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读砚识小录——浅谈古砚研究中的若干误区和盲点
读砚识小录
——浅谈古砚研究中的若干误区和盲点
余无多好，惟磨砚与读砚耳。十多年来，游弋于珍品与赝物之间，浏览于古论与今说之中，推敲琢磨，孜孜以求，似有所悟。试就
“砚”与“研”
许慎（约58—147年）
图2、东海尹湾汉墓六号墓出土的“板研”及《君兄缯方缇中物疏》木简
图3、云龙纹三足圆石研(河南南乐县东汉宋耿洛墓出土)
1978年河南南乐县东汉宋耿洛墓出土的一方云龙纹三足圆石研（图3)，铭文多达41字，其中就有“研值二千”字样。另外，《汉书·班超传》：“安敢久事笔研间乎。”宋·孙奕《示儿编》按：“古无砚字……凡研墨处不必砚，但可研处即为之尔。”(见《示儿编》卷二十三)
由此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西汉的还是东汉的，无论是平板还是三足的，早期都被称为“研”。我以为，“研”向“砚”名称的过度可能晚于实物的过度。其过程大概先是“研”由动词活用如名词“研磨器”，又由于研磨器多为光滑的石头，所以“砚”逐步代换了“研”，“研”逐步演变成了“砚”。综上所述，作为砚台的“砚”字，最初的完整意思应该是“用于研磨的光滑的石头”。古汉语动词活用如名词的例子很多，如：壶嘴被称为“流”。流的本意是“水行也”，属动词，而壶的“流”则是名词，意思是“水流出的地方”或“用于流水的部件”。
现代意义的砚是指：以石、陶为主、包括金属、竹木等材料加工制造的，用于磨墨或舔笔的文房用具。广义的砚包括天然材料略加刻凿的天然砚（又称“天砚”）和由于种种原因未制作完成的半成品砚材（俗称“砚砖”或“砚板”、“板砚”）以及加工成各种形制的砚台。下文所谓的“砚”，均指现代意义的砚。
“砚”这一名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现在已难以准确考证，但至少在东汉时已有“砚”字了。“砚”字乃名词，其本义就是指光滑的石头，许慎《说文》云：“砚，石，滑也。”段注：“谓石性滑利也”。这说明许慎所生活的东汉早期，“砚”指的不是砚台（或研磨器），而是石头。而到了东汉晚期的刘熙，却在《释名·釋書契第十九》中说：硯，研也；研墨使和濡也。这时的“砚”则明显是指砚台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自新石器时代至汉早期使用的都是天然石墨或墨丸，人们选取光滑平整的自然石块作“砚”进行研磨，如广州市博物馆所藏的广州东山马棚岗出土的汉代石研（见王代文、蔡鸿茹著《中华古砚》，江苏古籍1998年6月第1版）等。后来，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开始追求器物之美。先是对研石进行加工，如广州市南越王博物馆所藏的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石研（同上）等。再后来研板和研石都进行加工。到西汉中、晚期，基本上都使用经过加工的长方形或圆形的石板研，这种石板研大多配有彩绘的木盒。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又出现了下有足、上有盖的石研。东汉中期，随着“螺子墨”的出现，人们以指头捏握墨块进行研磨，研石、盖因失去使用价值而被废弃，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砚。
关于“螺子墨”形状和出现的时间，由于古籍记载语焉不详，又没有实物出土，我们一直知之甚少，但一般学者均认为是魏晋时期。以前，笔者也持这一观点。近日查阅北京历史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5年编印的《望都汉墓壁画》，见其中“主记史”、“主簿”面前均置有三足砚，无盖。砚上置有锥状墨（图4），我以为这就是所谓的“螺子墨”。
图4、望都汉墓壁画（主记史）中的研磨器和墨
望都汉墓又称望都所药村壁画墓，位于保定市望都县城内，系东汉浮阳侯孙程之墓。孙程字稚乡，东汉宦官，涿郡新城人（今保定徐水县西南）。汉安帝时为中黄门，给事长乐宫。汉安帝死后，谋立济阴王，济阴王即位后，因孙程有功，封其浮阳侯，食邑万户。孙程卒于公元132年，葬于保定望都县。该墓最有价值的是前室四周壁上及通中室券门内两侧的壁画，以及通西耳室通道内南侧的朱书铭赞。壁画中的人物使我们对汉代的部分官制、衣冠服饰等有了形象真实的了解。上述“螺子墨”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所能够见到的东汉中期墨的形制的唯一资料。正是通过这一资料，我们才确定了“螺子墨”诞生的最晚时间。这也与史籍所载易（水）、（保）定古出墨工得以印证。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对砚与研磨器进行划分：砚与研磨器的划分是以是否使用研石为根据的，而是否使用研石则是由墨的形制决定的。有研石为研磨器，无研石为砚台；“螺子墨”产生之前使用的是研磨器，“螺子墨”产生之后使用的是砚台。但是，有两点应该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西汉晚期、东汉早期石研的形制与后来的砚非常接近，由于科技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尽管有的地方已经称“砚”，而有的地方仍称“研”。这不仅仅是称谓上的差异，事实上也是研磨器向砚台过度的重要证据。二是汉以前，研磨器对石质几乎没有什么要求，即便也使用了歙石，也只是歙石中的“麻石”，并非歙之砚石，而魏晋则出现了优质歙石（图5）。研磨器向砚的过度，也正是砚石从非优质向优质的过度。
图5、六朝四足辟雍歙砚（苦石楼藏）
实用器与明器
中国人历来“事死如事生”，只要是政治安定、经济发达的年代，都讲究厚葬。早期的陪葬大多为死者生前使用的心爱之物或代表身份、地位之物，甚至包括人——战俘和奴仆。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专门制作一些器物（或是模型）作替代品，这种专门用于陪葬的器物就被称作明器或冥器。战国秦汉的陶俑、陶楼，唐代的三彩器等都是著名的明器。
砚台随葬这一习俗的起源很早，延续的时间也很长。我们现在所见的秦汉以前的研磨器、魏晋直至元明的砚台，绝大多数都是入葬后出土的，传世的砚台极少。
随葬砚台大多为实用品，独五代、两宋例外。五代、两宋不仅制作了大量的明器砚，而且歙石尤多（估计当时歙地有此产业）。
五代、两宋明器砚的特点：一是体形较小，一般长度多在10cm左右；二是石质粗糙，一般不用优质砚石；三是工艺简单、纹饰草草，有的刀痕显露（五代、两宋实用砚也有刀痕显露的，但至少砚面光洁，有磨蚀痕迹），一般不作抛光。
《歙砚说》云：“麻石三尺，中隐砚材数寸而已，犹玉之在璞也。”这种麻石，完全具备歙石的特征，在汉代研磨器中确有大量使用，存世者并不鲜见，如1956年出土于安徽省太和县李阁乡汉墓中的三足研（图6）等。
图6、五代至宋早期歙石抄手砚（杭州宋歙砚楼藏）
但是，随着科技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大量优质歙砚石被开采，麻石被抛弃。宋代文风极盛，明器砚需求量大，加之优质歙砚石开采难度大、成本高，于是，抛弃的麻石被专门用来制作明器砚台。这种砚台无论石质还是工艺，与实用歙砚有着巨大的差别。
正因为明器砚在用材、工艺和文化内涵等方面与实用器有着明显的区别，所以，我们在研究古砚台时一定要加以严格甄别。而一些研究者恰恰忽视了这一点，造成了对古砚特别是五代、两宋歙砚的误读。如《歙砚温故》（章放童著）一书，收录五代、两宋歙砚80余方，其中从图片就可以明显看出是明器砚的就超过半数以上（图7）。
图7、汉三足石研（安徽省太和县李阁乡汉墓）
这些明器砚绝大多数虽是歙州之石，而非优质砚材。这样研究古歙砚，是很容易误读的。
五代、两宋实用砚入葬，大多敲去一角（也有划上一刀的），以别阴阳。而明器砚则无需敲击。我们见过很多出土的五代、两宋的实用砚，大多石质优良，工艺精湛，包浆深厚，磨蚀痕迹明显。我们研究古歙砚，应该着眼这些实用砚，因为只有它们才能代表五代、两宋的实际水平。
凹坑与磨痕
我们在很多古砚上都能见到鸭蛋形的深坑，又在古籍中读到“盖古砚皆心凹（宋·米芾《砚史》）”、“古砚微凹聚墨多（宋·陆游《书室明暖，终日婆娑其间，倦则扶杖至小园，戏作长句二首》）”等，因此，很多人皆以为古砚都是凹心的。其实不然。
除新石器时代的研磨器外，秦汉研皆不凹心。
秦汉早期以自然石块做“砚”，不着一刀。西汉中晚期研磨器皆平板。东汉三足研多刻有水（墨）池，然而砚堂也是平的。因为只有平面才能使用研石与砚堂紧密结合而便于研磨墨丸。所以，包括著名的故宫博物院藏“汉十二峰陶砚”在内的所有凹心“汉砚”都是值得怀疑的。
魏晋砚的凹心，是使用“螺子墨”之故。从望都汉墓壁画中的“主记史”、“主簿”图可以看出，“螺子墨”是一种状如田螺的锥状墨块，这种墨是用手捏握着研磨的。磨墨的位置是在凹心的中上部，握墨研磨时才不致污手，而凹心的中下部是储墨的。有一定的深度才能储存一定量的墨汁，故放翁云“古砚微凹聚墨多”。
南北朝时有辟雍式，砚心（堂）凸起，磨墨、储墨位置与魏晋凹心砚正好相反，但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南北朝也可能有凹心砚的存在，这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砚心（堂）凸起的砚在宋代也出现过，似不太受欢迎。米芾云：“始自侍读学士唐彦猷作红丝辟雍砚，心高凸。至作马蹄样，亦心凸。至磨墨溜向身出，观墨色则凸高，增泛之势，援笔则非便也。（《砚史》）”大概是铤形墨的出现，握墨研磨不易污手，砚心（堂）凸起已没有实际意义了，只是好事者追求古意罢了。
唐箕形砚、龟形砚和五代以后的抄手砚都是“类淌池式”，砚池呈前低后高之势，在砚池上部或中部磨墨，墨汁自然流向砚首深峻处。唐宋直至现代的其他砚式（除砚砖外）墨（水）池大多是由淌池式变化而来的。
由此我们知道，古砚的凹坑，多半是长期磨墨所形成的痕迹。磨痕一般不甚规则，圆形砚磨痕稍圆，而长形砚的磨痕多呈鸭蛋形。歙石上的磨痕多有层次，若有眉纹等石品，则稍显凸出，是耐磨性差异之故。
古砚赝品有于砚池中故意凿制圆坑冒充凹心砚或磨痕者，坑形多规整，坑边多光洁，雕琢痕显露（图8）。
图8、宋老龙尾抄手歙砚（苦石楼藏）与“清代道光紫檀香叶草堂砚”（网上下载）凹坑的比较
区别凹坑与磨痕，对鉴别古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凹坑就错误地认为是使用的痕迹、老旧的特征，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收藏者一定要注意辨别。
古砚中也有好事者作画蛇添足之举，如广东省博物馆所藏明代闲足道人铭长方端砚（图9），砚面斜刻鸭蛋形深池，既不美观又不实用。当然，这是个特例，并不多见。
图9、明闲足道人长方端砚（广东省博物馆藏）
形制的主流与特例
任何一件事物的发展演变都是具有一定规律的，古砚的形制也不例外。一般来说，古砚形制演变的过程是：研磨器→石板研→三（多）足研（砚）→龟形砚→箕形砚→抄手砚→随形砚（详见拙作《古砚形制流变臆说》，载香港《书谱》杂志第95期）。这是指古砚形制演变的主流而言的，并不是说除了主流形制就没有其他式样。比如长方砚从西汉研磨器开始直至今天，仍然是常见的式样。还有，1953年歙县小北门宋代窖藏一次性出土歙砚17方，式样各异，有长方形、圆形、椭圆形，还有镶板砚（见安徽省博物馆编《文房珍品》）。古谱中记载的宋砚式样就有数十种之多。这说明了任何事物都具有多样性。我们在研究一般规律的时候，就是要从纷繁的表面现象中提取具有共性的规律。而这种共性并不能完全涵盖事物的特殊性，这是哲学的基本常识。
每个时代，砚台的式样尽管很多，但多少有些联系。比如，汉代的研磨器，不论有足无足，不论有池无池、一池或两池，砚堂总是平的；魏晋的砚台无论方圆，砚心总是微凹的；宋代的平底砚，虽然没有抄手，但大多砚面还保持抄手砚砚面的式样。这就是它们的时代风格。
特例是指极少数与时代风格差异较大的式样，但它们不会超越所处时代的审美取向。如：扬州市博物馆藏汉代博山式木砚（见王、蔡《中华古砚》）、苦石楼藏南北朝陶墨海（图10）以及西安谢兴民先生藏唐代鱼形陶砚（图11）等。
图10、南北朝陶墨海（苦石楼藏）
图11、唐鱼形陶砚（西安谢兴民藏）
汉代博山式木砚系1985年江苏邗江县姚庄西汉墓出土，年代明确。其纹饰风格虽与当时研磨器相差千里，但与汉代博山炉纹饰却异曲同工。南北朝陶墨海乍看起来，与清末民国乃至现代的墨海相似，而且清代以前几无同例。但我们只要认真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南北朝砚式多样，且实用性设计亦最多，有的甚至具有文具盒的功能。如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南北朝蕉叶纹四足石砚（见王、蔡《中华古砚》），就有墨池和笔槽、墨槽等。与南北朝蕉叶纹四足石砚相似，南北朝陶墨海设置舔笔口自在情理之中。且此砚四侧的长方形凹槽，实际上就是四足的省略。这些都符合南北朝砚式的特征。鱼形陶砚虽然鱼身占很大比例，看似怪诞，但若去掉鱼身，就是典型的唐代箕形陶砚。
图12、“唐青黑龙尾石高台箕形砚”（杭州宋歙砚楼藏）
但是，有些个案就要认真分析了。比如，杭州宋歙砚楼藏“唐青黑龙尾石高台箕形砚（图12）”。章先生称其为“罕见的高台箕形砚（见《歙砚温故》）”，我认为似有不妥。从照片上看，包浆和雕刻刀口都较新(砚尾部左角有明显的电动工具切痕)，疑今人所为。即便非今人所为，也是当时制作箕形砚的半成品。大家都知道，唐宋砚以实用为主旨，无论式样如何，终归要能用。而这方砚无论储墨、舔笔和取用均不便。再者，唐砚造型优美，无论是龟形砚还是箕形砚，多是造型准确，形象生动，线条健美。而这方砚造型笨拙，线条软弱、零乱，毫无唐代气象。
图13、“汉陶龟形砚”（《古砚品录》）
《古砚品录》载有一方汉代陶龟形砚（图13），为龟衔元宝。这种元宝是清代出现的式样，让汉“龟”给衔着，实在是不伦不类。
还曾见过两本现代砚书上载有形制几乎一样的所谓“牛形铁砚”，一方断为元代，一方断为唐代。虽然作者（或是藏者）分析得头头是道，其实它就是烹调中制作铁板烧的铁板，现在市场上、网络上都有出售（图14）。把它当作砚台，且任意断代，正所谓“臆断”矣！
图14、“唐代牛形铁砚”（《鉴识古砚》）、“元代铁砚”（《刘鸿伏说古砚》）与“铁板烧”的比较
我们总是希望自己的藏品独特甚至唯一，但事实上没有完全违背规律的独特与唯一。相反，作伪者总是利用我们这种心理，人为地制造出独特与唯一。一个真正的研究者，需要的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渊博的学识修养去分析考辨，正本清源，去伪存真。
真款与伪铭
名人铭（款）向来倍受藏家重视，砚若有铭，特别是名人铭，身价百倍。但名人铭（款）也是最复杂的，很多是不可信的。尤其是传世的唐宋名人（注意：特指名人）铭，几乎无真可言。
铭刻在砚台上的文字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款。款又分为三种，即作者款、藏者款和观者款。款比较简单，一般只署姓名或斋室雅号（图15），
图15、宋张玄造长方形抄手石砚（百几砚斋藏）
至多再加上年月日（还有一种随意划上去的文字或符号，情况比较复杂，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另一种是铭。铭，又称铭文，是内容明白、意思完整的一句话或一篇短文。其内容或吉语，或记事，或观感，或考证，或抒怀，或励志。一方砚台可能有一人多铭或多人多铭。
在砚（或研磨器）上铭刻文字到底起始于何时，历代各有说法。宋·苏易简《文房四谱》云“昔黄帝得玉一纽，治为墨海焉，其上篆文曰：帝鸿氏之研。”黄帝时代是否“治”过研，尚且难说，况乎铭？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是汉代的砚（研）铭。苦石楼藏汉石板研（图16），研石上铭有“君宜官”三字，书体在篆隶之间，刻写流畅，气息高古，系新莽前后之物（网上见过同期同文之研，似无此精美）。应该说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砚铭之一。
图16、汉“君宜官”铭石板研（苦石楼藏）
最早的有纪年的“砚”铭是1978年河南安阳地区南乐县东汉宋耿洛墓出土的一方云龙纹三足圆石研，铭文多达41字："延熹三年七月壬辰朔七日丁酉，君高迁刺史，三公九卿，三千石，君寿如石，寿考为期，永典启之，研值二千。"
唐宋砚有款的很多，有的还很有趣。内容大多是记录买砚用钱多少文、谁使用之类的，书体随意，刻划自然，颇具生活情趣。如湖南省博物馆藏“长兴三年”款石砚（图17），
图17、“长兴三年”款后唐石砚（湖南省博物馆藏）
铭曰：“长兴三年三月内（？）将钱壹仟五伯（佰）文买之；张师进记”。这类文字介于款与铭之间，大多刻写随意，不讲究书法，甚至文理不通、错别字多。
唐宋砚的铭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
砚铭作为一种文体，三国时就已出现，如王粲《砚铭》、繁钦《砚赞》等。从史料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唐宋文人铭砚的记载，宋人尤多。但我们稍加研究就不难发现，唐宋文人大多只是由于喜爱砚而喜爱做“砚铭”这种文体，而不完全是真正铭刻于砚体的。如收入《苏轼文集》的砚铭《书许敬宗砚》共236字，这大概无论如何也不会是刻在玲珑精巧的宋砚上的。而著名的米芾《砚山铭》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最重要的宋代名人砚铭墨迹。该铭长138cm，宽36cm。以如此大的尺寸铭刻于砚山，则很难想象此“山”到底有多大。也就是说，唐宋砚铭大多是另纸书写的。这种另纸书写砚铭的习惯一直延续到清代。山东淄博史杰民先生所藏“虫蛀紫霞”麻子坑端砚的砚盒盖内就留有清代咸丰十年（1860年）“欲讷堂主人镜寰”《虫蛀紫霞砚铭》原迹（图18）。
图18、清咸丰十年“欲讷堂主人镜寰”《虫蛀紫霞砚铭》原迹
图19、“苏轼从星砚”（《西清砚谱》卷八）
图20、宋九眼抄手端砚（萧高洪《新见唐宋砚图说》）
传世唐宋人铭砚多不可信。试举几则比较著名的例子：
一、《西清砚谱》卷八所载“苏轼从星砚（图19）”。该砚出自名谱，世人多不怀疑。然而，稍加分析就可以确定此砚必是伪铭无疑：其一、从该砚的形制看，宋人主张“器以用为功”，虽有人认为端砚有眼石必细嫩发墨而重眼，但绝不会留如此多的“柱眼”，因为“柱眼”碍“用”。故宋人多将“眼”刻成低矮的火焰珠（图20）。其二，从书体看，落款为“轼”，书体却与苏字毫不相关，是典型的“乾隆体”。另外，“轼”字移“弋”上点于腰的写法，苏氏手迹、碑刻中似未见过，当是伪者画蛇添足。
图21、未央宫东阁瓦砚(《西清砚谱》卷一)
其实，《西清砚谱》中很多铭文都是不可信的，如卷一“未央宫东阁瓦砚（图21）”，虞集、宋濂二款，分别在砚面的左上角和右下角，而乾隆及乾隆大臣的铭居然在中央重要位置，纯属特意安排。试想：元、明人岂能听任清人安排？尝与古砚收藏家叶顺先生谈论《西清砚谱》诸多谬误时，叶先生问：《西清砚谱》系皇家编纂，为何出现如此多的断代错误？我以为：一是当时通过科学发掘出土的“标准器”少，时人对前代的砚台形制了解不够。二是当时人重名人、重款识，受伪款所欺，甚至自己“造”款。三是皇上定了案，为臣的不敢更改。《富春山居图》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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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藏》2000年第2期所载“香山居士”唐砚（图22）。据称，此砚经蔡鸿茹、欧阳长桥两位先生鉴定过，事实与否我表示怀疑。其一、此砚是典型的近代学生用墨海，与唐毫无关系。其二、“香山居士”就一定是白居易？清代谢天锡不也是号“香山居士”吗？其三、白居易即使路过“兰溪天保山”、即使一时兴起去“琢”砚，也不可能“琢”出如此规整的大砚。其四、“铭文是白居易的真迹，唐以后没有人写这种字体”这句话（不论是谁说的）逻辑上就存在大问题。“如颜真卿，每使家童刻字，故会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米芾《海岳名言》）书法名家颜真卿
“每使家童刻字”尚“致大失真”，难道从这几个刻字就能看出“是白居易的真迹”？“
唐以后没有人写这种字体”则更荒唐。难道历代刻印的法帖都是把古人从棺材里拖出来“写”的？笔者曾在古玩市场见到一方“清代沈氏师米斋藏砚（图23）”，铭曰：“风流晋羊杜，家世汉韦平”，及“沈氏师米斋藏”印。看书法颇有几分陈鸿寿的味道，经查，确系摹自陈鸿寿对联。
图22、“香山居士”砚（《收藏》）
图23、“清沈氏师米斋藏砚”（市场所见）
图24、“香山居士”古砚现身镇江（网上下载）
近日，又一方署名“香山居士”的“古砚”现身镇江（图24）。有报道称：“令人称奇的是，它不像一般的砚台在正面装饰或题字（？），该砚台题字在背面，12个字中有‘香山居士’4个字。该砚是否是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使用过的真品，尚待权威专家认证。在收藏者陈先生家里，记者见到了这块圆形鼎足、墨玉制作、黑黝黝的古砚。陈先生认为，号‘香山居士’的诗人白居易到过与镇江一江之隔的瓜州，遗留下一两件用过的物品，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他认定此砚为真品。”此砚是典型的“类歙石（图25）”（即：市场常见的一种似铁非铁、似石非石，黑不溜秋，脏不啦叽的冒牌歙砚），铭是典型的“机器工”（即：文字系电动工具刻磨而成）。由此看来这“香山居士”还真有“砚（赝）缘”呢！
图25、“类歙石”抄手砚
图26、“宋元祐六年款东坡砚”拓片(《新见唐宋砚图说》)
三、《新见唐宋砚图说》所载“宋元祐六年款东坡砚（图26）”。此砚虽是出土物（不知是否通过科学发掘），也经过“朱家溍先生鉴定，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但仍然漏洞百出：其一、铭文内容有悖史实。宋·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明确记载：“（元祐）六年，召入为翰林承旨。……请外补，乃以龙图阁学士守颍。……七年，徙扬州。”《宋史·本传》也大致相同。
“元祐六年十月，颍州大旱”（苏轼《书颍州祷雨诗》），苏轼于十一月一日“祷雨张龙公得小雪”，并作诗及叙，详细记之。这说明，元祐六年十月苏轼并没有离开颍州。那么“元祐六年十月二十日”苏轼就不可能“自金陵归蜀”。《新见唐宋砚图说》作者萧高洪先生云：“看来苏东坡在元祐六年十月的行踪有待史家作进一步的考证”。我以为，这一并不难以识别的伪证，并不足以推翻历史定论。其二、铭文云“以五百缗置之”，一缗为一千文，五百缗则为五十万。而宋砚价格远远低于此。宋·沈括《梦溪笔谈》云：“孙之翰，人尝与一砚，直三十千……”米芾《书史》：“有右军凤池紫石砚，苏子瞻以四十千置往也。”明·陈继儒《珍珠船》：“会稽有老叟云：右军之后持一凤字砚……云是右军所用者，石阳休以钱三万得之村舍。”“右军砚”只值三、四万，此砚何以值“右军砚”十数倍？子瞻钱多烧得慌？其三、铭文书体乍看貌似苏字，但稍加注意就可发现字与字之间独立分离、行气不畅，应为集字。如第二行“人余”、第四行“润可”等多处显得逼仄失势，堆砌痕迹明显。第三行最后一个字更显迫塞，且系别字，应为“觅”而非“质”。想必堂堂苏东坡不至于就这么几个字还出现错别字吧。其四、“雪堂”二篆字似曾相识，似多次见到。《西清砚谱》卷一“铜雀瓦砚”左上“雪堂”二篆字，与此几无区别。要知道，宋人作篆多九叠，元人作圆朱文，此“雪堂”二字乃明清以后风格。
图27、宋东坡款椭圆形石砚（百几砚斋藏）
四、《古砚品录》载“宋东坡款椭圆形石砚（图27）”。该砚石质粗陋，工艺低劣，绝无宋砚之精巧，更非名人所应用。砚底刻款三行，书体怪谬，印章臆造，刀法稚嫩。作伪者根本不了解中国文字、篆刻发展的历史，所作伪款毫无时代气息。
图28、汉石板研（《古砚品录》）
《古砚品录》还载有一研磨器，名之曰“汉松下对弈板砚（图28）”。研板上部画一株古松，松下有二人对弈。著者王青路先生评：“可资鉴赏汉图画”。其实，这明显是一方真砚（研磨器）伪铭（画）。我们不用去探究其是否与汉画的风格相符，单就图中人物“紧袖（汉服峨冠博带）”、“高凳（汉人席地而坐）”就可以立即判定真伪。
图29、“元赵孟蠲ㄑ狻保ê贾菟戊ㄑ饴ゲ兀
五、《歙砚温故》载“元赵子昂铭大雨点石太史砚（图29）”。作者章放童先生深以此砚为自豪。其实，此伪款也是很容易识别的。稍知书法史的人都知道：中国文人篆刻正是从赵孟羁嫉摹Ｕ悦项篆圆朱文，由匠人刻之，柔美圆润，其印迹在传世的书画作品中尚可见到。而此砚铭中的印章结构松散、笔意生硬，毫无书卷气，必伪无疑。
图30、”明双龙纹红丝石圆砚“（《艺术市场》）
另外，《艺术市场》2005年第8期载“明代双龙纹红丝石圆砚（图30）”，铭文则是典型的“电脑体”。这种电脑体铭砚在古玩地摊上经常见到，内容五花八门，书体正草隶篆都有。面貌则是统一的：字体标准、规范，排列呆板如算子；刀口垂直，笔画底部平整光滑，与古代铭刻文字方法迥异。
顺便说一句：唐宋以后的名人款，也有很多不可信者，如《流落人间满面尘——御赐李光地砚的际遇》（见《刘鸿伏说古砚》）一文所言“清代早期水坑仔石砚”，背铭“康熙戊午春赐，臣李光地永为文房四宝”。不用看实物，听听这铭文的内容就是文理不通。若真是李光地所为，中国的文化史恐怕要改写了。
其实，伪铭的辨别并不是很难，诚如攻城，只要突破一点，其余立即土崩瓦解。可是，很多人恰恰是宁可信其真，对很多显而易见的疑点视而不见，围绕“真”字找依据，这样“疑人偷斧”，越疑越像（《新见唐宋砚图说》所载“宋元祐六年款东坡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那么多史料不去采用，还要以此伪证推翻信史，实在叫人无法理解）。反之，如果首先树立“存疑”的观念，采取逐个排除的方法，真伪立见。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收藏心态和研究方法还是有问题的。
歙砚与龙尾砚
在研磨器时代是没有“砚石”的概念的。研磨器一般都是就地取材，方便使用即可，甚至很少考虑到石质的优劣。正所谓“凡研墨处不必砚，但可研处即为之尔”。我们现在见到的研磨器遍布全国，基本不能辨别石种。石质有的光滑，有的粗糙，按现在的砚石标准大部分基本不可用。四大名砚是在各种砚石长期使用、甄别比较的前提下出现的优胜劣汰的结果。在没有确立科学的砚石标准之前，并不是某一石种一经发现即被定为名砚。换言之：古代遍地出砚石，端、歙等名石也是从普通石材中脱颖而出的。
即便都是从普通石材中脱颖而出的名砚，歙砚与端砚不同。端砚主要产自广东肇庆羚羊峡以东斧柯山和七星岩背后北岭山一带方圆几十公里的狭小地区，矿脉比较集中。而歙砚则产自古歙州所在的皖、赣、浙交界的山区。这里的地质成因相同、结构相似，尤其是黄山山脉的安徽歙县、休宁和江西婺源处于同一地质带。所以，自古以来这一地区都有砚台产出，而且质量互有优劣。这一地区所产砚台一直被统称为“歙砚”，而产于江西婺源龙尾山的龙尾砚就是歙砚的一种。
歙砚与龙尾砚的“分裂”始于近年，其根源是婺源行政区划的变更。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全国设立三十六郡，黄山地区设黟、歙两县，属会稽郡；汉高祖六年属荆国、十二年属吴国；景帝前元三年属江南国；武帝元狩二年改为丹阳郡；献帝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孙权部将贺齐平定黟、歙山越，分歙县之东乡为始新县（今淳安）、南乡为新定县（今遂安）、西乡黎阳（后并入休宁）、休阳并黟、歙共六县，从丹阳分离，置新都郡，隶扬州；晋武帝改新都郡为新安郡。隋文帝开皇九年置歙州；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从休宁分出婺源县，此时歙州辖歙、休宁、黟、北黟和婺源五县。天宝元年改歙州新安郡；徽宗宣和三年，复改新安郡为徽州。
1934年蒋介石因“剿共”布兵打仗需要，把本隶属安徽的婺源划归江西省第五行政区管辖，日复划归江西。日又划归江西，后一直延续至今。但婺源人的徽州情结很深，他们的建筑全部是徽派，语言、习俗和文化都保留了徽州的风格。从某种意义上讲，婺源是“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有“乡土情结”，现代的学者、地方行政领导也不例外。由于旅游业的发展，婺源乃至江西的一些学者和官员出于地方利益，不仅闹“龙”独，把龙尾砚从歙砚中分离出来，有的甚至试图以龙尾砚独占“歙砚”品牌的无形资产，声称歙砚就是龙尾砚，而产自徽州地区（今黄山市）的其他石砚称为“歙州砚”。
“歙州砚”之名古已有之。其实，“歙州砚”只是歙砚的别称，并无特别所指。说白了还是歙砚。古代地方名产作贡品上贡时都冠以州名，而不作贡品的特产则以地方俗称。贡品如“宣纸”产于泾县小岭，泾县属宣州，故称宣纸。自古至今没有听到过“泾纸”或“小岭纸”之类的说法。地方特产如黄桥烧饼，尽管名声很大，还是称“黄桥烧饼”，正史上没有称“泰饼”的。龙尾砚在南唐时成为贡品，自然被称为“歙砚”。但是，这并不是说歙砚单指龙尾砚。如《辨歙石说》就明确列出了“祁门县出细罗纹石”、“歙县出刷丝砚”。
藏砚家闫家宪先生认为：最优秀的歙石工料产于婺源之龙尾山，婺源原为安徽省所辖，解放后划归江西（？）。安徽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等地也产歙石，但质地与婺源龙尾山有一定的差别。现在称谓上，安徽沿用故称歙砚，江西即以产地龙尾山命名。市场上一般称老坑与新坑，同是歙石，差别很大。新坑石，厂商用油蜡浸润涂抹，以掩盖其质地干燥；产于龙尾山的老坑石，深沉油润，色泽俊美。著名藏砚家许登云先生还从色、质、音三个方面总结了其他歙石与龙尾石的差别，使“闫家宪观点”具体化。我认为，这其实是田忌与齐王赛马之法的翻版。应该说，其他歙石之精品绝不亚于龙尾，如宋·洪适《辨歙石说》就明确指出“歙县出刷丝砚甚好”。许登云先生也不得不承认：如休宁产的“龙头石”，歙县产的“银丝石”、“溪头坑石”，还有石色紫红似端石的“歙红”石等，石质都相当不错，可与龙尾山媲美，均应在收藏之列（见《亭上砚话——古砚收藏与鉴赏》）。
我以为：歙砚作为一种文化、一种品牌，她是“徽州”的，是中国的，而不独是安徽的，更不是江西的。失去了龙尾砚的歙砚“家庭”是不完整的家庭，而失去了歙砚这个“娘”的龙尾砚肯定是最不幸的孩子。
端歙的早与迟
多少年来品端论歙，争早说迟，凭籍的都是“白纸黑字”。
端砚始于何时？一般学者均依据清·计楠《石隐砚谈》的说法：“东坡云，端溪石，始于唐武德之世”。那么，歙砚又始于何时呢？砚史家一般依据宋·唐积的“开元说”。“唐开元中，猎人叶氏逐兽至长城里，见垒石如城垒状，莹洁可爱，因携以归。刊粗成砚，温润大过端溪。”如此看来，端砚早于歙砚似已成为定论。多年来（可以说直至如今）正史和主流学者多持此观点。有些学者，特别是歙砚专家，对此多有疑议；有的藏家（包括笔者）拿出了实物证据，虽然引起了一些专家的重视，但是还没有得到大部分专家的认可。排除很多复杂的因素，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一个误区。
我们不妨系统地分析一下。
先说“白纸黑字”：我们假定计楠的端砚始于唐武德之世的说法是有依据的，那么这个依据就是三个字——“东坡云”。至于是不是东坡说的，东坡在哪篇文章中说的,东坡说的依据又是什么，计楠没有交待，现在是“死无对证”了。而我们在《苏轼文集》里，却能看到的是完整的《万石君罗文传》。文中说：汉武帝时，由中书舍人毛纯的荐举，万石君罗文蒙召见于文德殿上，以玉质金声、质地精良而待诏中书后拜中书舍人。如果说“拟人”不是信史，那么“东坡云”更不是信史；猎人叶氏的传说也不是信史（参见拙作《歙砚鼻祖》，刊于《中国收藏》2001年第2期）。看来，只有把“白纸黑字”放到一边去了。
从存世的实物看，“端砚始于唐”还是可信的。安徽省和县苦石楼所藏唐代箕形端砚（参见拙作《悠悠岁月，砚底留痕》，刊于《中国收藏》2002年第6期），形制与安徽省博物馆藏的唐开成五年墓考古发掘出土的唐代箕形歙砚（见安徽省博物馆编《文房珍品》）几乎完全相同，断为中唐时期应该不存在问题。江西省博物馆所藏的南昌市唐墓出土的椭圆形端砚（见萧高洪《新见唐宋砚图说》）和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所藏的箕形端砚（见王、蔡《中华古砚》），都是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自然可信。还有扬州博物馆所藏的箕形端砚（同上），是砖瓦厂工地出土的，也是可信的。这些砚，特别是几方箕形端砚造型都非常优美，工艺相当成熟，足以说明在中唐以前端砚就开始生产了。一方面是唐代端砚的频频现身，一方面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件唐代以前的端砚。掐准了这个时间段，说“端砚始于唐武德之世”还是能够说的过去的。
再看看歙砚。1956年出土于安徽省太和县李阁乡汉墓中的三足研（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青石质，肌理含鱼子纹，质地极细，扶之似玉。经著名歙石专家程明铭先生考证为歙砚。另据程先生介绍：“1995年河北沧县四庄村东汉墓出土的双盘龙盖三足石砚，甘肃天水隗嚣宫遗址出土的汉代蟠螭盖三足石砚，天津艺术馆藏的一方汉代三足熊头砚，还有安徽省太和县汉代空心砖墓出土的有盖石质圆砚等都是歙砚。（见程明铭《山野情怀》。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有些“砚”石与歙砚之“麻石”性质相同而造成程先生误断的，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程明铭先生自1980年代初，就从事歙砚砚石调查，徽州和皖、赣、浙交界地区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对歙石的成因、结构、性质、特征、肌理等等了如指掌。他对歙石石质的鉴定应该是基本可信的。
汉以后唐以前的歙砚实物主要有：1968年安徽歙县项村西晋永嘉元年墓出土的“如意池歙砚”，杭州宋歙砚楼所藏晋歙石三足圆砚（图31）和安徽和县苦石楼所藏的六朝四足辟雍歙砚等等。
图31、晋歙石三足圆砚（杭州宋歙砚楼藏）
这些实物都有力地证明了歙石自汉代以来一直都在开采治砚，其历史远远早于端砚。
罗纹与&&罗纹
罗纹，是歙石石品的一大类别。顾名思义，它是类似于罗（薄绢，古代的丝织品）的丝纹的石的肌理，这在学术界早有定论。尽管各家表述不尽相同，但意思完全相同。然而，章放童先生在《歙砚温故》里给我们大大地放了一颗卫星。经章先生“考证”：“宋人讲的歙石上的‘罗’，并非丝织品的罗，而是‘人手指上的纹理’中的‘罗’！罗纹，也就是人手指上的‘罗’的纹理。”章先生认为“罗纹终于获得了正名”。
章先生的依据是什么呢？原来，“宋人讲罗纹时，常常将罗纹与谷纹并提。”不错，宋人是这么说的。《辨歙石说》讲细罗纹“石文如罗谷精细”，宋·高似孙《砚笺》也说“细罗纹如罗谷”。章先生认为：“谷”就是稻谷，稻谷的纹理与“人手指上的纹理”相似，所以，“罗纹”就是“人手指上的‘罗’的纹理”。
看似缜密的逻辑推理，实际上是大错特错！问题在哪里呢？原来，章先生读的是简体版本的书！
我们知道：简化汉字的“谷”字，代表着繁体两个字“穀”和“榖”。虽然两字只有一小横之差，意义却是天壤之别。其实章先生引用的“谷”字在古版本中均写作“榖”。
穀”，谷物也。是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和大小麦的合称。古人状物，定有所特指，因为要求其形象、准确。“稻纹”就是稻纹，“麦纹”就是麦纹，而绝不会以“谷纹”统称之。
“榖”，楮木也。楮木，别名谷树、构树。《诗经·小雅》《鹤鸣》篇中就有关于楮树的记载：“鹤鸣于九皐，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谷。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朱熹注云：“谷，一名楮，恶木也。”这位道学先生虽然否定了楮树的价值，未免武断。但是，他却证明了楮和谷是一物而异名。这一点大概是没有疑问的。据《山海经》记载，我国各地山野都有谷或楮大量生长。许慎的《说文解字》说：“谷者楮也。”这更直截了当地肯定了两者是同一个东西。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一书，也做了相同的记载。《水浒传》中武大郎的绰号就叫“三寸丁谷树皮”，形容其矮小、皮糙肉厚。谷树皮的纹理与罗的纹理、歙石细罗纹的纹理十分相似（图32）。所以，“谷纹”应该是“榖纹”，而非“穀纹”。
图32、歙石罗纹与罗、谷纹的比较
罗纹是歙石石品中最大的一个类别。《辨歙石说》列罗纹九种，《歙砚说》中仅细罗纹就有十二品，宋·唐积《歙州砚谱》列外山罗纹十三种。这些名称都是罗纹前面冠以一到两个状物的字，形成偏正结构的词组。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对这些名词的解释，或者说对歙石各种罗纹的称呼，历代乃至现代都不尽相同。特别是一些介于两者之间的，可谓见仁见智。事实上，正是因为石纹是天然形成的，并不能按照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见仁见智，甚至牵强附会也是必然的。
但是，有一种“罗纹”必须排除，那就是章先生所说的“石层被淌池斜切”构成的“罗纹（图33）”。
图33、章氏所谓“罗纹”歙石抄手砚（杭州宋歙砚楼藏）
章先生解释：石层薄而多，就形成细罗纹；石层厚而少，就形成粗罗纹。章先生粗细罗纹的划分是以石层厚薄和多少决定的，那我就要问：即便是章先生所说的细罗纹石，假使淌池切得平缓一些，不就变成了粗罗纹了？而粗罗纹石淌池切得陡峭一些，不就变成了细罗纹了？淌池由平缓到陡峭（宋砚常有式样），那么砚石岂不是一半粗罗纹一半细罗纹？如果不切淌池不就没有罗纹了？
事实上，同一块歙石上粗细罗纹同时存在也是有的，但不是因为淌池的原因，而是石质结构形成的。关于罗纹的成因，程明铭先生说得最清楚：“罗纹，主要由岩石在变质作用中，新生的小片矿物（如绢云母等）密集地连续排列，呈现许多小皱纹而致”。也就是说，罗纹一经形成，就不可改变。你可以按你的想法给罗纹命名，但你不可以以加工方式来改变罗纹。
南唐官砚与五代砚
南唐官砚还有存世的吗？回答是肯定的！只不过我们疏忽了它。但《歙砚温故》所载的（图34）三方肯定不是（前两方是五代砚，但不是官砚），因为没有“官”气。至于《广仓砚录》收录的所谓欧阳修铭南唐官砚（图35）应该说是不可靠的。拓片上的“轻车都尉”印章即是“硬伤”。
图34、南唐龙尾石长方形平底砚（杭州宋歙砚楼藏）
多年来，笔者十分留意五代砚式与宋砚的差异，特别关注南唐官砚。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众多的砚书和砚谱中还真的发现了一方。
《中华古砚》载，首都博物馆收藏一方王士祯铭歙砚（图36），该书将其断为明代。王士祯（年），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清山东新城（今山东淄博市桓台县）人，累官至刑部尚书。
王士祯是明代人，但此砚却不是明代的，而是南唐的。此砚四体方正，不似宋砚四侧内敛；砚面平浅，略起边线；设淌池，稍陡，池角圆委；抄手似桥拱，整体视之，精巧大方，不俗不艳，庄重舒张。左墙有明显敲击痕，应为实用砚入葬后出土。其铭曰：“南唐刷丝石至宋时坑已竭矣，今于败簏中检得，负笈有友矣。贻上老人记”。
这则砚铭明确地告诉我们，这是南唐砚、刷丝石，宋代就没有这种砚石了。这种宝贵的砚石，制作又如此精美，必是官砚无疑。“败簏中检得”实际上就是盗墓所得。当然王大人是不会亲自去干那种龌龊的勾当的，但东西毕竟肮脏，可弃之又不忍，于是便含糊其辞了。“负笈有友矣”则足以说明王大人得此宝时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
图35、欧阳修砚铭（《广仓砚录》）
图36、南唐抄手歙砚王士祯铭（首都博物馆藏）
图37、南唐鱼纹抄手歙砚（苦石楼藏）
与此砚相似的是安徽和县苦石楼所藏的南唐鱼纹刷丝抄手歙砚（图37）。该砚与上述南唐官砚十分相似，区别惟淌池里阴刻了一尾鱼。整体包浆自然清纯，厚重入骨，极似铜器的黑漆古。右墙有明显敲击痕，也是实用砚入葬后出土。该砚石质极美，上有眉纹、鱼子等。由于长期使用磨损，眉纹明显高于鱼子（眉纹比鱼子坚硬耐磨）。此砚石质坚老，以手摩之，其声“嚓擦”清绝，“玉徳金声”，名副其实。绝非一般五代、宋砚可比。
南唐官砚现存世不多，但肯定还有没被发现的，希望有识之士关注。
玉带与石线
歙砚古籍中论石品无“玉带”一说。清·吴兰修《端溪砚史》谓“白凝于绿，纤而长者，谓之玉带”，指的是端砚。我理解，玉带是皇上、大臣上朝时佩戴的，体现的是庄重和威严。因此在吴兰修定义的基础上，“玉带”还要加上两条，一是直，显示正派、正直；二是阔，显示宽量和威严。
图38、歙石玉带例举
图39、宋玉带龙尾石平底钟样砚（杭州宋歙砚楼藏）
歙石的玉带发现较迟。目前还没有发现清代以前有玉带歙砚。实际上，歙砚的玉带非常漂亮（图38），远在端砚、祁阳石砚等之上。其一，歙石玉带层数多，带幅宽。有的多达十数层，有的整个砚面都是。其二，歙石玉带色彩极为丰富。一般多在四五种色彩，有的还有非常美妙的过度色，有的与歙石其他石品（如金、银星）结合，天衣无缝，美轮美奂。
但是，我们也经常发现一些被称为歙石玉带的，其实就是石线（筋）。如《歙砚温故》所载的“唐玉带歙石箕形砚”、“唐玉带紫地云丝石箕形砚”、“宋玉带龙尾石平底钟样砚（图39）”等。
一个砚石种类的发现，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而对收藏者来说，当然希望自己的藏品具有较高的审美意义和经济价值。但是，我们不能张冠李戴，更不能指鹿为马。
石病与石品
“石病”与“石品”是两个虽然内含和外延存在一定区别，但是可以转换的归属一定历史范畴的概念。宋人“以用为功”，不尚花哨，故把同属于砚石自身结构的利于“用”的称为石品，不利于“用”的称为石病。最为典型的要数唐积的《歙州砚谱》。他把眉子石分为七种，外山罗纹十三种，金星三种，水舷金纹十种，外加里山罗纹、驴坑、浙石共计三十六种。他把石病归纳为十种。关于这十种石病（图40），由于古籍没有彩色图片，加之断句的差异，因此，各家说法不一。愚意以为如下理解比较合理：
图40、歙石石病例举
石病名称&&&&&
如麻石，黯色，类鸡脚印行迹。
有痕，如木叶，若肉中有脞。
如墨痕，如蚓迹行路。
偏缠如细帛纹，其色或浅或深墨色。
若乌豆状，隐起碍手，靸藏于石中。或开之，廼有大璺。
斜纹，若砚断。
有起处隐手，名工亦不能砺平也。
有纹两不相着。
石上有微尘孔者。（原文：石上有微尘孔者，乃石之肤也。）
黄烂者。（原文：黄烂者，土中石皮也。）
上述十病，除“硬线”、“
石上有微尘孔者”及“黄烂者”三病外，现代皆不为病。即便“黄烂者”也有被砚雕家巧妙利用，化腐朽为神奇的（图41）。
图41、吕志远雕清塘荷趣（利用石皮）
贮水不涸与呵气磨墨
古人说到砚石之美，总喜欢用“贮水不涸”、“呵气可磨”之类的词。其实，这只是人们的美好愿望与溢美之辞。说“贮水不涸”意在赞美石质紧密。常用铜墨盒的人都知道，磨好了的墨汁，放在铜墨盒里，即便盖上盖，过一段时间，墨也会干结。石质再紧密，也不会有铜紧密吧。
砚台存水时间的长短与空气湿度关系最大，与材质也有一定的关系。总的来说，石砚比其他材质（如澄泥砚、砖瓦砚等）保湿效果要好一些。而同为石质，结构紧密的要比结构酥松的要好一些。
有些石头，在阴雨天能够吸收空气中的水分，遇到气温变化较大时，石体内部的冷气（或暖气）与空气中的暖气（或冷气）相遇，会在石体表面短时间内凝结一些极薄的水珠，当我们用手涂划的时候就会出现划痕。呵气磨墨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嘴里呵出来的气体总比石头里的气体温度要高一些。所以，“呵气可磨”也并不是十分神奇的事。&&&&
事实上，我们也不能指望呵气呵出的那点可怜的水珠去磨墨。试想，“呵气可磨”的砚台一定是石质细润的，呵气所凝结的水也是极薄的一层，并不足以润滑砚面和墨面，更不能“和濡”。若真的磨墨，势必损伤砚面。所以，我们在阅读古籍的时候，要注意认真体味、辨别。古人溢美之词，我们切不可视作金科玉律，更不能贸然尝试。
本文涉及诸多名家，均是我尊敬的老师，那些赝品是否真的经过他们鉴定，不得而知。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如有得罪之处，小某在此赔罪，敬请各位老师海涵！
本文系2009年所作，曾在《中国书法》、《收藏家通讯》、《安徽书坛》等报刊发表，由于篇幅过长或是其他原因，均是节选。也被收入《盛世收藏经典-第二届中国收藏论坛论文集》，但没有收录图片。因此，一直颇为遗憾。今全文、全图发出，敬请方家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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