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46年4月下旬，在国立桂林师范学院读书时，由李卓彰、周匡人（康仁）介绍，秘密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办理入盟手续是在桂林市皇城内，原广西艺术馆的小房中，由监誓人周匡人带领我宣誓完毕后，把誓词当场烧掉。手续办完后，周向我和在场的李卓彰，谈了工作和纪律要求。
同年6月下旬，我毕业于师院，民盟广西省委负责人徐旭（寅初，原是我们的经济学教授）找我说，要我去柳州市协同李卓彰筹建民盟分部；同时，师范教务长林砺儒（当时广西省委文教负责人）也找我去谈要求我到柳州龙城中学任教。7月初，我从桂去柳时，持了三封信：徐旭给卓彰的；林砺儒给龙中校长高天骥的；石兆棠（教过我的哲学课）给罗培元、吕维多夫妇的，罗是广西日报（柳州版）社长，吕是龙中教师，均住龙中。从此，我便以教书作掩护，在他们的领导和支持下，投入柳州的民主革命活动。
因为我当年还不是中共党员，又只是李的助手，故对柳州的党盟关系知之甚少。由于时间久远，我年近古稀，忆想难全，错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筹建分部经过
民盟柳州分部实乃在中共广西地下党领导下组建和发展起来的。1945年夏，中共粤桂边特委魏南金0到广西工作时，指示当时在民盟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周匡人（也是卓彰的入盟介绍人），利用当时伪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允许民盟在广西活动的时机，抓好民盟工作。
1945年冬，民盟省组织建立后，周匡人任组织部长。“1946年春，周匡人即与桂林师院教授徐寅初、郑凤（仲坚）、陈忠（炯高）（郑、陈均是师院学生，地下党员）等同志，在师院建立民盟组织，开展活动，并从师生中发展盟员。入盟手续可说是按我党发展党员的手续。”“1946年5月，桂林师院党组织恢复活动，师院盟组织工作由院党组织直接领导。领导人是郑凤（郑的领导人先是吴师光，后是陈枫），把民盟作为党的外围组织来工作，使师院盟员发展到三十余人。”“1946年省民盟在柳州龙城中学组织民盟柳州分部也是派师院的盟员去筹建的。这件事，陈枫也是知道的。”（以上引号均是柳州地下党处遗办原文）“1946年，桂林师范学院讲师曹伯韩、总务长徐寅初，介绍盟员李卓彰（李凡）到柳州龙城中学任教师，要李卓彰在柳州建立民盟支部（应是分部）。同时，又派该院学生张乃夫（原名张绍昌，盟员）到柳州协助李卓彰搞组建工作。当时，徐给李带了一封信，石兆棠给张带了一封信，都要他们去找罗培元（当时《柳州日报》社地下党负责人）。张、李都找到了罗培元，还找到了龙城中学校长高天翼。在罗培元的指导和高天翼的支持下，由李卓彰、张乃夫、江××（“工合会”成员）三人进行中国民主同盟柳州支部（应是分部）的筹建工作。”（请详阅处遗办原文）
二、组织工作简述
由于我在筹建分部中，是李的助手，分管群运工作，因此，对于同我本身工作有关的人和事，均由李给我介绍和交接，并采取单线联系方式进行工作。我到柳后的两个月中，李给我介绍接头的盟员，有江××、梧裕茂两位印象较深，在组织工作上有过较密的合作。
老江是在1946年8月下旬到柳州的。据老李在我们三人第一次碰头会上介绍，老江（我们常这样称呼）是由桂林省盟派来参加我们分部筹建并负责组织工作，以后发展盟员要通过老江。李仍抓全面、我仍分管群运。那次开会是在柳州市培新路××鞋店二楼举行。楼下的门面是卖鞋，里面是制鞋作坊，有几个工人。据说，江原是桂林手工业合作协会骨干，派来柳后，以鞋店老板身份掩护工作。在这次会上，主要是互相认识，自我介绍和各自汇报所了解的情况。老江主要是传达省盟徐寅初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和对柳州工作的要求。李则介绍他来柳后，发展两个新盟员的概况，当时我才知道李来柳后第一个发展的盟员是梧裕茂同志。李还说梧是柳州本地人，情况熟，关系广，要求我们重视梧的工作。后来，我们三人还开过多次会议，地点常变，在老李小房中和野外都开过，多数是分析形势研究工作。老江在柳工作不足一年，给我们的印象很好，为人谦虚、举止稳重，发言简要而常有独到之处。他是否是中共党员和何时离柳？我不了解，只记得老李离柳时说到“老江已先离柳州去桂林汇报工作，可能不一定回柳。”以后也确实没见老江回来。前年，我见到《广西盟讯》（总42）1986年（5）出版的38页中，有一个表：千家驹同志1947年向盟中央局面汇报材料的被捕盟员姓名中，有江晶俊和吴钦，均是1947年7月7日在桂林被捕；注明江晶俊是广西桂林工合指导事务所指导员。这使我忆想起我们分部的江××（“工合会”成员），是否就是这个江晶俊？这里，我请有关组织调查落实江被捕实况和近况（包括吴钦同志的情况）。
分部吸收的第一个盟员是梧裕茂同志。老李在1946年8月介绍梧给我认识后，我才知道梧是通过罗培元的关系入盟的。我和梧的合作过程中，认为梧不仅对分部的群运工作有贡献，且在组织建设方面也有成果。据我近年来综合了解，梧于1944年就跟中共地下党员张镇道（曾在龙中任教）在柳江县，组建抗日游击队，抗战胜利后，复学龙中，再进柳中并负责过学生会。1946年暑假，罗培元给李卓彰谈及梧的素质和表现后，李切望罗动员梧入盟。不久，罗通过石山，即覃铁民（景秀）与梧的师生关系，叫梧带了联络暗号，去龙中会见李，并在李的小房秘密参盟。据了解，梧入盟的手续，也是同我张乃夫的一样。梧入盟后的组织发展工作也是根据“谁发展的盟员则谁去联系”的原则，实行单线联络。据梧回忆说，李介绍他入盟时，是说参加“民青”组织；不久，李又吸收邹纪（子樵）参加，并在某次三人会上，成立“民青”组织，商定李任组长。后来，梧发展了韦进（彩然）、吕志刚（毅子）等入“民青”，再逐步扩展了一批“民青”成员。梧还说，1948年8月，李要梧转到民盟（可能就在这个时候介绍给我认识），梧和邹及其发展的人，也就成为跨线成员，即既是民青又是民盟的双重身份成员。梧于1947年5月参加中共后，把民青、民盟的关系人和工作，均交给韦彩然。梧回忆录中说：我入党后，经上级同意，我还是同他们联系，一直到他们离开柳州为止（1948年3月）。（张注：这是韦彩然离柳去穗转入游击队时间。）
关于柳州民青组织问题，我看过陈枫于1986年2月写的《解放战争时期广西城市的民主运动》一文中提到：“周匡人负责广西省民盟组织工作时，还通过柳州龙城中学教师、民盟成员李卓彰（据悉是属广东党组织的中共党员）（张注：这括号也是原有的。）在柳州中学，柳江县中等学校中，发展了一批中国民主青年同盟成员（简称民青）（张注：括号也是原文。）。这些成员在抗议美军暴行和其他民主运动中，都起了骨干作用。”为了“民青”的组织问题，中共柳州市委两次派人来要我写材料。我于1986年3月2日提供了如下书面回忆：我听说李卓彰在柳州发展中国民主同盟组织时，还发展并成立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组织。据说发展的对象，如果是年岁较大的教师身份的，可以吸收到民主同盟内，年岁较轻的，学生身份的，则吸收进民主青年同盟内。因此，在我们发展或联系的人中，有的是单独成为民主同盟或民主青年同盟的成员，有的则是跨线成员，即既是民盟成员又是民青成员。在我们柳州分部的20余人中，谁是跨线的？我不明白，因为我当时没有负责组织工作。不过，李离柳后，我接任李负责全面工作时，我把梧所联系的成员，均作为中国民主同盟成员来接管，并在我离柳时，也都如此全部移交给方宏誉、梧裕茂。这些同志多数都在建国前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游击队伍，有几位同志则已经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三、群运工作概况
我在柳州分部负责群运工作，只有一年多时间。按当时的认识，群运是包括文化、教育、工商等各界民主革命运动的宣传和实践。当时，我这个文弱书生，作为新盟员肩此重担，确实力不从心，也不知从何着手。我想自己是文科的教师，应以文运为先，以学校作基地，做好教学工作逐步打入文教、新闻界；同时，先在龙中的教职员中，结交知友，依据情况的发展来开展群众工作。
（一）我的起步工作是团结龙中内外的教师，并向他们学习有关知识、了解柳州政治情况。我到柳州初期，正是全国民主运动的高潮，龙中这块地方又有许多机会和场合，给我提供学习与工作条件。例如游泳，当时留校度暑假的不少教职员，都在下午三时左右，就陆续到柳江河游水。为了结交知友，我几乎每天都去游水，并从中也熟识了部分的人，在观点、意识上比较接近。如住在我们八角楼的陈扬、梁华新；住在校长办公室旁单身宿舍的王明初、曾诚、王粹新；还有其他宿舍的罗培元夫妇、黄青、梁琴等。我们经常三五成群地游了一阵，就停下来，躺卧在沙滩上，谈论天下事，畅所欲言。有时还密语时局战讯、评论社会动态或争论某个问题。总之，这段时间，我在游泳中结识了不少进步人士，学了不少东西，对我的政治思想和盟务工作，都得到很大启发和支持。当年的龙中，民主空气较浓，教职员都好似经过严格选聘，平时都互相谈论国事时局，有些歌曲如《茶馆小调》、《古怪歌》、《牛头不对马嘴》等，其他中学不一定敢唱，龙中则起劲在演唱；有些剧目如《兄妹开荒》、《糊涂混帐》等，也在班际比赛中上演；许多墙报和教师讲课，也公开提出抗议美军暴行、反对出卖主权的《中美商约》。我们这批班主任们更是厉行“导师”（当时叫班主任）职责，平时以言行身教来引导学生开展民主活动。周末的导师例会，则以民主教育内容为主，加强学生的学习与思想。当年，我对高校长和教导主任王明初都很敬佩；他们对我的教学和工作也很支持。当年还有许多进步的教职员，他们的言行举止，都给我“搞好教学来掩护盟务工作”，促进很大。
（二）我的群运工作之一，是设法打进柳州版的广西日报。李卓彰同意我的想法后，把报社副刊编辑吴钦介绍给我认识，要求我不要以盟员身份，应先以作家协会会员身份，接头开展工作。我在桂林时，已由穆木天、彭慧教授（我的新文学老师）介绍参加作协，并在他们和国文系主任谭丕谟教授（三人均是盟员）的指点下，我参与了柳州广西日报开辟的副刊《艺文》（半月一期）的编辑工作。我与吴钦接头后商定：一方面继续与师院国文系《艺文》编委联系，扩大篇幅，增强战斗力；另一方面在柳组织和推荐作品给吴钦编辑，充实副刊内容。为此，我曾以“作协成员”身份，在一些年青的文艺爱好者的支持下，召开过两次新文化座谈会，激励大家实践民主和写些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当时，我这样做，虽起过一定促进作用，但由于自己出面主持会议，不合时宜地暴露了身份。得到秦振武、李毓灵同学（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员）的劝告。他们是放寒假回家时路过柳州，到了龙中看我，好意劝我注意隐蔽工作，使我感激并促我改进了作风。在这一年中，我和吴钦的合作很好，特别是互相都知道对方是盟员后更加默契合作。虽然《艺文》副刊后因师院迁南宁和时局恶化而停刊，但是，仍有稿件寄来给我再转吴钦刊出。我也曾以笔名“白浪伍流人”在副刊上登出《论鲁迅杂文》、《温涛与木偶剧》、《告别》、《母亲》读后感等篇。我还介绍刘建庵的木刻板画、温涛及其学生的木偶剧作、剧评等，给吴钦选登，均获得好评。在我的印象中，吴钦确是一位很有才干的盟员和老练的编辑。我们这个副刊阵地在与敌人作艰苦斗争中，得到如此众多的读者支持和赞扬，首功应归吴钦同志。
（三）分部始终把学运作为群运工作的极重要的内容来抓。按我现在的回忆和参阅有关同志的回忆录，尤其是处遗办已落实的材料来分类，从1946年夏至1948年春，可作如下分述：
1946年6月前或上旬，龙中开展了坚决拒绝国民党、三青团总登记的斗争。柳中的反重新登记斗争是由地下党员吕冰指导，由盟员梧裕茂具体布署，先召开进步同学的会议，后由会议代表分别回到各班串联，组织力量抵制重新登记，效果很好，结果无一人重新登记。柳中的成果，促进和支持龙中的胜利。
1946年6月中旬，开展了抵制“反共”游行的斗争。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要推行独裁统治，发动内战，妄图推翻国共双方签订的“双十”和平协定，竟大造“双十”协定过时的谬论，搞了一个“反共”游行，柳州市有些学校的学生也被骗去参加。柳中学治会主席梧裕茂（盟员）得了消息与李卓彰商议后，即以学期考试逼近，学生不宜参加为由，领导和组织同学拒绝参加“反共”游行。反动派不甘心，决定派三青团一个股长向学治会动员，由于梧裕茂、何意章（盟员）等事先获悉，即同进步同学研究对策，驳倒了这个股长的“双十过时”的谬论，使他灰溜溜离场。不久，柳中军训教官兰宏培又采取突然袭击，临时集合全校师生，宣布要上街游行，由于民盟同学（已发展吕志刚、柯国雄等）及时商量，由梧裕茂跑到校门口，向队伍发出解散口令，全校学生全部立即散去。经过三次斗争，“反共”游行彻底失败。
1946年7月，梧裕茂、吕志刚等盟员领导和组织柳中学生，反对国民党三十六团后方医院霸占柳中校址，经过说理和抗议，这场斗争得到柳州市广大民众的支持，取得了全胜。同时，我们针对当年国民党反动派污蔑苏联占领东北，搬走工厂设备的谣传，组织柳中学生，以座谈会形式，摆事实，讲道理，驳斥反动派的谬论，提高了同学们的认识。
1946年9月，李卓彰按分部的意见，找梧裕茂和韦彩然商议筹办龙中附小，开展民运基地，得到龙中高校长大力支持，决定先办升中学补习班。高把文惠路口一座有十间屋的龙中校产，拨给做教室后，我们动员柳中、龙中的盟员学生，缓缴学费，借用于订购课桌椅。先出布告，广招升中学补习生，再把学费收入还借款和购进桌椅。教师的来源，主要是动员盟员师生义务上课。由于效果很好，信心增强，12月起正式筹办附小，又由梧裕茂、韦彩然去贵州买牛回柳卖，赚的钱作经费，高校长借本钱，经过许多艰苦和困难。例如买到牛赶回广西境内时，公牛撞进农民家，伤了人，搞坏家具，要赔礼赔款；路遇老虎，牛群乱跑，吓呆一农民，被人打骂；牛进入公路后，汽车载牛遇翻车事故，人与牛均伤，梧裕茂曾休克。历尽艰难，每条牛虽只赚50多元，但仍见有利可图，梧裕茂、韦彩然带伤再上路，经营第二次，增加人员和本钱，获得较好利润，基本解决了经费，顺利办起了附小，办成为民盟分部的活动中心，也是当时地下党的一个据点。柳州市抗暴指挥部曾设在附小，不少地下党员和盟的骨干都曾在附小避过危难。后来，由于斗争的尖锐、复杂和我们工作上的疏忽，附小为反动派所注意。我们为了保护骨干，并得到高校长支持，梧裕茂辞去附小主任，改派龙中教师王粹新（地下党员）兼任小学部主任。但是反动派仍不放过，1947年5月，竟把被免职的柳中校长王剑功请来附小当主任，企图监视我们的民主革命活动。然而，这还是徒劳无功。
1946年12月下旬，开展了反对美军强奸我国女大学生沈崇的抗暴运动。组织这次具体斗争的主要负责人是当时柳中学治会主席梧裕茂盟员。他在1988年5月13日的回忆录中，已有详尽叙述，概括其主要内容是：当时的地下党员郭其中按照上级指示，接受这项斗争任务的部署，地下党员岑友鲲则作了具体指导；同时，民盟分部李卓彰也根据省盟的要求，两次找梧裕茂研究行动计划。梧裕茂从柳州市和柳中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在行动前，于柳中礼堂左侧图书室召开秘密会议，梧裕茂先介绍沈崇事件真相和全国学联发出要求各地学生声援北大罢课抗议美军暴行的通知后的形势，后由郭其中谈论抗暴运动的主要目的要求，接着是龙惠兰（龙凌）、何意章、吕志刚、蒋志飏等盟员发了言，均认为这次运动已有柳州出名的特务和特嫌同学冯××、×××等在注意我们动静，因此要求行动严密，积极串联各中学的进步同学，及早成立柳州抗暴学联。会上，推选梧裕茂出头领导（地下党不露面领导），并以学治会主席（当时叫常务理事）出面领导，更是名正言顺。会上通过了柳州市学联组织章程和罢课、通电、发传单等具体措施以及分工、行动计划。为了便于通过反动派的“邮检”，同学们设法利用肥皂，刻了伪专署、县府、党部、三青团、商会等的长条印，盖在信封上，把声援抗暴的罢课宣言，向全面各大专院校和广西各中等学校寄发，使敌人大为震惊，取得了又一次对敌斗争的胜利。这次斗争，敌人以“触犯戡乱条例”之罪名，柳中当局勒令陈德光等两位同学退学，刘瑞义等两位同学转学，伪专署给梧裕茂、韦中平两人警告。柳中同学闻讯，义愤至极，韦中平更是公开大骂柳中校长王剑功，斥问王要拿出“罪证”来。在这期间，地下党和民盟组织都为被迫害的同志认真解决实际问题，如办理转学及慰问等。梧在回忆录中写到：“我向民盟领导张绍昌反映时，张说韦中平这一骂，骂得好，证明敌人手无‘罪证’可据。说明了没有事，你们安心读书，不要怕，也不要出声，沉着应战，当作无事，继续秘密活动。”
1947年6月2日，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当南京反动政府“五·二〇”血腥镇压学生游行事件传到柳州后，许多进步师生十分义愤，要求以实际行动来响应北大、清华等校的号召。我们分部根据省盟和柳州地下党的指示，找了盟员骨干商议时，认为应及时做好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派了人去秘密串联几间中学共同罢课，游行示威。据我所知，当时已有柳州高中、柳庆师范、龙中、县中等都已愿意和准备在“六·二”行动。后来，听说伪专署已发觉我们的行动计划，并已采取了强蛮手段封锁了各中学，我们及改为在柳中单独行动，并在地下党吴师光、郭其中和盟员蒋志飚、柯国雄、梁就文、龙惠兰等同志具体领导和组织下，于行动前一天的晚上，宣布不游行，只罢课。“六·二”早上，由柯国雄以学治会名义，在有七百余同学集会的球场宣布罢课，并在通过罢课宣言后，即分组上街张贴标语。当天晚上，伪专员大声训斥了王剑功是废物。不久，伪专署在撤去王的校长职之前，还通过王的毒手，开除了梁就文、柯国雄、蒋志飚三位盟员学生的学籍。这就迫使我们的斗争推向新的阶段。
四、斗争在深入、在扩展
本来，由于历史的形成，民盟成员一般都是中上层知识分子。但从柳州民盟当时实况看，由于柳州有一支较坚强的地下党领导班子，党盟关系又甚密切，柳州还未有高等学校，柳州分部成员绝大多数是中小教师和高中学生，这就使我们分部从筹建之日起，斗争方向较明确，路线斗争较稳定，斗争行动较一致。我们在组织发展和斗争活动中，一直坚持参盟的准则和要求，且经常以李公朴、闻一多先烈的精神，教育和引导盟员投身于斗争第一线，还寄望盟员准备随时拿枪战斗。记得我们在分别向盟员传达李、闻烈士的斗争事迹和各地的悼念活动时，就曾沉痛地呐喊：我们要踏着李、闻先烈的血迹前进。我们要记住闻一多这句遗言：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我们还要记住：国民党已经公开叫嚷：“你们有说话的自由，我们就有开枪的自由。”看来，我们有朝一日，也只有用枪弹来争取自己说话的自由权利。随着时局的发展，我们分部和成员，也确实沿着这个方向深广地进行斗争。
梧裕茂在1985年9月22日给我的信中说：“我（即梧）记得，1946年8月，李卓彰布置我（梧）在进步同学中酝酿讨论下乡搞武装斗争问题，我（梧）记得你（张乃夫）也在场。以后，你（张）我（梧）韦彩然三人，还在龙中体育场讨论一次。以后我（梧）先后在龙中附小和柳中，找进步同学讨论过三次。”
梧这段话引起我不少往事的追忆。梧说的这件事，我也问过韦彩然。韦说确有此事，但具体时间记不清楚，好似是1947年初的事，是在龙中篮球场的篮球架下，三个人都坐在木杆上商议的。这也使我想起以下事：
1946年6月未，李卓彰找梧研究要办一个小学，我也在场。李曾说我们有的人来往柳州，能有一个落脚处就好，不然，到旅店去住很不安全（后来确已办了龙中附小）。当时只是从自身安全考虑较多。为了我们的安全和工作，记得李、江和我，在1946年10月的一次会上，也曾议论过，要设法去找一两个避风的场所，我们外地人，才能站得住脚跟。当时江还指着我说：你搞群运，是出头露面的人，随时都要顾前看后，警惕有无人在跟踪，自己的住地要看准一两个能退脚的地方。李接着说到要设法找个乡下的据点，我们都表态同意。后来，听李说他已同梧商谈过此事。
1946年12月间，李、梧、我三人，在李的小房中，商议下乡搞武装的事。梧说他的家乡附近山区，在抗战后期曾组建游击队。有群众基础，还埋有十支、八支长枪，修好后可能用，子弹却要买，人员未考虑成熟，暂有两三个是可信赖的，我们在柳州若风声紧，暂时掩蔽，完全可靠，以退为进，见机而行。我们同意这个“以退为进”方案，要梧多一点回家去，多搞几个人，我们必要时就下去。当时李还说过：他的家乡化州信宜的山区，接近广西的地带听说已有游击队；广西与广东交界的怀集、广宁一带，也有武装斗争队伍；这两个地方的部队，都可能向广西东面扩展。他说他要设法探明一下，有必要时也就到那边去，这也是一条路。没有武装斗争，很难实现民主。我们都赞成这种说法，即在当时已有搞武装斗争的思想准备。
1947年元旦前后，柳州的民主革命斗争曾进入尖锐复杂阶段。据有关消息说，在柳州的特务徐来等，最近可能有行动，李要求我们多注视周围动静，在风声紧时也得暂避一下。过了两天，李说刘建庵即将离柳，叫我去看刘有什么困难。我到刘家时，刘正收拾行李，谈心后，刘希望我替他找三张到梧州的船票。刘也是从桂林来的作协会员，过去相熟，现在又同是盟员，双方谈吐较直爽。第二天早上四时，天仍未亮，我就送他们夫妇和两个孩子上了船，还给了些费用。他到广州后来过信，再没联系。解放后，我的侄儿张克（在广东文化局）在接待中央文化部的领导时，偶遇刘司长建庵，才知刘的情况，我心甚喜。在元旦那段时间，还有陈杨、梁华新等一批龙中教师，也先后离柳。据李说高校长听到有什么风声，都能及时通知我们暂避或离柳的。我也曾两次暂避到学生彭卓宁家中。由于当时党盟关系和统战工作较好，消息较灵通，我们未出过事故。
1947年暑假未放，卓彰匆忙离柳去港，他走前叫我和方宏誉、梧裕茂在他小房中，秘密开了会，决定分部工作由我负责全面，梧、方作为助手不再分工。据说梧已决定下乡搞武装据点，却仍可经常回城协同方来帮助我的工作。李说，江××已到桂林去汇报工作但不一定再回柳州，李走后，也可能桂林方面派江××回来，也可能另派人来跟我们联络，李要求我们坚持斗争，注意掩蔽，希望梧的据点早见成效。李还说，他可能先到广州或回家暂住，要我给他一个秘密通信地址，化名和暗语。不久，李从香港来信，说他暂在达德学院教书，还说他还见到宋云彬，并把宋在港的地址给了我。宋是我在师院读书时的老师，广西省盟的骨干，桂林文化供应社负责人之一，对李和我都较熟。记得1947年10月间，柯国雄、吕志刚、何意章在柳中受迫害要离柳去港时，我写有介绍信，叫他们去找宋和李。他们都曾进了达德学院，然后，再转到粤桂湘边区参加武装斗争。据吕志刚近年给我信说，他进山区和入达德学院读书，除了带我的介绍信外，还有罗培元为他接转组织关系，去找边区的张镇道。可惜到了山区（1948年底），镇道同志已在前线光荣牺牲（当时任粤桂湘边纵队参谋长）。
1947年冬，我接卓彰从广东西北的山城寄来信，也是寄到鱼峰路新华烟厂苏锴隆（我较信赖的学生）转我的化名伍流人收的。信内简单说“那里的中学同意你去任教”（暗语）叫我到广州市中山路什么门牌号去找曾还医生。我知道这是进游击区的门路，即将此事与方、梧商议，决定先将分部工作移交给方、梧，等放寒假后，我才离柳去穗，并打算动员几个盟员跟我去。可惜由于情况变化，期考刚完而未放假，王明初就找我说：高校长希望我即离柳。我意识到是外面风声紧，高校长在保护我。我即于当晚（星期六）叫我侄张克（子谦，在大道中学读高中）找苏锴隆商量借点钱先去买两张去穗的联运票。第二天，苏带了邹文生学生来看我，两人共借给我一笔费用（数目记不清，约值我当时两个月的工资。后来请在龙中教书的张耀钦老同学代我还清），于第三天即星期一，匆忙离柳去穗。我到穗后，通过曾还医生，再找到地下党广州秘密交通站负责人钟克中（国祥，是曾还的丈夫）；见了面，商谈后，说要我们在穗等待交通员来接。在此期间，我征求克中同意，又接纳了方宏誉派来的盟员杨美芬，和广州的青年学生袁兵（张克的好友）共四人，于春节期间，由克中派交通员吴南，带地下党设法找到的某校聘书，安全到了广宁山区“西江人民义勇队”即后来的番号：粤桂湘边区纵队某支队。
1948年2月，我到山区不久，又征求得到部队领导同意，动员在柳的盟员和青年师生进山区。我把暗语和联络地点，寄到苏锴隆学生转交方手后，据近年来组织落实，方找到部分有关同志研究决定，由韦彩然率领邹子樵、张洪智（三人均是盟员）以及李俊基、韦银枝（江冰）、韦辉然、梁金华共七人，均通过地下党广州交通站派交通员，分三批进山。当时有两位同志因交通员带路失误而被捕，李俊基因病暂留广州，即三人未进到部队，后由交通站叫李回柳，找到被捕同志家属设法营救，于1949年国民党“大赦”（李宗仁当“代总统”）时释放。四人进到部队后，有三位不幸牺牲，一位同志战斗至解放。李俊基和二位释放的同志，以及在柳的绝大部分盟员，都先后分别参加了粤桂边、都宜忻总队、柳北总队等地的武装斗争或参加地下党、留在城市坚持斗争，为新民主主义和解放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1990年4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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