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追寻“科学之光” 严济慈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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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追寻“科学之光” 严济慈37
一生追寻“科学之光”严济慈；严济慈（），字慕光，浙江东阳人；1923年，严济慈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赴法；严济慈自幼聪颖好学，小学、中学毕业考试，他是全校；求学期间，才华过人、勤奋异常的严济慈在熊庆来、何；严济慈留学法国仅仅一年就考得3张文凭，创下了该校；严济慈青年时代抱着“科学救国”的愿望，致力于学术；1980年第11期《人民教育》发
一生追寻“科学之光” 严济慈严济慈（），字慕光，浙江东阳人。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物理学开拓者之一。1923年，严济慈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赴法国留学；1925年获硕士学位，1927年获博士学位；年在法国从事科研工作；1930年回国，先后在上海大同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任教，曾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兼镭学研究所所长，并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年被选为法国物理学会理事；年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国讲学。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兼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副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研究生院院长等职。他还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还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济慈自幼聪颖好学，小学、中学毕业考试，他是全校、全县第一名；浙江省教育厅举行全国6所高等师范学校联合入学考试，他是全省第一名；1918年，18岁的严济慈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录取后复试时，他还是第一名。求学期间，才华过人、勤奋异常的严济慈在熊庆来、何鲁等教授的指导下，编写并出版了《初中算术》和《几何证题法》两部著作。后来他去法国留学的费用主要就是靠的这两本书的稿酬。严济慈留学法国仅仅一年就考得3张文凭，创下了该校从未有过的奇迹，被传颂一时。两年后，他又以创造性的研究大大突破了导师法布里（法国物理学家，证明了高层大气中臭氧的存在）原先为他拟定的博士论文课题，以《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的毕业论文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法布里在当选为法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后举行的仪式上，自豪地宣读了他的这位中国学生的论文。第二天，《巴黎晨报》就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法布里和严济慈的大幅照片。一时间，严济慈名声大振，成为巴黎学界的新闻人物。
严济慈学成归国时，在船上，他遇到一位比他年长三五岁的同胞，那人热情地向他打招呼：“您好，严济慈博士，我在《巴黎晨报》上看到过您的大名。对了，我叫徐悲鸿。”两人一见如故，徐悲鸿为严济慈画了一张肖像素描，并写了一行法文小字：“科学之光，徐悲鸿”。这既寓含着严济慈研究的光学和他的字号（字慕光），又表达了徐悲鸿希望严济慈成为科学之光，去照亮黑暗中国的心愿。回国后，他俩又先后受聘为中央大学的教授，从此俩人结下了深厚友谊。严济慈青年时代抱着“科学救国”的愿望，致力于学术研究。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他正在法国访问。日寇的侵略使他无比气愤，他在巴黎国际文化合作会议上发言，义正词严地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呼吁国际社会阻止日本侵略者妄图轰炸古都北平的暴行。这时，吴玉章（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从莫斯科到巴黎，严济慈义不容辞地充当他与法国著名物理学家郎之万教授之间的联络人，在巴黎互助厅等处安排群众集会，由郎之万主持，吴玉章作报告，倡议组成民族统一战线。1980年第11期《人民教育》发表了严济慈题为《谈谈读书?教书?写书?做科学研究》的长篇文章，他认为“读书主要靠自己”、“要摸索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读书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这就是听（听课） 看（自学） 用（查书）的发展过程”，即“把书 越读越薄 的过程。”他认为科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在于探索未知，因此，在学术上应有所创见，在技术上应有所创造，即在理论上或实践上应有所创新。为此，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两个学术条件，即“能够提出问题”和“善于解决问题”，而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创新的过程。他特别欣赏的第一流工作就是：“研究题目必须是在茫茫未知的科学领域里独树一帜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必须是自己独出心裁设想出来的，体现这个方法，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必须是自己设计、创造的，而不是用钱能从什么地方现成买来的。”回忆父亲严济慈生前的一些事情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父亲是作为一个科学家而被大家认识的。他终身以“探索未知，发展科学”为己任。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就说过：要努力让科学在中国生根。三十年代的中国，自然科学刚刚进来，父亲也刚学成归国。在1923年到1927年、1928年到1930年六、七年中，父亲是在法国留学，处在物理学的最前沿。回国以后，主持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在物理学发展的最前沿，做了一些颇有成效的工作。1927年到1939年共发表论文五十三篇，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科学杂志，所以这些论文有四十篇左右发表在法国的杂志上，十几篇发表在英国和德国的杂志上。这些重要成果，使他成为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父亲另一方面的重大成就是把物理学传播到中国，在中国创建了物理研究所，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的物理学家。直接和他工作过的，后来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就有七、八位，培养了陆学善、钱临照、顾功叙、翁文波、吴学蔺、钱三强、杨承宗、王大珩、钟盛标、陈尚义等一批优秀的物理学家。父亲被誉为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父亲常讲这样两句话：“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1986年，父亲到浙江大学参观，校方介绍浙大的“求是”校风时，他说：“不仅要讲实事求是，还要讲好高骛远。”他说的“好高骛远”，指的是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只有敢于好高骛远，才有可能攀登上科学技术的高峰，而要真正攀登上去，又必须善于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下去，坚忍不拔，无所畏惧。父亲反复强调，科学研究的核心是创新。他曾在《谈谈读书、教学和做科学研究》（《红旗》杂志1984年第一期）一文中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心得，写道：“所谓创新，就是你最先解决了某个未知领域或事物中的难题，研究的结果应该是前人从未有过，而又能被别人重复的，得到的看法应该是从来没有人提出来，而又能逐渐被别人接受的”；“要做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具备两条，第一是能够提出问题，找到一个适合的研究题目，这个题目应该是经过努力短期内能够解决，而不是那种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努力都没有希望解决的；第二是有善于解决问题的能力、克服困难的能力”；“科学工作应该努力做成第一流的。怎样才称得上第一流的科学研究呢？首先，研究题目必须是在茫茫未知的科学领域中独树一帜的；其次，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现在的方法，必须是自己独出心裁设想出来的；最后，体现这个方法，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即实验用的仪器设备等，必须是自己设计、创新，而不是用钱能从什么地方买来的”。父亲还说过：“作为科技工作者，必须专心致志，刻苦钻研，甚至要有所牺牲。”他热心宣传法国小说家莫泊桑的一句难能可贵的话：“一个人以学术许身，便再没有权力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法。”有一次吃饭时，胡适赞许父亲能在巴黎这样的繁华闹市里安心做学问，父亲回答说，也只有在巴黎闹市里还能做学问，才是真正的科学家。在一次会上，父亲发表了“对科技工作不能分八小时内、八小时外，阿基米德就是在澡盆里发现其定律”的著名讲话。
父亲把尊重和捍卫科学视为从事科学的人的天职。在六十年代，有一次他很生气地谈到：“有人要开会批判法拉第电解定律。法拉第定律是经过大量实验验证过的，怎么能用开会来推翻呢？不相信可以到化学实验室再去试试，看看能不能拿出否定的结果。”父亲认为，搞科学是应该为人民谋福利的。同时，他对“知识”和“学问”两个概念也有独到的看法，认为“知识就是人类对事物的了解，在学生时代的主要任务是获取知识，而有学问是指要会用所掌握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抗战时期，由于经费奇缺，无法开展研究工作，父亲便集中精力编写《普通物理学》、《高中物理学》、《初中物理学》和《初中理化课本》四部教科书。这几部书教育了我国一代人，至今很多六七十岁的同志还常和我说，他们在大学、中学时念的是严济慈的物理。
全国解放使父亲欢欣鼓舞，年届半百的他热切期望继续在第一线为做出一流的研究工作而拼搏。这时，郭沫若院长来看他，动员他参加科学院的组织领导工作。父亲清楚地知道：“一个科学工作者一旦离开他们的实验室，他的科学生命也就从此结束了。”郭老当时劝他说：“倘因我们的工作而能使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实验室，岂非更大的好事。”父亲想通了，认为应该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或许能更有利于人民，更好地为人类造福，便愉快地接受了使命。他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应用物理所所长、东北分院院长、技术科学部主任。
1958年国家决定创办中国科技大学，年近六十的父亲又满腔热情地回到了讲台，接连六年亲自讲授普通物理学和电动力学，深受广大同学欢迎。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现在的大学生素质好、肯努力，男的想当爱因斯坦，女的想当居里夫人，都想为国家增光，为四化多作贡献。当老师的应该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成才。如果一个青年考进大学以后，由于教学的原因，两三年过去了，雄心壮志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从蓬勃向上到畏缩不前，那我们当老师的就是在误人子弟，对不起年轻人，对不起国家，这是我们当教师办学校的人应当十分警惕的。”父亲晚年特别关心两件事：青年的成长和家乡的建设。他在自己的入党志愿书中像誓言一样写下了：“努力去做一个不自满自足的闭门幽居以科学术士自居的人，不让自己以老一辈科学领导者自居的人，懂得年长科学人员与年轻科学人员联合的意义和巨大力量的人，自愿和乐意给年轻人打开一切科学道路使他们夺得科学高峰的人，承认科学的未来是属于科学青年的人。”这就是他晚年活动的一个重要纲领。父亲在家乡生长到十八岁高中毕业，离开后由于繁忙，很少回去。到了晚年，家乡的山水田舍、乡亲的音容笑貌、校友的同窗情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他先后多次回去看望，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总想为家乡贡献一点力量。父亲不会唱歌跳舞，很少看电影、戏剧，不爱聊天，几乎把全部精力集中于做些有益人民造福人类的事上。（本报记者陶春根据严陆光院士提供资料整理。）简介严济慈（）字慕光，浙江东阳人。1923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东南大学并获学士学位。后留学巴黎大学，专攻物理，1927年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同年归国，先后担任中央大学等校教授、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与镭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光学造诣精深。历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应用物理所所长、东北分院院长、技术科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及名誉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及名誉主席。严济慈主要论著1、初中算术，商务印书馆，1923。2、几何证题法，商务印书馆，1928；语体文新一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28。3、普通物理学，正中书局，1947。4、高中物理学，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1948。5、初中物理学，三联书店，1950。6、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人民教育出版社，1966。7、严济慈科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86。8、电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9、居里和居里夫人，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10、严济慈科技言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儿子眼中的严济慈――让科学根植中国大地严济慈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和教育家，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他以“探求未知，发展科学”为己任，树立并践行了“让科学在中国土地上生根，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他编著的教科书哺育了几代学人，亲自培养了几代科学人才，不少学生已成为国际上著名的科学家。 * Q- l7 [# C7 {1 |; `儿子眼中的严济慈――严陆光谈父亲的为人' M: J& H4 e9 |4 W9 O( F2 A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为人的一大特点是尊重人。他从一点一滴小事做起。比如，他参加会议或与人约会，都要早到几分钟，静听别人的发言。年迈时，我们曾劝他有些会到就可以，不要过累，以保证健康。他却表示：“我要到会就该听大家讲。只有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甚至在吃饭时，他都一定要等最后一个人坐稳了才动筷子。6 k& l) H6 C3 k6 J8 f5 Q- n+ o父亲特别尊重他的老师，常讲他有几位恩师：何鲁、熊庆来、胡刚复、法布里。老师在世时，每逢过年父亲都要带我们去拜年，毕恭毕敬地像个小学生。1969年2月，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迫害后，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熊庆来先生逝世了，父亲闻讯后，不顾当时的险恶环境，立即赶到中关村，看到熊先生的遗容，他哭了。5 U6 c8 [# w. H0 h- ~# a% v
父亲十分尊重从事党政领导的同志，武衡、郁文、秦力生是他的挚友，有事他总要找他们商量请教。1971年9月，二哥双光在成都被迫害致死，父亲半夜去与秦力生商量。, A: ^* B0 p+ z. _/ l5 K, y* I尊重人、重友谊和重团结是父亲做人的原则。$ [0 H: `5 }& f- u4 t1 ?9 p
父亲特别尊重事实。作为科学家，他认为，一切事情都必须尊重事实。有一次，要举行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纪念会，需要一位参加过五四运动的科学家发言，安排他去讲，有同志给他拟了个初稿，他看后，觉得有些不安，因而没有参加。. Q, ~# n0 f* V5 b, S有一次，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很气愤地讲到对自己的成果评奖不公平，父亲仔细听完，说：“我们这些人，最好不要摆在被评的位置上。”后来，我们问父亲怎样看这事公平不公平，他回答说：“科学成就本身就不能靠评来断定，只有历史才能鉴证。”& v* _2 d$ ]: A% [父亲是很有爱心的。母亲是东南大学第一名正式女生。他们自由恋爱结合，建立了美满的家庭，哺育成长了我们五个兄弟。周谷城曾亲笔题诗一首，赞扬我们这个家：“学府东南有女生，首开风气自由婚，于今伉俪双高寿，当日青年正好龄，五子登科开学运，一家小院有科名，家庭幸福斯为美，不愧先驱作典型。”1 ^7 a* N$ L6 N5 E6 s' |1984年11月母亲去世，父亲仍专门为她安排了一间卧室，将骨灰保存在那儿，自己每天都去行礼，静默哀思。对于父亲的爱心，我们常常从一些小事中感受到。当我还在莫斯科读书时，父亲带了一个代表团来访，我得知后就去看他，正赶上晚餐时间。父亲没让我参加，但在饭后他把自己那份甜点带给了我。+ M! x' C2 Y! h8 @5 f
父亲不会唱歌跳舞，很少看电影、戏剧，不爱聊天，几乎把全部精力集中于做些有益人民、造福人类的事上。“文革”期间，他就像一个平常的老人，取奶买菜，砸煤劈柴，炒菜做饭，干了不少家务劳动。他常常夸自己是农家子弟，从小劳动，仍不失劳动人民的本色。6 j! D: @9 i2 h+ m
严济慈小传; h1 a# ?# V- }6 k+ O
日，严济慈出生于在浙江省东阳县下湖严村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1914年就读于东阳中学。1918年以浙江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改建国立东南大学）。1923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部，同时获得物理系理学学士学位。; Y6 r' E5 }& C: W, v5 m2 o
大学毕业后，严济慈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仅用一年时间就考得巴黎大学三门主科――普通物理学、微积分学和理论力学的证书，获数理科学硕士学位。之后，师从物理学家夏尔？法布里。1927年，刚刚当选法国科学院院士的法布里在他首次出席的科学院的例会上，宣读的是在他指导下由严济慈完成的博士论文《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这是法国科学院第一次宣读一位中国人的论文。严济慈因此成果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精确测定石英压电定律“反现象”的科学家，也成为第一位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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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回国，严济慈在上海大同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担任物理学、数学教授。: t0 M2 `5 x4 K* g% E9 e9 Y1928年冬，严济慈携夫人张宗英再次赴法国从事研究工作，期间到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帮助安装调试显微光度计并用以进行测试研究。: W- P) [+ \. s9 x/ A1930年底，严济慈出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所长，一年后又兼任镭学研究所所长。在连续光谱的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1932年参与创建中国物理学会。1935年与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苏联科学家卡皮察同时当选为法国物理学会理事。4 s1 q
h1 G* ~9 P- t# u3 u1 Y- I抗战期间，严济慈积极开展救国社会活动，并在科研制造上对无线电发报机、五角测距镜和望远镜的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1946年获国民政府胜利勋章。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担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北平科学工作者协会理事长。4 e5 o6 W% G! k- [5 n7 N# ~/ M1949年，严济慈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曾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院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并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名誉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副主席、名誉主席。: ?1 E& E7 M3 \9 J9 B8 {, ]: n1958年，严济慈参与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授讲授普通物理学6年，后兼副校长。1980年出任校长，1984年任名誉校长。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研究生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 C1 \# f0 M2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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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月，严济慈以80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 @' k
U: G6 \& J6 ]# d0 c0 j1982年，任中国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光学学会名誉理事长。& [- B1 y! h+ [( h+ e! T1 Q1991年，被法国政府授予“荣誉军团军官”勋章。6 L$ b$ E1 g& r% t' m
日，严济慈在北京逝世。4 d/ E& R! {+ F1 D1 d
严济慈一生对中国教育、科技事业有重要的贡献，为中国培养了几代科技人才。他是中国光学研究和光学仪器研制工作的重要奠基人，在压电晶体学、光谱学、大气物理学、压力对照相乳胶感光的效应以及光学仪器研制等方面成就卓著。9 P! J
F% i# l* K科学之光－－记著名科学家严济慈
这是北京一个十分普通的早晨。6时，96岁高龄的严济慈翻身下床叠好被子，做了半小时自编的哑铃操后，包含各类专业文献、文学作品欣赏、生活休闲娱乐、外语学习资料、应用写作文书、一生追寻“科学之光” 严济慈37等内容。　
　一生追寻“科学之光” 严济慈_工作总结/汇报_总结/汇报_应用文书。一生追寻“科学之光” 严济慈一生追寻“科学之光” 严济慈 严济慈() ,字慕光,浙江... 　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候,人们怎能不想到他,世人仰慕的科学 泰斗――严济慈。...严济慈一生的事业,与“光”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4 年,严济慈上中学时的... 　这封回信决定了严济慈的一生的命运。在预定的时间里,63 岁的夏里?法布里 ...他要把取来科学 的火种,播种在祖国的大地上,让科学之光驱散迷信之雾,愚昧之...[转载]邹明诞辰100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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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明诞辰100周年纪念【】
邹明1913年10月14日 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后宅镇，2008年5月22日11点1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邹明在海峡两岸的老油人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在旧中国，他的才华得到翁文灏与孙越崎的赏识，1938年被任命为资源委员会最年轻的委员；在新中国，他的精明强干受到几任石油部部长余秋里（石油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总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常委）、康世恩（石油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孙敬文（石油部副部长、化工部部长）、徐京强（燃料部石油管理局第一任代局长、煤炭部部长）、宋振明（石油部部长）和唐克（冶金部部长、石油部部长）等的倚重，每每关键时刻被委以重任。
抗日时期的1942年邹明任甘肃油矿驻美国代表，邹明万里走单骑前往美国，商得资源委员会驻美总代表尹仲庸一致，利用美国的“租赁法案”为玉门油矿争取到大量急需的钻压采炼设备。抗战时期，玉门油矿的进口设备几乎都是租借法案物资，运到后极大地提升了油矿的现代化水准，促进了油矿的发展。如汽油添加剂四乙铅、炼制润滑油的减压蒸馏装置、离心脱蜡装置等，我国石油工业都是首次装备和使用。所引进的许多设备在大庆会战中还发挥着作用。
【1940年，金开英（前排右一，动油料厂厂长）与邹明（前排左，业务课长）
叶树滋（后排右一，工务课长）左林强（会计课长）在重庆合影】
1949年前玉门油矿的器材供应一直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主要是来源紧张，补给线太长，运输艰辛。因材料供不应求而影响工程进展和质量屡见不鲜。当时油矿所需器材的来源主要有国内采购与国外进口二种，而油矿没有完全等靠要，矿区所需要的大量木材就是油矿自己组织力量去祁连山采伐并运到矿上的。器材来源的一个重大转折始于1940年第四季度，是年冬季资源委员会决定大规模开发玉门油矿，拟定了扩充计划，派遣甘肃油矿筹备处副主任张心田和动油料厂总工程师萧之谦前往美国采购。张心田参观访问了六家公司的机件工厂，至1941年购妥钻机12部，顿钻2部，价值80万美金；达布斯裂炼设备一套，每日可加工原油250吨，价值40万美金；抽油机、发电机、储油和输油设备等价值80万美金。玉门油矿地处有海拔的雪山与隔壁地带，特殊的地理条件需要订购特殊的设备，萧之谦到美国后结合实际需要委托美国几家公司专门为油矿设计配件器材，以上器材总重4500吨。1941年6月从美国港口陆续启运，至年底达2600吨的器材运抵缅甸仰光。是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上器材遭到日军飞机轰炸，不久仰光被日本侵略军占领，2千吨器材的大部分被日本侵略军掠夺到南洋开发油矿。这个阶段玉门油矿所急需的国内没有能力制造而油矿扩充开发又不可或缺的关键设备主要是花钱进口。
【1992年部分在京资源委员会成员的合影，前排左二为孙越崎】
资源委员会多次尝试利用美国战时《租借法案》均未果，1943年初邹明受孙越崎委派任矿驻美代表，他游说美国国会、政府部门和战时石油局等，美国人自然知道石油对战争的重要性，在邹明的努力下美国国会同意将玉门矿所需的一应器材列入《租借法案》作为战争物资免费供应。这个阶段邹明为玉门油矿争取到的器材总值约合1400万美元，总重近7千吨。由于二战期间运输困难，一小部分设备器材在抗战胜利后才运抵玉门油矿，而前面提到的那套达布斯裂炼装置全部制造完工时，二次大战已经结束，内战已起，所余器材连同其它剩余的租借法案物资运到香港口岸时，新中国已经诞生。这些物资不仅为新中国石油工业建设发挥着关键作用，而且是没花一分钱。
抗战胜利后，邹明于1945年8月回国，受命到上海接管日军侵华期间日本石油公司在上海高桥所建的储油所等设施，继又组织人员顺利接管了日伪公司在南京、汉口、广州、青岛、天津等地建立的储油设施。其后，他又参与筹建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策划利用接管的沿海沿江储油设施，开展进口成品油营销业务，以所获利润供恢复和建设炼油厂和油田之用。为此，他调任总公司营业室主任兼上海营业所经理。
1948年8月他任总公司协理（副总经理），9月兼任甘青分公司（玉门油矿）经理。邹明筹建了旧时代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是名副其实的旧时代中国石油的奠基人之一。
1949年邹明发起、领导与组织了玉门油矿的护矿斗争。他将一切爱矿的力量组织起来万众一心护矿，禅心竭虑使油矿的生活没有受到战火的影响；他胆大心细机智巧妙地与国民党西北公署周旋，适时通过自己的在香港的老上级孙越崎与在港地下党取得联系，电告北京护矿的困难，请求解放军解放兰州后马不停蹄进军玉门。他舍生忘死，独创国民党西北公署虎穴，在有关各方的大力协同配合下粉碎了国民党欲破坏与炸毁玉门油矿的图谋，将中国人自己开发建设与高产出油的玉门油矿保护的毫发未损，并完整地移交给军代表康世恩，交给新中国。孙越崎率领国民党资源委员会集体起义，由于玉门孤悬于大漠戈壁，起义的消息没有及时通知到邹明，玉门护矿完全是邹明自发组织的，作为护矿第一号功臣，他为此立下的功勋铭刻千秋历史，得到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嘉奖，当之无愧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奠基人之一。
1960年，邹明参加大庆石油会战，是当年会战时大庆油人尊崇的八大工程师之一，他分管会战物资的全国调度与会战供应，是康世恩极其信赖与放心的后勤部长。文革十年动乱，邹明蒙受不白之冤，被关进秦城监狱达七年之久，1974年时任燃料化学工业部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代组长的康世恩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冒着政治风险，拍着胸脯力保邹明，邹明出狱。1978年9月21日邹明写了个护矿情况的简要报告给石油部政治部，并抄报康世恩。康世恩是接管玉门油矿的军事总代表，最了解情况。康世恩在百忙中于10月6日亲自批示：“护矿属实，这在当年接收时即已证明”。余秋里和康世恩了解旧中国石油业的重大装置、设备与器材无一不是经邹明之手租借与组织研制的，是故大庆会战中，邹明又被石油部党组委以重任，领导与指挥了大庆炼油厂的建厂和我国石油战线“五朵金花”的建设，功绩卓著，奠定了我国石油工业摘掉贫油国帽子后腾飞的炼油基础，在石油工程与装备界被公认为中国石油装备业的先驱。
1980年10至11月邹明随中国石油经济代表团访问挪威、英国并参观与考察北海油田，这是中海油成立之前我国级别最高的外访石油代表团，团长为康世恩，代表团由宋振明、陈锦华和傅成玉等组成。代表团被北海油田的先进生产力和国际水平震撼，在2个月的时间里与国际巨头资本家搞在一起，虚心拜师，“你和你的团队如此真诚、好学，给我和我的国家人民留下深刻印象。”在伦敦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紧握着中石油领袖级人物康世恩的手，脸上充满了敬佩之意如是赞叹。由于邹明自小聪颖好学，精通英语，代表团回国后石油部长宋振明将涉及管理、承包和法律的第一手外方资料亲手全盘托交给邹明，邹明的专业译文成为中海油的宝贵财富之一，自此，邹明老当益壮，老骥伏枥，开始了向海洋石油进军的新征程。
在秦城监狱的7年中，邹明为使自己的意志不被消磨，就在脑海中背单词，默念英语。他还自创一套体操，每日在狭小空间内舒展躯体。他坚信，“迟早有一天，阴霾终将散去。”1975年，邹明平反，从监狱释放回家时身体虚弱。当时，他们住在早年矿业学院的一个筒子楼里。痔疮还未动手术的邹明从房间到公用卫生间要在走廊里痛苦地挪动几分钟。之后三年，组织上一直没给他安排工作。“到石油部情报所的图书馆读书”，一向沉默的邹明，向组织提出唯一请求。每天清晨，只见一位消瘦老者，步履匆匆走进图书馆，之后一头扎进书堆，不问世事。“唯有学习才能弥补‘裂痕’。”那是一个寂寞的年代。在一张刻满斑痕的书桌前，邹明研读大量英文原始文献，对国外各大石油公司做出全面分析，掌握了丰厚的一手资料……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加快海洋石油的勘探开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78年3月批准海洋石油对外合作，65岁的邹明被任命为石油部外事局顾问。此前的1975年，落实政策的邹明从北京矿院筒子楼搬进二室一厅的楼房，76年唐山大地震后笔者和邹进（邹明之子）在该楼房的东南角脱土坯以盖地震棚之用，笔者亲眼见证了邹明裂了缝的红木写字台上就有许多洋子码的期刊摞放在案头，这些资料是邹明从情报所借阅的，里面不乏海上钻井平台及设备的彩色与黑白插图，邹明高瞻远瞩地将视线转向海洋石油，为志在千里地为向海洋要油开始暗中摩拳擦掌。上个世纪70年代笔者在农村一直与在湖北潜江五七干校的邹明夫人王蕴珑有信件交往，王蕴珑鼓励我修理地球也别忽视汲取知识，笔者省吃俭用回京探亲时对自己下手狠一点，支出91元买了台春雷牌半导体在农村收听跟学长春台播出的学英语节目，邹明出狱后潜移默化的影响更激励自己拿下外语的决心，高等数学英文版实在看不懂的段落我得空就去矿机厂附近的邹明家中向邹明请教，邹明有问必答。那时，情报所的英文原始文献是花外汇订购的，在那个特定历史背景的年代很少有人问津，借阅起来很方便，邹明科学报国、实业报国的思想无论在逆境还是顺境中都矢志不渝，他坚信，“百废待兴的石油事业，还会需要自己”。顺也不矜，逆也不悔，一个逆境中的智者丹心是如何照日月的呢？
1980年夏天，中国很不知名的河北涿州小城涌进200多中国石油界的精英，他们中有后来中石油第一任董事长王涛，第四任董事长卫留成和中海油第一任总经理秦文彩等，为了对外开放与外国资本合作开发与经营，向海洋要油，中国必须对自己的海洋资源做到心中有数有底，名不见经传的海洋资源评估委员会在涿州运营而生，石油师人张文彬（石油师政委，石油部副部长）和秦文彩用军事术语亲昵的称该委员会为石油部对外合作项目的“总参谋部”，在事关海洋石油对外开放和开发的全局关头，年近七旬的老人邹明再度被康世恩委以重托，作为“总参谋部”二部长之一，和另一位一线部长邱中健（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勘探室主任、总地质师，中海油总地质师，石油部勘探司司长）一起统领这群中国石油界的精英“摸着石头过海”。如果说邹明60年代在大庆住“干打垒”工作毕竟还算正当年，而80年代初年事已高，和风华正茂的王涛、卫留成和秦文彩等在涿州一个小小的招待所摸爬滚打在一起，还要忍受蚊虫的叮咬，邹明的心系石油可见一斑。康世恩曾恭敬诚恳地邀请邹明担当重任：“邹老，现在国家要对外开放，与外国石油公司合作开发海洋石油。您老在旧中国时代就与外国石油公司有过诸多的合作经验。我知道，新中国成立时，大陆上留下的那些石油装备，基本上都是您老在二战时期到美国两年采购过来的……这回我们又要同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进行更大规模的海上找油合作。这活儿，除了您，基本上都没人干过，所以我特意请您老出山，给年轻人指指路！”。邹明学识渊博，英语精湛，对现代世界石油的勘探开发和经济管理进行了年久的系统研究，1979年第4季度在涿州石油部勘探外事集训班亲自授课2个月释放的正能量有效地传导给中国石油的精英们。邹明追悼会上陆上与海洋石油各管理局都献了花圈，充分体现了石油界对老先辈邹明的肯定和感恩。
在工业系统奋战半个多世纪的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余秋里与康世恩唯才适用。大庆石油会战中，余秋里重用在四川油气会战中反对过自己提出不同意见的李德生（中科院院士）和秦文彩。反右派运动中为保徐今强，余秋里在甘肃大闹天宫，一个部长和一位省级第一把交椅吵红脸闹翻天，甩着一只空荡荡的袖子愤怒关门而去，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传到北京惊动了毛泽东，对此毛泽东不置可否地感叹，也就余秋里这样的部长能做的出来。康世恩与铁人王进喜之间的领导与战友情非同一般，身居高位后依然春节到王进喜家拜年。大庆石油会战中康世恩对八大工程师放手放权，表现出对高级知识分子和国家建设专门人才的无必信任。邹明因石油与康世恩结下近半个世纪的情缘，他们是石油战线上两个时代的代表又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亲密战友，在业务上还是心照不宣的老友，邹明作为跨越旧新两个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面对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的躬腰恳求，他不顾年老体弱开始了在“总参谋部”的老牛拉套。邹明在秦城监狱冤蹲大牢七年，身体的恢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知识分子爱人才如命，刚出狱在北京广安门中医医院就诊时，不顾体弱在病床上受一位大夫的恳求为其翻译外文医学书籍，面对老友康世恩，面对中国海洋石油未来的一群领路人，一次在有笔者参加的普通家庭就餐中，邹明对自己的爱妻王蕴珑的千叮咛万嘱咐感慨道“豁了老命也要上呀”！如今，中国最大的地质资料计算机处理中心就设在河北涿州，这与当年海洋资源评估委员会设定在涿州不无传承关系。
&北京东单与王府井之间的长安街31号有一栋青砖素瓦的三层小楼，很不起眼，但挂牌却很惹眼，总带有以中国或国家二字开头，上世纪80年代初的挂牌为国家海洋局。1982年2月15日，没有张灯结彩、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花篮鞭炮，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低调诞生。中海油之初，连办公桌椅都是从石油部借来的，正可谓一穷二白起家，但这栋小楼里的30
多人个个都是以一当十的精兵强将。小楼里的邹明，享受副部级待遇出任中海油顾问。
海洋石油对外合作开发项目的对象国我国首轮选择的是法国和日本，新中国成立之初戴高乐将军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是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大国，几十年的国际风云变幻莫测，法国与中国之间政治上几乎没有什么摩擦。1978年《中日友好条约》缔结，两国间的经济合作热持续发酵。毋庸讳言，首选这两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海洋石油合作开发谈判政治上的考量远大于业务上的考虑。对外合作项目中，海洋石油既涉及合作方的经济利益又涉及最敏感的主权问题，因而是最复杂难谈的项目。出访并考察北海油田时，邹明在挪威遇到一个穿着海上钻井平台工作服，高筒靴上满是油垢的中国女孩，海洋石油开发与经营需要多国部队的作战与多国人才的参与给邹明留下深刻印象。20年后，中海油管理层也迎来多国部队的加盟，国际贸易及商业界的领军人物苏士兰和欧斯特拉特教授出任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国际顾问，象征中国油气企业加快国际全球化的步伐。苏士兰曾于1993年到1995年担任世界贸易组织的秘书长，因在促进国际商业及贸易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后来，作为高盛国际的主席及董事总经理，他还兼任BP石油公司的非执行董事长；而欧斯特拉特教授是皇家荷兰-壳牌集团的前任主席，退休后主要致力于大学教研工作，并为全球多家公司及组织担任顾问并出谋划策。2003年，中海油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卫留成表示：“这些远见卓识的国际顾问将与公司管理层一起成为引导公司前进的先锋力量”。
从北海油田的出访和考察归来，邹明继续得到政策落实搬进北京六铺炕的中石油9号楼，还是二室一厅，不见新增家具，但见案头的洋文期刊更多更厚。正是基于对海洋石油经济和法律的长期研究与积累，1978年底，邹明就发现中日渤海石油协议拟采用“总承包”方式的危害，对日总承包合同协议文本暗含的名堂不少，我们吃哑巴亏的地方太多。一个协议文本几十万上百万文字，谈判谈了几年，1980年邹明以七旬高龄敏锐发现要害问题，及时向部领导汇报。与此同时，华国锋主席已经启程前往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日两国之间中方最高领导人的一次历史性访问，历经两年多谈判的两国海洋石油合作是象征中日友好的重大项目，万事俱备，只等两国领导人在出席与过一下手的签字仪式了。康世恩副总理与宋振明、张文彬、秦文彩、邹明等石油部领导的紧急磋商会议在部长办公会议室一直开到深夜，会议正式做出一项关键性决策：中止正在进行中的中日与中法海洋石油中外合作模式的谈判，重新选择最佳合作方式，并紧急致电在日本的中国石油公司代表团“中止谈判，马上回国。”
邹明人还未到中海油报道之前就避免了中海油的重大经济损失，不仅已经为中海油做出实质性重大贡献，而且他提议的国际招标、风险外商独担的新合作模式成为新一轮合作谈判的正式模式，为最终确定以外商独承风险的招标制出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上世纪40年代邹明为利用美国租借法案向玉门油矿提供物资游说说服美国相关政府部门，与外国石油公司打过数不清的交道，他在唐山大地震的年代前瞻性地着手海洋石油对外合作模式和法律经济条款的探索与研究，凭借一生石油生涯的积淀博采国际上众家合同之长，拟出一个既确保我国主权和经济利益，又维护外国石油公司合法权益，具有一定吸引力的最佳合同模式草案，经课题组反复论证后制订出台。这个合同模式的基本内容一直沿用到现在。
中国海洋石油人无一不知“渤海二号”沉船事件，海洋石油对外开放与合作开发是个全新的大课题，改革开放的中国求发展，外国石油公司求发财，互惠互利共赢的战略指导思想没有错，但要趟出一条适合国情的海洋石油发展之路，建立与完善一整套有利于我国海洋石油对外合作的模式需要一个摸索和探索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时间，也需要我们与唯利是图的洋人进行艰难的谈判与具体合作的磨合，呛几口海水是摸着石头过海必不可免要付出的代价。继“渤海二号”沉船事件之后，中科院情报所的某女士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籍“魏宗国”发表在美国报刊上的文章攻讦与日本合作开发渤海油田的风险制合同为卖国主义，帽子扣得真不小，几万字的揭发材料居然能呈送到邓小平的办公桌上说明来头也不小。邓小平指示余秋里和谷牧，集约一批专家，好好论证一下。1981年3月23日，一场声势浩大、阵营豪华、气氛异常严肃的论证会，在北京六铺炕的石油部大楼五层会议室如期举行。进出口办江泽民与能源委杨波共同主持了著名的渤海论证会。此次论证会的阵营之豪华是空前的，一是由中央组织有24个国家部委及主流媒体单参加；二是有近百名国内顶级的专家参加。论证会实际论证9天，邹明在发言里用计算机分析出来的有力数据着重说明，风险制合同是一种平等互利的合同，我们占了大便宜，日本占了小便宜。与北海油田各国签署的风险制合同比较，中方不仅没有吃亏，而且极有利中方。
秦文彩代表海洋石油方面做概括性论证：“首先我想指出的是，魏文所说的‘日本在15年内，享有石油出产的42.5%’，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按照合同，一旦找到油田，在原油总产量中，我方享有42.5%的固定留成油，还有15%的操作费包干；而日方只有4.8%的报酬油。至于其余的37%的原油，合同中也写得清清楚楚，是中方按照国际市场的价格出售给日方的——特别要说明的是，我们这样做，既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同时又根据国际油价基本上是朝着不断涨价的情况来确定的，所以说它的出售定价，是根据产油时的国际油价来确定的。这既合理，也总体上有利于我们这一方。至于为什么要把37%的原油卖给日方，我们在合同里也非常清楚写明白了，它是作为我方投资建设和开发油田所需的经费的还贷和需要还付的利息。一旦偿还完毕建设投资和利息后，原油销售收入，则完全归中方所有。在这一点上，‘魏宗国’的文章混淆了基本概念和基本事实。其次，魏文中说‘中日协议中石油产权的报酬比例，双方几乎高达1∶1.35’，这完全是没有丝毫根据的无稽之谈。下午，我想请诸位认真看一下我们与日方签订的合同文本，便知真相。在此，我想先向大家说明一下，按中日双方签订的合同规定测算，扣除双方投资的本息及操作后，中方与日方的净收入的比例平均为9∶1，如果是发现了高产油田，这个比例可以达到13.9∶1；产量低的油田，其比例也可保持在8.81∶1的水平上。你们问世界其他国家同类的石油合作合同的比例是多少？我可以告诉你们：大约在4∶1的水平。也就是说，资源国和投资合作商之间的分成比例一般为4∶1。请听清楚了：我们同日方签订的分成比例的平均水平是9∶1，高出一倍以上！第三个问题是：魏文中讲到的所谓的日方‘不到十几天，7亿美元的投资已连本带利全部收回’，则更是违背基本事实的。按照合同规定，日方在渤海湾的勘探开发投资远不止7亿美元，且按照现在的合同规定，日方想收回其基本投资最少也得7年，怎么可能在十几天内收回投资呢？魏文的那种说法，不仅完全不符合事实，即使在国际海洋石油合作开发史上也是从没有这种先例的，而且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不知是‘魏宗国’先生缺乏这方面的基本常识，还是有意捏造出这样的天方夜谭！最后我想指出的是，‘魏宗国’的文章中说日方在收回投资后，‘所得到的将是源源不绝的免费原油供应，是价值千亿美元的石油资源’，这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至于所谓的‘价值千亿美元的石油资源’，一是石油资源永远属于我们资源国国家所有；二是千亿美元的石油资源，意味着我们渤海湾要发现相当于7个大庆油田，或者说会有两个欧洲北海油田的资源量！我和我的同行对渤海湾再乐观的估计，也没有想得到可能有7个大庆油田或两个北海油田这样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伟大发现！”秦文彩用事实和数据说话，逐条批驳“魏宗国”的造谣、污蔑与中伤，也是对思想不解放阻扰改革开放的势力击以猛掌。论证会后，中科院情报所的那位女士因将国家机密情报泄露给外国而被逮捕，假爱国真卖国的嘴脸暴露无遗。9天半的会期，邹明论证时间占比22%，足见邹明经济数据论证的重要性和说服力。参加渤海论证会的国内顶级专家有黄汲清、张文佑、顾功叙、翁文波、侯祥麟、阎敦实、关世聪、翟光明、邱中健等石油与地质专家，还有马洪、徐寿波、唐厚志等等，邹明的经济数据论证被冠以中国石油经济管理专家的新头衔。还有一段小插曲，中石油上市前邹明对我们说：“中石油是很能赚钱的公司，要买中石油的股票”。发行价出来后，邹明又对我们说：“不值”。我们这些小字辈当然听石油经济管理专家的，至今没有买过一手中石油。2006年，93岁的邹明在回忆起那次大论战的情景时，依然颇为激动地对记者马镇说“很热闹，有人说我们是卖国贼，很好笑，怎么可能呢？当时从事海洋石油领导工作的一些同志，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像余秋里、康世恩和张文彬、秦文彩他们，都是打过仗的人，像我和黄汲清、翁文波这样的旧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都吃过帝国主义和日本人的苦头，怎么可能做出卖国的事嘛！”。邹明年轻时在南京冒着日机轰炸的危险坚守岗位，支持守城抗战，南京沦陷前奉命撤离。邹明一生为人正直，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离休后很少触及“3.23”论证会的话题，对挪威同行对中国的帮助私下赞赏有加，2006年在北京六铺炕中石油12号楼曾不无自豪地向笔者透露：“西方同行对我们与日本签订的风险制合同是翘大拇指的”。
今年10月14日是邹明华诞100周年的日子，由于邹明是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玉门油矿护矿的发起者、组织者与指挥者，纪念这位功臣，更有利于加深对那段护矿历史与护矿队历史的真实还原。
1938年初，资源委员会脱离军事委员会成为经济部门，经济部长翁文灏（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中国第一座油矿玉门矿的开发组织领导者）兼任资源委员会主任，钱昌照为副主任（政协副主席、民革副主席）。是年，资源委员会吸收了中国工矿企业的实业与专门人才作为委员，他们中有：金开英（中国台湾石油泰斗）、谢家荣（地质学家、大庆油田富油地质的发现者之一）、孙健初（玉门油田的勘探发现者、甘肃油矿局探勘处处长、中国石油管理总局勘探处处长）、翁文波（中科院院士、地球物理学家、石油地质学家、灾害预测学家），郭可詮（甘肃油矿局业务处长），邹明，张心田（甘肃油矿筹备处代主任）和周大训（文翁灏秘书、钱昌照秘书）等。邹明作为一个无党派人士，机敏干练，业务纯熟，效绩突出，精明强干，25岁就得到资深翁文灏的格外器重与赏识，成为最年青的资源委员会委员，足见人才难得。
旧中国只有二座油矿，陕北延长油矿日产1吨出油太少，品质一般，对巩固红军北上到达陕北建立敌后抗战根据地的陕甘宁边区贡献很大。当时，中国的燃料用油依赖进口，由于海陆国际援助通道被日军封锁，油源断绝，驼峰航线难堪各类急需抗战国际物资运输重负，翁文灏决定开发玉门油矿支援抗战。为此翁文灏特在汉口与周恩来商调前国防设计委员会时期留在陕北延长与延川的二台钻机急运玉门。此商请事关正面战场大后方的能源建设，顺应国共合作御外敌倭寇侵略的大局，周恩来当即表态赞同，并委派钱之光（陕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对外贸易总局局长、新四军武汉办事处处长、轻工业部部长）接洽办理具体调运事宜。
在翁文灏与周恩来接洽商调钻机事宜之前，严爽（石油工程专家，延长油矿勘探室主任、矿长，玉门油矿矿长、中国石油公司协理、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副局长、石油工业部勘探司副司长，玉门油矿主要创建者之一）、孙健初和靳锡庚（石油钻井工程专家、玉门油田的主要发现人和创建人之一）历经艰辛先行到玉门勘察过。1938年10月下旬三人在兰州会合，于12月4日到达了酒泉。再往前走就是渺无人迹的浩瀚戈壁滩。12月的大西北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他们租了20多峰骆驼，出了嘉峪关荒漠没人烟。4天后，他们经过一条峡谷，峡谷从东到西宽约一二百米，深百米左右，旁边有条河，水从山上流下，这就是玉门著名的石油河！峡谷东岸半坡上就是老君庙！
初到老君庙他们见到三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满身油污，满脸烟熏乌黑，经询问知道孩子们是赤金堡一个地主雇来舀油的。他们在油苗处挖个七八尺深的坑，让油流到坑里，当油积满时，地主便把油运到城里去卖钱。这种方法是从清朝延续下来的我国最早的采油方法，舀油的这些孩子被称为“油娃”。
玉门油矿是我国第一座油矿，除了孙越崎、严爽、翁文波和金开英在美国、英国和波兰留学时参观过油矿外，旧中国无人有开采油矿的实际经验，玉门油矿除了资源委员会的精英之外多数技术人员都是来自西北工学院、西南联大、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湖南大学和和重庆大学的毕业生，建矿初期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白手起家，边干边学。在“一滴石油一滴血”的感召下，20岁冒头的这些毕业生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怀揣为战胜日寇贡献青春与热血的激情来到荒凉的戈壁滩，玉门孤悬大戈壁，偏远艰苦，清一色的纯爷们遇到婚姻不好解决的大难题，成为年青人能否安心长期在玉门工作与生活的挑战性因素。邵力子(国民党宣传部长、人大、政协和民革常委)夫人傅学文（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辅导院院长、政协常委）在重庆办有各类学校包括女子学校，孙越崎就同邵夫人商量，从学校挑选了一批吃苦耐劳、有志边疆建设的女学生，亲自带队送到矿上，分别安排担任教员、护士、财会和其他管理工作等活跃与稳定油矿工作和生活。随着陆续安家立业，人心稳定，如此年复一年，招来一批热血大学生，接一批女学生，进而逐步培养出我国石油工业最宝贵的一批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
何俊英1915年生于上海，1937年从杭州之江大学（浙江大学）毕业，分配到国家资源委员会，不久，就被调到了玉门油矿任副工程师。194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的徐和生被分配到油矿财务科工作。在烽火连天的1944年10月15日，何俊英和徐和生在玉门老君庙祁连别墅（当时玉门油矿招待所）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上级、工程技术人员、机关工作人员纷纷到场祝贺，并在一张自制的绢帕上签名留念的有：孙越崎（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资源委员会委员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民革中央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常委）；邵逸周（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严爽、郭可诠（石油局副局长）；翁文波（中国地球物理学的奠基人）；陈贲（新中国第一位石油地质总工程师）；童宪章（中科院院士）；史久光（著名石油工程专家）；杜博民（著名地质学家）；靳锡庚（最早测绘玉门油矿地质图的）；龙显烈、蔡伯民、金开斌、陆天安、高世钧、姜辅志、向斯达（著名炼油专家）；金开英（中国炼油第一人、台湾石油工业的奠基人）；董蔚翘（中国现代石油钻井工业奠基人）；董世芬（台湾石油公司董事长）；卞美年（发掘北京人头盖骨的著名地质学家）。何俊英建国后历任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设计处副总工程师，石油部设计管理局、基建司副总工程师，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安庆石油化工总厂总工程师。是上海炼油厂工程设计和施工投产的主要负责人。主持设计了石油部第六炼油厂甲苯装置和石油部第一、二炼油厂经质油回收装置等。这方绢帕小儿轻，却厚重地沉淀着石油工业大写意的历史故事，用工笔画的手法细致入微地镌刻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何俊英前几年病逝，当我询问这方娟帕的去处时，何早（何老之子）告诉我，“老人将这方娟帕捐献给了玉门油田”。
在大戈壁老君庙结为伉俪的还有翁文波与夏平。1930年翁文波同时考上交大和清大，他选择了清华大学物理系。1939年，翁文波在二战的炮火中在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做完博士论文，冒着生命危险回到祖国，在重庆中央大学人物理系教授。1941年28岁的翁文波突然辞职，舍弃月薪400元的优厚待遇，率领助手直奔祁连山下的老君庙。“国家需要石油，我怎么能永远呆在远离石油的地方呢？”翁文波身穿猎服，足蹬高靴，骑着哈萨克高头大马，把自己研制的重力仪和电测仪投入到玉门石油勘探中。翁文波我为祖国探石油的决定能得到远方未婚妻的理解吗？翁文波的未婚妻冯平小姐当时正在上海震旦大学读书，她毅然退学，追随未婚夫西出阳关去戈壁的决定与翁文波突然辞职的决定如出一辙，同样令人惊咤不已。“我的决定也许是鲁莽的，但我不后悔，因为翁文波在玉门，那里更需要我”，夏平天津老家对母亲说。“在家里，你连个手帕都没洗过，去了那鬼地方，叫妈怎能放心呢？”“一切都会改变的，环境能造就人”。“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看戈壁滩，往后看鬼门关。”“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是翁夏二位情侣在玉门石油河畔见面时的一唱一和。翁文波的学生中数中科院院士）调皮，这群调皮鬼在夏平到来后编了个顺口溜“过去是，出了嘉峪关，母猪赛貂蝉。今天，出了嘉峪关，有朵大牡丹”。一个星期天，冷冷清清的老君庙附近突然热闹起来，一群人熙熙攮攮地自带罐头和馒头等围坐在自铺的地毯上，翁文波与夏平的婚礼奇特地在石油河畔露天举办，婚礼中最奢华的“鸡尾酒”是翁文波和夏平土法上马自制的。参加婚礼的嘉宾们频频举杯贺喜祝福。调皮鬼童宪章调侃说：“先生在中央大学当教授时，那可是风度翩翩，追逐他的女学生成群结队”，童的一席话吓出来客一身冷汗，有人直吐舌头示意，唯恐活宝往下说过了头收不回来，童捣蛋峰回路转，“真没想到娘子军中唯独师母追到了玉门，这真是千里飞来共婵娟啊，可钦可贺。”随着童宪章自己抖开包袱，婚礼渐入高潮。咔嚓，相机的快门声，来宾与新郎新娘合影，拿到照片时大家都傻了眼，合影中没有新郎官，原来按下快门的正是翁文波。
曾担任台湾经济部长的李达海就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毕业生，抗战胜利后自玉门到台湾从日本人手里接管回台湾高雄炼油厂。据邹明回忆，玉门油矿的工程技术班底主要来自动力油料厂、四川、延长和矿场炼厂，孙越崎首创油矿办校，用艺徒讲习班等形式培养技工。工程技术人员和大学毕业生培养技工的热情高涨，他们辛苦劳作后义务到艺徒讲习班上课，一边传授技术，一边为工人补习文化。
大庆会战的8大工程师7名来自玉门油矿，玉门油矿为新中国石油工业培养和造就的人才之多可见一斑。玉门油矿被誉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它造就的大批英才奠定了中国石油工业雄视世界的基础，对中国经济腾飞产生的影响不可估量。须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石油工业领导机构和大庆油田总工、地质师和技术骨干大部分来自老君庙，仅奔赴大庆参加松辽平原大会战的职工就有18000人。海峡对面，抗战胜利后，金开英率领一批玉门技术骨干接收台湾高雄炼油厂，以高雄石化企业为支柱，台湾上世纪80年代一度经济起飞，号称亚洲四小龙，而这座支柱的奠基者们均是老君庙走出来的玉门油人。海峡两岸，凡有石油处，必有玉门人。没有玉门就没有大庆；至少没有玉门，大庆还要晚几年甚至数十年才能被开发出来。大庆油田这个大金娃娃抱来的不容易，当年北跳100多公里决战大同镇萨尔图，靠的是地质勘探和含油分析，中国一举摘掉贫油国的帽子依赖的是石油部党组对科学技术与忠心耿耿能吃大苦耐大劳的科技工程人员的无比信任。萨尔图地下油层厚连片广阔，喷油稳产高产，时值国庆前夕，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提议将大同镇更名为大庆，向国庆节献礼。周恩来兴奋异常地对全世界宣布：中国贫油国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老君庙海拔2300多米，位于祁连山北楚，山上的冰雪融化而汇流成河，河水像刀子一样将山前的戈壁切成千仞绝壁，绝壁上流出的油苗把大片的河滩和下游戈壁浸成黑色。老君庙就坐落在山坡的平坝上。张心田被翁文灏派往陕北调运钻机，延川没有出油，二台钻机完好，张心田将两部钻机连同陕北油矿探勘处部分工人一并转运到玉门，钻机一到即行开钻，因为孙健初三人已经将井位定在老君庙附近。1939年3月13日，玉门油矿的第一口井在老君庙附近开工，历时398天钻至388.81米处遇到A层出油。翁文灏即命孙越崎为甘肃油矿局总经理，金开英为玉门油矿炼油厂厂长，严爽为矿长，老君庙也因此成为中国海峡两岸和海外老油人魂牵梦绕的石油圣地。
继老君庙1号井出油后，4号井和8号都发生过高压井喷。1941年时任资源委员会主任孙越崎从萍乡煤矿调来800米旋转钻机钻老君庙8号井，10月20日，当8号井钻进到448.76米处时，突然喷出油和砂，原油夹带着天然气呼啸而出，喷高40米，喷长1000米，吼声震天动地，并发出火车汽笛般的长鸣。这次井喷一小时能喷出数百吨油，最多一天能喷出2500
多吨，中国第一口深层高压油井诞生了。在井喷的七天七夜里，玉门矿的员工置生死安危于不顾连续奋战压制井喷，和大庆会战时的1205和1202钻井队绝对有一拼。看着七天喷出的16000吨原油，玉门矿的员工即心痛心里又像歼灭了日本侵略军几个师团一般痛快淋漓。1942年11月油矿提前完成了资源委员会下达的180万加仑汽油的生产任务，炼出汽油187
万加仑，不仅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抗日战争，而且消息传来，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抗击倭寇的斗志，提振了中国必胜的信心，为此孙越崎手书三个大字“180”以示庆贺。1942年蒋介石视察玉门油矿，给予嘉许。1942年抗战正酣，正面抗日战场的统帅人物不顾玉门偏居大漠戈壁一隅，路途不便，亲临视察，足见玉门油矿对抗战的经济意义多么重大。
玉门油矿开办初期，工人的来源为玉门、酒泉等三县的兵源，这些人既无需当国军炮灰，又无需远离家乡，成为油矿稳定的一只重要力量。兵源范围涵盖各阶层的各行各业，而这正是与世隔绝的油矿之工作和生存所需要的五颜六色。大庆大会战前指指挥康世恩自以军代表的名义接管玉门矿后一生再也没离开过石油战线，会战中的8大工程师有7位来自玉门，铁人王进喜也是来自玉门矿的技工，有了玉门油矿才有了大庆油田这话不为过。
孙越崎率领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起义后并没有及时通知到在玉门矿的邹明，尽管如此，时任中国石油公司协理（副总经理）兼甘青分公司（玉门油矿）经理的邹明满怀实业救国的报负，以爱国、爱矿和爱石油的满腔热血，于1949年4月就开始着手组织护矿工作。玉门油矿既没有共产党的地下支部，也没有名副其实的国民党党部，至于玉门油矿设有国民党特别党部的说法则更是荒诞离奇的无稽之谈，毫无史实根据。邹明深得孙越崎的信任和一手提拔，尽管自己的顶头上司孙越崎是国民党党员，但邹明却不是，不是邹明不合格作为国民党党员，而是他本人压根没自愿申请加入过。1980年春节，笔者在六铺炕中石油9号楼邹明家中看政协文史资料，因文史资料中涉及当年玉门护矿斗争的材料凤毛麟角也不是主体者的亲历记述，所以请求邹明口述护矿历史，由我们小字辈整理成文字请他老人家过目审定，邹明表扬了笔者对历史的尊重与珍惜，但因重任在身无暇分身，甚是遗憾。玉门油矿建矿50周年时，大陆与海外老油人在玉门齐聚一堂，邹明亲笔写了一段独创狼窝虎穴张掖的回忆，该回忆刊发在玉门油矿建矿50周年两岸三地老油人的回忆集锦纪念册中，笔者读过这篇一页篇幅的低调平实回忆，欲打算全文照录在本文中，可惜的是邹进和我在几个书柜中寻找都没有找到这本纪念册，最权威与珍贵的护矿史实一时不能附上甚是遗憾。在9号楼闲谈当年舍命护矿独创虎穴狼窝初衷的提问时，邹明说：“人心的相背那时很清楚了，谁坐天下都要搞经济建设，建设离不开石油，石油的现实希望当时就在玉门吗！油矿没了，上万职工去喝西北风？”
玉门油矿是中国大陆最早发现和开发的油田之一，是旧中国大西北唯一的重要企业，也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产量最高，工艺技术较先进的油矿。1949年初，这里有职工家属11000多人，是一个年产原油80000多吨，原油加工能力100000多吨，能生产油品12种的综合性企业。1949年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大战场锐不可当，节节胜利，既将进军大西北。河西走廊的国民党残余势力，负隅顽抗，阴谋炸毁油矿，给共产党留下一个烂滩子。当时，玉门油矿驻有国民党军三个连，紧紧包围玉门油矿，炮口和假设起来的机枪枪口对准油矿时刻准备采取行动。邹明不忍心这个中国石油工业的摇蓝毁于一旦，决心和大家一道，把油矿保护好。为此，邹明组织紧急采购能够矿区生活得意维持半年的粮食和日用生活物品；疏散了进1000名不安心的职工，巧借疏散之名还送走了邹明眼中于油矿有隐患的危险分子；成立了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工人为骨干的300多人护矿队，要求除油矿职工外，其他任何人不得进入矿区，防止有人进入矿区搞破坏。为了防止出现严重后果，护矿队在保证生产的同时，将30多口油井全部用水泥和砖围砌起来，将炼油厂的主要机泵和贵重仪表也拆换隐藏起来，将成品油库用钢条围护好。但邹明心里仍然不踏实，他开始积极寻求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支持。这年8月中旬，他坐飞机到了香港，找到一贯支持和信任他的已经起义和脱离国民党的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主任孙越崎，明确提出了想与共产党方面联系的要求。孙越崎表示赞成，通过在香港的中共党员张铁生等，拍密码电报与北京取的了联系，希望解放军解放兰州后，能够不停顿地继续西进，并先派人去玉门油矿联系。8月24日，兰州解放，国民党加紧了对玉门油矿的破坏力度。西北公署政工处处长上官业佑亲自上门，要求油矿拟定一个破坏计划。邹明义无反顾地一口回绝堵死：“油矿是国家的，绝不能破坏“。并开玩笑的说：“谁要破坏，工人护矿队绝不会饶了他”。西北公署行政长官刘任亲自打电话给邹明，要他去张掖面见述职。邹明不去西北公署，则给他们破坏油矿更多口实；去，个人安危凶多吉少，因此他做了最坏的打算，把护矿工作安排好后，只身前往张掖。刘任等人对他正威逼利诱时，得知解放军进军神速，已兵临城下，才匆匆逃走，邹明得以安全回矿。回到玉门后，邹明深感形势严峻，护矿斗争非常激烈，立既召开紧急会议，对护矿事宜重新布置，既矿区内核心区全部交给护矿队守卫，矿外主要路段则交给关系较好的当地驻军负责。他们把库存的枪支弹药全部配发给了护矿队，矿区外主要路口设了路障，矿场周围筑起了堡磊，护矿队日夜站岗放哨巡检查。邹明心理很清楚，当地国民党三个连的驻军如蓄意毁掉油矿，护矿队的300多号人是挡不住的，所以他指定专人作好国民党驻军的工作，提供生活必需品，驻军军官家属也成为邹明护矿的支持者，最终驻军没有成为国民党破坏油矿的工具。驻军迫于形势压力没有轻举妄动不假，邹明事先委派专人遮掩西北公署的耳目暗中做了大量工作也是真，否则凭护矿队的人和枪无论如何也是护不住矿的。9月23日解放军派黄诚为代表经矿酒泉办事处约定来到矿上面见邹明，在矿上住了一个晚上，与邹明商定进驻事宜。25日，西北野战军第三军黄新亭军长亲率解放军机械化部队装甲团昼夜兼程500里迅速插进玉门油矿，使这个当时最大的石油基地完好无损的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在邹明的领导下，全矿不仅生产一刻没停，而且还积存了10000多担粮食，金银现金约合银元300000多万元，油矿的日常生活丝毫没受国军溃败的影响，成为大戈壁中的世外桃源。
需要澄清的是，国民党党部党魁朱家骅曾三番五次要求在矿上设立党部，实际上是借此安插特务与耳目，先后受到孙越崎和邹明等的抵制，结果大费2年周折以走个形式收场，解放前夕玉门油矿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国民党特别党部；国民党西北公署要求邹明拟定一个破坏油矿的方案，邹明置之不理，根本不办；西北公署欲在矿上设立电台，图谋安插危险敌特，也被邹明回绝。
玉门油矿解放后，鉴于当时的特殊形势，实行了军事管制，康世恩任军事总代表，张守瑜任副总代表，后由焦力人，张俊任军事副总代表。为了嘉奖邹明领导的玉门油矿职工护矿队的护矿精神，西北军政委员会向护矿队颁发了奖旗，上面题写了19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发扬英勇护矿精神，为祖国建设事业百倍努力】。玉门解放后彭德怀、贺龙和王震视察油矿，三人都紧握邹明的手，感谢他完好地把中国石油的摇篮保护下来，彭德怀司令员赞扬邹明：“护矿有功！护矿有功”！从玉门解放到1950年5月，邹明依然是油矿经理，油矿用生产和用油支援了新疆解放，油矿还为大军提供维修服务和后勤供给，为此当邹明从兰州西北石油管理局调到北京燃化部工作时，彭德怀与贺龙分别设家宴接待邹明，据邹明回忆彭老总款待他的最高级菜肴是“炒鸡蛋”。
在玉门解放前夕的6月1日，邹明召开全矿职工大会，着重强调：“油矿是国家的宝贝，人民的财富”，要求全矿职工一定要把油矿保护好，他慷慨激昂地表示：“愿和大家一起与油矿共存亡”。邹明护矿的坚定决心、顽强意志与精心组织赢得了职工的衷心拥戴并化为自觉自愿的行动。
玉门油矿10号井日喷油能力千吨，因井喷后燃烧，井壁坍塌，油井报废，为了压制井喷死了人。大庆石油会战时发生井喷，一位来自玉门的技术员率先跳进浆池搅拌水泥，这是什么精神？是知识分子的敬业精神，“玉门精神就是敬业精神”，台湾石油泰斗金开英的概括总结一语中的。
在十年动乱中当年的护矿各级组织者被打成“国民党潜伏特务”，邹明被诬陷为“国民党潜伏特务”的总头目，为蒋介石看守家业的“总管”，护矿功臣无一幸免，个个遭受非人道的折磨甚至迫害致死。玉门油矿护矿斗争创史上两个之最，即“最艰难”“最成功”，引发的迫害也骇人听闻，最严重。邹明，作为无党派人士的石油专家被批捕入狱，在秦城监狱关押审讯达七年之久。随着邹明的被捕，玉门油矿护矿骨干纷纷大难临头。护矿大队长爱国知识分子矿场工程师杨敏在大庆被批斗；副大队长爱国志士炼厂工程师金克斌在玉门油矿被打得遍体鳞伤；原矿长刘树人身为大庆会战八大工程师之一，被专政队打得眼珠突出，路不能行；原运输课长李誉柱因在护矿中将近百辆汽车藏入深山而获罪，专政队扒下他的衣服，将他推到零下30度的屋外，逼他承认自己是特务，使其手脚被冻成鸡爪状，终身致残；大庆会战八大工程师之一、曾带领工人进山掩藏钻机的原钻井部主管工程师史久光，在大庆油田与妻子被双双投入牛棚关押，爱女被逼成精神病；中科院院土、曾与史久光一起驾车掩藏钻机的原矿务室主任童宪章被下放东营油田，接受审查达十年之久；玉门油田总地质师王鉴之竟被专政队活活打死，年仅十四岁的小儿子居然也不能幸免受株连被投入监狱关押两年；原采油部主任工程师，后任克拉玛依油田总工程师吴士壁和供应科长杨兆麟在克拉玛依被活活打死。牢记历史，汲取教训，反思过往，让有用之才有用武之地，让栋梁之才在祖国现代化建设中担当栋梁之用，搞建设先要搞五湖四海。今后任何摧残人才的人和事都要及时发现立马消灭在萌芽中。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时任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余秋里在一次赵紫阳主持的春节团拜会上特地找到邹明，余秋里发自内心的做邹明的工作，诚恳地愿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考虑到海洋石油对外合作的范围日益扩大，海峡两岸和远在大洋彼岸美国的老油人交往增多，邹明认为身为无党派人士更有利于做两岸为一个中国的工作。余秋里代表党和政府对邹明的关怀既是对邹明一生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全体护矿有功人员的告慰，九泉之下为当年护矿冤死的亡灵安息吧！仰俯任凭天地，评说自有春秋，玉门油矿护矿有功人员你们功盖千秋，将永远被后人铭记。
随后的几年，邹明访问了美国、法国、埃及和中国台湾，1985年5至6月组织海洋经济考察团赴美国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和休斯敦等美国跨国石油公司和银行考察期间，休斯敦市长向邹明颁发休斯敦荣誉市民证书。1994年3至4月应邀赴台访问，在台湾欢迎大陆老油人邹明和史久光的规格极高，隆重热烈，襟怀澄澈，血浓于水。
1990年4月孙越崎和邹明等在北京接待以台湾石油泰斗金开英为代表的台湾地区老油人一行。1990年8至9月和1992年8月邹明在北京接待2批台湾老油人访问团，并陪同海峡对岸的老油人访问玉门、克拉玛依和大庆油田，1990年8月专程陪同孙增爵夫妇访问大庆和大庆石化总厂。
1998年玉门油田60周年庆典来自两岸三地的老油人一别半个世纪在老君庙再聚首，忆当年，青年的他们实业报国志趣一致；看今朝，白首的他们翘盼统一不存歧见。为了真实反映千山万水隔不断的中国心，特发金开英的《玉门颂》于下：
金开英寿辰时邹明起草的贺寿传真真迹稿刊发于下：
金开英仙逝时邹明起草的传真悼文如下：
邹明的夫人王蕴珑医术精湛，精通德语，精心照顾邹明的饮食起居。邹明冤蹲监狱7年，落实政策后年高担重，得益于王蕴珑的精心照料，身体康健，精力充沛，2008年5月22日的逝世完全是灯油耗尽，邹进和我在协和医院陪伴老人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中海油领导班子听到噩耗，傅成玉立即领衔中海油领导班子集体赶到协和医院，在病房向邹明默哀鞠躬。王蕴珑在我妹妹的陪同下坐着轮椅稍迟中海油傅成玉等赶来，傅成玉立即迎上前去紧紧握着王蕴珑的手不放，“邹明是中国石油的奠基人之一，为海洋石油建功立业，功勋卓著”。在八宝山举办邹明追悼会时，中海油北京总部的领导和员工临时放下工作，除必要的值班人员之外全员前往八宝山为新旧二个时代中国石油的奠基人之一、石油装备先驱和石油经济管理专家告别与送行。现任和离任的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生当无遗，死当无憾，百年勋业炳春秋，邹明一生的真实贴切写照。
邹明出身于江苏无锡后宅镇的一个大户人家，家有良田三千亩，房宅几十间。自幼聪颖超群，学业出众，年就读私塾与无锡后宅小学，年就读无锡梅村小学，就读苏州树德小学，就读苏州东吴大学附中，年就读南京金陵大学附中，就读南京金陵大学工业化学系，动力油料厂，年玉门矿驻美代表，在美孚石油公司级壳牌公司实习并考察参观其他公司。1933年被南京金陵大学附中保送进入金陵大学理学院工业化学系学习。不久爆发“一二&九”运动，他被选为学院学生会干事，带领同学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的学生，几乎被校方开除。1937年毕业，成绩优异的邹明获得“金钥匙奖”，并膺选为斐道斐励学会会员。这个奖要到美国去领，因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爆发没能成行。斐道斐励学会开办的清华、辅仁、中山、师范等大学现今都是蜚声中外的知名高等学府，原子弹与导弹之父钱学森也是斐道斐励学会会员，能获此殊荣的知识分子凤毛麟角。邹明离家学习、抗战和工作后一心扑在石油事业上，1986年春夏之交的4月和5月，邹明参加无锡国际石油油价研讨会，会议期间私下打听过如何坐车去后宅镇，由于公务在身时间有限和道路不熟，邹明只得向家乡后宅镇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以表思乡寻根之情。据知情人士方秋和其老母介绍，邹明老家的老宅宅基地上是个校办工厂，校办厂的中央是个图书馆。原址上建过一所中学，钱钟书的叔父国学大师钱穆曾在宅基地上的学校里教过书，图书馆里还有钱伟长留下的墨宝。钱穆灰撒太湖，以示魂归故里。
&邹明在遗嘱中要求将自己一半的骨灰安放在玉门老君庙1号井旁，玉门是他的第二个故乡，也是他魂牵梦绕的石油圣地。八宝山的骨灰盒几千几万不等，中海油承诺邹明的骨灰盒不论价码都可以公费报销，邹进秉持勤俭庄重的原则只挑选了两个价格适中的骨灰盒。2008年5月生命垂危中的邹明听说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自然灾害，他要求邹进代表其父母为抗震救灾捐款，他说：“那里的百姓要受苦了”。邹明在油灯耗尽的最后一刻请邹进代其为甘肃希望小学捐款1万元。在老君庙1号井旁安放完邹明的骨灰后，邹进到省基金会了却了老知识分子优秀代表邹明的最后一个心愿。
邹明陆续落实政策后住房条件逐步得到改善，邹明在遗嘱中要求将国家分配给他的住房身后捐给玉门的学校，一个优秀的老知识分子老专家没有把财产留给孩子，守大节弃私利。积金积银不如积书育人，邹明家境殷实，他没有守成而是自我创业。身教重于言教，邹明及其亲属的孩子也不是守成之辈，他们个个出落成栋梁之才，其子已经是侨界科技方面有影响的领袖人物。邹明夫人王蕴珑亲属的孩子也是人才辈出，其中一个女孩子在美国数学界鹤立鸡群，难能可贵。邹明夫人王蕴珑今年92岁高龄，在邹明病重期间，中海油老干办的孙铭阳多次主动打招呼：“您要探视邹总来个电话即可，我们派车接送您”。王蕴珑患有股骨头坏死，行动异常不便，进出都是坐轮椅，“车是为邹明服务的，我不能享受”。每每王蕴珑都是坚持廉洁奉公的操守如上婉言谢绝，清廉方正，垂范后人。矿院离中关村的中科院较近，上世纪70年代末页，笔者为次日去中科院应试图个便捷，打算在邹明家住一夜，王蕴珑临时告假半个小时陪我前往家中，在医务室到厂门口的路上，见到王蕴珑的职工都亲切地主动招呼“王大夫”，一个小小的矿机厂有幸得到医术高超宽厚慈祥的王大夫，实乃上帝的恩赐，记得有个名人说过：对一个人的由衷尊重能从眼神看到心里。在与王蕴珑行走在厂区路上的那天我顿悟了其中的哲理。邹明和王蕴珑的一生如同画个圆，50年的金婚同呼吸共命运，邹明在弥留之际已经发不出声音，嘴唇的蠕动确有记挂放不下，我们在病榻前猜，在写字板上写，邹明一一摇头，当我们在写字板上写上王蕴珑三个字时，邹明眼睛明亮地闪烁着点头。邹明，您老放心吧，照料好王蕴珑也是笔者父辈的政治遗嘱！
邹明百年诞辰祭之际，笔者以此小文缅怀邹明的爱国敬业、执著追求、禅精竭虑、忘我工作、矢志不渝、直言献策、勇于担当和足智多谋，并通过网络传播老知识分子守大节弃私利、呕心沥血、肝胆相照的风骨，鸣谢各类纪念邹明的文献之作者，本文多有引用，恕不一一悉备与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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