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都扚死是死狗一啥意思思死狗一啥意思思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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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阿多,狗都希望你妈死什么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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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快点就超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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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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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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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子同盟&以白鱼河边的印第安部落为背景描述了印第安人的反抗和灭亡的过程·本文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出发研究了小说中模式化的印第安形象和他们必然灭亡的悲剧命运·印第安模式化形象的塑造是殖民主义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者杰克·伦敦创作背景印第安部落
杰克·伦敦(Jack London,日~日)原名为约翰·格利菲斯·伦敦(JohnGriffith London),生于旧金山,他来自“占全国人口十分之一的贫困不堪的底层阶级”。是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甚至被誉为“美国的马克思”。他的作品不仅在本土广泛流传,而且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他一生共创作了约50卷作品,其中最为著名的有《雪狼》《》《》《》和一系列优秀短篇小说《》《》《北方的奥德赛》《马普希的房子》《沉寂的雪原》等。兵营里有一个人正在受着要判成死刑的审讯。他是个老头子,白鱼河的本地人,那条河直通到巴尔杰湖下面的里。这件事轰动了整个道森,也轰动了上下一千英里的居民。在陆地上掠夺,在海洋上抢劫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向来用法律统治被征服的民族,这种法律有时非常严酷。可是,碰到了英勃尔这件案子,这种法律就破天荒第一次显得不适当和软弱无力了。如果单从数量上来说,他要受的刑罚,远远抵不过他犯的罪。至于判刑,那是无可逃避的结果,当然没有疑问;不过,尽管判的是死刑,英勃尔也只有一条命,而他的案子却牵涉到几十条人命。
事实上,他手上沾着那么多人的血,也算不清他究竟杀了多少人。人们在路旁吸烟休息或者围炉烤火的时候,曾经粗略地估计过死在他手里的人数。那些不幸被他杀掉的人,全是白人,其中有单身的,也有一对对、一群群被杀死的。这种毫无目的,毫无顾忌的谋杀,长期以来,对那些骑警,一直是一个迷,甚至远在探险的船长们扬威的时代,以及后来小河变成了矿产,从大英帝国自治领派来了位总督,要这一带的人为当地的繁荣纳税的时候,也是如此。
不过,更不可思议的却是,英勃尔竟会到道森来自首。这时候正是暮春,水在下咆哮翻腾,这个老印第安人从河面吃力地爬上岸来,站在大街上直眨眼睛。凡是亲眼看见他来的人,都注意到他身体衰弱,走路蹒跚,好容易才走到了一堆盖房子的木料跟前坐下。他在那儿坐了一整天,老盯着面前像川流不息的潮水一样涌过去的白人。很多人都好奇地转过头,瞧着他那呆板的眼光,对这个神气古怪的西瓦希老头议论纷纷。无数的人事后还记得,他的奇特外表当时就使他们很惊讶,于是,从此以后,他们就永远夸耀他们的眼力,说他们能够认出不寻常的事物。
可是,这一次的主角,还得让狄肯森,也就是小狄肯森来做。小狄肯森抱着极大的梦想,带着一口袋现款来到这儿。但是,钱用完了,梦也就做不成了。为了赚到一笔回的路费,他只好在霍尔布鲁克同梅森合伙开的贸易行里,当一个。英勃尔坐着的那堆木料,就放在这家贸易行的对街。狄肯森出去吃中饭之前,曾经从窗户里瞧见了他;吃完中饭回来,他又向窗外瞧了瞧,那个西瓦希老头仍旧坐在那儿。
狄肯森不断地望望窗户外面,而且,他也一直夸耀自己的目光敏锐。他是一个爱幻想的小伙子,他把这个一动不动的老异教徒,当作了西瓦希族的化身,冷静地盯着那一群群入侵的萨克逊人。好几个钟头,可是英勃尔的姿势没有改变,仍旧丝毫不动;狄肯森于是想起了一个人,有一次,他在人群往来不息的大街上,看见一个人直挺挺地坐在一乘雪橇上。大伙儿都以为这个人正休息,后来,他们摸了他一下,才发现他已经僵硬冰冷,冻死在热闹的大街上了。为了把他弄直,好装进棺材,他们只好把他拖到一堆火旁边,让他化一化冻。狄肯森一想到这件事就不由发抖。
后来,狄肯森到外面人行道上,吸支雪茄烟,使头脑清爽清爽。没过多久,艾米丽·特拉维斯碰巧从这儿路过。艾米丽·特拉维斯是个文雅娇贵的。不论在伦敦或者在,她都穿戴得合乎身价百万的金矿工程师女儿的身份。小狄肯森于是把他的雪茄烟放在临街的窗台上可以再找得到的地方,连忙行了个举帽礼。
他们聊了大约十分钟之后,艾米丽朝狄肯森的肩后一眼望去,忽然吓得小声尖叫起来。狄肯森转身一看,也吓了一跳。英勃尔已经,站在附近,他面带饥容,身材瘦削,好像一个影子,他的眼睛一动不动盯着艾米丽。
“你要什么?”小狄肯森鼓足勇气,用颤抖的声音问。
英勃尔咕噜了一下,就悄悄走到艾米丽·特拉维斯跟前。他把她从头到脚,仔仔细细,透透彻彻地打量了一番。他好像对她那丝一样的褐色头发,对她那柔嫩的,微微泛红的,好像蝴蝶翅膀上茸毛似的粉一样的脸蛋上的颜色,特别感兴趣。他绕着她走,细心地观察她,仿佛在研究一匹马的身材,或者一条船的轮廓。正在他这样兜圈子的时候,他忽然看见夕阳照在她的一只绯红的耳朵上,于是他就停下来,端详着这只透明的玫瑰色耳朵。接着,他又重新瞧着她的脸,长久地注视着她那双。后来,他又咕噜了一下,用一只手抓住她的上臂,用另一只手把她的下臂折上来。这时,他脸上露出了厌恶惊异的神色,随后便丢开那只胳膊,轻蔑地哼了一声。然后,他就喃喃地发出几个喉音,转过身子,对狄肯森讲了几句话。
狄肯森不懂他的话,艾米丽·特拉维斯笑了起来。英勃尔皱着眉头,来回问着他们两个,可是他们都摇摇头。正在他要走开的时候,艾米丽喊道:
“喂,吉米,到这儿来!”
吉米人从街对面走了过来。他是一个身体笨重高大的印第安人,穿着标准的白人服装,头上戴着一顶埃尔多拉多国王式的宽边大帽。他跟英勃尔谈话的时候,结结巴巴,好像嗓子在抽搐。吉米是人,他对内地的土话,不过略知一二。
“他是白鱼河的人,”吉米对艾米丽·特拉维斯说,“我不大懂他们的话,他想见白人的头领。”
“总督。”狄肯森点明道。
吉米跟这个白鱼河的土人又谈了几句,他的脸色变得很严肃,又很疑惑。
“照我看,他是想见亚历山大队长,”他说明道,“他说他杀过白种男人,白种女人,还有白种小孩,他杀了很多白人。他想死。”
“我猜,大概是个疯子。”狄肯森说。
“这话是什么意思?”吉米问道。
狄肯森用手指着自己的脑袋,画了一个圈,当作解释。
“可能,可能。”吉米说着,回过头去又对英勃尔讲了几句,可是英勃尔仍然要见白人的头领。
一个骑警(现 在在工作,已经不骑马了)插到这伙人里面,听到了英勃尔的再三要求。他是一个魁梧的年轻人,宽肩膀,厚胸脯,两条匀称的腿叉得开开的,英勃尔虽然个子高,可是他比英勃尔还高半个头。他的眼睛是灰色的,又冷静,又沉着,带着一副由于血统和习惯而产生的特别相信自己的权力的神气。这个警察年纪很轻,因此,更加衬托出了他的雄赳赳的模样—他不过是一个小孩子—他那光滑的脸蛋儿,很容易发红,像个大姑娘。
英勃尔立刻被他吸引住了。他一瞧到这个小伙子脸上的刀疤,他眼睛里就闪闪发光。他先用一只干枯的手顺着这个小伙子的大腿,抚摩着他那鼓起的肌肉。然后,他又用指节敲敲他那宽阔的胸脯,并且在肌肉厚得像铁甲一样的肩膀上,按了几按,戳了几戳。这时,许多好奇的人过路人已经围拢来了—有结实的矿工,也有山区和边区的人,总之,都是那种长腿,宽肩膀的人的子孙。英勃尔朝他们一个一个地瞧了一会儿,就用白鱼河的土话大声讲了几句。
“他说什么?”狄肯森问道。
“他说,他们全跟这位警察一个样。”吉米解释道。
小狄肯森的个子很小,而特拉维斯小姐又怎样呢?他很懊悔问那句话。
那个警察因为替他难受,就走过来解围:“我想,他说的那些事也许有些道理。我要把他带到队长那儿审问审问。吉米,告诉他,叫他跟我一块儿走。”
吉米又结结巴巴地说着,英勃尔咕噜了几声,看样子好像很满意。
“吉米,你再问问他,先前他抓住我的胳膊的时候,他说了些什么话,他想干什么。”
艾米丽·特拉维斯说完了,吉米就把这个问题翻译过去,得到了答复。
“他说,你不害怕。”吉米说道。
艾米丽·特拉维斯露出得意的神气。
“他还说,你不中用,也不结实,软得像个小娃娃。他可以用两只手,把你一小块一小块地撕碎。他觉得这种事很滑稽,很奇怪,像你这样的女人,怎么会养出跟那个警察一样高大,一样结实的男人。”
艾米丽·特拉维斯很镇定,没有垂下眼睛,可是面泛红晕。小狄肯森脸色通红,感到很窘。至于那个警察,他简直涨得满脸通红。
“跟我走吧。”警察粗声喝着,用肩头在人群中挤开了一条路。
于是,英勃尔就这样到了兵营,他在那儿自动地招认了全部口供,从此以后,他就没有走出过兵营。
英勃尔看样子很疲倦。从他脸上,可以看出那种因为毫无希望和上了年纪而产生的疲劳。他抑郁地垂着两肩,眼睛里。他那乱蓬蓬的头发本来应该是白的,可是风吹日晒已经弄得它十分松弛,毫无光泽,变成一种灰不灰,白不白的颜色。他对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一点也不感兴趣。审判室里挤满了在河里淘金和山上打猎的人,他们的低沉的轰轰隆隆的声音里,带着不一种不祥的调子,使他听起来,好像海水在深穴里咆哮。
他靠窗口坐着,那双毫无表情的眼睛,不时瞧着窗外凄凉的景色。天上阴云密布,正在下着灰蒙蒙的细雨。目 前正是涨水的季节。冰都融化了,河水已经漫进城区。人们乘着,或者用篙子撑着船,在大街上不停地来来往往。他常常看见那些船从街上拐弯,划到一块四四方方,被水淹没的地方去,那是兵营的校场。有时候,船划到他下面就不见了,只听到它们轧轧地撞着房子上的木头和船上的人爬进窗户的声音。随后便听见他们用腿把水搅得哗哗乱响,穿过楼下的房间,走上楼梯。接着,他们就出现在房门口,拿着脱下的帽子,穿着湿淋淋的航海靴子,走到等待着的人群里面。
当这些人的眼光全集中在他身上,都在残酷地、得意地等待他受刑的时候,英勃尔也瞧着他们,他默默地想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法律,这是一种永远不会睡觉的法律,不论好年头,坏年头,闹水灾还是闹饥荒,或者在人们遭受到苦难、恐怖同死亡的时候,这种法律总是不停地发挥着力量,他觉得,它好像要永远发挥着这种力量,直到。
一个人很激烈地拍了几下桌子,谈话声就低下来,终于寂静无声了。英勃尔瞧了瞧这个人。他好像是一个很有权的家伙,可是英勃尔却认为,那个坐在后面一张桌子旁边,宽脑门儿的人,才是他们的首领,他不仅在他们全体之上,也在那个拍桌子的人之上。这时,跟他同桌的另外一个人站起来,拿着许多讲究的纸,开始高声读着。他读到每一页上栏的时候,总要清一下嗓子,而读到每一页末尾的时候,总要舐一舐指头。英勃尔不懂他的话,但是其他的人都懂得,他知道,这些话会使他们发怒。有时,这些话使他们非常气愤,有一次,有一个人还用简短的话骂他,声音很刺耳,很激烈,直到桌子旁边有个人拍了一下桌子,才使他沉静下来。
那个人念了好久。他那种单调枯燥的声音,催得英勃尔打起瞌睡来,等到他念完了,英勃尔已经睡得很熟了。一个人正在用他的家乡白鱼河的口音对他说话。他醒过来,看见了他姐姐的儿子的脸,可是一点也不觉得惊慌。原来这个小伙子老早就流浪出去,跟白人住在一起了。
“你不记得我了吧?”那个人说着,算是跟他打招呼。
“不,”英勃尔回答道,“你就是走到外地去了霍坎。你妈死啦。”
“她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霍坎说。
可是英勃尔没有听见,霍坎只好再摇摇他的肩膀,把他弄醒。
“我要把那个人刚才念过的话,对你讲一遍,他说的就是你闹的那些乱子,而且都是你,你这个傻瓜,对亚历山大队长讲的。你要明白,你得老实地说这些话究竟是真是假。这是法庭上的命令。”
霍坎曾经跟教会里的人混过一阵,他们教会了他读书写字。他手里拿着先前那个人大声宣读过的许多讲究的纸张,纸上写的全是英勃尔的口供,当初他通过吉米,向亚历山大队长坦白的那些话,已经由一个书记记录下来。霍坎开始读起来。英勃尔听了一会儿,脸上露出诧异的神色便突然插嘴说:
“这都是我说过的话,霍坎。你的耳朵并没有听见过,怎么嘴里会说得出来。”
霍坎地微微一笑。他的头发是从中间分开的。“不,英勃尔,这些话都是纸上来的。我根本没有听见过。它们都是写在纸上,通过我的眼睛,钻进我的脑子,再由我的嘴讲给你听的。这些话就是这么来的。”
“就是这么来的?这些话都在纸上?”英勃尔心怀敬畏地低声问着,一面用拇指和食指沙沙地拨弄那些纸,盯着那些涂在纸上的文字。“这真是一种了不起的法术,霍坎,你简直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大法师。”
“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这个年轻人满不在乎地说,他得意极了。于是他就随便拿起一页文件,读着:“那一年在解冻之前,来了一个老头子和一个跛脚的小小子。他们也给我杀死了,那个老头子叫唤得很厉害—”
“这可一点也不假,”英勃尔上气不接下气地插嘴说,“他叫唤得很厉害,过了好久还不肯死。可是霍坎,你怎么知道的?大概是白人的头领告诉你的吧?当时,谁也没有看见我,我只告诉过他一个人。”
霍坎很不耐烦地摇了摇头。“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这些话都是写在纸上的,你这个傻瓜!”
英勃尔使劲盯着纸上的笔迹。“你是不是像猎人瞅着雪地,说,‘昨天,有一只兔子从这儿跑过,它在这片柳树丛里站住听着,后来听到了什么,心里害怕,转身向后就跑;它在这儿一路飞奔猛跳,可是从这儿来了一头大山猫,比它跑得更快,跳得更远;这儿的雪里有几个很深的猫爪印子,准是山猫猛地一窜,在这儿扑倒了那只兔子,兔子在它下面一滚,翻得肚皮朝天;于是,从这儿开始,只剩了山猫的脚印,再也找不到兔子了。’猎人看见雪上的印子,会这样说上一大套,大概你也是这样,眼望着那张纸,嘴里就说,英勃尔干过这个,又干过那个,对吗?”
“一点不错,”霍坎说,”现 在,你好好听着,管住你那根舌头,别像女人一样唠叨。叫你说,你才可以说。
此后,有好久,霍坎都在对他宣读他的口供,英勃尔一直在默默地沉思。最后,他说:
“这都是我说过的话,句句都是真的,可是我老了,霍坎,还有一些忘了的事情,现在才想起来,应该让那个首领知道。起初,有一个从冰山那面过来的人,带着灵巧的铁,打算要白鱼河里捉海狸。我把他杀了。很久之前,还有三个到白鱼河来找金子的人。他们也给我杀了,让黑獾吃掉了。还有,在那里,有一个人驾着木筏,带了许多肉。”
每逢英勃尔停下来加快的时候,霍坎就翻译,书记就连忙记录,审判室里人神情麻木地听着一个个不加渲染的小悲剧,直到英勃尔讲到了一个红发斜眼的男人,说他远远一枪就打死了这个人。
“他妈的,”坐在旁听席前排的一个人说。他的声音很激动,很悲哀。他的头发是红的。“他妈的,”他又说了一次,“那是我哥哥比尔。”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每隔一定的时间,就会听到他庄严地说一声,“他妈的。”他的伙伴也都不阻拦他,坐在桌旁的那个人也不拍桌子制止他。
英勃尔又垂下了头,他的眼睛模糊起来,好像生了一层膜,看不见周围的世界。于是他做起梦来,梦见了只有老年人才能想到的无限空虚的青春。
后来,霍坎又把他推醒了,对他说,“站起来,喂,英勃尔。庭上命令你讲出来,为什么要闹这些乱子,杀死这些人,最后又跑到这儿来自首。’
英勃尔无力地站起来,前后摇晃着。他开始说了,声音很低,微微发出咕噜声,可是给霍坎打断了。
“这个老头子,他完全疯了,”他用英文对那个宽脑门儿的人说,“他讲的都是傻话,跟小孩子一样。”
“我们就听听他那种小孩子一样的话吧。”宽脑门儿说,“我们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听他讲下去,你明白吗?”
霍坎明白了,这时,英勃尔眼睛里一亮,因为他亲眼看到了他的外甥和那个有权的人之间的活动。接着,他就讲起了他的故事,这是一位青铜肤色的印第安爱国者的史诗,值得刻在青铜碑上,传给后世。大伙儿都变得寂静得出奇。那个宽脑门儿的法官用手支着脑袋,思索着这个印第安人的灵魂和他那个民族的灵魂。在这片寂静里,只听见英勃尔深沉的音调,跟那个翻译的尖嗓子,有节奏地交替着,不时还会听到那个红头发男人的奇怪的,而又仿佛深思的叫声:“他妈的”,好像上帝的钟声。
“我是英勃尔,白鱼河的人。”霍坎这样翻译着,他一听到老英勃尔话里的野蛮口气和语调,他原有的野性就把他控制住了,使他忘记了教会的教养和文明的外表。“我父亲是奥兹巴奥克,一个很强壮的人。我小时候,太阳照得我们那儿暖洋洋的,大家都很快活。没有人渴望得到奇怪的东西,也没有人去听陌生人的话,他们祖先怎么过日子,他们就怎么过日子。女人都得到年轻男人的欢心,年轻的男人瞧着她们很称心。女人给孩子喂奶,孩子养得多,女人的屁股就大起来了。那时候男人都像个男子汉。他们在太平富饶的日子里是男子汉,遇到战争同饥荒,他们仍然是男子汉。
“那时候,河里的鱼比现 在多,树林里的野兽也比现 在多。我们的狗都是狼种,毛很厚,暖暖和和,不怕冰霜,也不怕暴风雪。我们的狗这样,我们也是这样,不怕冰霜,不怕暴风雪。后来,佩利的人来到我们的地面上,我们就杀了他们,也给他们杀死了不少。因为我们,我们白鱼河的人,是好汉子,我们的父辈和祖辈跟佩利人打过仗,划定了疆界。
“我说过,我们的狗这样,我们也是这样。有一天,来了第一个白人。他在雪地里,用两手和膝盖,就像这个样子,一点点爬过来。他的皮绷得紧紧的,里面尽是凸起的骨头。我们想,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人,我们都很奇怪,
不知道他是哪一个部落的人,从哪一个地方来的。当时他很虚弱,虚弱极了,像小孩子一样,因此,我们就在火旁边让了个位子给他,让他躺在暖和的上,并且像喂小孩子一样,喂东西给他吃。
“他有一条狗,有我们的三条狗那么大,也很虚弱。这条狗的毛很短,不能保暖,它的尾巴冻僵了,尾巴尖儿已经冻掉了。于是,我们也喂了它一些东西,让它卧在火旁边,并且把我们的狗赶开,不然的话,它们会把它咬死的。这个人和他的狗吃了鹿肉和鲑鱼干之后,就有了力气,因为有了力气,他们就变得大模大样,毫无顾忌了。这个男人说了很多不中听的话,他不管老的少的,都要取笑,还无礼地瞟我们的姑娘。那条狗也跟我们的狗打架,别瞧它的毛又短又软,它在一天里面就咬死了我们三条狗。
“有一次,我们向这个人问起他那一族的人,他说,’我有很多弟兄,’接着,他就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后来,他力气足了,就走了,酋长的女儿瑙达也跟他走了。他走之后,第一桩事就是,我们的一条母狗养了小狗。从来也没见过这样的小狗—大脑袋,厚嘴唇,毛又短,一点也不中用。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我父亲,奥兹巴奥克当时的样子,他一瞧见那些小狗不中用的样子,就气得脸色铁青,拿起一块石头,这样一下又一下,那些不中用的东西就完蛋了。以后过了两个夏天,瑙达抱着一个男孩子回来,又回到我们那儿了。
“这不过是开头。然后来了第二个白人,他带来了几条短毛狗,走的时候,他丢下了它们。他带走了我们六条最结实的狗。这是他用一杆能够飞快地连放六响的出色的手枪,跟我舅舅库苏提换来的。库苏提有了这支手枪就大模大样,嘲笑我们的弓箭。他说那是’女人的玩意儿’,随后他就拿着手枪去打熊。现 在,大家都知道,用手枪去打熊是不行的,可是当时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库苏提又怎么会知道呢?于是,他就十分勇敢地去打熊,他飞快地连放了六响,不料灰熊只哼了一下,像抓鸡蛋一样把他的胸口抓得粉碎,接着,库苏提的脑浆就像蜂窝里流出的蜜一样,滴了一地。他是一个能干的猎手,从此再也没有人把肉带给他的老婆孩子了。我们都很悲痛,我们说,’对白种人好的东西,对我们就不会好。’这是真的。白种人很多,都是胖胖的,可是他们那些办法却使我们的人少了,瘦了。
“后来又来了第三个白人,他带来了无数奇奇怪怪的吃的用的东西。他从我们那换走了二十条最强壮的狗。此外,他还用礼物和许诺的好处,骗走了我们十个年轻的猎手,把他们弄到了谁也不知道的地方。据说他们不是死在人迹不到的冰山上的积雪里,就是死在天边寂静的群山里。总之,不管怎么样,从此以后,白鱼河的人就再也没有看见那些狗和那些年轻的猎手了。
“白人一年一年地来得更多了,他们总是用出钱送礼的办法把年轻人带走。有时候,也回来了一些年轻人,跟我们讲起在佩利那边的地方,他们所经历的危险和辛苦,有时候,他们就根本不回来了。因此,我们就说:’如果说,那些白人都不怕送命,那不过因为他们人多;但是,我们白鱼河的人少,青年人决不能再到外面去。’可是,年轻人仍然离开了家乡,连年轻的女人也走了,我们都很气愤。
“不错,我们吃到了面粉,咸猪肉,喝了茶而且很喜欢喝茶;可是,到了我们弄不到茶的时候,那可糟透了,我们会变得懒得说话,又容易动怒。因此,我们就渐渐渴望白人带来做生意的那些东西。生意!生意!一年到头都是生意!有一年冬天,我们卖出去我们猎来的肉,换来了许多不会走的钟,断了发条的表,磨光了的锉刀,还有几支不带子弹的手枪,都是不中用的东西。接着,就闹起了饥荒,我们没有肉了,在开春之前,一共饿死了四十个人。
“因此,大伙儿就说,’现 在我们弱了,佩利的人会来攻打我们,侵占我们的疆土,’可是,我们有这样的遭遇,佩利人也有这样的遭遇,他们也变得很弱,不能来攻打我们了。
“我的父亲,奥兹巴奥克,一个很雄壮的人,这时已经老了,然而很聪明。他向酋长说:’瞧,我们的狗都不中用了。它们的毛不厚了,也不结实了,它们会在冰雪里拉雪橇的时候冻死。现 在,让我们到村子里去,把它们杀了吧,我们只把狼狗留下来,然后每天晚上把它们拴在外面,让它们跟森林里的狼配种。 这样,我们就可以重新得到许多皮毛暖和,身体结实的狗。’
“酋长听了他的话,我们白鱼河的人就因为有这样的狗而出名了,它们是这一带最好的狗。可是我们自己并不是这一带最棒的。我们最强壮的青年男女,都跟白人从水旱两路,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年轻的女人,回来的时候都老了,衰弱了,跟瑙达回来时一样,或者,她们就根本不回来了。有时,年轻的男人回来了,就在我们的火旁边待一个时期,他们满口的下流话,举止粗鲁,尽喝那种害人的酒,整天整夜地赌博;他们老是,只要白人一来叫他们,他们就又跑到我们不知道的那些地方去了。他们不顾廉耻,对谁都不尊敬,他们讥讽往日的习惯,当面嘲笑酋长和萨满(萨满教的巫师)。
“正像我说过的那样,我们白鱼河的人,已经成了弱小民族。我们卖出去暖和的皮毛换来烟草、威士忌和在寒天里冻得我们发抖的薄薄的布衣。于是,我们就害上了咳嗽病,男男女女,整夜地咳嗽,出汗,出去打猎的人会在雪地上吐血。今天这个人口里鲜血直流地死了,明天那个人也是这样死掉。女人也不常生养了。即使她们生了孩子,也都是一个个体弱多病。同时,白人还带来了许多其它的疾病,都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的,也不懂是怎么回事。我曾经听别人说,这些病叫做什么天花、麻疹;我们的人常常害这样的病死掉,仿佛鲑鱼在秋天产完了卵,因为不需要再活下去了,就死在静静的水涡里面。
“不过奇怪的是:白人像死亡的风一样刮来;他们的那一套总是把人往死路上引,他们鼻孔里喷出的尽是死气,可是他们并没有死。他们有威士忌、烟草和短毛狗;他们有许多病,譬如天花、麻疹、咳嗽和吐血;他们的白皮肤
经不起冰霜和暴风雪;他们的手枪,能飞快地连发六响,也不中用。可是,别瞧他们有这么多毛病,他们却越长越胖,越来越兴盛,控制着全世界,凶恶地践踏着全世界的人民。他们的女人全娇嫩得跟婴儿一样,虽然外表柔弱,可是不容易完蛋,那些男人就是她们养的。而且,从这种种娇嫩、疾病和柔弱中,还产生了力量、权力和权威。至于他们是神是鬼,那就得看情形了。我可不知道。我,白鱼河的老英勃尔,又会知道什么呢?我只知道他们叫人没法了解,这些白人总是流浪到很远的地方,在世界上到处打仗。
“像我已经说过的,森林里的兽肉越来越少了。不错,白人的枪好极了,隔着老远也能把野兽打死;不过,到了没有野兽可打的时候,枪又有什么用呢?我小时候,在白鱼河一带,每一座山上都有麋鹿,每年都有数不清的驯鹿跑来。如今,猎人跑上十天十夜,也看不见一只麋鹿,至于那无数的驯鹿,根本就不来了。所以我说,那些枪虽然隔着老远能把野兽打死,到了没有野兽可打的时候,它们就没有用了。
“我,英勃尔,看到白鱼河的人,佩利的人,和那一带所有的部落,都像森林里的野兽一样渐渐消亡,就反复地想着这些事。我反复地想了很久。我还跟萨满和有见识的老年人商量过。为了免得村里嘈杂的声音打扰我,我就走到村子外面去,同时,我还不吃肉,以免肚子胀得难受,使我的眼光和耳朵变得迟钝。我在森林里昼夜不眠地坐了很久,我睁大眼睛,等待征兆,我竖起耳朵,耐心地,敏锐地听着那些要传给我的话。我独自在黑夜里徘徊,走到河边,那儿只有风的悲啸和水的啜泣,我打算在那儿的树林里,找到死去的萨满的给我的启示。
“最后,好像幻影似的在我面前出现了一群讨厌的短毛狗;办法似乎很简单。当初,靠了我的父亲,雄壮的奥兹巴奥克的见识,使我们的狼狗保存了纯种血统,因此它们始终有着温暖的毛,始终有力气拖雪橇。于是,我就回到村子里,向大家演说:‘这些白人,他们是一个部落,一个很大的部落。他们那儿一定是没有兽肉了,因此他们才跑到我们这儿来,想在这儿给自己开辟一个新天地。可是他们把我们弄弱了,我们的人正在一个一个地死掉。他们是贪得无厌的人。我们这儿已经没有兽肉了,如果我们想活下去,我们就得像对付他们的狗一样来对付他们。’
“接着我又对他们演说,劝大家同敌人作战。白鱼河的人听了之后,有的说这,有的说那,还有一些人说了些废话,没有一个人勇敢地谈到行动和战争。年轻人虽然孱弱得像水,胆小怕事,但是我看得出,那些老年人却默默地坐着,眼睛里闪烁着怒火。后来,等到村子里的人都睡着了,我就偷偷地把老年人叫到森林里,跟他们谈了一会儿。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我们想起了年轻时的好日子,自由的土地,丰衣足食的光景,快活的心情同暖和的太阳;于是我们就结成兄弟,保证严守秘密,并且立下大誓,一定要把侵略我们的害人种族清除干净。现 在,事情很清楚,我们都是傻瓜,不过,我们这些白鱼河的老头子,当时又怎么会知道呢。
“为了鼓励其他的人,我首先行动起来。我坐在育空河守卫着,直到望见了从上游来的第一条独木船。那里面有两个白人,我站起来,扬着一只手,他们就改变了方向,朝我这面划过来。船首的那个人抬起头,打算弄清楚
什么要招呼他,我的箭就嗖的一声,穿过半空,射中了他的咽喉,这时他才知道我要干什么。另外那个人本来在船尾划桨,他还没有来得及把来复枪举到肩头,我已经一连扔出三根矛,第一根就打中了他。
“等到老头子都走拢来了,我就对,‘这算开了个头。以后,我们要把各个部落的老头子都团结起来,然后再去团结那些还很强壮的年轻人,这样,干起来就容易了。’
“于是,我们把这两个死了的白人,扔到了河里。至于那条独木船,那倒是条好船, 我们一把火把它烧了,同时,我们把船里的东西也烧了。不过,未烧之前,我们还瞧了瞧那些东西,全是皮口袋,我们就用刀子把它们割开了。那里面有很多纸,霍坎,就跟你念过的那些一样,上面也有许多记号,我们瞧了都很奇怪,一点也搞不懂。现在,我变得聪明了,知道它们都是人说过的话,就像你告诉我的那些一样。”
霍坎把独木船的事翻译完毕之后,审判室里充满了嘁嘁喳喳和嗡嗡的声音;有一个人说,“那是1891年丢掉的邮包,押运人是彼得·詹姆士和。马休斯是最后看到他们的人,他还在巴尔杰湖边跟他们说过话。”书记不断地写了下去,于是,在北方的历史上又添了一页。
“要说的也不多了,”英勃尔慢吞吞地说了下去,“我们干过的事情,都写在纸上了。我们都是老头子,我们都不懂得什么。我,英勃尔,就是现在也不懂什么。我们秘密地杀,不断地杀,年纪愈大,我们也愈精明,我们干得很快,然而毫不慌张。有一次,白人走到我们的人当中,铁青着脸,粗鲁地骂人,并且给我们的六个年轻人带上镣铐,弄得他们毫无办法,然后把他们带走,因此,我们就懂得了,我们必须杀得更广,更远。于是,我们这些老头子就一个一个,动身到上游一带同下游一带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去。这是一件勇敢的事情。我们虽然很老了,可是什么也不怕,不过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出远门还是非常可怕的。
“于是,我们就不慌不忙,巧妙地杀下去。无论在奇尔库特,在德尔塔,从山隘到海边,只要有白人在那儿宿营或者开路,我们就杀。不错,他们是死了,可是毫无用处。他们的人仍旧会翻山过来,而且越来越多,而我们这些老头子却越来越少。我还记得,在驯鹿隘,有一个白人的帐篷。他是一个很矮小的白人,我们的三个老头子趁着他睡着了的时候去杀他,他在临死之前,还咒骂了我一顿。
“于是,就这样,今天这个老头子死了,明天那个老头子也死了。有时候,隔了好久,消息才传到我们耳朵里面,我们才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有时,根本就没有消息。其他部落里的老头子,因为身体衰弱和胆小,都不愿意跟我们一块儿干。因此,我们的人,就像我说过的那样,一个一个地死了,只剩下我独自一个。我叫英勃尔,是白鱼河的人。我父亲是奥兹巴奥克,一个雄壮的男子汉。现在,已经没有白鱼河的人了,我是最后一个白鱼河的老头子。年轻的男人和年轻的女人都走了,有的去跟佩利人住在一块儿,有的去跟萨蒙人住在一块儿,不过,多数还是到白人那儿去了。我已经很老,很累了,跟法律斗争是没有用的,所以,霍坎,我就像你说的那样,到这儿来请求法律处分。”
“唉,英勃尔,你真是个傻瓜。”霍坎说。
可是英勃尔正在做梦。那个宽脑门儿的法官也在做梦,他那整个种族都站了起来,像一个巨大的幻影出现在他眼前—他们是足踏钢靴,身披铁甲的种族,他们是人类各族之中制订法律,扭转乾坤的人。他看见这个幻影的黎明,红光闪烁,照过黑暗的森林同阴郁的海洋,他看到它发出血红的烈焰,变成壮丽全盛的中午;然后他又看见,在阴暗的下坡路上,血染红了的砂砾正在沉入黑夜。同时,从这一切里面,他还看到了无情的、强有力的法律;它永远不能改变,而且一直在发号施令,不仅比那些遵守法律或者被法律摧毁的人大得多,甚至比他自己还要强大,他的心软了。的短篇小说《》以白鱼河边的印第安部落为背景描述了美国印第安人的反抗和灭亡的过程。本文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出发研究了小说中模式化的印第安形象和他们必然灭亡的悲剧命运。印第安模式化形象的塑造是殖民主义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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