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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综合的建筑装潢理论知识、良好的艺术修养、较强的建筑设计、室内设计能力和现实建筑艺术理念,要求学生了解流程，在模型、灯光、材质、后期、音效、原画，方面全面发展，又有所长，能够合作完成各类建筑效果图、建筑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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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主要使学生1、掌握影视环艺设计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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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掌握建筑外观设计与表现及招投标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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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效果图孜孜以求――记中国工程设计大师唐葆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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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孜以求――记中国工程设计大师唐葆亨
2013年9月的中秋节，“东方文化视野下的东方品质之城内涵研究”课题成果汇报，由中国美术学院进行，得到了杭州市委、市政府的高度评价。报告归纳形成“东方山水生态之道、东方文化风雅之境、东方产业创智之慧、东方城乡共生之融、东方人居和乐之情”五方面的美学原则，将辞学意义上的“东方品质之城”升华为美学意义上的“东方品质之城”。
读到这条来自母校的信息，鹤发童颜、儒雅稳重的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的顾问总建筑师唐葆亨先生，会心一笑，满脸灿烂，话匣子也一下子打开了。
作为浙江省为数不多的“中国工程设计大师”，国立艺专（美院）科班出身的唐葆亨，六十余年如一日，身体力行，孜孜以求，从理论与实践的两个层面上，积极探索东方“美学建筑”的形与神，力争做到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空间与造型、美观与实用等等的和谐统一，精心设计出既汲取世界建筑精华、又坚持中国特色的一个又一个“美学建筑”，浮现于湖边山脚，呈现在大街广场，以匹配于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和东方品质之城。
近来，作为多年的忘年之交，建筑文化的同好，笔者试图将唐葆亨大师留在杭州西湖，留在建筑史上的“脚印”，以美学散叶的方式撷取片断加以描绘，加以还原，加以清晰，以便传给后代，传给湖山，传给历史……
上个世纪的40年代中期，出身于浙江兰溪一个殷实人家的唐葆亨，只身一人，顺兰江东下，来到了之江之畔的江城、也是省城――杭州负笈求学。
唐葆亨有幸考进了一所百年名校――位于皮市巷的宗文中学，当时宗文中学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校长是大名鼎鼎的杭州名绅、教坛名儒钟毓龙。宗文位于若干条江南“雨巷”的中央，这里先前是杭州著名的藏书楼“九峰旧庐”的所在。学校颇具美学艺术特质，曾经孕育出“雨巷诗人”戴望舒、“兰社干才”张天翼等名流大家。在各方面的美学熏陶下，青葱少年唐葆亨对画画的爱好更加执着了，画作也更加成熟了，西湖的山山水水，杭州的市俗民风，都是他取之不尽的素材。
可能是由于这所宗文中学和这段画画爱好，后来，唐葆亨违逆父愿，“阴差阳错”地考上了西湖边孤山之麓的“国立艺专”，成了一名名符其实的美学追随者。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蔡元培先生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国立艺专的创始人林风眠校长也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杭州应该是一个“美术的西湖”，城市可以是一个美学的基地。而1946年进校的唐葆亨，非常有幸地浸润于这座美学教育的殿堂之中，大师云集，恩师林立。这对爱好绘画、初萌美学、有志求真的青年学子来说，是可遇又可求的“南山捷径”。
初进校学习时，唐葆亨读的是预科，约二个学期的光景。后来，就转入了刚设立的建筑学专业，正儿八经地跟着法国回来的、日本回来的、本国培养的建筑学专业老师们学起了建筑学。当然，身在国立艺专，美术画画也是不能扔掉的，反而对所学的建筑专业也有裨益。因为艺术学和美学是相通的，画画和建筑是连体的，这在唐葆亨日后的职业生涯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建筑学如同医学，专业本科要读五年。而对于一个如海绵吸水般求知若渴的学子来说，五年一晃就过去了。
国立艺专是名师荟萃的艺术圣地。校长先后由林风眠、汪日章、潘天寿、刘开渠等担任。唐葆亨在1946―1951间就学时，先后接触过的老师就有刘开渠、赵无极、雷圭元、庞薰l、顾恒、吴景祥、吴一清、谭天锡、蒋祖荫等。
唐葆亨也许是唯一一个正式考入“国立艺专”，并读完全部学制课程的建筑学专业学生。其他同学或是从别校转来，或是由当时的青年军转入，都没有完整的五年学习课程。
艺专的美术基础课是素描，幸运地是当时的素描课老师正是赵无极。今天，赵先生已是享誉世界的绘画大师，当时还是一个普通的助教。他教学认真，授课严谨，为学生们学好建筑学打下了非常扎实的绘画基础。在学校，同学们还有幸能够观看林风眠、潘天寿等大师作画、题字，沉浸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之中。
位于孤山校园的三层教学楼属应用美术系，教室在一楼，住宿则在“苏白二公祠”。教授们改图非常认真，方案总是改了一稿又一稿。学生也常在教室通宵达旦地作业、画图。吴景祥先生是建筑学主课老师，他教授了几乎全部专业课程，对专业影响颇大。
当时担纲建筑课程的师资专攻领域主要分为两个。一类以顾恒教授为代表，顾恒曾留学日本东京，对建筑构造方面的知识非常熟悉，可以独立进行建筑设计与施工。另外还有两位兼课的浙江大学土木系老师，一是教授材料力学课程的谭天锡，另一位是蒋祖荫，教授应用力学课程。另一类，是一批具有留法学源背景的建筑设计专业教师，唐葆亨的指导老师吴景祥教授就是其中一位。吴景祥是中国第一代留学归国的著名建筑师，德高望重的建筑教育家。这些留法的老师显然更具有艺术气质，创造性思维也更为活跃。
与同时期南方最著名的两个建筑系，即之江大学建筑系和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相比较，艺专因绘画艺术方面师资雄厚且具有注重创意的传统，同时沿袭了法国学院派的建筑教育体系，故学生绘画基础、中西方美术史的学习以及美学理论的培养也更为扎实，具有艺术气质与创造潜质，从而与其他院校的建筑系教学形成特质上的区别，这在当时的艺术院校中实属凤毛麟角。
国立艺专的创始人蔡元培先生曾说过：“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络众家之学府也。”创办建筑学专业初始，刘开渠校长便身体力行积极联络师资。与美院早年的国、油、版、雕等纯艺术系师资构成一样，刘院长聘请了曾经留日、留法并在业界颇有实力的杰出人才担任建筑学专业的教师。这才有了唐葆亨等学子沐浴师恩，受益终生。
如果说建筑作为工学被接受是近代中国建筑史上的第一次革命，那建筑作为美学的一部分被接受则是第二次革命，蔡元培提倡美育可以说为第二次革命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建立后的1951年，国立艺专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作为华东分院的首届建筑学专业毕业生，唐葆亨的毕业设计是由吴景祥先生拟题，设计一个西班牙样式的工人文化宫。建筑采用西班牙传统建筑形式，红瓦黄墙。吴先生的教学专业严谨，不厌其烦地修改学生的方案草图，提出中肯的意见，使唐葆亨感受良多。
国立艺专明确提出了“美术建筑”的思想，是在艺术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受到了法国的“装饰艺术”的影响，而吴景祥则是其中的“身体力行”者。
建筑专业是一个非常强调实践的学科，学生们在校就读时就非常注重勤工俭学、参与实际工程设计。各位老师都有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常有带领学生参与实际工程的机会。刘开渠校长也主张将国立艺专建筑学专业的建设过程与新中国的建设过程相联系，他利用担任杭州市副市长的便利，将当时省内一些重要的建设工程交于艺专师生来承担，希望在这种实践过程中接触社会、锻炼队伍。而他自己，也在担任校长（1949.9）和副市长期间，与梁思成合作设计了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获得了全国建筑创作大奖。
让唐葆亨记忆犹新的是1949年，庞薰l、雷圭元、顾恒三位老师带领，指导同学们设计了当时杭州市最大的一项民用建筑工程项目――“杭州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全部方案设计与初步设计都由国立艺专负责，学校对于杭州建设人民大会堂非常重视。参与设计建造省重点工程“人民大会堂”是当时学校引以为豪的大事件。大家不仅徒手绘制方案图，还制作了建筑模型。浙江建筑工程公司就是根据方案图绘制施工图的。
由于1949年是新中国成立的年份，所以大会堂观众厅的座位数也设为1949个。大会堂正立面有毛主席浮雕，是雕塑系曾留学于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的程曼叔教授的作品。建成后的“人民大会堂”是当时杭州城里最引人注目的新建筑，它一直使用了整整半个多世纪，见证了浙江省的许多重大事件。
后来，唐葆亨参加工作后，于1952年间与也是国立艺专的校友龚文千先生合作设计了大门楼和围墙，完整了杭州人民大会堂。时至今日，唐葆亨还妥善地保存着杭州人民大会堂的模型照片和一些老照片。&&
1951年，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首届建筑学专业毕业生仅仅只有3位同学，滕绍文、程新民和唐葆亨。前一届（艺专）有6位同学，后一届（华东分院）有17位同学。至此，学校建筑系从解放后于1950、1951、1952年连续办了三届，前两届均在杭州毕业。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建筑学专业与另外两所教会学校之江大学建筑系、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系一起合并，成立了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吴景祥教授任同济大学建筑系第一任系主任。因此，1952届同学也就成为了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第一届毕业生了。从此中断了美院建筑学科的办学历程。以后再续前缘便已是半个多世纪后的事了。
虽然解放后美院建筑专业仅开办了三届便停顿了，但前辈们这些有效、有益的教育活动的蓬勃发展，却为新中国的建筑行业注入了新鲜血液，培养了众多日后在新中国建设中举足轻重的建筑师和教育者。
由于眼界开阔、基本功扎实，同学们大多都进入了我国著名的建筑院校从事建筑教学，为新中国早期建筑学教育做出了贡献，其他则进入国内诸多建筑设计研究院，为解放后祖国的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1950、1951、1952届为例，由于解放初期全国建筑设计人才十分匮乏，国家急需建筑学人才，1950届的全体同学奚筱彭、罗无逸、张祥萱、李锦秋（女）、何天泰、赵一中等全部分配至北京中央直属机关，也就是后来的建工部工业建筑设计院工作，成为当时全国影响颇大的“北京十大工程”建设的主要设计力量。其中奚筱彭负责设计了原中苏友好展览馆，即今天的北京展览馆的室内设计，建筑是由苏联专家设计的，所以具有浓郁的俄罗斯风情。此外，他负责的室内设计项目还有北京人民大会堂、北京饭店等。
学校早期毕业的校友中也有虽未经历建筑学专业教育但在解放后从事建筑设计事业，颇有声色的，就有曾与赵无极、丁天缺等同班的袁力丁与龚文千二位。袁力丁是原北京建设部工业设计院建筑师，参与了林乐义总建筑师设计的北京电报大楼，获得全国建筑创作大奖。龚文千是浙江省建筑设计院建筑师。母校同学之于建筑界的影响在江、浙两省尤甚。国立艺专首届毕业的江一麟解放后一直担任江苏建筑设计院院长、总建筑师。
唐葆亨毕业以后对母校仍然充满感激之情，一直与母校保持着密切联系与合作。1953年，他受委托设计浙江海门的“解放一江山岛战斗纪念塔”，首先就想到了与母校雕塑系王大进老师合作，并和当时雕塑系全体学生一起创作完成。他们创作的海、陆、空三军雕像与唐葆亨设计的纪念塔建筑紧密结合，将建筑与雕塑这两类造型艺术有机结合起来，直到今天，纪念塔依然耸立在绿树丛中，张爱萍将军的题字依然闪闪发光，飘逸潇洒。
窈窕西湖三十里，柳丝含烟拂湖水。经历了烟雨四月的实习季，转眼就到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毕业季。1951年7月，唐葆亨走出了孤山中央美院华东分院的西式大门，告别了校门口的那棵八百年古樟，来到了湖滨路91号的“浙江省建筑公司设计室”，担任技术员，实习期六个月。
湖滨路91号是一幢三层多开间的花园洋房，它的主人是浙江南浔首富刘镛的三儿子刘梯青。刘梯青号称“房产大王”，堂号“崇德”，在沪杭等地拥有大量房产，尤以别墅著称。湖滨路91号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作，雅号“小方壶斋”。91号宅院占地面积达5亩，总建筑面积1770平方米，有大小房间71个，亭台楼阁，花园假山，坐北朝南，面街临湖。建筑是纯正的西方古典主义风格，而名字“小方壶斋”却是典型的民族传统。该宅院后由国家赎买，成了浙江省建筑公司的办公大楼。上世纪90年代末，省建工局搬迁，小方壶斋拆除，遗址上建起了杭州凯悦大酒店。
唐葆亨走进了小方壶斋二楼朝北的一个房间里，踏着柚木地板，来到了绘图桌前。从此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他与丁字尺、三角板、鸭嘴笔、计算尺、三菱尺、铅笔擦片终日为伍，终身为伴，过着“铅笔打底，墨笔勾勒，尺寸调度，心中有美”的清苦而有着创作激情的设计生活。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国家经济困难，建设资金短缺，材料设备无着，工作受到了极大制约。但好在青春年少，干劲十足，工作紧张，生活充实。大家的团队协作意识也很强，上有领导、专家的悉心指导，手把手地帮教，中有同事战友的通力配合，下有工程施工单位的贯彻执行，设计室的工作有声有色。当时设计室的主任是滕熙，他是南京中央大学建筑学专业的首届毕业生，也是一位著名的老建筑师。有这样一位既是老师，又是领导的志同道合者，应该说是唐葆亨的幸运。当时工作紧张。实在累了，就回到小方壶斋阁楼上的宿舍躺一会儿，那可是望得见西湖的“湖景房”，唐葆亨当年的室友便是后来任省建工局技术设计处处长的董光华同志。
转眼一瞬，半年实习期满，唐葆亨正式上岗，工资涨到了93元人民币每月。&&&
上世纪50年代初，风景旅游城市杭州提出建设“东方日内瓦”的设想，疗养院建筑便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唐葆亨和他的团队也受命参与了一些疗养院的建筑设计任务。
1954年，位于三台山的浙江省总工会工人疗养院开建。唐葆亨在前有于谦祠，后有南高峰，西为大麦岭，东为赤山埠的云山秀水间，审时度势，调度有方，秉承“美学建筑”的理念，运用山水建筑与自然环境协调配合的原则，为工人疗养院设计了一主两副三幢主体建筑，院楼中轴线对称，飞檐翘角，红墙碧瓦。当时正值全国强调建设民族形式的传统建筑，“大屋顶”盛行。
在此大背景下，唐葆亨也为主楼设计了三重屋檐的大屋顶，稳重大气，美观大方，极具民族建筑的传统“范”。同时，设计也采用了一些西式建筑的材料和元素。如听取苏联专家安德列夫的建议，把大楼屋顶龙脊上的中国龙头改为西方的和平鸽，并做向外飞翔状，寓意世界和平。
工人疗养院一经建成，坐西朝东，依山面湖，造型美观，色彩丰富，成为了杭州西湖一道美丽的建筑风景线，许多美术家们都把它作为绘画的模特儿，而游客们则将它视为游览西湖的坐标参照物。
几乎与此同时，唐葆亨还受命领衔主持了九溪民航杭州疗养院的设计工作。当时的空军副司令员兼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将军还专门会见唐葆亨，对建筑提出一些要求，嘱咐一些注意事项。
鉴于九溪徐村依山面江的特殊基地品质，唐葆亨坚守不破坏山体和植被的生态原则，依山取势，层层梯退，巧妙地安排了小体量、低密度的两层疗养楼的空间，与山林浑然一体，站在院外几乎看不到建筑的存在。这种设计理念恐怕得益于唐葆亨既出身于美院建筑专业，又一贯注重美学在设计上的运用的一种自觉意识吧。
此外，唐葆亨的工作单位和同事们也承接了一些西湖边疗养院的设计任务，唐葆亨也从中贡献了不少真知灼见，供大家讨论参考。
唐葆亨始终认为，西湖，这处古色古香的中国文化景观，不仅极为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景观的美学思想，而且对其他地区乃至世界的园林建筑设计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西湖是对天人合一这一理想境界的最佳诠释，而其景区内遍布的庙宇、亭塔、园林等华美建筑，则为西湖增添了无限美丽。
唐葆亨常说，上世纪50年代他集中精力做了两件事，一是疗养院建筑，二是领袖建筑。两件事做得充实而愉快。
继疗养院建筑后，年富力强的唐葆亨又投入了神秘而又神圣的领袖建筑的设计之中。先是南屏山下的“5695工程”，俗称南屏游泳池或南屏招待所。这是一处花木掩映之中的室内游泳池，旁边筑有几处平房和小楼，园广屋少，背山面湖，甚是幽静。游泳池大约20米×50米，类似于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的游泳池，建筑的平房造型和青灰色彩也大抵相同，低调而不奢华，仅仅满足体育建筑功能而已。毛泽东很喜欢游泳，为他在杭州建一个游泳池，在当时的政治社会经济条件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在这里，毛泽东除了游泳锻炼，还经常召开会议，接见外宾，休闲小憩，反映出一代领袖不拘一格的随和态度。
紧接着，唐葆亨又接到了维修改建谢家花园和柳莺宾馆的任务，这一任务光荣艰巨。说它光荣，是因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领袖们，来杭访问缺少合适的招待场所，所以这是为胡志明、金日成等外宾准备的。说它艰巨，当时的建设时间、技术条件、材料设备等均受制颇多，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唐葆亨们便因地制宜，因材施工，合理布局空间，巧妙安排宅园，既不破坏花园旧墅的原有文脉，湖岸水系；又提升园子及建筑的利用功能和接待档次，古今交融，中西合璧，绿荫掩映，建筑隐现，不仅得到了下榻的外国领袖们的一致赞扬，而且还留下了毛泽东亲赴柳莺宾馆陪越南胡志明主席林间散步亲切交谈的珍贵瞬间。
唐葆亨最得意的领袖建筑的作品之一，恐怕要属代号“5801工程”的汪庄西子宾馆的建设工程了。
汪庄为民国初年湖上别墅结构最新颖者，周围名园环绕，祠塔林立，是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所在。1958年，唐葆亨等领受任务后，先由省警卫处处长伍一、副处长王长索、乔宜亭等领导陪去上海参观瑞金宾馆，这里也是为领袖们设计改建的招待所，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向设计师介绍了领袖的生活状态和起居习惯。于是，唐葆亨脑海里慢慢酝酿形成了汪庄一号楼的设计草案。
毛泽东身材高硕，气势高远，为他设计住所应该高敞明亮，房子不一定奢豪，但要通透大气。毛泽东喜欢读书，书房一定要有，卧室一定要考虑放书的空间，所以毛泽东的卧床也特别大，一边睡觉，一边放书。
一号楼建成后，沉稳低调，端庄大方，宽敞明亮，很符合毛泽东的起居习惯。所以自1960年代初以后，毛泽东来杭州，基本住在汪庄一号楼，或附近的南屏游泳池，前后达二十九次之多，可见毛泽东主席对此地的喜爱程度。
传统与现代，这是建筑界最易引起争论的老问题，它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建筑的生存与社会经济有关，但起决定作用的都只能是“整体文化”也既建筑生存的母体――地域历史文化。当然，也应该随时代的进步不断创新，即大家所说的现代化。
唐葆亨在领袖建筑的设计实践中，逐渐悟出了“强调地域特色，引进现代主义”的道理，并一以贯之，用在以后的设计工作之中。
除了疗养建筑和领袖建筑，唐葆亨后来设计最多的还是公共建筑，如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楼一号楼、杭州饭店小礼堂、浙江体育馆、笕桥机场候机楼、杭州剧院……
杭州饭店小礼堂为杭州饭店的组成部分，建于1959年，在著名建筑学家赵深的指导下，唐葆亨等在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亲自过问下，仅以三个月的时间完成设计、施工。其间，江华曾问唐葆亨：“有什么困难吗？”唐答：“没有困难！”江华就说：“怎么没有困难，吃饭都会有困难哪！”可见领导的关切之情。小礼堂的主要功能是供开会及演出使用。建筑主体部分为容纳625座位的观众厅，前厅设有宴会厅、舞厅、大小会议室及休息室。舞台设有排演厅及演员活动室、化妆室等。
赵深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建筑师，分别经历了设计、教学等生涯后，1932年间与老校友“海归”派陈植、童会师上海，强强联手，成立了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寓意要打破洋人的垄断，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中国的建筑，热血青年热情洋溢。后来，赵深成了唐葆亨的业师，经常手把手地传授心得。
赵深、唐葆亨等反复磋商，现场勘查，远观近视，确定了小礼堂的建筑风格。小礼堂建筑占地面积为3000O，建筑面积11000O，层高最高标高21.2m，西靠岳王庙，东与杭州饭店紧密相连，立面造型及色彩均与杭州饭店一致，并照顾到西邻岳王庙的造型与色彩，形成古今交汇而不突兀的连续建筑界面，自然美观，又在建筑风格上具有会堂气氛。
小礼堂建成后，在此多次召开了中央、省、市的重要会议，受到了一致好评。小礼堂主要特点是把处理好“环境、空间、建筑”三者关系作为建筑创作的精髓。能结合特定的地形环境，并密切与杭州饭店原来的建筑形式协调。既具有江南传统建筑风格，又非常具有现代气息的建筑创作，颇受国内外同行的赞赏。
被载入了《中国现代建筑史》的杭州体育馆，原名浙江省体育馆。它于1965年设计，1966年施工，1969年竣工。浙江省体育馆位于体育场路中段，当年时值文革时期，工程历经磨难。分管付省长冯白驹、省体委主任余龙贵、付主任罗西龄等工程直接领导均被打倒。这些曾身经百战的开国功臣一夜之间都成了罪人，更不用说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唐葆亨了。唐葆亨也背负“走白专道路”的罪名艰难前行。
没人管事了，却歪打正着，工程充分表达了设计者的意图，建筑设计乘隙回归到科学和人文两个支点上来。唐葆亨以一个建筑设计师的良知和责任，尽力做到适用、经济和美观，形式和内容充分统一。为了把体育馆的造价控制在计划范围的280万内，唐葆亨亲自跑到了上海大理石厂采购石材。所有地面都采用30厘米×30厘米的大理石地砖，东西两厅的柱子是用边角料的碎大理石打磨好后再贴上去的，既省钱又美观。体育馆建筑面积12600O。整个建筑由椭圆形平面比赛大厅、矩形平面练习房和附属用房组成。该体育馆的屋盖结构采用马鞍形悬索屋盖，呈双曲线抛物面形状，整个屋盖用钢量不到18kg/O，达到了满意的视觉效果。经济合理的内部空间和先进的屋盖结构体系也获得较完美的统一。这项设计于1993年11月被中国建筑学会评为1953年―1988年“中国建筑学会优秀建筑创作奖”，并被评为“杭州首届十佳建筑”。
唐葆亨的另一得意之作是杭州剧院。1971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朝鲜歌剧《血海》。后来，朝鲜艺术家们谈到杭州，说那里风景很美，遗憾的是剧场不够大，他们没能为杭州人
民演出。周总理当即表示：下次你们到杭州去，就能在那里演出了。次年，周恩来在《关于浙江省要求在杭州新建一座剧院的意见》上作了批示，一锤定音。
杭州剧院位于杭州武林广场西侧，建筑面积10320O，是一座以演出大型歌舞、戏剧为主，兼作电影放映的多功能剧场。剧院主体建筑三面临广场和城市主干道，能与环境密切结合，平面布局分区明确。设计中对观众视线、音响效果、气温调节、进出交通等诸方面作了较好的处理。观众厅放映室作了放在池座后墙的尝试，效果良好。该项设计于1993年11月被中国建筑学会评为1953年―1988年中国建筑学会优秀建筑创作奖，并被评为“杭州首届十佳建筑”。
1980年代，周总理的诺言也实现了，朝鲜万寿山剧团的《卖花姑娘》也来杭州剧院成功演出了。
一幢建筑远远望去，往往看到的首先是屋顶。所以屋顶屋面的处理常常是建筑师的画龙点睛之笔，用心所在。
中国传统建筑的屋顶大致分为硬山、悬山和歇山几种，具体使用上又根据南北方气候条件的不同，还要区分重要建筑与一般建筑，公用建筑与民居建筑，而灵活运用。北方多雪，防冻抗压，常用硬山、悬山；南方多雨，疏导水流，常用歇山。
1954年，浙江省人民政府一号楼开建，这是当时全省最大的办公楼工程，中轴主楼为五层，左右两翼副楼为四层，主副楼之间的连接楼为三层，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造型艺术上要求简洁大方又不失省级行政中心的高大气魄、庄重沉稳。省市各单位积极行动，汇集的方案草图多达30余套，供领导讨论决策。
唐葆亨提交的方案，文章做在了屋顶上，他在大楼主副楼设计各有一个简化大屋顶，三个屋顶略有大小，取传统大屋顶的华丽形式，又从经济上考虑加以简化，省略了诸如彩绘、雀替、攒尖、卷棚、山花、额枋等繁复细节。远看近观，比较简洁但又不失庄重大气，并且运用他的美术功底，精心绘制了一张建筑透视图，看上去一目了然，立体通透。领导们一眼就相中了这个方案，于是从30多种方案中脱颖而出。后来，在实际施工中又省略了副楼上的两个大屋顶，视线更加集中于主楼大屋顶，更加突出了主体，效果不错，还省了钱。其实，唐葆亨在杭多年，对各种大屋顶形式了然于胸，设计时牢牢抓住了地方特色和传统样式这两个原则。
如果说1954年是梁思成倡导的“大屋顶”流行岁月，那么1958年则是建筑师们思想解放的大跃进时刻。这一年，唐葆亨为汪庄的西子国宾馆一号楼，变异了一个三面坡顶屋面的大屋顶，这与当时老的城站火车站的大屋顶有异曲同工之妙。毛泽东住的一号楼，要求“高、大、空”，还要静。因此，唐葆亨在平房的空间里做足了文章，屋顶呈现漂亮的“中国固有形式”，又经巧妙变异处理后四面滴水无声无痕，加上屋前的大草坪和屋后的雷峰岭，青山绿草灰屋黑顶，简直就是一幅西湖水墨山居图。汪庄的这个大屋顶，得到了各级各界的一致好评。
而三台山浙江省总工会的疗养院主楼，唐葆亨运用“城市望点”的原理，则给它安放了一个三重檐的大屋顶，形象鲜明，标识意义突出。形成了“我在城楼看风景，有人看我亦一景”的湖楼对景关系，效果很好。
可惜的是，到了1955年的3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重要社论《反对建筑领域的浪费现象》，给大屋顶扣上了大帽子。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替罪所谓的“大屋顶复古主义”。从此，民族形式的漂亮大屋顶在中国建筑中运用日渐稀少，几乎绝迹。杭州许多建筑的大屋顶设计，或推倒重来，或变形改革，建筑师们心有余悸，不愿触碰。
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建筑领域百花齐放，建筑师们又在屋顶上做起了文章。杭州新新饭店东楼的立面整治和加盖“民国”屋顶，浙江省老年活动中心顶层的“英国假屋顶”形式等等，都是唐葆亨等娴熟运用中西建筑文化和建筑设计手法的杰出作品，百看不厌，经久耐读。
唐葆亨先生晚年在他的回忆中，把喜欢做建筑设计模型作为他的设计程序和决胜秘诀之一介绍给大家。他说：“实习期满后我参与设计工作，当时设计室高校建筑系毕业的学生仅我一人。故我做设计的机会比较多。由于我在学校做设计时总要先做构思立意，再确定方案，有条件的话，做一个模型。1949年杭州人民大会堂的方案设计时，就在美院教授们的精心指导下，先做了模型，然后讨论审查，有点象军事上的沙盘推演，成熟后再请建筑公司做施工图。”
这一套良好的习惯和程序，唐葆亨把它带到了工作岗位。因此他在参与一些重大工程设计时，都是等方案确定后先做模型。50年代的杭州饭店小礼堂，60年代的浙江体育馆，70年代的杭州剧院等等都是如此。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琢磨、讨论和审查，内行外行都一目了然。因为重大工程往往投资大，难度高，施工决策前围绕模型多转转，多想想，没错。必须要做到建筑物的适用、经济和适当的美观，在蹉跎岁月的那些年，尤其应当如此。
杭州剧院的设计任务一下达，唐葆亨马上率人参观了北京首都剧院和其他各地的剧院。回来不久，当一座集现代感、尊贵感、艺术感于一体的杭州剧院建筑模型，放在红太阳广场（武林广场）西侧展出后，不仅杭州市民，全国各省市的人也纷纷前来参观杭州剧院的建筑模型。最值得一说的是广西。广西来人参观后立马在南宁建造了一模一样的一所剧院，落成时间甚至比杭州还早，这全是因为当时广西的一把手韦国清上将从批钱到动工是“一条龙”搞定。而浙江因为差钱，剧院大门的左右喷泉被一笔勾掉，外墙瓷砖贴面也改成了水泥抹面……
到了20世纪80年代，省里的重要涉外饭店望湖宾馆批准建造了，由省政府秘书长（省外办主任）王黎夫同志主持此项工作。当时请了全国的著名建筑学家杨廷宝、林克明、赵深、陈植、吴景祥等会聚湖滨华侨饭店，讨论设计方案。后来又请了著名建筑学家戴念慈先生构思方案，他对杭州西湖较熟，曾经操刀设计改建了刘庄西湖国宾馆。戴念慈出的设计方案作了模型，是个“五塔方案”，也就是五座15层高的塔状建筑鼎立相拥，形成“塔”群，寓意西湖塔文化的源远流长。但反复讨论后大家仍觉太高太大，对“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湖东天际轮廊线影响太大，还是局部放弃了。
唐葆亨接手总负责后，对几个方案模型反复端详，日思夜想。终于决策了一个俗话称“揿揿扁”的较佳方案，也就是把宾馆层高降至五―七层，东西七层，南北五层，床位也由原先的1000个压缩到700个，建筑形成十字相交，降低了层高，减少了体重，把对西湖的视觉影响减到最少。今天看来，望湖宾馆在湖滨并不“显山露水”，仍不失为一件建筑臻品。&
设计工作之余，唐葆亨对“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浙江传统民居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闻名全国，当时是建工部科学研究院在浙江省建筑设厅的支持下调查完成了《浙江民居》学术论文，该论文在北京举办的亚洲科学讨论会上宣读，获得普遍好评，《人民日报》为其刊登专栏画页。
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唐葆亨亲自主持开展了浙江全省范围的传统民居的调查研究，包括平原水乡――绍兴民居、丘陵盆地――东阳兰溪民居、浙东南山区――天台民居三种类型；并总结出浙江民居特点：充分考虑气候条件，结合环境、利用地形，就地取材。他对传统民居的调查研究，一方面是为了发掘和保存这些珍贵建筑文物，更重要的是继承其优点，从而创新发展新建筑；对绍兴新建步行街和绍兴饭店的扩建工程等就设计是继承与创新的实例。唐葆亨在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发表在《建筑学报》1987年1期《浙江地域的传统和建筑形式》、1990年5期《义乌传统建筑文化初议》和1992年9期《浙江水乡――绍兴民居》等文章中，其分析的观点清晰，具体作法细致入微，极具学习和参考价值，特别是在当前与今后的发展生态城镇、节能建筑的大趋势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更应从中吸取走向自然的具有实用、经济、美观效果的优秀思想与作法。
后来，唐葆亨又进一步调研了华东民居的状况，撰写了华东传统民居建筑概述文章，进一步阐述了民居建筑同自然融为一体的优点，概括了华东鲁、苏、浙、皖、赣、闽、六省的自然、经济、文化的特点，之后分析了华东民居的概况，着重提出了华东传统民居的特点：1、适应自然环境；2、巧用地方财力；3、精于雕镂装饰；他于结语中还指出，在这块土地肥沃、人多地少的区域里，历史上形成的聚居村落形态，是由座座民居之间与周围环境――巷道、广场、码头、桥梁等串联在一起，形成了有机的群体，这种群体组合表现出的功能、艺术和技术上的成就是千百年来建筑文化的结晶。从这篇收录于《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一书中的文章可以看出，他研究传统民居已扩大了视野、增多了传统民居的类型，丰富了传统民居的优秀做法，还重视民居群体组合的村镇整体布局。
一位工作繁忙的设计师，忙里偷闲专注于传统民居的研读，体现了唐葆亨浓重的美学情怀和乡土情结，这在当下欧美风劲吹的时代，也是难能可贵的。
唐葆亨善画，他虽门出中国美院，然于百忙万机间，倾心建筑设计，却未可全心于心爱之美术。正因如此，他那清淳质朴、雅俗共赏、一如马背吟诗般的画作，更显珍贵，也更令人珍之爱之理解之。
建筑师作画，一类是出于工程设计的需要。表达设计意图，发展设计思维，要求准确、真实；另一类则是以建筑或以大自然为题材的写生以及绘画创作，要求以情感人，讲求个性意境，发掘大自然的诗情画意，追求艺境之高下文野，从而提高自身修养和境界。唐葆亨的画则明显属于后者。
画家早年喜画，就读孤山后又师从名家，汲取养料。他的恩师中，有油画家林风眠、吴大羽、赵无极；有国画大师潘天寿、黄宾虹；有图案学大家庞薰l、雷圭元；有建筑学家顾恒、吴景祥、吴一清……等前辈大家。老师们的精心指点，使青年唐葆亨对建筑与建筑钢笔线勾的关系得到较深认识，这对提高他的素养和创作十分重要。一手好的徒手画技能是建筑师表达心灵构思意图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唐葆亨的老师们给学生们打下素描基础和雕塑启蒙。
参加工作后，尽管设计任务很重，没有整块时间专心作画，但唐葆亨还是忙里偷闲，利用点滴空隙画上几笔。前辈的言传身教也一直激励着后学。1959年在设计杭州饭店小礼堂时，著名建筑学家赵深从上海赶来全程指导，他的改图线条流畅，重视建筑的比例，他的线条勾画的徒手表达创作构思令唐葆亨受益良多，也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由此，唐葆亨一直坚持着他的建筑钢笔画，一直在为“消失的风景”立此存照，留下它们在这个世界最后的影像，留下了一册《唐葆亨钢笔画》（2012年8月中国林业出版社）。
唐葆亨的建筑钢笔画，主要对象是浙江民居，绍兴又是大头。在他的一幅《三味书屋》作品中，三味书屋入口引导空间非常奇妙，以一石板桥作为引导空间的开端，临水木栏指示着空间的变换，私家码头、石桥木栏、内廊台门的组合使空间变得有趣而富有层次，不禁使人想起日本建筑学家黑川纪章的“灰空间”说法。也许，它会带给人们许多出乎意料的遐想空间和启迪。
读唐葆亨的建筑钢笔画，一砖一瓦、一举一动都呈现着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仿佛一首首短诗小令舒心适意，也立马勾起时间积淀下的许许多多的珍贵回忆，不仅亲切，而且久远。正所谓“文心之灵，溢而为画”。
当然，唐葆亨为建筑设计而画的透视图和线描图，也丰富多彩，足可比美他的钢笔画。
去年，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教授荣获世界建筑领域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建筑奖。美院建筑学专业的师生们为之振奋。而此时此刻，我们不能忘了一个人，他就是唐葆亨。正是因为他再续前缘，重新促成了母校建筑专业的开张。
1984年，国家建设部设计局局长张钦楠交给浙江省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唐葆亨一个特殊任务，让他以建设部设计局的名义与浙江美院联系商讨联合建系事宜。十年浩劫结束后的中国迎来了新的建设高潮，当时1950年毕业于美院建筑学专业的奚筱彭先生离开北京建设部工业设计院在北方主持成立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环境艺术系”，而南方的相关教育却仍是一片空白，由此建设部便萌生了在浙江美术学院建系之意。
唐葆亨带着建设部的指示，马上找美院肖峰、赵宗藻、杨作友、沈礼煌等老朋友商讨此事，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当时在教务处任职的杨作友老师特意赴沪向唐葆亨的老师、上海市建筑学会理事长吴景祥教授请教。吴景祥教授提议，可以参考国外美术学院里办建筑学院的经验，比如法国巴黎美术学院里设有建筑系、苏联列宾美术学院里也有建筑系。当时“环境艺术”概念在世界艺术界逐渐流行，几番斟酌之后准备引进“环境艺术系”这一尚为国人陌生的名词作为专业名称。
听闻文化部部属的浙江美术学院有意创办环艺系，时任建设部部长的叶如棠、副部长戴念慈、设计局局长张钦楠以及建筑学会的老前辈阎子祥等均非常兴奋，纷纷前来美院会商。后来，叶如棠部长还题字“贵在创新”，以此勉励大家。
浙江美术学院环境艺术系创办初始，唐葆亨与杨作友，沈礼煌等老师一起开展筹备工作，也得到了肖峰院长的鼎力支持。作为一个新专业，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师资匮乏。肖峰院长通过赵阳老师聘请了毕业于同济大学又获得东南工学院硕士学位的吴家骅先生前来环艺系担当系主任一职。经过众人的齐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秉承循序渐进的原则，终于在1984年招收了浙江美术学院环境艺术专业第一届大专班。
由于办学的客观条件及办学环境的特殊性，环艺系的教学体系体现出了鲜明的美院特色，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尚。教学上充分利用学校丰富的艺术教育资源，当时环艺专业的绘画基础课都由美院造型艺术专业教师担任，而环艺专业课程则有吴家骅先生主持。唐葆亨也参加了环境艺术系最初的几届毕业生答辩，早期还在雕塑系担任“纪念性建筑”课程，讲授建筑与雕塑的结合以及两者的比例关系等。随着环境艺术系的日益壮大，学院从东南大学聘请了朱光亚教授任系主任。1997年，又聘请了东南大学建筑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王国梁教授担任系主任。
现今，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已经成立，这标志着美院的建筑专业从这一刻开始进入发展的新阶段。相信半个世纪前的先辈们在此刻都会为此盛景感到欣慰，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也必定前途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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