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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分成两组名你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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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王牌空中武士的回忆》作者：坂井三郎收藏
rt根据正确的军衔、地名和人名重校版by板凳崽
这是一部描写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海军飞行员战斗经历的自传体的小说。通过该书身历其境的描述，读者可以了解那场残酷战争中，日本和盟国的飞行员是怎样渡过那艰难岁月的。作者坂井三郎是1945年日本投降时幸存者中的第一号王牌飞行员，他个人曾完成200次战斗任务，击落64架敌机。帮助他写成这部书的另外两名作者：马丁·克登是美国著名作家，弗雷德·佐藤是日本共同社记者。全书约18万字，由美国矮脚鸡出版公司1978年5月用英文出版。
遗憾的是，目前国内仅能见到这部节译本，大约是原著的1/3；最早发表在《航空知识》1983年1——6月号上。
“王牌”空中武士的回忆(1)
　　日，十六岁的我成了佐世保海军基地的一名新水兵。佐世保在我家东面约五十英里。新的、可怕的训练生活开始了，这真象一场恶梦，幸亏哺育我的武士道精神帮忙，使我忍辱负重，渡过难关 。　　我们在海军受到的粗野的训练，美国人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人，简直难以理解和无法相信。假如海军士官们认为有必要罚人的话，他们对手下的新兵严惩起来决不会犹豫片刻。每当我犯了点纪律，或是在训练中发生了错误，往往一个士官从屋里把拖出来。
　　“向墙站着！弯腰！新兵坂井！”兵曹咆哮着，“我这样做不是恨你，而是爱你，希望你成为一个好水手。弯下去！”说罢，他举起一块大木板子，使尽全身力气，对我撅起的屁股，噼噼啪啪地打起来。不停的抽打，痛之入骨，除了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外，别无选择。有时，我数到四十大板时就痛得晕过去了。
然而，即使倒下去不省人事，也不会逃过继续挨打。士官会向昏倒在地上的我，浇上一桶冷水，大喊大叫地把我弄醒，要我象原来的样子站好，尔后，继续执行他的“纪律”，直到他满意，直到他觉得我不会重犯类似错误为止。新兵们竭力不让自己的同伴犯过多的错误，因为只要我们之中有一人挨揍，那么其余五十名新兵都得受顿毒打。这么一顿打之后，要想在床上躺一下都不行。还有，当我们挨板子时，是从来都不许痛快地哼一声的。一个人受了“家长式的纪律”，哎哟哎哟地叫苦叫痛，那就不管他是谁，要么被乱脚踢一顿，要么从屋里拖出去再打再打一次。 　　很明显，那样的处罚对兵曹先生们来讲，并不过瘾。他们在使用自己的权力时，是彻头彻尾的暴君。这些人，多数年龄在三十岁左右，似乎命中注定他们这一辈子是个下士官头衔，他们的拿手好戏是吓唬新兵，如对待我们这样的。我们把这些人看作虐待狂、野兽、坏种。
　　六个月难以想象的严格训练，把我们一个个变成了驯服的牛。我们从不敢过问命令或怀疑上司。除了雷厉风行地执行上级的命令外，不敢干任何其它的事。我们是些只知服从，没有思想的机器人。 　　新兵集训包括体育锻炼文化学习和军事操演。那挥舞的木棍令人颤抖，那疼痛的屁股和表紫的皮肤，叫人坐卧不得。 　　经过新兵训练，我不再是几年前离开穷乡僻壤、在东京的学堂里称王称霸的那个雄心勃勃热情洋溢的少年了。我认识到，对长官只能唯命是从，个人的自尊心已丧失殆尽。不过，无论是在训练期间还是在以后日子里，一提起那些残暴的士官，我就怒火中烧。 　　完成陆上训练后，我被分配到战列舰“雾岛”号上去当见习水手。海上生活也够受的。
　　1935年，我成功地通过了海军炮校紧张的入学考试。六个月后，我升为正式水手，并再度分配到海上服役。这回是在战列舰“榛名”号主炮塔当名十六英寸炮炮手。 真是时来运转，在“榛名”号上没干几个月，我就被提升为三等兵曹，成了一名下士官。
　　日本帝国的武装力量分为两部分－陆军和海军。两大司令部均有自己的飞行部队，作为一支独立的空军军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未被人考虑过。　　三十年代中期，所有海军飞行员都在东京东北五十英里的土埔海军航空学校受训。该校学生有三种人：一是从日本江田岛海军学院毕业的少尉；二是服现役的下士官（即操纵练）；三是自愿以一个学生驾驶员开始他们海军生活的十来岁青少年（即预科练）。　　日本与美国全面交战后，日本海军就拚命扩建飞行训练设施，试图源源不断地培养出战斗机驾驶员。然而，1937年时，这种大批训练驾驶员的观念还没形成。驾驶员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在全国，只有最有资格的候选人才有希望被考虑。土浦飞行学校只收少量申请者。1937年，我提出申请。驾驶班的七十名成员是从一千五百多个有希望的应试者中选出的。当我发现自己的名字列在七十名首训士官的名单上时，真是欢喜若狂。（坂井三郎被录取的是第38期操纵练）　　土埔训练紧靠一个大湖，并与一机场相邻。机场有两条跑道，一条长3000码，另一条长2200码。机库能放几百架飞机，机场里总是忙忙碌碌的。　　说实在的，我对等待我去执行的、海军的每一项新训练计划都很吃惊。几乎一踏进这所新学校的门，我就感到，以前在海军所接受的训练，简直不足挂齿。我惊讶地看到，佐世保海军基地的训练规矩与土埔的比，确实是小巫见大巫。而那个海军炮校恐怕得说象这航空学校旁边的一所幼儿园了。
　　“一个战斗机驾驶员必须永远保持英勇顽强的精神。”这是上格斗课时，体育教官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在土埔这地方，我们要向你们灌输东西，不然，你们就成不了一名海军驾驶员”他不失时机的向我们显示他那“英勇顽强”的思想，是怎样灌到头脑中去的。他从我们之中随便选两名学生格斗，只有胜利者才被允许离开垫子。　　如果一个对手在这场重要比赛中失败，他就没这么幸运，他留在垫子上，准备同另一名受训驾驶员交锋。假如他再次失败，那么还是不能离开垫子。每盘格斗都要猛烈摔打，弄得人精疲力尽，常常身带伤痕。如果必要，他得与里其他六十九个学生各格斗一次，最后若能站起身来，就被认为还可以，但时间不会太久。第二天，他又要一个一个地格斗下去，直到取得胜利，不然，就会被校方赶走。　　由于受训学员都不愿因这堂课被开除，所以格斗起来非常激烈。学生们常常被打得失去知觉，然而，这并不能使他们从这种认为是绝对必要的科目中幸免。他们往往被几桶凉水浇醒后，再弄到垫子上去。　　地面基础科目训练一个月后，我们便开始上飞行基础课。飞行课在上午进行，室内课和其它课在下午上。晚餐后，自习两小时，尔后熄灯。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我们的人数在不断减少。训练科目要求全部完成。一个受训者对规章制度稍有触犯，就可能被撵走，因为海军驾驶员被认为是全海军和整个武装力量的精华，一个个应当完美无缺。十个月训练还没完成，原先七十名学生就在四十五名被开除出校。教官们并不搞我们以前经受那种体罚，但校方因学生一点点小过错，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开除，这实在比那种野蛮的打骂更可怕。　　“剔除莠草”的原则被严格的格守着，直到我们毕业前夕也没放松。毕业那天，一个保留下来的学生被开除了。他为了庆祝自己的“毕业”，进了土埔城里一家“限制军人进入”的酒吧间，被一支巡逻队发现。这方面，他实在太在成熟。一回到宿舍，他就被命令去教官办会室。为了认错，他跪在教官面前，但毫无用处。　　教官们认为，他犯了两条不可饶恕的错误。第一，这是每个驾驶员都知道的，一个战斗机驾驶员决不能以任何理由为借口，在飞行前的那天晚上喝洒。因为，我们将在次日编队通过机场，这是毕业训练的一部分。第二，这条很普通，但也很厉害，无论哪个海军人员只要进了标有“限制军人进入”的地方一律被开除。（以下是预科练的视频，不过科目方面跟操纵练很多方面是有类似的）
土埔的体育训练在日本算得上是最严厉的。有一种很讨厌的障碍课，要求我们去爬那高高的铁杆。爬到杆子顶部后，只能用一只手把自己吊起。无论谁，只要他悬吊自己身体的时间少于十分钟，就会遭到一顿迅速的脚踢。挨完揍，又得赶快爬那铁杆。这堂课结束时，那些没被开除的学生，能用一只手吊上十五至二十分钟。　　帝国海军的每个士兵都要求会水。大多数学生来自山区，这些旱鸭子从未在水里泡过。训练办法很简单，就是用根绳子把他们的腰捆住后往海里一扔。要么，他们游上来；要么他们沉下去。今天，三十九岁的我，体内带着弹片，在三十四秒钟内还能游五十米远。
每个学生均要求潜游五十米以上，在水下要呆九十秒钟，普通人用点劲，可以在四五十秒钟内不呼吸，但这个数字被认为是不够的。我自己在水下的记录是二分十秒。　　为了改善平衡官能和有助于以后驾驶战斗机作各种特技动作，我们上了几百次俯冲课。注重俯冲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教官们认为我们在教室学的理论太多，所以命令我们从一个高塔上向硬邦邦的地面俯冲！在空中，人要翻要三个斤斗才站到地上，稍有闪失，就没命了。
特技是体育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官制定的各项要求都得完成，否则，就会被开除。双手倒立走路被认为是小伎俩，我们得用头来平衡自己。开始能顶五分钟，然后十分钟，最后，不少学生能坚持十五分钟以上。我后来可用头来平衡自己的身体达二十分钟以上。这时，同伴们会点上好几支雪茄塞到我嘴里。　　当然啦，这种马戏团的动作不仅仅是体育训练上的需要，它使我们有了一种惊人的平衡能力和四肢协调的体格。这些在以后的年月里，均有救生的价值。　　土埔航空学校的学生，视力都特别好，好的视力对一个驾驶员来讲，自然是最起码的条件。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练习自己的视力，学会一眨眼功夫就能识别过距离目标。总之，我们所具备的各种技能都应优于敌方战斗机驾驶员。　　我们训练的一方面就是在大白天找星星。这不是个办法，想超常人的眼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可是，教官们硬要我们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从好多码以外发现一架战斗机，并不比在白天找到一颗星星更容易。首先发现敌人并进入最有利的攻击位置，也就占有了绝对优势，战而胜之。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实践，渐渐地，我们都成了找星星的能手。往往越找越多。每当我们看到一颗特殊的星星，就记住它的位置，然后把视线猛向九十度方向移开，随即又回过来，看看自己能否立即找到。我们这些战斗机驾驶员，是干过这种玩意儿的。　　对于千钧一发生死攸关的空战不熟悉的人来说，这种特殊训练似乎没有必要，但我个人无论怎样评价它都不会过高。我知道，在我与敌人的二百多次空战中，除了两次小错外，我从未遭到过敌战斗机的突然袭击，也没有损失过我的任何一架僚机（根据战后资料，他其实损失过一架僚机，不过飞行员跳伞逃生后生还，所以准确来说，是坂井从未损失过任何僚机飞行员）。　　在土埔受训时，我们利用一切空闲时间来寻求缩短反应时间、提高动作准确性的方法。其中，我们喜欢的一种方法是用双手抓住机翼在空中飞。用手抓着机翼飞，看起来一来愚蠢可笑，但这技能对于在狭窄的战斗机座舱里迅速而准确地操作，是必不可少的。　　没料到提高动作反映时效，对我们会有这么大的帮助，一次，我们有四个人坐在一辆时速为六十英里的汽车中，在一条窄路上行驶，突然卡车失去控制，冲过了土堤，我们四个人象一个人一样，“哔”地把全部车门打开，从车里跳出来，我们除擦破一点儿皮，撞青几块肉外，没一人受重伤，而那辆汽车却摔得稀烂。
“王牌”空中武士的回忆(2)　　三十八名下士官中的二十五名，包括包括我在内，于1939年底毕业。我被选为这年的首席毕业生驾驶员，受到了天皇的一块银表的奖励。　　从一千五百名应征者中挑选出七十名学生，经过几次淘汰只剩下我们这二十五人。虽然我们经过了集中而紧张的训练, 但是在派往了中国作战前，又进行了补训。　　我们受过良好而艰苦的训练，可是，不久我们这批人当中，有几个甚至还未取得一次空中胜利，就被敌方驾驶员所击落。至于我这个具有不同飞行习气的人，倘若我的对手在攻击时更积极一点，恐怕也在第一次空战中就丢了小命。因为我首次参战，表现笨手笨脚，瞻前顾后，再说又没得到同伴的一点支援，只是由于敌人技术不佳，才救了我一命。　　在我看来，空战永远是一种艰苦而紧张的事，那种紧张心理真叫人难以忍受，甚至在我击落了几架敌机后，只要提起那激烈的空战身上便不由自主冒出冷汗。在空中的一点小错，会造成机毁人亡。空中机动包括垂直转弯、失速转弯、螺旋、半滚慢滚盘旋上升飘落等等，所有这些动作，稍不小心，就可能粉身碎骨。我们班二十五个人，战后只有我一个活下来。长期而艰苦的空战，在战争初期对我们那样有利，但逐渐就成了一场恶梦。我们毫无希望地与一个兴起的、无法制服的敌人作战。　　三十年代，日本海军每年大约训练出一百名飞行员。严格的筛选，动不动就开除，使几百名本来有资格成为飞行员的学生，毕业时减少到一百名左右。我认为，如果给海军再增加一些经费，如果海军修改一下它那苛刻的选飞条件，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处境就会好得多。然而，清规戒律一成不变。所以，我们飞行部队在战争最后两年遭受的沉重打击也没减轻丝毫。海军只是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因消耗了大批有经验的驾驶员，部队迫切需要补充，才放弃了它那毫无道理的训练方针，但为时已晚。战争时期训练的驾驶员，质量很成问题。我看，土埔航空学校开除掉的我们班里的那四十五名同学，要比战时训练出来那帮人强得多。　　毕业后，我们马上被分配到各飞行中队去进行作战训练。我奉命去九州北部的大分和大村海军基地。两基地既强调陆上飞行，也强调航空母舰上飞行。对舰载机驾驶员的技术介绍，使我甚为震惊，我们的特技动作难度大，要求更高的技巧。我在多年训练之后仍然拿不准，自己的本事比他们强多少。　　航空母舰上降落，对我来说，特别难以掌握。下滑，落地，下滑，落地，就这么反反复复地练习了一个月，才解决这道难题。说起来也怪，在这样训练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从某艘航空母舰上进行作战起飞或降落过，我的全部战斗飞行，都是从陆上机场降的。
　　三个月紧张的舰上和陆上训练后，我接到命令，调往当时日本占领地台湾的【高雄航空队】。我的海军生活迅速起了变化。这时，在中国的战争已经铺开，迫切需要战斗机驾驶员，即使是我这种初出茅芦的新手。　　我随后从台湾派往中国东南部，加入前进基地在九江的【第一二航空队】，1938年5月，我第一次参加了空战。
这根本不是一次顺利的开始，航空队指挥官瞧不起菜鸟飞行员，在空战任务中不愿派遣新手，总觉得他们经验不足，对付不了中国方面的老牌驾驶员。因此，我好些天都是执行低空掩护陆军作战的任务，这种飞行一点危险也没有，日本陆军势不可挡，对敌人的地面火力早就实施毁灭性打击，敌人的空中对抗极其微弱。
几星期过去了，我只飞了些地面支援任务，真叫人心焦。我热情洋溢，雄心勃勃，并以自己是个海军二级航空兵曹（俗称二飞曹）而感到骄傲，决心不顾一切地冲向敌机大干一场。　　5月21日，当我发现自己的名字列在第二天去汉口作正常空中巡逻的十五名战斗机驾驶员的名单上时，心里真不说不出的高兴。去那儿可能有空战，因为当时汉口是中华民国的主要空军基地。　　那是1938年，零式战斗机——后来我十分熟悉的飞机——还没用于作战，我们飞的是“三菱”－96舰战，后来盟军给它取的识别代号为“克劳德”。这种飞机速度慢，飞行距离短，起落架是固定的，飞行时，座舱敞着。　　我们十五架战斗机于22日凌晨离开九江。爬高时，三架一组，采用“V”字形编队。能见度很好。从基地向西北的汉口飞呀飞，飞了九十分钟，真象是一次慢悠悠的巡航训练。没见一架截击机起来攻击我们的编队，也没见一发高射炮弹在空中阻拦我们的飞行，谁能想念，机翼之下，地面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呢？　　从10000英尺看汉口机场，很容易受迷惑。晨曦中，淡绿的草地清新悦目。看上去，敌人这个主要飞行基地，全然象个闲着的精心管理的高尔夫球场。不过，这样的“运动场地”上可生存着战斗机。我看到三个小点离开了地面，向我们飞来，那是敌人的战斗机。
　　很快，敌机就升到了我们的高度。它们是些大的黑的有威力的家伙。不料——至少处于慌乱中的我是这样——一架敌机窜出自己的编队，以惊人的速度向我扑来。这一下，使我准备在第一次空战中采用的周密计划，不知飞到哪儿去了，我浑身哆嗦。虽然现在谈这不大雅观，但当时心里确实激动得发抖，那个捕捉到目标的敌人，恐怕也兴奋得不能自我呢。　　我常常想，在那个节骨眼上自己的动作太拙笨，或许读者也这么认为吧。不过，我得说，在10000英尺的高空缺氧飞行九十分钟后，人的反应要象在地面那样敏捷，是不可能的。空气很稀薄，弄得人头晕脑胀；坐在敝开的座舱里，发动机震耳欲聋；冷风不断从挡风玻璃旁灌进来，使人特别难受。加之，又不能丝毫放松一下操作，眼睛要四处搜索，以免不意被敌人抓住。无奈，我慌毛火急地操纵着驾驶杆舵、踏板、油门以及其它控制仪义表，总之，人全给弄糊涂了。　　幸亏训练中给我灌输的那套这时帮了些忙。空战中，一个初出茅访庐的新手特别要注意的一条是：在“V”字形编队中，应始终跟在长机尾后，我把氧气面罩的系带扎好（氧气只能用两小时，并只有在作战和在10000英尺以上飞行时，才能使用），把油门推到底，于是，发动机大吼起来，飞机向前冲去，翻腾着一股股汽油味。当其他飞行员拉下座舱风镜准备迎接空战时，我却一点也没记起把机身下那个具有高度爆炸性的副油箱扔掉。等我记起用手去敲击操纵杆，全身已哆哆嗦嗦起来。我是最后一个把副油箱扔掉的。　　这时，我全乱套了，迷迷瞪瞪的忙这忙那，把空战基本原则忘得一干二净。飞机两侧和尾后没见有啥，一架敌机也未发现，自己是否被敌人瞄准了，也全然不知。我看到的只是长机机尾。我左摇右晃地死死跟上去看起来，两架飞机象被一根绳子连着。　　我终于摇摇晃晃地飞到了长机后面的僚机位置，心里也慢慢清楚点儿，不再在座舱里东摸西整了。我深深吸了口气，无意向左边瞥了一眼。哎呀！两架敌机正偷偷摸摸地向我冲来。它们是俄制【伊－16型】战斗机，起落架可以收起，比我们的“克劳德”战斗机威力要大，速度要快，机动性也更好。　　我再度给弄呆了，因为在一刹那间，我的生命又得救了一次。敌机来得十分突然，我的两只手僵住了，不知干什么才好。我既不快速飞到一边去，也不向上爬高，而是继续前飞，按一般的空战原则，此刻我是必死无疑。可是没料到，当死神靠近我的时候，那两架俄国战斗机突然翻过身子飞开了！在我的生命中，我真不明白这奇迹般的命运。　　原来，事情并不复杂。我的长机估计我在第一次空战中会慌乱，便叫一个老驾驶员从后面掩护我，刚才便是他。他见我危险，赶紧来了个急转弯，扑向敌机，使敌人放弃了攻击，逃开了。我无法平静下来，不能象原先那样操作了。从死亡的陷阱里跳出来的我。盲目地向前飞，没料到改变了飞行位置，飞到一架逃跑的俄国飞机后边450码的地方了。我怔怔地坐在机舱里，想清醒清醒一下头脑后再动作。过了片刻，人不边糊了，于是向前冲去。　　那架逃生的俄国飞机进入了我的射击瞄准镜，我立即按炮钮，却毫无动静。我前后推拉炮钮，咒骂那两门卡壳的机关炮，末了才明白，在射击前，没把保险打开。　　飞在我左边的那名飞行员，见我在座舱里傻里傻气，非常失望。他冲上前去，向那架逃生的敌机开火。未中，伊－16稳稳当当地向右转过来，对我很有利，仅仅在我的炮口前方200码。这回我可有了想准备，于是急按炮钮。炮弹成弧线飞出去，但浪费了，我再次失去了一个好机会。　　我发誓要击落那架俄国飞机，决心撞也要把它撞掉。我把油门开到最大，使两机间的距离缩短，敌机慌乱地打滚，翻斤斗，转螺旋，成功地逃脱了我的每一次射击。突然，它急转过来，想在瞄准镜内抓住我。它飞得很差劲，曳光弹在空中乱飞一气，其实，敌人就根本没抓住目标。两架飞机你追我赶地打着，我一点也不知道，在我们上面有好几架“克劳德”正盘旋着，准备在我吃紧时，猛扎下来。这情况，敌人是知道的，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逃上，而不是非要把我击落。时机已到，当我从一个小斤斗改出来时，发现伊－16刚好在我前面150码。我马上开火，子弹射进了飞机撞地变成一团蘑菇状烟火前，我并没有意识到子弹打光了。以前，曾有人告诫过，每个战斗机驾驶员应尽量留些弹药返航，以免被巡逻的敌机抓住后，无还手之力。　　我心慌意乱地向四周寻找友机，当发现空中只我孤身一机时，心都快跳出来了。我离开了机队。我的胜利算个啥？只不过是同伴端来的一盘好菜；而他也在我追击敌机时分开了。差点哭起来。我向四周搜索，看到十四架“克劳德”在低处盘旋编队，耐心地等待我，使我能确定方位加入他们。对刚才发生的一切，我想了好一阵子，内心感到莫大的羞愧。　　回到九江机场，我精疲力尽地从座舱里爬出来。飞行指挥官即怒气冲冲地来到我跟前，脸红脖子粗地吼道：“坂井，这一切是……”他唾沫飞溅。“你这个该死的笨蛋！坂井你活着回来真是个奇迹，我还从未见过这样又愚蠢又荒唐的飞行！……你”他气得再也说不下去了。我两眼瞪着地面，实在感到惭愧和悔恨，真希望他一气之下踢我几脚，揍我几拳，但他已怒恼得有气无力了。　　也许，这位大佐最厉害的时候也莫过如此吧。他扭过身子，走了。
　　我清楚地记得日。这天，我读完新居千子的信后就检查自己那架战斗机的机关炮。机场上，人们工作从容，情绪松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我们几乎每一次战斗中都痛揍了中国和苏俄飞行员啊。　　机场的平静突然被控制塔传来的咆哮声打破了。接着，没有任何其它警报，四面八主就响起了轰隆隆的爆炸声，大地颠簸摇荡，响声震耳欲聋。“空袭！”不知谁喊了一声，但没有必要。这时，所有警报器都尖叫起来，当然也是为时过晚，毫无用处。　　轰炸开始前没法赶到防空洞了。炸弹愈来愈强烈的爆炸声，有如连绵不断的雷鸣。地面，烟尘滚滚；空中，弹片横飞。有几个驾驶员与我一起，发疯似的从机修车间往防空洞跑。我把身子弯得低低的，以躲避嘶叫着飞来的钢片。我一头向两个水箱中间的缝隙钻进去，要不是动作快，恐怕连人影子都找不着了。因为附近一个机枪弹药库爆炸了，爆炸声震得耳朵发痛，地面飞沙走石。　　所以，若我有片刻迟疑，恐怕早就见阎王去了。附近的爆炸声突然停止，我抬起头来，看看发生了啥事。机场里，炸弹还在乒乓作响，透过爆炸声，传来人们痛苦的叫喊与呻吟，躺在我周围的人都负了重伤。我立刻向离我最近的那个驾驶员爬去。此刻我才感到大腿和屁股痛得象刀割，顺手一摸，血已把裤子浸湿了。伤口很痛，幸好不深。　　我慌了，站起身来就跑，不过这次是向机场里跑。奔到跑道时，抬头向天上一望。头顶上有十二架轰炸机在编队，它们飞得很高，至少在20000英尺的高度上大转弯盘旋。它们是俄国的【SB-2】双引擎轰炸机，是中国空军的主要轰炸机种。不可否认，敌机的突然袭击达到了惊人的效果，打得我们措手不及，狼狈不堪。可以说，在敌机尖叫着俯冲投弹时，我们实际上没有一人事先知道。（中国空军涂装的SB-2)　　看到机场上情况，我吃了一惊。　　停在那长长跑道上，一架挨着一架的两百架海军和陆军的军用机，大部分在燃烧。一片片火焰从炸开的油箱中飘出，翻起滚滚浓烟。有些飞机的机身被弹片击穿后正在漏油，暂时还没烧着。火从一架飞机烧到另一架飞机，汽油淌到那里就燃烧到那里，整个长长的一排飞机全都变成了一团团暗红色的蘑菇云。轰炸机辟里啪啦象鞭炮爆炸；战斗机烧得呼呼啦啦，象一盒盒点着了的火柴。
　　我疯也似的围着燃烧的飞机跑，极想找一架没损坏的飞机。也巧，真还有几架隔开停着的“克劳德”没挨炸呢。我赶紧爬进座舱，发动引擎，甚至没等全部发热，就开着它向跑道冲去。　　轰炸机正在渐渐升高。我径直追上去, 把油门推到底，从这架不甘示弱的“三菱”飞机获取每一点速度。起飞二十分钟后才赶上敌机。　　我没注意自己飞的是空中唯一的一架战斗机，很明显，这架轻武装“克劳德”对那十二架轰炸机根本不是个大威胁。飞机下面长江边上的宜昌市，它仍在中国防卫部队的控制之下。倘若我在这里被击落，即使当场不死，落到敌人手中也有会生还的。　　我从后下方接近，敌人全然不知，当炮弹通通通地发射出膛时，敌机炮手打不着“克劳德”了。我尽可能靠近最后那架飞机，集中火力打左引擎。开火后我迅速爬到它的上方，看见那台被击中引擎冒出了长长的一条黑烟。它已掉离编队，开始下降高度，我掉过机头，想结果这残废机，可是没能那么做。因为就在我向前推驾驶杆进入小角度俯冲时，我记起宜冒在汉口以西至少150英里，若继续追击轰炸机，就没有足够油料飞回基地，那就得迫降敌区。　　打有利的冒险与拿自己的生命和飞机开玩笑完全是两码事。继续攻击就是自杀，这种极端行为没有必要。我转弯回飞，那架俄国轰炸机是否成功地到达了自己的机场，不得而知。当然，最坏的结果也可以坠毁在友军控制区内吧。　　回到汉口机场一看，十二架敌机所带来的重大破坏真难以相信。几乎我们所有的飞机不是被炸毁，就是被炸坏。基地司令冢原二四三的左臂被炸掉，他手下的几名佐官以及一些飞行员和维修人员，死的死，伤的伤。　　猛烈的追击和战斗的激情，使忘却了自己的伤痛，但从飞机上下来只走几步，便晕倒在跑道上。（萨苏认为这架被坂井击伤的SB-2可能是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大队长库里申科的座机）
　　9月初，全体海军驾驶员回到汉口，大家在这里看到片桐英吉中将都很惊讶。他是中国战区海军航空部队的指挥官。他告诉我们，全部海航飞行员即将回台湾，在那儿，将完成“一项最重要的使命”。　　9月中旬，总共一百五十名战斗机驾驶员和从高雄等地调来的同等数目的轰炸机飞行员，组成了新的【台南航空队】。　　日，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冢原二四三少将派出首批侦察机前往菲律宾群岛侦察。4日，侦察机返回。5日，他们从20000英尺的高空对克拉克和艾巴机场以及马尼拉附近的一些军事设施照了相。从克拉克机场的照片上，我们可清楚地看到三十二架B－17轰炸机，三架中型机，和七十一架小型飞机。海军估计，吕宋岛上约有三百架各种型号的作战飞机。我们后来才知道，这个数字比当时菲律宾当时实际的飞机数量高出了两倍。　　美国的PBY“卡塔利娜”水上侦察机也多次光临台湾。这种双引擎飞机一般在有云的天气从1500英尺的高度慢慢地飞来，不慌不忙地对我地面设施和飞机拍照。敌机从这么低的高度上拍照，美国人一定对我们的飞行部队了如指掌。　　我们作为新的航空队的一部分到达台南后，马上就开始都限制在机场内，禁止外出。大家从黎明到傍晚，从星期一到星期日，不论什么气象都进行训练飞行，以便掌握护航，大编队和扫射等要领。　　我们攻击菲律宾的最初计划，要实用三艘小型航空母舰，以便把零式战斗机带到敌岛附近。这三艘母舰是：龙翔（11700吨）号、瑞凤号（9139吨，是艘改装了的潜水艇供应船，原文如此）、大凤号（20000吨，是艘改装了的商船，原文如此）。
按理，三艘航母可载九十架战斗机，但实际只能载五十架，遇上有风的天气甚至还要打一半折扣。如果这些零式战斗机能从台湾直接飞往菲律宾并能不着陆地返回的话，就不必用那些航母了。
不过，冢原少将的助手们拿不准，这种单引擎飞机否执行那种任务。克拉克机场与我们自己的航空基地相隔450英里，而另一个靠近马尼拉的主要攻击目标－尼科尔斯机场则离台南500英里，除考虑静止的空间直线距离，空战用油和备用油等因素外，还必须明白，我们要不着陆飞行英里！从未有过一架战斗机飞过这么远，零式战斗机能做到吗？这一问题在司令部参谋人员之间引起了激烈争论，但最终抉择只有一个。　　从此，我们为了延伸飞行航程，差不多是日以继夜地训练。且不谈飞机的航程，接原设计，它在空中单飞最多能呆六、七小时，我们得把这个数字延长到十至十二小时，而且是大编队飞行。我自己创造了每小时耗油不到十七加仑的纪录，其他驾驶员的耗油量也从每小时三十五加降至十八加仑。零式飞机通常载油约一百八十加仑。　　为了节省油料，我们在12000英尺的高度上仅仅以每小时115节的巡航速度飞行（正常飞行速度是每小时275节紧急情况下爬高。最大时速可达300节）。作远距离飞行时，我们把螺旋桨的转速降至每分钟转，把空气控制阀调节到最小。这样，就把动力与速度降到了最小限度，战斗机随时都有停车和失速的危险。　　采用慢速度远距离飞行的新办法，零式飞机的飞行距离提到一个很可观的范围。我们的指挥官把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报告了冢原将军，使他从自己的作战计划中取消了那三艘小型航空母舰。他令两艘送回日本，把余下的一艘派往帕劳，支援我们的作战。结果，第十一航空舰队成了没有任何舰只的舰队了。　　我们当然明白即将碰到的对手是美国人，但对他们的作战特点和飞机型号知道甚少，估计他们的飞行技术比我们在中国所遇到的敌驾驶员要高。
　　日晚上两点钟，一个传令兵跑进营房，把我们这组飞行员叫醒。正如我们所料，战争爆发的这天终于来临。驾驶员们有的轻轻地爬进飞机，有的三三两两到门外看动静。靴子踏在沙砾上的吱咯声和驾驶员急忙忙奔向机场时轻轻的说话声打破四周死一般的沉寂。航空队司令员斎藤正久大佐告诉我们，飞机将在凌晨四时起飞。他对攻击菲律宾美军机场的各飞行小队分别下达了命令。我们坐在跑道上的飞机旁耐心等候，过不久，勤务送来了早餐。　　大约在凌晨三时左右，机场开始起雾了。在这个亚热带地区，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到四时，雾更浓了，变成了乳白色；能见度降至仅仅五码。这时，指挥塔的广播哇啦哇啦地喊道：“起飞不定时延迟”。　　随着夜色的消逝，我们的心情也来紧张。大家不时看看自己的手表，咒骂这该死的鬼天气。过了三个小时之后，大雾仍旧没退，不仅没退，反而更浓了。　　突然，广播大嚷起来：“注意！重要广播！”　　驾驶员屏声敛气地听着。　　“今日凌晨六时，一支日本特混舰队对夏威夷群岛的美军，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
暗夜中涌起了一阵狂野的吼叫声，飞行员蹦蹦跳跳，拍着朋友的背脊，不过喊叫声并不完全是大喜若狂，很多飞行员正在生着无名的闷气：自己竟然被困在地上，而我们的其他战机正在摧毁敌人。　　欣喜之余，我们必须考虑这次攻击成功后，美国人会加强防守，他们在菲律宾也将会严阵以待。随着早晨的来临，我们也越发紧张了。大雾使我们的飞机趴在地上，敌人却很可能把轰炸机从吕宋岛派来，就在浓雾消散的片刻，轰炸我地面上战斗机。我们守卫着自己的阵地，高射机枪手已把子弹推上膛，机场里的人，都在侧耳听着轰炸机来临的声响。　　奇怪的是，敌人并没有来攻击！上午九时，大雾开始消散，广播员以兴奋的声音告诉我们在一小时内起飞。机场的战斗机驾驶员和轰炸机机组都来不及等待进一步命令，就急不可耐地爬进了机舱。　　上午十时整，在最后一缕无色中，信号灯闪闪发光，轰炸机一架接一架地滑向长长的跑道，一架、两架、三架、六架全部平稳地爬到空中，当第七架滑到离起飞线1200英尺时，右边的起落架突然脱落，飞机发出一声震耳的巨响，肚皮朝天地在地上打转，火焰一下漫延到整个机身。在一片火光中，我们看到机组人员在舱口挣扎着，跳下地后拚命的逃离飞机，说时迟，那时快，接着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弹架被抛到空中，机组人员全部炸死。地勤人员立即赶到现场，拚命地把那些炸得七歪八扭的金属残片拖开，争分夺秒地真补还在冒烟的弹坑。十五分钟不到，信号指示下一架轰炸机继续起飞。十时四十五分，五十三架轰炸机和四十五架零式战斗机全部起飞完毕。　　战斗机分为两组，一组给轰炸机护航，另一组飞到前边准备对付敌人的截击机。我们知道，敌截击部队一定在等待着，因为我们的攻击拖延了这么久时间。我飞在前面一组，编队爬高到19000英尺高度。　　飞过台湾最南端后不久，我发现九架轰炸机直奔台湾，很明显，那敌人派来轰炸我们机场的飞机。　　九名驾驶员，包括我在内，起飞前就接受过命令，攻击通往菲律宾吕宋途中发现的一切敌机，其他的人按原定计划继续前进。我们从大编队中拉出来，向那些轰炸机冲去。一下子，我就进入了射击位置，并向领队长机靠拢。我刚要按下炮钮，猛然认出这是日本陆军的飞机，于是，赶紧摇动机翼，给其他驾驶员发信号，叫他们不要开火。这些陆航白痴！在整个陆军指挥系统中，竟然没有一个白痴在进行他们这次例行飞行训练之前，和我们海军打声招呼。
　　待我们重新加入编队时，已到达台湾与吕宋之间的巴丹群岛上空。这些岛屿在我们飞过后不久，就会被我军伞兵占领，以便在我们从菲律宾返航时，为某些可能迫降的飞机提供方便。实际上，我们没有一架飞机损失于迫降。
菲律宾群岛慢慢从眼前浮现，碧绿的岛被湛蓝的海水衬托着。海岸线从机翼下掠过；空中没有一架别的飞机，一切是那么和平，宁静。过了一会儿，我们又回到南中国海上空。　　下午一时三十五分，我们从南海一闪而入，直飞克拉克机场。真难以相信，我们并没有遇到美国战斗机蜂拥而至的攻击。朝机下一望，约有六十架轰炸机和战斗机沿机场跑道整齐有序地摆着，象一群站着的鸭子似的。美国人既没有疏散这些飞机，也没有加强地面安全措施，我们真无法理解敌人的这种态度。珍珠港在五个多小时前已被袭击，他们应该得到了情报，一定估计得出，这些重要机场会受到打击啊！　　我们也不能相信美国人没有出动战斗机在空中等待。后来，在机场上空盘旋了几分钟，我发现在大约15000英尺的高度上有五架美国战斗机，高度比我们低7000英尺。大家立即投抛副油箱，一个个炮弹上膛。可是，敌机不愿进攻，仍保持原高度飞行。有意思，他们在15000英尺的高度上兜圈子，我们却在他们的头顶大盘旋，因为命令不允许我们在主要轰炸力量抵达现场以前予以攻击。　　下午一时四十五分，二十七架轰炸机及其零式护航机从北而来，直接进入了轰炸航线。轰炸进行得不错，一串串从炸弹从弹舱翻滚出来，向那些投弹手们早已细细研究过的目标扎去，准确极了，确实是我在这次战争中所看到的一次最精确的轰炸。整个机场被炸得天翻地覆，飞机、机库以及其它地面设施的碎片四处横飞，大火呼呼响，烟尘滚滚而上。　　轰炸完后，轰炸机在空中盘旋编队，准备归航。我们为它们护航十分钟后又回到克拉克机场。这个美军基地已成一片废墟，仍在燃烧冒烟。我们盘旋下降到13000英尺，还是不见有敌机。指挥官命令扫射攻击。　　我向前推驾驶杆，进行大角度俯冲，我的两架僚机紧跟在后，好象被一些看不见的绳萦牵着。我选中两架放在跑道上未挨炸的B－17作为我们的目标，尔后轮流开火。一束束炮弹打进了那两架大轰炸机，我们低低地从地面掠过，接着陡直爬高、改平。　　此时五架战斗机向我们扑来，型号为P－40，是我遇到的第一批美国飞机。　　我猛拉驾驶杆，猛蹬舵踏板，并向左急转弯，接着再把驾驶杆拉到底，向上急爬，避开了攻击。五架 P－40向后急翻滚，散开。　　四架敌机弧线上升后便钻进了从机场冒起的一片浓烟中，随后就逃之夭夭。剩下的第五架向左转过来－这是个错误，我一阵点射，把大小炮弹打进了他的机舱，连座舱盖也被掀掉。飞机在空中晃了晃，随后下落，向地面扎去。　　这是被我击落的第三架敌机，也是我在菲律宾打掉的第一架美国飞机。
“王牌”空中武士的回忆(4)　　1942年3月上旬，分散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广大地区的一百五十名台南航空队的驾驶员，在巴厘岛集结。占领整个印度尼西亚已迫在眉睫，日本陆军仅仅出动一个中队，就完成了对巴厘的军事占领。巴厘岛象个世外桃园，气候宜人，风光旖旎，在太平洋，我还没看到一处能与之相比（和现在一样诶^v^）。机场周围，林木繁茂；岩石缝隙间不经意地汩汩涌出温泉，躺在里面，实在畅快。虽说我们奉命停飞一阵子，但总算能享享清福。　　一天下午，我们在“水交社”（海军俱乐部）里闲聊，忽然，一架重型轰炸机向机场飞来，大家一楞，有个驾驶员跑到窗户跟前一看，急忙回过头，睁大眼睛喊道：“呃，B-17！下来啦！”　　我们都挤到窗口看，B-17？不可能吧！但确实有架大型飞机从空中飞来，起落架和副翼均放下，引擎的转速已减慢，正平稳地下降高度着陆。我揩了揩眼，心想这太不科学了，是不可能的事。这飞机从何而来呢？不过的确有一架在那儿啊，轮子触地时带轻轻地跳了几下，然后是尖利的刹车声。大伙一起从门口冲出来，都想快点去看看那架威力强大的美国轰炸机的防卫系统。这架飞机可能是我们能俘获的唯一一架敌机。
突然，突突的机枪声使我们一震。有人指着说，陆军在开枪。活见鬼！那还能抓住B-17？美国驾驶员是错降了机场。而这些蠢货，还没等飞机完全停稳就开了火。　　就在机枪射出串串子弹时，敌人恍然大悟。立即开足马力，发出雷鸣般的巨响，冲向跑道的另一端，升高而去，它飞走了！
我们都目瞪口呆，一架B-17！完完整整的，就在我们手心里，这种无价之宝，平白叫一个陆军狒狒机枪手给搞黄了！我们一群人疯狂地向陆军的防空掩体奔去，有的人已控制不住自己了，一名士官飞行员火冒三丈地骂道：“哪个蠢****开的枪？”　　陆军的一位军曹气乎乎地站起身来，悻悻地说：“为什么？那是敌机。我们奉命打敌机的，而不是来欢迎它的！”　　我们赶忙拦住那位士官，因为他脸都气白了，搞不好会揍死那陆军军曹的。一个陆军中尉听到吵闹声，跑过来，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对我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说：“对我部下的愚蠢行为，深表歉意。”　　我们骂了陆军好几天，对没弄到那架轰炸机很惋惜。在当时“空中堡垒”是盟军飞机中最难对付的。随着时间的过去，海军驾驶员与陆军守卫部队之间的矛盾愈来尖锐了。这期间，我们没有作战活动，脾气也越来越大。有天晚上，不愉快的事终于发生了。
当时，我躺在宿舍的吊床上，忘了灯火管制，点燃了一支香烟。少许，一个声音在外面嚷嚷：“把那儿的烟掐了，他妈的，你不知道规定吗？”　　躺在我身旁的海军三飞曹本田，听到这话，“腾”地跳起身来，冲出门去，用手卡住那个士兵的喉咙，口里不停地骂着，本田是我的僚机，一向对于任何不利于我的事，都会作出迅速的反应。我跟着跑出来，但没来得及止住本田。他怒不可遏，没等我赶到，就给了对方一拳，那家伙“啊”地一声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本田怒火冲天，跑到草坪里大叫道：“来吧，你们这些陆军杂种！老子海军本田就在这儿！出来跟我打啊！笨蛋们！”　　两名士兵从篱笆后面冲出来，跳到本田跟前。本田转过身来，张开大嘴，吼了一声迎上去，于是，一场拳头战旋即开始，结束得也很快，本田把对手打倒后站起来，两脚踏在趴着的两位败将身上。　　“本田，住手！”我喊道，但没用。这时，士兵们一个个跑出来，本田得意地转过身，又准备格斗，那个陆军中尉紧跟在士兵后面，吆喝他们统统回去，对我们没说半个字。我们只听到他骂自己的部下。“你们是到这里来打敌人的，明白吗？白痴！猪猡！”他吐了一口唾沫。“不是来打自己的人的！如果你们定要打，就去和你们打得赢的人打。这些飞行员，全是些武士，脑袋别在腰带上的亡命之徒！”
　　一天早晨，有个驾驶员气喘吁吁地冲进宿舍，带来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换防。
接着传说我们之中会有人派回东京去，于是每个人都开始计算自己在海外连续服役的时间。　　我心里揣摸，如果真的调回日本，那我会在首批离开。我是1938年5月离开日本去中国的，扣除一年养伤期，在海外已服役了三十五个月。当我意识到有可能真的再见到自己的家，就变得更特别想家了。　　不象部队里多数谣传那样不翼而飞，换防成了事实。3月12日，中岛正少佐从本土来到队里，通知全队说，他接替真吾英成少佐的飞行队长之职。“真吾少佐将奉调回国。”他说，“现在我宣布回日本的飞行员名单。”　　中岛念名单时，大家鸦雀无声。第一个名字不是我希望的自己，第二个也不是，第三个还不是，我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少校念了七十多个别的名字，没一个是我。我莫名其妙，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挫伤，为什么返日驾驶员名单上把我忘掉了呢？我不明白，我到海外的时间比大多数人都长啊。　　后来我走到这位新长官跟前，问：“阁下，我的名字不在本土之列，您愿意告诉是啥理由吗？我不相信我……”　　中岛少佐挥手打断我，笑道：“唔，你不能和其他飞行员一道回去，我需要你。坂井，和我在一起吧，我们要去一个新基地，它是对敌作战的最前哨——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据我了解，你是全队最好的驾驶员。跟我一块儿飞，让别的飞行员回祖国去保卫家园吧。”　　话说得很清楚，我只好作罢。按海军的规矩，我是不应多问这位长官的。回到宿舍，我心里又烦躁又悲观，对重新见到家乡亲人、见到恋人富士子彻底绝望了。
几个月后，我才知道，中岛队长把我留下来，实际上是救了我一命。那些返回本土的飞行员，后来都调到中途岛特遣舰队，在6月5日遭到了敌人歼灭性打击，几乎所有当时离开巴厘岛的人，都在中途岛之役牺牲了。
　　一天早晨，有个驾驶员气喘吁吁地冲进宿舍，带来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换防。
接着传说我们之中会有人派回东京去，于是每个人都开始计算自己在海外连续服役的时间。　　我心里揣摸，如果真的调回日本，那我会在首批离开。我是1938年5月离开日本去中国的，扣除一年养伤期，在海外已服役了三十五个月。当我意识到有可能真的再见到自己的家，就变得更特别想家了。　　不象部队里多数谣传那样不翼而飞，换防成了事实。3月12日，中岛正少佐从本土来到队里，通知全队说，他接替真吾英成少佐的飞行队长之职。“真吾少佐将奉调回国。”他说，“现在我宣布回日本的飞行员名单。”　　中岛念名单时，大家鸦雀无声。第一个名字不是我希望的自己，第二个也不是，第三个还不是，我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少校念了七十多个别的名字，没一个是我。我莫名其妙，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挫伤，为什么返日驾驶员名单上把我忘掉了呢？我不明白，我到海外的时间比大多数人都长啊。　　后来我走到这位新长官跟前，问：“阁下，我的名字不在本土之列，您愿意告诉是啥理由吗？我不相信我……”　　中岛少佐挥手打断我，笑道：“唔，你不能和其他飞行员一道回去，我需要你。坂井，和我在一起吧，我们要去一个新基地，它是对敌作战的最前哨——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据我了解，你是全队最好的驾驶员。跟我一块儿飞，让别的飞行员回祖国去保卫家园吧。”　　话说得很清楚，我只好作罢。按海军的规矩，我是不应多问这位长官的。回到宿舍，我心里又烦躁又悲观，对重新见到家乡亲人、见到恋人富士子彻底绝望了。
几个月后，我才知道，中岛队长把我留下来，实际上是救了我一命。那些返回本土的飞行员，后来都调到中途岛特遣舰队，在6月5日遭到了敌人歼灭性打击，几乎所有当时离开巴厘岛的人，都在中途岛之役牺牲了。　　接着的几个星期，是我生活中最倒霉的，我从没有病得这么厉害，在这些日子里，生活充满了忧伤与失望。　　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拉包尔，在巴厘岛以东2500英里，对零式战斗机来说，飞行距离是太远了一点，运送我们这批驾驶员，既没用运输机，也没用水上飞机或快速船只，而是把我们象牛一样赶进一艘破旧不堪的小商船。船舱内挤了八十几个人，臭气难闻。船以每小时十二节的速度慢悠悠地在海上移动，为了保护我们，派了一艘1000吨的次等驱逐舰。　　呆在这可咒的船舱内，赤裸裸地暴露在敌人面前，我从未感到象现在这样害怕。我们真不明白上级司令部的用心，敌人只要从一艘潜伏的潜艇上发射一枚鱼雷，或从一架俯冲的轰炸机上扔下颗500磅重的炸弹，就会把这艘轻型小船炸得粉碎。指挥官把这个战场的一半战斗机驾驶员，特别最具丰富战斗经验的驾驶员，弄到这无遮无掩的大海上，无自卫能力的小破船里，实在太冒险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这又是活生生的事实。我牢骚满腹，精神忧悒，终于生起病来。从巴厘岛到拉包尔的两星期，我基本躺在船员铺上。　　船在海上左摇右晃地航行，不时发出咯咯吱吱地声响，每当碰到前面那艘护航舰冲起的波浪时，就会像喝醉了一样左滚右翻。在舱内真是活受罪，热气蒸人，整整两星期，我身上没干过。潮湿闷热弄得人汗流浃背，油漆的气味令人窒息，后来那艘护航驱逐舰也掉转船头，在远方消失了。我已病入膏肓，感到自己快要死了，能从这种悲惨的状况中解脱，或许反而是件好事。
（以下一段是我手打的台版内容，实在比较令人感动啊，超越阶级的基情）
不过，即使是最恶劣的遭遇，也有它的好处。这趟航程中，大部分时间陪伴在我身边的，是一位年轻的中尉笹井醇一，他刚派到台南航空队，担任我所在的分队指挥官。
笹井中尉是我所遇见过印象最深刻的人士之一，他毕业于海军兵学校，作为军官阶级，他原本可以不理会我们下士官的麻烦事，日本海军的阶级制度极为森严，甚至如果我们在船舱中奄奄一息，都不会去向军官求助，也不会期待军官走进我们发臭作呕的舱舍里。然而，笹井不同，他不理会不成文的“军官不能与下士官交朋友”的规矩，当我热得发昏，又是呻吟又是哭叫，躺在汗水体味的恶臭中时，笹井就坐在我的吊床边，非常担心地尽可能照料我，每当我张开眼睛，就看到他清澈、同情的目光。
他的友好与救助，让我熬过航程中最恶劣的一段时光。（后来得绰号“拉包尔贵公子”的 笹井中尉，兵学校出身飞行员中的击坠王）
　　船终于嘎吱嘎吱地开进了新不列颠岛的主要港口-拉包尔。我如释生负地喘了一口气，从底层甲板东摇西晃地走向码头。眼前的景象真难以相信，如果说巴厘是天堂的话，那么，拉包尔就是地狱的最深一层。
岛上只有一条窄跑道，等待我们飞行队使用，这是我从未见的最糟糕差劲差劲的机场。跑道的尽头，一座700英尺的火山兀然而立，如鬼影一般。每隔几分钟，大地抖动，火山深深地呻吟，喷出沙石和呛人的浓烟。火山后面，是一片苍白荒芜的山峦，寸草不生。　　离船后，驾驶员被送往机场，我们经过的路面，酸味刺鼻的火山灰烬足有几英寸厚。机场荒凉得可怕，飞扬的尘土从身后直扑过来。我们发现这里停着的战斗机，居然是早就过时的96舰战：没有座舱盖，固定起落架，我们无不唉声叹气。看到这些就够了，我的病又发起作来，眼一黑，便栽倒在地，笹井中尉赶紧把我送进机场旁一个山丘上的刚修好一半的医院。　　第二天早晨，我就了解到，拉包尔决不是如我所想的，是个流放地，它绝没有孤立于战争之外，而是迅速地卷到战争的中心。　　空袭警报把我从酣睡中惊醒，透过窗口，看到十几架双引擎B-26“劫掠者”轰炸机在港口上空低飞着，专门轰炸载我们从巴厘岛来的那条船“小牧丸”。飞机扔炸弹时，船员们还在卸货，为了活命，他们穿过码头四散而逃，有的甚至跳入水中。那轰炸机全是澳大利亚的标识，它们炸完船，就来轰炸跑道和停在那里的飞机了。
连续三天，“劫掠者”都来轰炸机场和一切可移动的目标，它们飞得又低又是慢，射手们对准目标打了个痛快。地面上的人谁都不安全，因为一旦暴露，就会引来几门机关炮的射击。　　空袭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最好的兴奋剂，它至少说明拉包尔有仗打，我们在地面呆了几个星期，这下终于能打仗了，我请求医生让我立即出院，想到又要驾驶零式飞机作战，心里怪痒痒的。　　医生笑道：“在这儿再呆几天吧，坂井，现在出院没用，我们还没战斗机给你飞，一旦飞机到了，就让你走。”　　四天后，我的病情大有好转，便离开了医院。我与其他十九名驾驶员爬进那天早晨来的一架四引擎水上飞机，很快就有战斗机飞啦。因为水上飞机是从改装的航空母舰“春日”号上飞来的，航空母舰给我们中队捎来了二十架新的零式飞机。敌人的不断侦察和轰炸阻碍了“春日”进入拉包尔港，它只好在200英里以外的布卡岛附近等着，派了架水上飞机把我们接到那儿去。　　两小时后，我们驾驶着这二十架装备齐全随时可投入战斗的新零战回到拉包尔，开心得就像小学生。可是，就在同一天，一架敌侦察机来侦察了一下这些停在地上的战斗机，并且没等我们起飞，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拉包尔静静的，惟有火山那无休止的永不减弱的喷射，打破这死一般的沉寂。
随后几个星期，战斗机和轰炸机源源不断地飞进了拉包尔。我军迅速地集结力量，以加强对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莫尔斯比港的攻击，上司告诉我们，日本的计划是占领整个新几内亚。　　四月初，我们三十名台南份航空队来的驾驶员被派往拉埃（又译莱城，在最新的国际机场中文名中译为拉埃）的一个新基地。拉埃在新几内亚的东海岸，斎藤正久大佐带领我们这支人马到那个新基地去，至此，整个太平洋战争最激烈的空战随之开始。（拉包尔和莫尔斯港的位置）（南太平洋诸岛）（新不列颠诸岛）（拉包尔、拉埃、莫尔斯三基地）
拉埃离盟国的重要基地莫尔斯比港，仅仅180英里，我们开始执行任务几乎是每天为轰炸机护航。轰炸机从拉包尔起飞，去袭击敌人在莫尔斯比地区的重要设施。就整体而言，战争不再是一边倒了，情况常常是：我们去攻击莫尔斯比，盟国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就来轰炸拉埃。盟国飞行员的勇敢精神和积极作战意识，使我们为之惊讶，敌人每次袭击拉埃，均会遭到截击，常常被击落几架。而我们对莫尔斯比的攻击，也付出了与他们差不多代价。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盟国的驾驶员非常愿意与我们展开空中格斗。所以，他们一发现我们，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上来就打，是我碰到过的最勇敢的人。应当指出，他们的战斗机在性能方面明显的比零式战斗飞机要差。再说，几乎我方所有的驾驶员都是些技术熟练的空中老手，又驾驶着性能良好的战斗机，明显的处于优势地位。
　　4月11日，我又回到战斗中去了，那天我首次击落敌机两架。
这天的前一天，我还没恢复飞行时，六架战斗机掩护七架轰炸机去莫尔斯比，击落了两架企图从机场逃跑的轰炸机，还有一架也可能被击落。同一天晚些时候，三架待命的零式飞机从拉埃起飞，在沙拉茂上空及时截击了几架轰炸机，结果击落一架，其余的均被击伤。　　11日那天，我与八名刚抵达拉埃前线的飞行员一同起飞后，编成了三个V字形编队，前往莫尔斯比。飞机沿海岸线飞行并慢慢爬高，气象很好。白色的沙滩看起来象一堆堆散落在岛边漂泊的尸骨。过了一会，欧文斯坦莱山脉便耸立在眼前。山脊高出海平面15000英尺，山虽高，峰顶却没有雪覆盖，乱石嶙峋的山坡象一堵峥嵘宽厚的城墙。　　我们从16500英尺的高度上飞越山脊，骤然间，我们象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敌人的天地。广阔的深蓝色的珊瑚海海面上，我没看见一条船，海水蓝得发暗，像一望无涯的整片靛青大理石，山峦和南岸倾斜，坡度比我们机场这边要舒缓一些，否则，山脊两边就无区别了。　　飞行四十五分钟后，莫尔斯比基地便从机翼下滑了出来，我看到地面有许多不同型号的飞机，有的正从暴露位置被人们慌忙地往丛林里拖。机场周围长满了茂密的林木，从空中难于发现目标。大概我们还在射程之外吧，机场的高炮没有开炮。敌机拉进防护地带还要一些时间，看来我们还来及扫射，不过，命令未加改动，我们只许在空中警戒，不准俯冲扫射。　　飞机通过莫尔斯比上空，来到珊瑚海，过了一会儿，又从原航向进入，再次飞过敌机场。令人奇怪的是，敌高射炮手和驾驶员，好象没看见我们，他们不采取任何反击行动。　　通过机场时，我们是背着阳光慢慢儿飞的，终于发现了四架敌机，这是我首次看到的“空中眼镜蛇”P-39战斗机，它们在我机左面约三英里的地方，正向这边冲过来。要想不被我们发现是不可能的，我抛掉油箱，加大马力，两个僚机紧跟在后。我飞到领队长机旁边，给笹井上尉作发现目标动作，并请求掩护。笹井把手向前一挥，意思是：去吧，我掩护。　　四架“空中眼镜蛇”还在那儿，真走运。他们的前方是耀眼的太阳，没发现我机接近。P-39的双机编队，前面两架与后面两架相距约300码。　　我打出手势让本田飞在我的后上方，示意经验不多的米川紧跟于后，离敌机只500码，我向左拉升，再过几秒钟就可开炮，倘若敌人继续被阳光晃着眼，我们便可以在他们还不知是怎么回事之前进行攻击。　　我准备翻滚过去攻击，但没那样做，因为从俯冲中拉起来进入，会失掉背阳的有利条件，我还是向前猛推驾驶杆俯冲，本田与米川紧跟在后，三机一起冲下去，随后来了个又急又快的后转，进入攻击位置。　　后两架敌机这时已在我前上方，不知道有飞机接近。他们仍就看不见目标，我稳稳当当地靠拢，直到目标万无一失的时候才下手。两架P-39就完了蛋。炮弹密集地打在机身中央，金属片被炸开，冒出一股烟火。　　我滑开，把炮口对准第二架P-39，炮弹再次直接命中，在飞机内爆炸，并把它炸成了碎片，两架“空中眼镜蛇”不到一会功夫均上了西天。　　我将零式战斗机改出滑飞，摇摆着倒扣过来，打算在拉平后直接咬住前面那两架敌机，没料到战斗已经结束。另外两架P-39正向地面猛扎，后面拖着一条明亮的火焰与浓烟柱。我没来得及看见那两架飞机是怎么打下来的，只认出西泽广义这位新来的驾驶员的飞机正从俯冲改出。后面的第二架战斗机是太田敏夫驾驶的，他一次开火通过就击落了敌机，这时正猛拉起来，转头加入编队。　　不到五分钟战斗就结束了。真难以相信。四架敌机在下面很远的地方已摔得稀烂，很明显，其中两架敌机是二十三岁的西泽和二十二岁的太田击落的。西泽广义太田敏夫　　事实证明，西泽和太田在驾驶方面是人机合一的天才飞行员。他们不断获胜，和我一样，成了拉埃联队名列前矛的空战王牌。我们常在一块儿飞，被别的驾驶员誉为“台南空三剑客”（实际的绰号是台南空の三羽乌）。台南空“梦之队”——后排左一为西泽，中排左一太田，左二坂井
补贴些台南空的写真还在台南时的台南空～台南空梦之队！部分飞行员合影的上色版，虽然飞机的上色有点不对头……笹井中队，前排左为西泽，右为太田西泽座机，也是如今模型界的宠儿了西泽，没有坂井说得那么瘦嘛，坂井笔下说得西泽就好象非洲饥民一样瘦骨嶙峋拉包尔贵公子！大帅哥一枚！
“王牌”空中武士的回忆(5)
飞回12000英尺高度后，我们搜寻编队的其他友机，却没有找到，几分钟后，我们到达瓜达尔卡纳尔海岸上空。我看见前面几英里处有一群飞机，于是赶忙发信号给其它战斗机，并开始加速，很快，我就识别出那敌机，总共八架，分为两个梯队。我们自己的飞机并没有编好冲入敌阵的队形。我飞在最前边，不断向敌人靠拢，想抓住右边的那几架飞机，把其它敌机留给另三架零式战斗机打。
敌机队形很紧密，太好了！它们好象是“野猫”战斗机，正在收缩编队飞行，说明还没发现我。
如果他们照原样飞，我就可以从后方攻上去，突然袭击他们。在几秒钟之内……第一次开火通过至少能击落两架。我尽最在努力靠近敌机，测距仪上的距离减少到200码，100码、70码、60码……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上了圈套！敌机并不是战斗机，而是“复仇者”式鱼雷轰炸机！以前未曾见过，从后面看很象“野猫”。敌机轮廓愈来愈大，我清楚看到机体上除一个顶部炮塔外，机腹还有一门点50英寸机炮。
怪不得他们缩紧队形，原来是正等着我上钩呢。现在，右边有八门机炮对准了我，左边也一样八挺，马上下降速度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已经把油门踩到最大。
拐回去也不行，如果拐弯或翻斤斗，就会把机腹暴露在敌机炮手的枪口下，被敌人射手打个痛快。唯一的办法，只有一件可做的事——就是硬着头皮冲上去，加大油门，猛加发动机的功率，同时用所有炮火射击！
我按下炮钮，几乎就在这同一刹那，敌机的每一挺机枪也全部开了火，咚咚咚的枪炮声，压倒了其它一切声响，当火焰从两架轻轰炸机喷射出来时，它们仅仅在我前面二十码，我看到的就是这些。一阵激烈的爆炸轰击着我，觉得耳朵有许多利刀在扎，整个世界成了一片红色，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又有更新啦！桑大辛苦！以前看过双叶社的CG动画，讲台南航空队的坂井三郎和瑞鹤号航母的岩本彻三的零战空战记。里面好像讲到坂井三郎在瓜岛一次空战遭遇了SBD结果被击中头部，但是奇迹的生还了。上面的零战和TBF的这张图好像有点问题。TBF上面的标志是旧标志，好像在42年6月还是几月份开始，反正是下半年开始就不用了，换成了蓝底圆圈加白色五星，里面没有红点了。（因为这个标志和日军的日之丸很像，杜立德的B25空袭东京当时就是这个旧标志，日方一开始也看错是日之丸，以为是自己的飞机。）
当我恢复知觉时，肯定已过了好几秒钟时间，我是被一股强而冷的风从打碎的挡风玻璃吹过来弄醒的，但神志仍不太清楚，四周那么模模糊糊，人象沉入了黑色的波浪，每次我强行坐直，都被那黑色波浪冲昏。我的头向后仰着，靠在头垫上，想使劲睁开眼睛看看，但座舱在面前摇晃跳舞，座舱盖像是敞开的，其实是玻璃被打破了。风飕飕地灌进来，吹着脸颊，人已处于半昏迷状态，护目镜也已被打碎。
我只是觉得一种抚慰、愉快的睡意涌上来，昏昏沉沉的想睡觉，我还不太理解自己被击中了，快要死了，但并不觉得太害怕，似乎并没有什么痛苦，也没什么可担心的。
我沉入梦境，头脑恍恍惚惚，各种幻影在眼前晃动。真奇怪，我看见了母亲的脸。她对我大声喊道：“醒来，三郎，你快醒来！你不能这么孬种，醒来！”
渐渐地，我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飞机象石头一样直往海面扎去，我强睁双眼，只看到周围一片明亮火红的颜色，心想，飞机一定在燃烧，但我闻不到烟味。我仍旧处在混沌中。
我眨了几下眼睛，有什么很不对劲？所有的东西都那么红！我用手摸了摸，驾驶杆还在，但看不见，于是向后拉了拉，飞机从急剧下落中缓过来，恢复平飞时，压力把我推在座位上，风压也减小了，不再那么使劲地吹打脸颊。一种混乱而惊慌的情绪袭击着我，我可能瞎了！再也回不到拉包尔了。
我本能地动作着，想有左手抓住油门向前推，以便加大马力。我用劲推，但手不听使唤，这怎么得了哇！我试着使劲攥紧拳头。
除了麻木感外，没有其它任何感觉，我改用脚蹬舵，只有右脚能动。飞机由于舵柄下落，进入滑飞。左脚是麻木的。我咬紧牙关，使尽全身力气，左脚还是无感觉，什么反应也没有。
整个左边身体似乎全瘫痪了，我用了几分钟来活动左臂和左腿，却不行，仍旧无痛感，真是无可奈何。我已被击中，伤得不轻。可是无任何感觉，真希望左半边身子能痛起来。好让自己知道四肢是完整的。
脸颊湿润了，我哭起来。泪水涌出，这可帮了忙。是的，帮了大忙，那僵硬的感觉开始消退，泪水把眼中的血冲洗出来。
我还是什么也听不见，但能看见了，渐渐地看到一点儿，那红色的世界在消退。阳光射进座舱，使我看到座舱的框架，距离瞄准镜先是模糊的，慢慢才清楚一点。很快地发现了仪表盘，但模模糊糊的，只能看见轮廓，刻度却辩认不清。
我侧过脸，向机舱外望，只见一个大黑影以极快的速度从机翼边滑过去。这一定是敌舰，说明我在水面上仅仅300英尺左右，随之，我听到了声响，最初是引擎的嗡嗡声，尔后是一种尖啸声与短促的爆炸声。敌舰正向我开火！飞机被高射炮火的冲击波震得直晃。真奇怪，我毫无反应，坐在座舱里竟没采取任何规避行动。炮弹的爆炸声渐渐地落到的后边去，水面上的黑影再也看不见了。几分钟过去，我仍旧一动不动地坐着，苦苦地思索着。　　我心里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恍惚中，又一次认识到飞回拉包尔不行了，甚至到布喀岛都不可能，离那儿至少有300英里。心中产生了一个念头，万一不行，就全速冲进海里。转念又一想，这不是办法。　　那样做真蠢。我竭力使自己苏醒过来，心骂自己，这不是死的办法！　　有那么几分钟，我在座舱里激怒得象个疯子，好不容易才恢复理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盲目和可笑。我大难不死，可见好运在望。以前我经历过不少凶险，但没一次象这回那么严重。子弹曾打在离我头部只几英寸远，也曾手臂被子弹擦伤，皮肤被弹片刺破的事也不只一回，不过，都伤得不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兴许我应该活着，那为什么把机会扔掉呢？于是我马上想到要活下去，想到飞回拉包尔。　　我认识到，首先得检查一下伤口，因为还不知道哪里伤着了，伤得多严重。我又有了信心，能神志清楚地思想和动作了，只是还不能活动左手。我把右手举起，甩掉手套。　　我用手去摸头，生怕有什么。手指摸到飞行帽时，全是滑溜溜、粘乎乎的，心想，这是血。再一摸，感头颅顶有条小缝，缝槽较深，有很多血。我继续往下摸，轻轻地探试着，究竟有多深呢？手指触到一个硬东西，心里真害怕那东西……因为手指伸进飞行帽里，插得很深，那“硬东西”只能是颅盖骨，它被子弹打裂了一条缝。想到这，心里就一阵恶心，子弹伤着了大脑，只是伤得不深罢了，大脑是不会感到疼的。
以往读过的关于战斗负伤应注意的一些事，被我隐约想起来，脑部受伤可能是引起左边身体瘫痪的原因。事情慢慢弄清了。朋友，要是你坐在一架打坏的飞机里，处于半昏迷、半瘫痪状态，用手指摸着头盖骨的一条裂缝，你是怎么想呢？我明白发生了什么，感觉到了血和头上的弹伤，以前从没好好想过的事，现在终于成了事实。活生生的事实。坂井中弹时使用的飞行帽
　　用手向下摸摸脸，脸是鼓鼓的，肿了，上面有眼泪，好像有弹片，血是肯定有的。我还感到有几块松动的皮。　　战斗机不停滞不前地发出嗡嗡声，引擎平稳地转动着。我的头脑还清楚，动作也愈来愈自然。我嗅了嗅，没见有汽油味，说明引擎与油箱没被击中，这是我在此次战斗中，感到最幸运的。因为只要油箱没坏、引擎可靠，战斗机就可飞完剩下一大段路程。随着神志的清醒，风似乎逐渐增大起来，呼呼地吹着我的头。我侧着眼向前面看，挡风玻璃已不在了，怪不得风刮得那么厉害，几乎是以每小时200英里的速度冲进座舱的。我感觉到脸上的血在被吹干，头顶却是湿漉漉的，风钻进颅骨那条裂缝，里面好象还在继续出血。我得用东西把伤口堵住，要不然，由于出血过多，会重新晕过去的。　　突然袭来了一阵剧痛，那是我的右眼，伤口痛得我直打哆嗦。我用手指摸了摸，疼痛加剧得难以忍受，我赶紧把手指拿开，又把手掌覆在右眼上。视力毫无变化，这只眼瞎了！　　每个日本战斗机驾驶员的飞行服里，都有四条三角绷带。我拉出一条，咬住一头，想用口水湿润它，口里却没啥唾沫，人渴得厉害，口干得冒火。　　我还是咬着，嚼着，绷带头漫漫地湿了些。我向前倾了倾身子，以避避风压，然后用湿绷带揩了揩左眼，看见东西了！视力越来越好，不到一分钟，就看到了机翼，这使我松了一口气。　　不一会儿，当我会坐回来时，突然头感到一阵刺痛，接着又来了一下。痛是一阵一阵的，有时，好象一点也不痛，有时，脑袋上好象有把铁锤在敲。我赶紧把绷带缠到头上。不巧，手一松，绷带从被打碎的玻璃窗刮跑了。　　真叫人绝望。怎样才能把绷带缠到头上呢？一定要把血止住才行啊！左手已无用了，但右手要把住操纵杆和控制油门，再者，风呼呼地刮进座舱，使得情况更复杂了。　　我拉出第二条绷带，还没等在膝盖上放好，就被风吹掉了。第三条和第四第也是这样一下被风刮跑的。　　还有条绸围巾绕在脖子上。解开结后，我把一端压在右臀底下，以身体的重量来控制它，然后拿出折叠刀，用牙咬住，拉开刀片。围巾被风吹得呼啦作响。我用右手持刀，用牙咬住围巾的一头，割下一块来，风把它吹跑了。我再割下一块，还是被尖叫的风刮出了座舱。这真叫人不知如何是好。我不甘罢休，拚命想找出解决的办法，因为只剩下一小块围巾了。　　对！还得用这种办法。我向前弯下身体，避开强风，再把围巾塞在飞行帽底下，推至伤口。不过，我得坐起来才行，因为向前倾得愈久，伤口痛得就愈厉害。　　最后，我把驾驶杆用膝弯处挟住，使飞机稳定地飞行，再让身子前倾，把油门前推到固定槽。脚向后一拉，飞机稳当地爬上去。只要飞机还在我控制中，我就不在乎它飞行姿势有多古怪。　　在15000英尺的高度上，我松开油门，让飞机水平飞行。随后，我把坐垫推开，尽可能使自己坐得低些，避开强风的袭击。我紧紧地用脚挟住驾驶杆，使飞机平稳地飞行，再滑下坐位，跪着，用肩顶住坐垫防风，把围巾一点一点地往内塞，以便压住伤口。我不知道这样干了多久，好象用了很长时间，与此同时还要照顾座舱外面，倘若碰上上升的强风，飞机剧烈地摇摆，让机翼翻过去失去控制，那就完了，因为我此时根本够不着机舵。　　事情终于弄好了。围巾塞入飞行帽，已紧紧地压住了伤口。我回到坐位上，把飞机向后带了带。使之水平飞行，头马上舒服多了，血已经止住。　　伤口被围巾塞住后，我的心情轻松多了。一会儿，人特别感到想睡，我拚命挣扎，可又摆脱不掉，好几次，下巴已垂到胸前，睡着了。我摇摇脑袋，希望伤痛使人能够清醒，但是，过不了三四十秒钟，人一滑，又睡着了。　　有几回，我惊醒后，发现飞机飞反了方向，还有一次，飞机不知怎么搞的竟倒过来飞行，转瞬间，飞机可怕地吼起来，我立刻惊醒，让飞机恢复正常。　　我昏昏欲睡，不断地摇着头，慢慢地，慢慢地，我就进入了那美好、温柔而舒服的梦乡，一切是多么和平与宁静啊。醒来，醒来，我使劲地对自己叫喊，醒来！　　我醒过来时，战斗机机翼一个上一个下地正向右滑飞。人必须醒着呵！怎样克服这难以制止的睡意呢？决不能屈服于它。它使人在和平的梦乡忘记一切，它是那么美好温暖与舒适。　　战斗机突然急摇直晃，我又倒了过来。要醒着！我以自己喊道。没把睡魔驱走，心时很火。我举起手，使劲拧自己的脸，一下，两下，三下……我希望让疼痛来恢复知觉。　　不能这么胡闹下去，因为口里很快就尝到了咸味，鲜血从嘴边流出，一直淌到下巴。已肿的脸颊更加肿了，鼓得象个充了气的橡皮球。可是，又别无全法，要醒着，就得打自己。或许食物能帮助一下吧，所以我拿出午餐盒 。吃了几大口鱼饼。人还是象先前那样想睡。我又吃了一些。小心地嚼细，再吞下肚。　　骤然间，我象生了大病似的，全身因恶心而感到特别难受；飞机也随之失去控制。吃下去东西，全都涌上来，吐得腿与仪表盘到处都是。接着一阵阵的头痛，叫人难以支持，但是，即使这么痛，仍然控制不住我的睡意。我一拳又一拳地敲击自己的脸，直到那地方守全失去知觉。尔后，我又举起手来敲头顶上，但一点儿没用，仍就想睡觉。呵，又要睡着了，又会忘记一切，睡意绵绵不断，美好而甜蜜。　　飞机一左一右、一上一下飞着，不管我怎么操作，都不能使机翼保持平衡。我企图把驾驶杆固定在一个位置上。但因为手不灵活，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把飞机弄得左右转弯。　　几分钟后，头脑才清醒过来，没有了瞌睡，也不感到揪心疼痛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现在非得去死，假如我能到达布喀或是拉包尔呢？我又把战斗机调过来，向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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