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道德风险是指代理人在信息不对称时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动机做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道德行为,由于这种不道德行为具有很强的隐藏性,在不可避免地给委托人造成损害风险或损害后果时,代理人却不承担责任;从性质上看,道德风险与明显的道德败坏行为、赤裸裸的违法乱纪行为是有区别的。但是,在事实上,道德风险与道德败坏违法乱纪行为一样,对企业发展具有很大的危害。规避企业道德风险既要从"经济人"的假设出发,探寻良好的激励约束机制,更要从"社会人"的事实出发,诉诸企业人员的职业化和企业的职业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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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看了日本学者岛田虔次著作《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书中提到中国历史上有“启蒙运动”――阳明学,可惜后来被压制,所以中国的近代思维就没有发展起来。
书中还说,阳明学传到日本后,反而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一股精神动力。
之前也看过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中国当时如果按照王阳明思想走下去,今天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也即发展会更好。
观察中美贸易战期间中国国内舆论,笔者认同吉林大学李晓教授的观点,义和团运动过了百年,中国民众当下仍然是“义和团智识”。
很多中国人不服,认为中国国力发展到今天,尽管和美国有差距,但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占世界第二,很多现代化设备都有,怎么能说现代思维还缺乏呢?
此次中美贸易战,不仅民众,中国国内部分媒体也是如此,喊出“要打史诗级的贸易战”等口号,等中兴事情出来后,论调开始降温。
再举例,中国近10年来抵制日货、抵制美货,再到去年抵制韩货,首先,这能起到实际的外交效果吗?其次,这只能影响和败坏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形象,这不是真正大国应有的形象,是一种暴发户心态。这不是义和团智识是什么?
笔者最近在思考现代思维缺乏这个问题,联想到最近中国国内发生的很多事情,觉得很多问题的发生都与现代思维的缺失有关。比如,最近的疫苗事件,因为关乎孩子,很多中国人对长生药物高管、中国国家药监局官员痛恨到咬牙切齿的地步。也有很多中国人表示,要到香港、日本等地给孩子打疫苗。
但是,很多人有没有想过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为何长生生物高管对疫苗造假无所谓。据自媒体等的揭露,中国国内好像不止这一家药剂公司有问题,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做起来为什么无所谓?第二,为何香港、日本等其他地方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除了监管缺失外,导致像长生生物这些造假企业高管没有底线造假的背后,是他们缺乏职业素养,缺乏对人类文明的认知,对职业底线的认同。在他们看来,只要事情不被人发现,就没问题。
此外,从近些年媒体曝光的情况,包括笔者从身边朋友了解,这种现象不是个案,假药、劣药出现的概率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与地区。这些案例背后,凸显制药行业的这些人毫无职业伦理,这不是现代思维缺乏的表现吗?
至于香港、日本等地为何没有这些问题,恰恰是这些地区与国家现代思维的形成和建立。在这些地方,也会有各种各样问题,但是大多数人对自己职业都有基本的操守认知,都会有底线认识,这些也是现代思维的体现。
说到香港,笔者又想起一件事情。年初北京的“低端人口”之说,前两天有人在网络上骂底层人士,这些新闻折射出中国看待底层民众是什么样的思维?
香港大学清洁工袁苏妹,因为在港大40多年辛苦工作以及真心照顾学生,于2009年获全票通过,成为香港大学历史上第一位被授予香港大学“名誉院士”的基层员工,还被誉为“香港大学之宝”。类似的例子,去年香港演艺圈也有案例。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体现在对待社会底层人士的认知和态度上。
中国近代思维的缺乏,还体现在中国人科学精神的缺乏上。《科技日报》总编刘亚东最近有个演讲,讲到中国过了百年,仍然缺乏“赛先生”――科学精神。他举例,微信朋友圈到处传播谣言贴和辟谣贴。
现实生活中这种例子很多,有人会先后转发自相矛盾的帖子。也有感于此,海归教授饶毅、施一公、鲁白、谢宇等教授回国后,先后创办“赛先生”“知识分子”等自媒体,他们的初心就是想推动中国人科学思维的形成,科学精神的具备。
岛田虔次在《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书中讲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讲到阳明学的主旨是“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也正是在这样的主旨鼓励下,日本明治维新才轰轰烈地在日本自上而下的搞起来,变成一个社会各个阶层都参与的运动,最终取得成功。这样思维影响下的国民思维,自然会形成跳出小我格局、关怀国家与社会的大思维模式。
有人比较过中美两国创业者的心态,中国创业者是为了获得自己事业成功,更主要是为了赚钱。而美国科技精英不同,比如扎克伯格创办面簿,是为了让世界更好的连接,马斯克创办特斯拉和火箭公司,是为了把人类送上太空,他们更少从自我利益出发。
如果说美国富豪捐赠是因为遗产税的话,那怎么解释美国社会那么多的义工呢?这可能还是价值观的问题,大我格局的形成问题,也即现代思维问题。
正如岛田虔次书中所说,中国需要一场启蒙运动。启蒙什么呢?对国民人文素养、职业伦理、科学精神等全方位的启蒙,这绝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多是潜移默化对民众思维的影响和引导,引导他们形成“人人皆可为尧舜”的大我格局思维,走出小我;在这样的思维引导下,慢慢注入其他现代文明内容,让中国人形成和具备现代思维。
100年前,鲁迅弃医从文,觉得中国人心灵问题更重。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这一问题还没解决,这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思维问题解决了,人的现代化才有可能;人的现代化解决了,社会和国家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这已为事实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