章的整体性思想，苍凉是时间，是空间，也是世间，展开的东西很多。在新散文家中，习习的《桃之夭夭》（载《飞天》２００５年第９期）记载了作者对死亡由模糊到具体的认识，其例举了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的离去，伤感中透着善良的追思，凄婉的笔调张扬生命的美好。整体发散着忧思而又优美的情怀。刘志成的《怀念红狐》（载《草原》２００５年第１期），是一篇个性独到的文章，前面写偷鸡贼红狐的可恨，接着笔锋一转，让人看到了红狐母性的一面。由于自己的孩子被人掠走，红狐发出了可怜的悲鸣，再没有了往日偷鸡的凶猛，尤其是红狐带走四个狐崽的结尾，更让人唏嘘。这是自然之声，是作者独具匠心的描写，这种人性化的文字力量是永恒的。格致的《告诉》（载《民族文学》２００５年第３期），以工作记录本的形式开写，记录标明上访的方式、上访人、接待人及上访内容，然后引出事件与人物，很见新意。2005年《散文选刊》封底摄影的配文是胡亚才，读者或许感觉到他对每一期文字的用心，意境如画，语言如诗，精神如歌。他对散文诗的理解，对汉语文字的运用，对画面及生活的把握，都让人暗自拍案。散文诗说起来是不好写的，它是介于散文与诗之间的一种文体，是诗的散文，散文中的诗。说到底，是精短的、哲思的、有着内部韵律的精美的文字。我们读胡亚才这十二章散文诗，便会品出这一点。张于是重庆的一位作家，近年散文产生影响，其发于《花城》2005年第1期的《出走的衣冠庙》，突出了手法上的新颖，小题单段，一段一个事件，串起八大山人的人生命运。马小淘的《蝴蝶的翅膀在远方扇动》（载《美文》２００５年第９期），以随感的形式写对电影的观感，其对经典影片的认识和理解别出心裁，让人体味出新女性的独特思考。采桑子的《刻在音乐里的爱情》（载《散文时代》２００５年创刊号），写在大学的一段情爱，语言特色十分鲜明，语调低缓，情绪隐在音乐中，背景灰暗、寒冷、离乱，衬托了不知结果的故事，完全表现出一代年轻人的心态。李晓君以《临街之窗》（载《美文》２００５年第７期），作为一个视角，窗外的人与物　　尽收眼底，感兴趣的变成了文字，写作的形式自见一格。郭文斌的《我心中的雪》（载《钟山》２００５年第２期），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童年故事，故事纯洁而浪漫。像小说、像戏剧，散文的作法宽大多了。而作者的语言也见成色，有一种鲁迅的味道。凌鹰的《屋檐》（载２００５年第５期《美文》）通过乡间的屋檐对旧的事物给予一种亲情似的怀念，屋檐成为一个象征体，让人们从中领悟出生命的原始情感。苏沧桑的《孤山不孤》（载《散文选刊》２００５年第６期），是一篇女性化很强的写西湖的文字，其读孤山，更是读人，一个一个的人构成孤山的风景，孤山也就显得热闹起来。题目很有特点。阿贝尔的《被瓦解的美丽江南》（载《红豆》２００５年第３期），挂图一般展示了富有江南特色的都市及水乡，这种文化的扫描，使江南变得有了深广的意义，不管是一片瓦，还是一阵雨，一只小船，都有了一种长久的韵味。作者不囿于史料，且不愿重叠前人的目光，而是自寻角度，开解出个性的视野。　　　　五、亲情散文的写作在于感染力　　亲情散文是散文中的一个主项，每个人都有亲情，每个人都想抒写，但能够将亲情写出特色，却是很难。文学不等同于生活的翻版，是生活的再提炼，亲情中的特质经过作家的熔炼，方能进入散文，成为泣泪横流的文字。《夜车穿越武汉》（载《海燕?都市美文》２００５年第４期），是张守仁散文中的情感篇，他的写作多以真情实感取胜，此篇更是淋漓尽致地挥洒出心灵的血泪。这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初恋，美好而真挚、隽永而温馨，却让一场政治运动给扼杀了，一个人陷入了久久的愧疚中。文章不仅是爱情的感伤，更是心灵的痛悼。“在忆念你的时间里，悲苦的泪水将打湿所有的时间。”这是梅洁《不是遗言的遗言》（载《海燕?都市美文》２００５年第８期）中的文字。作者亲历了亲人的生离死别，且这种别，是在长远的路上，是在一种无助无奈之中。这种发生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的无奈，让人想得很多。作者在泣血的哭诉中没有多少往事的回忆，只把最后别离的过程写深写透，却透显出夫妻一生的恩爱。独特的经历，独特的别离与独特的文字，加重了此文的感染力。《子王》（作者吕政达，载《台港文学选刊》２００５年第２期），写父子亲情，其将罹患高功能自闭症的儿子看成王。“那么，我必定是你的臣，你的民。”这是作者最后的总结，但作者丝毫不隐藏自己曾经想将这个儿子抛弃在人群里、医院中，而终究也这么做过，以检验自己是否能够丢掉这个负担。但是亲情的力量终使他迅疾地迈动了脚步，并找回了并不知道发生一切的儿子，作品的感染力恰在于此，其同去年的《臭臭，我想你》异曲同工，构成亲情的强大氛围。孙荪的《娘》（载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０日《大河报》），写许世友与娘的母子亲情。将军再大，也是娘的儿子，而娘也并非愿意沾染将军儿子的荣耀，过乡间生活是娘的本真意愿，将军理解娘，死后便要来乡间陪伴娘。作者以娘为题，意味深远，娘是一个宏阔的情感，娘是一个胸怀。《回忆父亲》（载《散文》２００５年第１０期）是李汉荣情念父亲的篇什，一篇篇小文章集合起来，构成父亲复杂的一生，从中见到一位农人勤劬、善良又富有多面性的特征，“父亲”具有了典型性。桑金科的《我的农民父亲》（载《中华散文》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特色在“农民”，那种质朴，那种耐劳，那种节俭，构成一个农家父亲的全部意义。徐宜发的《母亲的心愿》（载《散文选刊》２００５年第１１期），讲述了身为铁路局领导的“我”由于繁忙的工作，而没有时间陪伴母亲外出游览，尽管交通旅行十分便利。终有一次了却母亲“看看北京”的心愿，仍是因为工作而中途折返。作者在这种遗憾的叙述中，语调并不低沉，心态平和，热情向上，既有对母亲的情爱，也有对工作的认真，让人看出一个儿子和一个领导干部的双重责任。樵夫的《母亲总在路上》（载《长城》２００５年第５期），以琐碎的家事写出母亲的操忙，家大业大，人多事杂，这就使母亲总在路上，生活的路上，操劳的路上，没有谁能这般忍耐，这般不辞劳苦，只有母亲。李建明的《在妻子最后的日子里》（载《边疆文学》２００５年第２期），讲述了妻子患肿瘤后的最后的场景，其不惜笔墨地写出了肿瘤对于人类的侵袭及人类的无奈，生命的可贵及无助，作者为妻子洗脚的细节，生动感人，非亲情不至于此。　　　　六、好的乡园文字让人产生渴望之盼　　乡村题材的散文越写越少了，似乎人们都拥进了城里，离乡间越来越远，又或是乡间已渐渐变得现代，原始的味道逐渐减少，回味的东西日渐疏淡，好的田间文字让人产生渴望之盼。沙封的《丢弃身份》（载《散文家》２００５年第７期），便写出了这种变化。一个原本在土地上劳作的乡人，慢慢地会利用文字，开始让人刮目相看，他的身份也就日渐模糊起来，是农村土地上的文化人，还是文化人实习在土地上？文章本身，也多少失却了乡土的味道。沙封以前有一篇《在土地上闲逛》，写一个农人在农闲时仍喜爱待在自家的土地上，哪怕是一种闲逛。表明了农民自满自足的心理特征。二者相比比出了些许什么。李宗奇的《五魁》（载《美文》２００５年第９期），就显见乡土特色，其以几个小的场景，勾出陕西乡间的旧事，很有亲切感。樵夫的《泥土的声音》（载《中华散文》２００５年第１期），写出了庄稼人的“情感”，“种庄稼的，只有双脚踩在泥土里，心才会踏实”。作者将泥土中发出的声音写得那般迷人，天籁一般。余继聪的《劁猪匠》（载《边疆文学》２００５年第６期），写一个日渐消失的乡村劁猪匠，正因为是作者父亲的生活，长期的相守与观察，使他将这种独特的职业写得形象而真实。水兵的《盛满阳光的乡情旧事》（载《躬耕》２００５年第４期），将少年的村庄放入月光中渲染，月色下一切都变得童话般的美好，在作者笔下，冬天的雪，夏天的河，欢快的童年，有趣的婚嫁，都富有乡村泥土的芳香。蔡习超的《血脉里的风景》（载《散文家》２００５年第２期），写族亲故事，其中父亲的形象鲜活生动，作者宏阔的叙述，让历史有了深厚感，而人物闪现其中。不褒扬，不贬斥，自然的描述，使文章质地坚实。　　　　七、带有记实色彩的文章与散文的融合　　带有记实色彩的文章自成一体地进入散文的方阵，这类文章既不是虚构的小说，也不是长篇的报告文学，散文的特性较为鲜明。《老百姓让你心惊肉跳》（载《漳河水》２００５年第１０期）是张平的一次经历记，写他随警察解救人质的现场感。尽管解救的人质并不多么让人同情，却因法而违民意地要去解救。文章因写实而具有小说特性，读后让人引发很多思索。朱金平的《今生无悔》（载《散文选刊》２００５年第１２期），以一个编辑记者的身份，写出了一个解放军战士见义勇为而得不到支持的曲折故事，作品层层剖解，人物形象却越写越真，感动时时翻涌，失去的与得到的叫人从心底发出“好人终有好报”的祈愿。裘山山的《四十年前的爱情》（载《文汇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６日），写出了一曲爱情悲歌，这支悲歌谁听了都觉得悲，却又悲得闪亮，青春、爱情、幸福在瞬间失去，又在瞬间得到了永恒。丛维熙的《国学风流》（载《西安晚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９日），以好看的文字，饱满的情感，讲述了国学大师文怀沙的人生经历与处世态度，让人看到了这位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饱学多识，热情向上，乐观追求的可敬、可爱的多个侧面。《地狱门前的二十四小时》（作者乔云华，载《散文选刊》２００５年第４期），写李真最后时刻的表现，文字简洁生动，人物形象逼真，让人看出一个贪官求生怕死的最后一副面孔。阎纲的《严文井二三事》（载《光明日报》２００５年８月５日），抓住严文井的几件小事，将一个心地善良、待人宽厚的长者的一生概括出来，既有说服力又有感染力。谢宗玉发于《海燕?都市美文》2005年第5期的《表哥的情人》，写出了一则沉重的情爱，一个曾被表哥耍弄又遭遗弃的向姓女子，在故事中迷失了，它也许该归入一场命案，但无人出面查实。故事本身对男权主义及虚伪的情爱都给予了抨击。凌洁的《想念一个拉二胡的女孩》（载《红豆》２００５年第６期），讲述了一个以拉二胡赴京赶考的女孩的故事。女孩练得非常苦，考得非常难，为了能够考上京城的音乐学院，父亲辛劳地陪伴着，还给有关人员送了重礼，但女孩的命运仍然不济。这是现代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海南的《恋爱的故事》（载《美文》２００５年第４期），向我们敞开了一个尚是童稚少女的情怀，那是天真烂漫的季节，三首恋曲纯静完美，带人进入一个响着音乐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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