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梦楼随笔》，张中晓遗稿，路莘整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月初版。12.00元　　　　　　　　　　　　　　狭路集　　（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　　　　　　　　张中晓《无梦楼随笔·狭路集》序　　长年幽居，不接世事，贫困穷乡，可读之书极少。耳目既绝，灵明日锢，心如废井，冗蔓无似。偶作思索，有宛如走羊肠小道之感。随笔记之，以备忘也。癸卯夏至日题于无梦楼。　　　　写在原文后面　　《无梦楼随笔》整理者注，癸卯即1963年。　　1963年，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奖仪式上，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定委员会委员R.格拉尼特教授致词：“陛下、殿下、女士们、先生们：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给研究神经控制机制和神经细胞间联系的基本过程方面的工作。生理学家在按照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式样试图确定单元事件时，遇到了神经细胞和神经纤维。神经纤维上的冲动是一种持续1/1000秒的电脉冲。神经细胞借助这种脉冲系列相互通讯，并发出指令给体内的肌肉和腺体。这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结果论述了神经冲动本身的性质，以及在神经细胞体引起的电变化，特别是论述了‘兴奋’和‘抑制’这两种基本的活动。他们使用的方法是以电子学技术为基础的。他们用微电极记录电活动，将其放大百万倍，然后显示在阴极射线管的屏幕上。”　　1963年，希腊诗人乔治·塞菲里斯（George Seferis，）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为乔治·塞菲里斯所作评语是：“他出色的抒情作品，它们充满着对古希腊文化遗产之深挚感情。”1940年，乔治·塞菲里斯写下了那首《决定忘记》，他在诗前引乔·塞弗里斯《大海向西》中的话：“谁来为我们计算我们决定忘记所要付出的代价？”乔治·塞菲里斯在诗中写道：“那时发生的情景也像你现在看见的这样宁静，同样的宁静，因为已没有留下一个灵魂让我们思考，除了那种在石头上刻几个记号的才能，而记号如今触动了我们记忆的底蕴。……你也忘记了，当你读着石头上我们的文字；即使这样，你和你的羊群一起仍大为惊奇，而羊群用它们的毛扩充了你的身体，于是你觉得你的血脉里有个牺牲的消息。”　　1963年，中国很忙碌。日至6月18日，第十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1963年，中国文艺界也很忙碌，仅以一省为例，1月19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广东省、广州市艺术表演团体春节开赴农村演出誓师动员大会，1月26日，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到广东指导工作，3月9日，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省、广州市文艺界及春节下乡归来的部分演员座谈会上发表《关于文艺下乡问题》的讲话，5月21—31日，省文联召开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省委书记区梦觉到会作了报告，6月29日，省文化局发出《关于停演有鬼魂形象和迷信的剧目（节目）的通知》，9月3日，省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坚决取缔内容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和黄色图片、唱片的通知》，9月12日，省文化局决定各地区电影站撤销，组建广东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各专区分公司，10月9日，省文化局新文艺片“五反”运动办公室成立。并进行新文艺单位人员集训，10月28日，广东粤剧学校湛江分校为越南海宁省培训粤剧演员、音乐员30多人，同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全省思想工作座谈会，陶铸、区梦觉在会上讲话，提出文艺界要“投身阶级斗争，反映阶级斗争”，11月18—29日，省文化局在广州召开全省文化工作座谈会，总结开展阶级斗争的宣传和“围剿资产阶级思想”第一战役的工作及部署第二战役任务等，12月8日，周恩来总理由陶铸、陈郁、赵　紫　阳、区梦觉、曾生等省党政领导陪同，在广州接见参加支援农业优秀剧目汇报演出的17个剧团负责人和主要演员，勉励他们今后更多更好地演出现代剧。9日晚，观看了8个现代剧目的片断演出，并和全体演员合影留念，12月16日至196X年5月，省文化局属下新文艺单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年至1966年间，珠江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革命洪流》（后改名《大浪淘沙》），送京审查时遭到康生横加指责：“这是一部坏影片，不能拿出去放”。随后被打成“替陶铸树碑立传的大毒草”。　　　　一　　　　原文　　艺术趣味仅可赏心悦目，本身并无真理性，亦无道德价值，但在实际作用中兼有两者。因之，艺术批评所谓艺术品的价值，是人对它价值，是它所起的时代作用，不是它本身的价值也。　　　　写在原文后面　　此处“艺术趣味”，似应为“艺术作品”。　　中国古圣先贤对人性持一种浪漫主义想法，这种浪漫主义想法经帝王圣手不断强化，使后世中国许多人肩上只顶着古圣先贤的头脑，这头脑总想按一定的要求或设想对人性施以手术，将认为好的、符合要求和标准的留下并养之使大，将认为不好的、不符合要求和标准的割除并扼之使死，这形成了一种大传统，这传统大大影响了中国古典文学。生命的本能不能不有所挣扎，中国文人向抒情、向爱情、山水、生离死别和时空沧桑上突围，向佛老和大自然中寻求安慰，中国诗词走向高处。中国的小说却不能发达。皆因总要简化人性，中国古典小说在描写人物上多是好坏两分，黑白分明，善恶截然，其时间延续之长，正像刘再复先生在《性格组合论》中所说：“《史记》之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一千多年），中国文学一直以诗词为正宗，没有塑造人物性格的伟大作品产生。”时间如此漫长，不能不影响中国人的欣赏水平，脸谱化的创作萎缩了国人的鉴赏力，这样的文化土壤培养出来的一元独占、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和欣赏习惯反过来又左右了文学作品的市场，看《三国演义》，看《水浒传》，看《三侠五义》，看《野叟曝言》主人公文素臣，看《儿女英雄传》中的十三妹，就可以知道“文化大革命”中的“高大全”和“爱憎鲜明”绝不是偶然的。文以载道，人性桎梏，不能不也涂毒诗歌，僵化板滞的思维决定了诗歌创作也不能不走向单薄和没落，最后，几个唐寅、郑板桥般的性情人物，已挽救不了整体的颓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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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顶一下。　　喜欢第二段。
　　《无梦楼随笔》出新版了。
　　二　　　　原文　　一种学说，一个艺术品的永恒的价值可能有，可能没有，但真正的价值是在现实的人的心中。因为它可以引起人的重视，也可能不引起人的重视，而在现实中，只有引起人心珍重的学说，才被认为具有真理性的。　　　　写在原文后面　　事情又有相反。一部作品，一个学说，可能要尘封许多年才忽被人们发现，忽又被人们想起，认识到了它的价值和意义，而许多热极一时甚至使人血脉贲张的著作和学说，往往又如焰火，很快就烟消云散，不复被人们想起了。　　　　三　　　　原文　　艺术作品之所以能风行一时，其关键全在读者之心，在读者之心需要什么。　　有各种各样的读者，也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同一读者，也有几种需要。因之，另一关键是，你给读者以什么。引导他们兴趣高尚还是煽动他们的私欲。　　　　写在原文后面　　每个时代，许多读者往往只有一颗心，畅销书作者实在应该感谢这一点，虽然过上几年再看，那书未必称得上是艺术品。　　　　四　　　　原文　　每个人都是按照他的见解和胸襟的深度与广度去理解人物、行动和事件。艺术批评必须深入了解艺术的内在与真实的方面，必须有从广阔深邃的思想和情感的教养中产生的敏锐的眼光。　　在艺术批评（理论）工作中，重要的应不是一般性地发表很琐碎的感想，而是具体地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因为，具体方法才是行动的根据。　　　　写在原文后面　　做了一项调查，初中生中多有人喜欢读《水浒传》、《西游记》，却少有人喜欢读《红楼梦》。　　可以这样说，胡风之后，中国很长时间里除去“批判”，已不再有文学批评，中国原本就很不成熟的文学批评更是深受破坏。　　说到文学批评，不能不想起别林斯基，别林斯基是俄罗斯的骄傲，也是俄罗斯的幸福。王元化先生在《思辨录·别林斯基与黑格尔》中说，别林斯基“用自然派来命名果戈理时期的文学现象。这方面他所作的精辟论述，实际上是对十九世纪以人道主义为内容的俄罗斯文学的系统阐发。在这一点上，他是前无古人的。他比黑格尔生得晚，活在一个俄罗斯文学巨星光芒四射、人才辈出的时代。这些大师的乳汁哺育了他的审美趣味，他把从他们那里吸取的文学养料化为自己的血肉，又反转来成为影响和推动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前进的动力。普希金、莱芒托夫、果戈理以后，风起云涌一个紧跟着一个出现的俄罗斯文学巨匠，很少不受这股思潮的扶持或推动，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尼克拉索夫、托尔斯泰……都受到它的影响。契诃夫，虽然生得较晚，但也是在这种文学气氛中成长起来的。”　　和别林斯基比起来，中国几乎可以说还没有高水平的文学批评家，甚至还没有合格的文学批评家。中国作家距世界文学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中国的文学批评家对此也应负有很大责任。　　　　五　　　　原文　　对于艺术来说，所谓“社会的普遍承认”和一般对有名艺术家的外行的虚伪恭维都是无益的，市侩和奴仆才会有这种出于庸俗的冒充知音（谬托知己）。艺术的了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美的东西的尊重，一种对艺术的内在价值而不是实用来衡量的真正的艺术欣赏。　　伟大的音乐仅适于能听的耳朵。　　　　写在原文后面　　伟大的音乐能提升耳朵的质量。这世上高质量的耳朵本就不多，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的“革命歌曲”，把贝多芬的钢琴和帕格尼尼的小提琴都砸碎了。
　　《无梦楼随笔》没买到，遗憾！
　　听说再版了。
　　六　　　　原文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须有别人所没有的东西（独创性），一种更大的技巧，一种对色调和性格更好的理解，以及一种对生活里的微妙精深的感觉，表现在作品里，更多的经验，更阔的眼界，更丰富的情感。　　真诚、深入生活、大大的爱。（作家的战斗力、燃烧的生命力、向生活的独立的思考力。）　　艺术才能：观察、发觉和传达艺术家感受过的人生感情的奥秘，人物的内心感觉和感受过程的能力。外在手段和技术可以传授而且不难学习，内在构思的艺术构思却完全出于艺术家的智慧和生活中的感受。诗意的想象（幻想）常常会突然产生和带来新鲜奇妙的意境。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具有：1.成熟的智力；2.独立思考的习惯；3.在充满各种冲突的丰富的生活中所得的经验和锻炼的洞察力；4.坚定信念。　　　　写在原文后面　　日——日，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间，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纪念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毛泽东同志在这个讲话中结合着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实践，卓越地发展了列宁关于文学艺术的党的原则。同时，这些问题，不仅在文艺工作中是重要的，在其他一切文化思想工作中和革命工作中同样是根本性质的问题。因此，这个讲话，不仅对于文艺工作的前进和发展，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于一切思想工作、一切革命工作的前进和发展，都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这是一部关于革命文艺的，也是关于革命的思想工作的辉煌的科学著作。”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二十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二十年来，我国革命文艺工作者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深入工农兵群众，参加群众的革命斗争和生产劳动；同时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同各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和错误的倾向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和批判。文艺工作者在实际斗争和思想斗争中受到锻炼，思想感情发生了根本变化，形成了一支坚强的劳动人民的文艺队伍，产生了许多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优秀作品。这二十年，是文艺和文艺工作者同群众的结合日益加深的二十年，是文艺界在思想斗争中和自我改造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的二十年，也是文艺工作者在思想上和艺术上不断成长和成熟的二十年。经过二十年的斗争和实践，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更加明确地认识了自己前进的方向，确立了共同奋斗的目标和路线，这是最可宝贵的收获。”日，周扬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报告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报告说：“自从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发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一直成为我国革命文艺工作者所拥护、所遵循而为之奋斗的坚定不移的方向。我们在文艺工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的胜利，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的胜利。”日，《人民日报》发表茅盾文章《认真改造思想，坚决面向工农兵》：“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到现在恰满十周年。这一个历史文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高度结合的又一光辉的典范。它批判了自‘五四’以至一九四二年这一长时期内的革命文艺运动的若干原则性的缺陷，它澄清了直到那时期（一九四二年五月）还出现于文坛上的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的混乱的文艺思想，它彻底地解决了文坛上长期纷争而未决的一系列的原则性的重大问题，它明确地指示了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首先应该为工农兵服务，而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文艺工作者就必须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而要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就必须全身心投入于革命的现实斗争。这一文件的发表，在我国文艺界是一次大革命，在我国文化界，也是一次大革命。”日，《人民日报》发表老舍文章《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老舍在文章中写道：“在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前，我不可能写出像最近二年来我所写的东西。这二年来我所写的东西虽然并不怎么好，可是和我的解放前的作品比较起来，本质上是大不相同了。”老舍说：“毛主席提出了文艺服从于政治的道理。这又使我手足失措。我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既已混了很久，我的思想、生活、作品，已经都慢慢地瘫痪了。我每每觉得我可以不吸收任何新思想，还是照旧可以写东西。我的生活方式呢，似乎也恰好是一个文人所应有的，不必改变。作品呢，不管有无内容，反正写得光滑通顺，也就过得去了。这样的瘫痪已久，使我没法子不承认：文艺不但可以和政治分家，也应当分家；分了家日子好过！我以为，仗着一点小聪明和长时间的写作经验，我就可以安安稳稳地永远吃文艺饭。可是，毛主席告诉了我和类似我的人：你们错了，文艺应当服从政治！”老舍说：“我决定了态度：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走！听从毛主席的话是光荣的！假若我不求进步，还以老作家自居，连毛主席的话也不肯听，就是自暴自弃！我要在毛主席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艺生命。态度决定了，我该从哪里下手去实践呢？我不敢随便地去找一点新事物，就动手写小说或剧本；我既没有革命锻炼，又没有足够的思想改造学习和新社会生活的体验，若是冒冒失失地去写大部头的作品，必会错误百出。我得忘了我是有二十多年写作经验的作家，而须自居为小学生，从头学起。这样，我决定先写通俗文艺。这并不是说，通俗文艺容易写，思想性与艺术性可以打折扣，而是说通俗文艺，像快板与相声，篇幅都可以不求很长，较比容易掌握。”老舍说：“我既决定听从毛主席的指示：思想改造必须彻底，也就必是长时间的事；我就不能急躁。我必须经常不断的学习，以求彻底解决。以前，我可以凭‘灵感’，信笔一挥，只求自己快意一时，对读者却不负责任。现在，我要对政治思想负责，对读者负责。急于成功会使我由失望而自弃。另一方面，我须时时请教别人。时常，我的客人，共产党员或是有新思想的人，就变成我的批评者；我要求他们多坐一会儿，听我朗读文稿；一篇稿子不知要朗读多少回；读一回，修改一回。我自己的思想不够用，大家的思想会教我充实起来；当他们给我提出意见的时候，他们往往不但指出作品上的错处，而且也讲到我的思想上的毛病，使我明白为什么写错了的病根。”老舍说：“我要歌颂这新社会的新事物，我有了向来没有的爱社会国家的热情。自然，有人说我这样先看见，后歌颂，是被动的，不会写出有很高思想性与创造性的作品来。可是，我是由旧社会过来的人，假若我自诩能够一下子便变成为今天的思想家，就是自欺欺人。我只能热情地去认识新社会，认识多少，就歌颂多少；我不应该因我的声音微弱而放弃歌颂。写不了大部头的小说，我就用几十句快板去歌颂。以我的小小的才力，我不该幻想一写就写出一鸣惊人的作品来；若因不能一鸣惊人，就连快板也不写，我便完全丧失了文艺生命，变成废物。我不再想用作品证明我是个了不起的文人，我要证明我是新文艺部队里的一名小兵，虽然腿脚不利落，也还咬着牙随着大家往前跑。”老舍说：“解放前，我的写作方法是自写自改，一切不求人；发表了以后，得到好批评就欢喜，得到坏批评就一笑置之。我现在的写作方法是：一动手写就准备着修改，决不幻想一挥而就。初稿不过是‘砍个荒子’，根本不希望它能站得住。初稿写完，就朗读给文艺团体或临时约集的朋友们听。大家以为有可取之处，我就去从新另写；大家以为一无可取，就扔掉。假若是前者，我就那么再写一遍、两遍、到七八遍。有人说：大家帮忙，这怎能算你自己的作品呢？我说：我和朋友们都不那么小气！我感谢大家的帮忙，大家也愿意帮忙；文艺团体给我提意见总是经过集体地详密地讨论了的。敝帚千金，不肯求教大家，不肯更改一字，才正是我以前的坏毛病。改了七遍八遍之后，假若思想性还不很强，我还是扔掉它。我不怕白受累，而且也不会白受累——写七八遍就得到写七八遍的好处，不必非发表了才算得到好处。我很后悔，我有时候还是沉不住气，轻易地发表了不很好的东西。这样，我终年是在拚命的写，发表也好，不发表也好，我要天天摸一摸笔。这似乎近于自夸了。可是，为什么在毛主席的光荣里，得到改造自己的机会，得到了新的文艺生命，而不敢骄傲呢？毛主席告诉了我应当写什么，怎么写，和为谁写，我还不感谢么，还不拚命追随么？是的，我知道，我离着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作家还很远很远。但是，我一定要按着毛主席所指示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决不停止。在思想上，生活上，我还有不少的毛病，我要一一的矫正，好减轻负担，向前走得快一些。解放前我写过的东西，只能当作语文练习；今后我所写的东西，我希望，能成为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习作。”　　总感到，老舍是个老实人。　　　　七　　　　原文　　下笔必须把握用意和目的的要害，考虑如何恰当地表达，如何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能在最大限度内为人接受。　　不管写就什么东西，争取能放置一个晚上，在次晨再看一遍，然后拿出去。　　　　写在原文后面　　英人王尔德说：“这是一个多读得无时间欣赏的时代，也是一个多写得无时间思想的时代。”　　一百多年过去，如今较王尔德时更是快餐时代。在这快餐时代，如果像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怕就吃不上饭了。　　　　八　　　　原文　　思想的三个基本条件：1.严格地合乎逻辑；2.概念的清楚性，名词的明确性，语法的正确性；3.能实际而有用。　　　　写在原文后面　　若以此为标准，中国古来少有思想家。　　　　九　　　　原文　　怎样善于燃烧起人们的创作热情？（怎样诱发人们的生命力、灵感、创作冲动……）　　　　写在原文后面　　在那号召文学创作者“走进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的年代，唯一有分量的、在文学史上能占一席地位的，却是那地下文学。
　　十　　　　原文　　最好描写什么？　　应该常常停留在最使自己感动的地方，或者最适合自己期望构图和主题的地方。　　（为了达到这一点，应该训练自己记住使人感动的形象和要素的能力，而且要在工作中始终都记住这点。）　　学习记住最初的印象（第一瞥）。　　要善于观察——但不能是一种漫无目标的抽象心理态度，而是要善于观察重要的和抛弃次要的。艺术家往往感觉到所要做的工作多于自己力之所能做的。（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　　　　写在原文后面　　艺术家往往感觉到所要做的工作多于自己力之所能做的。只要不自满，相信总有隔靴搔痒、力不从心的时候。　　　　十一　　　　原文　　通过自己的眼睛，还是通过“艺术典型作品的标本”的眼睛（大师们的迥眼）来观察自然？盲目的模仿=用“抽象的绘画形式”来表现。　　只有那种不要增什么或减什么的构图，是最有价值的。构图的均衡和充实的感觉——艺术的理念。　　虽有好的技巧修养，但拒绝描写在类型上心理特征上对其不感兴趣的肖像画（不写自己不熟悉的东西）。　　　　写在原文后面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公众能够见到的地方，中国可说全无美术创作，有的只是政治宣传品。艺术家熟悉的东西，不许再描绘和表现，艺术家不熟悉的东西，逼着你去熟悉，有个很好听的话叫“深入”或“体验”生活。法国画家夏尔丹只习惯呆在家里，画《饭前祈祷》，画《圆框眼镜》，画《小陀螺》，不妨碍他成为大画家，晚年夏尔丹生活穷困，法国国王从金库拨给他津贴，并让他住进卢佛尔宫一套住房内。倘夏尔丹生活在“文革”时中国，若不走出他依恋的家屋，就只能撂笔了。　　　　十二　　　　原文　　哲学在于：1.人生的意义，使散文的人生带上原则性；2.以创造人生，对人生发生影响。　　哲学家的雅量：同情于人生的一切方面，即达者态度，而不做情欲的俘虏和宗派的卫士。　　哲学是人们所见的人生的解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哲学的目的是在于把握理念的普遍性和真形相。　　人生经验为哲学的基础。　　探讨人生的究竟的冲动是哲学的动力（理性的冲力）。　　哲学所要反对的：1.精神之沉陷于日常迫切的兴趣；2.空疏浅薄的意见。　　　　写在原文后面　　顾肃先生在《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之《理念篇》第一章《理论基础》中写道：“直至今日，那些与自由主义思想对立的代表性理论家大多信奉非理性主义（包括非逻辑主义）、浪漫主义、直觉主义等观念，在方法论上也往往是反逻辑的，诉诸内心和神秘直觉、跳跃的反逻辑思维，经常不能自圆其说。”顾肃先生说：“一个崇尚非理性主义的民族很难接受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任何人如果在思维方法上从来不作基本的分析、质疑、论证并维护思维的确定性、明确性，那就很难追踪自由主义的基本思路。有鉴于此，政治哲学家们有时也把自由主义称为自由理性主义，这主要是从其思想基础而言的。”翻看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简史》，让人不能不沉重。　　“广义的理性主义则与非理性主义相对立，因而……包含了经验主义的合理成分，即认为可靠的知识也来自经验，毫无经验依据的纯粹思辨并不总能得出确切的知识。”结合顾肃先生这番话，可以看出，张中晓称得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十三　　　　原文　　哲学不仅要承认：1.感官经验知识；2.法律之合理的实在性；3.纯朴的宗教和虔诚等形态，甚且要说明它们。心灵必须深入于这种种形态的内容，藉它们而得到教训增进力量。　　种种形态中都可以发现理念。　　　　写在原文后面　　林思云先生在《中国不需要思想家》中说：“与欧洲人相比，中国人的感性思维能力很发达，而理性思维的能力却相当欠缺。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历史，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位思想家。有人也许指出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都是思想家，但按照欧洲人的标准，思想家是指具有最高理性思维水平的人。而诸子百家的学说，基本上都是关于伦理道德等感性思维方面的学说，与慎密严谨的西方哲学相比，显得十分粗糙而肤浅。比如作为中华思想代表的儒学，其核心思想的‘仁’、‘礼’等，都是教导人们怎样立世为人的学说，而不是教导人们怎样进行理性思考的学说。”谈到中国“最大级哲学家”孔子的学说，林思云先生引黑格尔的评价：“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林思云先生从生物遗传学角度指出中国人与西方人有所不同。林思云先生说：“进入近代后，人们发现大脑是人体中负责思维的器官，大脑的右半球负责感性思维，左半球负责理性思维。现代医学已经发现男人的大脑结构和女人有所不同，男人大脑的左半球更发达一些，所以男人比女人更善于理性思维，这也是男性在人类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生物学原因。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黄种中国人与白种欧洲人在遗传基因上的差别，比同种的男女之间遗传基因的差别更大。因此不难类推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大脑结构上有很大不同。”如果林思云先生所说是真，这就让人绝望。好在林思云先生在文章后面提到了达尔文，林思云先生说：“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用进退废’原理，越是进行理性思维，大脑的理性思维部分就越发达。”向扶桑方向望去，中国人非常痛恨的日本人倒可完全可能做中国人的榜样并强化中国人的信心，因为日本人也是黄肤色的。　　和西方比起来，中国哲学不发达，中国古代哲学家理性思维质量不高，中国民众对哲学也没什么兴趣。但不能说中国民众没有哲学。2004网上有帖讨论“六合彩”，有人发言：“有了钱，电脑一次买两台，当书桌一台，当板凳一台。”有人立即想到，这正是以前所谓“等我有钱了，包子一次买俩，吃一个，丢一个”。
　　十四　　　　原文　　真理的内容实质可以表现在两种语言里。　　1.神圣的语言：具体悬念语言哲学的语言。　　2.常人的语言：情感的、表象的、知性的，蕴宿在有限范畴和片面抽象思想里的语言；日常意识所习惯的语言。　　　　写在原文后面　　房龙在《与世界伟人谈心》第十四章《东西方二圣哲——柏拉图与孔子》中把柏拉图和孔子请到了一起，房龙认为，两人看起来都仿佛是尊严的化身。其实房龙倒应该将孔子和苏格拉底请到一处。孔子的言论多肯定句，即使有时发问，问中也已含有肯定，苏格拉底的言论却多疑问句，他的问号好像没有休止，他的问话好像道路，通过这道路，可以走出苏格拉底，走向真理，房龙若将苏格拉底与孔子请到一起，应该更有意思。但是，和孔子一样，苏格拉底一生也没有著作，他的言行和思想是靠他的弟子柏拉图和齐诺芬替他记述流传下来，柏拉图治学应该受苏格拉底很大影响，东西两大巨擘接触，场面应该很精彩。可是，将房龙《与世界伟人谈心》第十四章《东西方二圣哲——柏拉图与孔子》看上一遍，房龙在柏拉图和孔子未坐客其家时对两人做了一番介绍，待两位客人坐进房龙的客厅，却并无撞击、攻守与盘诘，房龙只让东西两大文化巨人在“一个令所有人满意的合理政府形式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又对宗教和教育表示了怀疑，就结束了。　　说到“哲学的语言”，想到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新译冯友兰先生英文著作《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先生将中国哲学用英文介绍出去，赵复三先生将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简史》又译介回来，学术界表示祝贺，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蒙培元先生为此撰文《从英语世界返回的“中国哲学”——读赵译本〈中国哲学简史〉》。蒙培元先生在文章中写道：“西方哲学的语言讲究确定性、明晰性，中国哲学的语言则缺乏明晰性。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中国哲学家‘惯于用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等形式表述思想’，其中有很多‘暗示’和‘提示’。这些暗示和提示虽然‘不明晰’，但所暗示的意义则几乎是‘无限的’。正因为如此，‘才使它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是，另一方面，却又增加了语言的‘障碍’，造成翻译上的困难，即‘很难翻译’。‘当它被译成外文时，它由暗示变成一种明确的陈述；失去了提示的性质，就失去了原著的味道。’”蒙培元先生说：“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就变成了一种解释，用他的话说，‘任何翻译的文字，说到底，只是一种解释。’这是冯先生用英语讲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体会。”不管“这些”“不明晰”的“暗示和提示”原被是真要达到“无限的”“意义”，还是因理性思维不发达才有的表现，翻译既可以是一种“解释”，孔子当初与柏拉图甚或苏格拉底在思想上若真有一番撞击、攻守和盘诘，对人类世界总是有意义的。　　　　十五　　　　认识真理的热忱（求真心）即精神最深邃的要求——由于这要求使得人的性灵区别于他的单纯的感觉和享受的生活。使人分裂为灵和肉，而使灵高出于肉。这要求是“人类所具有的最高的光明，对于自己的本质之自我意识（良知）”。　　　　写在原文后面　　心灵应该高于肉身，但不应该欺负肉身。当肉身沉重的时候，心灵往往被拽得下降。　　　　十六　　　　原文　　热忱可以是求真的激情，也可以是一种成熟的虚骄自大之气。　　后者由于惰性和没有作科学思考的能力，他会把热忱中所包含的一些知识提高作为唯一的知识方式，以独断的哲学意见沉陷于这类幻想里（这类抽象的心理态度，空洞的意志力里），成为一种无知和激情交织的东西。　　　　写在原文后面　　陷入政治迷信，隐入偶像崇拜，陷入大国中心主义，陷入宗派，陷入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的爱国主义之中，人就很容易有一种虚骄自大之气，这虚骄自大之气发展到后来，又很可能包藏着极端的自卑。　　　　十七　　　　原文　　注释经典，注释名作，考证典故，是整段孤独生活的学术进修较好的方法。　　人们或通过这种方法获得坚实的学问，或沉溺在里面弄些支离破碎的知识片断，或从这种工作中形成（发展）自己的思想系统。　　　　写在原文后面　　使思想成一系统，是一个很大工程，皓首穷经，将四卷五卷书翻来覆去读上一生，怕也未必能成。说到系统，想到体系，自钱钟书先生《管锥编》出，关于钱钟书先生是否构筑出个人体系，不断有人争论，《钱钟书论学文选》编者舒展先生在《天鹅之歌》一文中说：“关于钱著没有体系的问题，我想请持此论的人看看《钱钟书论学文选》第三卷第五章‘大师开宗立派之流弊’。钱先生一向主张文体如谈家常，反对故作深奥状。你看苏格拉底与学生们的对话如聊天，跟《论语》、《孟子》何其相似。这些先哲不是不能构筑体系，而是不愿作茧自缚，并以窠臼牢人。黑格尔在谈及苏格拉底时，说他的哲学决不脱离现实生活的原因，‘是他的哲学不企图建立体系’（《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2章第51页《苏格拉底》）。”但是，倘“反右”、“文革”不误钱钟书先生大好年华，舒展先生这番话可能就不用说了。　　　　十八　　　　原文　　在种种风靡一时的时髦风之下，在花样繁多的宗派争吵之下，也还一定存在着哲学兴趣，以及对于高深知识的挚爱（追求真理的冲力）仍然朴素地保持着。当然，这种兴趣诚不免大部分以直观或情感的形式表现出来，但都是寻求理性的洞见的内在的、深入的冲力（从实践生活而来的要求）。惟有这种理性的洞见才能够给予人的尊严。　　　　写在原文后面　　一个民族应该在理性上成长起来，欲建立民族之尊严，欲使世界尊重，舍此无别法。　　　　十九　　　　原文　　生活的内容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生活的意义是：从别人获得与给予别人；帮助别人和接受别人的帮助。要帮助人们，通过帮助人们，也帮助了自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互相尊敬，互相帮助，互相合作，而不是互相仇视、残杀与伤害。应当是伙伴关系，而不是互相敌对的关系。　　　　写在原文后面　　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党派与党派，阶级与阶级，也应该这样。　　　　二十　　　　原文　　决定一个人有无价值，完全在他自己。人必须以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来反对人们的误解和偏见。没有价值的人，只能阻碍而不能帮助生活的发展。　　　　写在原文后面　　孔子最值得人们学习的，不是他的《论语》，而是他受围陈蔡，周游列国不被用，仍挺起腰身，不放弃做人的尊严。一般人在这一点上都可达到圣人的高度，可惜，国人将孔子举得极高，孔子后世子孙在这一点上偏偏越来越不像孔子。
　　“原被是真要达到”应是“原本是真要达到”。
　　二一　　　　原文　　一个人的悲剧，有时候在许多方面是他的个性，他的个性中的重大缺点所造成的。　　　　写在原文后面　　一个户主可能坑一户，一个将军可能坑一师，一个政治家可能坑一国，一个思想家可能坑几世。　　　　二二　　　　原文　　人的尊严在于他完全依赖他的勤劳、行为和理智来满足他的需要。获得技术的双手和受过训练的头脑是使他生活独立的必要条件，后者包括思想清楚、准确估量事实和判断可靠的训练。　　　　写在原文后面　　世间有两种人，一种以劳做赢得尊严，一种以诅咒和幸灾乐祸求得心理平衡，前者勤劳，后者懒惰。　　　　二三　　　　原文　　对正确的优良的东西有意的贬抑（成见）和无意的无知（偏见）是愚蠢和不公正的。一个正直的人应当以愉快的语言推进各种有价值的努力。追求真理，为正义而斗争。　　　　写在原文后面　　一代伟人率领一国民众将“自由、平等、博爱”涂黑并将其当做有害之物扔向爪哇国去，更使一国民众在很长时间里对此毫无认识，天下悲剧莫大于此。　　　　二四　　　　原文　　一个人必须养成在危急时凭借他一切的能力的习惯。困难的时候，是显示一个人的品格、能力和意志的机会。　　　　写在原文后面　　电影《铁达尼号》最壮观的不是沉船，而是大船遇难时船上人们的表现，他们面对重大灾难时的镇定，向上帝昭示了人性之美。　　　　二五　　　　原文　　人们的过失，或由于愚蠢，或出于恶意。　　　　写在原文后面　　很遗憾，愚蠢与恶意往往同在。
　　二六　　　　原文　　大苦大难，可以显示一个民族一个个人的忍受程度，正如实验鉴定某种物质的性能。必须研究它，了解它，从而驾驭它。对于一个人民容忍力很大的民族，存在着有无限的权利和有用的结果的可能。　　　　写在原文后面　　隔着二十层床垫和二十条鹅毛被，能感到下面有一颗豌豆，这样的事情中国也有，而且很多，那感觉敏锐者多是有文化上年龄的男人。但我们再次想起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中国人的素质》第十一章《麻木不仁》：“中国人对疼痛的忍耐，表现出中国人可以完全不受神经控制。那些对中国医院的手术情况稍有耳闻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病人忍受疼痛是多么常见，几乎是普遍情况了。他们所忍受的疼痛，足以使我们最强壮的人望而却步。”第十五章《漠视舒适方便》：“我们曾指出中国人不在意拥挤和噪音。只要天气一冷，中国人就理所当然地挤在一起，以便取暖。即使在三伏天，也可以经常看到船上乘客挤得既不能坐更无法躺。没有一个西方人能忍受这样的拥挤，但中国人看来并不在乎。”第十六章《生命活力》：“不讲究卫生，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有此特点。他们甚至不把已经了解的卫生规则当回事。这一切，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都知道。外国观察者心中一直有一个问题；由于对自然规律的无知和轻蔑，所招来的各种疾病，为什么没有灭绝中国人？中国每年都因为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而的确死了不少人，其实患病的人肯定还要多，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中国人具有神奇的能力，足以抗病和康复。”第十七章《遇事忍耐》：“在对中国人的各项特点进行分别考察时，遇事忍耐这个特点最为明显地成为一个不利因素。中国人遇事忍耐的特点，同他们的‘麻木不仁’和‘漠视时间’紧密相关。”第十八章《知足常乐》：“中国人的知足，我们在谈及他们的保守主义时已经谈过，而在我们思考他们的体制时，就更加明显。他们不想去改变这个体制。这是许许多多中国人的特点，我们不用去怀疑。这种看待生活现象的方式，我们总称为‘保守’，而在这方面，中国人与其他任何民族一样典型。很显然，中国社会的这种观念，在全体民众中根深蒂固，自古传承，有力地压制下任何对命运安排的不满行为。他们当然也感觉到了其中的罪恶，却又认为这些罪恶是不可避免的。那些一致固守这个观点的人，不可能去努力推翻现有的秩序，因为他们自身承受了太重的压力。”　　鲁迅《喝茶》：“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碍，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不久就要收梢。”鲁迅《故乡》：“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在中国做事真不容易，一面要对传统文人士大夫向“三寸金莲”也能看出美感的病态的“敏感”有所批判，一面又希望不幸的劳苦大众不要再麻木下去。
　　二七　　　　原文　　所谓自由，并不是像希腊犬儒派那样逃避享乐，逃避有其他人和其他生活目的的事务（人生义务、人生感情）。相反地，自由乃在于意识，在投身于全部现实之中时能够超出现实，不为现实约制。　　　　写在原文后面　　有一位朋友，一辈子不愿当官，并时常因此引以为自豪。不当官有不当官的好处。当朋友送你一台冰箱，你可以大方收下，当有女人勇敢地挽住你的胳膊，你也可以潇洒地跟她走上一回。你当个奉公守法的普通公民不想让人说好，你当个柳下跖也不怕人说坏，只要不偷不抢不贪不占不借了别人的钱不还，你可以买鞋子换衣裳添车子置楼房，你可以凭你的头脑和智慧今天的事昨天就做完腾出时间到街上去散步到河里去游泳到山上去大叫你可以长袖一展对大自然说：“来，今天咱们不醉不归！”然后你可以回来写你轻松自在温柔浪漫嘻笑怒骂皆可成为的文章。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你可以不用去猜别人的心思，不用去看别人的脸色，你可以想高兴就高兴，想不高兴就不高兴。那位朋友为人总是很和气，一般人在他面前不管说什么，他都报以宽怀理解的一笑。但有一次，他因领导一句不太注意的话当场就把脸撂下来，满脸铁青。不当官，就是为了要保有自己跟当官的发脾气的权利。　　就是那位朋友。当有人邀请他到一个部门去参预政事的时候，他二话没说，想也没想就去了。也许，可贵就可贵在这二话没说、想也没想吧。这自然就会引出一问：文人从政不意味着堕落吗？这个问题问得其实极不合逻辑。饮盗泉之水就一定要盗吗？饮贪泉之水就一定要贪吗？文人从政难道就一定要堕落吗？我们不能以我们今天的去从政还要带一把“贞操锁”就视政治为古今中外文人的畏途，如果真是那样，墨西哥大诗人帕斯也就不会愤然辞去大使的职务，中国的西湖上也就不会再有苏堤和白堤，几千年来许多扶助人类精神的著作也就不复存在。在这世上，总应该有人代替整个人类去坚守些什么，就像夜航船上独自清醒的灯审视着苍茫的海面，就像人类中的思想者独自向着思想上的高峰代替整个人类去进行精神上的探险。在喧嚣中坚守孤独，在孤独中坚守自己，坚守自己思想的不受束缚，坚守自己心灵的自由。但是，我们不能为一些表面的形式上的东西就把我们限制住，正像美国思想者梭罗所说的：“我们很容易落在某一窠臼中，自为阱囿。”孤独就仅仅意味着独善其身吗？孤独就一定意味着离群索居吗？即使佛界，也有自身成佛却又走回人群中去扶起一个又一个灵魂，也有宁可坚守在地狱不度尽最后一个灵魂绝不上天堂的。就是那个美国的大隐者梭罗，在他隐居两年后毅然又从山林中走了出去，而台湾的李敖，在隐居了十四个月后又冲向了社会并打出旗号：隐而不退！如果孤独仅只是抽身远害不见可欲以防自己抵御不了诱惑而犯错误，那也未免太没出息了，如果孤独仅只是独善其身而不能为天下苍生计，那也未免太自私了。可以这样说，人类的每一点进步，总是和那些极少数耐得住孤独寂寞的人的探索分不开的，个体的坚守和群体的前进是不矛盾的，他们绝对是相辅相承的。既然你有所坚守，在必要的时候，你就必须能够挺身而出，当仁不让，你就必须能够充分利用这世界给你的机会为大家做点什么，哪怕这机会给你的时间只有一天，否则你的坚守和孤独又有什么意义呢？从某个角度说，这世上的许多事，的确都有层次不同之分。同是孤独，那种自了的、独善其身的做法实在只是一种小境界，而当官意不在做官，哪怕只是一点点，也要尽自己的可能使大家在物质和精神的层面上得到提升，穿过这提升，你却又向着更新更高的领域走向更大的孤独，走向更大的寂寞，这才是一种人生的大境界。
　　二八　　　　原文　　一个卓越的组织者的能力是，使各种矛盾趋向达到统一，使混乱状况出现合理的安排。　　　　写在原文后面　　谢泳《一段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从一份被遗落的文档看中国的政　治文化》：“胡风一生的命运是由‘延　安知识分子’掌握的，他的平反几经周折，也是由‘延安知识分子’的整体思　想　倾　向所决定，胡风的文艺思　想只是在‘延　安知识分子’眼里才成为异　端。早在一九四三年，领　导中　共　南　方　局的周恩来就对乔冠华、陈家康、杨刚等人的文艺思想提出过批评，认为他们的思想与延　安不统一。在《文艺报》一九五三年第二号和第三号上，先后发表了中　共　中　央　宣　传　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的‘胡风的反　马　克　思　主　义的文艺思潮’，以及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这两篇文章都是作者根据他们在中　宣　部召开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文章有‘奉命’的因素（据林默涵回忆，写这两篇文章有周恩来的意思），但文章的作者没有对胡风保持起码的人格尊重。”　　金春明《“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五大领袖当中的另一位删大富，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头头，又是影响很大的‘首　都红卫兵第三司　令　部’（‘红三司’）的司令。他造反前是一名年轻的大学生。他因反对有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参加的工作组被打击，又经周恩来出面给予平　反，而成了‘响当当的造　反　派’。”　　宋永毅《“文革”中的暴　力与大屠　杀》：“日，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5·16通知’发布前夕，毛泽东发出了‘保卫首　都’的指示。周恩来和叶剑英立刻上书毛和中　央　政　治　局常委，提出‘成立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付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　里、苏谦益参加的首　都工作组，负责保　卫首　都安　全工作，直接对中　央　政　治　局负责’。5月16日宣布打　倒所谓的‘彭、罗、陆、杨反　党　集　团’后，这个工作组采取了一系列‘保卫首　都安　全’的措施，除了自5月18日起调63　军的189师和65　军的193师进驻北京各要　害　部门及所有的宣传机关之外，工作组还有一个长期计划，即通过公　安　局大规模遣返驱逐所谓的‘成份不好’的居民。”　　刘进宝《“文革”中点校二十四史》：“据顾潮女士提供的资料，1971年4月，北京召开出版会议，由于毛泽东主　席对于历史的偏爱，姚文元便在会上提出了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在‘文革’以前，只有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得以标点出版，4月2日，姚文元在致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提出此时应继续完成其它未标点的史书，以‘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资料’。当日周总理即在信上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究如何为好请吴庆彤同志提出版会议一议’。”　　孙焕英《〈东方红〉为何不提南昌起义》：“上世纪60年代初，能歌善舞的朝鲜人创作出了一部千人大歌舞。此后，中国上海的文艺工作者，又创作出了革命历史歌曲大联唱。这些文化现象，引起了时任国　家总　理的周恩来的注意。他认为，搞一部中国式的大型歌舞，反映当代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是有必要的，也是有能力完成的。由周恩来总　理提议并亲自在全国范围内调兵遣将，组织了浩大的创演队伍，于196X年8月12日开始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仅用了50来天就完成了。可以说，国家总　理周恩来是《东方红》总策划、总导演。他几乎每天在忙完了一天的国　务之后，于深夜一两点钟来到《东方红》剧组，和编导们一起讨论这项文化工程。大到指导思想，小到具体词曲，他都亲自参与。按照常识，这样的艺术史诗，必然要写到‘八一’南昌起义。事实上，创编班子最初的动议，也要写‘八一’南昌起义。但是，这个动议，被周恩来否定了。”　　陈东林《196X年三线建设决策前后的中　央分歧》：“在1962年1月的七　千　人　大　会上，毛泽东要陈云讲话，他因为不摸底没有讲。2月，中　央　召　开讨论如何克服严重困难的西楼会议，陈云讲话指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　　　货　膨　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又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针“伤筋动骨”，……痛痛快快地下来’。周恩来高兴地插话说：可以写一幅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大家建议将陈云讲话作为中　央　文　件发给全　党，指导调整。刘少奇有些担心毛泽东能否接受，于是亲自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毛泽东显然对维持原计划安排不满意。5月27日，他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谈了他的一些看法。他从存在着战　争　严　重　威　胁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毛泽东说：大家如果不赞成，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搞攀枝花没有钱，我把工资拿出来。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视屁　股和后方了。毛泽东的态度迅速扭转了大家的认识。第二天，各人发言陆续表态。……周恩来批评‘初步设想’说：‘这个计划一看就看得出来，不仅成昆铁路跟张家口到白城子的铁路没有列上，就是拿整个运输力量跟整个生产量的对比来计算也能看出，交通运输方面的安排是通不过的’。‘这就是说，这个布局是不完全的。基础工业上不来，怎么能够支持农业跟照顾国防呢？’” 　　王友琴《北京第一个被打　死的教师──卞仲耘》：“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斗争’‘黑　帮’。他们‘斗　争’了学校的五个负　责　人：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和副教导主任汪冰莹。当时这所中学没有正校长。……卞仲耘被打　死之后，中　共　北　京　市　委办　公　室和周恩来　总　理　办　公　室，都有干部来到学校，跟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谈话，告诉他‘要正确对待群　众　运　动’，其实意思是说，不准抗议、不准表示不满、不准追查事情经过。卞仲耘的死　亡，丝毫没有使得文革的领　导　人觉得需要制　止暴　力迫　害，相反，他们用了热情的词语和热烈的行动来支持发　动红　卫　兵运　动，把校园暴力一步一步推向高潮。”　　陈益南《文革中湖南的群众组织之概况——文革史研究之六》：“毛泽东在文革发动阶段，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刊发，除了在彭真控制下的北京遇到一点阻力以外，在其它省市却基本上是比较顺利的。这固然与毛泽东的威望有关，但最重要的是，中　央高　层，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　小　平在内，当时均是赞成文革的，所不同的是对形势的估计与对运动的对象、性质、方法，与毛泽东的想法是不同罢了（这正和1959年庐　山　会　议对待彭德怀的问题一样，中　央　核　心层意见基本一致）。因此，毛泽东能得心应手地解决了彭、罗、陆、杨的问题，又轻而易举地解散了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原来组成的文革五　人　小　组，扫清了外围。……显然，毛泽东认为这类组织可以实现自己的战　略意图，于是，他在日亲笔写信，表示对自　发　成　立的红卫兵组　织予以支持。随后，8月10日开始接见红卫兵，同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都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袖章。”　　丁抒《从“史学革命”到“挖祖坟”》：“一九六X年毛泽东与周恩来等谈话时，提及瞿秋白，说：‘《多余的话》我看不下去，以后宣　传革　命　烈　士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多宣传方志敏。’言外之意，瞿氏是个‘叛　徒’。北京西郊八　宝　山革命公　墓内瞿秋白的墓碑，本是周恩来亲笔题写的。毛泽东既给瞿氏定性，他便跟风转向，在政　治　局　作　报　告说瞿秋白出身于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叛　变了革命。红卫兵得知周恩来报告的内容，便到八宝山公墓砸了瞿氏墓碑。周赶紧表态：‘碑上有我的题字。我当时认识不清。’‘我们应当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学习……’第二年五月，北京政法学院的红卫兵再登八宝山，并向全国告示：他们‘怒砸大叛徒瞿秋白的狗墓’，‘把瞿秋白的臭骨扔出了八宝山’。”　　阙名《从三　门　峡到三　峡》：“1955年夏天，在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三　门　峡工　程经全体人　大　代　表举手一致通过。就像今天的三　峡　工　程给了世界一次震惊一样，用周恩来　总　理的话说，‘作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1962年3月，水电部不得不在郑州召开会议，将美妙的‘黄河清’暂时放在一边，三　门　峡水　库的运用方式由当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水位不得不降低。而失去了大水头，第一台1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刚刚披红褂彩地发电不足一个月，便已没有了用武之地。后来只好被拆迁到湖北的丹江口电站去。运用方式作了180度大转弯之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底洞底槛高，泄流量还是太小，‘翘尾巴’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潼关河床已抬高，造成渭河、洛河、黄河淤积连锁反应。受害严重的陕西省再也不能再容忍下去，在1962召开的二　届人　大三次会　议上，提出坝前水位降到315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换句话说，就是让黄河按照原来没有大坝的方式流！为了申诉自己遭受的灾难，陕西地方官绕过以和稀泥　著　称　的周恩来，直接到毛泽东那里‘告　御　状’。毛泽东本是好大喜功的浪漫家们的鼻祖和靠山，事情弄成这样，很有点气急败坏。毛说：‘三　门　峡不行就把它炸掉！’……本来黄河流得好好的，年间用‘雄伟大　坝’给堵上了。2年之后开始出事，4年以后要承受不住，但大　坝已经‘巍峨耸立’在那儿了。既然不能炸，只好用加管和开洞的办法，让被正面大坝堵住的沙和水，尽量从旁边的又新开出的隧洞和底下本来用来发电的管子流出去。——这就是‘两洞四管’方案。这一方案的确立，被认为是亲自参与改建方案的敬爱的周　总　理‘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然而谁都能看得出，这是一个救急方案，毫无浪漫可言。改建工程1965年开工，三年之后完成。此时，水库的淤积减轻了，但排沙能力仍不足，潼关以上，所谓‘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到了1969年夏，西安再度告急。周恩来分身乏术，只好委托河南省革命委　员　会主任兼黄河防　汛　总　指　挥刘建勋外加副　总　理纪登奎，再度在三　门　峡主持召开‘四省及水电部参加的会议’。……以上只是三　门　峡大　坝的建设和改建，还未谈到那个最敏感从而也是最严重的问题——水　库淹没损失。最初按360米设计时，要淹没耕地333万亩，迁　移90万人；后来，1958年，周恩来　总　理遏制住苏式豪迈，将初期水位运用定为335米时，还要淹没耕地85.6万亩，移民31.89万人；后来，库　区　塌　岸发生，移　民又增加了8.49万人，实际总数达40.38万人。他们当中，迁往宁夏、甘肃敦煌等偏远地区的共3.99万人，由于水土不服，曾多次迁来迁去，现已大部迁回。由关中平原迁往山区旱原、沟壑区的12.11万人，也因无法生产而迁回原地。……196X年6月和12月，周恩来说过这么几句话：三　门　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大　灾　荒与四　清　运　动的起源》：“在历史上，周与刘并非一路。1956年，周、刘联手反冒进，引致毛震怒，两年后，毛在领　导　层中批　周恩来，却放过了刘少奇，使周从此格外小心。周为国　家　经　济的总　管，完全了解实情，1960年后更是为调粮、救　灾日夜辛劳，11月，周又担任了中　央瓜菜代领导小组负责人，但周知道此事的全部复杂性和微妙性。在那几年，周十分注意与毛保持一致。1959年11月，周说：人民公社有缺点是难免的，是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毛　主　席已经纠正了。1960年，安徽饿　死　人已经成了半公　开的秘密，3月29日，周将反映安徽死人的群众来信批转给曾希圣：‘也许确有其事，也许夸大其辞’——面对毛的这位爱将，周尽量把话说的四平八稳，但周批语的主调仍是要曾希圣加强注意，派人前往调查，并要求曾将调查结果报周。在这之后，毛泽东有关对农村情况的判断已经形成，周迅速跟上毛的口径。日，周带中　央草拟文电，针对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几个饿　死　人最多的省份出现的严重情况，指出：‘其中某些反　革　命的破　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　力在地方篡　夺　领　导，实行绝　望　性的、破　坏　性的报　复’，周强调，‘这是农村中阶　级　斗　争的最激　烈表现’。”　　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一九六六年“破四旧”简记》：“北京市有十一万四千多户被抄　家。上海市，按周恩来的说法，‘抄了十万户资本家。’（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　卫　兵　革　命　造　反　司　令　部主　要　负　责　人时的讲　话，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北京经济学院等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二册第9-79页——原注）……周恩来领　导的国　务　院对保护文物出过不少力，一九六○、六一年间曾发布一系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各省、市、县亦循例将当地主要历史文物纳入重点保护的名单。但如今周恩来却也赶起革命时髦来。他对北京‘革　命　师　生’说：‘狮子非搬掉不可，对狮子来一个最后通谍，连我们这个（包括新　华　门在内）狮子统统搬掉了。对狮子下最后通　谍，我是同意的，因为那狮子是封建产物。’……早在一九六X年，毛泽东就说过：‘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那些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做的人，才有闲工夫养花摆花。’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张文才回忆：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某日，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诧异室内室外都见不到花，毛回答周，他不喜欢养花，叫花工都搬走了。头脑机灵的周恩来马上表示赞成毛的意见，回家后立即通知下属，将两间花房的花全部送到了植物园。”　　　　二九　　　　原文　　一个心灵修养很高的人对于他自己的内心冲突会使之和谐。在情欲的黑暗中会出现理性的光明。　　　　写在原文后面　　感谢作家余华，在随笔《高潮》中，他将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和音乐放到一起说。也可以说，余华使许多人早已熟知的《红字》更有一种大型交响乐的重量。余华在《高潮》中说：“如同肖斯塔科维奇的侵　略插部和拉威尔的《波莱罗》都只有一个高　潮，霍桑长达二百多页的《红字》也只有一个高　潮，这似乎是所有渐强方式完成的叙述作品的命运，逐步增强的叙述就像是向上的山坡，一寸一寸的连接使它抵达顶峰。”那交响乐是辉煌的，在那辉煌的交响乐中，丁梅斯代尔面向整个世界，承担起自己的一切，高大地站起来了，正像纳撒尼尔·霍桑在《红字》中所说，那个红字是由一种牙齿从内心向外不停咬啮出来的，经过一番生命自身的搏斗，丁梅斯代尔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站成一个并不低于上　帝的人，他和他所爱的人一起站起来，同时把能看得懂他并愿意和他挺起身来的人都扶起来了。　　　　三十　　　　原文　　有人只看到生活的混浊和纷乱，有人却在混乱中看出了实现理想的机会。　　　　写在原文后面　　机会对于上帝和撒旦可能是均等的，有人要让生命走向光明，有人却要把世界推向黑暗，光明可以使众生明亮，黑暗可以使一人显示光芒。　　　　三一　　　　原文　　人应当以正直、善良、诚实和能力来使用人类一切有益的东西。　　　　写在原文后面　　正直、善良、诚实和能力可以使世间之物皆成有益。反之，世间一切有用之物都将败坏。
　　三二　　　　原文　　时时注意知识的积累，仔细地安排知识的占有，人不可做无益事，不可为无益语，不可用无益钱。　　不做没有意义（价值、利益）的事。例如，无目的的游荡，为用不着生气的事生气，为着无谓的事而争吵……　　合宜的行为和准确的语言是有教养和修养的表现。　　　　写在原文后面　　一些年来，清代词人项鸿祚那句“不为无益之事，何以谴有涯之生”越来越热。在工矿和农村出大力的人，大概不会经常重复这话，重复这话的人们却经常为一些用不着生气的事生气，为一些无谓的事争吵，一旦生起气来，往往又不管行为是否合宜，更不管语言是否准确，或舞理论棍棒，或泼粗言詈语，只要能打击对方，只要能解气就好。　　　　三三　　　　原文　　一个人如果违背初衷，不仅自己问心有愧，而且失信于人，为人所弃，凡事必须善始善终，有头有尾，能自圆其说。　　　　写在原文后面　　如果对孔子有所批评，包括那些卖官鬻爵、制假售劣、编谎弄伪、抄书剽文者，中华民族许多人都会跟你急，可是当你拿《论语》“民无信不立”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去问他们，他们即使不怪你犯了阿Q的忌，也总是有如东风射马耳，当你说的是别人，一如既往，想做什么还做什么了。　　　　三四　　　　原文　　不讲空话，尤其不讲破坏性的空话，如：不负责任的毁谤，恶竟的挑剔，别有用心的议论。　　　　写在原文后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巨大，它一边不断高喊中国人站起来了，一边用那庞大的身体把世界遮住，大讲“咕咚”来了，既向中国人心里种进了仇恨，又向中国人心中埋下了巨大的恐惧。　　　　三五　　　　原文　　善与恶的区别是对象的幻想？是物的外观？还是人特有的命运？人心之特有的能力。　　　　写在原文后面　　善恶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从老聃孔孟，到苏格拉底，中国许多哲人智者都曾讨论过。　　只有人才有善恶，所以善恶之分还得向人本身去看。这样一看倒也简单，能使人自由幸福、能使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越来越好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但是，历史上许多许诺要带人们走进天堂的，却偏偏把人弄进地狱，这事情却又有些复杂。　　刘军宁先生在《善恶：两种政治观与国家能力》中引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和《伦理学》：“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种善业。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是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政治团体（城邦或国家），作为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其所追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以最高的善为对象的科学就是政治学。”多少年来，这一直是很吸引人的。但是，刘军宁先生在《善恶：两种政治观与国家能力》中又引波普尔和英国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的话。波普尔认为，政治的目标应该是“努力消除具体的罪恶，而不是要试图实现抽象的善。不要谋求通过政治手段来建立幸福。要把目标放在消除具体的苦难上”，奥克肖特说，“政治是在现有行动路线中选择最小之恶的艺术，而不是人类社会追求至善的努力。政治是道德上和物质上可能之事物的艺术，这种艺术的实践将使人类能够持续受益，而不是对至善的努力追求”，同样，政治学也不是“建立至善社会的科学，而是在现有的社会传统中探索下一步怎么走的艺术　　”，刘军宁先生在《善恶：两种政治观与国家能力》中说：“这种政治不需要为其社会成员指明幸福的方向，不诱使更不强制他们偏离其所热衷的活动或事业，不把掌权者的信念强加给他们。这种政治不是把公民当作易犯错的孩子，而是尊敬他们各自的努力及主张的多样性。政治的目的在于维持有利于个体之利益的种种社会安排。这种政治是通过程序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来达成的。依据这些规则公民可以处理其私人的事务，解决相互间的冲突。政治在于提供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所必需的最低政治条件。简言之，第一种政治观主张至善的政治，它在心态上强调积极的作为、伸张性的行动，具有浓厚的空想色彩，不妨称之为积极的政治观。第二种政治观主张防恶政治，在心态上较为收敛、消极、讲究实际，注重设防的艺术，不妨称之为消极的政治观。”　　两相比较，还是后者让人放心些。
　　“善恶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从老聃孔孟，到苏格拉底，中国许多哲人智者都曾讨论过”应是“善恶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从老聃孔孟，到苏格拉底，中外许多哲人智者都曾讨论过”。
　　孟兄治学深邃，需细细参详学习，先提一下。（我最近也打算买《无梦楼随笔》新版）　　开头说的：“1940年，乔治·塞菲里斯写下了那首《决定忘记》，他在诗前引乔·塞弗里斯《大海向西》中的话：‘谁来为我们计算我们决定忘记所要付出的代价？’”——这句话容易引人误解，当成塞菲里斯引用别人的诗句，实际上文中两个人名是同一人，他先写了《大海向西》，后来写《决定忘记》时用了自己以前的诗句作题记。
　　沈兄看得详细，是我没有读到，对乔治·塞弗里斯也知之太少。多谢沈兄。
　　三六　　　　原文　　友谊，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和严肃的共同目的之上还是由于个人感情上的偏爱？由于一种虚荣心？（例如以和有名的学者、人物结交为荣。）由于利用和独自占有？是很深的关系？还是不稳定的关系？　　　　写在原文后面　　人和人的关系，说到底是利用关系，人于他人有用，方显人生的价值。当年张中晓被社会抛弃，多少年后又被人们想起，就因为张中晓对人们仍有意义。张中晓失去了自由和健康，但他仍坚持思想中的劳动，终于对后人有用。　　　　三七　　　　原文　　清例“秋后取决圣上钦点”，此为中土玄学之奥秘。盖全权决定人命之皇帝，乃一是完全不知道案情，仅知可杀；二是完全“客观”，即无好恶之嫌，又无贿赂之弊。臣下不敢决定，都把责任推给了“无心”之皇上，于是无为而治，全凭偶然和运气。　　不测，巫术之不测。无常，无心之无常。妙哉。公正，占卜之公正。以至无驭至繁，以无为至群为。妙哉。案：殿试钦赐，亦异曲同工之无心也。无心日化，乃中土之公正与客观，诸如此类，以见准杀予夺之无心而已，盖有心则必有所偏，无心乃见大公。　　　　写在原文后面　　据介绍，古时“秋季问斩”有两义，一是肃秋主杀，二是秋季农事己毕，审理大案时既方便伟唤许多证人，又可不误农事。如此说来，古代皇帝杀人倒是既上顺天意，又下恤民情。但是，谁又能说不是既要丰满国库，更要宜于观瞻震慑呢。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真是革了文化的命，一次次公审大会，可是不管冬夏与春秋了。　　　　三八　　　　原文　　古中国之“正名分”，确是压制人的一个铁枷，仪礼，礼记，都是这些争论。名分、称呼毫不含糊，律例以此为据，权利由此而来。帽子一套，或为所欲为，或任人所为，抽象的“名分”压死了血肉的人格，封建的屠刀也。　　　　写在原文后面　　中国古代经书之大部，可以用孔子之话一言以蔽之曰：克己复礼。张中晓“律例以此为据，权利由此而来”，说得很有分量。　　“文化大革命”，礼的变种腾腾而起，阶级斗争又划名分，一样为所欲为，一样任人所为，正如张中晓所说，抽象的“名分”压死了血肉的人格。　　　　三九　　　　原文　　中土人心之所以没有内在的道德性，从对于自己的罪过和过失的态度中可以看到：每个人都自己以为是对的（善的）。对于给别人的伤害，从来不会引起良心上的反省。至于兔死狐悲或爱屋及乌一类，也不过是一种癖好而已，一种动物性的恐惧而已，正如以棒打狗，狗虽动物，但也不免狂奔也。　　　　写在原文后面　　从看别人，到看自己，中国人的理性都很不够，一旦遭遇批评，面子又马上起来抗击，已形成抗体了。
　　楼主，我喜欢你，或者是我看见你就兴奋！如果你可以把原书全贴在上边，那我就开始崇拜你了！　　　　
呵呵，，在哪里可以买到呀？我找了4、5年了都
　　我几个帖子贴的，正是全书内容，再有五十几则就全部贴完了。　　关于购书，接到兄的短消息，已回兄话。
　　作者：孟庆德　回复日期：　16:14:09　　　
接到兄的短消息，已回兄话　　　　——————————————————————————————　　　　
不敢当，我应该称呼你为兄长才对
　　四十　　　　原文　　古人提倡责己，确有道理。我受了骗，骗子固然可恶，但如果我提高警惕，骗子也就失去了作用。凡一味埋怨骗子，而不知自己应提高警惕，无药可救之人，怨天尤人即是。但理解自己的缺陷，却须要一定的内省力，一定的文化水平。昔之不知者，由于不能理解自己，也有归咎于命运（运气）的。虽然愚妄，但其效果强于一味埋怨之人也。　　　　写在原文后面　　屈原说“虽九死而犹未悔”，但他自杀了。　　　　四一　　　　原文　　所谓混乱，其实只是无穷的多样形式不适合于我们的把握能力，如果我们有合理的把握能力（合理的眼光），那么，一团混乱之中就可以出现秩序和光明，即构成一个互相联系着的经验。　　　　写在原文后面　　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一直在搞一项大工程，那就是要统一无穷的多样，这工程一直没有完全成功，但把一个民族弄畸形了。　　秦灭六国，这不能怪秦，六国之中任何一国，都是要统一的。战国时中国也有形成欧洲格局的机会，但是，中国人对“一”好像情有独钟。　　　　四二　　　　原文　　感性经验的联想是最能欺骗人的，例如，“众叛亲离”就会想到军阀溃败的情形等，这都是一种错觉。是由心理战、宣传攻势所造成的一种错觉。实际上情况远不是如此的。生活本身有力得多，虽然人们由于种种想法可以产生对生活的种种错觉，但却不能改变生活本身的发展逻辑和实际真相。如果一加恶名，就能大楼倒塌，那么念念有词和巫咒就能成为今天生活的炼金术了。　　这种经验的意象是以表象来把握生活的复杂的全体性的，而不能是生活本身。　　　　写在原文后面　　中华民族的神智，基本还停留在原始巫术时代。　　　　四三　　　　原文　　反对和如何反对，同意和如何同意，某些时候，重要的是使用它的方式。是方式，方式决定着使用字眼的意义。有时候，手段甚至比目的更重要，一个人做事情的方法，甚至比他做的事情更重要。　　　　写在原文后面　　读至此，仿佛被张中晓凝视着，心中有些沉。　　反对和如何反对，同意和如何同意，这可以考核人的理性程度。　　　　四四　　　　原文　　要原谅别人，但绝不能自我原谅，尤其不应以别人对我的原谅作为自我原谅的借口。　　　　写在原文后面　　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托马斯回顾了俄狄浦斯的故事：俄狄浦斯不知道他娶的是自己的母亲。他知道事实真相后，不认为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他无法忍受这种‘不知道’造成的惨景。他刺瞎了双眼，从底比斯出走流浪。当托马斯听到追随当局者为自己的内心纯洁辩护时，他想，由于你们的‘不知道’，这个国家失去了自由，也许几百年都将失去自由，你们还能叫叫嚷嚷不感到内疚吗？你们能正视你们所造成的一切？你们怎么不感到恐惧呢？你们有眼睛看吗？如果有的话，你们该把眼睛刺掉，远离底比斯流浪去！”　　米兰·昆德拉并没有就此止步，通过托马斯后来的阐述，又使我们意识到，不能自我原谅，尤其不应以别人对我的原谅作为自我原谅的借口，但“俄狄浦斯”又应该由“俄狄浦斯”自己做，不能由他人逼迫着做。　　　　四五　　　　原文　　不可卷入独自所不能解决的事端。不可担负一人所不能胜任的负担。应当放弃自己的力量、影响、手段、知识所不能控制的局面。　　　　写在原文后面　　专制者未必这样想，专制者未必愿意这样想。　　　　四六　　　　原文　　人是一个包含许多矛盾的统一体，人格越伟大，则包含矛盾越多。热情与冷静，确信与应变等等，都在一个人格之中而适应着事物的不同方面。　　　　写在原文后面　　人格这个词常为世人所用，人们用这个词攻讦标榜歌颂捍卫，好像对这个词已很了解，其实这个词在使用的时候一向很模糊。　　　　四七　　　　原文　　斯大林的悲剧，性格上的缺陷为主要原因，赫鲁晓夫的下台也是由于脾气和性格。这是个人因素对事业的重大影响的例子。在事业中，个人的性格、才能、情感和特点（性格的坚强与软弱）即个人条件，是行为和事件的主体。　　　　写在原文后面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主编《刘伯承传》第二十三章《一九五八年的风波》：“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议期间作了全盘否定的‘秘密报告’。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有一篇文章写道：“五十年代苏联共产党中央发表了关于评价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认为斯大林三十年代搞大清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毛泽东对此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的评价要三七开。”　　“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机关单位甚至人家都挂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更是全国各地新华书店书架醒目处必有的高最著作，而中国的文艺政策，许多更是斯大林相关著作的翻版和扩大。　　　　四八　　　　原文　　只有在自由中，人才可能发现他真正是怎样的。只有作为个人，才会感到欢乐和痛苦，才会担负责任，才会做出好事或者坏事。　　　　写在原文后面　　天下许多人，偏在不自由中能感到舒服，一旦自由，便惶惶不知所措了。
　　四九　　　　原文　　可以常道的缺点种种：1.容易上当；2.忠厚善良；3.软弱无能；4.不善辞令；5.不善交际；6.记忆不好；7.受人利用；8.易动感情；9.于心不忍。　　　　写在原文后面　　这些有时是不得势时的一种托词，托词后面，往往埋伏着狰狞。　　从另一方面，又可想起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死亡的说教者》中说过的话：“他们是灵魂的痨病者：刚才呱呱堕地，便已开始死亡，他们希求的是厌倦与放弃的学说。”　　　　五十　　　　原文　　人不了解人，可以发生多少误会呵？！坏人利用这种不了解和加剧这种不了解，制造磨擦阻碍人们互相了解，可以发生多少不幸呵！　　人不了解自己，肉欲之我与心灵之我矛盾亦可产生多少矛盾呵。　　　　写在原文后面　　政治，文化，教育，宣传，往往是另一种万里长城。人对人自己的不了解，除去原本无知以外，跟政治、文化、教育和宣传也有很大关系。　　　　五一　　　　原文　　接受过去的珍贵的东西，拒绝有害的东西，接受对自己有帮助的东西，除去没有帮助的东西。心灵的选择，是血清。　　　　写在原文后面　　“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有人说刘邦先说此话，又有人说唐太宗在金殿端门见到新科进士鱼贯而出时说过这话，又有人说明太祖朱元璋视百官经宫门入朝时曾这样高兴过。　　越是好东西，越应该警惕。比如金牌，比如黄纸古书，皆可成彀。　　　　五二　　　　原文　　智慧的兴趣在人类之中并不占主要的地位，智慧的冲动、倾向和气质仅属于少数人。在芸芸人世中，只有少数人生活在沉思、幻想和精神深邃里，只有这些人才能从多变的世界中汲取事实和真理。绝大部分人仅有狭隘的实际的冲动、倾向和气质。　　　　写在原文后面　　以宇宙天地大千世界为参照，人总是狭隘的。许多人却不认为“狭隘”乃事实之指陈，闻“狭隘”总不受用，总要用语言反驳，仿佛只要一经驳倒，“狭隘”就不存在了。　　狭隘是宿命，上帝让人不断增长身高，目的便在于要让人不断超越，唯放了眼看，才能不断增长见识和智慧。可惜，人并非总在增长，智慧也有高低，当智慧达不到一定高度的时候，纵将大千世界搬到目前，怕也没有一片树叶大，而一切语言都是无用的。
　　很有意思的阅读与剖析。
　　谢王立兄夸奖。
　　五三　　　　原文　　关于像道德这样一个变化多端的题目，没有任何绝对地、本质地、一般地或真或假的东西，除非当事者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利益而决定是怎样：好与坏，聪明或傻，可敬或可笑，正直或邪恶。　　　　写在原文后面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朦胧模糊的东西。如老子的“道”，孔子的“仁”，还有被国人重视泛化了的道德。古代圣贤也许实在欠缺理性思维的功力，也许早已意识到大千世界复杂得难以言说，除去在尊卑贵贱等礼数上弄得条理清晰以外，许多地方总不想让人头脑清楚。许多人更是将此扩大开来，越来越向玄上用力，发展到后来竟成“棒喝”、“狮吼”，“喝”也“喝”不明白，“吼”也“吼”不清楚。这又给许多人带来机会，人们可以任意策论，只要愿意，尽可执其一端，长篇大论，天花乱坠，很是有学问，说者只顾说得高兴，听者却都莫衷一是。　　朦胧不清大有好处，当权者可以任意划定界限，一般人也可以任意长短伸缩，每遇问题，只看怎样于己有利了。　　　　五四　　　　原文　　法律所要的事实，不是金钱可以收买，不是感情可以证明，不是偏见可以支配，不是恐吓所能改变的。　　　　写在原文后面　　关于秦桧，文征明早已有话：“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秦桧将赵构替了，老大民族全不肯向那边关注，更将文征明的排除到视听之外，只将目光盯在秦桧向上，一定要将他铸得结实。　　有一天，历史也许会还王宏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公平。不是说他们无罪，而是按照法律，该谁的归谁。　　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事实往往藏在谁也看不到的地方，结实的，早晚有天会被人们发现，不结实的，在无人看见的地方风化，人们的记忆中，就永远留有一团混乱、虚假，或永远留有一片空白。　　　　五五　　　　原文　　乱臣——忠臣的另一极端，即使反抗，但并不是真正的乱臣，因为一样缺乏独立的人格。　　在强迫的服从之下，一切行为不是出于本心，举手并不是真正的赞成，屈膝并不是真正的投降。　　　　写在原文后面　　日，彭德怀上书毛泽东：“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4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4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根据毛泽东、林彪和常委会定的基调，人们十来天的揭发、批判和帮助，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三人，最后只能‘缴械投降’，把一切都兜揽起来，除此别无出路，因为必须维护党的总路线，维护党的团结一致，维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威信。”　　“中国军事网”有文章《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刘少奇本以为在游泳池的谈话，已经平息了毛泽东的火气，取得了理解。毛突如其来的狂轰滥炸，使刘大感意外。经过短暂几日考虑，刘在接下来的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对困难估计得多了，同意毛的观点。他发言的有些地方，甚至比毛还有过之。是什么原因呢？……政治局开会时，刘又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日，刘少奇做检查：“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用我的名义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书面报告，以后我又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发言。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都肯定一九五八年实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成立人民公社以来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同时，也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我们所获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已经开始逐步好转。在这种对于当时形势的基本估计下，不论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对于当时的困难都讲得过多了。过头了，对于前途，有时也说得黯淡，对干部和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生了不好的影响。这已经是一种右倾错误。”　　　　五六　　　　原文　　古中国的一切精神训练（心术）是为了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意志，去奴役无数软弱的意志和无意志。这种有力的意志是在理性面前站不脚的主观的野蛮人的意志，对别人的关系意志的加强。　　　　写在原文后面　　2003年10月，复旦大学出版出版了秦晖先生的《传统十论》，全书收秦晖先生对传统社会与文化本身结构性研究系列文章十篇，第三篇是《“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兼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之路》。　　秦晖先生在《“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兼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之路》中指出秦时法家的两面。秦晖先生说：“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从睡虎地出土秦简与青川出土的秦牍中已明确知道秦朝实行的是严格的国家授地制而不是什么‘土地自由买卖’；而人们从《商君书》、《韩非子》一类文献中也不难发现秦代法家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利出一孔’的国家垄断，而不是民间的竞争。”秦晖先生说：“法家政策的另一面是反宗法、抑族权、消解小共同体，使专制皇权能直接延伸到臣民个人而不致受到自治团体之阻隔。因此法家在理论上崇奉性恶论，黜亲情而尚权势，公然宣称‘夫以妻之近及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在实践上则崇刑废德，扬忠抑孝，强制分家，鼓励‘告亲’，禁止‘容隐’，不一而足。”　　秦时崇“法”，汉及汉以后崇“儒”，表面上看较秦应好许多。但秦晖先生指出：“‘汉承秦制’，我们可以从汉制略见一斑。‘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发赋税。游徼徼循，禁盗贼’，‘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五》——原注）”秦晖先生说：“汉武帝改宗儒学，弘扬礼教，似乎是中国传统的一大转折。然而，‘汉承秦制’且不说，‘汉承秦法’尤值得重视。正如瞿同祖先生早已指出：武帝以后之汉法仍依秦统，反宗法的大共同体一元化色彩甚浓。”自汉代始，中国社会进入“儒表法里”的社会，就这一问题，秦晖先生指出：“‘儒表法里’即在表面上承认多元共同体权威（同等尊崇皇权、族权、父权、绅权等等）而实际上独尊一元化的大共同体；讲的是性善论，信的是性恶论；口头的伦理中心主义实际的权力中心主义；表面上是吏的儒化而实质上是儒的吏化。”　　秦晖先生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秦开创了大共同体一元化统治和压抑小共同体的法家传统，从小共同体解体导致的‘私有制’看来似乎十分‘现代’，但这只是‘伪现代’。因为这里小共同体的解体并非由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而是相反地由大共同体的膨胀所致。而大共同体的膨胀既然连小共同体的存在都不容，就更无公民权利生长的余地了。所以这种‘反宗法’的意义与现代是相反的。宗族文化与族权意识在法家传统下自无从谈起，然而秦人并不因此拥有了公民个人权利。相反，‘暴秦苛政’对人性、人的尊严与权利的摧残，比宗族文化兴盛的近代东南地区更厉害。”
　　“复旦大学出版出版了秦晖先生的《传统十论》”应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秦晖先生的《传统十论》”。
　　第五四则“写在原文后面”下有丢字和错字，应是这样：“关于秦桧，文征明早已有话：‘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秦桧将赵构替了，老大民族全不肯向那边关注，更将文征明话的排除到视听之外，只将目光盯在秦桧身上，一定要将他铸得结实。”
　　完了吗？
　　还有一些，不多了。
　　五七　　　　原文　　人的艺术鉴赏力是在阅读作品中形成的，抽象的艺术理论是不可能培养人的鉴赏力的。鉴赏力形成的两个基本环节是：阅读作品与人生战斗。　　　　写在原文后面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但我总是想起鲁迅说：“一个人处在沉闷的时代，是容易喜欢看古书的，作为研究，看看也不要紧，不过深入后，就容易受其浸润，和现代离开。”张中晓说：“没有坏书，只有书起的坏作用。”但国人多少年来看“三国”，看“水浒”，看“说唐”，看“说岳”，从鉴赏到思想乃至辨别能力总不见超升，一代又一代竟都被雕塑。也许真像张中晓说的：“一本书在生活之中起了坏作用，并不是因为书本身的好坏，而是生活本身的坏的方面从书得到了扩展。”　　　　五八　　　　原文　　对于一部分艺术作品产生不同感应是正常的现象，而那种认为只能产生一种感应的理论是一种奇怪而危险的理论。人们是从个人经验出发来阅读艺术作品的，是在心理变动的无常性中来感应的。　　　　写在原文后面　　西人有话：“习惯几乎可以绑住一切，只是不能绑住偶然。”但历史上有些事，却又并非偶然。古人有“文以载道”，“文化大革命”时有“三突出”，有“题材决定论”，有“主题先行”。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写到捷克早年时说：“那个时期美术要求体现最为严格的现实主义，非现实主义的艺术那时被当作颠覆社会主义的企图。”　　河北《杂文报》有马一舜撰文《作文辅导和批改中的“文革”遗风》，文章写道：“1998年的下半年，特大洪灾后我们学校复学了。与我同一个办公室的一位老师给学生布置了一道作文题：《一件新鲜事》，他在批改中叫来了几个学生训话。其中，有名学生遭训是因为他在作文中写了他奶奶穿花衣跳舞的事。这位老师说：‘你写的这件事新鲜还是新鲜，但是没有什么意义。’接着他从一叠作文本中找出一本来，递给这个学生，并说：‘你看，人家是怎么写的。他写的是受灾后政府给他们家捐款修了房子，新屋落成搬家的那天，突然县长到他们家来作客了。你看，这件事写得好有意义……’”马一舜说：“‘文革’对学生的隔代污染，有些教师在中间起了传递作用。从思维方式、语言表达、教学方法等方面彻底肃清教师身上的‘文革’遗风，才算堵住了这一污染源。如果‘文革’的精神毒素又过多地内化进了我们下一代的血液中，说我们的未来是有希望的，绝对是空话！”　　　　五九　　　　原文　　有些人的死亡中存在着艺术的悲剧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