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愉庆，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奉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会员。上世纪八十年代，陈愉庆、马大京夫妇共用“达理”笔名著有小说、剧本多种，屡获全国各种文学奖项。后旅居美国，现重拾笔墨，已有描绘旧金山硅谷华人生活系列作品问世。如长篇小说《飞舞芳邻》、《如若不曾相识》、《不再承诺》，中短篇小说《带我回家》、《伴你同行》、《空巢》等。引言去国多年，我与北京飞速发展的年代擦肩而过。我仿佛成了故乡的异乡人，一切恍若隔世。记得好像是美国前总统卡特说过，我们有能力建无数座曼哈顿、纽约，但我们永远没有能力建第二个北京。一位看过北京旧城改造后的德国历史学家说了一句话：“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都会有；而你们曾经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你们也不会再有了。”清华大学一位教授的话更令人刻骨铭心：北京没有毁于战争，没有毁于革命，而是毁于建设。十七至十八世纪，北京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布局最完整、规划最科学、建筑成就最高的封建帝国首都。至今西方大学建筑系的教科书中，北京古城规划仍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虽百年积弱，千年古都屡遭兵燹，遍体鳞伤，但承载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城市肌体尚存。新中国的襁褓时代，激情满怀的梁思成先生和我的父亲陈占祥，曾坚信他们有能力让这座中国人引为自豪的古都重展芳华，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都市。建国初期，担任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和任职北京建设局企划处处长的陈占祥正值盛年。一九五〇年时梁思成先生四十九岁，父亲三十四岁。同在欧美留学的背景，专业上的志同道合，使父亲与年长他十多岁的梁思成夫妇结成忘年之交，共同肩起了制定新北京规划的重任。我的童年在父亲和梁思成、林徽因、程应铨等一大批建筑师身边度过。曾亲耳聆听他们动情描述古都北京规划的蓝图，慷慨评点巴黎、伦敦、莫斯科、列宁格勒规划的短长；林徽因娓娓述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考察中国古建筑时风餐露宿的艰辛；父亲笑谈他连续数月埋头苦读于剑桥图书馆，在饥肠辘辘中写出发表在英国著名杂志《建筑评论》上的论文《中国建筑理论》。童年的我曾兴奋地围着家中一张明式花梨木大餐桌团团转，目睹他们把一件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模型排在大桌子上，热烈讨论每种设计的利弊得失。多少次争得面红耳赤、翻江倒海，转瞬又笑逐颜开、云淡风轻。有时半夜醒来，仍可看到客厅里灯火通明，不知父亲躬身在绘图板上赶制什么鸟瞰图、立面处理示意图之类。母亲默默陪坐在一旁织毛衣，不时起身为父亲的茶杯里添着开水，递去一小碟他喜欢的核桃姜汁饼干。那大概就是父亲和梁思成先生联手通力打造《梁陈方案》的日子（一九五〇年二月，梁思成、陈占祥联合上书《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那段岁月，想必是他们生命中的节日吧？他们把积蓄于生命中的智慧、激情和能量，都绽放于这份《梁陈方案》里。这是两位受过完整系统西方教育的中国建筑师的呕心沥血之作，也是他们奉献给古都北京的一份未来发展的蓝图。梁先生是中国建筑学界的泰斗。《清式营造则例》、《图像中国建筑史》使他成为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父亲留英八年，师从世界建筑大师贺尔福教授和“大伦敦规划”主持人阿伯科隆贝爵士攻读博士学位，参加完成了二战后英国南部伯根翰、邦莫斯等三座城市的区域规划。不满三十岁的中国人陈占祥成为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的会员，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梁陈方案》是一份将与这座伟大古都共存的历史性文件。二〇〇八年二月十五日，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见证——再现古城门》的节目中，新华社记者王军说，在复建的永定门前，应该为梁思成、陈占祥二位先生立一块纪念碑，纪念《梁陈方案》的失败。这份失败的《梁陈方案》，“是一份全面系统的城市规划设计建议书，所包含的内容正是世界最先进城市发展的科学理念。”（王军《城记》）关于《梁陈方案》的论述已经很多，作为陈占祥的学中文的女儿，我对专业性极强的建筑规划不敢妄加评论。但我觉得，父亲陈占祥不是《梁陈方案》中的一个符号，一个空空洞洞的名字。他是一个严格遵从科学理念的规划师，是被称为中华文化瑰宝的伟大古都的守护者，他同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各种复杂人性的普通人。他一生经历的悲喜，是一个高潮迭起的传奇，但那不仅仅属于他一个人的命运。他的家庭和阅历，他的教育背景，他的社会关系，都是构成他性格和命运的总和。这也正是我把点点滴滴的记忆化作文字的初衷。两位导师的厚望在中国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大厅里，摆放着四尊青铜塑像，以纪念中国建筑领域具有开拓性的四位代表人物。他们是：铁路建筑师詹天佑，建筑师梁思成、杨廷宝，规划师陈占祥。城市规划是一座城市以及周边地区建设发展的综合性计划。其中包括：确立城市发展性质、规模和用地范围；制定产业、居住、道路交通、公用设施、文化教育、环境卫生和商业服务业的建设标准与布局，以利城市沿着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环境卫生的方向永续发展。一九四六年，正在伦敦读博士学位的父亲接到北平市国民政府建设局局长谭炳训的聘书，请他回国编制北平都市计划。“我当时不敢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阿伯科隆贝，因为不敢相信这样的好运气会落到自己头上。”多年后，父亲曾对我这样说。他的导师阿伯科隆贝爵士是享誉世界的“大伦敦计划”（GreaterLondonPlan）的主持人。二战后的欧洲，百废待兴，英国也不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大城市已经显现出工业革命前期城市发展中许多走投无路的困境，二战的破坏更加重了危机。阿伯科隆贝渴望在战后废墟上建起一座新城，让新的规划摈除老伦敦人口膨胀、交通拥堵、贫民窟蜂起、失业率犯罪率居高不下等种种弊端。在“大伦敦计划”中，他实践了在世界规划界酝酿已久的城市功能“有机疏散论”，即把超负荷的城市功能疏散释放到大都市周边的小城镇及区域。此前，大都市周边的小城镇仅供居住，称为“花园城”（Garden City）或“卧城”（DormitoryTown）。阿伯科隆贝的“大都市/区域计划”——亦称大都市圈计划（Metropolitan Region Planning ），对伦敦周边各小城镇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对各新城镇的功能范畴做了合理的安排，一改“卧城”仅供居住的弊病，为具有各自独特功能的新城镇，创造了居民就业的机会。这一改变，为人口膨胀的伦敦市找到了人口外溢的渠道，使大都市与周边区域形成一个功能互补的有机体。“大伦敦计划”实施之后，伦敦人口从一千二百万下降到七百多万。这一行之有效的科学理论与实践至今被世界各国仿效沿用。现在，世界上许多大学的“都市规划系”被称为“城市与区域计划系”，阿伯科隆贝的名字也因此而载入史册。根据导师的这一理论，父亲参加并完成了英国南部三座城市的规划。由于成效卓著，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第一次吸收一个中国年轻人成为它的会员。也许正是这个原因，父亲于一九四六年收到了北平国民政府邀请他编制北平规划的聘书。父亲回忆说，阿伯科隆贝得知这个消息时满面春风，“天哪，查理。你要成为北平的规划师？我都要以此为荣！机不可失，快回去吧，大北平规划将是你最好的博士论文。我等候你凯旋！”在十九世纪之前，作为两代王朝的帝都，北平一直是世界上同时代城市中的佼佼者。封建的专制集权，反倒构成都市统一规划的强大优势。它拥有帝国首都的一切功能，而这些功能的布局又完备合理，天衣无缝。担负着中国封建王朝政治体制、朝仪礼制、宗教祭祀、武装警卫、文化教育、市井商贸、金融服务、后勤保障、仓储作坊等一系列功能的建筑群，使这座城市成为蕴藏浩瀚中华历史文化信息的宝库，吸引着全世界规划师的目光。能为这座伟大的城市制订规划，该是多么幸运！做好北平规划，不仅是父亲的梦想，也是他的两位导师，一对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对他的殷切期望。那时的父亲真是福星高照。他有幸成为世界上两位学术巨擘的弟子，又有幸成为世界名城北平的规划师，满天霞光照耀着二十九岁中国学子的锦绣前程。父亲的另一位导师贺尔福勋爵是唯一进入英国贵族院的建筑师。在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就读城市设计硕士学位时，父亲曾师从该系的系主任贺尔福教授。贺尔福在建筑领域的成就，使他成为英国建筑学界德高望重的建筑大师和教育家。杰姆斯·斯特灵（James Sterling ）、考灵·罗（Colin Rowe）、罗伯特·麦克斯韦尔（Robert Maxwell ）等一批在二战前后雄视欧洲的杰出建筑师，皆出于贺尔福主政时的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一九四二年父亲当选为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学生会主席时，考灵·罗和罗伯特·麦克斯韦尔不仅是父亲的亲密学友，也是父亲主持学生会活动中的积极支持者。由于贺尔福的崇高威望，逝世后被葬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地宫。那是英国人心中的圣地，里面安葬着在滑铁卢战胜过拿破仑的惠灵顿公爵，领导英国人击败了德国法西斯的邱吉尔首相，还有邱吉尔说的，他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的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在安息着诸多“英格兰民族之魂”的地方，长眠着父亲敬爱的导师贺尔福。父亲读研究生期间，贺尔福亲自把这位中国弟子请到他家里长住，这让许多冷漠的英国人大惑不解，但这位中国学生很快成了贺尔福英国家庭中的一员。只要没有空袭警报，贺尔福家的下午茶沙龙，就是父亲最好的课堂。他的丰富知识、思维方式，甚至襟怀气质，得益于青年时代朝朝夕夕对他耳濡目染的贺尔福沙龙。梁思成先生曾对知识分子沙龙予以很高评价，他说：“不要轻视聊天，古人说，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从聊天中可以学到许多东西。过去金岳霖是我家的座上客，他、林徽因和我三人常常在茶余饭后海阔天空地神聊，我从他那里学到不少思想，是平时不注意的。学术上的聊天可以扩大你知识上的视野，养成一种较全面的文化气质，启发你学识上的思路。聊天与听课或听学术报告不同，常常是没有发表的思想精华在进行交流，三言两语直接表达了十几年的真实体会。许多科学上的新发现，最初的思想渊源是从聊天中得到的启示，以后才逐渐酝酿出来的。英国剑桥七百年历史，出了那么多大科学家，可能与他们保持了非正规的聊天传统有一定联系。不同学科的人在一起喝酒、喝咖啡，自由地交流想法、看法，聊天之意不在求精，而在求旁通。”父亲说，没有感同身受的人，很难对沙龙做出这样精准的评价。在导师家中，父亲很快学会了烹制大吉岭茶、阿萨姆茶或格雷伯爵茶来招待导师的客人，也学会了烘栗子蛋糕、野山楂派、烤核桃姜汁饼干。战时供应困难，栗子、核桃都是稀有之物。山楂是从弹痕累累的荒村野坡上拣到的。野山楂很小，只有一粒白果那么大，但晶莹剔透，像一颗颗鲜红的玛瑙。一次，一位来自法国北部的客人带来一包生栗子，沙龙的全体客人们一边喝茶，一边人人动手剥栗子壳，为蛋糕准备原料，戏称这是“以团队精神烘焙的二战蛋糕”。父亲说，沙龙像个小联合国，聚集着利物浦大学及英国科学文化界的精英，也有一些来自世界各国的博士生。轻松愉悦的聊天里，有广博的知识和智慧，有睿智的幽默和感悟，有妙语连珠的思想接力，也有动人心弦的浪漫激情。就像在群星璀璨的夜空中遨游，不知哪一句笑话，哪一桩感慨，哪一个故事，就突然让人灵光乍现；转瞬即逝的火星，蓦然迸裂出一枝独秀的思想花朵。父亲后来刊载于英国《建筑评论》及发表于利物浦大学《都市计划评论》中两篇论文的选题，都孕育于沙龙的“侃大山”。谈及本国的建筑史、建筑规划史，连来自巴基斯坦和波兰的博士生都能在沙龙中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而父亲却只能沉默。半个多世纪后，在康奈尔大学林中别墅的壁炉边，许多个大雪纷飞的夜晚，父亲和我促膝长谈他的人生路途，我才一步一步地走近了父亲，才知道我曾经多么不了解他。父亲说，中国的古建筑史、建筑规划理论，写出来应该是浩如烟海的鸿篇巨著；极具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中国建筑，是世界多元建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可是数千年来，中国的科举只考道德文章，虽说“学而优则仕”，但学的都不是自然科学。连下旨编纂《四库全书》的乾隆，也把科技书籍与小说戏曲一起列入不登大雅之堂者流，只在“子部”中收录了极少的农、医、天文、算学类的科技著作。不注重发展自然科学的王朝，怎么可能强盛？怎么可能长治久安？又怎么可能不被船坚炮利的殖民者欺凌？我们有大名远播的古都长安、北京、开封、洛阳，我们有无数辉煌的古建筑群；中国古建筑的成就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然在中国帝王及士大夫眼中，此乃不足挂齿之匠人雕虫小技。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没有一部自己的古建筑史！英国著名建筑史家佛格森(JamesForgusson)曾鄙夷不屑地说：“中国建筑和中国的其它艺术一样低级……对他们来说，色彩比造型更重要。在艺术的低层次上做到这点简单易行，但对于高层次的艺术来说，则另当别论。”还有许多不堪入耳的评论，让父亲心潮难平。不仅为祖国，也为自己。西方建筑师的偏见源于他们对中国建筑的无知，而他们的无知，正是因为中国建筑师没有让全世界知道我们有什么。父亲说：“我无颜指责谁，因为我本身就是学建筑的中国人，我只能深深地抱愧国家，抱愧先人。但是，写中国建筑史谈何容易，这是一项多么浩大繁复的工程！”一九二九年，曾任北洋政府内政部长的朱启钤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先生应聘为该社的研究员和法式部主任，一批建筑精英正从研究宋朝建筑巨匠李诫的《营造法式》入手，考察中国的古建筑史。父亲对于战火中仍为事业艰苦奉献的中国同仁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期待。可对于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华建筑文化，身在异邦的父亲又该做些什么呢？“我觉得，可以从现有的资料中总结出中国建筑及规划的理论，此前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做过这件事。我至少能为中国建筑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父亲说。一九四二年暑假，李约瑟教授从重庆回到英国，准备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父亲向他谈及自己的愿望。这位英国生物学家、中国科技史专家立即建议父亲去从《古今图书集成》中寻找线索。李约瑟教授对父亲说，研究中国的建筑，一定要有中国人自己的视角。东、西方的审美、价值观都相距甚远，假如追随西方人的标准来研究中国建筑，你一定会失去自己。“自己”就是个性，个性是人性的一部分。没有个性的研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语重心长地叮嘱父亲：“你必须让中国建筑发出自己与众不同的声音。”父亲说，这就是越有民族性的东西才越有国际性。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的东西不是鹦鹉学舌。要把好的东西吃下去，经过消化之后变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这是生成了新物质的化学反应；东拼西凑的“混合物”是最简单的物理现象，不足取。齐白石老人有一句话说得剔肤见骨：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学”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似”是一种毫无创意的模仿。一九四二年夏天，父亲是在剑桥大学的图书馆里度过的。康熙亲自下令组织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梁思成先生的《清式营造则例》等著作给了他诸多启发。那是一段不知晨昏饥饱的日子，他甚至常常饿得饥肠响如鼓时才知道午餐、晚餐时间都已经错过了。但剑桥浩瀚的藏书给了他丰盛的精神食粮。父亲认为，中国建筑对风水的高度重视，决不是什么浅薄的迷信，那是一门高深的科学，只是被江湖术士和愚氓们曲解了。对风水的严格考量表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智慧，表现了中国建筑对自然的敬畏、尊重与融合。我国优秀的传统建筑，小到民居、庭园、回廊牌楼，大到宫殿、宝塔、寺庙、陵墓，都高度重视建筑布局和大自然的天人合一。在布局上，建筑尽量顺乎自然，充分利用水光山色、树木丛林和丘陵谷壑等自然形态，在有限的物质空间中营造开掘出无限的视觉与心理空间，使建筑美与自然美融为一体，达到天与人情意相通、情景交融。譬如北京的四合院居室坐北朝南，庭前植树，冬季树叶散尽，阳光无遮无挡地洒满房间，居者可充分享受大自然赐予的温暖。夏季浓荫如冠，朝南的居室亦受不到阳光的直射。祖先的智慧，使四合院沐浴着冬暖夏凉的大自然恩泽。而西方的建筑，很少顾及建筑物与阳光、风向和水流的关系。在中国传统的建筑思想体系中，表现这种建筑意境的语言其实非常简洁，那就是以最简单的木结构开间为基本模数。但这最简单的基本模数却可以通过排列组合创造出无穷尽的大千世界。正如科学家伽利略所说的：“数字是上帝用以描绘世界的基本语言。”犹如简单的“零”和“一”可以构成计算机要表达的万语千言一样。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目的很明确，即充分利用和表达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数千年来，中国建筑就是用各种建筑语言来与自然、与人进行交谈对话的载体。中国的诸多名胜古迹、亭台楼阁，总会有无数对联诗句或词赋伴随其间。这些诗词歌赋并不仅仅是装饰，而是对此时此地建筑物与自然相融合的环境设计的评价，表达了这种环境在古代骚人墨客中留下的心理印象和情感反馈。父亲说，林徽因创造性地称之为“建筑意”，即建筑之意境。数世纪以来，这些诗词歌赋为中国建筑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而出色的建筑创作又为中国文人和艺术家们提供了无尽的灵感。西方人海德格尔对建筑的理解居然与遥远的东方建筑意念不谋而合。海德格尔认为，建筑就是容纳聚集“天、地、神、人”四位一体的“物”，人类以在物中逗留的方式而实现自己“诗意栖居”的梦想。他说：“在‘物’那里的逗留乃是在四重整体中的逗留，是四重一向得以一体地实现的唯一方式（《海德格尔选集》三联书店，孙周兴译）。”从正统方面论述，模数的排列组合也可以用来表现封建的政治制度、文化意识形态。譬如故宫，他就是封建王朝的礼制在建筑上的具体表现。这种建筑表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话。我曾听父亲讲过一个外国使臣出使中国的故事。乾隆年间，自认为是泱泱天朝的乾隆爷要求外国使臣在谒见中国皇帝时必须三跪九叩，该使臣执意不从，自己亦是一国之使，岂有下跪之理！该使臣穿过天安门、午门等一道道铜墙铁壁的大门，连绵不绝的宫殿森严雄伟，登上如天梯般的石阶，更觉自己渺小如蚁，在刀枪明晃晃、双目如虎狼的卫队中穿过，不禁又加了一层胆战心惊。当该使臣在高大阴森的大殿中见到乾隆时，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这是建筑群对其心理的压迫，建筑群所能释放的意蕴就是建筑与人的对话。这种对话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中国古代建筑与西方古典建筑的最大区别是，中国建筑及城市多由功能齐全的建筑群组合而成。平面上疏密有致，空间上起伏呼应。造成平面与空间处理上充满音乐的节奏感，浑然天成的内在韵律使整个建筑群和谐优雅，把这种组合推向具有高度艺术审美价值的极致。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群就是最好的例证。父亲还曾和我天南海北地谈起许多东、西方文化的有趣差别。他说，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表现在思想、文化艺术甚至建筑上也是防御的、封闭的。这与向外扩张的西方海洋文明有天壤之别。大至国家，有万里长城包围塞北疆土，有壁垒森严的城墙包围城镇，有高高的围墙包围私人的宅院。城府森严，既形容建筑，又形容心态。甚至我们的包子、饺子、馅饼、汤圆，也是深藏不露、含蓄内敛的，你不打开它，就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馅料。自己耕种，自己收割，自己养畜，自己酿制……自己把大门一关，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各种生息功能齐备。不同功能的建筑群，构成完全自给自足的独立城郭。兵临城下，即使围困一年半载，亦不妨碍城内居民的生存。历史悠久、高度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把这种封建生活形态和文化品相发展到顶峰。工业革命后的西方，生产关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的文化差别就更大了。海外扩张使他们的文化充满开放意识，因而也出现了对多元文化的认同。开放和多元是自信的标志。他们的大学没有围墙，他们的住宅没有院墙。白宫或国会大厦可以购票参观。国会议员们的会议，参观者可以驻足聆听。他们的“匹萨饼”馅料花花绿绿地铺在面上，一目了然，任你选择或挑剔。开放必然导致多元，但多元要求更广阔的视野和襟怀，这来自于实力的强大。“文化和地域也有关系吧？”我问，“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紧密相连，可地域也和经济密不可分吧？”“当然。”父亲说，“农耕和游牧的生产方式不就是地域的产物吗？还有，不知你注意到没有？秋天去香山赏红叶，那是清一色的红，春天是清一色的嫩绿，夏季是清一色的墨绿。简直好像土壤里就孕育着接受某种大一统的基因。集体随大流，集体赶时髦，集体一窝蜂上。但谁也不能标新立异，不然就枪打出头鸟，就是出头的椽子先烂。可纽约呢？一年四季，树叶颜色从来都是不同的。尤其到了秋季，漫山遍野就像在举办狂欢节。你不觉得千万株树就是去赴盛大的舞会吗？大家都用最美的色彩精心装扮自己，赤橙黄绿青蓝紫，绞尽脑汁让自己与众不同。几乎每棵树都是有个性有特色的，即使同一个树种，同一季节的颜色也不尽相同。这就是地域不同带来的差异吗？难道什么特殊的基因蕴含在他们的空气、土壤、水质中，连树木都追求个性化？”…………和父亲围炉夜话的日子，成为我快乐难忘的人生记忆。父亲说，剑桥图书馆，成就了他两篇论文的初稿。多年后，梁先生曾告诉父亲，他下决心要为中国写一部中国古代建筑史的起因和父亲极其相似。完成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硕士学位后，梁思成和未婚妻林徽因同赴哈佛，决定以《中国宫室史》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因为在留学期间，他们亲身感受到西方同行和公众对中国建筑的偏见，而在偏见上生出的歧视与贬斥更令人不堪忍受。梁先生说：“我们有责任让世界知道，在西方古典建筑、哥特式建筑这两个西方最重要的建筑体系之外，还有一个高度发达的中国建筑体系与它们并存于世。”当时哈佛图书馆里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料，即使有一些西方人对中国建筑的论述，也基本是一知半解。梁先生毅然决定回国，实地考察，收集资料。最后，这项考察成了梁思成夫妇大半生的长征，原计划写的博士论文《中国宫室史》成了浩瀚的《中国建筑史》。父亲对我说：“考察期间的艰苦卓绝，是你们这代人无法想像的。我们感谢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他们让中国人有了自己的建筑史，这部书是一对同祖国共患难的优秀学者，用性命写出来的。他们的坚韧执著，他们在国难当头时的高贵节操，永远令人敬仰。”在贺尔福家的耳濡目染，使父亲原本纯熟流利的英文，在遣词造句上更加从容优雅。美国锡拉丘斯大学赛明斯·马文教授夫人魏玛明·塞塔曾对我说：“陈先生的英文，让人想起莎士比亚和简·奥斯汀。那种典雅，连以英文为母语的人都很难达到。”贺尔福的沙龙也大大开阔了父亲的眼界和人脉。中国古代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教授，著名英国建筑评论家尼古拉斯·潘胡斯诺爵士（Sir Nicolas Pevsner），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利物浦交响乐团著名的指挥沙詹特爵士（Sir Malcolm Sargent），英中友协会长法格森(Fargueson)，沃灵顿主教(Bishop of Warrington)等诸多英国文化名人，都是在贺尔福的沙龙里与父亲结下了友谊。当父亲在贺尔福身边完成了硕士学位之后，导师推荐他去伦敦大学跟随阿伯科隆贝爵士攻读博士学位。贺尔福诚恳地说，在城市规划学方面，他是阿伯科隆贝的“学术继承人”。都市计划需要“都市计划立法”和“区域法”（Zoning Ordinance ）来实施，阿伯科隆贝是英国都市计划立法方面的创始人。离开英国前，父亲去向恩师告别。得知父亲要回国去完成北平规划，贺尔福脱下自己厚厚的黑色羊绒长大衣穿在父亲身上，“留个纪念吧，查理！”贺尔福拍拍这位自己视如孩子的中国学生肩膀，深情地说，“我等着那一天：你在全世界的舞台上拉开帷幕，让人们看到中国最古老的帝都北平，焕发出耀眼的光彩！”父亲泪流满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父亲的很多照片里，都可以看到那件黑大衣。在课堂上，在利物浦夜晚的炉火边，在下午茶的沙龙里，他们多少次地谈到过这座辉煌的城市北平，这座数百年前就有着严谨完美的规划，被世人称为另一部《永乐大典》的伟大城市——不知在战火和铁蹄蹂躏下的故国古都是否已经面目全非？这才是他最担心最牵挂的。身穿导师大衣的父亲紧紧拥抱了贺尔福，心中默默地说：“为了梦想，我愿付出一生！”想不到，一念成谶。这也成了他与导师的诀别。绝望的三年一九四六年初冬，父亲雄心万丈地回到阔别八年的上海，迎接他的是内战的枪声。刚刚从八年抗战烽火中劫后余生的中国人，又被推入了内战的血海。北平规划对于在血火中飘摇的中国来说，太过奢侈了。北上的计划无法实现，南京政府内政部任命他为营造司简派正工程师，同时兼任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都市规划学。此间，他完成了在明故宫遗址上的国民政府行政中心方案。而后又被借调到上海市建设局都市计划委员会编制上海都市规划，并兼任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教授。工作期间，父亲提出了开发浦东的计划，原因是上海城市的功能已经饱和了，再发展下去，上海要窒息了，必须把城市的功能向周边疏散。那是一九四七年。他几乎一生都在牵挂着浦东的开发，直到一九八八年去美国柏克莱大学讲学时，他还和美国柏克莱大学教授、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著名美籍华裔建筑师林同炎相约长谈，商议推动开发浦东的大计。一九四七年，其实是父亲学术上的丰收年。在父亲离开英国一年之后，享有国际学术声誉的英国权威性杂志《建筑评论》发表了父亲署名查理·陈的论文《中国建筑理论》。该杂志以查理·陈的论文为主，组织了一些英国著名学者撰稿，于一九四七年七月专门出版了一期“中国专刊”，这是该权威刊物空前绝后的一次举措。此举令一向把中国建筑排斥于世界主流建筑之外的西方人震惊错愕，也向西方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建筑文化的窗口，让他们对中国建筑刮目相看。国祚衰微的现状，使源远流长的古老文明蒙垢受辱，但走出国门的那一代学子，以自己坚韧的努力和超群的学养，以来自东方礼仪之邦的学人风采，也以他们真诚的人格魅力，架起了文化沟通的桥梁，拭去了文化误解的尘垢。父亲说，他在回国的远洋轮甲板上，读到了导师阿伯科隆贝要他转交给蒋介石的一封推荐信——因为导师得知中国总统将要接见他的得意门生陈占祥。天真的阿伯科隆贝在信中说：“即使哪一天查理·陈成为中国总统，我都不会感到惊讶。”父亲虽然是涉世不深的一介书生，却也懂得导师这样口无遮拦地厚爱弟子，是要给他招来杀身之祸的。父亲慌忙把那封推荐信投进了大海。一九九〇年，父亲去哈佛大学演讲时曾与费正清夫妇小聚，谈及梁思成夫妇的早逝，费正清动情地告诉父亲：失去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对于我们来说，就好像失去了大半个中国。无论人们来自哪个国家，只要他们的文化素养、人格气质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理解与沟通就不会困难。文明的土壤上会生出善良的祝福、美好的思念、感天动地的友情。若文明的距离相差着半个世纪或者更多，文化的冲撞就会化作刀枪剑戟，最终酿成良知泯灭、人性蜕化的惨剧。学术上的成就，并没给父亲带来太多的欢悦。战火的蔓延，国民政府的腐败，百姓的民不聊生，让父亲痛心疾首。他经常往返于上海和南京的火车上，车厢里挤满了迫于生计而跑单帮的人流。走出火车站，身边缓缓踏过的黄鱼车里，冻饿而死的尸首垃圾似的高高垛起，有的衣不蔽体，有的赤着双脚。父亲说：“每看到这些，泪水会从眼里倒流进心底，那是说不出的绝望，我不知道出路在哪里。”物价飞涨，贪官横行，连大学教授都无米下炊。人们上街购物，物价一路狂飙。满满一大布袋纸币，买不到一升大米。圣约翰大学的校长杨宽麟先生是父亲的朋友，而校长的夫人不得不亲自在校园摆摊，出售自己烘制的糕饼。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学潮。南京中央大学学潮中一位印尼归来的华侨青年梅振乾是父亲的学生，因学潮中的激进言行而被国民党当局追捕通缉。亲眼目睹当局对青年学生下毒手，父亲激愤不已：“国民党连手无寸铁的学生都不放过，国将不国！”一九四九年暮春，面对贝当路上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逃兵，望着即将人去楼空的家，父亲心如刀绞。他无论如何不愿把自己的命运，拴在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战车上。可他又并不真正了解共产党。在英国，他读过无数遍《红星照耀中国》，斯诺笔下的陕北和陕北的共产党，是一个被红星照耀的神话。八年的留学生涯中，他应邀为英国民众团体做过数百场讲演。其中中国人抗战的壮丽篇章，许多来自埃德加·斯诺那本让他热血沸腾的传奇。可是，共产党真像书中所描绘的那样吗？他从没有真的接触过、看到过这支军队啊！父亲的祖籍是浙江奉化溪口，虽然他厌恶政治，远离官场，但陈家与行将崩溃的蒋家王朝那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共产党能接纳他这个受过“英帝国主义”教育的读书人吗？还有北平的规划，这个他追寻了多少年的梦想，就这样灰飞烟灭了吗？果真如此，他无颜再见两位如父亲一样关爱他、对他寄予厚望的导师啊！命运，在一夜之间转折二十六箱书籍已经运往码头。这是三年前父亲从英国运回来的。现在又要伴他远行。第二天飞香港的机票放在窗边的写字台上。导师阿伯科隆贝应香港总督之邀，去做香港规划。他立即向父亲发出邀请，希望他的中国弟子助他一臂之力，就像当年共同制定伦敦南部三个城市的战后规划一样。父亲举棋不定。他渴望回到导师身旁大展宏图，但又对编制古都北平的规划，存着一丝不灭的梦想。一九四九年暮春，上海一个不寻常的雨夜即将到来。傍晚，最后一批国民党败兵远去了，多日来犬吠人嚎的贝当路渐渐恢复了昔日的宁静。惊魂未定的居民仍不敢开灯，不时向窗外惶恐地张望着，忐忑地提防着，共产党军队要进上海的消息在千家万户不胫而走。那一夜，父亲和母亲像无数上海市民一样，在焦虑的等待中难以入睡。父亲站在面对贝当路的四楼窗口，呆望着窗外漫天飘洒的雨丝。一大锅“罗宋汤”一直煨在煤气灶上，牛肉的浓香从厨房溢进了客厅。父母谁也没心思吃晚饭，晚上只就着餐桌上的一支蜡烛，胡乱吃了几口面包。国民党的军队刚刚前脚撤退，共产党的军队后脚又要跟进，这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上海还要再经历一场洗劫吗？前些天，一些装成伤员的国民党败兵曾冲进民居、商家劫钱掠物，多亏虎背熊腰的白俄门卫和狂嘶猛吼的德国牧羊犬，才使我家的集雅公寓躲过一劫。可撤走的是强弩之末的残兵败将，进城的是所向披靡的精锐之师。如果他们真的冲上楼来杀人放火，白俄门卫和德国牧羊犬也都不是对手了。“偏偏是明天的机票，只差一天就躲不过他们进城。是生是死，就看这一夜了……”没有灯光的客厅里，响起母亲轻声的艾怨。“快看！”父亲忽然向母亲转过头，“他们来了。”父亲用手指着窗外。母亲如惊飞的鸟儿，一个箭步冲到窗前，哗地一下拉上了窗帘，一把拖开父亲，“你不要命了？乱枪打上来，一粒子弹就够了！”父亲还是蹑手蹑脚地走向了窗口，透过窗帘的缝隙，向外张望着。那是一支望不到尽头的队伍。雨夜中，像一道黑色涌动的河流，带着摧枯拉朽、震慑人心的力量，无声无息地潜入雨夜的大上海。母亲也悄悄凑到父亲身后，探头望着窗帘缝隙之外的贝当路。黑压压的队伍如蜿蜒不断的河流在窗下奔涌，只听得刷刷的脚步，如江河的涛声，拍打着街道两旁一扇扇没有灯火的窗口。不知过了多久，涛声蓦地止息了，军队在窗下不走了——他们要开始了吗？父母的心也仿佛停止了跳动。母亲走向靠后花园一面的卧室，看了看一对熟睡的儿女。她早就向阿旺娘交代好了，万一玉石俱焚，即使有一线希望，也拜托阿旺娘带两个孩子逃去宁波乡下，阳台的花盆下面，有准备好的首饰和金条。一旦改朝换代，钞票就是废纸。母亲握着一把大剪刀，慢慢走向窗口。“这是做什么？”父亲压低声音，“剪刀对枪口，不是儿戏么？”“至少可以对付自己，不必受辱。”母亲冷冷地说，泪水默默地夺眶而出。父亲把母亲拥入怀中，仍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楼下。他们相敬如宾却形同路人已经很久很久了。黑色的江面上好像起了轻微的波浪。转瞬间，停留在楼下的队伍三人一组，每人紧抱着怀里的枪，背靠背席地而坐。不一会儿，贝当路成了风平浪静的江面，寂然无声。几个没坐下的军人，也许在执勤。他们不时在人群中巡行，有时俯身在某个战士耳边，悄声说些什么，又起身离去。没有一个人高声说话，没有一个人去敲百姓的门窗，更没有人去踹开商家的门板抢财劫物。 雨越下越大了，轻柔的雨丝化作了迅猛的雨鞭，抽打着地上的战士。在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的队伍太疲惫了，风雨和黑夜对他们来说似乎根本不存在，他们很快在大雨中酣睡了。任滂沱大雨冲洗着满身征尘，在风雨洗礼中迎接上海的黎明。夜深了，父亲默默注视着大雨中静坐安睡的队伍。《红星照耀中国》里那些工农红军纯朴的笑脸渐次扑面而来，在被称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史诗”的长征中，十几万这样的战士倒在血泊中。父亲记得书中的一个细节，斯诺说红军将领贺龙“像只老虎一样强壮有力，他已年过半百，但仍很健康，不知疲倦。他经常在长征路上揹着受伤的部下行军”。在英国战时介绍中国抗日的各种讲演中，父亲无数次讲过《红星照耀中国》里的那支队伍。虽然他从不曾接触过这批人，但无论如何，在二战中高傲倔强的英国人面前，斯诺的故事让父亲也能为自己的民族骄傲地仰起头颅。此时站在公寓的窗前，望着雨中的士兵，他在心中问着自己，这就是当年的中国工农红军吗？是的，一定是。这就是斯诺笔下曾经从雪山草地，从陕北黄土高原上走来的队伍！一个什么样的政党，才能锤炼出一支这样的队伍？能拥有这样一支队伍的政党，难道还不能带领中国人走出屈辱，走出苦难，走向光明与强盛？拂晓时分，雨停了。父亲轻轻拉开窗帘，对母亲说：“放下剪刀，把热汤端下去吧，他们在雨里淋一夜了……”父亲端着一大锅牛肉汤，母亲臂挽着一藤篮小瓷碗，走进浑身湿透的战士中间。“小兄弟，喝碗热汤吧，淋了一夜雨，都冻坏了。”父亲把一碗热汤端到一个大概只有十七八岁的战士跟前。小战士腾地跳起来，连连摆手，忽然想起什么，又慌忙向父亲和母亲立正，行了个军礼：“谢谢大哥大嫂，俺是人民子弟兵，俺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另一些士兵也站了起来，他们用五湖四海的乡音告诉这一对年轻夫妇：谢谢你们的心意，可我们不能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这是我们的纪律。天亮了，很多战士都醒了，许多居民都怯生生地凑过来。不知从哪一群战士中间，忽然响起了歌声：“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从另一群战士中间，又传来“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歌声。端着牛肉汤的父亲和母亲站在晨曦升起的贝当路上，站在此伏彼起的歌声的海洋里，热泪伴着歌声流淌，歌声又在他们心中激起滔天巨浪。回到四楼的公寓时，父亲掩面抽泣，哽咽无言。他没对母亲说一句话，却拿起写字台上的机票，撕得粉碎。能带领出这样一支军队的党，一定是值得托付、值得生死与共的，他一定能让饱受蹂躏践踏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新中国的曙光即将升起，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离开自己的祖国？他又触到了心中那座珍藏着的北京，那座已经在心里无数次为她描绘过蓝图的城市，一个滚烫的希望在胸中翻动着。晨曦伴着解放军的歌声冲进窗口，照亮他三年来晦暗的心头，他几乎想加入到楼下那早潮般惊天动地的歌声中去。他也许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一生的命运，从此走向了不可逆的转折。第一次听父亲述说这段往事，我说：“你选择了一条不归路。”父亲说：“我无愧无悔。”后来，我真的相信，这也许就叫信仰。因为在四十年后的另一次抉择中，他仍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北上前夕父亲说，他把取消香港之行的计划告诉导师阿伯科隆贝时，电话那边竟是长时间的沉默。良久，导师才问了一句：“你觉得，他们会把北平规划交给你吗？”“我想试试。为了北平规划，我决不放弃任何一次努力。”父亲自信地回答导师。“愿幸运之星照耀你，查理。”父亲没有听出，导师祝福的背后是深深的忧虑。刚满三十三岁的父亲，毕竟是太年轻了，他被幸运宠坏了。母亲不止一次对我说：“你父亲一生的好运在三十岁之前都享尽了，真不如年轻时多些困苦。”那时的父亲从不曾遇到真正的困苦，所谓“初生之犊不怕虎”，并非牛犊强于虎，而是对虎无知罢了。他首先给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梁思成教授写信，寄出自己的履历，说明自己对参加制定北平规划的愿望。梁先生立即回信了。他在给北京市长聂荣臻的推荐信中说：“陈占祥先生在英国随名师研究都市计划学，这在中国是极少有的。”他不仅邀请父亲参加制定北平规划，还希望他推荐更多的人才北上，共襄新中国建设的盛举。北平解放前夕，一辆军用吉普载着老朋友张奚若和两位解放军来到清华园梁思成家。他们向梁思成夫妇展开一幅军用地图，请他们在上面标出北平城内必须保护的古建筑位置，以便解放军不得已攻城时，让炮火避开文物建筑。梁思成夫妇激动得潸然泪下。与许多并不了解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被这支蓬勃向上、亲近人民的军队感动了。梁先生和清华建筑系的师生共同赶制出了《全国建筑文物简目》，解放军又把它们印发给南下作战的部队。此后，和平解放的北平及南方诸多城市的古建筑，在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中得以幸存。和平解放后的北平更名为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梁思成被聘为党中央建设方面的顾问，担任中央直属修建处的副主任委员，完成了改建怀仁堂的重任。他还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特约代表，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对于梁思成先生的复函，父亲的欢欣难以言状。梁思成当时是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委员，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这应该是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的邀请。曾经积郁在心头的重重疑云，被上海大街小巷迎接解放军的秧歌锣鼓一扫而空，他恨不得插翅飞往北平。虽然因为内战的阻隔，回国的三年里他无法北上，但那张挂在墙上的北平地图，早在英国写《中国古代都市计划理论的探讨》时就已烂熟于心了。堪称帝都之魂的中轴线长达八公里，如一条卧龙贯穿于京城南北。永定门是昂扬的龙首，沿永定门北行，左右双侧的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建筑群，宛若腾空欲飞的一对龙爪。到达珠市口的十字街头之后，雄歭于内城的正阳门与中华门之间经过了一个起伏跌宕。到天安门前的又一次高低起伏中，雄阔的天安门广场忽然令人眼前一亮，这是一个极富勇气和创意的空间处理，犹如交响乐中疾风骤雨的快板之后，出现了行云流水般如歌的慢板。高远的蓝天，朱红的宫墙，金色的琉璃瓦，汉白玉的华表和金水桥……辉煌庄严的画面给人以波澜壮阔的惊喜。天安门后的太和殿、神武门是中轴线前半段的短暂休止符。抵达景山峰巅的亭子忽然奇峰兀起，把乐章推向华丽的高潮；恰似巨龙蓦地躬起躯体，欲向长天腾云高翔。再由此向北依次到达地安门、鼓楼、钟楼。中轴线在龙尾上舒缓地结束了。这种神来之笔的建筑布局，在世界建筑史上是一枝独秀的奇葩。当父亲向自己的导师、学友谈及北京的中轴线，谈及代表着老北京各种建筑功能的街巷名称，“菜市口”、“珠市口”、“锣鼓巷”、“缸瓦市”……他们都仿佛在听一个遥远美丽的东方神话。那段时间，父亲喜悦而忙碌。他积极支持陈家两个最年幼的弟弟陈占隆、陈占时参军入伍，当时他们都还是高中生。参军后的两兄弟随解放军南下，七叔陈占隆复原转业后在上海华东电器开关厂工作，八叔陈占时复员后被送入师范大学读书，以后一直在西安的一所中学执教。在借调到国民政府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工作期间,父亲结识了一批英美归来的留学生，其中有志同道合的四位朋友，分别是陆谦受、王大闳、郑观萱和黄作燊，都已是声名卓著的建筑师。他们与父亲合作成立了“五联建筑与计划研究所”。其中陆谦受先生是上海外滩中国银行的设计师，王大闳先生先留英，后去哈佛，设计过台北国父纪念馆。“五联”中的前三位已经决定去香港或台湾，只有黄作燊先生犹豫不决。黄作燊教授是导演黄佐临先生的弟弟，长父亲一岁，毕业于英国伦敦建筑学院及美国哈佛大学，师从于世界著名的现代派建筑大师格罗乌皮斯。回国后，于一九四二年在上海亲手创建了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父亲和黄作燊夫妇很快成了至交，他游说黄作燊夫妇同行北上，梁先生也为黄作燊安排好了北京的职务。没多久，父亲接到电话，黄作燊先生说将由太太到贝当路来谈他们的决定。那天母亲穿了件蓝色阴丹士林旗袍，为即将到来的客人准备咖啡，只有两岁的我忙不迭地跟在母亲身后。母亲一会儿细细擦拭镶着金属圆框的红玻璃托盘，一会儿来回调试着煤气灶上的火苗。门铃响了。母亲脚步匆匆地去开门。我连忙揪住母亲的旗袍角，跌跌撞撞跟到门边。门开了，站在门前那个窈窕美丽的少妇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三四十岁时的事情我忘得一干二净，但儿时的往事却如一幕幕彩屏上的影像，点点滴滴都记得清清楚楚。也许人的记忆是能量守恒的，这应了母亲常说我的那句话，小时聪明，大时了了。黄太太那张美丽的脸庞，让一个小女孩心里生出莫名的惊喜。我只会仰起脸对着她笑，可她一点也没有关注我的意思。“Hello, MrsChen!”她伸出两臂，同母亲礼节性地拥吻一下。“Niceto meet you，MrsHuang ! ”母亲毕业于上海沐恩堂教会女子学校，待人接物的英语很流利。黄太太身边还有两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男孩儿，我只记得其中一个叫太平。母亲把两个孩子安排到沙发上坐下后，忙转身进厨房关照灶火上的咖啡。父亲走向黄太太时，她张开双臂扑进父亲怀里，“哦，查理！我再也不可能回到北平了……”她好像是北京人，说一口流利的京片子，霎时在父亲怀里泪如雨下。父亲似乎怔了怔，便轻轻拍了拍她的背说：“作燊的选择一定有他的道理，圣约翰建筑系是他一手建起来的，就像他的Baby，自然舍不得离开……”“可是，你不知道我多想念北京。北京是个多大气、多有文化的城市！上海算什么？附庸风雅，小市侩，洋泾浜！我不喜欢上海……”她边哭边数落，像个一肚子委屈无处倾诉的小女孩儿。两个儿子已经在沙发背后研究起我的新三轮自行车，母亲即使发动世界大战也与他们无关。可我无缘由地跟着这个美丽的女人难过起来，看到她把头埋在父亲肩头，我也很想把头埋在母亲怀里。我四处寻找母亲，只见母亲正拿着滚烫的咖啡壶从厨房走出来。瞥见扑在父亲怀里痛哭的黄太太，母亲愣住了。接着，她走向餐桌，微笑地招呼着：“咖啡好了，黄太太。是新磨出来的，要尝尝吗?”母亲从容地微笑着，把咖啡壶放到餐桌上——“啪啦啦”，一阵突如其来的爆裂声，所有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餐桌。刚从灶上取下的金属咖啡壶，被母亲失手错放到搁着糖缸奶壶的红色玻璃托盘上，玻璃炸裂了。父亲趁势走到桌边，把破碎不堪的玻璃托盘扔进垃圾箱。黄太太一边流着泪，一边往咖啡杯里加着奶和糖，用一口掺杂着英文的京片子，诉说去不成北京带给她的痛苦。后来听母亲说，黄太太也是留美学生，英文一流，行事率性而为，做派完全西化。多年后，忆起那天的情景，母亲笑说：“要不是我在沐恩堂读过几天书，那天碎的就不是玻璃盘子，而是玻璃窗子了！”黄作燊夫妇最后还是留在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但仍有几位圣约翰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同父亲一起来到了北京。不过我一直记得令人惊艳的黄太太，甚至上大学时，自己也喜欢穿黑色的西裤，把花格衬衫塞进裤腰里。其实那是我两岁多时，看到的黄太太的装束。走入父母婚姻的英国女人 父亲准备北上的日子，是我对父亲最初的记忆。难得一见的父亲突然不上班了，整天忙着打包装箱。父亲的布裤子皱皱的，衣袖挽得高高的，一会儿起身，一会儿蹲下，还不到两岁的我，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但屋里多了一个陌生的爸爸，还是让我兴奋异常。家里平时空荡荡的。天天在校读书的哥哥比我长九岁，父亲出国时他刚满月。家里除了母亲和一位叫阿旺娘的保姆，没有一个人和我说话。母亲说，正在学话的我会对家中的一切物件自言自语。正为自己婚姻忧烦不堪的母亲，对牙牙学语的女儿无暇旁顾，我就缠上了对自己很有耐心的、陌生的父亲。父亲收拾他的书，我在一旁玩他的书。几乎所有的书都是精装硬壳的。我挑颜色最鲜艳的能搬得动的书，在父亲脚下搭积木。三本书摞在一起，背后竖着再立一本，就去揪父亲的裤腿说：“沙发。”两本书当脚，再搭一本平躺的书，非要求父亲看一眼，“桌子，吃饭了！”父亲笑了，抬腕看看表，拍拍手上的灰，一把抱起我，举过头，“噢，真的该吃晚饭了！走，跟爸爸买面包去。”父亲从楼梯上轻捷地跳跃而下，我在父亲怀里，搂着他的脖子。父亲刚理过发，后颈的发茬又短又硬，我的手在爸爸后颈上划来划去，像有一把小刷子把我的手心挠得痒痒的。跟父亲下楼是我最快乐的时光。楼下的玻璃门外还有一扇铁栅栏门。推开大门，烘蛋糕的香气弥漫在“白兰花要吧”和“白糖青梅子”等纷杂叫卖声中，多彩的人流在绚丽的晚霞中穿梭往来，一路铃声铛铛的有轨电车让我的眼睛不够用。父亲带我走进集雅公寓楼下的俄国面包房。面包房的女主人是一位胖胖的白俄妇女。她的丈夫人高马大，像我长大后在《静静的顿河》里看到的格利高里。他是集雅公寓的门卫，身后永远跟着一条目光如炬的德国牧羊犬，随时准备向任何一个可疑的人扑去。俄国胖妇人的手艺堪称一绝，棍状的法式面包，两头尖的枣核形酸面包，松软酥脆的牛角包，带果仁的黑麸子面包……还附带出售一些奶酪，黄油，豌豆肠，烟熏红肠，俄式酸渍蘑菇和酸黄瓜等。胖妇人从一筐五光十色的彩蛋中拣出一枚红色的送给我。我摇摇头，伸手指指藤筐中的湖蓝色。她笑盈盈地把一枚蓝色的蛋塞进我手心时，我急忙从父亲怀里探出身，在她胖嘟嘟的腮帮上留下一个响亮的吻。我成了父亲的尾巴，只要父亲出去，我准会抱着父亲的腿不放，缠着他带我出门。一个深秋的下午，父亲带我去见一位英国女人柔丝·黛（Rose Day）。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一次告别。带着两岁的女儿去做这件事，也许正是父亲为了向她证明自己留在中国的决心。当我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女人时，我为母亲和柔丝·黛这两个女人难过，也同时为父亲黯然神伤。父亲和母亲的家庭，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上海的缩影。祖父承包着上海各洋人租界的军装警服生产，这使他在虹口有了属于自己的住宅，有了仆人、车夫，还有一个常年供养在家的奉化风水师劳先生。无论出行、交易、签约都要由劳先生照《易经》掐算一番。祖父一连五年为长子陈占祥请来比利时人做英文家教，不惜付高额学费送长子进入英国人办的“雷士德”学校读书。当父亲成为“雷士德”第一位考入伦敦大学的学生时，祖父毫不踌躇地解囊送儿子出国留学。但在儿子的婚姻大事上，父母执意包办。外祖父亦不例外。他承包着上海租界“救火会”的膳食生意，又在“梅林”、“义利”、“冠生园”等食品公司拥有股份。他送两个女儿到美国人办的教会女子学校“沐恩堂”读书，可绝不允许女儿照自己的心愿选择婚姻。父亲和母亲的婚姻，就是由双方父母“相亲”定下的。母亲在“沐恩堂”读书时，经常被请去为毕业的学姐们做傧相。我祖母去参加一位朋友儿子的婚礼，一眼相中了新娘身旁的伴娘，托人打探了伴娘的身世，以为门当户对，生辰八字也无大冲刑剋，便为儿子拍板定下终身。我曾惊奇地问父亲：“你们一个在英国人办的‘雷士德’毕业，一个在美国人建的‘沐恩堂’读书，怎么连婚姻大事都不能自己做主？”“我是长子，父母在我身上花了那么多心血，我怎么能给弟妹们做一个不孝的榜样？那时也才二十岁，从没经历过爱情，以为结婚不过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交代。”父亲说。“很多人家不都是先结婚后恋爱吗？”我心有不甘。作为女儿，我多么不希望父母的儿女并不是爱情的产物。父亲说：“我忙着念书、留学，来不及恋爱就分开了。战争中邮路受阻，常常身上只剩下最后几枚便士了，还收不到家里的汇款，更不要说信件了。我一走就是八年。离开时，你哥哥衍庆刚满月，回国时他已经八岁多了，根本不认得我。”母亲是“沐恩堂”的美女傧相，陶家和陈家旗鼓相当，母亲的人品气质都没什么可挑剔的……我不知该怎样询问父亲为什么？其实，随着阅历的加深才懂得，门第权势、财产学历也许和婚姻有干系，但和爱情关系不大，甚至完全没关系。谁也说不清爱情什么时候降临，什么时候消逝。如果爱情能被头头是道地分析或量化，那一定不是爱情。父亲说：“进入陈家的新嫁娘似乎无可挑剔。作为长房长媳，她按时向公婆请安奉茶，对小叔小姑谦和有礼，对车夫仆佣宽厚善待，对丈夫更是相敬如宾。”“只是，年轻时她从不多说一句话，你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的缺点就是你挑不出她的缺点。”父亲的语气很淡，分量并不轻。其实，父亲也远非母亲最早的意中人。和父母一起住在康奈尔大学城的日子里，母亲向我倾吐了她十七岁时一段柏拉图式的初恋。母亲遵父母之命出嫁后不久，一位年轻英俊的远洋轮二副病殁了，他与母亲是住在同一弄堂的邻居。母亲告诉我，十六岁那年的一个夏天，她放学回家时，看到弄堂口新搬来的邻居门口，站着一位穿白色海员制服的高大年轻人。两人目光相对，竟如天雷撞地火，她蓦然心跳不止，慌乱之中，手里的墨水瓶砰的一声摔落在弄堂的水门汀地面。白布紧身小袄下一条湖蓝色的麻纱长裙上，顿时溅开了一片蓝洇洇的墨迹。年轻人走过来，躬身拾起地上的墨水瓶碎片，无言地起身离去。从不曾与男孩子交往的教会学校女生早已慌得魂魄出窍，只红着脸快步奔逃，一颗心像要冲出胸口。回到家里又后悔不迭，自己怎么连一声谢谢都忘了讲？怎么就那样失态地落荒而逃？人家不知会怎么笑话，以为自己是个没有家教的女孩子……后来，每隔些日子，她都会在放学路上看到那个出海归来的远洋轮二副，站在夕阳中的弄堂口，身后是他家那两扇有着一对生锈狮面铜环的黑色铁门。她总是匆忙低下头，躲避那火热而又执著的目光，而那目光却无数次地穿透她的梦境；她心里明白，自己已经在劫难逃了。第二年，十七岁的母亲即将从沐恩堂毕业。外公外婆家被说媒的人踏破了门。外公外婆从诸多求婚者中挑选了即将赴英留学的父亲。那位只在门口伫立凝望的二副在听到消息后，终于大步走向了他心仪已久的“沐恩堂”女生。他把母亲约到襄阳路边一家俄国人开的小咖啡店，简洁地说：“我家也一定会向陶家提亲的。我这次一走就是半年，请你千万要等着我。”母亲对我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点头，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泪如雨下。那天，他给了我一根项链，胸坠是一枚象牙雕刻的小海螺，是他在阿姆斯特丹为我买的。”我顿时记起母亲首饰箱中那枚蚕豆大小的象牙海螺，从螺角镶着的一颗小米粒般的透镜中望去，海螺里面是长发飞扬的维纳斯，羞怯地立在一面扇贝壳上。直到母亲七十多岁时，我才知道那是母亲初恋的信物。二副家真的来提亲了，外公外婆最后选中的女婿仍是陈家长子。外公对女儿说：“怎么能嫁给水手？把头别在裤带上的日子怎么过？一生一世担惊受怕，不晓得今朝出门，明朝还会不会再见到爷娘妻儿？他家里倒还靠得住，可是爷娘有不如自己有，祖上的万贯家财总有吃光用光的日子。陈家大儿子学问好，长在自己身上的本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外婆也对泪水涟涟的女儿一遍遍地劝导：“爷娘会害自己的亲生女儿吗？你太年轻，看不透世道，以后自己有了儿女，就懂得爷娘的苦心，爷娘的眼光不会错的。”陶家女儿终于被陈家的迎亲花轿抬出了弄堂。婚后的新嫁娘视回娘家路为畏途，她无颜再见那个万里迢迢为她带回象牙胸坠的英俊少年。母亲终于抱着满月的儿子回到娘家时，看到弄堂口两扇黑漆的铁门敞开着。天井背后的客堂成了吊客穿梭的灵堂。高大魁梧的二副远行归来后突然吐血，低烧不退，在病榻上挣扎了一年多之后，一命归西。邻居们传说他死于急火攻心，也有人说他死于抑郁症，还有人说他死于相思病……这让母亲一生都走不出他死亡的阴影。“‘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我们虽相逢未嫁时，可连垂泪还明珠的机会都没有，他让我一辈子活不安心。”母亲对我说这一切时，已经七十多岁，离她生命的尽头不远了。母亲去世后八个月，父亲也走了。父亲至死都不曾知道母亲的秘密。一九四六年深秋，父亲决定回国完成他的博士论文——“大北平规划”就是他的论文题目。柔丝·黛不由分说决定同行。内战开始，父亲的北平之行成为泡影，暂时到南京内政部营造司任工程师，柔丝立即为自己找到了英国驻南京大使馆的工作。不久，父亲借调到上海，她又当机立断地把自己调到了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她做事一贯自己判断，自己决定，自己办理；而且快刀斩乱麻，雷厉风行。男人的行事作风和她温文尔雅的外表完全不一致。”父亲很少在我面前说起柔丝，虽然只是只言片语，我仍听得出这貌似批评之中的激赏与褒奖。“她不知道你有家室和孩子吗？”我问。“知道。”“那她怎么说？”“她不介意，她从不向我索取婚姻。”“那她到底要什么？”我根本不相信男女之间的这种承诺，但也看到了男人的劣根性。父亲告诉我，柔丝认为，拥有一段美好的感情就足够了，并不在乎情感的结局。爱情常生常灭，人类不得不用婚姻来保护爱情和家庭，避免社会生活的无序。她认为爱情一旦需要婚姻保护，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她是个极自信的职业女性，对婚姻和爱情的看法，不仅和中国女人天差地别，和一般的英国妇女也相去甚远，不免极端。这不正是男人最想要的？她真聪明，不索取比索取更有魅力。她爱得炽烈奔放，锲而不舍，她宣布自己的爱情不成为男人的责任和负担，而仅属于她自己，这才让男人难舍难弃。父亲的留学生涯是在二战的炮火中度过的。二战中的利物浦港是大西洋西方战略总部、负责保卫战争中的海上运输线。德国人闪电式占领波兰后，以为英国也唾手可得，立马会成为第二个波兰。一九四〇年五月底至六月初，三十多万英法联军被迫从敦刻尔克撤退，不可一世的希特勒愈发气焰万丈，于一九四〇年夏秋之交发动了著名的“不列颠空战”。英国空军以1300余架战斗机，迎击德寇“鹰袭计划”中2500余架战机的进攻，实力悬殊的英、德双方在五百英里战线上进行五次殊死的空中较量。最后，英方凭借雷达优势，使德寇损失战机1733架，死伤飞行员6000多人。受到重挫的希特勒被迫无限期地延长了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但伦敦、英国第二大港利物浦和工业重镇考文垂都受到了德军的疯狂轰炸。空袭警报响起时，炸弹暴雨般狂泻，人们四散奔逃。父亲不止一次看到浑身起火的路人，不顾一切地跳进莫西河，又被落入河里的炸弹击中，霎时尸骨无存。还有一次，警报拉响时，父亲随人流奔跑，一只硕大的黄蜂忽然对父亲穷追不舍，一直把父亲追逼到跑过了马路还不依不饶。恰在此时，一颗炸弹在对面他刚经过的马路上炸响了，小小的黄蜂帮父亲躲过一劫。生命在战火中太脆弱了，生死之间竟只隔着一只黄蜂。谁也不知道明天是否属于自己。在那些生死未卜的岁月里，英国女人柔丝·黛把如火的爱情给了一个举目无亲的中国男人。父亲说，他当时的痛苦不仅是战争的血腥残酷，还有自己在情感和责任上的进退维谷。一边是家庭和责任，一边是战争中共患难的柔丝·黛。我不知该怎样回答父亲。我理解他在异国他乡的孤独和无助，可情感一旦穿越了底线，就总要为此付出代价。上帝给了男人一副肩膀，一副肩膀不能同时挑起两副担子。父亲与柔丝·黛同船回到上海后，父亲曾以“父母包办婚姻”为由，向母亲提出离婚。母亲并不意外，她早有预感。父亲一走八年，起初还有只言片语寄回，渐渐连一个字都没有了。婆家众人见她受到丈夫的冷遇，也都没有了好面孔。父亲回到上海那天，家中所有人都事先得到消息去迎接，唯有母亲被蒙在鼓里。等她从闺中密友、当年“沐恩堂”同学叶剑秋家回来，一位保姆悄悄告诉了她父亲即将抵沪的消息。她匆匆赶去码头时，父亲同前来迎接的家人早已乘车离去。母亲再回到陈家时，离家八年的父亲正跪在客厅祖父的遗像前垂泪不止。母亲全然不知道，随父亲同行的一位英国女人柔丝·黛，已被安排住进了离祖父家不远的上海国际饭店。母亲说，那一夜，父亲很晚还没有回到他和母亲的卧室。忽然，三楼上传来三叔的高声怒斥：“你一走八年，大阿嫂一手把衍庆带大，她哪点对不起你？你凭啥这样待她？滚回去！回你自己房间困觉去！”三叔是陈家兄弟中的“大侠”，我们叫他毛毛爷叔，毛毛爷叔专好打抱不平。父亲当晚想在三叔房中借宿，被三叔轰回了二楼的母亲房里。看到坐在床边相拥而泣的母子，父亲忽然觉得心被撕成了几瓣儿，痛得锥心刺骨。“沐恩堂”的同窗叶剑秋父亲坦诚地向母亲说出了执意随他漂洋万里回中国的柔丝·黛，也讲了他们在战争中相濡以沫的点点滴滴。“她从没向我索取婚姻，正因为如此，她坚决不要孩子。可是，我觉得这样对她不公平。”父亲说。“这样对我就公平吗？”母亲反诘。“无论怎么选择，我注定都会伤到其中一个。”父亲知道自己理亏，嗫嚅道，“我们毕竟在一起同甘共苦了六年。”母亲的回答理直气壮：“不是伤到一个，是两个。别忘了，你还有自己的亲生儿子，他也是人。我一个人苦苦撑了八年，每天盼着儿子能和别人的孩子一样叫声爸爸！那是女人一生中最光鲜的八年，我对得起天地，对得起良心。”父亲无言以对。母亲决定去找叶剑秋商量。母亲在“沐恩堂”天主教会女中读书时，同学中大多是名门闺秀。有一天，嬷嬷带来一位插班生，母亲就有了一位新同桌，名字叫叶剑秋。这位广东梅县姑娘肤色黝黑，眸如秋水。“她的眼睛会说话，眼神能把人撩得心发软。”四十多年后，住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城，母亲说起当年的同窗，仍怀着出自内心的赞赏，“多亏我们是女校，不然，男学生不为她打破头才怪。”叶剑秋擅舞蹈，通诗词，会唱京戏和昆曲，善解人意，冰雪聪明。起初学习成绩平平，很快名列前茅，和母亲的关系也日益亲密。高中毕业时，她忽然请母亲去“新雅”饮茶，点了一桌广东点心，开门见山地对母亲说：“我们同学一场，朝夕相处两年，谁也不知我来自何方。今天，我对你把一切和盘托出，是想求你助我一臂之力，我会永远记得你的帮助，今生今世不忘还报你的恩情。”刚刚十七岁多的母亲听得一头雾水，惊得不知如何是好。她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同桌两年的叶剑秋，竟是上海一家夜总会的舞女。晚上在欢场陪舞赚钱，早上洗净铅华，摇身一变为清纯女生，用赚来的钱供自己读书。叶剑秋不是她真正的名字，真正的名字是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幼时家贫，父母把她卖给了广东一个经营女孩儿生意的精明女人。这位与鸨母没什么区别的“妈妈”，严格筛选并训练她买来的“女儿们”。她下本钱让她们学习琴棋书画，昆曲京剧和送往迎来的礼仪，待到十六七岁时，高价卖给消费得起这种尤物的男人。比叶剑秋年长的姐妹们相继卖出去做了达官贵人的姨太太，也有的成了红舞女、交际花。叶剑秋在这位“妈妈”家的名字叫叶双红，“色艺双馨”的意思。但读了书，又通才艺的叶双红，不甘心从这座专卖女人的“精品屋”里再一次被出售。在一个已经做了舞女的姐妹帮助下，叶双红只身逃往上海，改名为叶剑秋，十六七岁女孩儿开始在远离故乡的上海滩闯荡江湖。她不得不先在夜总会当舞女，只为了在上海找到一方立足之地。但她不甘心给除了钱，什么也没有的男人做妾。她常约母亲一起去“国泰”、“大光明”看美国电影，嘉宝、费雯丽等明星演绎的爱情故事赚尽了两个女孩子的泪水。中国古典诗词与戏曲故事又赋予她无限浪漫情怀，她渴望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和幸福。“沐恩堂”是她改变自己处境、扩展社会关系的进身阶梯。母亲无法把自己的同桌与如此传奇的经历联系起来。夜夜陪舞，还能把功课学得个风生水起，那背后的辛苦和心劲儿让母亲对同窗刮目相看。但母亲不知道自己究竟能为她做些什么。叶剑秋说：“其实，这件事对你家并不太难，对我却是再造之恩。”她告诉母亲，自己在陪舞时结识一位叫祖尧的大学生，双双一见钟情。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母亲一直记得女友向她诵读两人热恋时海誓山盟的神情。祖尧出身杭州的名门望族，父亲是上海著名的银行家。豪门似海，家法如山。叶剑秋慧心剔透，深知自己身家寒微，必须有一个体面的家庭，这桩姻缘才有希望。她想请母亲帮忙，说服她一直称之为“陶家姆妈”的外婆去杭州参加她的婚礼。祖尧可以对家人说，新娘从小父母双亡，在姨母家长大，陶家姆妈是她的亲姨母，母亲是她的亲表妹。母亲只好去央求外婆。叶剑秋亲自带了礼物去外婆家跪拜姨母，一口一声“大阿姨”地叫着，外婆被她叫得心也融化了，终于答应下来。外公在外面还有两房姨太太，对家事懒得过问，母亲和外婆就真的代表娘家人，去杭州参加了“表姐”叶剑秋的婚礼。刚刚从“沐恩堂”毕业的“表妹”陶爱仁是“表姐”叶剑秋的傧相。婚礼那天，新嫁娘身着白色婚纱，在傧相的搀扶下，如芙蓉出水，缓缓走下礼车。就在那一霎，母亲听到新娘低低的、绝望似的耳语：“爱仁，触煞霉头了！我的高跟鞋鞋跟脱落了，走不来路了……”母亲搀着她的臂膀，不动声色地轻声安慰道：“勿要紧，我搀牢你，你跷起脚跟走，走慢一点就好了。”整场婚礼叶剑秋魂不守舍，犹如被霜雪摧折的花蕾，再也打不起精神。她不住喃喃地对母亲重复着：“触霉头，触煞霉头了……”蜜月是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蕾，绽放了，华光四射了，很快就凋谢了。大学毕业后的祖尧在银行继承了父亲的位置。三年后，一位清纯明丽的女孩儿飘然而至，只弹指一挥间，轻轻拿下叶剑秋的丈夫祖尧。昔日的浓情蜜意绕骨缠绵，转眼化为落花逝水，再难挽回。祖尧与妻子签下一纸离婚文书，价码是一百根金条，外加愚园路的花园洋房和一辆别克汽车。母亲去叶剑秋家安慰“表姐”，叶剑秋正在替丈夫收拾整理劳燕分飞后的衣箱。她一件件地叠起丈夫的衬衣、西装、内衣内裤，装进一只只皮箱里，热泪急雨般落在祖尧的衣服上。母亲默默站在一旁，想帮把手，却被她用手势制止了。合上最后一只皮箱盖时，她猛地捂住脸，久久地无语凝噎。旋即，她如一只发狂的困兽般咆哮起来，仿佛被谁施了魔法，她化作了横扫天地的龙卷风。收拾好的衣箱被打开，衣物一古脑儿掀翻在地，西装衬衣领带是风暴中的飞沙走石，上下飞舞。她不知从哪儿抓起一把剪刀，向着祖尧的西装、领带戳去、剪去，不一会儿那些名贵衣服上已经千疮百孔。母亲上前抱住她，哭着劝她说：“何苦呢，你把它们烧成灰，他也不会回头了。好说好散，大家日后还可以有来有往，你这样一闹，真是扯破面皮了，一点余地也没有了。”叶剑秋愣住了，慢慢安静下来，呆呆地立在一片废墟似的碎衣烂衫之中。她止住了疯狂的哭喊，久久地望着母亲，目光呆滞，神情漠然，像一段被雷击毁的枯木。后来，她对母亲说：“命中八尺，难求一丈。我生来就是叶双红，偏偏改名叶剑秋。改得了名，改不了命。一心想嫁个能白头偕老的丈夫，恩恩爱爱、平平常常地过一辈子，此生也心满意足了。想不到我从广东逃到上海，从陶家姆妈的‘外甥女’变成祖尧家的豪门儿媳，最后还是逃不出前世注定的如来掌心。”离婚后的叶剑秋在前夫留下的豪宅里开派对，办沙龙，家中五日一堂会，十日一舞会，整日周旋于上海滩一群名媛贵妇和巨商富贾中间。叶剑秋锦袖翩跹，蛾眉宛转，将昔日祖尧的那些关系，都系在了她的石榴裙上。母亲不懂她要做什么，手里握着一百根金条，一辈子也吃不完的，何苦跟那些红男绿女周旋？母亲很担心她的“表姐”。“你当我欢喜那些臭男人？当我是买醉贪欢？‘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剑秋的纤手做出兰花指，用昆曲道白向母亲念道，“从今后，奴愚痴不再，‘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君不见，人情险恶，浊浪滔天。我叶剑秋素手纤纤，偏也要拨云覆雨，搅它个地覆天翻！”母亲听懂了她这些戏词，只是弄不懂她到底还要做什么？她说，她要做股票、赚钞票。要那些有钱有势的男人为她所用。女人有钞票才有底气，不然就给男人掼来拎去，连块揩桌布也不如！靠爹娘，靠男人，全不如靠自己。一百根金条是死水，赚进来的钱是活水，为什么不趁现在尚是月貌花容，凭钱生钱呢？从此，叶剑秋不仅自己做股票，还带着母亲一起做。她给母亲介绍了几个做股票的高手，都是靠纽约、伦敦、香港的长途电话做股票的。叶剑秋指导母亲说：“他们叫我们买什么就买什么，叫我们抛什么就抛什么。赚了，他们分百分之十。”“赔了呢？”母亲问。“赔了哑子吃黄连。”“表姐”拍拍母亲的手，“做啥生意都有风险，天下哪有只赚不赔的生意！”叶剑秋倒是很真心诚意地告诫母亲：“你爹爹还有两房姨太太，将来钞票落在谁手里讲不定的。老公去了英国，你是好意思向爹娘伸手，还是好意思问公婆讨钱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万一陈家大少爷变成第二个祖尧，他拿得出一百根金条吗？男人里能有几个家财万贯的祖尧？如果你老公拿不出钱，你能杀他剐他？你能奈之若何？手里那点陪嫁钱，够你和儿子活几年？”叶剑秋一番话，说得母亲面孔上阵阵发热，脊背上阵阵发寒，“我是把你当做亲姐妹，才会说得这么戳痛人。天下最靠不住的就是情字。”从那以后，母亲破釜沉舟，把自己的陪嫁钱，几乎都交给了叶剑秋，由她一手经营操办。母亲说：“赚钱大家分，赔了算我命中注定。每笔投资若赚了，除了交给操盘手一成，一定再交给叶剑秋一成。自己能赚多少算多少，总比让钱闲着好。”此后的几年里，叶剑秋一丝不苟地替母亲经营着她的陪嫁钱，仗着她里里外外的关系，也仗着她的强悍精明，总是赚多赔少，为母亲赚的钱，已比本钱多了数倍。得知刚从英国回来的陈占祥意欲休妻再娶，叶剑秋对母亲说：“他当离婚就是上唇碰下唇，一句话就算数？困扁头了！离婚也要有本钱，让他拿金条出来，拿得出就放他一马，不然免谈。花钞票才买得起称心如意！其实，他拿不出来你也不怕，问他要钱不过吓吓他，煞煞他的威风罢了。这些年赚的钱，还不够你过一辈子？男人有啥了不起！离了男人自己过更快活，看我现在怎样？”叶剑秋终生未再嫁。解放前夕，孑然一身，带着万贯家产，先是去了香港，又转道去了美国，从此音讯渺然。一言定乾坤的外公有钱撑腰壮胆，更兼叶剑秋的开导，母亲决定离婚。那时外婆已经过世，家中另一位亲人是姐姐陶爱德。但这位姐姐一日三餐都吃在麻将桌上，连自己儿女的事情都懒得过问，哪还顾得上妹妹？母亲只好去找外公商量。外公闻讯后火冒三丈，拳头把桌面擂得“咚咚”响，“女儿离婚，我坍不起这个台。你要离婚的话，先登报跟我断绝父女关系！”在那个年代，外公疾言厉色的警告无异于宣告女儿的大逆不道。外公同时找来父亲，训斥道：“男人在外面纳三妻四妾，天经地义，无可厚非，我根本不闻不问；但家中正房的名分休想动一丝一毫。我陶家二小姐是陈家明媒正娶的长房长媳。你出国整整八年，她在家侍奉公婆，辛苦教子，恪守妇道，何罪之有？你若敢不仁不义，逐发妻下堂，休要怪我手下不留情！”父亲和陈家都深知这位岳丈一言九鼎。在上海滩经营多年的陶老先生财大气粗，黑白两道如履平地，如今江河日下的陈家决不是岳丈的对手。父亲的一个堂兄曾向外公借了三千大洋开夜总会，这位堂兄生意兴旺后得意忘形，背后四处扬言：“老子不赖账，就是不还账，你陶家能将我怎样！”外公闻此言，二话没说，一个电话打给了巡捕房的弟兄。当晚，一帮巡捕冲进他的夜总会，抓了一群舞女和“嫖客”，查封了这位堂兄的生意，同时讨回了他欠外公的三千大洋。外公将三千大洋全都分给了众巡捕，自己分文不取。不久，这位堂兄因飙车肇事身亡，丧身在一辆美国大兵的卡车轮下。外公说：“我陶某为义气两肋插刀，一掷千金不眨眼，可谁敢在我眼里揉一粒砂子，我一定给他颜色看。”面对强悍的岳丈，父亲知难而退。外公与女婿约法在先：妻不可休，家不可弃，丈夫必须对妻儿尽责。但男人在家之外有红颜知己，发妻不得过问。这又是外公为女儿定下的金科玉律。出嫁时，母亲顺从了。选择离异受阻，母亲又顺从了。后来母亲对我说：“冥冥之中，无论何时何地，总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我欠下的情债，大概要用我一生的不幸来偿还。”外公在父亲头上悬了把剑，也给了父亲一条拾级而下的台阶。父亲不得不在两个女人中间周旋，不停地奔走于上海、南京之间。一边是无辜的儿女和妻子，一边是情深意长的柔丝·黛。解放军进入上海，使家庭的格局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变迁，这一切是父亲母亲及柔丝·黛所始料不及的。柔丝·黛是头脑清醒的职业女性，她对政治的敏感来自于她在外交生涯中的职业本能。在政治与情感的冲突中，她理性地倾向于前者，但她又从不曾放弃过心中只属于自己的圣地。面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共产党政权，她理性地选择退却。我对父亲说：“她的这种抉择，像男人而不像女人。若是我，天平上的砝码永远向情感倾斜。”告别柔丝·黛柔丝决定回英国，告别的日子到了。我至今记得，那天父亲带着我，陪柔丝去了南京路上的“永安公司”。他们一起挑选着丝绸披肩、绣花睡袍、绣花拖鞋之类的丝绸衣料。我还记得柔丝把米色的绣袍在身上比量着，在镜子跟前照来照去，笑盈盈地向父亲征询意见。爸爸也为我买了些东西，一辆蓝色的小三轮自行车，一个白底印着紫花绿叶的小暖水袋，还有一些精美的儿童画册。走到一个卖童帽的柜台前，柔丝说要送我一顶帽子。她把我抱起来，向售货小姐要了一顶红色有遮阳宽檐的呢绒帽子，扣在我头上，在柜台的圆镜前照了又照。我一把揪下红帽扔在柜台上，指着墙上一只海蓝色镶兔毛边的帽子大叫大嚷：“这个！这个——”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喜欢天蓝色。柔丝把蓝帽子戴在我头上时，我急忙紧紧地捂住帽子，开开心心地在柔丝颊上吻了一下。柔丝笑了，用洋腔洋调的中文说：“你要对我说什么？”我想了想说：“谢谢！”柔丝又笑起来。我这样近地面对着她的微笑，两粒和她牙齿一样明亮的珍珠耳环，在灿烂的笑容中闪烁，栗色的发髻上，插着一朵小小的珠花。她抱紧我，还给我一个热吻。我心里漾起一股暖暖的热流，忽然喜欢起这个栗色眸子里闪着星星似的亮光、发间散着淡淡水仙花香气的英国女人。我把头俯在她肩上，双臂环着她的颈项。她别转头，在我耳边轻声地呢喃着：“I love you, I love ...... ”她温热的呼吸像电流从耳畔传遍全身，心里传来莫名的悸动，因为这也是父亲对我说过的话。午餐时来到一家咖啡厅。我长大后问父亲，才知道那是南京路上“基督教青年会”楼下的咖啡厅，离国际饭店不远。咖啡厅里很暗，每张桌面的金属烛台上，抖动着一朵小小的火苗。门前的通道两旁，是两排火车座式的餐桌椅。父亲点了洋葱铁扒鸡和奶油蛤蜊汤，柔丝要了烤马铃薯配酸奶油，还有西式沙拉。父亲特地为我要了一份栗子粉布丁，上面加了一勺新鲜奶油，这是我最喜欢的。我一边吃着杯中的奶油，一边向四周东张西望。大门前的通道尽头是一个稍高出地面的舞台，向两面拉开的紫红色丝绒幕帘中，一个长裙曳地的女人，毫无表情地端坐在三角钢琴前，苍白消瘦的面庞在烛光中摇曳，悠扬舒缓的琴声从她的指尖流淌出来。父亲和柔丝在若隐若现的琴声中轻声交谈，说的是我完全听不懂的英文。也许是父亲又一次向她描述解放军走进贝当路的那个雨夜，也许是请她理解他渴望做好北平规划的梦想，也许是倾诉自己对在异国他乡得到挚爱真情的感激，还有眼前的两难和无奈……这都是我成年后的揣测。忽然，我看到柔丝哭了，哭得没有一丝声响。只见泪水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双肩发冷似的抖动。父亲默默地把一方白手帕推到她胸前，轻轻握住了她放在桌上的手。坐在她身旁的我，也觉得鼻子酸了起来，我推开跟前的栗子粉布丁，一点一点地挪到她身边，偎着她的肩膀。她越发难过了，一把抱住我，终于泣不成声。悲伤一定有扣人心弦的力量，我完全不明所以地跟着她哭了起来，哭得和她一样伤心。她把我搂在怀里，抚着我的头说：“You are dad’scopy（你是爸爸的翻版）。”她擦干泪水，重新把我放到身边的位子上，对父亲说了些什么，父亲马上翻译给我听：“柔丝说，她要走了。为了你陪她哭泣，她也该走了。”我急忙说：“我不哭了，你不要走！”柔丝好像听懂了，转过头对我笑起来。水晶一样的泪光，在她栗色的眼睛里闪烁。柔丝从提袋里拿出一本书，递给父亲。父亲后来告诉我，那是邱吉尔在二战中的讲演文集《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面对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邱吉尔发表了无数次充满激情的演说，表现出要与“把人类文明推向深渊的法西斯”决一死战的勇气和决心。他的不屈不挠、大智大勇成了英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也是父亲和柔丝心中的偶像。尤其是一九四五年七月，如日中天的邱吉尔在英国大选中败给工党领袖艾德礼。对于这出乎意料的结局，邱吉尔平静地说：“对领导人不感恩戴德，是一个民族强大的标志。我奋起抗击侵略者，就是为了保证人民有罢免我的权利。”邱吉尔的这句话，是在“文革”的偶像崇拜年代，父亲告诉我的。因为那一晚，父亲在“牡丹牌”半导体收音机的短波波段中听到了邱吉尔谢世的消息。“邱吉尔走了，英国人在圣保罗大教堂为他举行国葬。英国历史上，那里只为三个人举行过国葬——惠灵顿、尼尔森和邱吉尔。”父亲有些黯然地对我说。之后，就一直坐在西直门大杂院陋室的破沙发上，一晚上默默无语。我想起了柔丝·黛。临别前夕，她把邱吉尔的讲演文集赠给父亲，一定是希望父亲记住他们在邱吉尔时代共同拥有的岁月吧？上中学时，偶尔从父亲的书架上抽出了柔丝送的书，吃惊地发现，书中的扉页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句中国成语：“骑虎难下”，下面的署名是“Rose Day”。“骑虎难下”前三个字被洇湿后又干了，这三个繁体字笔画很多，洇干后有些模糊。我猜想，这句成语一定是她请教哪位中国朋友后学来的，但不知那三个字是被谁的泪水洇湿了。是柔丝还是父亲？抑或是两人共同的泪水。我们住在北京西单横二条的近十年中，每年圣诞节，父亲都会收到柔丝寄来的包裹。每到这时，母亲会别转头，悄无声息地走到其他房间去；父亲则不声不响地慢慢拆开邮包。我一动不动地站在父亲身边，任母亲怎样唤我也不理不睬，对那个来自遥远异乡的包裹充满好奇。包裹打开了，里面是永远不变的四双羊毛男袜，淡黄色的。两套本色羊毛衫羊毛裤。包裹中永远夹着一只白色信封，右上角一朵凸印出来的白玫瑰，信封里面是一张年年一样的中式宣纸信笺。信封信笺上皆空无一字，唯有一株淡淡的墨竹，凄寂而孤傲地在信笺的一角伸展着自己的枝叶……一九五九年以后，西单横二条那座精美的四合院拆除了，我们搬到了复兴门外南礼士路的建筑设计院宿舍。戴了“右派”帽子的父亲不可能与国外有任何通信往来，柔丝无法知道父亲的地址行踪。父亲再也没有收到过柔丝的包裹，他们的最后一缕柔丝也从此真正一刀两断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九七九年，复职后的父亲调到了国家城建总局城市规划研究院。六十三岁的父亲，在制定《梁陈方案》的三十年之后，才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规划专业本行中来。当时一家国内的建筑公司要去香港发展，但国内的公司没有英国的建筑师执照，无资格在香港登记注册。不知什么人想起了父亲的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会员资质，在香港登记注册过“五联建筑与计划研究所”，便派专人向父亲协商，想借父亲的执照成立分公司。父亲说：“会员资格是永久性的，但执照并非永久性的。英联邦的执照必须年年交执照费，就像汽车年年交牌照费一样。我有三十年没缴执照登记费，那个执照早过期了。”“不对呀。”那位建筑公司的负责人说，“我们派人查过，你的执照费年年都是按时交的，根本没过期嘛！”“天方夜谭！别说我的工资不够交执照费，就是有钱，国家有那么严格的外汇管理政策，怎么可能汇得出去呢？”父亲觉得那老兄真有些胡搅蛮缠。来客也急了，“我们查得仔仔细细，你的执照费不是你自己缴的，是英国人给你缴的。”“英国人？外星人吧！”父亲以为那人的玩笑开大了。“不信，你自己去查，确确实实一直交着的。”来人言之凿凿，弄得父亲也将信将疑起来，连忙四处托亲朋好友去查实。调查的结果，连我也心潮澎湃。四十年来一直默默为他交执照费的人，正是柔丝·黛。若不是那次建筑公司要借执照，父亲也许永远都不知道柔丝为他所做的一切。一九八四年，六十八岁的父亲再一次访问英国。在一次欢迎他的酒会上，竟与分别三十五年的柔丝·黛重逢。我想像不出他们重逢的场景，但我见到几张父亲与许多英国老朋友在酒会上的合影。握着酒杯站在人群中的柔丝仍然窈窕颀长，银色的晚礼服长裙简洁而得体，唯一的装饰仍是一串珍珠项链、一对珍珠耳环。若不是当年栗色的头发化作了满头霜雪，几乎看不出她是近七十岁左右的妇人。尽管我是唯一能与父亲谈柔丝的女儿，仍觉得有些话说不出口，不能问得太深。父亲自己说到哪儿，我就听到哪儿。“她一辈子没结婚。但事业上很有成就，因为在外交上成功地处理过爱尔兰共和军的问题，她得到过英国女王颁发的勋章（处理的具体的问题及勋章的名字我忘记了，了解此情的人亦均不在人世）。”父亲说。“是因为你，才不结婚？”我惊异于生活中真有这样的爱情神话。“她说，被爱是一种幸福，去爱更是一种幸福。被爱是未知数，去爱却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是由自己来感受的。爱一个人，是自己的事，与被爱的人无关。她说，无所求地去爱一个人，思念一个人，是最自由的爱，也最不会受到伤害。”上帝，这哪里是人间的爱情！“她应该是圣女，可以给上帝做老婆。”我半开玩笑地说着，马上又有点后悔，真怕自己亵渎了什么。“我想，一个极强极自尊的女人，被情伤得太重之后，就会生出这样自我保护的下意识。她把爱情变成了一种宗教、一种信仰。她用最理想的光环装饰自己的爱情，把自己的情感奉献作为一种道德上、价值观念上的自我完成。”父亲的声音很平静，但我分明看到了他不时紧咬牙关咽下眼中的泪水，“她爱的人其实不是我，而是她用理想塑造出来的男人，一个不真实的我。因为距离，这种理想才得以保持。得不到的永远是美好的，所以，天下有情人勿成眷属才能永远有情。事实上，我是一个多么差劲的男人，我辜负了两个好女人。为了事业，为了男人的雄心，我放弃了爱情，也曾经放弃过家庭，结果是一事无成，三败俱伤，连你妈妈也是牺牲品。白居易说商人重利轻别离，我这个不是商人的男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父亲终于泪流满襟。我想，那汩汩的清泪，在无数个不眠之夜，是不是会化作汹涌的江河波涛，撞得父亲心碎欲裂……梁先生家的下午茶在兄弟姐妹中，我是幸运的。我诞生在新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但新中国灿烂的曙光，照耀过我金色的童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金风送爽的十月，是北京最美的季节。我们一家在前门火车站下车，被接进了离火车站不远的“解放饭店”。梁先生很快就请我们全家去清华新林院八号的梁宅做客。几十年后，父亲与我谈起与梁先生的第一次见面，仍记得清清楚楚。父亲说：“梁家并不豪华，却是最雅致的。亚麻本色的粗纺沙发扶手上，铺着拙朴的手绣纺织品。母亲觉得那些绣品很奇特，梁先生看出了母亲的好奇，便告诉她说，这是苗族姑娘做嫁衣的手绣，还有这些靠垫，也是从苗寨买来的。”父亲立刻说：“我现在是靠在苗家姑娘的嫁衣上了。是不是要正襟危坐，非礼勿视才对？”旋即指着客厅条案上一座高一尺左右的石雕佛像说：“这里还有一尊古佛，更不可无礼。”石雕很古旧，但上面的三尊佛像造型极美。“看看像哪个朝代的？”梁先生问。父亲连连摆手说：“我哪敢在梁公面前弄斧，我对古董鉴别一窍不通。”林徽因对父亲笑了，指指梁先生说：“正好给他一次老王卖瓜的机会。”梁先生讲了佛像的来历，但父亲只依稀记得那好像是辽或是北魏时期的作品。母亲回忆说，我曾围着一只造型简洁的陶猪走来走去，看个不停。这让母亲很不放心，轻声告诫我说：“不许动！”又转过头对林徽因说：“这是个小败家精，什么东西到她手里，稍不留神就叫她拆骨头了，非要打破砂锅问（纹）到底不可。”林徽因笑着说：“她能看上这只陶猪，有眼力呢。这可是只汉朝的陶猪。”母亲忙说：“阿弥陀佛！”一把将我拉到身边，“小祖宗，快躲开，不得了。”林徽因大笑着走进屋去。不一会儿，拿出一只眼睛会闭合的洋娃娃举到我跟前说：“把它送给你吧。这是我们女儿的玩具，现在她都参军了，送给你正好。”我欢天喜地地去接娃娃，母亲把我的手挡住了，“千万不要。女儿长大了，这是个纪念品。”林徽因指着我说：“人家叫我徽因妈妈呢，这不也是我的小女儿了吗？”她轻轻拍拍我的头问，“对不对？”我连连点头，忙把娃娃抱在手里，还补上了一句，“我忘了说谢谢！”客厅里响起一片笑声。下午茶端上来了。红茶，绿茶，咖啡。还有一盘香气扑鼻的炸香蕉。父亲高兴地搓着双手，“这是在北京喝到的第一次下午茶。北京也有卖咖啡西点的店家吗？”“当然当然。”梁先生一面为父亲斟茶，一面说：“过两天就带你去一家法国面包房，在东单。那儿有卖各种新鲜面包，还有西式糕点、培根肉、计司、黄油、意大利的萨拉米肠……”林徽因还特地告诉母亲，那家的计司条做得极好，拿破仑酥和法式酸面包也不错。后来，这家食品店成了我们在北京几十年采购西式食品的地方。它不久从东单搬迁到了崇文门同仁医院的斜对面，更名为“春明”，“文革”中又改名叫“井冈山”。三年前我回到北京，再也找不到这家商店了。但那家店铺里的氛围、气息和消失的古老京城一道，永远保存在我的记忆里。喝茶时，梁先生兴奋地对父亲说：“这些日子太忙了，正到处招兵点将，把全国最优秀的人才集中到北京来。建系时，沪宁一带已经请了一批年轻的建筑师过来，大多是南京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像建筑系的吴良镛、程应铨、汪国瑜、胡允敬、朱畅中……现在都是青年才俊，将来必是擎天之材。还在邀请一些有资格做各部门领导工作的人。像戴念慈、吴景祥、赵深。在香港还有一个学生叫张镈，也准备写信去请他。大国首都的建设不仅急需都市计划人才，还需要建筑设计人才。这可不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有人在国内或国外受过专业训练，却没有实践经验；也有人实践经验很丰富，可没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要找到两全其美，又在同业中有口碑的人才，确是凤毛麟角。土建工程师和建筑师缺一不可，二者只有合作默契，才能造出品味高、效率高，并且经济实用的建筑。这是百年大计呀！”父亲应答说：“这正是做规划最担心的事。规划做得再好，碰上蹩脚建筑师，就像碰上无厘头化妆师一样，把个羞花闭月的姣好容貌，做成一张大花脸，岂不是啼笑皆非。”梁先生说：“衣服买得不顺意，顶多送人或丢掉；哪怕媳妇讨得不称心，一拍两散就是了。如果一片片的房子盖得不伦不类，那就是几十年上百年也无法纠正的错误。”父亲说：“全世界再也没有第二个北京城，我真是诚惶诚恐，唯恐愧对先人和后人。北京是传承了几千年文明史的瑰宝，规划时要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不然就是千古罪人，会像秦桧一样遗臭万年的。”父亲说：“梁先生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把茶杯举起来，和我的茶杯碰了碰说，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那天的下午茶，梁先生只约了我们一家人，大约是想和父亲单独谈谈，多了解一些父亲以前的经历。他代表清华建筑系向父亲发出邀请，请父亲每周到建筑系讲一次规划学。他说，清华有一个专门研究北京城建问题的小组，还要介绍父亲认识建筑系的“四大金刚”：程应铨、汪国瑜、朱畅中和胡允敬。梁先生亲自带他们一起出席北京城市建设的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