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球官员：项目门槛类似羽毛球 国家队来自上海体院_综合体育_新浪竞技风暴_新浪网
壁球官员：项目门槛类似羽毛球 国家队来自上海体院
　　七八岁那年，江苏徐州姑娘李东锦开始接受羽毛球训练。2008年，15岁的她将手中的羽毛球拍换成了壁球拍，成了国家壁球队的一员，成了仁川亚运会中国壁球女队的1号种子。
　　比赛中，李东锦再遇巴基斯坦的玛利亚，再次以1比3输掉比赛，止步首轮。“很遗憾！”已经是第二次参加亚运会的李东锦客观地评价自己，“4年前，我刚打球，参加亚运会主要是学习锻炼，4年后的今天，我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多赢比赛，哪怕多赢一局。
　　2007年才开始组建的国家壁球队，到2010年都还是“垫底”的水平，近几年水平逐步提升，而未来在中国壁球队教练蒋健看来是光明的，“我看好我们的队员。”这一次，男女单打都在前两轮败下阵来，23日开始的男团比赛，中国队首轮便遇到劲敌马来西亚队，最终以0比3的比分输掉了比赛。
　　上海体院是国家队的集训基地，国家队8名队员全部来自上海体育学院和附属中学，主力队员年龄在20、21岁，他们在学习文化课之余，每天都要进行训练。壁球与羽毛球相似，因此最初参与项目的教练和队员都是从羽毛球项目过来的，蒋健也是那时起从羽毛球教练转为壁球教练。在我国，壁球项目也经历了“请进来”和“走出去”，外派学员去马来西亚学习，请澳大利亚、马来西亚、香港教练来讲课。
　　蒋健介绍，起初选材都是从本科生开始，现在已经开始从高中和初中生中选人。本科毕业的队员继续就读研究生，随后留校当老师是一条“理想之路”，而李东锦还有着“拿东亚冠军、亚洲冠军，以成为优秀的职业运动员”的目标。
　　国内有多少人打壁球？国家体育总局小球中心壁球项目主管宋华勋介绍，壁球在国内还是小众项目，打壁球的人不是很多，上海、北京、广州、江苏、大连等地发展较好。我们尚未进行过官方统计，估计全国在1万人左右，其中包括爱好者和体验者。
　　壁球的健身性、娱乐性无需赘言，它同时也是一个易于开展、容易上手的项目。宋华勋算了这样一笔账，壁球场地对空间要求不高，造价也不高，一片长10米、宽6.4米、高7米的场地，成本大概在七八万元左右。以北京为例，大概有150片场地，主要集中在星级酒店。球拍价格、打球费用都与羽毛球相当，门槛并不高。
　　宋华勋介绍，目前壁球青少年培训项目已经提上日程，并已与有相关经验的机构进行沟通。项目想要可持续发展，仅仅依托国家有限的拨款是不够的，要进行市场化运营。今年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壁球公开赛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比赛吸引了世界排名前30位的选手。不过宋华勋坦言：“据了解，承办公司找赞助商时挺艰难的。”培养青少年选手，完善赛事体系，培养裁判员，扩大项目影响力等，说到底，壁球需要扩展群众基础。（仁川9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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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党和政府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群众体育活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第五章第十八条规定：“提倡国民体育”，体现了新生的人民政府对体育事业的重视。1949年10月，在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基础上改组建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并逐步建立了地方和基层体协。朱德同志出席了体总成立大会并担任了名誉主席。他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体育是文化教育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卫生保健工作的一部分。”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的利益服务”。1952年毛泽东同志为体总第二次会议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进一步明确了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性质和任务。
　　为了适应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1952年11月政务院第19次会议决定，建立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政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被任命为国家体委主任。在各级体委的组织领导下，群众性的体育活动的在学校、工矿企业、农村和部队迅速地蓬勃开展。羽毛球作为一项球类运动也逐步地发展起来。当时在上海、天津、福州等地以各青年会练习场或风雨操场为基地都积极地开展了羽毛球活动。福建和上海还先后举行过省市级的选拔赛。
　　日在天津举行全国篮、排、网、羽毛四项球类运动大会。羽毛球作为表演项目，参加的有华东、东北、中南、西北和火车头体协五个单位、19名运动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比赛，对其后中国羽毛球运动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获得这次表演赛各项冠军的是：男子单打为华东队的李国藩，女子单打是华北队朱延宁；男子双打是华北队的林德华、刘介仙；女子双打是中南队的卢素霞、卢素清。裁判长是张长江。
　　建国初期，群众性体育活动刚开始，所以参加羽毛球运动的人数基少，场地又受限制。这时期内有一部分运动员是网球、羽毛球兼项。如华东队的李国藩、王妙松等。大部分运动员打法简单，多以压底线为主，寻找机会扣杀，技术不全面，水平较低。
　　1953年6月，印度尼西亚华侨组织了体育观光团来到国内，他们本来是应邀参加于5月份举行的全国四项球类运动会的，因手续拖延而误期。该团的羽毛球队由印尼的著名球星王文教、陈福寿及黄世明、苏添瑞等华侨青年组成。印华羽毛球队先后到北京、上海和刚刚获得全国羽毛球表演赛前几名的运动员比赛，但比分过于悬殊，印华队每局多以15∶0取胜。后来再去别的城市访问时，改为印华队自己表演。印华队来华献技，使国内羽毛球界及观众大开眼界，看到了当时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羽毛球技、战术。
　　王文教、陈福寿、黄世明三位印尼华侨青年在参加印华球队回国访问近一年期间，看到了新中国如旭日东升，光芒万丈。尤其看到党和政府对体育事业的重视及时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关怀，深受感动；同时也看到国内羽毛球运动技术水平非常落后，激发了他们热爱祖国和报效祖国的决心。他们在回到印尼后不久，冲破重重阻力，于1954年6月告别了父母和家庭，毅然回国。
　　国家体委热烈欢迎他们的归来，并1954年7月在中央体育学院建立了羽毛球班。这就是首批中国羽毛球集训队。该班最先有他们三个学员，一年后又增加了印尼归桥青年施宁安。
　　中央体院竞技指导科羽毛球班一开始设在开津市，住在和平区重庆道100号大院内。训练是在东马路青年会体育馆（即现在天津少年宫）。当时只有一个场地，条件很差，又没有教练，更没有有章可循的训练方法。他们就通过实践摸索和总结。在其他体育项目训练的启发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羽毛球训练方法，如基本技术训练的单线和复线结合的方法；一般身体训练和专项身体训练相结合的方法等。并创造了适合我国运动员进行现代羽毛球运动的训练手段，这在当时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它对后来我国羽毛球运动的训练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起了较大的作用。
　　这支队伍除了自己训练提高外，还经常抽出时间下基层辅导。1955年夏天，他们应北京市体委的邀请来到首都，时而在各大机关，时而又到工厂、企业进行表演、辅导，时间长达一个月之久。他们高超的技术和优良的作风给首都羽毛球爱好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推动北京市羽毛球运动的普及作出了贡献。
　　1955年底，该羽毛球班迁至北京先农坛体育场。
第二节 国内竞赛和训练体制的建立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羽毛球运动的发展，国家体委从1956年起规定每年举行一次全国性比赛，所设项目一般有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和女子双打。由于此项运动在我国还处在起步阶段，所以竞赛规程每年都有变化。
　　日至6月5日在天津举行第一次全国羽毛球比赛。参加单位有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南京、福州、厦门、武汉、重庆、广州、青岛等十一城市，男运动员49人，女运动员29人。他们色大部分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归侨青年。中央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王文教等四名运动员代表北京二队参加比赛。男女单打采用分组双败淘汰制，各组前四名参加第二阶段决赛。男女双打均采用双败淘汰赛。裁判长为王树楷。男子单打前四名均由北京二队（即中央体院竞技指导科队）的王文教、黄世明、陈福寿、施宁安所夺得。他们基本技术较全面，体力好，战术灵活，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省市运动员。女子水平比较接近，基本技术都不够全面。获其他单项前三名的是：女子单打为福州的林小玉、上海的郑志英、厦门的郑翠琼；男子双打是北京二队的王文教、陈福寿，北京一队的林德华、刘介寿，广州队的徐权芳、詹裕海；女子双打是上海的白志丹、关志英、厦门的黄彬、郑翠琼，福州的林小玉、林秀亮。
　　日至31日在上海举行了有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福州、厦门六城市参加的全国羽毛球比赛，共有运动员63名，其中男运动员47名。当时中央体院竞技指导科羽毛球班下放到福建，以福州一队名义参加比赛。他们四人的基本技术更趋熟练。其他进入复赛的男运动员技术上也有提高并趋向全面，能针对对方弱点发动进攻，体力也有所增强，但比以上四名运动员的技术、体力、速度还略逊一筹。女运动员中，前四名运动员的技术提高显著，基本动作掌握较全面，球路多变。其他女运动员中有一部分是新手，尚不成熟。从总的来看，基本技术还不够全面，一般的会攻不会守，会守不会攻，球路变化不大，高远球打得不理想，尤其在被动时，不会采用过渡技术变被动为主动。大部分运动员暴露出反拍差的弱点，步法也比较凌乱，耐力不足。双打大多配合不好。比赛单打的前三名是：男子单打为福州一队的陈福寿、王文教、黄世明；女子单打是福州二队的林小玉、厦门的郑翠琼、福州二队的林秀亮，男子双打是福州二队的黄世明、施宁安，福州一队的杨人燧、林建成；女子双打是厦门的郑翠琼、黄彬，上海队的郑志英、白志丹。
　　日至10月3日在武汉举行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福州、厦门、南京、武汉、成都、桂林、杭州等十一城市羽毛球比赛，共有66名运动员（男36名，女30名）参加。这由比赛增设了混合双打。裁判长为王树楷。
　　从这届比赛看，运动员技术水平普遍有所提高，四名原国家队队员的绝对优势受到挑战。技术提高主要表现在基本技术进一步熟练，打法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发球技术大为改观，不但高远球发得好，还能发小球和平球，发球准确率也大大提高。据10人10场次统计，211次发球中好球197次，占93%。反手击球也有明显提高，不仅能低手还击，也能高空还击。击球的速度和力量有了明显的加强，既能杀球，也能吊球。不少运动员掌握了头顶击球技术，加强了进攻的主动性。双打的配合和击球速度有所增强，无论在刚发球和比赛进行中都能快速进攻。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拉吊四方球不好，难于拉开对方进行更有效的进攻。不注意高远球及扣杀球的落点，往往打中路多，左右边线少，所以威胁性不大。有些动动员位置站不好，击球之后不能及时回到中心位置，造成顾此失彼。有些则战术不活，只一味地攻对方的反拍，却不顾这是否是对方的弱点。双打中，女队在配合上无论进攻或防守，均采用前后站位，不利于防守和守中反攻。男队一般都掌握了攻防轮转的灵活方位，但发球和第三拍质量不高，进攻的连续性及防转攻的意识不强。福州队的王文教、陈家琰分获男女单打冠军，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冠军也被福州队的王文教和陈福寿、陈家琰和王美宋以及陈福寿与陈家琰夺得。
　　1956年、1957年，福建、上海先后成立了羽毛球集训队，原中央体院竞技指导科羽毛球班的四名学员分到这两个队继续从事训练。这种训练体制的特点是较长期地集中训练，这样既便于管理，又有利于运动员全年有计划地进行系统训练，促进我国羽毛球运动技术水平的更快提高。这种作法很快推广到全国其他省市。
　　1958年在武汉举办了全国十一个城市的羽毛球比赛后，为了迎接建国十年大庆及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的召开，全国共有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羽毛球集训队。当时，各队之间为了互相促进，经常进行埠际互访赛和邀请赛。其中天津、上海先后接待了福建、上海、广东、湖南、八一、安徽、江苏、山西队的来访比赛。京、津两地还定期组织双边互访赛，相互交流经验，共同提高技术水平。
　　当时在全国影响较大的是1958年底在上海举行的有上海、福建、广东、湖南四个队参加的邀请赛，福建男、女队三战三捷，力克群雄。上海队施宁安以柔克刚，战败全国冠军福建队王文教。在1959年举行的福建、天津互访赛中，河北新手吴天想、戴东豪力胜全国羽毛球双打冠军福建队王文教、陈福寿。有年轻新手对名将的冲击，促进了全国羽毛球运动员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对迅速提高我国羽毛球运动技术水平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59年2月在广州举行了首次全国少年羽毛球比赛，男女单打冠军分别由广东的徐权亨和福建的陈丽娟夺得。
　　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羽毛球运动的开展和加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决定于日在琥汉市召开中国羽毛球协会的成立大会。羽毛球协会的委员由积压地推荐后经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批准同意，委员名单为：主席任思治（国家体委）、副主席林启武（北京）、郭德观（北京）；委员为：王文教（福建）、王树楷（天津）、成仞千（福建）、梁光福（广州）、林丰玉（福建）。
第三节　开展国际交往和国内第一次大检阅
　　为了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羽毛珠技术，促进我国羽毛球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羽毛球队从五十年代中开始了国际往来。根据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有关的体育交流协议，1956年7月以因·齐曼为团长、林丰玉为教练的印尼羽毛球代表团一行十人来华访问。6名男运动员为奥立、杜当、玛斯杜基、李宝灿、张祥道、吴祥木；女运动员为王凤娘、魏英娘。印尼国家队是当时世界高水平的羽毛球队。他们先后到北京、天津、沈阳、上海、广州等地进行了比赛。国家体委在当年全国比赛的基础上选拔组成国家队在北京迎战客队。
　　印尼队在我国赛50场，印尼胜44场，负6场。与印尼队相比，我国家队在单打上差距较大，主要是失误多，显得不稳。王文教和陈福寿分别以○比二负于印尼队的奥立和李定灿。男子双打则互有胜负。我国女队均败于印尼队拍下。
　　日我国派出以彭恒文为领队，王文教、陈福寿、黄世明、施宁安为运动员的中国羽毛球队队回访印尼。共访问了八个城市，进行了九次45场比赛，其中单打28场，双打17场。我队胜七次30场，负两次15场。
　　这次出访和印尼队来华相比，中国队有很大的提高，运动员基本上发挥了水平。比赛前对方对中国队来访不予重视，他们的羽总负责人对买不到票的观众讲：“一边倒的球，看了也不精彩”。比赛结果，王文教对印尼冠军陈有福第一局以14比9领先，后因经验不足由进攻转入防守，遂使陈有福有机会转败为胜。王文教虽然输了，但说明两国运动员的水平接近。之后，王文都以顽强的斗志在落后的逆境中沉着应战，仅以二比○打败印尼名将埃第尤素夫。
　　通过这次比赛暴露了中国队技术不够全国。有的能攻不能守，攻球队的得分率也不高，失误较多；有的杀球不多不狠，步法也较凌乱。双打发球的质量不高，失误较多，变化较少。但中国队的体力好，在印尼的炎热天气下，在激烈的比赛中仍能保持充沛的体力，每次比赛，每个运动员至少要打一场单打和一场双打，均能发挥技术水平。
　　中国队访问印尼归来途经缅甸，赛了两场，大获全胜。
　　日，国家体委收到苏联体委的电报称：“根据今年4月通过的阿法纳西也夫（注：当时苏联国家体委的顾问）事先谈妥的协议，请告知是否可能派四名羽毛球专家于七月初赴苏联作为期三周的访问，交流组织世界青年联欢节运动比赛中羽毛球队比赛裁判的经验。最好能举行单打和双打的示范表演并解答我国教练与裁判技术上的疑问，我们担负一切赴苏及在苏期间的费用。”
　　日，国家体委回电苏联体委：“根据你们6月21日来电中所提出的要求，我羽毛球队领队兼指导兼裁判林启武，队员王文教、陈福寿、黄世明、施宁安等五人将于7月8日乘飞机赴莫斯科”。
　　中国羽毛球队队一行五人如期应邀赴苏辅导和开展羽毛球运动，同时参加了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羽毛球比赛。当时参加比赛的有英国、丹麦、加拿大等国选手。这也是我国羽毛球队第一次参加较大型的国际比赛。参加这次比赛的一名水平较高的英国运动员，态度相当傲慢，看不起也不相信中国运动员能与之抗衡。可是在争夺男子单打冠军的决赛中，却以悬殊的比分败在身材瘦小的中国队陈福寿拍下。陈福寿荣获这届比赛的男子单打冠军；王文教与陈福寿获男子双打冠军。陈福寿还与苏联女运动员合作荣获混合双打冠军。中国队一举夺得三枚金牌，两枚银牌，载誉而归。正当我国羽毛球运动蓬勃发展之际，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为了欢庆这个盛大的节日，并检阅建国以来我国体育事业的重大成就，中央决定于1959年9月在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其中羽毛球比赛设在北京体院。当时，不仅沿海省市有羽毛球集训队，连东北的吉林、黑龙江、辽宁、华北的山西、内蒙、河北，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甚至西北的新疆都开展了羽毛球运动并派队参加了第一届全运会，连同原来的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等共有21个省、市、自治区羽毛球队参加了这届体育盛会。各队报名人数为男、女各两名运动员，共有42人。比赛项目设有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并根据各单项前八名的相应分数计算出团体前八名的成绩。各项比赛均采用单淘汰制。
　　这届运动会的羽毛球比赛规模空前，新手与名将的水平接近，如上海队名将黄世明（原国家队队员）激战了三局才以二比一胜江苏队的古文科。新从印尼归来的广东归侨青年方凯祥过关斩将，先是淘汰了这届比赛的第五号种子吴天想（河北），继而又以二比一打败了四号种子施宁安（上海，原国家队队员），进入半决赛时，比二比二负于本届冠军、一号种子王文教（福建，原国家队队员）。在附加赛中他又战胜了三号种子、上海的黄世明，荣获首届全运会羽毛球赛男子单打铜牌。
　　福建队实力雄厚，曾取得两届全国男子单、双打冠军的王文教，这次又蝉联男单和男双的冠军。这位26岁、身高1.72米的印尼归侨青年，早年在亚洲羽毛球队强国印尼就是有名的球星，曾先后击败过印尼名将埃第尤素夫和夺得汤姆斯杯冠军的马来西亚名将林启芳、陈仁勇和王宝林等人。王文教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事业的执著追求，于1954年告别亲友不远万里回到祖国。回国后他刻苦训练，认真探索，练就一手过硬技术。他体力好，速度快，扣杀准而有力。他的连续进攻往往使对方招架不住。王文教的老搭挡、1957年全国男子单打冠军及两届男双冠军陈福寿常以高吊拉开控制对方，寻机扣杀每每奏效。他比王文教大两岁，个子虽小但步法灵活，速度快，尤其他前后场的假动作技术，往往使对方判断失误造成被动或直接秩误丢分。陈是与王文教一道冲破重阻力从印尼归来的。在印尼时，他曾打败过世界球星宋尼菲，他与王文教配合还战胜过汤杯冠军队马来西亚的双打队员，从而闻名国际羽坛。陈与王的双打能攻善守，进攻时一般王在后场或杀或吊，陈在网前组织球路，各自发挥特长。防守时两人并排站位，伺机反攻。他们在这届全运会上以不败的纪录再次登上男双冠军的宝座；陈福寿还荣获男子单打银牌，并和陈家琰合作荣获混合双打金牌。陈家琰获女子单打冠军，他还与黄彬合作获女子双打金牌。五个单项的桂冠全被福建队所囊括。团体总分福建队名列第一。
　　广东队、上海队分获团体第二和第三名。女子单打第二名是广东的彭月梅，第三名是福建的黄彬；上海的黄世明、施宁安获男子双打银牌，广东的方凯祥、徐权芳获铜牌；女子双打亚军是广东的彭月梅、林爱珍，第三名是河北的欧阳媚、黄金娇；混合双打第二名是福建的王文教、黄彬，第三名是上海的施宁安、朱秋琴。
第四节 探索我国羽毛球运动发展的道路
　　由于自然灾害及其他方面的原因，我国国民经济从1960年至1962年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因而整个体育事业包括羽毛球运动不能不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少球队被迫解散。参加1960年上海市体委举办的全国羽毛球邀请赛的只有福建、广东、上海、河北、江苏等五个省市队，52人（男30人、女22人）。在这次比赛中涌现出了一批新手，他们大多是新近从国外归来的华侨学生。老将中只有王文教参加单打比赛，但他在第二阶段比赛中因腰伤充权。另一位老将施宁安只能参加混双比赛。这反映了羽毛球运动员新旧交替的客观规律，成了这次比赛的一大特点。另一个特点是水平接近，实力相当，不少场次都打满三局才决出胜负。新手打得顽强，给名将很大威胁。不少运动员在朝快速、进攻的方向发展。这届各项比赛的前三名是：男子单打为黄鸿平（广东）、林建成（福建）、方凯祥（广东）；女子单打是林秀亮（上海）、梁小牧（广东）、陈婵娘（福建）；男子双打是杨人燧、林建成（福建）、徐权亨、周维建（广东）、方凯祥、黄鸿平（广东）；女子双打为朱秋琴、林秀亮（上海）、曾秀英、吴秀凤（广东）、黄金娇、欧阳媚（河北）；混合双打为施宁安、朱秋琴（上海）、黄鸿平、梁小牧（广东）、吴天想、欧阳媚（河北）。
　　随着国家经济势的变化，在上海邀请赛后，全国只有上海、广东、福建、湖南、湖北、云南等六省市仍保留有羽毛球集训队，坚持掌年训练。1961年和1962年没有进行全国比赛。由于市场供应紧张，营养严重不足，大部分运动员身体素质上降，难于完成训练计划。我国羽毛球队的教练和运动员们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锐意进取，发愤图强。广东、上海提出以快为主的指导思想；福建队提出了十年打败世界冠军的宏伟目标。当时虽然国家处于暂时的经济困难，市场物次匮乏，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难于完成训练计划。我国羽毛球队的教练和运动员们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锐意进取，发愤图强。广东、上海提出以快为主的指导思想；福建队提出了十年打败世界冠军的宏伟目标。当时虽然国家处于暂时的经济困难，市场物资匮乏，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但是海外华侨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和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无比信任，纷纷送子女回国求学。在这些归国华侨学生中，有不少羽毛球爱好者，他们中有的还加入了各省、市羽毛球集训队。他们为了中国羽毛球运动的更快发展，不仅带来了国外的羽毛球新技术，甚至不惜变卖从国外带来的纪念品和贵重物品，以保证身体所需的营养，完成训练任务。
　　在中国乒乓球队于26届世界乒乓球赛马中取得辉煌成绩及日本女排采用大强度训练法的启发和带动下，广东队在步法上增加了并步和蹬跳步，以杀后上网的打法，加速了前后场的连贯性，加快了场上的移动速度，体现了“快、狠”的风格。他们在1961年举行的福州邀请赛上，一举打败了全运会的冠军队福建队。而福建队也不甘失败，他们在训练中除学习了广东队的快速步法外，还强调手法上的一致性和突变性，做到快速、准确、多变。次年，福建队又打败了广东队。两队在竞争中闯新路，推动了中国羽毛球技术的革新和发展。
第五节 　打败世界冠军印尼队
　　在我国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中国羽毛球健儿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各队的训练走上了正轨，技、战术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积极主动、快速进攻”的风格已经初具雏形，各种打法和流派竞相斗妍，形势喜人。
　　1959年至1961年间，方凯祥、汤仙虎、侯加昌等华侨青年先后从印度尼西亚回到祖国，他们带来了国外羽毛球运动的先进技术与新颖打法。其后两年中，又有一批归侨青年吴俊盛、张铸成、薛从良、颜存彩等先后加入福建羽毛球队和国家羽毛球队，给队伍增加了新鲜血液。这些归侨青年热爱祖国、事业心强，训练刻苦，技艺高超，他们成了我国羽毛球运动的中坚力量。
　　日8月12日，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印尼羽毛球队访问我国。这次来访的印尼队是他们在1958年、1961年连续两届夺得世界男子团体冠军汤姆斯杯后组成的，阵容整齐，实力雄厚。结果我国家队、中国青年队、广东队、福建队、湖北队与之比赛十次共五十场，双方各胜二十五场。我国家队与印尼羽毛球队比赛一次五场以四比一胜。我国青年队与之比赛五次二十五场以十四比十一获胜；广东、福建两队与之各比赛一次五场均以三比二战胜对方。这次在中国境内与世界强手的比赛，震动了国际羽坛，国际羽毛球界的知名人士及报刊舆论对我国羽毛球队不得不刮目相看。
　　同年11月，我国羽毛球队参加了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中国羽毛球代表队组成如下：
　　领队：李葳
　　教练员：徐权芳、林丰玉
　　男队员：侯加昌、汤仙虎、林建成、吴俊盛、张铸成
　　女队员：梁小牧、陈玉娘、陈家琰、陈丽娟、林小玉
　　我国选手在新兴力量运动会的羽毛球比赛中，取得了女子团体冠军、男子团体亚军、男子单打第一、二名（汤仙虎、侯加昌）另外还取得了女子单打第二、三名、男子双打第二、三名，女子双打第二、三名的好成绩。当时由于政治形势的需要，中国运动员在这次比赛中仅获得女子团体和男子单打两项冠军。
　　中国羽毛球队在参加了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后应邀顺访了印度尼西亚的棉兰、泗水、马吉冷、万隆和雅加达，共进行六次三十五场比赛，结果分别以三比二、五比○两胜印尼联队，五比三胜东哇队，四比二胜中爪哇队，四比二胜西爪哇队，三比二胜雅加达队，六次比赛我获全胜，凯旋而归。
　　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的比赛，无疑对我国的羽毛球运动是一次最好的检阅。比赛结果证明，我们的训练方向是正确的，训练方法和手段是成功的，我们已拥有一批优秀的、堪与世界强手一争高低的运动员。如侯加昌、汤仙虎、方凯祥、陈玉娘、梁小牧、陈丽娟等，双打则有林建成/吴俊盛、颜存彩/郑青金、黄鸿平/傅汉询、方凯祥/侯加昌、汤仙虎/张铸成、陈玉娘/梁小牧等。通过新兴力量运动会上的考验和所取得的成绩，进一步激发了我国羽毛球教练员、运动员的干劲，增强了攀登世界羽毛球技术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1964年，印尼羽毛球队在蝉联三届世界男子团体冠军之后再次到我国进行访问。他们来访的队员绝大部分是参加世界冠军赛—汤姆斯杯赛的主力队员，包括男子单打世界冠军陈有福等，是历次访华的印尼羽毛球队中实力最强的一支队伍。这次来访的印尼羽毛球队隈容之所以安排如此强大，其目的很明显，试图决一雌雄。比赛结果大出人们所料，我国羽毛球队道战出四比一获胜；广东队与之两战均以三比二的比分奏捷。同年11月，我国羽毛球队再次回访印尼，又取得了各次比赛的全部胜利。这一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我国羽毛球运动的技术水平已赶上了世界强队的水平。
第六节 首次全国羽毛球训练工作会议
　　为了及时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羽毛球运动技术水平，国家体委于日至28日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羽毛球训练工作会议。这既是一次总结会，又是一次动员向世界高峰攀登的誓师会。
　　这次训练工作会议上，大家回顾了十余年来中国羽毛球运动的发展情况，交流了各省、市羽毛球训练工作的经验，讨论了我国的羽毛球运动的风格、单、双打技术和身体训练等问题。这次会议总结并明确了我国羽毛球运动“快、狠、准、活”的技术风格，规定了“以我为主，以快为主，以攻为主”的发展方向。
　　“快、狠、准、活”的具体内容是：
　快：出手动作快，判断反应快，步法移动快，击球起动快，战术变化快。
　狠：凶狠果断，落点准确，以杀为主，多点进攻，抓住有利时机，一拍解决问题。
　准：能在快速凶狠与灵活变化中正确地掌握技术，运用自如。
　活：有勇有智，机动灵活，善于适时地变化打法。
　　这次训练工作会议之后，各队立即掀起了一个训练高潮，特别是狠抓了步法与手法的系统训练，狠抓了“快、狠、准、活”风格的培养。不久，中国羽毛球健儿在技术上取得了很大突破，创造了平高球、网前搓球和头顶扣杀，发展了快吊、劈杀及后场高、吊、杀和网前搓、推、勾的连贯一致性。在步法上也有突破。不仅在单打技术中有创造性发展，在双打技术上也有明显的进步与发展。他们在技术、战术发展方面的速度及内容，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运动员所不能比拟的。与此同时，适合我国特点的各种打法，像百花园里的奇花异卉竞相开放。欧、亚舆论这样评论中国羽毛球健儿：“中国球是基本技术好，打来不可思议地快速准确。”“中国之强，在于它的速度和力量。”“当我们下场后不久，只转眼功夫便被他们领先十一比零或十二比零。”
　　这次全国羽毛球训练工作会议，是我国羽毛球运动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之所以重要，其意义在于，在新中国成产之后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在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遵循和借鉴的情况下，我们吸收外国的长处，紧密结合我国的实际，“走自己的路”，闯出一条攀登世界羽毛球技术高峰的路子。这次训练工作会议，广开言路，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把上述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加以总结和提高，为我国羽毛球事业以后突飞猛进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成绩和荣誉面前，中国羽毛球队并不感到满足，而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无数事实证明，中国羽毛球队的确是一支朝气蓬勃、团结战斗的队伍，是一支思想好、技术精、能打硬仗的队伍。
第七节 远征北欧
　　1965年举行的第二届全国运动会上的羽毛球比赛检验了第一次全国训练工作会议所确定的技术风格和发展方向。比赛的全过程表明，我国羽毛球技术水平又有了新的提高。其主要标志是：进攻技术加强了，即提高了在快速运动中完成技术动作的能力，战术运用更灵活了，以快速拉吊突击和杀和积极封网配合快速拉吊为主的打法基本成型了。
　　同年10月，我国羽毛球队应邀访问了号称欧洲的羽毛球王国的丹麦和欧洲羽毛球强国瑞典，并参加了在丹麦举行的国际羽毛球邀请赛。这是一次检验我国羽毛球运动水平的极好机会，也是一次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良好机会。中国羽毛球队是由广东、福建、湖北的运动员组成的，从7月就开始了集训，并作了较认真的准备。
　　我国出访欧洲的羽毛球队组成情况如下：
　　领队：雷浩
　　教练员：王文教
　　男队员：汤仙虎、侯如昌、方凯祥、林建成、吴俊盛。
　　女队员：陈玉娘、梁小牧、陈丽娟
　　访问丹麦我们共出战二十四场，每战奏凯；访问瑞典我们出战十场，获得全胜。我国羽毛球队在访丹麦、瑞典的三十四场比赛中，除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的两场是以二比一取胜外，其他场次均以二比○的明显优势获胜。在丹麦举行的国际邀请赛中，最后五个项目的决赛除女子双打是在中、丹两国运动员间争夺外，其他四个项目的决赛都在我国运动员之间进行。我国运动员方凯祥和汤仙虎在这次比赛中分别以15∶6、15∶10和15∶5∶、15∶0的优势，先后击败了曾经六次蝉联全英锦标赛单打冠军的埃尔兰·考普斯，至今仍传为佳话。
　　中国羽毛球队这次欧洲之行，引起了世界羽坛的重视。我国运动员的快速进攻的打法，更使世界羽坛人士惊叹不已。当我国羽毛球队于10月16日抵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当晚，丹麦电视台在体育新闻中介绍中国羽毛球队的题目是：“黄种人会打羽毛球吗？”但是在与他们经过了二十四场较量后，当地的各种报刊就争先报导，赞不绝口。《贝林时报》评论道：“速度快得像闪电的中国人，把丹麦选手一扫而光。”《政治报》写道：“中国人的打法是轻巧而富于艺术性和浪慢性的。毫无疑问，中国将在未来的国际比赛中显露峰芒。”《日德兰邮报》以“中国人比丹麦优秀的羽毛球选手高一级”作为标题，文中写道：“他们（中国人）对球路的判断力简直了不起，他们的动作虽小，但非常有力。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击杀动作，他们都是跳起来在空中击球的。”瑞典的《南瑞典报》写道：“中国羽毛球队第一次在欧洲露面，就表现出了它在世界羽坛的领先地位。中国运动员出色地弹跳能力，熟练多样的打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选手以快速和有力的攻球完全战胜了丹麦的羽毛球明星。”《斯德哥尔摩新闻》的评价是：“中国人很快登上了顶峰，现在他们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羽毛球选手。”
　　中国羽毛球队访欧回国后，贺龙副总理亲切地接见了全队成员，并请大家吃了饭。席间，贺龙副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学生怕（考试）吃鸭蛋，我今天就是要请你们吃烤鸭，要求你们从零开始，攀登高峰。”并谆谆告诫队员不要自满，勉励队员们要又红又专。贺龙副总理还指示：把丹麦羽毛球队请来，苦战一百天，不仅国家队要赢，二线、三线、地方队都要赢，要打得丹麦队服气（注：我访欧比赛丹麦队全线崩溃，他们归结于比赛季节不是他们最好的竞技阶段）。
　　日至5月4日，由丹麦羽毛球协会副主席阿纳·布鲁恩为领队的丹麦队集中了国内的精兵良将，阵容强大，其中不仅有男子单打世界冠军科普斯，还有当年丹麦全国男子单打冠、亚军——斯文·安德森、埃里克·尼尔森等。丹麦队访华期间，与我国羽毛球队共赛八次四十场，结果我们胜了三十三场，对方仅胜七场。我国家一队出赛两次共十场以十比○胜；国家二队出赛两次共十场以九比一胜；上海、湖北两队各出赛一次共十场每战皆胜；福建、广东两队各出赛一次共十场也均获全胜。其中，我国家一队的汤仙虎与丹麦冠军安德森对阵两次，以15∶7、15∶3及15∶0、15∶2的悬殊比分轻取胜券。湖北队的年轻新秀杨美良亦以10∶15、15∶5、15∶13的成绩攻克了这位欧洲名将。中国队的胜利，完全实现了贺龙副总理提出的要求。
　　中国羽毛球队在这个时期与世界强队各次比赛连战皆捷，说明我国当时的羽毛球运动技术水平不仅跃上了世界先进水平，而且这种水平一直是比较稳定的。此时，外电外报称誉我国家羽毛球队为“冠军之冠军”和“无冕之王”。可以说，这个时期称得上是中国羽毛球运动的“黄金时代”。
第八节 成功之路
　　1963年至1966年，中国羽毛球队不仅挫败了欧洲的第一流强队，还接连几次击败了世界冠军印尼队，威震国际羽坛。中国羽毛球队为何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强队呢？
　　一、树雄心立壮志
　　根据我国羽毛球运动底子薄、起点低的状况，我国羽毛球工作者有着强烈的责任感，立志要为中华民族争气，要为祖国争光。他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出了“打败世界冠军”的响亮口号。羽毛球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个个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在攀登世界羽毛球技术高峰的征途上勇往直前。在平时训练中，每个人都勤学苦练，自觉完成训练计划，相互切磋球艺成风，有的还加班加点苦练，对技术精益求精。比赛中，运动员敢于挑重担，争相要求打硬仗。访欧时，面对六次世界冠军获得者考普斯，又是不摸底的交战，方凯祥请战说：“平时勤学苦练，就是为了打硬仗做准备的，我要全力以赴打好这场球，即使输了，也能让其他同志摸到对方的情况。”他打响了头一炮，大大鼓舞了全队的士气。运动员在每局比赛中顽强拼搏，每球必争，每得一分都从“零”开始。汤仙虎把世界冠军打了个15∶0，陈玉娘更是创造了四局11∶0的优异成绩。即使在不利的情况下，运动员敢于拼到底。侯加昌在比赛马中不幸眼睑受伤，他忍痛坚持比赛，博得了观众的赞扬与好评。梁小牧对全丹冠军斯特兰德的一场比赛中，梁第一局胜，但第二局形势却十分危急，以6∶10落后，只要再丢一分，这局就完了。她心想：“比分未到十一分，我就不算输，还要和你拼到底，即使这局输了，也要消耗你更多的体力，为下一局的比赛创造有利条件。”由于她心胸坦荡，思想上没有包袱，发挥了水平，终于以12∶10反败为胜。混合双打是我们的弱点，但这是对方指定的比赛项目，我队方凯祥、陈丽娟仅在出国前不久才开始合作练习，比赛中也敢去拼。他们说：“我们看他们是洋人，在他们眼里，我们也是洋人。”比赛开始后，他们即以高昂的士气压倒对方；胜利信心十足，最后以2比1获胜。看来，一个人或一个集体有没有雄心斗志，它是事业成功的关键。运动员有了远大的抱负，明确了为祖国而打球的目的，精神力量就可以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二、汲取国外先进技术为我所用
　　中国羽毛球界的同志们正视自己的不足，不墨守成规，虚心向羽毛球先进国家学习，拜人为师。那时，印尼的羽毛球运动水平已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我们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不仅使我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学到了新技术，同时找到了自己的技术、打法上的差距，增强了我国羽毛球健儿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心。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一批印尼华侨青年先后回国，他们带回了国外先进的羽毛球技术的打法，对当时及以后我国羽毛球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
　　实践证明，认真吸取国外的先进技术，经过消化和吸收，为我所用，用迅速攀登世界技术高峰的正确途径。它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三、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
　　中国羽毛球界的同志们深深知道，学习人家的经验是一个重要方面，而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没有自己的创新，只能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老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路，那只能永远落于人后。他们根据我国运动员身材虽不高大但机智灵活的特点，认为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以攻为主的指导思想，贯彻“快、狠、准、活”的技术风格，以加速度来改变当时国际羽坛慢、稳、守的打法，开创一条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新路。
　　“快”字当头的指导思想确立后，在加快速度这一主要矛盾。身体素质训练总在一般身体训练的基础上注意结合专项身体素质训练，而且常年不断地进行。在步法上敢于创新，并形成了具有我国运动员特色的步法训练体系，其中突出地表现在垫步的运用和后蹬、跨、跳步的结合上。为了适应快的要求，在手法上也有所改革，形成了“动作小、出手快、击球点高、爆发力强”的特点。并在步法快速到位的基础上，在手法上发展了几种进攻技术和战术，如网前搓球（使球翻滚过网）、劈杀、劈吊、推球、连续扣杀、快拉快吊、发球抢攻、突击进攻、头顶扣杀等。在单打项目中进一步创造了快拉快吊结合突击进攻和杀吊上网控制网前这样两种典型的先进打法。前种打法的特点是：拉吊快速，球路多变，突击凶狠，步法灵活，打得较稳；后种打法的特点是：以快吊和扣杀压住对方，或搓或推加强封网意识，出其不意，伺机扣杀，以快狠为主，快中求准。这两种快攻打法的代表人物是汤仙虎和侯加昌。汤、侯二人的技术造指和战术素养，至今仍为国内外羽坛所称颂。
　　四、贯彻“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
　　羽毛球运动是一项速度快、力量强、灵敏性高、耐力好的对抗性运动项目，它对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及机能的要求是很高的。要贯彻“快、狠、准、活”的技术风格，必须具有充沛的体力。我国羽毛球队十分重视身体训练，并在身体和技术训练中认真贯彻执行“三从一大”（从难、从严、从实践出发开展大运动量训练。）的训练原则。不仅天天坚持训练，每次训练课长达五小时。科研工作者曾作过测验：一个男运动员经过一场在运动量的训练后，体重减轻5公斤左右。人们常可看到男女羽毛球运动员训练后，不仅是运动衫裤全被湿透，甚至从发梢到鞋后跟都是汗水。他们这种为攀登世界技术高峰而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受到了人们的称道。
　　我国各羽毛球队坚持了多年的大运动量训练，逐步提高了他们的身体素质，基本功日益扎实过硬，技术日臻熟练而全面。临场比赛竞技状态良好，能自始至终较好地发挥快速打法，因而屡屡取得好成绩。中国运动员的速度快、体力好获得了外界的好评。
　　队员们由于坚持了“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不仅练就了过硬的技术和体力，而且培养了坚忍不拔的斗志，增强了比赛胜利的信心。陈玉娘在访丹的一次对抗赛中，虽然途中劳累（从哥本哈根先坐一个半小时火车，再乘两个多小时的轮船，只休息一会就投入比赛），又适逢例假，仍然敢于承担比赛任务。她在对巴尔纳科夫的第一局比赛中先以3∶8落后，但毫不气馁，稳定自若，坚持每分必争，每球必追，终于以11∶8反败为胜。在第二局比赛中陈乘胜追击，又以11∶1的悬殊比分获胜。陈的获胜，使丹麦朋友对中国运动员的体力和斗志惊叹不已。
　　老一辈羽毛球运动员因为当年坚持了“三从一大”的训练，基础打得扎实，所以他们保持了较长的运动寿命（有的达20年）而长盛不衰。这一宝贵经验是我们攀登高峰的物质基础。
　　中国羽毛球队的历史经验很值得我们现在的运动员借鉴。当然，中国羽毛球队的成功之处远远不止是上述这些，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整理。另外，成绩只能说明过去，经验也不能一成不变。问题就在于要根据世界羽毛球运动的发展趋势和本国的国情，不断提出、研究和解决新问题，使我们的经验不断丰富和完善。这是克敌制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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