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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有很多景观，在中国其它地方是看不到，有的是历史原因，有的是地理原因，这些奇特的景观使得东北极具魅力，非常值得一去。那么，东北到底有什么景观在中国其它地方看不到呢，且听小编一一道来。
　　1.欧式建筑
　　历史上中国长期被俄国侵占，留下了数量众多的欧洲建筑。比如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圣索菲亚教堂、斯大林公园、伏尔加庄园，所以说哈尔滨俗称中国小巴黎。
　　2.奇幻冰雕
　　进入冬天后，除了辽宁的南部地区，东三省大部分地区都会有冰雕，尤其是哈尔滨、黑龙江，许多公共室外场所如公园都有冰雕可看。黑龙江的冰雕保存时间较长，辽宁地区的冰雕最短，能保存15-30天左右。最好看、最奇幻的当然是哈尔滨的冰雕了，12月-1月去哈尔滨带上孩子去冰雪大世界游玩，绝对是孩子成长期间最开心的事了。不知道，现在的小学语文课外有没有那片关于哈尔滨冰雕的介绍，那时憧憬了好久。
　　3.雾凇奇观
　　在东北能看到雾凇奇观的地方有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吉林的雾凇岛、魔界等，雾凇多集中在吉林，吉林的雾凇也最漂亮，规模也最大。
　　4.冬捕盛况
　　由于地理因素的原因，除了别动，中国其它地方的湖片很难结这么厚的冰，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冬捕，东北最有名的冬捕有吉林查干湖冬捕、黑龙江镜泊湖冬捕等，小编不敢说只有东北有冬捕，但东北冬捕规模更大、更有仪式感、更庄重，这是其它地方的冬捕无法比拟的。
　　5.两米厚的积雪
　　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甚至是南方部分地区也下雪，但像东北积雪这么厚，雪质这么好，粘度这么高，保存时间这么久的，除了东三省，别无分店，比较有名的赏雪景点有二浪河
　　新雪乡、双峰林场雪乡、老里克湖等，其中小编最喜欢二浪河新雪乡、老里克湖的雪景，人少、景美、安静，双峰林场雪乡虽然更有名点，但旅游团太多了，商业化相对比较严重，而小编是一个喜欢安静安静看景散心的人。
　　6.数量众多的冰上项目
　　不去东北，你就无法理解冰山到底有多少种玩法？到了冬天，松花江上的结冰厚的能走汽车。东北人民对冰山活动的热爱是不言而喻的，一双冰鞋随便一个地方就能溜的飞起来，还有老少皆宜的滑滑梯，小朋友喜欢的打冰坨，老年人喜欢的冰上垂钓，还有狗拉雪橇等。平常波涛汹涌的湖面、江面到了冬天就成了人们欢乐的海洋。其中，最好玩的是哈尔滨防洪纪念塔后面的松花江面，是游客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
　　7.北极光
　　漠河不仅是中国唯一能看到北极光的地方，也是东三省能看到北极光的地方。北极光是大自然恩赐给人类的的眼福，想看北极光记得在每年的夏至前后9天左右的时间内去漠河吧。
　　东北有许多与关内风景迥异的奇观，如果你喜欢以上景点，有东北旅行的计划，可咨询我们的资深领队：（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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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但是相互又缺乏关联度。"哈长城市群"获批是利好消息。”吉林财经大学校长宋冬林表示，中央政府同意规划建设哈长城市群，旨在推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区域协调发展。　　“哈尔滨、长春两个中心城市发展高端产业，从而带动周边城市发展配套产业，并进一步带动城市周边的乡镇发展。”宋冬林说。　　以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吉林省省会长春为核心城市群，预计可带动两省内的齐齐哈尔、大庆、吉林、四平等城市协同发展。　　经济学者分析认为，哈长城市群建设将基于老工业基地现有的支柱产业，在城市之间进行分工，把目前占比过高但是并不强势的产业做强。　　装备制造业、食品工业是哈尔滨的优势产业，汽车、加工、轨道客车产业是长春经济发展的支柱。　　国务院关于哈长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复提出，要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布局，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协调发展、生态环境共建、开放合作共赢、公共服务共享。　　不久前，长春新区、哈尔滨新区获得批复。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设立国家级新区，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新区内实行更加开放和优惠的政策，鼓励进行制度改革与创新探索。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中国在某个地区设立“国家级新区”，释放的信号就是加大当地的改革开放。两个月的时间内在东北地区设立两个国家级新区，意味着东北地区改革开放的步伐将再加速。　　中国对于东北这两个新区的定位都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新一轮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　　其中，哈尔滨新区要发挥对俄罗斯、蒙古国的地缘优势，以对俄合作为重点，建设联通欧亚的国际物流大通道，做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支撑。　　长春新区承担的“战略任务”则是深化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连接东北三省经济走廊的同时，向北辐射俄罗斯、蒙古国，向南延伸至日本、韩国。　　东北是中国的重要工业基地，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东北地区一度是中国经济的领先地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东北经济发展逐渐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而破除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体制机制障碍的改革，也是东北这两个国家级新区须做的功课。　　作者：姚湜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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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的人口与城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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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　　康熙说“东北”“自古以来”是“中国地方”　　清朝康熙皇帝统一中国后，为加强边防军事部署和编纂《大清一统志》，清政府开始调查绘制中朝边界的地理图志。1685（康熙二十四）年，朝鲜咸镜道地方军政官员给送军器船只，纵容大批守边士卒越境偷采人参，在吉林头道沟与三道沟之间，枪伤前来绘制长白山、鸭绿江地图的清军协领勒楚。清朝派大臣到汉城与朝鲜国王共同查勘此事。处死为首的25人，国王罚银二万两。朝鲜政府遂下令严禁咸镜、平安两道开采人参，停止内外人参贸易。1710年，朝鲜平安道李玩枝等兄弟三人与同伙六人越境杀死东北受雇于北京皇商的采参人5名，劫掠其参货。朝鲜政府闻讯，紧急悬赏捉拿罪犯，并向清朝礼部咨报。后拿获并处死其中的七人。　　此案审结后，康熙皇帝认为，人民私越原因乃边界不明，决心查清鸭绿江、图们江上游边界。　　1711年，康熙为测绘东北地区，特详谕大学士哪些系“中国地方”，以什么为界线，在他那里，东北地区已被明确称之为中国的“东北一带”。其言曰：　　“自古以来，绘舆图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数以推算地里之远近，故差误者多。朕前特差能算善画之人，将东北一带山川地里俱照天上度数推算，详加绘图视之，混同江自长白山流出，由船厂打牲乌拉向东北流，会于黑龙江入海，此皆系中国地方。鸭绿江自长白山东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凤凰城朝鲜国义州两间流入于海。鸭绿江之西北系中国地方，江之东南系朝鲜地方，以江为界。土门江西南系朝鲜地方，江之东北系中国地方，亦以江为界，此处俱已明白。但鸭绿江土门江二江之间地方知之不明，即遣部员二人往凤凰城会审朝鲜人李万枝事。又派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同往，伊等请训旨时，朕曾秘谕云：“尔等此去并可查看地方，同朝鲜官沿江而上，如中国所属地方可行，即同朝鲜官在中国所属地行；或中国所属地方有阻隔不通处，尔等俱在朝鲜所属地方行。乘此便至极尽处详加阅视，务将边界查明来奏”。从上可知，“中国”不仅已明确成为康熙帝国家认同的自然符号，而且这一符号与近代意义的国界观念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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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整个国家名称的“中国或中华”与“大清国”在相同意义上同时交替使用的情形更是极为普遍，甚且很少例外。如1842年中英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南京）条约”的汉文文本中，就是“中国”和“大清”混用不分的；中法“黄埔条约”亦然。而中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的汉文文本开头更称清朝为“中华大清国”，结尾签字处则注明“大合众国钦差全权大臣驻中华顾圣”。十余年后的中美“天津条约”里，也称清朝为“中华大清国”，称大清皇帝为“中华大皇帝”。凡此不仅表明了以满人贵族为核心的清朝统治者对“中国”或“中华”这一国家名称的自我认同，同时也意味着它实际上已得到了当时国际社会的承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最主要的西方强国在与中国签署条约的本国文字条约文本中，有时干脆就直接将“大清”二字译成“中国”。如前面提到的中英“南京条约”的英文本里，大清皇帝的对应词就写作“Emperor of China”；大清国也直接写作“Chinese Empire”。可见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大清”和“中国”根本上就是一回事罢了。　　顺治时期，清朝的政治文书中已经出现了将整个清朝统治区域称为中国的“中国”用法。到康熙朝中期以后，这种“中国”用法已随处可见，并迅速成为其“中国”用法的绝对主流。至此，可以说满人高层认同“中国”、自称“中国人”的情形，已成为一种自觉的常态。特别是在与外来西洋人等打交道的过程中，总是“中国”与“西洋”，“中国人”与“西洋人”对称。皇帝、满人大臣、汉臣乃至在华西方传教士，均是如此。此时，表示原明代汉人统治区含义的“中国”一词虽仍有某种遗留，但其已无法使用在国家身份认同的正式场合。在第一个正式的国际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作为整个大清国国家名称的“中国”和作为中国人称呼的“华民”多次使用，其发祥地的东北“满洲”，也被明确称之为“中国”的组成部分。《清圣祖实录》对《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边界之碑文的记述，能清晰地说明这一点。1711年，康熙为测绘东北地区，特详谕大学士哪些系“中国地方”，以什么为界线，在他那里，“满洲”已被非常明确地称之为中国的“东北一带”（见《清圣祖圣训》卷52）。　　到乾隆朝之时，此种表明其整个国家认同含义的“中国”概念之使用已然制度化，特别是对外自称之时。1767年，乾隆本人就明确规定：“夫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清高宗实录》卷784）。因为只有在不断面对外来“他者”时，国人才会有此种表明自我国家身份认同的需要和动机。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强调对外应称“中国”时，恰恰针对的是永昌府檄缅甸文中“有数应归汉一语”，他明谕“归汉”的说法为“不经”，这很典型地表明了乾隆皇帝对其所认同的“中国”及其范围之理解。也在同一年，宫廷传教士蒋友仁奉乾隆帝之命手绘了一幅高水准的《坤舆全图》进呈并得到认可，其在地图上就直接将大清国的整个统治地区标名为“中国”。这与乾隆同时强化满洲的族群认同之间其实并不矛盾，而是两者并存。　　晚清时期，在与欧美等国所签署的各种中外条约中，作为整个国家名称的“中国或中华”与“大清国”在相同意义上同时交替使用的情形更是极为普遍，甚且很少例外。如1842年中英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南京）条约”的汉文文本中，就是“中国”和“大清”混用不分的；中法“黄埔条约”亦然。而中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的汉文文本开头更称清朝为“中华大清国”，结尾签字处则注明“大合众国钦差全权大臣驻中华顾圣”。十余年后的中美“天津条约”里，也称清朝为“中华大清国”，称大清皇帝为“中华大皇帝”。凡此不仅表明了以满人贵族为核心的清朝统治者对“中国”或“中华”这一国家名称的自我认同，同时也意味着它实际上已得到了当时国际社会的承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最主要的西方强国在与中国签署条约的本国文字条约文本中，有时干脆就直接将“大清”二字译成“中国”。如前面提到的中英“南京条约”的英文本里，大清皇帝的对应词就写作“Emperor of China”；大清国也直接写作“Chinese Empire”。可见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大清”和“中国”根本上就是一回事罢了。　　粗略统计清朝最重要的政书《大清历朝实录》里“中国”一词的使用情况，其结果是1912年之前共有1680多次的使用，其中那种包括全部清朝所治区域与民族在内含义的“中国”，以及泛指此前古代中国的用法竟占到了95%以上。而仅指所谓明朝统治区域（即中原）的其他使用极少，乾隆朝以后更少，并且多是在分别满汉关系的特殊语境下，如雍正与曾静论辩华夷等场合才出现。清朝皇帝喜欢挂在嘴上的所谓“中外一统、满汉一家”，其“中外”并非意指现代意义的“中国”和“外国”，而多是泛指中原和中原以外的广大地区。这也可以说是满人皇帝所主导的、以整个清朝统治区为范围的“中国认同”之集中体现。
　　忽悠酸儒的。二百六十年满清统治，满汉不通婚，不通婚的界限远远高于国界和族界。并且，二百六十年满清统治，汉人出关进入东北就是死罪，满清末期，汉人流行“闯关东”就是因为东北几乎没汉人，地大物博，生存繁衍容易，如果不是满清灭亡，闯关东的人都是犯有死罪的。满清灭亡后，跟日本人狼狈为奸，成立了满洲国，独立于中原之外。
　　满汉之间真的不通婚吗？　　现在,叫一些清宫电视剧闹的，不少人都以为满汉不通婚。持这种说法的编剧导演们是　　因为历史知识的缺乏呢，还是因为剧情需要在有意渲染？以至于一些满族朋友都以为满汉真的不通婚。　　那么，历史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清朝的法典中，绝没有这个规定。在官修的正史中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被一些人传来传去的“满汉不通婚”只是一种不成文的说法。??　　前面们说过，抚顺佟家当时为辽东巨富，佟养性是努尔哈赤青年时代最好的朋友。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举义，佟养性便一直在暗中支持着他，源源不断为其提供资金和物资上的援助，后来东窗事发，佟养性被抓进了大牢。因此，佟氏家族在清王室倍受礼遇，仅皇后和皇妃就出了六个。在朝廷中当大官的更是不计其数，雍正手下的隆科多就是佟家人，康熙为佟氏女子所生，在当时，就有人戏称佟家为佟半朝。　　佟氏一族久居辽东，是汉与女真的融合体，其祖上是地地道道的汉人。康熙十二年，时任浙江巡抚的佟国器撰修了佟氏家谱。在《佟氏原修宗谱》的序中，他写道：“吾族世居辽海，自北燕时有讳万、讳寿者，以文章名世，迄今千余岁，瓜瓞绵绵，文武并振，不可计数。有清定鼎以来，从龙奋起，簪缨盈庭，虽不敢称五陵盛族，亦几羔雁联翩矣。”佟万是个文人，现无文章传世，佟寿官拜大司马，是个掌兵权的人。两个人都是汉人。按佟国器所言，其先祖为商代人是从中原迁徙过来的。后来，佟氏一族来到了女真人生活的地方，与女真人长期相处，和女真人通婚，便形成了亦满亦汉的情况。因此在佟氏一族身上，既有汉人的血统，又有女真人的血统。所以，当努尔哈赤年青时的好友佟养性归金时，努尔哈赤让他领汉军旗，总理汉人事务。为什么呢？在建州人眼中，佟养性是个汉人。　　上面说过，佟家女子入宫为皇帝女人的就有六个，这六个女人是：　　努尔哈赤妻佟春秀　　顺治的孝康章皇后（生康熙）　　康熙的孝懿仁皇后　　康熙的悫惠皇贵妃　　道光的孝慎成皇后　　咸丰的端恪皇贵妃　　清入关之前，佟家一直是被当作汉人看待的。康熙年间，国舅佟国纲上书：“臣祖原系满洲，被明人诱入开原，囚放抚顺，后高皇帝兵取抚顺，将臣祖养真并族人大半令居于佛阿拉。明时，以臣家原系满洲，将臣族数百人尽杀行杀害。今臣等仍在汉军之例，能无伤心痛恨而告之于皇上？”　　在清朝，满人身分最尊贵，汉人即使是在旗，在地位上也远不如满人。所以佟国纲想把自己一族改为满人。康熙在批示时，特间引用了努尔哈赤的一段话：“福晋（佟春秀）系佟氏塔木巴彦之女，尔佟氏兄弟分散入汉，朕知之久矣。”　　康熙朝的户部奏道：　　“舅舅佟国纲等原系满洲，现应将同族人等俱为满洲，将佐领一并归满洲旗下。但若将伊等俱归并满洲旗下，伊等佐领下有另户壮丁，其家人汉人众多，不便俱为满洲，而且汉军旗下佐领缺少应将，舅舅佟国纲等佐领停其归并满洲旗下，仍留汉军旗下。”　　这句话中心意思是：你佟氏是满洲不假，但一直按汉人管理，现在，佟家汉人家丁太多，搞不清到底是汉是满，所以还是不归为满洲。　　一直到康熙时，佟家还是在汉军旗籍。由此可证，佟氏家族在开国之初一直是被看成是亦满亦汉的。努尔哈赤的第一位妻子佟佳氏是一位有着汉人血统的女人。努尔哈赤娶佟佟佳氏哈哈纳扎青时尚无社会地位，不会去考证哈哈纳扎青是汉人还是女真人，努尔哈赤娶佟佳氏，应当看作是爱新觉罗家族与汉人通婚的开始。他的两个子，褚英和代善，还有一个女儿东果大格格身上当然也就有着汉人的血统。　　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在与努尔哈赤分庭抗礼的过程中，与明朝辽东大将宁远伯李成梁打得火热。舒尔哈齐曾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成梁的儿子，这同样是满汉通婚有明证。　　早在后金建国前，建州女真中就有许多汉人，女真人称他们尼堪。有的学者认为，尼堪是女真人对汉人的蔑称。但我对此表示异义，因为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他有个儿子就叫尼堪。如果是蔑称的话，褚英怎么会给儿子起这么个名字？
　　其他如李氏、刘氏、宋氏、武氏、李氏等。　　乾隆有妃子29位　　魏佳氏：皇贵妃，正黄旗包衣，原系汉人本魏姓，后来入了满洲。生子四，女二。嘉庆皇帝是她所生，嘉庆一半是满，一半是汉。　　还有高佳氏、陆氏、陈佳氏等，在此不再一一例举。　　清朝皇帝娶汉人女子一事，到嘉庆时才有了明显的改变。　　一些资料显示，建州女真中最大的一部董鄂部的祖先便是汉人，他们是随徽钦二帝被掠到黑龙江的那部分人的后代。由于数百年生活在女真人中，便完全土著化了。因此史学家们认为，满族是以建州女真为骨干，融其它女真部落和汉人、蒙古人、朝鲜人等而形成的满洲共同体。建州首领李满住进入建州时，人口仅几千人，他们正是广泛吸收各个民族融入女真，才迅速扩大为一个实力强大的民族。在构成今天满族共同体骨干的清王朝中王公贵族中，褚英和代善均为汉人之女所生，康熙、嘉庆是亦满亦汉的女人所生。所谓满汉不通婚之说，是没有根据的。但这一现象呈一波三折的状态。　　五、 满人主动阶段　　努尔哈赤兴兵之初或更早一些时候，对满汉通婚现象没有什么要求，完全属于一种自由状态。　　努尔哈赤进军辽东后，遭到了汉人的强烈反抗，加之满洲官员欺凌已归降的汉官和民众，满汉关系形同水火，满汉通婚处于停滞状态。如果说这时候还有满汉通婚现象存在的话，也是满人对汉族女子的霸占，而不是迎娶。　　皇太极时期，由于实施优汉政策，满汉间关系渐趋缓和，满汉通婚较为普遍。清军入关后，民族矛盾更加尖锐，为此，朝廷进一步向汉人示好，大力提倡满汉通婚。然而，这个时候，汉族的士大夫们根本瞧不起满人，一直到康熙时，还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出来作官，耻于与满人为伍，因此，尽管提倡，大多数汉人还是不愿意与满人联姻。　　六、 汉人主动阶段　　随着清王朝政权的巩固，满洲人作为统治阶级已成为现实，他们掌握着国家机器，掌握着生杀大权，大多数汉人对满族人的态度不得不发生转变，开始接受这个政权，由敌视转为臣服。不少汉官想方设法与满族人联姻，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这个时候抬旗现象出现了,所谓抬旗就是将本来的民人身份变为旗人，加入八旗，这样就可以明正言顺地娶八旗之女为妻。八旗子弟民族优越感此时空前上升，与旗人通婚的门槛渐渐高了起来。这时满八旗好比是高干子弟，汉军旗就好比是贫下中农。贫下中农，根红苗正，可以通婚，非汉军旗的汉人如同出身不好的地富反坏右，想与满人通婚，比登天还难。　　我们在有清一代的国家大法中虽然找不到限制满汉通婚的条文，但从康熙年间开始，满汉不通婚便在满人中成为一种约定俗成，而且在家法中还有着明确的规定。《户部则例》卷一《旗人嫁娶门》有“在京旗人之女不准嫁与民人为妻”的规定。若要嫁给民人，那么，这个女人就要被取消旗人的身份。但是民女嫁给旗人却不受限制。道光二年的《户部则例》记载：.旗人之女不准与民人为妻。若民人之女与旗人连姻者，该族长佐领详查呈报，一体给与恩赏银两。如有谎报冒领，查出从重治罪。这就是说，民人之女嫁给旗人，官家还要给赏银。可见，一直到道光年间，仍然在鼓励汉民之女嫁给旗人。
　　康熙遗诏中所见大清皇帝的中国观*　　甘德星　　国立中正大学历史系　　前言　　近年来美国学者欧立德(Mark Elliott)提出「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之说，其中一个主要论点为大清非中国，中国只是其兼摄内陆欧亚帝国的一部分，因此大清皇帝并不能视作为传统的中国皇帝。　不过，考之史实，这个观点颇有待商榷的地方。我打算用一个比较具体的个案作为例子，来说明「新清史」理论的谬误之处。我想这比有些学者用推论的方法来反驳「新清史」的说法，更为有效。　　康熙遗诏（台戊本）　　我在本文中所选用的实例，是研究清史的学者都耳熟能详的康熙遗诏。不过，除了汉文本外，我还会利用一个以前较少学者使用的满文本。原来的康熙遗诏共有四份：两份保存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两份则庋藏於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我分别称之为京甲、京乙；台丙，台丁四本。京甲本为满汉文本，但残缺不全。京乙本为汉文的礼部「誊黄」。台丙本也是满汉文本，但满文部分只剩最后一行emuci aniya om?on biyai juwan ilan数字。台丁本则是汉文本。除了京乙本是礼部「誊黄」，不盖御宝外，其余三份皆盖有满汉文御宝：xan-i boobai/ 皇帝之宝。　　公元2000年我在北京又得到另一遗诏的影印本。该本只有满文，没有汉文，一共4页，75行，是一个较完整的版本。京甲本的残余部分基本上与之相同。据说该本源自台湾，故我称之为台戊本。　　从影本可以判定，这个台戊本应该不是诏黄。影件只有满文部分，并无相连的汉文遗诏，而且上面没钤「皇帝之宝」满汉文宝玺。本中有错、漏字，如行6的xacikingge，正字应作xancikingge；行68的xaiiraraq?ngge，最后的音节漏了加点等等。　　我原来想台戊本可能是礼部刊刻的满文「誊黄」。但影本内日期部分只书年、月 elhe taiifin-i ninju emuci om?on biyai …，没有日，可见影件是早已拟好，待康熙皇帝驾崩后，经内阁补上日期juwan ilan-de，用黄纸墨书，再行正式公布的稿本。　　满文《清实录》虽然也载有遗诏全本，但文字多经改动润色，并非原件，就史料价值而言，当在台戊本之下。台戊本中诏书的启首套语Abqai hesei forγon-be alixa x?wangdi hese「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行1-2），《清实录》改作delhentume wasimbuxa joo bithei gisun……sehe（遗诏曰），文末dorgi tulergi-de bireme selgiyehe「布告中外，咸使闻知」的公文成语，改以命令句dorgi tulergi-de bireme selgiye结尾，两者行文用字与原件相去甚远。其他改动，或出於音韵修辞，或出於与汉文对译。前者如行23 olγo?ome，《清实录》改作olxo?ome；后者如行5mafari-be gengulere（法祖）中的gengulere，《清实录》依汉文改为更贴近原意的alq?dare，行70的雍正御名In Jen胤禛，《清实录》因避讳而贴黄漏空，由此亦可见康熙时满人汉化之深。　　我所以选用遗诏来驳斥「新清史」之误，是因为遗诏乃国家权力转移的重要文书，其所代表的意义，非一般的谕诰命令所能相比。值得注意的是，遗诏上只有满、汉两种文字，可见遗诏是大清认定满汉为国家主体的下意识反射，即所谓的「满汉一体」，而非「满汉蒙回藏一体」。汉文通行中国，故遗诏先写汉文，后写满文。入关后，满人急速汉化，满文识者不多，但因为满文是统治者的语文，有其象徵意义，所以制作满文本亦有其必要。遗诏上的御宝也是满汉并列。但遗诏宣读时，却先宣满文，后宣汉文，可见满洲虽然汉化，但其满洲意识仍存。　　作为中国之主的康熙　　从遗诏中可见，康熙的称谓为「皇帝」，满文本直接将之翻译作x?wangdi，而不是内陆欧亚传统的「汗」xan；他统治之国是「中国」Dulimbai Gurun，所统治之民是所谓的「中国之人」，即「中国人」。康熙这个中国皇帝的身份，也同时受到帝国边缘民族的认同。对这些民族而言，康熙是「中国至圣皇帝」或「统驭天下中国之主」。　　应该指出的是，康熙治下的中国，与传统的中国王朝无异。传统的中国基本上指的是一个文化、地理空间，与近代受西方国族主义影响下出现的「中国」不尽相同。康熙时大清的领土，除关内汉地外，也包括关外新附的内陆欧亚部分。不过，塞外蒙古，虽并於中国，但关系不如关内满汉二者的密切。遗诏正本没有蒙文本即为明证。发给外藩蒙古的遗诏乃由内阁兼缮蒙古字样的誊黄。　　清代专职边疆事务的机关是理藩院。从其满文名称tulergi γolo-be dasara jurγan，也可以窥见蒙藏二地与汉地之疏离。满文tulergi一词即外面之意。理藩院的蒙文对译为 γadaγadu Mongγol-un t?r?-yi ?asaqu yabudal-un yamun,其中γadaγadu一字，指的也是「外」，其藏文对译则为phyi’i Sog-po’i khrims grwa，所谓phyi者，其意亦是「外」。（见《五体清文鉴》）。由此可见，蒙古虽属大清，但对位处内地的满洲而言，仍为边地，宜乎汉文称之为「藩」也。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以及康熙二十八年（1689）的《尼布楚条约》（见Сборникъ договоровъ Росс?и съ Китаемъ
гг），皆可印证康熙遗诏中所反映的中国观。於《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中，康熙谕西洋人传教士曰：「你们不遵教化王的话，得罪天主，必定教你们回去，那时朕自有话说，说你们在中国年久，服朕水土，就如中国人一样，必不肯打发回去……你们领过票的，就如中国人一样，尔等放心，不要害怕领票。」 《尼布楚条约》满文本一开始即用 Dulimbai Gurun-i enduringge x?wangdi (中国的至圣皇帝)一词，拉丁文本作Sinarum Imperatoris，俄文本无对译，但条约中出现китайского一字（＜Китай中国），可见俄人亦视大清为中国。　　遗诏中，康熙将自己接续於中国正统，并以清朝是明朝的后继。诏中除述及黄帝、三代明圣之主、舜、禹、项羽、汉高祖、诸葛亮、梁武帝、侯景、隋文帝、隋炀帝、陈友谅、明之故事外，亦引用《易·遯卦》、《尚书·洪范》之中国传统经典以说明问题。遗诏云：「历观史册，自黄帝甲子迄今四千三百五十余年共三百一帝，如朕在位之久者甚少」；又云：「昔汉高祖系泗上亭长，明一皇觉寺僧。项羽起兵攻秦而天下卒归於汉，元末陈友谅等蜂起而天下卒归於明。我朝承袭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也。」遗诏中并未引用辽金元之史实，其欲摆脱内陆欧亚之纠缠，至为明显。　　康熙於遗诏中特意援用汉人典故，将满洲纳入中国王朝的历史系谱内，自有其因。满洲入关之初即急速汉化，至顺治因汉化而下罪己诏。康熙汉化更深，遗诏乃其对前朝满洲本位的反动。然而，满洲既经汉化，本质上即由夷变夏。华夷二词，亦因此同时「解构」。在康熙汉化的语境中，满汉已成一体，并同为中国之人。　　不过，这种华夷不分的思想，并不自康熙时始。清代以前早已有之。其最终或可追溯到孟子的《离娄》章:「舜生於诸冯，迁於负夏，卒於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汉人儒生如李绂者，亦据此而认定康熙与传统的中国君主无异。 （《穆堂别稿》，卷24,页2b-3b）。　　结语　　揆之以上所论，「新清史」有关大清非中国之说并不正确。大清即中国，其重心在关内汉地，并非在内陆欧亚。康熙是以汉地为中心的中国之主，他之前的顺治及其后的雍正、乾隆诸帝，亦无不自视如此，康熙并非独例。　　*这篇小文是根据我在国立中央大学「清帝国性质研讨工作坊」的发言稿修改而成，所以只代表我对这个问题的初步想法。日后将另撰一详尽的专论。　　Mark Elliott, “Manchu-Language Archives and the New Qing History,” 收入「文献足徵——第二届清代档案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上）（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2005），页19-40。中文译本可参看欧立德著、李仁渊译，〈满文档案与新清史〉，《故宫博物院季刊》，24.2 (2006年11月)，页1-18，唯译本有漏译及误译之处，利用时宜加注意。　　「新清史」的理论，除大清非中国说外，尚有其他的谬误，我另有专文讨论，於此不重复。　　《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之一百四十二，页569；卷之二百六十三，页589。　　冯明珠，〈红票：一封康熙皇帝寄给罗马教宗的信〉《故宫文物月刊》344期（2011年11月），页26，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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