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对社会很重要。孩子在“宏宇陶瓷文化传媒”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推出进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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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加强大学生伦理道德与法制教育的重要性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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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之音“遭遇”传媒时代谢嘉幸  和谐社会需要和谐之音,有学者说得好,和谐的“谐”字,其意乃众口皆可言说。但“谐”之关键,在于“和而不同”,在于言说多样性的均衡协调,用音乐的术语来说,就是音乐中复调思维得以真正实现。当然,这话说得容易,真正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  当今社会的音乐文化现象五彩纷呈,一路高歌者有之,低回婉转有之,靡靡之音有之,怀旧感伤有之,一忽超女喧嚣尘上,一忽女子乐坊走红。看起来,“众口皆可言说”了,社会音乐文化是多元了,但看官是否注意到,在这传媒主宰的世界里,多少人借助媒体炒作,声名鹊起,“红”遍天下;又有多少人因受媒体封杀,名声落地,由“红”变“黑”。传媒主宰着整个社会音乐文化生活。换句话说,看似五彩纷呈的音乐文化,并不是众口之言说都能够通过传媒以广而传之的,社会上总是只有少数声音得到放大,因此,要想论证“众口皆可言说”的和谐理想是否实现,不检讨传媒的实际作用,是不可能的。  当下中国音乐文化的症结,正是和谐之音“遭遇”传媒时代的问题。具体而言,和谐之音遭遇传媒时代有四个问题:一是传媒的话语霸权问题,二是传媒的导向问题,三是传媒音乐文化的和谐问题,四是传媒应如何跟上时代发展问题。  一、传媒有话语霸权问题  当今的世界,正如有人所言,已正式步入传媒时代。“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网络……各种大众传媒,深入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进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人能够远离报刊和广播,没有人能够背对电视或电脑,没有人能够与新闻告别,除非你隔断尘世出家,否则,只有永远闭上你的眼睛并合上你的耳朵。”(1)这就是今天的传媒!那么,我们为什么说传媒有话语霸权问题呢?什么是话语霸权?  首先是话语(Discourse)这个概念,巴赫金认为“对话关系存在于话语领域之中,因为话语就其本质来说具有对话的性质。……话语无不充盈着社会情态和意识形态内容,无不具有事件性、指向性、意愿性、评价性,并渗透着‘对话的泛音’:与其说是话语的纯粹符号性在这一关系中重要,倒不如说是它的社会性重要。……话语将是最敏感的社会变化的标志。”[2]而福柯认为“话语正是在权力、统治和斗争的关系内部被建立起来并发挥作用的”。[3]对于话语的本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福柯的“权力”理论是比较典型也比较深刻的解说。  其次是“霸权”(Hegemony)概念,“霸权”概念主要是指统治阶级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和领导。“文化霸权论”的奠基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ic,)认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不仅仅依靠经济的和物质的力量,更要依靠说服被统治阶级接受统治阶级的信仰体系,并接受他们的社会、文化和道德的价值观念。[4]  再次便是本文的主要议题,媒体的话语霸权。我国学界目前对传媒的话语霸权尚没有更为广泛的探讨,有学者作如此界定:媒体话语霸权的产生,是因为在信息极度发达的社会里,信息的互动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也使得信息传播途径――传媒的丰富与发展。当今社会,不同的人都可以代表自己或者自己的利益集团说话(这也是“众口皆可言说”的含义),但如果要获得“身份认同”的“话语”意义,就越来越离不开一个平台,即媒体平台,只有获得媒介平台的支持,个体的“话语”才能产生作用。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媒体对话语的筛选就形成了媒体的“话语霸权”。[5]   音乐文化的媒体霸权有两层含义,一是媒体左右社会音乐生活,甚而代表了当下我国音乐生活的主流,主导了社会音乐生活的方向;二是媒体通过筛选,对音乐文化行使了话语霸权。第一点比较容易看清楚,但第二点就不那么明晰了。以下举些实例:  前些年我帮电视台做《走进音乐》节目,想做一些例如《精神在哪里》等类型的音乐节目,但很快就被毙了,理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精神”,而是“娱乐”,不娱乐能有“收视率”么?很有些年头了,传媒是很以娱乐界自居的,通过传媒营造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又将社会“娱乐化”,正是许多年来媒体筛选话语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似乎很符合媒体所追求的自我身份的。以上是电视的例子。  现再举一个报纸的例子,有一位非常优秀的考生,“恃才自傲”,自以为全国比赛名列前茅(业余组第一名,专业组第五名)因不愿交某门课程和专业课数十万的“辅导费”,而被国内几所著名音乐学院拒之门外,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这位考生(高中生)几乎走投无路时,一个国际著名音乐家来华举办该专业的大师班,一眼看中了这位有才华的学生,让他赶紧寄录音录像到国外某著名音乐学院申请入学奖学金,一寄中的,当年即赴这所国际著名音乐学院学习,年奖学金4万美元。一面是学院衙门八字开,有才无钱莫进来,――要交数十万;一面是求才若渴,为才花财,――要给几十万,这应该是很好的新闻素材吧?考生找了我,我找了一家有名的音乐报纸,希望不点名地报道一下。可是报纸不敢,理由是这一报道,既影响大局的稳定(影响全社会的稳定乃至产生负面的“国际形象”),又影响小局的团结(得罪了音乐学院,我们还怎么混)。  比起电视、报纸,网络确实要“民主”多了,但很快我们会发现,在“民主”的网络世界里,也有“霸权”,这就是“黄霸”:“裸聊”“裸女”赏心悦目,“龙长”“紧窄”刺激神经,更有木子美介绍与男子性交心得的精彩视频……。网络上有了“黄霸”这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确实营造了一锅浸泡青蛙(社会个体)的温汤,在不断刺激个体“性趣”升温的同时(使个体确信自己其实只是一种感官的动物),也麻痹了他们关注社会的神经。  在纷呈的传媒话语背后,其话语筛选的霸权其实是由两个因素来掌控的,国家利益与经济利益。从根本上说,这两个因素介入传媒话语筛选并非是不可以的,但却应该是谨慎的,更不应该是唯一的。而当今的传媒,这二者却成了唯一主宰的因素。因此,意识形态的过于僵化与市场追求的极度泛滥,造成了传媒话语的不和谐。  传媒话语权的使用,无论其初衷如何,都不可掩盖一个事实,即占有传媒资源者,与不拥有这种资源者事实上的极大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又由于其非协调性,而凸现荒诞。  2、媒体有导向问题  媒体话语霸权地位的确立,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影响。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学家杜威(John Dewey,)认为,媒介是变革社会的重要工具。大众传播在改造社会方面具有强大的潜在力量,新的传播技术将会导致社会价值体系的重构。加拿大著名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将媒介形象地比喻为“人体的延伸”。麦克卢汉认为,作为媒介的“一切技术都是肉体和神经系统增加力量和速度的延伸”。“媒介作为我们感知的延伸”,必然要改变“我们各种感知的比率”,“影响各种感觉的整体场”,进而“改变着人际依存模式”,“改变思维模式和评价模式”,最后对整个人类历史、社会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的塑造产生重要影响。[6]大众传媒不但向受众传播信息,更重要的是向受众传播为社会所接受的价值、理想和情感。因此,受众在消费文化传媒的同时,也在消费某种情感,重温某种价值。[7]  当下我国社会音乐文化现象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即是 “超女”风暴席卷全国,亿万观众包括数以万计之多高知层次的观众也放弃了《同一首歌》等节目,直奔超女而去。超女风潮过后,全国各地许多新闻媒体也纷纷效仿,劳民伤财地广推“超女”现象。 “超女现象”用华丽的包装、宏大的场面、成千上万“粉丝”的积极参与,共同营造了一个“一夜暴富、一夜成名”的现代神话。有评论认为,这种现象“对青少年的成长的确是一种毒害,很多青少年及家长是怀着一种扭曲的、不健康的心态看这个节目,认为只需要象李宇春、张靓颖等人一蹴而就、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就足够了,无须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勤奋学习,变得异想天开了,羡慕和妒嫉超女们成功太快、成功太容易!“超女现象”不单单是一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问题,而且引发了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更加浮躁,从某种程度上这是对教育的一个破坏,不应让青少年在娱乐和笑声当中受到心灵的毒害和麻醉。”[8]  传媒的导向问题,在于拥有霸权后对社会的极大影响力,检讨传媒话语霸权,并不是检讨某一现象允许不允许存在,而是检讨这一现象经传媒放大是否会导致社会失衡的问题。有网友论到:“时至今日,传媒力量已经对公众的思考和判断有着不可忽视无所不在的影响力。传媒要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影响力,但要注意使用自己的这种力量和影响力。不要只顾商业利益,要有应当的社会责任感,要注意导向,争取给下一代一个更为有利于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9]  3、风、雅、颂之辨-----传媒音乐文化“和谐”现象透析  以上所论述的“超女现象”,实质上已经涉及了传媒音乐文化的霸权与导向问题。为了更好地厘清传媒的音乐文化现象,本文借助了古人的“风、雅、颂”之辩,来透视传媒音乐文化的“和谐”问题。  自古以来,我国音乐文化就有风、雅、颂之辨。“风”,意指民间歌谣;“雅”,有“正”的意思,也通指文人雅士之乐;“颂”,指古代统治者进行祭祀时的乐歌,意指对统治者的歌功颂德。如果我们用风、雅、颂的概念来诠释当代具有不同功能的音乐现象,那么当代的“风”即是当代的流行音乐,当代的“雅”,即是时下的高雅音乐或称严肃音乐,而当代的“颂”,则是歌颂祖国,党和国家以及社会主义的主流音乐。这三大音乐文化的支流在传媒时代里,各自演绎出了不同的“声部”,汇聚成具有时代特征的“复调音乐”。  如果用这一视角来评价当下传媒显现的音乐文化现象,那即是“风”流于俗,“颂”疏于空,而“雅”之不足。  为什么说“风”流于“俗”呢?  风 ―― 即今天的流行音乐。总体上来说,流行音乐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如《让世界充满爱》、《祝你平安》、《暗香》、《懂你》、《大约在冬季》、《灰姑娘》、《相爱多年》等等,都为我们的音乐生活增添了不少风采。但与此同时,也有许多粗制滥造之作,借助媒体之手,获得广泛的社会效应,影响着大众的审美取向。例如刀郎的这首《情人》唱道:“你是我的情人,象玫瑰花一样的女人,用你那火火的嘴唇,让我在午夜里无尽的消魂,你是我的爱人,象百合花一样的清纯,用你那淡淡的体温,抚平我心中那多情的伤痕,情人情人,我怎么能够忘记那,午夜甜美的歌声,午夜醉人的香吻,我梦中的情人,忘不了甜蜜的香吻,每一个动情的眼神,都让我融化在你无边的温存,啦 啦 啦 拉……”。确实,作为情歌,这样的内容本也无可厚非的。但如果由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原因,这类情歌借助传媒之手,上升为具有社会导向的大众审美倾向,则又是另一回事了。有文章写道:流行歌曲乘着媒体的翅膀飞到了生活的各个角落,甚至连幼儿园的孩子都参与到流行歌曲的演绎之中。当孩子用无比稚嫩的嗓音唱到:“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人,是我的牵挂……”时,我们的成人还会向她鼓掌叫好,熟不知幼小的心灵与不符合他们年龄特点的歌曲,将会摩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我们不倾向于将这种现象看成是教育的一种偶然失误,而是带有某些深刻的社会原因。有一个不无尖刻的“赵本山现象”评论,颇能解释审美庸俗化的深层原因:“赵本山的表演艺术基本上是通过自我嘲笑或自嘲来表现的,这是赵本山艺术的基本特征。那么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对自嘲有如此广泛的市场需求呢?……这个时代仍然不是鲁迅的时代。黄色笑话于是在民间开始流传,它传达出后极权社会里人们普遍的调侃心态和玩世不恭的精神状态。但这些酒桌或床头文化无法公开化,能公开表演的不是对领导人和社会黑暗的反讽,而是自嘲。……在意识形态管制仍在继续但事实上意识形态已经成为笑料的新世界里,管制者和被管制者都有一种忍俊不禁的滑稽感……。正在这时,一个极尽自我丑化之能事的刘姥姥来了,贾府上下终于开怀一场……”。[10]  这里的评论也许有些偏激,却道出了娱乐媒体庸俗化的一个根源。流行音乐的发展,尽管其主流是积极也是可以肯定的(其总体评价非本文力所能及),但其与媒体“娱乐化”一道的“肉欲颂歌”,从邓丽君的“吻”(《月亮代表我的心》)到如今,不能不显现其颓败的景象。  为什么说“颂”疏于“空”呢?  “颂”――即是当今社会的主旋律音乐。主要以歌颂祖国,关注社会为主。例如:《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爱我中华》等等。这些歌曲,当然获得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喜爱,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新时期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但是,在某些方面,却过于“空”。例如在歌曲《爱我中华》中唱到:“爱我中华,爱我中华,赛罗赛罗赛罗赛罗赛罗赛罗--嘿,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只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奋起的步伐,爱我中华,建设我们的国家,爱我中华,中华雄姿英发,爱我中华,五十六族兄弟姐妹,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嘿―罗。”  用后现代的理论来看,所谓“空”,既是宏大叙事没有建立在个体叙事的基础上,因此,让人感觉到有些空洞,不够真实。没能完全真实的,从个人角度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但是有些歌曲将宏大叙事和个人叙事结合得较好。例如《咱当兵的人》:“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自从离开家乡,就难见到爹娘,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都是青春的年华,都是热血儿郎,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一样的足迹,留给山高水长,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头枕着边关的冷月,身披着雪雨风霜,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为了国家安宁,我们紧握手中枪,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都在渴望辉煌,都在赢得荣光,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一样的风采在共和国,旗帜上飞扬,咱当兵的人,就是这个样”。类似这样的歌曲还有《说句心里话》、《白发亲娘》等等。  在所有艺术类别中,音乐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往往是最薄弱的,这也是“颂”疏于“空”的原因,今年春晚有些好节目,即舞蹈《进城》和情景歌舞剧《阳光下的花朵》,表现农民工,其中由一群“民工子女”朗诵的“心里话”感人至深。这一群孩子来自某“民工子弟学校”,他们在狭窄、破旧、灰暗的教室上课,即便这样,他们的学校还“不得不经常搬迁”或关闭……但是,他们发狠说:“我们不跟别人比父母,要跟别人比明天”。尽管该节目已按央视“歌舞升平”的标准进行修饰,但其透露出来的真实(原作我看过,从着装到表演更贴近农民工的真实)仍有着强烈的审美冲击力。  为什么说“雅”之不足呢?  最后一个“声部”当然是“雅”了。雅对应于今日,即是所谓“高雅音乐”(也有称之为严肃音乐)的,在古代,雅乐是具有育人功能的,孔子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道出了音乐在人格养成上的重要性。由于一个世纪“西乐东渐”带来的变迁,我们更习惯于将“高雅音乐”(或“严肃音乐”)看成是指各种传统经典音乐和一切专业作曲家用传统或现代作曲手法所创作的音乐。“严肃音乐”的传承是以学院式的严格训练来实现的,严肃音乐家总是力图在作品中最充分地展示个性,诠释深刻的命题,追求音乐技巧的创新和完美。因此,严肃音乐作为一种“精英文化”,它的创作者、演奏者、欣赏者都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音乐修养。这是一种将“高雅音乐”技术化、专业化的错误认识,也是导致“高雅音乐”脱离社会的根本原因。“高雅音乐”进校园,“传统音乐”进校园,可以看成是从教育入手,对这种不足进行弥补的措施之一,虽然这些行为仍然还未更广泛地引起媒体的重视。  但究其根本,“雅”之不足,仍然是我们讲音乐文化要么单一地“娱乐化”,要么单一地“宏大化”所造成的。  4、传媒应跟上时代的发展  传媒进入了传媒时代,理应是时代的宠儿和骄子,怎么还存在跟不上时代的问题呢?当然,传媒虽然在技术和影响力进入时代的前列了,但指导传媒的思维未必就能跟上时代。传媒出现霸权和导向问题,究其根源,正是因为传媒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一是人类时代的发展,二是我国的社会改革。  人类的社会发展  从传媒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口传媒介时代,纸质媒介时代和电子媒介时代。如下图:时代 生产方式 传递渠道 交换方式 信息传递的本质口传媒介 农业生产 民俗、传统仪式及家族活动 自给自足 传承纸质媒介 工业生产 印刷品出版及学校课堂教学 商品交换 传播电子媒介  (传媒时代) 信息生产 广播、电视、网络、短信彩铃… 信息互动 互动
  口传媒介时代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农业生产,音乐融在人们的平常生活中。音乐活动以民俗、传统仪式及家族活动为载体,主要以口传心授的方式来传承,因此传媒手段并不是很发达。  纸质媒介时代,主要以工业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这一时代的信息交换方式是商品交换,它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随着印刷品的出现,音乐活动开始可以记为乐谱进行传播,其传播的时间和空间都比口传媒介时代广泛了。与此同时,音乐开始从音乐活动中独立出来,展现在舞台上。这为音乐成为商品提供了前提条件。  而到了电子媒介时代,传媒手段非常发达。这一时代的信息交换方式是信息互动的方式。此时,社会信息的最重要的功能,已转移到了互动方面,既不是强制性传承方式,也不应是单一追求最大市场化的传播方式,而是重视社会不同群力存在的互动方式。忽略了这一点,就违背了这一时代的根本。  我国的社会改革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革,社会所追求的目标也在不断地调整,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主旋律时代”到“构建和谐社会”,无不体现了社会变革的深刻内涵。其中两个变化是最为重要的,一是从“斗争”到“和谐”,一是从“单旋律”,到“复调”。而这两个变化,又是相辅相成的。追求单旋律,必然不允许其它“旋律”的存在,必然要斗争;承认社会发展的“复调”,必然要寻求“和谐”。古人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反其意而言之则是,乐变,乃风移俗易之故也。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音乐文化的“和谐之音”概念的。  那么如何来看待传媒呢?正如巴赫金所言:“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很显然,新闻话语要达到传播和交流的作用,必须要实现两者的对话或者是多者的声音 。否则,因为单一的声音而造成的‘失语’,是与新闻的本质属性相违背的”。[11]  那么如何来看待我国媒体的角色定位呢?我国学者邵培仁认为: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中国媒体面临着多种角色的要求,但是这些角色要求并不是一致和均衡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种种的冲突和矛盾。这些冲突和矛盾归纳起来,可分为四类:一是政府喉舌与经营主体的矛盾;二是政府角色与公众代表角色的矛盾;三是公众代表与经营主体的矛盾;四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12]将这些矛盾在进一步归类,即是政府、企业与公众代表三者的矛盾,以及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换句话说,从音乐的角度而言,即是“风”、“雅”、“颂”的矛盾与“中”“西”的矛盾。  媒体要跟上时代,要进入媒体时代,一方面,就是要正视今日社会的多元性和整体协调性,在我们的社会音乐文化中,复调的多声部是有了,如“风”、“雅”、“颂”同时并存。当然,他们都各自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也不可否认。但是这三者之间是否能够进行有效的对话,这是当今社会音乐文化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传媒的介入,给予三者以不同的地位,有些声音被无限放大,抢得了最大的话语霸权;有些声音则被压抑,只能以最小的声音进行交流,因此,媒体应该以复调思维来调整当今不和谐的社会音乐文化现象。给每一个声音以平等的话语权,通过各声部之间的和谐运行,演绎出健康和谐的乐音。  另一方面,媒体要跟上时代,还要重视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即俗称的“中”“西”问题。经济全球化引发的第一个冲突就是全球化媒体和本土化媒体的冲突。媒体应该认同自己作为一个全球信息传播者的形象,还是作为一个有特定的地理边界、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的中国媒体形象呢?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到底是全球化还是本土化,中国大多数媒体似乎还没有形成共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化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方向,而本土化也是媒体生存的根本。因此,中国社会的自我转型和全球化趋势的浪潮把中国媒体推入了一个巨大角色冲突场,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力量对抗中,中国媒体处于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引发了其自我认同和身份的危机。[13]从音乐文化的角度来看,音乐文化多元化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它的受制于民族性和时代性,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国际音乐理事会写了有关音乐多元化保护与发展的白皮书,一共有800页,这里面就提出音乐多元化是建立在文化多元化的基础上的观点。我国近代以来“三次乐潮”的发展,在20世纪已经为我国音乐文化建设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形成自身56个民族多元一体的整体格局,在这里边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概念问题,就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和谐之音,是顺应历史潮流和人类社会发展潮流提出的命题,它所遭遇的传媒话语霸权问题,是一个社会顺应时代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传媒顺应传媒时代的问题。如果这样认为,那么,“和谐之音遭遇传媒时代”就将被改写成为“和谐之音顺应了传媒时代”。  注:  [1]孤岛
  [2]钱中文主编 1998《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第242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3]王岳川 1999:《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1版,第31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4]古月清华 2005 葛兰西的启示   [5]黑眼睛 2007
从建构主义范式视角看传媒“话语霸权”     [6][加]麦克卢汉著 何道宽译 1992:《人体的延伸:媒介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7]郑力 2006: 媒介传播中的消费文化 《青年记者》2006年14期    [8]《看超女评论》2006:   [9]林凯明 2005 《传媒要注意导向》  [10]任不寐2003 《漫谈赵本山现象》  [11]胡运炽 2004
《新闻话语本质刍议》   [12]重建和谐统一的“媒介身份”2006
  [13] 重建和谐统一的“媒介身份”2006
      作者简介:  谢嘉幸:博士。现任中国音乐学院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音乐教育学学会会长、中国音乐心理学学会理事、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理事、中国音乐传播学会理事,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会员,亚太地区音乐研究会(APSMER) 理事,西安音乐学学院客座教授,河南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香港教育学院院外考试委员。出版的专著有《音乐的语境》、《音乐分析》、《德国音乐教育概况》、《反熵?生命意识?创造》等多部;发表论文《关于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思考》、《让每一个学生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论知识权威》、《论不可交换价值》等近百篇,先后出访德、英、美及香港等地开展学术交流与讲学活动。
原载:中国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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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艺术――加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交流的现实背景和策略吴志远内容提要
文化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人文素养和精神气度;文化的传播和交往容易深入人心,影响人心;要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悦纳中国,应在加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和交流的策略上有所侧重和改变。
关键词 文化传播交流
策略一、中国文化及影响特征
(一)中国文化始源于“教化”
在中国,“文”最早见于《礼记?乐记》后又引申为:其一,为包括语言文字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其二,由伦理之说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之义,与“质”、“实”对称,《论语?雍也》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三,在前两层意义之上,更导出美、善、德行之意。“化”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黄帝内经?素问》:“化不可代,时不可违”。总之,“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同时又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故中国古代“文化”一词的内涵为“文治教化”,它从一开始就专注于人的精神领域。其对人的修养、影响有重要意义,即宋代大思想家司马光所说“学为化源”,透过一种真实的文化修养过程、熏陶,方达到皆为圣贤的理想境界。所以,中国文化对人的教化、影响、渗透之独特功效是其他文化所不能比及的。
(二)中国文化是世界文明的绚丽瑰宝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所创造出来的灿烂辉煌的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创造出来的博大精深的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的精神产品。构成了世界文明史璀璨的篇章。构成了世界文化极为伟大厚重的一页,中国文化是世界文明、世界文化的绚丽瑰宝。
中华民族是中国文化的创造主体。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这些都应为全世界所共享,尤其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更应为各国所了解、交流互动。进而让世界认识一个文明、博大、进步的中国。
(三)中国文化的德、仁、和是当今深入人心的坚韧的“软”力量
中国文化属于伦理型文化。有人说,如果把西方的文化视为“智性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则可称为“德性文化”,中国文化的伦理型特征,主要源于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完善及其影响的长期存在。在社会心理方面,中国人向来对血缘关系格外注重,在中国文化系统内孝道被视为一切道德规范的核心和母体。
中国文化是一种德智统一,以德摄智的文化。中国人多侧重向内探求,研究心性问题,以休身养性、自我人格完善为途径,最高追求“崇善”为宗旨;重社会,重整体,重道德,以和为贵;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种强大的生命力表现在它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等诸方面。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具体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正因为如此,今天数以千万计浪迹天涯的华侨华裔,有的已在异国他邦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但他们的文化脐带,仍然与中华母亲血肉相依。美籍华人、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教授说:“我觉得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礼教观念、人生观,都对我们有极大的束缚的力量。”这正是中国文化强劲凝聚力的生动体现。在现今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在和平和发展为主流的当今世界,中国文化的德、仁、和及宽容、责任感、不息精神已更加迫切的需要向世人展现,传播,交流。这种文化作为一种坚韧的“软”力量,极具深入人心之功能,并且有极强的吸收、同化、凝聚的特征;在对外文化传播、交流、互动过程中只能愈加丰富、坚韧、强大。
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交流的现实背景
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既是中国文化今天所面临的机遇,也是一种挑战;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融入到这样的世界大环境中去。这既包括对外来文化的输入更包括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交流传播。这一切由以下因素决定:
(一)“中国威胁论”,和“光荣孤立”的出现
由于在社会制度、宗教、思维方式等方面与西方国家很有不同;西方至今对东方的中国的“神秘感”依然存在;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种一个国家实力的增长必然导致向外扩张的自然逻辑和少数国家为其利益积极炮制的“中国威胁论”仍有一定的市场,近来又出现诬蔑中国的“新殖民主义论”,引起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误解和忧虑。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日本防卫厅研究机构的东亚战略评估报告又再一次把中国列入不稳定的潜在威胁国家。
我国有的战略学者认为,从历史上看,凡是崛起的国家总是受到另外的一些国家的嫉妒,因而也受到它们的孤立。中国由于与西方国家在文化文明的差异导致的不融洽状态,会使中国在一定时期处于类似英国崛起时的“光荣孤立”地位;美国十九世纪崛起时就曾面临同样的“光荣孤立”。加拿大著名学者,《汉和防务评论》总编辑平可夫认为,中国因崛起而出现的“光荣孤立”现象可能持续相当长时期;就历史而言,美国的“光荣孤立”持续时间非常短,是因在文化、宗教、语言上与英国一体,相互沟通比较容易;由于相同的社会制度,早期的美国和日本及现在的印度容易被西方接受;现在有些国家难以接受中国的最大障碍不仅是社会体制的问题,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甚至是神秘感也是一重要因素。欧盟对中国武器禁运未解禁,除美国施加压力外,对中国文化的不理解甚至误解而产生的一种心理和情感的隔阂也是重要因素。
要化解“中国威胁”论调,尽快消除“光荣孤立”状况,最有效的途径是借助文化的力量,加强对外进行文化的传播和交流,通过文化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软力量,最容易深入人心,影响人心,打动人心,消融误解与敌意;中国是崇尚和谐和平的国家,中国文化倡导和谐和平,中国的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一旦被公正、客观全面地展现在世界各国面前,被世界各国所了解、接受,中国也即将被世界所悦纳,才能真正的走向世界,屹立于世界,影响造福于世界。
(二)对外文化交流的“巨额赤字”
与当今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巨额的对外贸易出超相比,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存在严重的赤字,极不适应中国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现状;在图书出版方面,中国近年来图书版权贸易的逆差是1比10。对欧美逆差更高达100:1。2004年,从美国引进图书4068种,出口只有14种;从日本引进694种,出口22种。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最近也在一本书中说:“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对外文化传播不仅数量不够,而且能体现千年文化精华、真正中华民族精神的文艺作品也十分缺乏。反观美国,它的文化产品倾销世界各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0年代的统计,美国电视节目的输出量居世界第一,且比居第二的英国多出七倍;尽管美国电影的生产量仅占世界电影产量的7%,但它却占据着全世界50%的放映时间;全世界信息量的80%来自美国进入九十年代后,随着互联网络的建立和传播工具的改进,美国的文化强势更是有增无减。无论是互联网上,还是影碟、电视、电影、书刊、计算机软件及高科技市场上,中国已成为美国文化产品的巨大倾销市场。
在世界文化产业的竞争中,中国文化产业还处于劣势,在信息时代必然存在着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害。,在全球文化产业体系中,我们现在处于被动方、接受者与弱势群体。这与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正在蓬勃发展的大国的形象是不相符的。而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最大的危害是使弱势文化丧失自己的认同感,自尊和凝聚向心力;因此增强国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使中国更自信、更雄厚、更文明也是中国文化对外输出的意义所在。
(三)文化利益即是国家利益
美国政治学家亨延顿提出了的影响极大的国际政治理论“文明的冲突”,该理论认为,一种文明就是一个文化实体,每一种文明都有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文化特征,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在论述冲突原因的因素上,主要的问题其中有文明的差异;文明的差异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根本性的,如不同文明对权力与责任、自由与权威、公民与国家等的看法与分歧不会很快消失,这些分歧比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分歧更根本。文化的特性和差异不会像政治、经济的特性和差异那样轻易的化解和冲淡。经过与时的发展、演变,在他近年的“文明自省论”或者“文明隐患论”中认为,现代化并非是西方化,西方文明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有其独特的特性,又是不可照搬的,许多国家进入现代化,但并没有西方化,如东亚,他并且认为其国家发展的原因是坚持了本国的文化,而不是西方文化。西方应看到多元世界的美德。
实际上近些年的国家冲突,已日益表现为由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所引发的冲突,文化同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一样,已成为与国家利益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冷战后分化的世界格局,其各极各自都有一定的文明和文化基础;文明或文化的冲突在一定意义上必将伴随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而展开,有时甚至会成为冲突的焦点,尤其是民族国家的概念日益模糊和全球政治、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使得文化的交流和冲突成为国家之间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那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结构较为一体的发展中国家,文化的价值和利益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国家利益,特别是在那些政教合一的国家,文化价值、宗教信仰和民族传统有时已成为最高的“国家利益”。难怪连美国的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前国防部副班长约瑟夫。奈认为,美国注定要领导世界,而美国主要凭借的不是经济、军事等“硬力量”,而是一种“软力量”,就是文化与意识形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与合作。他认为文化是制度的基础,谁掌握了文化领导权谁的制度就有合法性,谁就能获得别人自愿的服从。
新世纪中国在这种文明发展和冲突的背景和机遇下,既要保持悠久传统、不断发展的东方文化,又要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唯一的出路就是融入世界文化的大环境中,要接受世界优秀文化,更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制定出有自己文明和文化特色又同其他文明和文化能相互作用、积极抗衡的文化输出、交流传播策略。
三、加强对外文化传播交流的策略
(一)发掘传统,立足当代,完善创新
我们对外交流、传播的文化,首先是中国的文化,五千年中华民族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因为它也是属于全人类的;其次还必须是与现代化发展相一致的文化,顺应当今人类文明主潮流的现代文化,还有不断完善、创新的新型文化;也就是和谐、和睦、科学、人道、民主、进步的文化。
事实上,中国的优秀文化曾经传播到世界各地;19世纪之前,欧洲就出现了长达两百年的“中国热”,法国、英国、德国等竞相学习中国文化,现德国无忧
宫里中国的茶亭、英国的逑园宝塔、丹麦的中式凉亭等都是在当时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建造的;歌德曾在《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以美丽的诗句歌颂过中国。现在的这些欧洲国家,这些文化的积淀仍在,我们应立足发掘、表现、传播;从19世纪以来,无论是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中国又学习了西方很多东西,因为世界上任何一种先进的文化都是动态的发展的;一切先进的文化都是开放的和兼收并蓄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创新更是如此。所以这些现代的中国的文化尤其是现在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人文主义的新型文化更要成为中国对外传播、交流的文化。
胡锦涛同志指出:“中华文化历来包含鼓励创新的丰富内涵,强调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增强全民族的自强自尊精神,大力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这就是说,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创新的文化、变革的文化、进取的文化,只要我们结合中国的实际和现代文化建设的实践,发掘传统,立足当代,完善创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加以科学的继承、弘扬、丰富和发展,我们就一定能对外传播输出一种先进的中国文化和现代的先进的中国。
(二)形式多样,机制灵活,自主创新
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并存和文化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外文化的传播交流中,既要注重传播文化的内涵及性质,也要在传播交流的方法、形式上与时俱进,丰富多样,机制灵活,尤其在艺术作品上要不断自主创新,多创造具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自主品牌”的优秀作品。
我们 要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建立有利于文化对外交流,面向世界、面向国际市场,文化工作者各尽其才、各得其所,优秀文化产品不断涌现的体制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文化发展输出交流的活力,激励广大文化工作者创作和生产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精品力作,提高中国文化对外交流传播总量。
近两年来,在国际文化市场上出现了一批中国民族文化特色浓郁、拥有自主创作产权和国际价格竞争力的表演艺术产品。除上海城市舞蹈有限公司的4部创新大戏轰动国外演出市场外,天创国际演艺制作交流有限公司投资制作的舞台剧《功夫传奇》、北京派格太合环球文化传媒公司投资制作的《香格里拉传奇》(即《云南映象》)、东方歌舞团创作的《华彩唱风流》、郑州歌剧舞剧院推出的《风中少林》等,均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这些文化产品,都是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的成果,具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都是以市场为取向、具有自主创作产权的中国表演艺术产品;二、都是由我国文化企事业单位通过和世界接轨的规范商业运作模式运作,成功走出国门;三、都打入了国外主流演出市场的舞台,吸引了国外主流观众;四、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内涵和特色给国际舞台增添了一股耳目一新的东方艺术之风;五、都达到或接近了国际通常的商业演出市场价格。 
这些都说明,我国表演艺术产品打入世界演出市场已经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同时也向世界证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丰富文化资源和众多消费人口的中国,不仅是外国优秀文化产品的巨大市场,还有能力为世界提供受消费者喜爱的“中国创意”文化,如何才能担当这样的使命和责任呢?关键就在于自主创新,不断从自主创新中提升文化的品位和效能,开拓文化的界域和维度,激扬文化的活性与张力,并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最大限度地从挖掘文化潜力和展示文化魅力中发挥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和人本的积极作用与特殊效能。进一步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
(三)层面多样,内容丰富,全面交流
在国外,人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依然还主要是长城、兵马俑、功夫加上京剧脸谱等零星元素。尤其是儒、道、禅这些最体现中国文化和谐精神的思想以及由此创作的优秀文艺作品,外国人少以见得。现国外不少人认为禅文化来自日本。针灸、太极拳、推拿等也被一些不具资质的人的商业传播而损害;一些对中国文化略知一二的人就著书注解《易经》、《老子》等作品,造成了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和片面的了解、认识。
我国通过出版社引进图书版权10040项,通过出版社输出版权仅1314项。其中,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4068种,输出14种;从英国引进2030种,输出16种;从日本引进694种,输出22种。需要补充的是,在这一数据背后还有着更发人深省的内容:从输出地区看,港台、东南亚地区占据了版权输出70%的市场;从输出内容看,主要集中在中医、武术和古典文学等中国传统文化及汉语学习、普及性中国读本上,而引进品种则覆盖了从科技、IT到经管、人文社科,乃至文学、生活等多种领域。现在文化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影响越来越大,大家竞争的不仅是产品,还争相输出理念、输出制度、输出创意。我国的文化产品由于单一、贫乏,缺乏竞争力和号召力,这很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不含计算机、旅游等,我国的文化产业约占GDP的3%,而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一般可达到占GDP的10%~12%。
韩国在展示自己优美悠久的文化方面通过影视媒体做的很有特色,一部《大长今》展现出韩国文化的精美雅致;一部《商道》显示出商业可以做的那样富于智慧和充满爱心,这些作品增加了人们对这个国家和人民的美好的情感;今年在中国举办的“俄罗斯年”文化活动,俄罗斯无论是演出还是艺术展览,其内容、质量、艺术品种都从多角度、多方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将俄罗斯悠久的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展现的淋漓尽致。
要想全面、系统的对外传播交流中国文化,必须要把握层面多样,内容丰富,多角度,多方位;无论是“大文化”还是“小文化”均能具体呈现,广泛展现,深入表现;通过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向世界昭示出我们泱泱大国的人文素养和精神气度。
(四)产业运作,政府投入,传播优先
我们身处的是一个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国际环境,面对的是一个文化市场资本和投入日益多元的复杂局面。对外文化的传播、交流,展现、传递着我们的国家形象,巩固和扩大我国优秀民族及现代文化的阵地,因此增强国有文化资本的市场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显得十分重要。
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我们要注意防止文化实用主义,力戒文化传播的急功近利思想,也不能演变成“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模式;不但要“文化搭台,文化唱戏”,还要先“文化唱戏”后“经济唱戏”,这样才能减少或消除有些国家对中国商品的排斥及甚至是对中国人的逆反和排斥。所以,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除了进行现代的文化产业市场的运作外,尤其是还处在弱势文化时期,政府的投入、带动、操控必不可少,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文化的对外的交流输出传播,是这个国家极具战略意义的一项长远的而又影响深远的“一本万利”的“劳作”投资。
德国1951年创立的歌德学院,最初是在境内为外国教师提供培训,开展文化交流,后在德国国外建立分支;从1959年开始,德国设在海外的分支机构逐步并入歌德学院;歌德学院开始在国外建立广泛的分支机构网;目前在德国境内有14家分院,在海外79个国家和地区设有128家分院;是一个国家对外文化交流传播的成功模式;直到现在,其每年所需要的2.78亿欧元,绝大部分都是德国外交部和联邦新闻局提供的。
韩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发展文化产业也是通过设立高级别的文化产业专门管理协调机构来扶持和支持文化产业,政府的投入尤其是最初期的运作、投入操控必不可少;目前韩国已成为继日本之后,在文化产业领域快速崛起的另一范例。无论是音乐、电影、电视剧,还是网络游戏、手机游戏,韩国都实现了重大突破,其文化产品流行东亚,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韩流”。
(五)整合资源,造就、形成大文化产业集团
我们要实现文化领域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不断完善、改革和创新,确立有利于现代文化市场运作和传播交流的先进体制和机制。
组建文化集团是目前文化体制改革的突破。到2002年初,我国组建了包括中国广电集团和中国出版集团在内的文化集团70多家,从地域上讲,涵盖到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四川等地;从经营主要业务上讲,有报业集团38家,出版集团10家,发行集团5家,广电集团12家,电影集团5家。在电影改革中还组建了电影院线30多条。这些集团的组建,加快了市场整合和结构调整,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多出优秀作品和人才。
经过几年的运作和发展,《2006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中有关专家已经认识到:文化领域国有文化资产之间兼并、重组、整合的速度将加快,迅速产生一批跨行业、跨媒体,具有品牌竞争力和战略投资力的产业集团,将大大提高我国文化市场的集中度,我国文化管理体制将融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统一框架,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将全面融入国民经济的统一市场。将大大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对外文化交流传播的综合能力。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文化资源仍过于分散,虽有整合但多是以行政力量整合,资金来源单一等。集团虽然有了一定的形式和相应的组织结构,但集团定位不清楚;很多未发生根本性质的改变。在集约程度、体制、机制和效益上还未出现国际水平的,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的文化产业集团,还未出现中国的“梦工厂 ”。另外在文化产品制作过程中,跨学科、技能领域的合作、协作还很不够,影响了作品制作、创作的效率和作品的影响力及其综合水平。
美国的“梦工厂”为了制作出像《怪物史莱克2》和《马达加斯加》这样的影片,梦工厂将画家、剧作家、软件设计师、甚至还有解剖学专家聚集到一起,正是由于成功地将各个领域的人才共同合作,梦工厂才创造了一个新的行业标准。创新往往来自这跨学科的融合,创造出更经典的作品。
(六)创办学院,构建、形成海外文化交流平台
歌德学院作为德国在全球的文化机构,对于促进德语在国外的传播,开展国际文化合作,向世界提供有关德国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的信息,向世界展现德国的形象,一直起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整个运行模式和理念很值得借鉴;在对待文化的理念方面,德国歌德学院院长尤塔.林巴赫说:“歌德学院意识到,应该把文化放到国际环境中去理解。对话与合作,也就是说对本国文化的历史性理解以及对其他文化的包容,是我们对外文化工作的基础,文化项目始终带有文化政策的内涵”。歌德学院在将德国的文化展现给世界的过程中将传播与交流并重;如其在北京的分院除语言培训、信息介绍外,还开展了大量的文化合作;今后将加强在中国的工作,主要是进一步增加同中国的文化合作项目。
近两年来,中国已经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系列的旨在推广汉语教育和提高中国形象的文化中心,借鉴德国在别国建立的歌德学院模式;中国宣布,今后每年将花费大约2000多万美元在全世界推广汉语。花费100亿美元在2010年在世界各地建立所“孔子学院”。 构建、形成海外文化交流平台。
孔子的价值观--和、德,对权威、等级关系的尊重、认同,倡导和平主义、强调“大同”,在现今世界,人们急需这种能够克服一己私欲的道德正义;借助这种德、和、仁、爱的孔子形象和学院这样一种重要的交流传播机构,将一个创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和平的中国展现在世人面前。
随着对外文化传播交流的不断深入,我们还可根据各国情况,创办其他极具中国文化代表性的具有特色的系列跨国学院。
参考文献:
《中国文化概论》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胡泳:《电脑和网络正在造就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选自 《 在北大听讲座――思想的光芒 》
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关世杰:《信息科技与文化建设》
选自 《 在北大听讲座――思想的光芒 》
第 268-270 页
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程大利:《笔墨精神与中国文化》
选自 《 在北大听讲座――思想的境界 》
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五个当代讲稿选编》中国中央党校教务部编
《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中共中央党校讲稿选
《关于当代世界问题》中共中央党校讲稿
参考消息<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30" Month="3" Year="年3月30日第16版
参考消息<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1" Month="4" Year="年4月11日第八版
参考消息<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9" Month="4" Year="年4月19日第四版
参考消息<st1: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2" Month="6" Year="年6月22日第14版
作者单位:石河子师范学校、石河子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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