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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1616年—1636年），是出身明朝的在地区建立的政权，就是。1583年（明十一年）袭封为，以祖、父遗甲十三副，相继兼并海西四部，征服东海女真，统一了分散在地区的女真各部。[1]明四十四年（1616年），金国看明朝日益腐朽，边防日益废弛，就一再向明朝发动进攻，占领抚顺等地。[2]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史称后金(据万历四十七年，即天命四年，自称后金）改元。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公布“”的讨明檄文，开始公开起兵反明。1619年努尔哈赤称大金国皇帝[3]1626年努尔哈赤在后逝世。第八子继位。皇太极即位之后，针对努尔哈赤时期的社会矛盾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称“天聪新政”。还继续完善和扩大、，设立管辖等地事务。更改“女真”族名为“”。为绕道避开此防线，首先稳定根据地。随后成功降伏西边和东边。用绕道入侵的作法后来又执行五次，与明朝内部的一同消耗明朝的经济力。1636年（明朝九年），改国号为“大”，崇德，“大金”国号停止使用。正式建立。英文名称The After Jin Dynasty简&&&&称金所属洲亚洲首&&&&都赫图阿拉→辽阳（东京城）→沈阳（盛京）主要城市沈阳、辽阳、抚顺官方语言满语、汉语政治体制君主专制政体国家领袖天命皇帝、崇德皇帝皇太极主要民族（满洲族）、汉族、蒙古族等建国时间1616年（天命元年）后&&&&身清朝范&&&&围中国东北，亚洲远东地区军事制度行政机构内三院、六部重要事件、天聪新政重要藩属李氏朝鲜民族机构监察机构都察院
明朝后期，在长白山西麓，和辽河流域一带，一个——建州在这里兴盛起来。女真人一直居住在东北地区，后分为三部，其中一部最为强大，该部明代时称为，即今中朝边境的一带。
时，明为包抄和压抑残余势力，于是在一带设立指挥使司，开始着手控制女真部的各个清太祖努尔哈赤[4]部落。明政府先后将建州女真分成三个卫，总称“”，其首领大多为女真部族的领袖。[5]
建州女真（努尔哈赤六世祖）时为建州卫左都督，北方的部族兀狄哈势力强大，南下压迫建州女真。猛哥帖木儿被杀，建州部被迫南移，最终定居于，并并入建州卫。[6]
南移后，女真部与交往密切，建州部社会生产力得到提高。
1570年代，建州右卫沿边作乱，被击斩后，儿子继续和明军对抗。总兵又发动攻击，向导和儿子在混战中死亡。这场战争使“建州三卫”瓦解，零散，各自为政。而此时正是塔克世之子任明朝部首领。
（明十四年）努尔哈赤被明政府袭封为指挥使，以祖、父遗甲十三副，相继兼并海西女真部，征服东海女真部，统一了分散在满洲各地的女真各部。亦在此期间建立，成为后金的一种和组织形式。至（明万历三十三年）时，已对内称等处地方。[7]
此后，努尔哈赤的内外联系更为频繁。内外发布政令、，记录各项公务事宜等，都是借用或来完成。
人虽有自己的语言，但此时并没有自己的，故给日常交流带来诸多不便，而且由于缺乏懂蒙古文的人使得上下难于沟通。因此，决心创制自己的文字－－来书写满语。
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二月，下令借用文字编制满文。[8]参见：、、、
明朝政治越来越腐败，边防也越来越松弛[9]。努尔哈赤迁都到赫图阿拉。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国号“”（史称），成为后金大汗。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大部分女真部落。
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因为努尔哈赤认为朝廷偏袒女真而心生标志着后金兴起的萨尔浒之战不忿的缘故，愤然颁布“”，起兵反明[10]。
（天命四年），后金与明的第一场关键－－爆发。任命率领四路明军合击后金军，准备直捣后金大本营赫图阿拉。四路军的主帅分别为总兵、辽东总兵、总兵和辽阳总兵。然而，明军情报却泄露给后金军，使后金军早有准备。结果努尔哈赤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法，即“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11]。
大败明军，从而改变了的战略格局，使得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此后金采取主动出击的方针，而明朝相对于后金处于被动局面。
1619年，努尔哈赤称大金国皇帝。[3]
，努尔哈赤于三月十三日率重兵围攻。沈阳城很坚固，而且埋伏火炮，故易守难攻。但由于城中降兵叛变以及金军不断加强兵力，金军终攻克沈阳城。同年，后金军还成功攻取，并下令迁都辽阳。
，后金又决定迁都沈阳，并改沈阳为。
努尔哈赤于攻打，是为。然而宁远在明军将领的防守下久攻不克，后袁崇焕采用，击退金军进攻，努尔哈赤身患毒疽，不久逝世。第八子在一场权力斗争获胜后继位。参见：
皇太极在既继承父皇的基业后，看到国家的弊政，从而固本维新，进行。[12]皇太极的固本维新，采取了、、、、、等多方面的措施，这里主要介绍他调整对汉人的政策——、、、汉儒、的“固本维新”之策[13]。皇太极对后金的政权架构，仿效明制，设立（内国史院、内秘汉臣范文程书院、内弘文院）、（吏、户、礼、兵、刑、工）、两衙门（、），形成所谓“三院六部二衙门”的政府架构，基本完善了政府组织的体制和架构[14]。
皇太极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强调、、之间的关系“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决定：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攻陷城池，不杀降民；善待逃人，放宽惩治“民皆大悦，逃者皆止”[13]。
汉官汉官原从属满洲大臣，自己的马不能骑、畜不能用、田不能耕；官员病故，妻子要给家为奴。皇太极优礼汉官，以此作为笼络汉族上层人物的一项重要政策。对归降的汉官给予田地，分配马匹，进行赏赐，委任官职[13]。
汉军皇太极逐步设立八旗汉军，创建重（zhònɡ）军。宁远之战、失败后，皇太极明白了一个道理：战败的重要原因是没有最新式武器——。此炮为人制造，满洲忌讳“夷”字而谐音为“衣”，称作“”。
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后金仿制的第一批红衣大炮在沈阳造成，定名为“”。这是八旗兵器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也是八旗军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军”，就是以火炮等火器装备的新兵种。从此，清军有的强大骑兵明军没有，明军有的红夷大炮清军也开始拥有。[13]参见：、、
即位不到十年，他统一整个东北，并南下，西征，屡挫大明官兵[15]。由于东边的亲明，而且明清太宗皇太极[15]朝作战时常有朝鲜兵参战，皇太极遂以此为借口下令攻打朝鲜，使得后者降伏。这场战争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为“丁卯虏乱”。此时外，明政府只剩下、、三个据地，其他已成为后金的领土。
明军将领因“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及至城下，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罪名被处以碟刑。从此后金基本控制了关外。不过，由于之后仍然奉行亲明政策，皇太极于十年后再次下令进攻朝鲜，最终迫使朝鲜屈服并成为其。这场战争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为“”。迫国王遣使请盟[16]。
十七世纪初，建州女真兴起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控制了女真各部。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创建后金，并逐渐向内蒙古草原进行扩张。蒙古察哈尔林丹汗（虎敦兔汗）雄踞一方，也有重新统一蒙古的雄心。位于后金和察哈尔部之间的科尔沁六部和喀尔喀五部，成为双方争夺的重要对象[17]。
后金即与（即今）察哈尔部发生一些小规模军事冲突。不过直到此时，由于之前后金的羽翼实力尚未丰满，努尔哈赤不敢同时与明朝和漠南蒙古进行两线作战。大获全胜后，金军继续攻击明朝驻守的，大伤元气的明朝此时不得不向末代蒙古大汗求援，并给予蒙古以经济方面的好处。于是林丹汗急派内五部、率军万余人驰援明军，当蒙古援军抵达时，努尔哈赤已攻陷铁岭，在数量占优且士气高涨的后金军的攻击下，军战败。
、之战的失利使林丹汗的势力退回到境内[18]。部长明安和喀尔喀部的锡伯、卦勒察两部曾参加反建州的九部联军，失败后科尔沁部嗣部长首先服于大金。林丹汗率部逾攻奥巴，被后金军败于（今内蒙古境内）。
喀尔喀五部中的锡伯、卦勒察两部也先后为后金和攻灭，其余巴林、、三部亦相继臣服于后金。后金还诱使作为察哈尔东部前锋的土默特、敖汉、奈曼、喀喇沁四部离林丹汗而附已，林丹汗势力日削[17]。
皇太极即位后，决定在南下入关之前解决蒙古这个后背隐患，以避免重蹈的覆辙。为消弱林丹汗的势力，皇太极对蒙古各部采取联姻、劝诱、征讨一系列软硬兼施的策略。而且由于林丹汗后期在喇嘛沙尔巴的影响下皈依红教，引起信奉的蒙古蒙古众多部的不满，使得这些部落开始疏远林丹汗。同时，在后金军的优势武力打击下，漠南蒙明朝东北防线的崩溃古各部逐渐瓦解。林丹汗虽组织力量抵抗，但其下属已逐渐离心离德，纷纷向后金投降。
3月，皇太极决定亲自对林丹汗进行最后一次决定性的征讨战。在后金军压境之下，林丹汗撤退到漠北蒙古喀尔喀部，然而喀尔喀部不愿接纳他。在皇太极的追击之下，林丹汗只得西逃，在此期间部下不断为皇太极的追兵所收拢。
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后金兵大破林丹汗于锡尔哈、锡伯图、英汤图一带（今林西至克什克腾旗一线），林丹汗势力被逐出西流域。
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后金大汗皇太极会同归附的蒙古各部大举进攻林丹汗。后金军冒雨西进，越兴安岭至达勒鄂漠（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来若尔）。林丹汗不意敌军突至，渡上都河西奔，部众沿途散走十之七八。林丹汗逃至喀喇莽乃（今内蒙古商都），闻追军将至，仓猝走（今），又西渡而南。后金军在追击中飞骑散发布告，瓦解察哈尔部众。皇太极进归化城后，兵骑四出，俘获甚众，余部亦降于金[17]。
，林丹汗逃至大草滩（今境内）一带安营扎寨，但在此因病去世。林丹汗去世后，其势力加速走向崩溃。
，林丹汗之子归降皇太极，并献上据说是当年离开时带走的。漠南蒙古遂被并入后金版图。参见：、、
皇太极于次年（）在上尊号“宽温仁圣皇帝”，改国号为大洪承畴[19]清、改族名为“”，改元。大金国遂为大清帝国所取代[20]。&清&与&金&是一音之转，在满语里发音无差别:但这两个汉字写法上却有不同，皇太极改国号为清是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减少他入主中原的阻力[21]。
改国号之后遣武英郡王等率兵由入，攻掠地区，连破12城，俘人畜18万余。十二月，以朝鲜拒绝臣服，亲领大军攻之，逼李倧乞降称臣、与明断盟，乃还师。崇德二年（1637），令贝子硕托、恭顺王等率舟师袭取明军所占（今朝鲜）。重申不可废骑射之制。七月，编汉军为两旗，以总兵、为都统。[22]
1637年，亲征，迫查萨克图汗远遁。九月，以、分统左右两翼八旗军入长城，由至界，复至，次年三月退兵，转战数千里，克府、州、县城数十座，俘人畜号46万余。是年，分汉军两旗为四旗。五年，改变入关掳掠、消耗明朝实力的方略，采取长围久困和野战打援之策，与明军展开。命与多尔衮轮流担任前方主帅，率兵往筑城屯田，逐步进围。六年，闻明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八总兵计13万步骑援锦州，亲统大军，抵达松山戚家堡，命师横截松山至锦州大路，断明军饷道，设伏以待，大败明军。七年二月，破，俘降。三月，迫明总兵献锦州，复降清。、相继而下，历时两年余的松锦之战告捷。六月，将汉军四旗改编为八旗。命为奉命大将军，率军10万余入关攻明，深入山东腹地，克降府、州、县城88座，俘掠人口30余万、牲畜30余万[22]。
1643年，皇太极促死于前夕，未能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夙愿[15]。努尔哈赤先后攻取或招抚了浑河流域和佟家江流域的栋鄂部、浑河上游的哲陈部、哈达河上游的完颜部、鸭绿江部、长白山北麓的珠舍里部和讷殷部。到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接着，努尔哈赤开始进攻海西女真的扈伦四部，1598年（明万历二十六年）征服安楚拉库路，开始经营东海诸部[23]。明末东北形势[24]
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东）称汗，建金国，史称后金。不久又征服了叶赫河流域的叶赫部，于是扈伦四部全部归属后金。后金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兴兵反明，接连大败明军。以后后金不仅不断攻占明朝在山海关外的据点，还多次越过长城，威胁北京，最南曾攻至徐州附近。天命九年，蒙古科尔沁部投降后金。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明崇祯八年），后金出兵灭蒙古察哈尔余部。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皇太极登位，改国号为清。接着又征服了索伦诸部，并完全吞并了东海诸部。到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清朝的疆域已经扩大到明长城以北，包括今内蒙古、东北三省和俄罗斯北至外兴安岭以北、西起贝加尔湖、东至萨哈林岛（库页岛）间[23]。参见：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议政王”与“议政大臣”集议诸事的一种议政形式，在前期相当长的时间里，为皇帝指挥下议处军国大政的最高权力机构。这种特殊的治理国政制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是与八旗制度及八贝勒共治国政制密切相联的。[25]代善[26]
努尔哈赤创立了八旗制度，分封子侄为，辖治旗下人员，两者之间有着严格的君臣君民的隶属关系。年间，努尔哈赤亲领正黄、镶黄两旗，大贝勒是正红、镶红两旗的旗主，二贝勒主，三贝勒辖，四贝勒领有，为皇帝之长孙辖领。汗之其他子侄、孙等贝勒，也各自拥有汗赐予的若干。[25]
由于各旗主贝勒的强大权势及其激烈争夺皇位，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1622）三月初三日向八旗贝勒宣布，今后要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27]。新汗由八贝勒商议后“任置”，军国大政由八贝勒议处，汗与八贝勒并肩而坐，同受大臣国人朝拜。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病故，经大贝勒代善提议，诸贝勒“任置”皇太极为新皇帝，以皇帝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为主，辅以诸贝勒，议处全国军政要务[25]。
皇太极对这种“共治国政”制十分反感，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极力压抑旗主贝勒权势，提高汗的权力。天聪四年，他借二贝勒阿敏放弃永平之事，将其定为欺君误国十六大罪，幽禁终生，以忠顺于己的继任镶蓝旗旗主。天聪九年底，又追定已故三贝勒莽古尔泰及其亲弟谋叛大罪，将正蓝旗并为己有，独掌正黄、镶黄、正蓝三旗，并借故训斥大贝勒代善。这样一来，旗主贝勒的权势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难以延续下去了，因而议政王大臣会议应运而生。[25]
崇德年间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天聪十年（1636）四月，大贝勒代善等八旗贝勒大臣尊天聪汗皇太极为“宽温仁圣皇帝”，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皇太极分封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多铎、、为，为，杜度、阿巴泰为。崇德二年（1637）四月，帝又命、、等与议国政，各旗又各设议政大臣三员。此时的亲王、郡王皆是议政王，杜度、岳讬、阿巴泰等在天命年间就是东京辽阳城门[28]“议政贝勒”，此时继续与议国政，八原来便系在议政处，“与诸贝勒偕坐共议”，加上各旗专设议政大员三员，及几位被帝指定议政的贝勒，这就是“议政王大臣会议”或“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的全部成员，约有四、五十人。[25]
崇德元年起，清朝正式进入在皇帝指挥之下，由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处军国大政的新时期。崇德年间（），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职掌不算广泛，各旗内部事务由该旗旗主贝勒处理，特殊者交六部，一般事务，如举行科举，佥拨差役，分配人畜财帛，兴建殿、堡、山陵工程，等等有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政务，由各管理部务之王贝勒督责本部官员，分别处理，只是当各部事务“有不能决断者”，才由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议决。此时议政王大臣会议之职掌主要有二，一是军务，“凡遇出师，必先议定而行”，二是审理满洲王公大臣刑案。[25]与广大在发式上有很明显的差别，汉族蓄满发，女真族留。努尔哈赤把汉族改变发式、剃剃发易服（晚清）去头发作为其归降后金的标志，因此，他每攻占一个汉族聚居的地方，就下令汉族“”，即剃去前半部头发，后半部依照女真族()的习俗削发垂辫。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袭破，不仅剃发投降，而且“抚顺被虏军丁八百余人，又尽髡(古代剃去男子头发的刑罚，这里指代剃发)为夷……” 后金军攻占辽阳以后，大肆推行剃发的命令，努尔哈赤“遣三骑持赤帜传令，自髡者贳(赦免)不杀”。在他的强制剃发的命令下，致使“之民，无留髫(假头发)矣”。 努尔哈赤在辽河以东推行所取得的成果，使他确信，他可以兵不血刃地把剃发令推行到尚在明朝控制下的敌占区去。关于黄衣的活动，《》记载：“辽阳先是有原任通判黄衣者，广宁人，委视仓借，城陷白髡降奴，奴衣以红蟒与赢一头，复人，为奴游说。巡抚薛国用执而戮之，具疏以闻。” 据《·太祖》记载，天启八年(1623年)三月初四日，努尔哈赤派到去的黄通判被杀，努尔哈赤可能是考虑到他为后金丢掉了性命，便任命他的儿子黄延增为守堡，派到武靖营为额真。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金军接连攻克沈阳和辽阳以后，为了巩固对辽沈一带的统治，金当局急需把建州地赫图阿拉区的女真民户迁入辽沈地区，为此努尔哈赤下令女真民户大规模地向西迁移。从十一月到十二月，建州的女真民户迁进了辽沈地区。为了妥善安置这些后迁进的女真民户，努尔哈赤采取女真与汉人合住同食共耕的办法。
天启元年(1621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下达汗谕，规定了女真与汉人合住同食共耕的具体办法，说：“前曾谕令诸申人(女真人)、汉人同居一屯，粮则共食，共以草料喂养牲畜。诸申人不得欺压汉人，勿得掠夺汉人诸物。倘如抢夺侵害，汉人来诉，则治罪。汉人尔等亦勿得无中生有捏造浮言。倘捏造浮言，经双方事主当面对质，确系伪造，则从重治罪也。……诸申汉人不得糜费或买卖粮谷，倘知有买卖者等，则必治罪。开粮窖时，诸申、汉人合开。汉人、诸申每月每口给粮汉斗四升。”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过程中，把女真人编为八个旗，旗既是一个行政单位，又是军事组织。每旗下面有许多牛录，一个牛录三百人，平时耕田打猎，战时打仗。这样既推动了生产，又加强了战斗力[29]。参见：、、
八旗制度的直接来源是“”，本为女真人出猎开围之际临时设立的“十人之总领”[30]。，出身世家的兴起，牛录额真成为了治下的正式官名，且统辖规模扩大至300人。随着建州势力的进一步扩大，牛录的数目也不断增多。1601年，努满族武士[31]尔哈赤于每个牛录设牛录额真1员，5牛录为1甲喇，设甲喇额真1员；5为1，设固山额真1员，创建黄、红、蓝、白四固山（四旗），[32]是为后来八旗制度的主要基础。，建州已经吞并除之外的所有女真部落，而且、汉人也多有归附。麾下牛录已有百倍于起兵之初的规模。因此，努尔哈赤于该年又增设四旗，将原来的旗帜周围镶上其它颜色。黄、白、蓝旗镶红边，称作镶黄、镶白、镶蓝旗；红旗则镶白边，称作镶红旗。它们与原本的纯色的正四旗合称“八旗”，此后旗色再未有变化。当时各旗尚由汗与各旗主贝勒分别掌控。
在八旗成立之初，旗的名目上并无民族属性之分。在清太宗即位后的1629年，开始有蒙古二旗的记载。，后金在征服后，对众多的蒙古壮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重新整编，大部分蒙古人丁从旗中拨出，正式组建，旗制与满洲八旗相同。汉军本为后金进入辽沈地区所获之汉人军民，在后期被以奴仆的形式分拨给诸贝勒、大臣等。皇太极即位后，以编组汉人牛录、开科取士等手段，提高他们的待遇，使他们脱离奴仆身份，成为拥有单独户口的旗籍之人。汉军单独编旗始于1631年，1637年分为二旗，旗色玄青，1639年再分为四旗。四旗为正青色旗和黄、白、红镶青边。1642年正式编为汉军八旗，旗制与满蒙相同。满洲、蒙古、汉军均由同一旗主管辖。因为有了这三个部分，一些史料又将八旗称作“二十四旗”。
虽然整体上，八旗有此三部份之分，但具体而论，八旗中的族属成分仍较之复杂。它主要以为主正黄旗[33]干，辅以、、（高丽）、、锡伯、和等族群，甚至还曾一度有加入。族源为汉人者主要隶属于汉军八旗，一部分隶属于旗鼓佐领下的组织，另有一部分为满洲旗份下的正身旗人；族源为蒙古者主要隶属于，少部分隶籍于，还有极少部分曾在明朝为官者隶属于汉军；族源为朝鲜者主要隶属于满洲八旗旗分佐领下，其余大部分隶属于内务府高丽佐领下的组织；索伦、锡伯等主要为、年间以及清朝入关后被编入八旗的新满洲；族源为回人者主要为年间来京居住的和卓及其部属；阿尔巴津人则源自、年间归附清朝的，清廷将其收编在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从内部阶层上来说，八旗制度中大体有外八旗人、包衣和旗下之分。外八旗即八旗中的旗份佐领，主要源于清朝入关前的自由民阶层，也是整个制度的骨干成员。上至、豪门世家，下至普通的，中间虽然存在着许多爵职等级，但都同属于这个阶层。包衣则是服侍皇室、王公的家内奴仆和庄园壮丁。旗下家奴是官僚和一部分富裕旗人的家仆。他们没有独立户籍，隶属于主家名下，所以又被称作“户下人”或“八旗户下家人”。天启元年(1621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汗谕规定：“汉人、诸申每月每口给粮汉斗四升。” 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粮食问题，努尔哈赤于天启元年(1621年)十二月初一，又命令汉人如实报告存储的粮食的数量，并且沈阳故宫实行按定量配给粮食的办法，具体的配给数量为：“按的人口计算，一个月每人给四升粮。” 四升粮约合十六市斤。即使这样压缩消费，仍然解决不了，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初五日，努尔哈赤命令大规模清查粮食，清查的范围为“金国辖区的大部分地方”。 努尔哈赤命令，清查过后，无粮之人皆收捕之，并将其男丁数、人口数，造册奏汗，以听汗令。汉人的粮食皆称量之，并将石数造册，由所去之大臣掌之。令诸申(女真)看守粮食。 同年三月二十日，关于清查粮食还修改了划分有粮无粮的标准，努尔哈赤下达的汗谕规定：“一口有五斗粮者，即列有粮人之数内；一口有四斗粮者，若有牛驴，则列入有粮人之数内，若无牛驴，则为无粮之人。” 李林的《重译》卷61还有这样一句话：“要把(无粮)户带来，作为。后金的按丁编庄是的，庄丁是，备御以上的各级官员是农奴主。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庄丁除了受备御以上官员的压迫和剥削外，还要多受庄头的一层剥削。·后金的农奴主通过庄头对庄丁的管辖来实现农奴主对农奴的剥削。庄丁对后金贵族和提供劳役地租，后金贵族通过庄头则对实行超经济的强制。毫无疑义，后金的按丁编庄对于地区原来的封建关系是一种明显的倒退。金通过庄头对庄丁的监督把庄丁牢牢地固定在的土地之上。努尔哈赤占据东西广大汉民居住区域后，大批量地迁徙辽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两次，小规模零星迁移，则始终不断。
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年)十一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命令“和硕贝勒率兵五千去”，执行强制搬迁令，命令的游击，把、汤山、、镇东堡、镇西堡等地属下的小村的堡民，都强制迁移到。女真人[34]为了强使人民搬迁，努尔哈赤还命令以孤山为边界，把在那以南的房屋全部放火烧掉。 这次强制迁徙显然是针对同年七、八月镇江人民的武装暴动而采取的残酷报复措施。天启二年(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率军进驻广宁，他在占领广宁不过十天之后，在二月初四下达给都堂的文书中，又让辽河以西的广宁九卫的百姓迁辽河以东，规定：锦州二卫迁到辽东()，右屯卫迁到、，义州的一卫迁到，的另一卫迁到，广宁的一卫迁到奉集堡，广宁的其他三卫迁到沈阳。
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后金军攻占了辽阳之后，又把屠杀和掠夺带到了辽阳。他们的残暴行径终于激起民变：“有诸生父子六人，知必死，持刀突而出，毙其帅，诸子持梃(棍棒)共击杀二十余人。仓卒出不意，百姓乘乱走出，五六百人结队南行，建州不之追。” 金国不仅在辽阳草菅人命，而且大肆抢夺搜刮民财，“奴酋据辽阳，封贮府库，民间金银缯绮搜取一空”。 在正式放抢之前，努尔哈赤下令，规定大家富户只许留下衣服九件，中等人家准许留下衣服五件，下等人家准许留下衣服三件，其他的财物一律交出，这一命令使辽阳汉人家家破产，室室皆空。后金当局把以这种方式强抢的衣服聚集在辽阳的教军场上，供给女真和蒙古的贵族们取拾享用。
天命八年(1623年)六月初九日，努尔哈赤为复州人民再次暴动的激烈反抗所激怒，派大贝勒会同宰桑古台吉(舒尔哈齐的第五子)、台吉(努尔哈赤的第十五子)、硕托台吉、阿哥率领每牛录十五人，计二万人再去镇压。后金在辽东推行的种种弊政，诸如强令，改变汉民族习俗信仰，胡乱迁民，强行剥夺汉人的大片耕田，女真与汉人的所谓三同(房同住、饭同吃、田同耕)，清查没收汉人的粮食，繁苛的兵役和徭役，以及加重压迫和剥削的按丁编庄制度等等，终于激起了广大辽民反金的汹涌浪潮。多尔衮
后金在辽东地区推行的种种残暴弊政，终于激起广大辽民反金的汹涌浪潮，他们拿起各种原始的、粗劣的武器，采取各种不同的手段，与金军进行斗争。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辽东地区爆发的大大小小武装暴动不计其数，准确数字很难说得清楚，但是主要的有如下七次：在辽东汉民的诸多武装暴动中，第一次武装暴动发生在辽阳。关于辽阳暴动的起因和经过，虽然本书在前面的不同章节已有叙述，但由于是第一次武装暴动，而且在它的带动下以后的辽民武装暴动一浪高过一浪，作者认为有必要把这次武装暴动的原因和经过系统地叙述如下。
金军占领辽阳以后，三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便下令在辽阳全城开始搜刮公私财物，《明实录》说：“奴酋据辽阳，封贮府库，民间金银缯绮搜取一空，分遗西虏(蒙古)”， 单是掠夺的衣物聚集在辽阳教军场上，堆积如山。其次，努尔哈赤“驱辽民居城北，奴众居城南”。第三，努尔哈赤“遣三骑持赤帜传令，自髡者贳不杀”，强令汉民剃发，激起广大汉民的强烈不满。第四，努尔哈赤在辽阳征发极其苛重的兵役：“家有父子五人者抽三人为兵，有三人者抽二人。” 努尔哈赤在辽东首府推行的这些暴政，终于激起了辽阳城的市民暴动。
辽阳城暴动后，辽南四卫的矿工发起武装暴动，暴动的组织者是士大夫阶层，盖州的诸生李遇春和他的弟弟李光春成为这次暴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聚矿徒二千人自守”。努尔哈赤派去六人引诱矿工们投降，结果有五个人被李遇春杀掉。 这次暴动以不剃发为号召，以辽南四卫的矿工为主力。一部分暴动者聚集在辽阳东面的东山，大部分暴动者聚集在盖州附近的铁山上。他们凡见有剃发的人来到，一律斩杀勿论。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努尔哈赤派遣后金的两个额驸，副将武尔古岱和李永芳等率兵三千人前往东山、铁山进行镇压。东山反剃发斗争的矿工们坚强不屈，英勇对敌，“有数万人尽遭李永芳毒手”，另有“万余人奔入朝鲜”。 盖州铁山的矿工和辽南屯军合力对敌，几次打败来剿的金军，使金军战死者以千计。后来努尔哈赤调遣“鱼皮达子万余人”前来增援金军，经过长期围困才镇压了辽南矿工的反剃发斗争。
镇江位于今丹东市北郊，地处水陆枢纽：从镇江过鸭绿江就是朝鲜，它在辽金元明四朝一直是中国与朝鲜的陆路通道；海路经过黄海可以通往山东的登州和莱州。镇江是辽东东部的一个重镇，这里不乏节义之士。当金军业已攻占沈阳、辽阳，但势力尚孙承宗未抵达镇江的时候，镇江城的著名人土缪姓兄弟五人(指挥一员、诸生四员)首先捐献万金作为建立抗金武装的经费，同时广泛结交义士仁人，发誓不剃发，把抗金的斗争进行到底。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初，镇江的人民得知辽东汉人必须剃头的命令之后，他们不但不剃发，反而杀死了派去推行剃发令的使臣，他们在缪氏兄弟的领导下在五月五日掀起了反剃发的武装暴动。努尔哈赤得知镇江人民反剃发暴动的消息后，从盖州围攻铁山矿工的战场上调来武尔古岱和李永芳，要他们率领一千金军前去镇江镇压反剃发暴动。武尔古岱和李永芳首先向镇江人民展示努尔哈赤写给镇江人民的书信，劝说镇江人民投降，该书信说：“如果害怕，就将首恶四五个逮捕起来，你们都剃头。如果那样，所有的事都完结。如不投降……你们怎么取胜呢?” 镇江人民拒绝归顺。武尔古岱和李永芳率领金军两千人进行镇压，大肆屠杀镇江人民，经过将近二十天的激烈交战，金军暂时把镇江人民起义镇压下去，武尔古岱等把俘获的汉人的妻室、儿女一千多人带回辽阳，努尔哈赤将她们赏给金官兵为奴。 金军为追杀镇江逃民，还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王国的境内。失败的镇江汉民有一部分退出镇江，在附近的山上凭借地理环境继续战斗，等待外援。
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镇江汉民的武装暴动再次爆发。镇江汉民的七月暴动是与辽东巡抚王化贞麾下练兵熊廷弼游击毛文龙的支持分不开的。这年五月，毛文龙受王化贞的命令，赴河东招降叛逆，恢复疆土。七月初一，毛文龙在猪岛外洋获得鹿岛居民李景先的支持，几天后又探得鹿岛的情报，便派遣守备苏其民收复了鹿岛。初八日收复给店岛。初九日，毛文龙至石城岛捕获后金驻岛官员何国用，斩首级三，擒获三十人，缴获舟一、铜炮二、铁炮四。其时有辽左诸生王一宁在辽阳陷落后去朝鲜借兵，未果，返回时在石城岛与毛文龙相会。毛文龙因而命令王一宁至朝鲜弥串堡地方，潜令镇江避难人民暗中串通镇江知识界和广大百姓，密谋暴动。接着，他们首先派遣千总陈忠乘夜渡江，潜通镇江中军陈良策作为内应。七月二十日夜半，镇江城中军陈良策，与居民潜通明将毛文龙，令别村之民在城外诈称明兵已到，大声呼噪，闹得城中惊扰不堪。城内的陈良策听到城外的呼噪声后，也应声呐喊，并大声喊叫说：“汉人的大兵到了。”毛文龙的部下张元祉乘乱率先登上镇江城，陈良策与弟弟陈良汉以及苏义自内响应。在内外夹攻之下，镇江城被明兵攻陷。明军擒获金守城游击佟养真及其子佟丰年等贼党六十人，交给了毛文龙。毛文龙收兵万人，南卫震动。 汤站、险山二堡的民众也执守堡官陈九阶与李世科，叛投毛文龙，长甸守堡也自愿投归毛文龙。八月，明廷晋升毛文龙为副总兵，驻师镇江城。
毛文龙与镇江城的市民里应外合攻占镇江城以后，努尔哈赤派遣四贝勒皇太极、任都堂职的东果额驸何和里统率三千人开往镇江城，临行前努尔哈赤向他们交待说：“镇江的叛民中，杀掉首恶的人，其他的人编为户籍带来。”送走皇太极等人后，那天夜里，努尔哈赤感到很担心，第二天即七月二十七日又增派阿敏贝勒、达尔汉侍卫扈尔汉率兵二千随后增援，在他们开拔前，努尔哈赤吩咐他们说：“如果敌兵不撤回，而是进攻，你们也进攻，可是不能急，要调查周围情况，准备楯车，巧妙地稳重地进攻。”结果，金国的前后两股部队五千人，血洗了镇江城，迫使三万多镇江人民渡江进入境内，、阿敏所部俘虏镇江人口一万二千人带回。 八月十二日，金军将从镇江城俘获的人畜进行分配，取牛二千头赏给有官职的人。给达尔汉侍卫扈尔汉十五头，给阿敦阿哥(努尔哈赤的族弟)、阿哥(努尔哈赤第七子)各五头，给总兵官各四头，给副将各三头，给一等参将各二头，给二等及三等参将每二人各三头，给三等游击各一头。金军在镇江还掠夺、捕获许多俘虏，给达尔汉侍卫扈尔汉一百三十名，给阿巴泰阿哥旗一百二十名，给大额驸何和里的旗八十名。
十月，明廷处治叛逆，辽东叛将、佟丰年、佟三、何国用等伏诛。他们是于七月被镇江的暴动汉民俘获而交给毛文龙的。上述四人被处死后，仍与病故叛生胡可宾传首九边。(佟)养真即逆贼(佟)养性兄，与其子(佟)丰年、侄(佟)三，在抚顺城陷时降奴，伪受游击，代守镇江，为毛文龙所缚，而(何)国用等皆为岛官。
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金再次发兵，逼令那些逃到山上的镇江人民下山耕田。三月二十二日，后金向驻在镇江方面的额克兴额增兵，抽调每牛录各一人，炮手二十人，加强额克兴额的兵力。金国当局给逃进山中的暴动汉人送去文书说：“命尔等居于山谷之汉人从速下山耕田，造舍而居。尔等人山海关，所需住舍、耕田、食粮，孰予办理之?况我大军拟于(癸)亥年(1623年)或(甲)子年(1624年)，进入山海关征伐。尔等若下山来降大英明汗，则公平给以食粮、耕田、住舍，而养育之。若不下山来降，必剿杀之。”
这封劝降信很可能没起任何作用，汉人拒绝下山。最后，率兵前往镇压的额克兴额俘获七百人解来。 镇江人民的武装暴动至此告一段落。
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以后，在辽东沿海进行了一系列策反活动，在他的策动下，复州守将单荩忠重新归属明廷。后来在金国将要派大军进攻镇江城的时候，在、二卫皆降的情况下，唯有“复州单游击聚辽人数万，尽赴”，继续坚持抗战，据滕绍箴先生考证，单荩忠率领辽东军民进入者有五万多人。
八月十四日，努尔哈赤派遣贝勒和达尔汉侍卫率领后金军二千人，前往长山岛。他们先进行劝降，送给岛民的文书说：“长山岛的人，你们逮捕为首叛变的人交出来，你们逮捕交出来为首的人，我大金可以不杀你们众人。” 长山岛民拒绝投降，金军经过战斗，屠杀军民二千人，俘获逃民一万多人。努尔哈赤把从海岛带来的一万俘虏，全都平均赏给都堂以下、守备以上的官员。
天启三年(1623年)六月，努尔哈赤得到情报，说是复州人民再次暴动。六月初九日，他派大贝勒、宰桑古台吉、台吉、硕托台吉、阿哥率二万大军，向出发。金军残酷地镇压了复州人民的暴动，把男子全部杀光，把他们的妻子、儿女、牛马抢掠一空，于六月二十八日返回。
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中，由于后金的将领归明一事败露，后金军将金、复二州的人民“诛戮殆尽”，逃难的人民甚多，明将守备、等派出舟船到青山咀去接应他们，使张盘得以招抚辽民男女老幼四千余人，这是一批“无尺布掩体”的人群，张盘从中“挑选丁壮”，组成三十五队兵士。
天启三年(1623年)七月，张盘的哨探经过侦察得知，金州城内只有后金军五百人嘹守，便在七月初三日，以岛民作向导，登岸后昼伏夜行，于三更时分到了金州城下，发炮呐喊，呼噪攻城。后金军遭到起义者的突然袭击，狼狈地从金州北门逃遁。张盘率领起义者进入金州城，得到稻谷三千石、火药五百斤、铳炮一千多件，自此驻军金州。 八月，后金夺回金州，张盘退守旅顺。
毛文龙于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在阿敏、莽古尔泰所统率的后金军的跟踪打击下，被迫退居。皮岛(朝鲜称其为)是一个南北长约八十里的，北距岸约有八十里。皮岛原名平岛，毛文龙将其改为皮岛。《边事小记》说：“(皮岛)其名曰平岛。(毛文)龙以毛非皮不附，改而为皮岛。” 毛文龙的意思是要在皮岛牢牢地站稳脚跟，犹如毛附着于皮之上。毛文龙占领皮岛后，明廷于天启二年(1622年)九月，在皮岛设东江镇。毛文龙作为明朝的副总兵驻守于此，主持抗金大计，他后来被提升为都督。
设于皮岛的东江镇管辖以东沿海的大大小小多个岛屿，毛文龙利用这些岛屿与辽南四卫声息相通，吸引了大批的汉族仁人志士逃来岛上。毛文龙或者把这些人编人军队，或者令其务农经商。经过他的几年的经营，东江镇终于变成威胁后金统治的一把锐利的尖刀。毛文龙借助东江镇作根据地，一方面不断地策动和支持辽南四卫的汉民的武装起义，一方面派出军队扰乱金国的后方，先是攻击辽东南部沿海的地域，后来又向金东部的腹地进军。天启二年(1622年)，毛文龙的军队袭击了镇东堡、汤站、凤凰城、汤山、险山；天启三年(1623年)，毛文龙的军队袭击了、金州、、凉马佃、白羊口、会安堡；天启四年(1624年)，毛文龙的军队袭击了高岭、沙松牌、孤山；天启五年(1625年)，毛文龙的军队袭击了、叶克书堡、永宁堡；天启六年(1626年)，毛文龙的军队袭击和深入到、、会安堡、驿、萨尔浒等地。
毛文龙以东江镇的毛家军对金军频频发动袭击，造成了大金国的动荡不宁，牵制了金朝军队向西的对明进军和南下攻占辽东半岛的军事行动，有力地配合了孙承宗、袁崇焕经营辽西的抗金活动。努尔哈赤一时之间无法扑灭毛文龙反金的活动，便通过李永芳想方设法收买毛文龙，史料记载：毛文龙“又接李永芳手札，以文龙族属在辽者俱加优待，诱龙同叛，中分土地”。 努尔哈赤还向毛文龙许愿，如果他能够归降，他将位在“佟驸马(佟养性)与辽东、广宁诸将之上”， 即他将居于汉宫之最高地位。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努尔哈赤恨死了毛文龙，后来当袁崇焕要求和谈时，他要求袁崇焕提着毛文龙的头来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文龙对支持辽民的反金武装暴动做出过相当大的贡献。在当时抗金的辽民盼望明兵的支持甚至达到“望兵至不啻眼穿” 的情况下，毛文龙的越海支援，确实给了辽民以武力上的、更主要是精神上的支援，使辽民的反抗金的武装暴动一浪高过一浪，经久不息。但是毛文龙绝不是一个优秀的抗金将领，他有大功，但也有大过。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亲自率领金军渡过辽河进攻广宁，辽河以西的人民纷纷逃人深山之中，躲避金军的抢掠烧杀。努尔哈赤在辽西得手之后，决定迁移锦州人民到辽河以东的辽阳，迁移义州的人民到辽河以东的盖州、威宁营。锦州和义州的人民不愿迁徙，又有一些人逃奔深山之中。这样，先后逃到十三山山城(锦县城东)的有四万余人，逃到前寺山的万余人，逃到查角山的有四万余人，此外还有人聚集在义州城南的戚家堡，锦州城南的双堡、十官屯等地。以上这些人拒不归降后金，他们在总领导人大侠杨三的指导下，拼死抵抗金军的进攻。李永芳率金军前来进攻，先后杀害起义者五六百人，但仍无法清剿起义者。后来起义者内部发生纷争，混入暴动者队伍中的毕麻子火并了起义军。九月十六日，十三山起义被金军扑灭，只有二人逃人关内。
王在晋记载了十三山暴动者一件催人泪下的感人故事：“今大山有七百人黑夜潜偷下山，至海边渡上觉华岛，婴孩都害死，问其何以害死，曰：‘恐儿啼，贼来追赶也’。” 暴动者宁可扼杀自己的婴儿，也绝不“剃发”投降金朝。辽东地区汉民反抗金暴政的武装暴动，先是由于经抚不和，得不到熊廷弼和王化贞的武装支援；后来由于新经略王在晋、高第实行消极防御的龟缩政策，得不到王在晋和高第的武装支持；有作为的辽东经略孙承宗在十三山坚持苦斗时，又因朝廷掣肘不能伸出援助之手。总之，明廷的辽东大员没有一个人给辽东汉民的武装暴动以切实支持，除了王化贞派出的由毛文龙率领的二百二十名乌合之众外，暴动的辽东汉民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苦斗，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经过认真准备，以“七大恨”告天誓师，率步骑2万(一说4万)征明。金军兵萨尔浒之战形势图[35]分两路，直趋辽东的咽喉要地(今辽宁抚顺市北)，采取智取和强攻相结合的战法，袭取该城，揭开了辽东战争的序幕。辽东巡抚急命总兵张承荫率军1万反击。努尔哈赤分兵三路迎战，全歼明军，获马9000匹，甲7000副，人畜30万，兵器装备甚众，并攻占500余所屯堡，后毁抚顺城而还抚顺之战。努尔哈赤初战告捷，更增强了取明而代之的信心。五月，金军再次征明，相继攻克抚安堡、花包冲堡、三岔儿堡(均在今辽宁东南)等11个屯堡。七月，继入，袭破清河堡(今辽宁本溪市东北)。努尔哈赤欲乘胜进攻、，但因力量不足，侧翼受到的威胁，且侦知明廷将派大军增援辽东，遂于九月主动撤退。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正月，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出征叶赫部，捣毁大小城堡20余处，基本消除了叶赫部的威胁，得以全力对付明军[36-37]。
辽东失城丧将，明廷朝野震惊。辽东是京师屏障，辽东失则京师危。二月，明朝政府为安定辽东，决定大规模发动进攻。他们调集关内明军8.8万余人，叶赫军一部和朝鲜军1.3万余人，计11万余人，号称47万，由辽东经略杨镐及总兵、马林、刘綖、率领；兵分4路，自抚顺关(今辽宁抚顺东)向赫图阿拉(兴京，今辽宁新宾西)推进，企图以优势兵力一举消灭后金政权。努尔哈赤临危不乱，准确判断明军东、南、北三路为策应，西路为主力，遂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经5天激战，明军东、西、北三路全军覆没，唯南路军逃回。损失杜松、刘綖以下将领310余人，士卒45870余人，马、骡、驼28600余匹，以及大量武器装备。萨尔浒之战以明军惨败后金大胜而告终。此役是明朝与后金力量消长的关键一战，在明清战争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此，明朝控制女真的政策彻底破产，在关外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而后金力量猛增，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36]。
萨尔浒之战后，明军一时无力进行大规模军事进攻，分别退守城池。努尔哈赤却乘胜攻陷开原，占据铁岭，吞并叶赫。七月，明廷命熊廷弼代杨镐为辽东经略。熊廷弼面对辽东的残破局面，力排朝中“进剿”之议，坚持主张“坚守渐逼之策”，实施积极的战略防御：在叆阳、清河(今辽宁抚顺东南)、抚顺、(今辽宁铁岭东)、三岔儿(今辽宁抚顺市北)、镇江(今辽宁丹东东北)各重要关口，布置重兵，构筑工事，形成灵活机动的防御体系。企图首尾相应，小警自为堵御，遇大敌互相应援，不时出击搔扰敌人，伺机进行反攻。正当辽东形势趋于好转之时，明廷发生重大变故，神宗及新即位的光宗在不足两月的时间里相继死去，熹宗朱由检即位；时三案(、、)构争，党祸益炽。性情刚直的熊廷弼成为党争的牺牲品，以莫须有罪名被迫解职，由袁应泰代为辽东经略。将才粗疏的一改熊廷弼积极防御政策，力主积极进攻，使得辽东军心涣散，边防紊乱。努尔哈赤抓住战机，于大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相继攻陷辽(辽阳)沈(沈阳)，袁应泰自焚而死。辽东地区明军纷纷投降，大小70余城尽入金朝之手，努尔哈赤遂迁都辽阳。辽沈失守，京师大震，明廷命再任辽东经略，为，以期扭转战局。 熊廷弼力主“三方布置策”：集中辽东步兵扼守(今辽宁北镇)，从正面与金军对峙，牵制其主力行动；以为基地，集中水师主力，随时准备由水路进击辽阳附近地区；在登州(今山东)建立船舰基地，集中部分水陆两栖部队，适时袭扰金朝的腹心地区。等待时机，大举反击。而王化贞则违背军事常识，主张将辽东主力呈一字阵摆开，分兵扼守辽河。“经抚不和”与朝内党争搅在一起，使得防御上集中与分散的分歧进而演变为防御与进攻的分歧。王化贞在其朝内党羽的支持下，取得了辽东战场的实际指挥权，并部署诸将，准备渡河进战。正当经抚矛盾日趋激烈之时，努尔哈赤趁机于天启二年(金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发兵攻占广宁，明朝总兵刘渠、祁秉忠等全军覆没。熊廷弼、王化贞带领辽东军民逃入山海关，关外几无遗土。三月，明廷改命王在晋为辽东经略，袁崇焕为兵备佥事，指挥辽东战局。但王、袁战略方针相左，不久即由兵部尚书孙承宗接替王在晋为辽东经略[37]。
孙承宗兼取袁崇焕等人的意见，一面派袁崇焕固守宁远，一面派水师驻守觉华岛(今辽宁兴城南菊花岛)，以便水陆配合，屏蔽。同时出兵收复、(今辽宁锦县南)、(今锦县东)、(今锦县东南)、(今锦县西南)、右屯(今锦县东)诸要地，作为外围据点，将明军防线向前推进200多里，辽东战局初步稳定下来。天启五年(金天命十年，1625年)十月，因朝内党争所致，孙承宗被迫辞职回家，由不谙军事的兵部尚书高第接任辽东经略。高第一反孙承宗所为，认为关外必不可守，尽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等地守具、驻军，退守山海关。宁前道袁崇焕以死相争，才得以孤守宁远。六年(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侦悉明军经略易人，大军撤入关内，急率13万大军直扑宁远孤城。袁崇焕及总兵祖大寿满桂率军民凭城固守，激战3日，终于击退金军的进攻。宁远之战以明军的胜利而告终。这是明朝对金作战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对于改变辽东战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袁崇焕率军乘胜反击，收复了高第放弃的地区，重新筑起了巩固的宁锦防线[37]。努尔哈赤退回沈阳后，于八月悒悒而死，其子皇太极继为后金大汗。皇太极鉴于朝鲜多次出兵援明，遂于七年(金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发兵五六万往征朝鲜，迫其订立“江都和约”，在明与金之间严守中立。五月，皇太极自朝鲜回师以后，深感明军宁锦防线日益坚固，如再延误战机，进军辽西将更为困难，遂冒暑对明发动进攻，以一部兵力攻宁远，亲率主力攻锦州。皇太极攻锦受挫，移师宁远。袁崇焕督师固守，金军伤亡甚大。宁、锦军民乘胜出击，金兵腹背受敌，被迫撤退。明军宁锦大捷，再次沉重打击了金军，使辽东战局趋于稳定，迫使皇太极不得不在战略上作重大调整[37]。
皇太极两次兵败宁远，深感明军宁锦防线难于突破。随即根据剪枝弱干的原则，在与明朝进行“和谈”的幌子掩护下，征服朝鲜、蒙古，切断明朝左右两臂，解除后顾之忧。进而避开袁崇焕营造的宁锦防线，绕道蒙古入边，深入明朝腹地，进行破坏性作战，削弱明朝实力[37]。自崇祯二年(金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至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年)八九月间，清军先后数次深入京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清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劫夺人畜数十万，金银数百万两，极大地削弱了明朝实力。时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已发展至川、陕、豫地区，使得明朝两面作战，疲惫不堪。
经过十几年的经营，皇太极感到剪枝弱干的目的已经达到，与明军主力进行决战的条件业已成熟，决计采取“由远渐近，围逼锦州以困之”的战略，夺取锦州，打通辽西通道，为入主中原扫清道路。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1640年)三月，皇太极遣兵包围锦州。明廷命蓟辽总督洪承畴统13万大军往援。双方经过两年的较量，松山、锦州之战终以清军的胜利而告终松锦之战。皇太极乘胜攻占塔山(今辽宁锦西东北)、杏山(今辽宁锦州南)。明军辽东精锐损失殆尽，宁锦防线彻底崩溃。清朝入主中原已成必然之势[37]。
长达20余年的明与金(清)辽东战争，终以明朝的彻底失败而结束。明朝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政治腐败，战争频仍，国力衰竭。而军事上缺乏统一战略方针，兵力分散，消极防御，以及自毁长城也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大金(清)则在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的统领下，战略对头，战术灵活多变。尤其在明军宁锦防线难于突破时，不死拚硬攻，而采取断其两臂以解后顾之忧，然后绕道蒙古入边，深入明朝腹地进行破坏的战略，当时机成熟时，决战致胜[37-38]。庙号谥号
（顺治帝福临追尊）
（顺治帝福临追谥）
1370年-1433年
（顺治帝福临追尊）
（顺治帝福临追谥）
（顺治帝福临追尊）
（顺治帝福临追谥）
（顺治帝福临追尊）
（顺治帝福临追谥）
--可汗 后为（或追尊为）大清皇帝太祖
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39]
（崇德帝初谥，后改高皇帝）
1559年-1626年
1616年-1626年
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
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40]
1592年-16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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