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真实的侦探小说
作者道格拉斯·普雷斯顿
定居意大利是我和太太一直以来的梦想。六年前，我们终于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这里。在佛罗伦萨南部风景宜人的山区，有一所建造于14世纪的庄园，周围满是橄榄树和葡萄园，这就是我们在意大利的家。庄园附近有两处著名的地标：一处是佛罗伦萨的探险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的故居——无耻别墅，北美洲就是因其而得名；另一处是米开朗琪罗设计的克拉兹一世别墅，曾经查尔斯王子创作斯托卡纳风景画的地方。
庄园前茂盛的橄榄树称得上是第三处地标，勉勉强强。因为这里是意大利历史上最恐怖谋杀案的现场，一对对情侣共享最后甜蜜的树林，而凶手也在人们口中传成了“佛罗伦萨恶魔”。我是个侦探小说作家，听到如此惨案，内心的好奇胜过惊愕，于是乎便有心重新调查这个案子。但是，很快我就意识到，这个案件是犯罪学里最折磨人、最非同寻常的一种。
我设法找到了一位了解这个案子的记者，他叫马里奥·斯佩兹，曾经是《民族报》的法制版通讯员。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里奇咖啡馆，圣多明各露天广场附近，从咖啡馆可以俯瞰佛罗伦萨现存最大的大教堂。斯佩兹属于传统记者，俊朗的面容略带些许枯槁，头发发棕，一撮修长的胡子挂在嘴皮上。那天，他头顶博加特软呢帽，身着军用防水短上衣，叫了一杯又一杯浓咖啡，才把整个故事讲了个透彻。他边说，边从包里掏出记事本，在上面梳理起思路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他的习惯——只见，铅笔在纸上飞来划去，顷刻箭头、圆圈、方框和逗点线布满整个本子，一副关系图跃然出现。那些被害者、被捕者、嫌疑人、受审者之间错综的关系，以及各条已经中断了的调查都在其中，一目了然。
在1974年到1985年之间，七对情侣——14人——在佛罗伦萨山边停车场亲热时，全部被人杀害。这个案子至今仍未告破，也成了意大利历史上耗时最长、破案花费最多的案件之一。时至今日，已有逾十万人接受调查，12人以上被捕，更多的人生活在可怕的谣言与无理的指控之中。11年来，有人自杀，有人被掘尸，有人被投毒，还有人体组织被寄出，巫师、律师轮番上场，连家族恩怨都大白天下。而对案件的调查犹如恶性肿瘤一般，非但没有任何进展，反而殃及无辜。调查地点不断转移，新调查层出不穷，法官、警察、检察官换了一批又一批，最后也没发现出个所以然，反倒是受牵连的平民越来越多。
这个案子非常惊人，所以我想和大家共享斯佩兹对他看法，以掩饰我的悲伤。第一次见面后，我们成了好朋友，2000年秋天我们决定动手发现唯一的真相。事实上，幕后元凶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还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但是，在对他调查时，我们冒犯了当局，大好形势，顺然急转直下。斯佩兹以佛罗伦萨恶魔共犯的身份被判入狱三周，我也受到阻碍司法公正、伪造证据和协同谋杀三项指控，被判永久离境。
那是许多年前一个夏天的早晨，佛罗伦萨恶魔第一次面露狰狞。日，星期天，时年35岁的马里奥·斯佩兹正伏在《民族报》的办公桌前，突然，一声急促的电话声打破了沉寂：一对年轻夫妇被发现死于小镇南部山区的寂静道路上。斯佩兹，当时就生活在那个山区，他迅速跳进雪铁龙，抄近路狂飙而去，到现场时，警察还没有到。
映入眼帘的惨象，他注定永生难忘。托斯卡纳的乡间，钴蓝色的天空下，橄榄树与葡萄园遍布。一座中世纪的城堡，镶在青翠的松柏间，显得格外高挑。男性死者好似熟睡于驾驶座，头部倾靠在窗户上。要不是那太阳穴上的黑枪痕和散落一地的车窗玻璃，没人会连想到命案。女性死者的身体躺在汽车后部几英尺处，靠近路堤，周围洒满野花。她也是后部中枪身亡，只不过身体裸露，只有一条金链子挂在嘴边。而且，阴部已切除。
“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斯佩兹说，“冷酷的场面。这不是我第一次到杀人现场，却是我所见过的最特殊的一个。”现场的一切都不合常理，一动不动，没有丝毫挣扎打斗的痕迹。就好像是博物馆里的立体模型。
由于死者中女性遭受严重伤害，故凶手很可能为男性。然而，法医的尸检报告称，女性死者并未遭受性侵犯。相反，凶手却千方百计地刻意避免接触女性死者身体，除了切除下体那部分必要的接触，所以法医猜测凶手的身份很可能是外科医生或者屠夫。此外，报告还发现凶手使用的凶器为带有特殊刻痕的刀具，比如潜水刀具。
斯佩兹的文章引起轩然大波：一名系列杀人犯正在悄然接近佛罗伦萨的郊野。就在这篇文章的旁边，《民族报》指出了警察遗漏的线索：此次事件与1974年发生在佛罗伦萨北部山区的杀人案，颇有相似之处。文章还建议警察比较两次案件中发现的弹壳。他们发现，这些子弹出自同一把手枪，22毫米口径的贝雷塔，外号“长桶”，这种手枪使用温彻斯特“H”系列铜质子弹。而根据弹道学家的分析，两处发现的子弹很有可能产自同一批次。这种枪有设计缺陷，击发时撞针会在子弹壳边缘留下独一无二的标记。
随后的调查向世人揭发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而之前，鲜有当地人对此有所关注。由于大多数意大利人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直到结婚才搬出去住，所以在汽车里做爱就成了年轻意大利人的一大娱乐。一到晚上，成群结队的窥淫癖者就潜伏到山间，偷看在汽车里的现场直播。在本地，这些窥淫癖者因为经常在夜间爬行，而被称为“印第安尼”，或者“印第安”。他们中的一些人装备极为精良，吸杯式话筒，夜视仪一应尽有。随着调查的快速展开，警察逮捕并监禁了其中一名印第安。
数月后，凶手再次作案。那是一个周六的月黑风高夜，在佛罗伦萨的北部，同样的贝雷塔，同样的切阴手法，再次出现。这次谋杀案的曝出，震惊了佛罗伦萨地区，相继登上了意大利各大报纸的头条。
接下了那一个月，斯佩兹马不停蹄地赶出了57篇文章。他与警察和警察局关系甚密，所以总能第一时间拿到第一手资料。《民族报》的销量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斯佩兹曾写到过一个嫌疑人，他是位牧师，经常招妓，只为了寻求给她们刮阴毛时那份刺激。还有一个是巫师，他曾整晚在墓地为受害者超度亡灵。斯佩兹的文章也因为到关键时刻戛然而止而变得广为人知，文章中故意留下的线索也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热议话题。佛罗伦萨人多有推理的天赋，所以整个城市陷入了疯狂的猜测。但是，这些猜测最后都被斯佩兹的后续文章一一打破：轻描淡写中带有讽刺口吻的描写，击破了一个接一个谣言，然后轻轻的诉说着真实的证据。
十一月末，斯佩兹因工作突出，得到了一项记者奖。于是，他被邀请到乌尔比诺受奖，奖品是一公斤重的翁布里亚白松露。开始编辑还不乐意斯佩兹去领奖，后来斯佩兹承诺会从乌尔比诺发稿回来，编辑这才放他走。身处他乡，没有什么新进展可写，所以斯佩兹详细叙述了一些历史上著名的系列杀人案，从撕裂者杰克到杜塞尔多夫恶魔。最后，他总结到，现在佛罗伦萨也有了自己的连环杀人者——嗅着白松露的香气，他给杀人者取名“佛罗伦萨恶魔。”
罪犯行为之恶劣，斯佩兹的心灵已快无法忍受。恶梦，担忧接踵而至，担心他美丽的弗兰德妻子米丽娅姆，担心他可爱的女儿埃莉奥诺拉。斯佩兹一家住在市郊上坡上，那里曾是一所修道院，现在除了是他们的家外，还是恶魔肆虐的中心地带。最让马里奥害怕的是，伴着与如此暴行的接触，他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魔鬼就在我们之中。他曾告诉我，虽然我们不会承认，但是我们更像是恶魔——只是程度有差异，本质都一样。
米丽娅姆催促他寻求帮助，最后他也同意了。但是，斯佩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没去看心理医生，反倒找到了一名修道士，在修道士开的精神健康治疗室接受治疗。说是治疗室，其实就是一处11世纪圣方济各会教堂里的小屋，破得快要塌掉。修道士名叫伽利略·芭比尼，个子不高，一副咖啡色的眼镜放大了他锐利的黑眼睛。他神情冷酷，即使烈日当头棕色的旧道服也从不离身，好像刚刚离开中世纪似的。但是，他可是位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心理咨询师，拥有罗马大学的博士学位。
修道士伽利略利用所学的心理学知识，结合上神秘的基督教，帮助人们从重大创伤中恢复。他救人的方法也很特别，一点也不温和，而是不遗余力的寻找致病的根源。斯佩兹告诉我，伽利略拥有超自然能力，能洞察到人类灵魂的黑暗面。在整个调查期间，斯佩兹都会来他这看病。他还向我吐露了自己的心声：伽利略不但保全了他的心智，还有他的生命。
下一次案件发生在八个月后，1982年6月，又是一个周六的月黑夜。同样的手枪，同样令人费解的切阴。12日后，佛罗伦萨的警察局总部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封里是一块泛黄的旧《民族报》，上面记录的是1968年发生的一起命案——一男一女在汽车中做爱时被人谋杀。报纸的空白处歪歪扭扭写着这样一句话：“重查此案”。
在官方的监督下，侦查员在留存证据中快速查找，终于发现1968年命案现场遗留的弹壳。都是温彻斯特“H”系列，每枚弹壳边缘都有恶魔使用后留下的独一无二的“印记”。
这下可难倒了警察，1968年杀人案已经成功告破了，那是一起极其简单的案件。已婚女人芭芭拉·罗塞与情夫共赏电影，然后在寂静的便道上偷情，后双双被人偷袭中枪毙命。随后这个女人的丈夫，来自撒丁岛的移民斯特凡诺·米尔因有证据显示其最近使用过手枪而被捕。很快，米尔伏法认罪，承认自己因嫉妒将妻子与其情人射杀。但是米尔绝不是佛罗伦萨恶魔：1981年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时，他正在监狱服刑，而且刑满释放后一直居住在维罗纳的过渡教习所。
一夜间，斯特凡诺·米尔成了意大利各大报纸的法制记者争相采访的对象。管理教习所的神甫决定将记者拒之门外。斯佩兹混在一帮为教习所拍宣传片的摄制组中才侥幸进来。渐渐地，在为神甫拍摄了一些片段，且炮制了一些采访后，斯佩兹接触到了米尔。
见到米尔的第一眼，斯佩兹非常沮丧。这个撒丁岛人在踱着细碎的步子，神情紧张的绕圈子。一个毫无表情的微笑僵在脸上，整张脸就像烂牙的墓地。他漫无目的转啊转啊，嘴里咕哝着回答斯佩兹的问题，对所有说出的话，还拒绝提供任何解释。最后，他说了些奇怪的话：“他们需要找到手枪在哪，否则还会有人被杀……他们会继续杀人……不停地杀。”
斯佩兹抓住了一些线索，警察很可能也知道了：1968年那个晚上，米尔并不是孤身一人。那个案子也不是个人激情犯罪，而是一个杀人团伙的首次作案，米尔的撒丁岛同伙都参与其中。侦查员推论，其中一个凶手十分享受这种杀人经历，所以他一再复制，用同一把枪杀人，他就是佛罗伦萨恶魔。
这次暗访后来被称为“撒丁提示”，即萨丁联系。其中主要集中在三个萨丁人兄弟身上：弗朗西斯科、塞尔瓦托和乔瓦尼·芬奇。这三人都曾经是1968年女性死者的情夫，至少有一人出现在当年的案发现场。
警察首先逮捕了弗朗西斯科。
1983年9月，在弗朗西斯科·芬奇服刑期间，恶魔再次行凶。这次两个德国晚上在大众露营车里遇害，案发现场就是现在我们家门前的橄榄林深处。但是，在杀死这两人后，恶魔发现自己犯了个大错：这两个人都是男人，只不过其中一人留着一头金色长发。惯用手法无处施展，恶魔撕碎了一本他在露营车里发现的同志杂志，将碎片撒在车外。
虽然如此，官方却拒接释放弗朗西斯科·芬奇。他们相信弗朗西斯科的同伙之一在用同一把枪犯罪，以打乱他们的侦查。或者，只少，弗朗西斯科知道恶魔是谁。于此同时，又一嫌疑人开始进入侦查员的视线，安东尼奥·芬奇，随后警察以非法持有武器罪逮捕了安东尼奥。弗朗西斯科和安东尼奥在铁栏里受到了轮番审讯，但是却没有露出任何破绽，最后警察只得释放了安东尼奥。弗朗西斯科仍羁押在案。
时间很快到了四个月后，这一天佛罗伦萨警察局发布了一条爆炸性通告，斯佩兹又做出抢先报道。《民族报》以“恶魔有俩人”为题目做出了报道。撒丁岛人团伙的另两名成员以杀人罪被捕，他们都有参与1968年案件的嫌疑。弗朗西斯科不日获释。
这个冬天，警察都在审讯这两个人，急切希望探出供词，推动案件的侦破，但是都无功而返。又一年夏天悄悄来临，虽然嫌疑人都在监狱，还是有一股压力在佛罗伦萨升起。很快，七月的一天，恶魔又作案了。恶魔留下了弹壳，这也成了他的名片。这次除了切除下体，又出了新花样，切除并拿走了女性的左乳房。
这第六起案件发生在乔托的出生地维基奥的郊区，如此一来，整个国家都开始恐慌，欧洲各国媒体争相做出报道。六作案，十二人丧命，一连串的嫌疑人入狱，凶手依然逍遥法外。于是，一个特殊侦破小组成立：伏魔战队，人员主要来自警察和宪兵两部分。（在意大利，侦破案件有两大组织，警察部队和隶属于军队的宪兵。他们独立工作，相互存有敌意，尤其在备受瞩目的案件中更是相互唱反调。）政府也悬赏29万美元征集直接擒获恶魔的信息，这可创了意大利历史上的赏金记录。警告海报随处可见，数以百万计的卡片被分发给进入意大利的旅游者，建议他们不要在山区过夜。
对马里奥·斯佩兹来说，这个案子成了一项事业。他在《民族报》的同事还充满柔情的称之为“魔鬼学家”。他根据这个案子创作的书也备受瞩目，还被翻拍成两部电影。此外，斯佩兹还经常上电视，他柔和的声音中含有高度的讽刺感，尤其讽刺那些和他持不同意见的人，这很让侦查员没面子。斯佩兹对握有实权的官员意见也不小，因为这还培养了副业，为《民族报》画讽刺漫画。这些经常出现在新闻中的漫画，充分体现了他对政客、官员和法官的冷嘲热讽。
同时，他还在接受修道士伽利略的心理治疗，帮助自己在谋杀现场的自然恐怖和案件背后的心理恐慌之间达成平和。伽利略花了大把时间来探查他的噩梦及童年经历，强迫他直面自己内心之魔。
时光荏苒，光阴飞逝，转眼到了1985年，这年夏天佛罗伦萨恶魔重现江湖。两名年轻的法国旅游者被残忍杀害，手段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当时，遇害者正在一片树林的边缘露营，营地离马基雅弗利创作《王子》住的别墅不远。根据警方对案件的还原，凶手手持小刀逼近受害人所在帐篷，并在帐篷门帘出划出一道口子，长12英尺。小刀的划痕惊扰了露营者，他们拉开门帘，查看状况，不巧正撞上埋伏在门口的凶手。随后，凶手开枪，女性遇害者面部中枪，当即死亡；男性（短跑爱好者）侥幸腕部中枪，迅速冲出帐篷朝树林深处逃命而去。凶手尾随其后，在树林中截获男性，砍断了他的喉咙。瞬间，男性遇害者鲜血喷涌，周围十英尺高的树上都有血迹。然后，凶手折回到女性受害者，礼仪式的切除了她的下体和左乳房。
杀人案发生的具体时间还没确定，但应该不是周六晚上，就是周日晚上。首先发现尸体的是一位采蘑菇的人，时间是周一下午两点。当日五点，警察赶到现场，拍摄了一些列近照，当时尸体已经爬满了一厘米长的蛆虫。
第二天，负责这个案子的一位名叫斯尔维亚·黛拉·莫妮卡的检察官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好像是封敲诈信，所有字词都是从杂志里抠出来的，在信之中还夹着被害者的左乳头。和之前的作案一样，杀手十分谨慎，没有留下任何指纹，甚至还刻意避免泄露自己的说话习惯。这封信显然吓到了黛拉·莫妮卡：她随即退出了案件的调查，不久之后，便从法律部门辞职。
这个案子，据我们所知，就是恶魔最后一次行凶。11年间，7对情侣命丧黄泉，死于同一把枪下。侦查工作却毫无进展。整个司法界都被阴云笼罩着，这个案子很可能成为永远的迷——凶手从此销声匿迹。接下来，出现了两个关键人物，他们带领司法界突出了重围：一位是总检察官皮尔·路易吉·维格纳，另一位是法官马里奥·罗特拉。
在意大利，维格纳早已家喻户晓。曾经，他只用一招就侦破了发生在托斯卡纳的绑架勒索案：肉票被绑，政府立即冻结了被绑架人家庭的银行账户。维格纳拒绝只身前去谈判，但是却把自己的姓名公布在电话黄页和住宅门口，此举后来成为意大利人广为称赞的行为。如此，在与媒体打交道时，维格纳几乎耗尽了所有精炼的引述和枯燥的俏皮话。他这个人，衣着朴素，于众无异，一身精致的外套上系着漂亮的领结。要知道，在意大利，外貌可是很管用的，而且维格纳长相赛潘安，脸型俊朗，双眸清脆，一弯会意的微笑从不离嘴。
法官马里奥·罗特拉来自意大利南部，一开始就强烈怀疑托斯卡纳人。马里奥蓄有一对老式的八字胡，看起来更像是菜贩而非法官。他不仅固执而且很学究，不喜与记者打交道，当被追问时，总用些与案件关系不大的话搪塞他们。根据意大利的司法程序，检察官需要与治安官合力办案。但是，维格纳和罗特拉却脾气不对，难以在调查方向上达成一致。
法国游客被害时，两位嫌疑人都在监狱里，所以维格纳想将其释放。法官罗特拉却坚决不同意。在他看来，这两个人是犯罪团伙的一份子，其他成员很可能是“恶魔”——所以这两人很可能知情。一时间，罗特拉站了上风。他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塞尔瓦托·芬奇身上，这个人与芭芭拉·洛奇和斯特凡诺·米尔的3P事件有关系，而且还是1968年首次案发时的第一嫌疑人。当萨尔瓦托19岁的妻子芭芭拉在家中煤气中毒死亡后，他被强行驱离撒丁岛。那是发生在1961年的事，官方最终的认定是自杀——但是镇上的所有人都不这样想。芭芭拉煤气中毒时，有人歇斯底里的救出了她年仅一岁的儿子安东尼奥，却没能挽救孩子母亲的生命。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罗特拉无法以佛罗伦萨恶魔的罪名逮捕萨尔瓦托·芬奇，所以只好用谋杀芭芭拉的罪名逮捕了他。罗特拉的计划是，定萨尔瓦托个谋杀罪，再用自己的影响力逼迫他承认自己就是佛罗伦萨恶魔。
但是，案件的审理却不尽如人意：目击证人稀少，证据也不充分。安东尼达·芬奇拒绝作证指认自己父亲，虽然在法庭上，他一直直瞪着父亲。萨尔瓦托被判无罪释放，走出法庭后，并杳无人迹，永远的离开了警察的视线。
维格纳最后的救命稻草就这样消失了。对撒丁岛人的调查再也进行不下去，从此这件事成了他永远的耻辱。但凡什么事，只要掺和上种族问题，都会招致媒体的攻击。维格纳辩解道，他对撒丁岛人心存偏见，那是因为恶魔作恶使用的枪支弹药正是从那里流出的。他还要求重启对撒丁岛人的调查。但是遭到了罗特拉的拒绝，他们俩人的后台，分别是宪兵队和警察局。
这是一场不光彩的斗争，意大利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这场已经逐渐演变成私人恩怨，失败的人是罗特拉。官方正式宣布，该案件与撒丁岛人无关，案件疑犯——包括参与1968年谋杀的人——全部被释放。问题是，如果罗特拉是对的，那么整个案件的进程可能走向任何方向，唯独不是正确的那一个。获此消息，宪兵队的官员大为恼火，他们单方面撤出了伏魔战队，并宣布不参与与这个案件相关的任何行动。
维格纳重组了伏魔战队，将其全部纳入警察系统，接受罗杰·佩济尼处长（首席检察官）的直接领导。后来，这件事被托马斯·哈里斯改编成了小说《汉尼拔》，小说中的里纳尔多·帕斯就是佩济尼。在创作小说的时候，哈里斯全程参与了这个案子，他还因此成了佩济尼的“座上宾”。（首席检察官可不想看到自己的他我被人塑造的走了样。）与电影里那个忙的焦头烂额帕斯比起来，现实中的佩济尼更加威严。他操着一口罗马腔，言谈举止，衣着打扮，尤其是抖烟斗时的优雅，使他看起来更像英国佬。
一时间，这个新首席检察官成了名人。在一档著名的新闻访谈节目中，他在镜头前点燃烟斗，用坚毅又不失同情的语气直接与恶魔展开对话。“人们将你称之为恶魔、疯子、畜生，”他说，“但是，我相信我更了解你。”自首吧，恶魔！佩济尼奉劝你这么做，“我们是在帮你。”
检察官佩济尼的调查独树一帜，没有用以往取得的任何线索。他认同那些子弹枪支来自萨丁岛人，而且认定1968年团伙谋杀案与恶魔毫无关联。从犯罪现场取得的证据，并不完整：办案人员提取证据时，人来人往，捡拾弹壳，拍照，还到处乱人烟蒂。而且这些证据，包括膝盖印、带血的破布、和部分指纹，从未得到合理的分析。更令人愤怒的是，有些甚至还被污染破坏了。因此，对之前所有的证据佩济尼都持怀疑态度；突然间，他想到了用电脑来确定嫌疑人。
托斯卡纳地区受到了调查的人大约有数万，涉及各个犯罪领域——有性犯罪的，有暴力倾向的，还有刑满释放人员——逐一经过了筛选。筛选的结果是，一名名叫皮埃特罗·帕希阿尼的69岁的图斯卡农民具有重要嫌疑，这个人身材不高，肌肉结实，酗酒成性，曾因性侵女儿而被判入狱。他的刑期和佛罗伦萨恶魔的犯案时间吻合，在1974年到1981年服刑期间，佛罗伦萨恶魔没有作案。而且他这个人非常暴力：1951年，当他发现一名旅行推销员试图引诱自己的未婚妻时，打爆了推销员的脑袋，然后在推销员尸体旁强奸了未婚妻。
检察官佩济尼因此认定这个农民有重大嫌疑；剩下的工作就是收集证据。在翻阅帕希阿尼的卷宗过程中，佩济尼有了更为神奇的发现：帕希阿尼曾对警察说当他看到未婚妻对销售员裸露自己的左乳房时，自己几乎要疯了。这个口供，让佩济尼觉得，他就是佛罗伦萨恶魔，就是他切下了两个受害者的左乳房。
佩济尼当即搜查了帕希阿尼的住所，并找到了犯罪证据。其中就包括波提切利的名作《春天》的复制品，原作保存在乌菲兹美术馆。这幅画描述了一个美丽的异族少女，口中鲜花喷涌而出的景象。这幅画让检察官想到了佛罗伦萨恶魔首次作案时，遇害者口中的金项链。这条线索让佩济尼非常肯定，所以他决定，在即将出版的关于这个案件的书封面，印上波提切利的少女吐血花吐。
佩济尼组织了对帕希阿尼财产进行的为期12天的调查。警察推到了他破败的房子，将他的花园翻了个遍。这个过程很不尽如人意，但是在第12天晚上，就在调查进行到最后一天时。佩济尼大张旗鼓的宣布，在花园里挖到了一枚未击发的.22子弹。随后，在法庭上，专家称这枚子弹“可能”曾被上膛，进入那把臭名昭著的贝雷塔，后又被弹出——弹道学报告就是铁证。在帕希阿尼的车库里，警察发现了一片破布，被规则地撕开。不久以后，宪兵队收到了一把用破布包裹着的.22贝雷塔，写信人没有留下姓名，但是称这把手枪实在帕希阿尼经常去的树下发现的。把两片破布拿到一起比对，严丝合缝。
日，帕希阿尼被捕，罪名佛罗伦萨恶魔。大众，几乎，一致认定他的罪行。然而，斯佩兹仍旧不相信。他觉得，这样一个半文盲的醉鬼即使会去强奸女性，也不可能做出如此缜密的犯罪。同时，斯佩兹也觉得，对撒丁岛人的调查应该永久弃置。于是，他在报纸上发出了一系列有理有据的文章，可是收效甚微：帕希阿尼案件每晚都会出现的电视上，这个案子戏剧性的进程压倒了所有的逻辑。佛罗伦萨人永远也不会忘记帕希阿尼性侵女儿时那惨不忍睹的画面，他的女儿们目前已进入修道院，那些画面都是出自女儿们的亲口描述。
这出闹剧，帕希阿尼是罪有应得。在整个审理过程，他时而颤抖，时而哭泣，哭到深处，还会用托斯卡纳语说，“我是一只温柔的羊羔！……我在这受审，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其他时候，他会勃然大怒，面红耳赤，满嘴飞沫。托马斯·哈里斯旁听了审判，还在黄色的标准拍纸簿上记下了笔记。起诉人未能出具任何杀人武器与可信的目击证人。即便是非常恨帕希阿尼的老婆和女儿，也说他不可能是哪个杀人无数的恶魔——每天回到家他都醉醺醺的，除了大声叫喊，就是殴打虐待她们母女。
帕希阿尼认罪，被判终身监禁。在刑法复合阶段，被指派办理此案的起诉人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拒绝起诉。他称为帕希阿尼的辩护律师，谴责法庭缺乏证据，还将警察们比作克劳西欧探长。日，法庭无罪释放了帕希阿尼。上级法院将议案打回重审，但是1998年2月，在案件重启之前，帕希阿尼离开了人世。
就在帕希阿尼被无罪释放的当天，警察找到了新的目击证人，并戏剧性的宣称这个人曾和帕希阿尼串通一气，成功翻案。但是，本案法官拒绝采纳这位目击证人的证词，严厉指责警察是在困兽犹斗。调查远没有结束，故事才刚刚开始。第一个目击证人供认自己是佛罗伦萨恶魔的帮凶。他说自己和帕希阿尼都受雇于一位富有的佛罗伦萨医生，帮助他“解决一些小事。”调查员后来说，这些“小事”就是为黑弥撒收集女性生殖器官，以祭奠魔鬼。这个人还说了一些古怪的话，不断反驳自己。同时，他还供出了第三名帮凶，他们都已认罪，经过审判，此二人因犯谋杀罪分别被判处终生监禁和26年监禁。
但是案件的后续调查时至今日都没有结果。那位佛罗伦萨医生找不到，案子背后的另一位高人也没有线索。难缠的是，警察的误点证人也不知道那位医生的姓名——他说只有帕希阿尼才知道。但是，帕希阿尼至死都没承认过这个故事。
随着帕希阿尼的逝世和共谋的认罪，调查逐渐从人们眼前淡去。多数人认为，案子已经结了，佛罗伦萨需要继续前进。可能，事实正是如此。时光流转，物是人非，曾经的证据链也没能经住时间这把杀猪刀。后来，人们发现破布和手枪都是人为制造的线索，虽然出自谁人之手不得而知。那个弹道专家也证实，当初是迫于压力，才做了伪证。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说，斯佩兹曾给他们邮寄过取证现场的录像，放置子弹的那个人正式首席检察官。斯佩兹还因此吃了官司——诽谤罪。（虽然他最后赢得了官司，但是再也不讨伏魔战队和老板的好了。）
现在，斯佩兹筋疲力尽，他追这个案子已经有15个年头了。日复一日的与罪犯打交道，已经使他对生活产生了厌倦。他的心理医生伽利略也劝他放弃工作。斯佩兹的女儿已长成婷婷少女，记者的薪水很难在满足家庭开支。当收到他大舅子抛来的橄榄枝时，他欣然接受了。《民族报》也同意为他提高一份自由撰稿人的合约。这样一来，他终于有时间写自己的侦探小说了，闲暇的时候还会自己调查一些案子，这也是他的业余爱好。
也就是这个时期，斯佩兹受到了宪兵队一位高级官员的鼎力支持，而这位官员究竟是谁，他至今没有对任何透漏，也包括我。但是，这个人是宪兵队退出该案调查后，秘密组织起来的一个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有自己确定的嫌疑人，他是一位曾经被捕后被释放的嫌犯。
在宪兵队的支持下，斯佩兹有了重大发下。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匡蒂科的FBI行为研究中心曾接受过检察官佩济尼的委托，对佛罗伦萨恶魔进行行为学分析。这件事一直是高度机密，禁止媒体报道。因为行为学分析的结果与帕希阿尼没有半毛钱关系。分析报告指出了凶手可能的性格，解释了他的杀人动机，推测了他的杀人目的，以及如何挑选目标和如何处置切割下来的人体，等等。最后得出结论：恶魔是FBI非常熟悉的一类人。孤僻，性无能，厌恶女性，只能从杀人中满足自己变态的淫欲。
FBI的报告中还指出，恶魔犯罪时选择的是地点，而非针对某些人，他总在熟悉的环境下作案。所有谋杀都发生在群山环抱的佛罗伦萨山区，这里拥有世界上最美的风景。这么多年来，警察拿着放大镜在地图上熬花了眼，但是依然一无所获。可是，当斯佩兹将宪兵队确定的疑犯的生活轨迹拿出来比对后，眼前的景象不是“吃惊”可以描述的了。
回到我和斯佩兹身上，自从我们在里奇咖啡馆首次见面之后，就建立了友谊。他经常说些关于案子的事，我也乐于分享推理错误给他带来的失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好奇心超出了无根据的推断，但是到2001年春天，我们决定一起写点东西——这些东西最终将出版成书。但是，首先我需要跟着“猎魔者”恶补一下知识。
每周总有几天，我会携带笔记本电脑骑车六英里，去斯佩兹家。整个路程中，最后一公里最难熬，那是一个需要穿越橄榄树林的大陡坡。而斯佩斯就坐在陡坡顶端的房子里，吸着烟，认真的看着资料和照片。斯佩斯的妻子，米丽娅姆会时不时的来看看我们，为我们沏杯咖啡或者橘子汁。重要的细节，总逃不过斯佩兹的眼睛——尤其是犯罪现场拍摄的照片——他会看了又看。
按照时间顺序，我们把这个案子过了一遍。由于时间太久，我们不得已一根接着一根得抽烟才搞完了。在翻阅卷宗的过程中，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封文件或者照片掉出来。我疯狂的在电脑上做着笔记，有些句子一会用英语一会用意大利语，一般人很难读得懂（我依然在学意大利语）。Bello？（意大利语很高兴的意思）每当斯佩兹完成一件不完整的调查记录后，他总会说这句话。
我们还一同重访案发现场，尽可能找到那些遇害者的家人。为了拜访一位遇害者的母亲，我们甚至跑到了维基奥。这位妇人住在曾地处市中心的一处破房子里，她丈夫为了寻找凶手，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后来还搭上了姓名，心脏病突发死在了警察局里。
我开始明白，伽利略一直给斯佩兹的治疗就是——接受那种巨大的罪恶。然而，虽然我们的探寻没找到什么可靠证据，但是那些天和斯佩兹在一起日子是我在意大利度过的最快乐的时光。我和我太太也和这对夫妻共享了许多佳肴，在他们的山景房里，我们共同创作，拍照。一天晚上，伯爵夫人、阿帕奇人、佛罗伦萨人轮番出场。斯佩兹好想有数不完的恐怖故事，讲起来滔滔不绝，就像一个美食家细数自己曾品尝过的家珍。当他口述这些故事时，总是模仿故事里的主人公，编出一段段完美的对话。有时，他要求自己的客人来时不要拿鲜花和美酒，每人准备一个故事。
在他看来，这个案子并不复杂。虽然，他这个人没有福尔摩的智商，只懂两种破案方法——阴谋论和对邪恶的推断。但是，最简单和最直白的解释，不正是正确的那一个吗？他坚信——我也同意他的想法——佛罗伦萨恶魔是一位孤僻的精神变态者。找到他的关键是找到那把1968年团伙杀人案现场使用的手枪。斯佩兹告诉我，每个条子都知道，每个杀人犯使用的手枪，尤其是团伙，绝不会随意处置凶器。要么毁掉，要么藏起来。从这个案子看，那把手枪其中一名杀人犯被带回了家。
斯佩兹相信，佛罗伦萨恶魔就是萨尔瓦托·芬奇，罗特拉确定的那个嫌疑人，和萨尔瓦托亲近之一。只有他们有接触到手枪和子弹的机会。这就简单了，他找出了警察当年提取的现场证据。恶魔身材偏高，右手持枪，身体状况极佳，心理超乎自然的冷静。（这就排除了帕希阿尼作案的可能性，他一点也不符合上述条件。）恶魔还是个神枪手，刀法也不错。
当那些我们遍访了那些可以找到的相关人员后，只剩下那个宪兵队确定的嫌疑人。斯佩兹告诉我，那个嫌疑人是个二代撒丁岛人，至今仍然住在佛罗伦萨。（这里，我不便提及他的姓名，因为指认他还缺乏详细的证据。）由于担心丈夫的安慰，米丽娅姆乞求斯佩兹不要接近那个人。如果是一个人，斯佩兹肯定悉听妇命了，但是我们现在是二人组，我激励他继续查下去。为了不让米丽娅姆担心，也为了打消她的担心，我和斯佩兹秘密的制定了行动计划，打着采访民众对佛罗伦萨恶魔看法的幌子，分别化身美国记者和意大利语翻译。
许多年来，撒丁岛人一直居住在佛罗伦萨西部地区，过着平静的蓝领生活。下午9:40，我们来到了他家门口，这个点他肯定在家。环顾两边，周围的邻居家都很干净，祥和，家家门前都开垦出了小花园。街角处，有家杂货店，门口停着一排自行车。街对面，种着一排日本金松，挡住了后面废弃的纺织厂。
斯佩兹按下了门铃，里面传出了一声女声，“谁啊？”
“马克·泰斯，”斯佩兹回达。
然后，就是嗡嗡的忙音，没了人声。
开门的是个男人，穿着一条紧身短裤。他一眼就认出了斯佩兹：“啊，是你啊！斯佩兹！”他微笑着补充道，“我肯定没猜错。这么长时间来，我一直很想见你。”随后，他把我们让进屋里，并端来了两杯撒丁岛烈酒。他老婆则在厨房的水盆里洗起了菠菜。
男主人英俊潇洒，笑容迷人。一头乌黑的卷发中夹杂着少许青灰，他皮肤黝黑，身材健硕，浑身上下散发着工人阶级的魅力。听到我们的来意，他随意绷了一下上臂的肌肉，另一只手不由的抚摸起来，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好像是在自赏。然后他开口说话了，他的声音沙哑但十分有力，不禁让我想起来罗伯特·德尼罗。
斯佩兹熟练地从口袋里掏出录音机，放置在桌子显眼处。问到：“可以吗？”
男人神情扭曲，尴尬的笑道：“不行，我不想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
随后，斯佩兹掏出记事本，提了一连串问题，逐步接近自己的真实目标。（如下这些问题，均摘自斯佩兹的笔记。）
“听说，你父亲有性怪癖，”斯佩兹说，“这是你憎恨他的原因吗？”
“话说回来，之前我对此一无所知。知道最近我才有所……耳闻。”
“但是，你和他曾经拳脚相加，当时你还不大。比如，1974年春天，你就被指控入室盗窃罪。”
“没那回事。如果我拿了什么东西，他发现不了，当时给我定的罪名是侵犯私宅。后来，有一次我们动了刀子，我刺中了他，潜水刀割破了他的喉咙，但是他逃脱了，而我将自己锁进了浴室。”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佛罗伦萨的？”
“1975年初，我先去了撒丁岛，又去了美国的莱克科莫。”
“然后，你返回佛罗伦萨，并结婚。”
“对。我娶了一个发小，但是这份婚姻并不成功。1982年结婚，1985年就离了。”
“为啥离的？”
“她无法生育。”
斯佩兹并没有告诉他，那次婚姻本身就无效。“我可以问些更尖锐的问题吗？”他说到。
“当然。我可以不回答呀。”
“如果你爸爸有把.22贝雷塔，那么你是最有可能得到这把枪的人。很有可能，1974年那次入室盗窃时你就拿到了。”
他并未立即反驳。“我能证明我没拿，”最后他说。
“说来听听？”
“如果我拿了，我第一个要杀的人就是我爸爸。”
斯佩兹步步紧逼。他指出，在你离开1975年到1980年离开佛罗伦萨期间，恶魔没再作案。可你一回来，恶魔也回来了。
这个撒丁岛人背靠进座位里，爽朗的笑了。“那些年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光，”他说，“就在莱克科莫，我有房子，吃的好，还有女人……”说着说他得意的吹起了口哨，还做了一个下流的意大利手势。
“那么，”斯佩兹说，“你不是……佛罗伦萨恶魔？”
紧接着只有一段犹豫。撒丁岛人从不突然止笑，哪怕很短的时间。“不是，”他说，“我喜欢自己糜烂的生活。”
话到这里，我们已问完了所有问题，答题起身离开。男人送我们到了门口，就在开门的一瞬间，他贴上斯佩兹用低沉柔和的声音说，“啊，斯佩兹，我刚才忘记说一件重要的事。”随后，又往斯佩兹身边靠了靠，奸笑到，“认真听着：哥从不玩笑。”
后来，斯佩兹和我决定出版我们这些年的调查笔记，他先发意大利版，然后我发英文版。我们的出版商，隶属于意大利著名出版集团的Sonzogno同意给我们提供一份出版合同，并支付了预付款。这本书的名字叫《重山之中的血案》（Dolci Colline di Sangue），2006年4月会正式出版发行。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对佛罗伦萨恶魔案背后那个神秘的操纵者的调查，迫在眉睫。光阴似箭，曾经参与过此案的调查员，不是退休，就是升迁。维格纳被任命为意大利反黑组织头头，佩济尼成了美国FBI在意联络官。这个案子也迎来新一任负责人：米歇尔·吉特里。同时，他还兼任处理系列杀人案的精英小组的组长，前身就是佩济尼领导的伏魔站队。媒体将吉特里称为“超级警察”，因为在现实中，他不需向任何人负责。
2001年，夏这个案子再次登上了意大利各大报纸头条。精英小组在基安蒂的山谷里有了新发现，这里也曾是帕希阿尼做工的地方。媒体将此处称为“恐怖之谷”，人体切割者在此处聚会，对帕希阿尼发号施令。在这个恶魔山谷背后隐藏着一条重要线索——警察曾在一处案发现场找到一块破碎的不规则六边形石头，而这种石头正是产自此地。吉特里意识到这是个重大发现。“我猜这种石头肯定与超自然相关，”许多年后，他在书中写道，“因为某些原因，它被故意遗留在这里。”
对这种说法，斯佩兹嗤之以鼻，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也掏出一块相似的石头，还说这是朋友送的。他指出，这种石头没什么神奇，在老式的托斯卡农场里随处可见。5月14日，在接受一家著名节目采访时，斯佩兹又曝出了惊人消息：他已将法国游客遇害案的现场照片，拿给一位欧洲著名法医昆虫学家。这位法医确定，尸体上的蛆虫足以证明那对夫妇不可能死于周六晚上之后。
如果这个计算正确无误，那么它将成为团伙作案最大的反证：之前的调查认为，帕希阿尼在周日晚上伙同他人杀害了这两名游客。如果罪案确实发生在周六，那帕希阿尼所有的证词都站不住脚了。所以，帕希阿尼周六晚上出现在案发现场，铁证如上。
令斯佩兹气馁的是，吉特里并未理会昆虫学家的发现，率先公布了自己的调查。斯佩兹随后在电视上的质问也没给产生什么作用，反倒招致了新任检察官深深的憎恨。
2004年6月，我举家归国，搬进了缅因河岸边的一所房子里。离开时，斯佩兹送给我两幅铅笔画，一个上面画着帕希阿尼，另一个画着我。回国后，我把他们和斯佩兹的一幅照片一并挂在了书房里。那张照片上的斯佩兹头戴浅顶软呢帽，身着迷彩服，站在屠夫门口，细致的看着猪颈肉。
后来，我们经常打电话。我十分想念自己在意大利的生活，而作为一个作家，我需要的是缅因河岸安静的环境。邮件书信是我俩保证按时出书的主要交流方式。绝大多数原稿出自斯佩兹之手，我只提些建议，贡献了不几章。拿到我那些蹩脚的意大利语章节，斯佩兹还得返工一下。在书信来往中，他一直并称我为“撒旦追寻者”，很奇怪，听到这个称号，我热血沸腾。
那年夏天，斯佩兹在电话里告诉我一条奇怪的消息。他的一个老朋友，这个人药剂师，被要求调查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纳杜奇的肠胃病学家的死因。二十年前，人们发现在特拉西梅诺湖发现了纳杜奇的尸体。最初的调查显示，这是起自杀案——长期酗酒，神志不清，不慎跌入湖中，溺水而亡。但是，精英小组怀疑不这样想，他们认为纳杜奇是被恶魔团伙谋杀的。这件事牵出了负责特拉西梅诺湖地区的公诉人：检察官朱利亚诺·米尼尼和佩鲁贾。
日，上午6:00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斯佩兹家的宁静。“警察！搜查！”这些警察来自吉特里的精英小组。他们出具的搜查令中给出了两个原因：斯佩兹“故意借助媒体，制造疑虑，阻碍查案，”和“对调查便显出过分的兴趣。”警察给他的处罚是警告，下一步就是正式起诉了！后来，斯佩兹受到了17项罪名的起诉，而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
搜查持续了七个小时，斯佩兹全家目睹了真个过程。警察们翻箱倒柜，一张张图片、信件、书本都没放过。斯佩兹家中任何与此案相关的东西，都被带走了。包括他的电脑，硬盘，文件，剪辑，采访记录，还有我们的书稿。甚至连关门的钩环，都成了后来起诉书里“藏匿于门后的武器。”对吉特里而言，这是这次搜查最大的收获。
一年后，斯佩兹打开报纸，读到一篇关于自己的文章：《纳杜奇谋杀案知名记者接受调查》
“当我读到这篇文章，”斯佩告诉我，“简直像做梦一样。我觉得自己是在《重新审判卡夫卡》电影里。”斯佩兹从破案英雄变成了犯罪嫌疑人。
同年情人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再次来到而来佛罗伦萨。孩子们需要度寒假，机票也不贵，所以就来了。我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老朋友，我们的书还有两个月就出版了，斯佩兹希望做些前期宣传，在一家很大的书店组织一场书友会。
来到佛罗伦萨的第二天，我就找到了斯佩兹。他告诉我，就在佛罗伦萨恶魔杀人前后，有一帮撒丁岛人频繁往返于佛罗伦萨市郊的破旧谷仓。提供这条消息的人说，他有一个朋友几个月前去过你那所房子，还亲眼看见了宪兵队确定的疑犯（我一直称之为“撒丁岛人”）。除此之外，他还看到了六个上了锁的铁箱和两把枪：一把冲锋枪，一把.22贝雷塔。
“箱子里装的什么？”那个朋友曾问过。
“这是我的东西，”撒丁岛人紧张的说道，还拍了拍胸脯。
六个锁着的铁箱，六名女性遇害者。一把.22贝雷塔。这难道只是巧合吗？
我问斯佩兹，接下来怎么办。他说，他也很苦恼。处于记者的天职，他嗅到了这是条独家新闻——一生难得一遇的新闻。虽然，他曾驱车前往山谷不下十次，但是最后还是决定把这事交给警察处理。
我从没见过斯佩兹如此兴奋。“肯定是这么回事，”他对我说，“这些年的付出马上有收获了。而你就是见证人。”这是一个盛产葡萄酒和橄榄油的山谷，每当周末来临，这的房子还会对外出租，承接聚会。
我问他，我能去看看吗。他说，当然可以。虽然咱俩不能去谷仓，至少能看到对外开放的那部分。
事不宜迟，我们决定第二天就动身。此次前往，我们找到了斯佩兹的好友做保镖，他在佛罗伦萨开了一家保安公司，单干之前曾经是个警察。开车去那个朋友家的路上，我发现斯佩兹的车况不佳，他说，几天前，有个小偷打破了他的车窗，偷走了收音机。
我们到达山谷时，正在下雨。一个妇女斜靠在窗户上，对我们说售后员都吃饭去了，暂停开放。无奈，我们漫不经心的回到车上。在山谷里待了不到10分钟，就离开了。这次出行真失败，我是这么觉得的；整件事好像哪不太对。
两天后，斯佩兹来电。“我们成功了，”他说，“彻底成功了。”他没细说，但是我明白啥意思：他已经把线索透露给警察了。我还没来的急细问，他插了句：“信号不好。”两年来，他一直在抱怨警察窃听了自己的电话。
2月22日清晨，我细品这咖啡，电话突然响了。一个说着意大利语的人告诉我，他是警探，需要立即见我。这可不是玩笑。当然，他也没告诉我为什么要见我，只说这是强制命令。
我挑了个安全的见面地点，德拉米开朗基罗广场。两名身着便装的警探把我带到维琪奥宫，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发源地，周围到处都是瓦萨利的壁画。随后，警探出具了一份米尼尼法官签发的传票，还礼貌的解释道，知情不报就是严重的犯罪。如果我那样做，也会把他推上难堪的位子。
“是关于佛罗伦萨恶魔案吗？”我问到。
“答对了。”警探回。
次日，我被带进了一间宜人的办公室，就在佩鲁贾的旧城城墙外。屋里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昨天那个橘色头发的警察，他今天当速记员，另一位是朱利安·米尼尼，正襟危坐在桌子后面。我着正装步入，腋下夹着一版国际先驱者报，意大利的法官非常在意别人的衣着。
米尼尼这个人个子小小，大概40出头，收拾得十分体面，面容清秀，头发细软。他说起话来，宁静祥和，温文尔雅，很有涵养，这种人在意大利最值得尊敬。他对我说，我有权聘请翻译和律师，但是那得花太多时间，我可能会因此而超期扣留。他觉得，我说得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自己略懂法律，用不着请。而且，他只不过想问几个常规问题。
他提的问题都不尖锐，语气也很委婉。速录员负责用电脑记下我俩的对话。有时，米尼尼会用更地道的意大利语重述我的回答，认真询问我，我要表达的是不是那个意思。他问了我对斯佩兹律师亚历山德罗·塔瓦西和斯佩兹受审案的看法。后来，又列举了许多名字，求证斯佩兹是否提到过这些人。那些名字我基本都没听过。我们的问答就这样大概持续了一小时，我也放下了当初的紧张，还觉得待会就能出去和老婆孩子一块吃晚餐。可是这一切都是幻想，接下来他就撕下了伪善的面具。
很快，他的问题直接跳到了那个山谷。我们为什么去？在那干了什么？在山谷里都去了哪？提到手枪没？铁箱子？是不是我一直在资助斯佩兹？在山谷见到了什么人？谁？他说了啥？
我如实回答了他的问讯，故意表现出过分解释的马脚，但是米妮妮好像并不满意。他又用其他方式重复了那些问题。此刻，我突然意识到，之前的友好问讯只不过是让我放松警惕。现在，博弈才刚刚开始。
由于从我嘴里问不出什么，米尼尼的脸憋得通红。他不断吩咐速录员读出我之前的回答。“你之前那样说，现在有这样说，多特·普雷斯顿？到底哪句话是真的？”
我开始语无伦次（之前我就说过，我意大利语说的并不好，尤其是法律和犯罪学词汇。）我变得越来越焦虑，听着自己结结巴巴犹犹豫豫的声音，我也觉得自己在说谎。
“听听这个，”米尼尼说。他点头示意速录员，然后速录员按下了电脑上的按钮。一阵铃声响起，接着就是我的声音：
“你好。”
“你好，我是斯佩兹。”
录音是我和斯佩兹通话，我仔细听着自己说的话，现在听来，可比我用手机听清楚多了。米尼尼把这个录音放了好多遍，最后停在这句话上，“彻底成功了，”然后他盯着我问到：“你们干成了啥？多特·普雷斯顿”
我当然事实说，告诉他斯佩兹说他决定把可靠线索报告给警察局。
“你没说实话，多特·普雷斯顿。”之后他一遍一遍重复放录音，一遍一遍问我，“你俩说的干成了，到底指的什么？你做了啥？”他揪住斯佩兹那句“信号不好”穷追猛打。他说这句是什么意思？
我解释说，斯佩兹觉得电话被窃听了。
怎么知道的，米尼尼接着问，如果我俩没敢不法勾当，为什么害怕被窃听？
“因为，人人都不想自己隐私被侵犯，”我牵强着回答到。
“你故意回避问题，多特·普雷斯顿。”
然后，他又开始不厌其烦的重复录音，在几处停顿，让我解释那是什么意思，好像怀疑我俩在说暗语，就像黑手党经常用的那种。我极力解释，录音里的话没有什么秘密，可是米尼尼并不买帐。他的脸愤怒到了极点。我知道：他认为我在说谎，而我的表现确实不怎么可信。我结巴着反问了一句：你觉得我俩人是去那个山谷作案了？
米尼尼向上捋了捋头发，趾高气昂的说，“的确如此。”
“哪有可能？”
“你和斯佩兹两人之中有一人计划，或者正在计划在山谷造假证，以陷害一名无辜的人为佛罗伦萨恶魔，误导调查，替斯佩兹开脱嫌疑。这就是你二人在山谷里做的事了。那句——彻底成功了——就是这个意思。”
我整个人蒙在那了，结巴的嘣出一句话，这只是猜测。但是，米尼尼很快打断我，“不是臆测，是事实！”他坚称，我熟知斯佩兹曾因纳杜奇一案接受调查，而且我知道的远比我供述的要多。“你绝对脱不了干系，多特·普雷斯顿，”米尼尼说，“从你那虚弱的表述里，我就听出来了。我洞察到了你的话中话，你对那一摊子事了如指掌。”说完这段话，米妮妮长舒了一口气。
然后，他又一次播放了电话录音，大概是第十次吧。“也许，你上了斯佩兹的当，但是我觉得没有。你自己清楚！现在，给你最后一次——唯一一次——机会告诉我事情的真相，否则我就以伪证罪起诉你。我自己无所谓，哪怕明天满世界闹的沸沸扬扬都无所谓。”
我实在受不了了，需要即刻缓解一下。于是，我请求休息片刻，几分钟后又回到了办公室，但是仍旧没有“揭露更多黑幕”。“我说的都是事实，”我故意放低声音说，“还想让我说什么？”
米尼尼拿来着法典，小心的放在桌子上，翻到某页，用至悼辞的口吻开始读了起来。我听到“疑犯”（法律上称呼疑犯的一词）一词，所犯罪名是缄默和提供虚假证词。他说，如果调查成立，我会被驱逐出意大利，但是前提是斯佩兹被判有罪。
秘书打印了谈话副本，整整两个半小时的谈话现在都印在这两张纸上，现在需要我，依律确认签字。
“我可以保存这个吗？”我问到。
“不行，已经加封了。”
抬起僵硬的双腿，加上那份国际先驱者报，我转身离开。
“如果你幡然悔悟，多特·普雷斯顿，欢迎来找我。”
我拖着弹簧似的腿下了楼，消失在阴冷的寒风中。
接受问讯后的第二天，我离开了意大利，返回了美国缅因的家。站在家里，看着灰色的亚特兰大，听着巨浪拍打着海岸，海鸥在空中呜咽，泪水慢慢充满了双眸。
但是事情还没结束——远没结束。
我离开后，斯佩兹开着自己被损坏的车去了修车厂。修车师傅在那辆车里发现了价格不菲的电子产品：高精度GPS，麦克风，发射器，这些东西都被精密地接在车载收音机线上。斯佩兹随后写信抗议，大概两周之后，精英小组归还了他破旧的收音机。
对斯佩兹，警方肆意破坏私人车辆是他的救命稻草。他委托律师民事起诉首席检察官米歇尔·吉特里。3月23日，法院正式受理此案。斯佩兹亲自撰写起诉书，一字一句中都充满了愤怒：
一年来，我饱受欠缺思考警察的折磨，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蔑视人权。就这种状况——我不是唯一的受害人——生活在这个病态社会里的所有人，都需要仔细反省，它落后之极，在亚非地区都难觅踪迹。
面对吉特里的咄咄逼人，斯佩兹使出自己的杀手锏——文锋。2月，吉特里关于恶魔案的第二本书上市了，书名叫《恶魔：剥丝抽茧的调查》，在书里他公然诋毁斯佩兹和其他人。那些侮辱性的语言，斯佩兹一句一句摘抄了下来，后来成为呈堂供证。吉特里的推论，逻辑和写作水平都被贬的体无完肤。
4月7日星期五还有11天，我们的书就要出版了。这天，一群警察冲进了斯佩兹的住所，推推搡搡地带走了他。他被带到到精英小组首脑办公室，然后又被转移进了佩鲁贾的监狱。有意大利报纸报道了他被指控的罪名为：“诽谤”，“扰乱公共服务”以及“试图扰乱恶魔案的调查。”除他之外，还有一些人也受到了牵连，我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报纸上说，斯佩兹最后按的罪名是合谋杀人。
斯佩兹被捕的那天，米尼尼企图启动国家特别审判程序，这个程序一般只有当国家受到恐怖组织威胁时才会开启。入狱五天后，斯佩兹才见到了自己的律师，那还是安排在单人牢房里，周围警卫森严。据媒体报道，斯佩兹在狱中遭受了非人的对待，甚至超过了黑手党头头贝尔纳多·普罗文扎诺当年在西西里岛的待遇。
斯佩兹在意大利最残暴的监狱，一待就是三周。4月29日，三名佩鲁贾当地法官出人意料的宣布，对斯佩兹的羁押非法，单日释放。这可相当于扇米尼尼和吉特里脸啊。一周后，佛罗伦萨人民为争取出版自由组织了大游行，斯佩兹是特约嘉宾。同日，我们的书登上了意大利畅销书榜首。
斯佩兹从狱中返回家乡那天，一群记者前来迎接，“不，我再也不碰佛罗伦萨恶魔案了，”他对人群说，“我会静心创作，除此之外的其他书。”25年了，自从那个夏天的周六，两个恋人的尸体被人发现已经25年了，马里奥·斯佩兹终于可以宣布他彻底走出了佛罗伦萨恶魔的阴霾。
后来，斯佩兹的案子陆陆续续持续了好几年，他又被来来回回召见了多次，也有新的罪名，但是，风水已经转到他这边了。米尼尼受到了同僚们的严厉批评，五月初，吉特里也成了调查对象，原因是篡改证据。调查依然在进行，又有新人因为法院贪婪的胃口被牵扯进来。
人们一直追问，后来佛罗伦萨恶魔到底找到没。我曾经一度相信，我和斯佩兹无限接近过事实；但是，现在我也不敢肯定了。任何侦探小说，想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几大基本元素：犯罪动机、证据、破案线索、发现凶手的过程和最终结论。所有小说，哪怕是《罪与罚》，都有一个结尾。
但是，生活不会这么跌宕起伏。恶魔案没有杀人动机，没有系列线索，甚至没有像样的结尾。案子拖得太久了，警察们很难再理出什么头绪，我想它终将成为无头案。我和斯佩斯曾笑话那群警察可笑的推论，其实，我们的推论也好不到哪去。这些东西——真实的血迹，毛发，织物，指纹，DNA，可靠的目击证人——并不是破解一个罪案的必要。缺乏警察细致的侦破工作——恶魔案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任何推测都是痴人说梦。既然这不是一篇小说，最后也没人认罪——佛罗伦萨终将埋藏在历史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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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8:24:50
翻得很累，累得连校稿都没仔细做，以后会补上的。
发表于： 22:51:07
支持译者的风险精神~
发表于： 23:17:28
翻译得好流畅啊。篇幅这么长，很厉害！
发表于： 00:01:33
Somewhere：翻译得好流畅啊。篇幅这么长，很厉害！
你的影评也搞得风风火火，很多电影都是看到你的影评后，我才去搜的。。
发表于： 00:02:59
J.L：支持译者的风险精神~
谢谢支持，我争取早日奉献出质量更高的译作。
发表于： 10:38:23
很不错的一篇文章。看完后搜了一下，好像电影还没有出来。
发表于： 18:54:37
河边走：很不错的一篇文章。看完后搜了一下，好像电影还没有出来。
谢谢夸奖，我会继续努力。
发表于： 19:54:49
好长。翻得很累吧。译者辛苦了。
放在Kindle上慢慢看。
发表于： 20:49:41
m_actress：好长。翻得很累吧。译者辛苦了。
放在Kindle上慢慢看。
如果有更好的文章，先看别的吧！严格意义上说，这个小说不是十分精彩，尤其是结尾，我非常不喜欢。可惜等我翻到结尾处，已经没有后悔的机会了。。。。
发表于： 12:07:08
：got ya, i did little textual research while translating,so...and the gap culture will always mine translators.
发表于： 12: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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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09:21:16
：看到了，当时读得太匆忙，没注意，不想留下唾液，而暴露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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